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鲁16民申12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几个问题的复函》载明,企业法人因经济、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递交的起诉状,应当加盖企业法人的公章,并有其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或盖章。本案无棣翁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交的再审申请书未有其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或盖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无棣翁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核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洪××,依法应由其法定代表人洪××进行诉讼。现并无证据证明本案中无棣翁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得到了洪××的事前授权或事后追认,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再审申请人也未予补正。因此本院难以认定本案再审申请代表无棣翁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无棣翁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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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949号
【裁判摘要】关于香山公司是否本案上诉人问题。香山公司通过其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陈××提起本案上诉，后又于2018年9月14日向本院提交了加盖香山公司公章的《关于请求纠正上诉费收费标准的报告》，并在指定期限内交纳了上诉费用，故香山公司提起本案上诉符合法律规定。虽然信达公司福建分公司获悉陈××在提起本案上诉前被香山公司唯一股东南亚公司免除了香山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主张陈××已无权代表香山公司提起本案上诉，但是香山公司至今未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信达公司福建分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香山公司没有提起本案上诉的意思表示。此外，香山公司作为本案的主债务人，陈××代表香山公司提起本案上诉并不损害香山公司及其股东南亚公司的利益。故综合考虑以上情况，本院对香山公司在本案中的上诉人主体资格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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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555号
【裁判摘要】根据建设工程监理工作规范，监理单位代表工程建设方对建设工程的质量、造价、进度等进行控制管理。建设单位与承包单位之间就工程建设有关的联系活动，一般通过监理单位进行。签署工程计量凭证、审查处理工程洽商变更，亦在监理单位职责范围之内。因此，建银公司将相关签证资料提交监理单位予以审核确认，符合工程建设管理一般流程。昌华公司关于签证资料未经其签字确认属于伪造等主张，依法不予采信。虽然涉案合同约定的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为陈××，但昌华公司在提起上诉时已经声称，陈××并未实际参与涉案工程的监理工作，亦未参与签证资料的审核签字。因此，签证效力与是否经由陈××亲自签字并无必然联系。在没有足够相反证据否定签证资料所加盖公章真实性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结合现场勘查情况认定争议签证部分工程系由建银公司施工完成，符合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
摘要2：【注解】本案承包人提供的工程签证单存在瑕疵（仅有监理单位的盖章而无监理人员签字，或签字人员表示不知情），发包人对于签证工程的真实存在没有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实地勘察了争议工程的签证单所涉的工程真实存在并已由承包人施工完成，签章上加盖监理印章使用过且监理单位证明印章的真实性，根据证据盖度盖然性原则认定工程签证单合法有效。
摘要1：【案号】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普民二(商)初字第492号
【裁判摘要】根据票据法的相关规定，汇票的出票人签章系绝对记载事项，未记载则汇票无效。《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商业汇票上的出票人的签章，为该单位的财务专用章或者公章加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名或者签章”；《支付结算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三款规定：“单位在票据上的签章，应为该单位的财务专用章或者公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的代理人的签名或者盖章。……支票的出票人和商业承兑汇票的承兑人在票据上的签章，应为其预留银行的签章”；第二十四条规定：“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和本办法规定的，票据无效；承兑人、保证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和本办法规定的，其签章无效，但不影响其他符合规定签章的效力；……。”上述规定系由中央人民银行颁布的部门规章，该行系金融行业主管机关，故本院参照适用。被告复天公司是系争商业承兑汇票出票人、承兑人，其系以上述两重身份在系争商业承兑汇票上签章。根据上述部门规章规定及票据法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即使被告复天公司作为承兑人的签章与预留银行印鉴不完全相符，承兑签章无效，但其作为出票人在票据上已盖有相应财务章及授权代理人的印鉴，且签章符合法律规定，出票行为合法有效，被告复天公司作为出票人应承担相应的最终付款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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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02民终3806号
