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181号
【裁判摘要】侵权责任法保护民事主体合法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债权属于债权人合法的财产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随意侵犯。债权发生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缺乏公示性。一般情况下，债权人应通过合同救济主张权利。认定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应从严把握。当债权人权利救济途径已经穷尽，债权债务关系之外的第三人，如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债权债务关系存在，且违反以保护该债权为目的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或违背公序良俗，造成债权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行为人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2：【解读】企业资不抵债、濒临破产时无偿划转股权给他人，具有逃废债务故意，接收人未支付合理对价的，应当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案号】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湘31民终82号
【一审诉讼请求】周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两被告与两第三人于2019年6月18日签订的《吉首市祥和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和债务清偿协议》因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及公司的合法权益而依法无效；2.判决原告在同等条件下（被告熊某某与被告蔡某在2019年6月18日签订的《吉首市祥和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和债务清偿协议》中约定的零对价）有权优先购买被告熊某某在第三人吉首市祥和置业有限公司持有80%的股份；3.判令诉讼费由两被告和两第三人承担。
【二审判决】一、确认原告周某某对被告熊某某持有并对外转让吉首市祥和置业有限公司持有80%的股份，在同等条件下（具体以2019年6月18日《吉首市祥和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和债务清偿协议》中约定的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及期限）具有优先购买权。"；二、撤销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法院（2019）湘3101民初23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熊某某与蔡某以及祥和置业公司、本草公司于2019年6月18日签订的《吉首市祥和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和债务清偿协议》无效。"；三、驳回被上诉人周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案涉《股权转让和债务清偿协议》的合同主体均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无证据证明案涉合同主体作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案涉合同主体的缔约行为及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违背公序良俗。虽然，周某某以该合同存在处分其股权及损害其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但是，股权转让合同仅为股权转让行为的依据，而股权转让行为的实施才导致股权变动的结果，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必然导致股权变动的结果，周某某提出的诉讼理由不足以否定该合同的效力，据此，案涉《股权转让和债务清偿协议》应认定为有效合同。．．．．．．本案中，熊某某在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的情形下，与股东以外的主体签订股权转让性质的协议转让股权，已造成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后果，故对于被上诉人周某某于原审中提出按同等条件优先购买案涉股权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委托合同约定不得擅自解除合同能够排除任意解除权，在无法定解除事由的情况下一方不得随意解除合同。
【解析】另外观点认为：即使违约排除任意解除权，委托合同以信赖为基础，在丧失信赖的基础上仍然可以行使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
摘要2：【注解１】（１）根据《民法典》第933条规定，委托合同当事人任意一方均享有法定的任意解除权；（２）无偿委托情形下，解除权抛弃特别约定无效；在有偿委托情形下，委托合同约定放弃任意解除权原则上有效，除非这种限制违背公序良俗或者出现不得不解除合同的情形。——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019.委托合同当事人能否通过约定放弃任意解除权
【注解２】投保人任意解除权限制——（１）《保险法》第１５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即保险合同可以约定排除投保人任意解除权。（２）《保险法解释三》第１７条规定：“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当事人以其解除合同未经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同意为由主张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已向投保人支付相当于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款项并通知保险人的除外。”即“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已向投保人支付相当于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款项并通知保险人”可以排除投保人任意解除权。
摘要1：【要旨】恶意串通肯定说。即使无直接证据证明主观恶意的存在，人民法院在积极查明案件事实、全面分析案件情况的基础上，通过整理归纳现有间接证据所形成的证据链亦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人民法院综合评判合同的交易背景合同的签订时间、合同订立主体的关联关系、合同的约定内容以及合同的实际履行等重要因素，能够依法证明恶意串通事实之存在。恶意串通反映的是当事人的主观心态，证明标准应采用更为严格的“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本案乙公司将原本计划质押给甲公司的股票，在甲公司起诉前短时间内质押给李某并办理质押手续，达到转移财产的目的；李某与乙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李某在明知乙公司负有巨额债务的情况下，仍将乙公司唯一的财产用作质押并签订不合理的独立条款，上述行为足以证明其与乙公司签订合同时具有主观恶意。李某的实际借款金额远低于合同约定金额，但其未作出合理解释。乙公司与李某的行为客观上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综合以上证据，合议庭法官内心确信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可以认定为双方存在恶意串通而导致《质押合同》无效。
摘要2：【解读１】恶意串通行为之构成要件：（１）主观上有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的恶意：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恶意须是他们真实的意思表示（区别于通谋虚伪和重大误解的关键）；（２）主观意思及客观行为的相互串通；（３）具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之可能性（损害不必现实性）。
【解读２】恶意串通行为之法律效果：恶意串通的行为无效。
【解读３】恶意串通行为与通谋虚伪表示之区别：（１）恶意串通行为中达成的合意是意思表示真实一致的体现；通谋虚伪表示中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是虚假的。（２）恶意串通行为的内容违背公序良俗，具有违法性；通谋虚伪表示是由于意思与表示不一致导致的意思瑕疵。（３）恶意串通行为的主观上要求须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之目的，客观上要求存在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现实之可能性；通谋虚伪表示没有这样要求。