【裁判摘要】公司已刊登遗失公告并办理了新证照不妨碍其主张返还已作废的证照——营业执照和公章等证章是确认公司独立以自己名义对外进行活动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法律凭证。邢××取得山东分公司相关证章是基于其与顺鑫公司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及延期协议，在承包经营期内，邢××通过控制相关证章实现对山东分公司的管理和对外经营，但这不能改变相关证章为山东分公司的所有权归属。承包经营期满后，双方当事人对继续合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则双方的承包合同关系终止，未经顺鑫公司同意，邢××无权继续以山东分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新的业务，顺鑫公司虽然通过刊登遗失公告的方式办理了新的证章，但这并不妨碍邢××向顺鑫公司返还原来的证章，否则将使山东分公司的民事行为能力受到限制，财产安全处于风险之中。顺鑫公司虽附有协助邢××履行其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的义务，但该协助义务并不意味着邢××可继续占有山东分公司证章，因此邢××继续占有、使用证章为履行其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所必须的工具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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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西省平定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晋0321民初868号之一
【裁判摘要】经过听证会、第二次庭审调解结束后，申请人又于2019年8月29日向本院申请诉讼保全，申请事项为：请依法立即对被申请人非法持有的山西森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及财务账册、会计凭证采取保全措施。本院经审查认为，保全措施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引发不必要的社会矛盾，对申请人的保全申请，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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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0505民初3397号
【裁判摘要】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以防止由被申请人保管并控制的三惠公司相关财务凭证、财务报表、财务专用电脑可能灭失或遭受毁损等为由，导致判决难以执行或者对其合法权益造成其他损害，向本院申请诉讼保全，并已向本院提供担保，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另外，对于申请人提出的关于公章、合同专用章及营业执照正副本的保全申请的问题，因申请人未能向本院提供具体的被保全财产线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申请财产保全，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四）明确的被保全财产信息或者具体的被保全财产线索…”的规定，对上述请求事项，本院不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查封并扣押三惠×××公司2014年7月至2018年4月的财务凭证（共计138册）、财务报表（共计56份）、用于存储相关财务软件资料的联想台式财务专用电脑两台；二、驳回申请人三惠×××公司的其他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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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951号
【裁判摘要１】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件通常由公司作为原告进行诉讼，股东也有权代位提起诉讼——公司印章是每一个公司合法设立的象征，在公司存续过程中，印章起着代表单位意志的作用，成为公司意思与行为的象征。在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件中，通常由公司作为原告进行诉讼。本案中，禾山公司法定代表人形式上已变更为张××，公司相关印章及证照均由张××控制，因此，张××１、林××作为禾山公司成立时的股东，在禾山公司系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的情况下，有权向张××提起公司证照返还之诉。虽然禾山公司股东变更为张××与张××１，但根据已生效判决，此次股权变更系张××伪造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变动系无效行为，从法律上看，张××１、林××仍是禾山公司股东，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即便从股东代位诉讼内部前置程序来看，张××１、林××除系禾山公司股东外，在禾山公司股权变更前，林××为该公司唯一监事，而股权变更后，张××１为该公司监事，林××、张××１为现行登记以及股权变更无效前的公司唯一监事亦有权提起诉讼。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张××１、林××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裁判摘要２】对于公司中谁有权保留印章及证照，我国法律并无明确规定，现实中应当以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为准。公司经营中，大量公司印章与证照因日常处理事务方便所需，交由非特定人员保管亦较常见，导致印章及证照返还案件增多。因此，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印章及证照可由不同人员持有，在公司证照返还之诉中，应当以持有人非法侵占印章及证照为前提。本案中，根据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张××为禾山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禾山公司实际上长期亦由张××控制管理并经营，在禾山公司股权争议并未作出最终认定的情况下，张××作为禾山公司实际出资人控制该公司相关证照并不构成非法侵占。虽然张××１、林××系禾山公司原始股东，但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张××系非法侵占持有禾山公司印章及证照，故其要求张××返还公司证照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张某某等诉张某某１等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