【解读４】恶意串通与债权人撤销权区别：（１）证明标准上恶意串通更高；（２）债权人撤销权存在除斥期间。
【解读５】恶意串通行为造成实际损害之后，同时可构成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背俗侵权（《侵权责任法》第８条规定）。
摘要1：解读：根据《民法典》第１９６条第３项之规定，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注释１】不具有财产利益内容的人格请求权（停止侵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请求权等）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注解２】具有财产利益内容的人格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存在争议。
【注解３】不具有财产利益内容的身份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注解４】具有财产利益内容的身份请求权其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应以其是否关涉公序良俗为标准——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摘要2：【注解１】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权——（１）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必须以特殊身份的存续关系为条件；（２）特殊身份关系不再存续的情形下，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注解２】因亲属法上的法律事实而发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注解３】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请求权，申请法院执行期间也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１）申请执行抚养费的案件不适用申请执行时效的规定；（２）在抚养法律关系存续期间，给付抚养费的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亦不应适用申请执行时效的规定。
摘要1：解答：根据《民法典》丢１５３条、第１７９条第２/３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１条之规定，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认定无效包括５种情形：（１）无／超越资质等级：承包人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２）挂靠：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３）必须招标未招标／中标无效：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４）转包、违法分包；（５）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且在起诉前未能取得、不存在发包人能够办理审批手续而未办理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一、陈力等侵犯著作权罪案【典型意义】本案是境内外人员分工合作，以境外服务器为工具，专门针对热门影视作品，通过互联网实施跨境侵犯著作权罪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在判决中对“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海量侵权案件中“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做出了准确认定，对八名被告人均判处实刑并处追缴违法所得，特别是处以财产刑，彰显了我国严厉制裁涉网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坚定决心。
二、杭州华泰一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深圳市道同科技发展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案【典型意义】互联网时代下，电子证据大量涌现，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为电子证据的取证存证带来了全新的变革，同时也亟待明确电子证据效力认定规则。本案系全国首次对区块链电子存证的法律效力进行认定的案件，为该种新型电子证据的认定提供了审查思路，明确了认定区块链存证效力的相关规则，有助于推动区块链技术与司法深度融合，对完善信息化时代下的网络诉讼规则、促进区块链技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与济南众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典型意义】本案详细论证了电子数据取证系统按照统一规范固定的证据，具有事后可追溯性等应予以采信的理由，是丰富权利人取证手段、降低权利人取证难度、减少维权成本的典型案件。
四、常文韬诉许玲、第三人马锋刚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典型意义】本案是全国首例涉及“暗刷流量”交易的案件。网络产品的真实流量能够反映网络产品的受欢迎度及质量优劣程度，流量成为网络用户选择网络产品的重要因素。本案从产业层面上揭示了互联网经济的流量属性和“暗刷流量”的危害性，并在判决中明确，以“暗刷流量”交易为目的订立的合同，违背公序良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双方当事人不得基于“暗刷流量”合同获利；法院对交易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获利，应予收缴。该判决对“暗刷流量”的否定评价，对于构建网络诚信秩序、净化网络道德环境、提高网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五、俞彬华诉广州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典型意义】本案对网络环境下，如何合理分配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争议事实的举证责任进行详细论述，并结合网络服务合同中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确立了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均应负有网络虚拟财产安全保护义务的规则，提出双方应当根据在履约过程中的过错程度，衡量双方过错对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合理分配责任比例的处理原则
摘要2：（续）本案判决为妥善调处网络虚拟财产相关纠纷、确立网络平台责任规则、完善网络侵权责任制度提供了范例，有利于提高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水平，亦有助于加强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促进互联网经济的健康发展。
六、酒泉九眼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与酒泉市瀚森瑞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
【典型意义】商誉是经营者在市场经营活动中对其产品或服务的市场推广、技术研发以及广告宣传等领域经过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企业形象和市场评价，是企业赖以生存的无形资产。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微信朋友圈逐渐改变了社交平台和交易方式，但其并非法外之地。通过微信朋友圈等互联网平台捏造、散布虚假的、易于引起公众误解的信息，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足以使相关公众产生误导性的恶劣影响，构成商业诋毁类不正当竞争行为。法院判令翰森瑞达公司在原微信朋友圈刊登声明消除影响，丰富了消除影响责任适用的具体方式。
七、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完美世界（北京）软件有限公司与北京火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昆仑乐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害改编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涉及如何认定网络游戏与文字作品间使用关系的典型案例。判决进一步明确了改编权的保护范围，为知名文学作品的市场开发和游戏产业的规范运营提供了指引，对类似案件的审理具有借鉴指导意义。判决判令火谷网、昆仑乐享公司、昆仑万维公司赔偿明河社损失1600万元，充分反映了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切实保障了权利人获得足额赔偿，体现了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司法导向。
八、天津市嘉瑞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诉徐桂珍、邓艳辉、赵振全、天津多维斯地毯有限公司、天津欧豪雅地毯有限公司、第三人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典型意义】通知删除规则是解决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间侵权争议的重要法律规则。本案系电子商务经营者虚构事实骗取作品登记，向网络服务平台发出恶意通知，致使同业竞争者利益被损害而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典型案例。本案对引导权利人正确行使通知删除权利，遏制恶意投诉行为，维护诚实信用、公平规范的网络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九、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诉数推（重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谭旺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十、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诉深圳微源码软件开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311号
【裁判要旨】合同已经解除，一方起诉请求确认该合同效力如何处理？——（１）双方签订的合同已经解除，作为原告的其中一方起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该合同的效力，此时确认效力之对象实际已不复存在，其也没用提出其他任何与合同履行或浩特效力相关的诉讼请求，缺乏诉的利益，故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２）受诉法院基于原告起诉时合同已经解除的事实状态，认定该合同失效，实系指该合同对当事人再无拘束力，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辽民终1451号
【解读】（１）许某某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确认唐某某与许某某于2006年7月1日签订的《海底承包合同》具有法律效力；（２）一审法院认为：唐某某未经政府准许私自向许某某违法发包海域的行为，属于非法转让海域，违反了《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判决：确认许某某与唐某某签订的涂改日期为2006年6月15日的《海底承包合同》无效；（３）二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通过上述规定可知，合同自解除时起失效。本案中，唐某某在二审中主张其与许某某签订的涂改日期为2006年6月15日的《海底承包合同》早已解除，且2018年4月23日许某某在原审法院（2018）辽72民初29号的笔录中也确认其与唐某某签订的涂改日期为2006年6月15日的《海底承包合同》在该案诉讼发生之前早已解除，故许广发与唐陆兴签订的涂改日期为2006年6月15日的《海底承包合同》已于解除之时失效，故许某某要求对已解除失效的涂改日期为2006年6月15日的《海底承包合同》确认有效的诉讼请求显然不能得到支持。虽然原判以许某某与唐某某签订涂改日期为2006年6月15日的《海底承包合同》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实质上是违反了公序良俗，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为由确认该合同自始无效不当，但根据许某某与唐某某签订的涂改日期为2006年6月15日的《海底承包合同》在本案诉讼时的自然状态未支持许某某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故本院对原判的判决理由不予认可，但对原判结果予以维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摘要1：解读：（１）因限购政策而导致无法办理过户手续属于买受人对政策限制的忽略；（２）买受人明知当地限购措施无法办理房屋登记而购买房屋，买受人对于房屋不能办理过户登记存在过错，不能排除强制执行。
摘要2：【注解】借名人与出名人为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签订的借名买房合同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不能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328号
摘要1：解读：法院依职权裁定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情形——（１）法院认定执行该公证债权文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２）法院认定执行公证债权文书违背公序良俗的，裁定不予执行。
摘要2：【注解】（１）因民间借贷形成的公证债权文书执行中文书载明的利率超过法律规定上限，法院应依职权对超过的利息部分不纳入执行范围；（２）当事人对纳入执行范围的利息金额有异议的，可以提出执行行为异议（非提出不予执行公证书）。——参考案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京执复131号
摘要1：解读：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的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条件包括——（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２）且不存在民法典第１４４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事实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１４６条（虚假意思表示行为无效）、第１５３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１５４条（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规定情形；（３）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３条规定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情形（贷款转贷无效：资金转贷无效；职业放贷无效；明知违法范围无效；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效；违背公序良俗无效）。
——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0３１.非金融性质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是否受法律保护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543号
【裁判要旨】“借名买房”情形下借名人对于房屋的权利可以排除强制执行——
（１）不动产物权登记产生的公示公信效力，亦仅是一种推定效力，登记行为本身不产生物权，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其为真正权利人时可以推翻不动产登记的推定，维护事实上的真实。
（２）当事人之间确存在借名购房关系，借名人也也提供证据证明其系案涉房屋实际出资人及占有人，房屋因尚未还清银行贷款未及时变更产权登记。且借名人通过借名买房，将真实物权登记于出名人名下，并非为了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国家、地方政府限购政策，亦不违背公序良俗，符合法律关于当物权登记与实际权利状况不符时，以实际权利状况为依据认定事实的情形，借名人对于房屋的权利能够排除强制执行。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民法典》第５０５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本法第一编第六章第三节和本编的有关规定确定，不得仅以超越经营范围确认合同无效。”（２）《合同法解释一》第１０条“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不再适用。
摘要2：