【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民终453号
【摘要】股东资格的特征具有两类，即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是对股东出资的记载和证明，以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名册记载、工商部门登记为认定依据；实质要件是出资，即实际出资并参与公司管理。．．．．．．综合上述情况，从形式要件的角度来看，禾山公司的股东资格尚存争议，需要从实质要件的角度进一步考察。．．．．．．另外，张××１、林××陈述张××１保管印章直到2000年三、四月，结合张××的陈述和所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财务银行私章、财务会计资料及“金鹭花园”项目的所有资料，长期由张××保管。因此，从实质要件的角度，生效的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以及已查明的事实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确认以下事实，即张××是禾山公司的股东，履行了公司的全部出资义务，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且根据工商管理部门现今的登记情况，其仍然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张××持有公司印章和相关资料具有合法依据。
摘要1：【案号】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宁民终字第1246号
【裁判摘要】关于上诉人阮××是否负有返还被上诉人龙威公司公章及营业执照正副本义务的问题｜本院认为，公章、营业执照的支配管理人与实际保管人存在实质区别，在章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通常系公章、营业执照的实质掌管者，有权控制和支配公章、证照，其可以自行保管，亦可指定公司一般职员或他人进行保管。同时，在卸任法定代表人职位后，出于其对公章、证照的管理、支配地位，其亦负有移交公章、证照的义务。即使如阮××所主张，公章、证照已移交给了阮××１保管。但从其被免除龙威公司法定代表人后仍能够从阮××１处取得公章以参加诉讼，以及在其代表龙威公司起诉阮××１时，仍能够在对阮××１不利的民事诉状中获得盖章、取得营业执照复印件，其对公章、证照获得与使用的自由程度，足见其对公章及营业执照的控制及支配权力。故阮××关于其不管理公章、证照为由而不承担返还义务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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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462号
【裁判摘要】夫妻协议离婚分割财产但未办理过户登记，夫妻一方有权基于离婚协议排除强制执行——民事诉讼法设立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在于保护相关民事主体对标的财产所享有的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保护其不因标的财产被强制执行而遭受不可逆的损害。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比较有关权益的形成时间和权益的内容、性质、效力以及对权益主体的利害影响等，是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范围。因此，判断本案中刘××就案涉房产所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就应从权利的形成时间、权利内容、权利性质以及对权利主体的利害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从本案查明事实看，刘××与郑×于2012年12月18日签订《离婚协议书》并登记离婚，该《离婚协议书》盖有民政部门公章并备案于婚姻登记部门，具有登记公示的效力。根据《离婚协议书》，刘××即取得了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请求过户登记的权利。但因双方离婚时该房屋尚存在按揭贷款未全部偿还而被办理抵押登记，刘××在未全部清偿按揭贷款并办理解押的情况下，无法申请办理过户登记。对此，不能认定刘××存在主观过错，该情形属于非因刘××自身原因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登记的情形。该离婚协议是双方在离婚时对夫妻共有财产的处分行为，是一种债的关系，刘××据此针对该房产享有的为债权请求权。刘××与郑×协议离婚以及对案涉房屋的分割早于郑×对周××所负的债务近两年，可以合理排除刘××与郑×具有恶意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虽然周××提出刘××与郑×协议离婚涉嫌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但未举示相应证据，不能认定刘××与郑×的离婚系逃避债务的行为。在此情况下，刘××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请求办理过户的权利与周××对郑×的保证债权均为平等债权。从权利内容看，周××对郑×磊享有的保证债权的实现以郑×实质上所有的全部合法财产作为责任财产范围，并不单一地指向案涉房屋；而刘××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请求办理过户的权利则直接指向案涉房屋本身，其权利针对性更加强烈。从对相关民事主体的利害影响看，男女双方之间的离婚协议，往往基于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的统筹安排，有关财产的分割也往往涉及到其他有关义务的承担，另外还包含了情感补偿、子女抚养以及对一方生存能力等因素的考量，在财产分配上对于抚养子女一方作适当倾斜的情形较为常见。此类离婚财产分割协议，