摘要1：解读：《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２条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违背公序良俗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所称的“交易习惯”：（一）当事人之间在交易活动中的惯常做法；（二）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一方承担举证责任。
【注释１】《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２条明确规定交易习惯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注释２】特殊地区（行业）交易习惯只要求“交易对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而不要求当事人双方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摘要2：【注解】交易习惯与任意性规范哪个优先适用？——（1）当事人约定依照交易习惯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或者交易习惯可以表明当事人“另有约定”，交易习惯优先于任意性规范适用；（2）当事人并不知晓特殊地区（行业）习惯的交易习惯，则任意性规范优先于交易习惯适用。
摘要1：解读：《民法典》第１４６条（原《民法总则》第１４６条）新增规定——（１）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虚假意思表示有悖于意思自治原则——虚假意思表示订立的合同效力上一律认定无效）；（２）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解析１：《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４条第１款规定——
（１）当事人之间就同一交易订立多份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中以虚假意思表示订立的合同无效。
Ａ．事人为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虚假意思表示隐藏真实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款的规定认定被隐藏合同的效力；
Ｂ．当事人为规避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规定，以虚假意思表示隐藏真实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５０２条第２款的规定认定被隐藏合同的效力。
（２）依据前款规定认定被隐藏合同无效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的，人民法院应当以被隐藏合同为事实基础，依据民法典第１５７条的规定确定当事人的民事责任。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解析２：《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４条第２款规定——
（１）当事人就同一交易订立的多份合同均系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其他影响合同效力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明各合同成立先后顺序和实际履行情况的基础上，认定合同内容是否发生变更。
（２）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变更合同内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的相应变更无效。
解析３：为规避税收征管、骗取贷款额度等目的签订阴阳合同应当按照隐藏合同约定继续履行（隐藏合同不因此无效）。
摘要2：【注解１】（１）对于通谋虚伪行为，当事人可以根据《民法典》第１４６条规定请求确认虚假表示行为的合同无效；（２）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５３条规定对诉讼请求的法律关系真实性提出抗辩，由法院驳回不真实法律关系的诉讼请求；（３）《民法典》第１４６条针对的是虚假表示行为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５３条针对的是驳回虚假表示行为的诉讼请求。
【注解２】不能仅以存在通谋虚伪便认定合同无效——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无效但隐藏意思表示有效，不能直接认定合同无效，而只能认定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无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２２）最高法民申706号
【注释】《民法典》第１４６条第１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２款规定“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第１５７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１）因虚假意思表示而无效的情形，应当按照隐藏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处理；（２）不适用《民法典》第１５７条关于无效合同之返还不当得利等处理方式。
【注解３】通谋虚伪表示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双方当事人通谋所为的虚假意思表示,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绝对无效的法律后果，但在虚假表示的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并不当然无效：（１）当第三人知道该当事人之间的虚假意思表示时,虚假表示的无效可以对抗该第三人；（２）当第三人不知道当事人之间的虚假意思表示时,该虚假意思表示的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904号
【裁判摘要】合伙协议就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的特别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应认定其合法有效，合伙人应严格遵守该约定。合伙协议已经明确约定合伙人之间转让合伙财产份额需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在其他合伙人未同意合伙财产份额转让之前，当事人就合伙财产份额转让签订的转让协议成立但未生效。如其他合伙人明确不同意该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则转让协议确定不生效，不能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履行力。当事人请求履行转让协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民法典》及《合伙企业法》并未规定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内部转让的条件，仅规定合伙人之间转让财产份额的，应当通知其他合伙人。（２）一般而言，财产份额内部转让不会对合伙企业人合性产生影响，故立法并未要求财产份额内部转让需要取得其他合伙人同意，否则可能限制了合伙人对财产份额财产属性的处分权利。但对于合伙协议中就财产份额内部转让需取得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特殊约定，最高院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对此予以肯定。最高院进一步认为该特殊约定是对财产份额内部转让协议本身的限制，是合同生效的条件，而不是在协议履行层面上的限制，产生的后果是财产份额受让方无法主张违约责任。
摘要1：【案号】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豫01民终1484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杨某未上诉，但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予改判，理由如下：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及公序良俗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法的立法宗旨，司法裁判对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当依法予以支持和鼓励，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郑州市有关规定，市区各类公共交通工具、电梯间等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公民有权制止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的吸烟者吸烟。该规定的目的是减少烟雾对环境和身体的侵害，保护公共环境，保障公民身体健康，促进文明、卫生城市建设，鼓励公民自觉制止不当吸烟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杨某对段某某在电梯内吸烟予以劝阻合法正当，是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行为，一审判决判令杨某分担损失，让正当行使劝阻吸烟权利的公民承担补偿责任，将会挫伤公民依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积极性，既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也与民法的立法宗旨相悖，不利于促进社会文明，不利于引导公众共同创造良好的公共环境。因此，一审判决判令杨某补偿田某某15000元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闽01民终7566号