摘要2：（续）如无明显的不正当目的，亦未严重损害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则既为法律所允许，也为风俗所提倡。保证债权的权利保护，主要体现为交易的平等性和自愿性，并不涉及情感补偿、生活利益照顾等因素，在对相关民事主体的利害影响上，不及于离婚财产分割。另外，夫妻离婚时对共同财产的分割，经过一段时间后，在有关当事人之间以及相关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社会关系，如果不存在合理的必要性，不宜轻易打破这种稳定的社会关系。本案的基本案情与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150号案件所认定的事实具有高度相似之处，基于相类似案件作相同处理的内在裁判要求，本案亦作与该案相同的裁判，认定刘××对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摘要1：【裁判摘要】法院查封房屋未在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查封登记，买受人购买时已查询财产权属情况，买受人构成善意取得有权排除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的查封、扣押、冻结没有公示的，其效力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三十三条规定：“本规定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施行前本院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案涉房屋查封的公示，应当在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查封登记。本案原一审发生的时间是2018年，郑××在原一、二审中未能证明王××已知晓涉案房屋被人民法院查封的事实，并且王××在原一审中提交了大庆市房屋产权市场管理中心出具的查询报告，报告中并未显示涉案房屋已被人民法院查封的信息。郑××虽主张盖有勘测设计院公章的购房收据字迹有修改、公章不清；但郑××在原一审中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亦未申请鉴定。王××购买的涉案房屋价格虽低于其他同户型的房屋，但并不能充分证明该价格就是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原一审中王××提交相关物业费、水电费、煤气费、有线电视费等票据，故原一、二审法院认定勘测设计院将涉案房屋交付王××并实际占有、使用至今，属于善意取得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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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排除强制执行——本案中，万庆村委会与垦农公司于2014年4月25日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书》，该份合同经过万庆村村民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同意，并进行备案。该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协议。万庆村委会与垦农公司《土地租赁合同书》约定，“乙方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有权同他人联营、转租他人经营的权利，也可抵押贷款、继承等权利。但必须告知甲方并提供相关手续，否则无效。”垦农公司与王××签订《万庆村土地转包合同》时，万庆村委会作为《万庆村土地转包合同》一方当事人加盖了公章,时任万庆村村委会主任刘××亦在合同上签名，虽然刘××在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询问笔录中称加盖公章的行为系其个人帮垦农公司法定代表人柳××的忙，村委会不知情、不代表村委会，否认该行为系村委会认可垦农公司将案涉土地转租给王××。但根据《土地租赁合同书》的约定，垦农公司在合同有效期内转租他人经营，只需告知甲方，并提供相关手续。刘××作为村委会主任知道垦农公司将案涉土地转租王××的事实，并加盖了公章，其行为可以视为村委会知情并认可转租的事实。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认定王××对案涉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阻却案涉土地的执行，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万庆村土地转包合同》第十条约定：“本合同经甲、乙、丙三方签章生效”，故在案涉《万庆村土地转包合同》订立时，该合同已生效，王××是否支付土地转包费用及是否实际占有使用案涉土地，是合同履行的问题，不影响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摘要2：
摘要1：【注解】（１）材料收讫章、资料专用章通常仅限所属企业内部间业务交流、请示报送等工作，之所以不认可超出公章特定用途的盖章行为的效力，本质上是因为持章之人一般缺乏代理权。（２）反之，相对人举证证明其依一般交易习惯有理由相信该枚印章具有超出其表面记载的实际功能,或结合其他证据证明存在使其相信行为人与企业存在事实上或法律上关联的理由，如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曾使用该枚印章进行过对账、结算等，足以让相对方相信具有对外签订合同或相应文件的效力。为此，即便超出印章的使用范围，亦不宜认定讼争合同对企业不发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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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二审法院是否存在送达程序违法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提起上诉、申请再审、申请执行时未书面变更送达地址的，其在第一审程序中确认的送达地址可以作为第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执行程序的送达地址。经审查，在本案的一审过程中，白马置业公司出具的《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中确认的送达地址为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海大道×号。