【裁判摘要】建设部《住宅设计规范》亦规定，卫生间不应直接布置在下层住户的卧室、起居室（厅）和厨房的上层。本案中，王某某装修房屋虽属行使自己的权利，但是不能越过正当合理的限度，并且应当积极预防和避免对相邻他方造成不利影响。王某某在装修房屋时将厨房改设在没有防水要求的客厅上、又将原厨房位置改建成卫生间，擅自改变了房屋原设计规划和房间用途，违反了上述规定。而且，房间的功能不同，对设计和施工的要求也不同，特别是对于厨房和卫生间，其排水管、地漏、便器位置等均是整体设计规划好的，装修时不应擅自改变设计图纸确定的厨房、卫生间位置。王某某将厨房改建为卫生间，必然要在楼板中重新铺设排污管道，破坏原来的防水层等设施，且其装修行为使得陈某某的厨房上对着其卫生间，改建的卫生间所产生的排水、噪音等足以对陈某某的生活环境及消费心理造成影响，此种行为也有违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德。因此，对陈某某生要求王某某将其房屋中改建的卫生间恢复为原设计的厨房功能的诉讼请求，可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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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根据《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款之规定，劳务分包企业不具有相应资质原则上属于不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不应当轻易认定劳务分包合同无效。
摘要2：【注解】不具备劳务资质的企业与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效力——（１）［主流观点］认为违反《建筑法》第２６条第１款、《民法典》第７９１条第３款规定，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一）》第１条第１款第１项规定，此类劳务分包合同应属无效；（２）另外观点认为，劳务分包本质上不属于工程分包，不应纳入“工程分包”合同效力进行评判。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民再156号
【裁判摘要】离婚案件实现风险代理不符合公序良俗而合同无效——首先，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共同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但下列情形除外：（一）婚姻、继承案件……该条明确规定婚姻案件禁止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上述收费管理办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规范律师服务的行业规章，对律师的服务收费行为做出的统一规范性规定，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未能明确，却又对行业稳定发展至关重要的收费问题，该收费管理办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设立初衷并不相违背。山东省物价局、山东省司法厅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制定了《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和《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第十二条亦明确规定，涉及婚姻、继承案件不实行风险代理收费。齐鲁律所作为从事法律服务的专业机构，应当清楚上述规定中关于律师收取服务费的相关规定，但其在代理韩真玉离婚诉讼过程中，仍与韩某某签订具有风险代理收费内容的合同，其约定风险代理收费部分的条款违背上述禁止性规定。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姻家庭和睦才能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离婚诉讼案件除涉及个人利益外，更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社会秩序和社会风尚，即公序良俗。离婚案件实行风险代理，不能排除利益驱动因素，不利于维护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因此，离婚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不符合公序良俗。齐鲁律所与韩某某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收费条款的约定，不仅违背上述禁止性规定，亦有悖于公序良俗，不利于社会和谐和社会公共利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法定情形的规定，故本案委托代理合同中风险代理收费的约定应认定无效，原审判决认定委托代理合同中风险代理收费的约定有效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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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民终295号
【裁判要点】如股份隐名代持协议涉及上市公司兼并重组过程中的股份权属，协议效力认定应根据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考量协议是否触及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包括是否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公序良俗等，并结合股东持股比例、对上市公司影响大小等因素进行审慎判断。如代持协议认定无效，相关投资收益归属、损失分担应结合公平原则、过错程度等因素予以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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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494号
【裁判摘要１】第一，关于合同无效的主张与审查。首先，对于民商事合同纠纷的处理应当秉持“鼓励交易”的原则。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应当尽可能尊重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达成的合意，在当事人未主张的情况下不能依职权变更或者撤销合同。其次，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人民法院仍应依法审查合同是否存在违背公序良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无效情形，此种审查为依职权审查，不以当事人主张与否为转移。因此，即使合同当事人不主张合同无效，仅要求判令解除合同或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人民法院仍可依职权认定合同无效，并向当事人释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引导当事人重新调整诉讼请求。．．．．．．第二，关于合同无效的审查依据。．．．．．．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应慎重判断“强制性规定”的性质，特别是要在考量强制性规定所保护的法益类型、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交易安全保护等因素的基础上准确认定其性质。下列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交易标的禁止买卖的；违反特许经营规定的；交易方式严重违法的；等等。应当指出的是，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第三，关于涉案合同的效力。首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的《公告》虽不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或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但其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故不能仅因其非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属性就不予考虑。其次，从规范对象层面加以审视，《公告》是国家有关职能部门针对特定金融风险防范联合发布的文件，规范的对象是利用融资交易平台从事代币或“虚拟货币”的融资交易行为和交易服务行为；而涉案合同约定的交易事项是建金公司委托玖星公司开发数字货币交易平台软件。故应当区分涉案平台软件的“开发行为”与“经营使用行为”，只有后者属于《公告》规范的对象，而前者并不属于《公告》规范的对象。由于涉案合同的交易事项并非《公告》规范的对象，故涉案合同并不存在无效情形。
摘要2：【裁判摘要2】涉案合同第九条“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变更/修改/补充”之第4点约定：“双方均可由于对方未履行其在本合同内的义务而终止本合同，但应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该约定内容仅是泛泛指出合同一方当事人有权基于相对方未履行合同义务而单方终止合同，但没有明确写明“未履行合同义务”的具体违约情形。如果仅基于上述约定内容即认为建金公司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显然有可能使合同当事人恶意利用合同相对方的轻微违约而行使解除权，这种因合同约定不明而可能使合同相对方动辄得咎的不确定性，将会使合同履行陷入极大的不安定状态，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如果允许合同当事人利用约定不明的解除条款单方行使解除权，将明显背离“契约自当严守”的合同法精神。因此，应认定建金公司和玖星公司就涉案合同的解除条件实际上并未达成合意，本案中建金公司无权依照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行使约定解除权。
【裁判观点】（１）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应慎重判断“强制性规定”的性质，特别是要在考量强制性规定所保护的法益类型、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交易安全保护等因素的基础上准确认定其性质。（２）只有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不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向合同相对方发出解除通知，合同相对方即使未在异议期限内提起确认解除合同效力之诉，也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３）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部分并非当然恢复原状，而是应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加以权衡。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解除后应否恢复原状，特别是开发方先期收取的开发款应否返还，需综合考量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自身特点、开发方实际履行情况、开发方有无过错及过错大小、开发方实际投入的工作量及已完成的成果等多种因素，秉持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加以判断。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解除的原因如不应当归责于开发方，则开发方在开发过程相应阶段收取的款项并不失去继续保有的正当性。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湘民申1326号
【裁判摘要】对于再审申请人放弃继承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6条规定：“继承人因放弃继承权，致其不能履行法定义务的，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由于邓×未留下遗嘱，其遗产只能法定继承，由于再审申请人张×、邓××１、邓××２、吴××均为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且均向一审法院表示放弃继承邓×的遗产，但如果所有法定继承人均以放弃继承权利为由拒不以邓×的遗产清偿其生前债务，则债权人宋×的合法利益难以得到保护，不符合“欠债还钱”、诚实信用的社会公序良俗。二审结合张×作为邓×生前的配偶的实际情况，认定张×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既符合客观情况，也没有损害张×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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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再审申请人宝利通公司与被申请人深圳市音络科技有限公司、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三维立体商标标志确定性的审查判断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0746号
【裁判要旨】三维标志的确定性是审查判断三维立体商标显著性的前提和基础。判断三维标志是否具有确定性，应当以商标档案中载明的商标图样为准，在商标档案对商标图样无进一步说明的情况下，该商标图样的全部构成要素均属于考察范围。如果根据商标图样的各视图无法确定该三维标志的具体形状及其比例关系，则该标志不具有确定性，该三维立体商标的显著性及效力亦无法得以认定。
摘要2：深圳市音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二审行政判决书
【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京行终175号
【解读】商标申请应否核准注册，应当以商标档案载明的商标图样为准；标志准确无误、唯一确定是商标申请审查和核准的必要前提。
【摘要1】争议商标的注册是否符合商标法的相关规定，应当以商标档案中载明的商标图样为准。根据商标档案中载明的争议商标的四幅视图，虽然能够大体确定争议商标的基本轮廓，但在喇叭、卡槽、键盘、拾音孔等多个关键部位上不能毫无意异议地确定争议商标三维标志的具体形状及其比例关系。在此情形下，若维持争议商标的注册，给予保护的实际上就是对争议商标所体现的产品外观设计思路的保护，而非是对具体的、确定的商业标志的保护，无疑超出了商标法的调整范围，显然是不适当的。
【摘要2】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立法精神在于贯彻公序良俗原则，维护良好的商标注册和管理秩序。根据其字面规定，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调整的主要是商标注册申请人采用不正当手段欺骗商标行政管理机关取得注册的情形，以及以欺骗手段以外的其他方式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公共利益、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情形。
【摘要3】商标授权确权程序不同于商标权取得后商标权保护的民事司法程序，它涉及的是商标注册申请人与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其运行目的在于赋予相关市场经营主体以特定的民事权利，以禁止他人未经权利人许可而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和服务上使用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因此，此种通过商标授权确权程序授予的商标权的权利边界和范围必须是明确而具体的。对于商标的保护而言，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权利边界范围之外即应是他人行为自由之所在。……但对于商标标志这一审查对象而言，标志的准确无误、唯一确定则是其他法律条款准确适用的前提，商标授权确权审查机关和法院在此问题上应当极为谨慎，尽量避免法律适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同理，判断相关标志是否具备显著特征、是否能够作为商标注册，必须结合相关标志加以具体的审查。审查对象的确定性是判断其是否具备商标注册所需的显著特征的前提条件。在具体案件中，若审查判断的标志无法准确、唯一地确定，即无法确定其是否具备商标注册所需的显著特征。
摘要1：【案号】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黔04民初68号
【裁判摘要】履约保证金性质不同于普通债权可以行使取回权——案涉《元江煤矿原煤运输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应属有效。现该协议已终止履行并依法解除，且原告得皓泽公司并无违约责任，其交纳的履约保证金应予退还。对于二被告提出的抗辩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根据《元江煤矿原煤运输协议》的约定，华电华荣公司仅在得皓泽公司被考核处罚、未履约造成损失、提前终止协议且未通知等情况下可以扣减履约保证金，故该履约保证金虽转入华电华荣公司账户，华电华荣公司仅对保证金成立占有，并未取得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但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条规定：“下列财产不应认定为债务人财产：（一）债务人基于仓储、保管、承揽、代销、借用、寄存、租赁等合同或者其他法律关系占有、使用的他人财产……”案涉履约保证金直接转入华电华荣公司账户，现华电华荣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已由本院受理，履约保证金性质不同于普通债权，得皓泽公司可以行使取回权。
摘要2：【解读】原告得皓泽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告有从二被告处取回履约保证金之取回权；2.判决二被告向原告退还履约保证金50万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1)最高法民申5656号
【裁判摘要】商品房备案价格是房产开发企业于申请预售时在当地房地产主管部门备案的价格，原则上实行“一房一价”备案，实际销售时不得突破，但并非绝对不可调整的固定销售价格，备案价格具体变动可由当地房地产主管部门结合当地实际依法依规确定。经一审法院函询，南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复函嘉和城高迪公馆商品房备案毛坯均价为每平方米9400元，未指明案涉房屋的具体备案价格，亦未说明案涉房屋备案价格可否依法依规作出调整，蒙××也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其所称嘉和置业公司实际收取高于案涉高迪公馆房屋备案价格的房款，证据不足。当事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买卖合同，原审法院确认该合同无效，并认定案涉高迪山别墅买卖合同定金实际上是购买案涉房产的价差房款，判决不予返还，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无不当。
《蒙某某、广西嘉和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桂民终22号
【摘要】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应为无效，理由如下：第一，从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上诉人系明知为购买高迪公馆房屋需与被上诉人签订两份合同，其中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的目的是支付高迪公馆房屋的价差房款。由此可见，双方当事人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时所作出的意思表示与其内心真实意思不一致。第二，为达成购买高迪公馆房屋的目的，双方当事人共同作出了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的意思表示，该合同属于双方当事人为购买高迪公馆房屋而共同作出的虚假意思表示。第三，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后，双方当事人均清楚该合同的目的，故并未实际履行此合同。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的规定，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应认定无效，上诉人主张该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上诉人主张案涉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及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虽然目前商品房交易市场处于卖方市场的行业状态，但是购房者仍具有基于对房屋地段、环境、质量、户型、品牌、价格等因
摘要2：（续）但是购房者仍具有基于对房屋地段、环境、质量、户型、品牌、价格等因素的考量从而决定购买与否的选择权，故不存在被上诉人利用优势地位误导购房者作出非理性判断的问题。第二，双方当事人签订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的目的在于购买高迪公馆房屋，该隐藏目的并非“非法目的”。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而《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行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是相关国家行政部门为了规范房地产行业所制定的调控政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之规定，以上均不属于否定合同效力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第四，案涉商品房销售的业主具有特定性，不涉及不特定社会公众，故不属于侵犯公共利益和违背公序良俗。第五，商品房销售中的备案价是政府近年来为了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而采取的调控措施，开发商对于其违反备案价销售的行为，可能面临责令限期整改、罚款等行政处罚，故应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规范和处理。
关于上诉人请求返还已付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项下房款及赔偿利息损失应否支持的问题。如前所述，双方当事人虽以虚假的意思表示签订了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但该虚假意思表示下所隐藏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购买被上诉人所开发建设的高迪公馆房屋，双方当事人均清楚知悉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项下所支付的定金实为支付高迪公馆房屋的部分房款，且房屋也已经交付完毕，所隐藏的真正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故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主张返还案涉高迪山别墅合同项下购房款及利息损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3民终5261号
【裁判摘要】票据贴现属于国家特许经营业务，民间贴现行为应当认定无效，贴现款和票据应当相互返还——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第9条规定：“票据贴现，系指贷款人以购买借款人未到期商业票据的方式发放的贷款，”《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贴现系指商业汇票人的汇票到期日前，为了取得资金贴付一定利息将票据权利转让给金融机构的票据行为，是金融机构向持票人融通资金的一种方式。”《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42条规定：“贴现是指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前，将票据权利背书转让给金融机构，由其扣除一定利息后，将约定金额支付给持票人的票据行为。”由上述规定可见，在我国，能够进行票据贴现的主体为金融机构。票据贴现业务为特许经营业务，未经许可，其他主体不能经营票据贴现业务。票据民间贴现，是指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的主体进行的票据“贴现”，该非法“贴现”行为违反了国家关于金融业务特许经营的强制性规定，危害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民间贴现行为因违反上述部门规章的强制性规定，危害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其属于《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违背公序良俗”或《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4项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应认定无效。综上，票据贴现属于国家特许经营业务，合法持票人向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的当事人进行“贴现”的，该行为应当认定无效，贴现款和票据应当相互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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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票据贴现属于国家特许经营业务，民间贴现行为应当认定无效，贴现款和票据应当相互返还。
解析１：票据贴现是指收款人将未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或银行承兑汇票背书后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按照票面金额扣除自贴现日至汇票到期日的利息以剩余金额支付给持票人的行为。
解析２：票据民间贴现，是指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的主体进行的票据“贴现”，该非法“贴现”行为违反了国家关于金融业务特许经营的强制性规定，危害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应认定无效。
【注释１】票据贴现是一种特定的金融业务——（1）只有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经营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才可以从事票据贴现业务；（2）票据贴现业务为特许经营业务，未经许可其他主体不能经营票据贴现业务。
【注释２】票据贴现人主体资格要求——贴现人必须是具有从事票据贴现业务资格。
【注释３】申请票据贴现人应当符合规定条件（《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第１８条）——（１）为企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并依法从事经营活动；（２）与出票人或其前手之间具有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３）在申请贴现的金融机构开立存款帐户。
【注释４】基于违法民间贴现而取得票据的当事人不享有票据权利，在汇票被拒付后其无权向票据前手追索票据款本息。
摘要2：【注解１】票据贴现属于国家特许经营业务，合法持票人向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的当事人进行”贴现“应认定无效——（１）贴现款和票据应当相互返还；（２）当事人不能返还票据的，原合法持有票人可以拒绝返还贴现款。
【注解２】（１）商业保理公司在应收账款项下受让的商业汇票具有票据权利——商业保理公司只能在应收账款项下，作为该应收账款的债权凭证受让相关的商业汇票才享有票据权利；（２）商业保理公司在单纯买卖光票项下（光票保理，是指保理商对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无基础交易关系是知情的或直接参与了虚假交易合同的订立过程的情况下受让商业汇票、向债权人通过融资）应认定为“名为保理，实为借贷”，按照与交易对手的借贷关系进行裁判，只享有对其直接前手的借贷债权，不享有票据权利。
【注解３】在合法持票人向不具有贴现资质的主体进行”贴现“，该”贴现“人给给付贴现款后直接将票据交付其后手，其后手支付对价款并记载自己为被背书人后又基于真实的交易管辖和债权债务关系将票据进行背书转让，应当认定最后持票人为合法持票人。——参考案例：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豫民申4293号
【注释】民间贴现行为在民间贴现直接当事人之间无效，但后票据转让行为有效——（１）票据转让中后票据转让行为效力独立于前票据转让行为效力，前行为的无效并不当然影响后行为的效力；（２）民间贴现行为无效仅限于进行贴现的直接当事人之间的行为无效，非法的“贴现”行为后基于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进行的票据转让行为应当认定为有效，在票据同时具有完整连续背书、符合文义性要求可以认定最后持票人为合法持票人享有票据权利。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01民终9182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企业法人解散的，依法清算并注销前，以该企业法人为当事人；未依法清算即被注销的，以该企业法人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为当事人。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芳鑫源公司于2019年7月29日未经清算即注销，依据前述法律规定，该公司的股东罗××１、罗××２、孔××作为当事人参加本案二审诉讼，并无不当。海外建筑公司关于罗××１、罗××２、孔××主体不适格的上诉意见，明显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贴现系指业汇票的持票人在汇票到期日前，为了取得资金贴付一定利息将票据权利转让给金融机构的票据行为，是金融机构向持票人融通资金的一种方式。2009年10月16日施行的《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贴现是指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前，将票据权利背书转让给金融机构，由其扣除一定利息后，将约定金额支付给持票人的票据行为。由上述规定可知，可以进行票据贴现的主体为金融机构。票据贴现业务为特许经营业务，未经许可，其他主体不能经营票据贴现业务。本案中，罗××１、罗××２、孔××向海外建筑公司主张票据损害责任，前提条件是芳鑫源公司系案涉汇票的合法持票人。根据在案证据及查明事实，案涉票据系芳鑫源公司以民间贴现方式从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的案外人黄××处获得，该行为违反了国家关于金融业务特许经营的强制性规定，危害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违背公序良俗"，应当认定无效。芳鑫源公司并不能据此获得案涉汇票的票据权利。罗××１、罗××２、孔××向海外建筑公司主张票据损害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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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诉讼投资协议无效——一、《诉讼投资合作协议》的交易模式具有指向新兴的非实体经济领域的金融属性，应当审慎认定其效力……此交易模式将资本投向非实体经济的诉讼领域，有违国家引导金融脱虚向实的价值导向，司法不应当持倡导与鼓励的立场。……综上，法院对此类合同效力作出评价时，应当充分考虑诉讼投资不同于普通商业交易的金融属性，以及投资对象系非属实体经济的诉讼案件的特殊性，且在我国尚属新兴投资活动等因素，秉持审慎的态度，对交易内容、合同条款等不仅要做事实判断，更应当进行价值判断，从而认定合同效力。二、《诉讼投资合作协议》的内容有损公共秩序......（一）《诉讼投资合作协议》中诉讼投资方与诉讼代理人高度关联，缺乏利益隔离设置，妨害诉讼代理制度基本原则的实现与保障（二）《诉讼投资合作协议》过度控制B公司诉讼行为，侵害B公司的诉讼自由......综上，《诉讼投资合作协议》损害了B公司的诉讼行为决策权、自由选择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相关约定使得与当事人B公司利益并不完全契合的案外人A公司，从本应归属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范围内，获得了可以实质控制诉讼进程的权利，本院据此认定该些约定构成对诉讼的过度控制，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保障当事人自由行使诉讼权利的原则背道而驰。（三）《诉讼投资合作协议》设置保密条款，信息不披露，危害诉讼秩序……综上，本案所涉诉讼投资信息没有进行披露，会对诉讼秩序产生多方面的不利影响。一审法院关于案涉诉讼投资模式可能导致诉讼的透明度受损、妨害诉讼秩序的观点，本院予以认同。A公司上诉称其不会影响诉讼秩序的观点，本院不予采信。三、《诉讼投资合作协议》所约定的交易模式有违善良风俗|首先，有违司法活动服务社会公众利益的公共属性。其次，有违和谐、友善的核心价值。……综上，公序良俗是判断合同效力的法定事由，即便是真实的意思表示、自由订立的合同仍应受到公序良俗的规范与制约。如前所述，《诉讼投资合作协议》交易模式的目的、主要条款的内容不仅有损公共秩序，还有违善良风俗，其合同效力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故本院对A公司关于法律未对诉讼投资明确予以禁止，《诉讼投资合作协议》因反映缔约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而应认定有效的意见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投资合作协议》有悖于公序良俗，应为无效的观点，当属正确，本院予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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