一审法院按照上述送达地址向白马置业公司邮寄送达了应诉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在本案的二审审理过程中，白马置业公司并未书面申请变更送达地址，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二审法院根据白马置业公司在一审确认的送达地址进行送达符合法律规定。白马置业公司出具的《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内容虽不完整，但该地址确认书上加盖了白马置业公司公章，能够确认上述送达地址即为白马置业公司确认的地址。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经审查，二审法院于2019年3月26日按照白马置业公司确认的送达地址邮寄送达了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后邮件被值班人员拒收。因白马置业公司拒收邮件，邮件于2019年3月31日被退回之日即为送达之日。后二审法院又多次联系白马置业公司相关人员，但均无人员与二审法院联系，故因白马置业公司自身原因致使其未能参加诉讼，二审法院以此按白马置业公司撤回上诉处理并无不当。另，白马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否被监禁并不影响法院根据白马置业公司确认的送达地址确认书向其公司送达。综上，白马置业公司主张二审法院送达程序违法，剥夺了白马置业公司参加二诉讼及举证、质证、辩论等权利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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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协助停电函作为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认定
【裁判要旨】违法建设查处过程中，行政机关向供电服务企业作出《协助停止为违法建设提供供电服务的函》（以下简称《协助停电函》），属于一种内部行政行为，一般情况下不具有可诉性。但是，在《协助停电函》向违法建设用电人送达，并且供电服务企业事实上停止了供电的情况下，《协助停电函》作为内部行政行为产生了外部化的法律效果，对违法建设用电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此时，《协助停电函》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具有了可诉性。
【裁判摘要】门头沟区政府作出《停止供电函》的行为依法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金春公司具有针对该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门头沟区政府于2020年4月20日向门头沟供电公司作出《停止供电函》，要求门头沟供电公司配合大峪街道办对涉案建筑办理停止供电相关事宜。门头沟供电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向金春公司送达《停电通知书》，并在《停电通知书》中载明以门头沟区政府作出的《停止供电函》为依据，还向金春公司一并送达了该《停止供电函》的复印件。此外，门头沟供电公司向金春公司出示了《停电工作单》，该《停电工作单》上亦加盖了门头沟区政府的公章。尽管《停止供电函》是门头沟区政府向门头沟供电公司作出的，门头沟区政府并未直接向金春公司送达《停止供电函》，但《停止供电函》的内容涉及对涉案建筑停止供电问题，金春公司又是与门头沟供电公司就涉案建筑签订了《高压供用电合同》的用电人，且门头沟供电公司在送达《停电通知书》《停止供电函》的复印件并出示《停电工作单》的基础上对涉案建筑停止了供电，因此门头沟区政府作出《停止供电函》的行为对金春公司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该行为依法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同时，金春公司的权利义务受到该行为的实际影响，其与该行为具有利害关系，依法具有针对该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门头沟区政府认为《停止供电函》只是其向门头沟供电公司提出的建议，并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且金春公司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卷石轩公司在本案中还提交了签有“鲍××”字样的《承诺函》，用以证明廊坊建设公司处置给卷石轩公司的相关资产是无偿的。廊坊建设公司和廊坊投资集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对“鲍××”的签字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该《承诺函》上并未签署日期，卷石轩公司亦未说明何时以及如何取得该《承诺函》；其次，卷石轩公司在《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资产处置协议》上的签章方式均为签字盖章，而卷石轩公司提交的《承诺函》属于对《资产处置协议》中资产包处置的修改，而该《承诺函》上仅签有“鲍××”的字样，并未加盖卷石轩公司的公章；第三，卷石轩公司在本案中提交廊坊建设公司的《回复函》《沟通函》用以证明其与廊坊建设公司在资产处置过程中进行沟通，但是上述证据中双方始终没有提及《承诺函》或《承诺函》载明的相关事项。即便是卷石轩公司提交的2015年1月和2016年5月的录音中，亦未涉及《承诺函》或《承诺函》载明的相关事项。最后，即便该《承诺函》确为廊坊建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鲍××所签，该函承诺的内容为廊坊建设公司将华夏建通公司全部资产置换出上市公司并无偿交还给卷石轩公司。如一审法院前述论述内容，卷石轩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廊坊建设公司在相关资产处置中违反了《资产处置协议》的约定。卷石轩公司提交的《承诺函》的内容与其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之间没有关联性。故一审法院对卷石轩公司提交的《承诺函》不予采信。对于廊坊建设公司、廊坊投资集团的相关鉴定申请亦不予准许。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关于廊坊建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鲍××出具的《承诺函》是否应予采信的问题｜案涉《股份转让协议》订立后，卷石轩公司、廊坊建设公司通过签订《补充协议一》及《补充协议二》，对股份转让的对价进行了明确调整。鲍××虽时任廊坊建设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承诺函》内容涉及双方股份转让对价的重大变更，涉及廊坊建设公司的重大利益，与之前订立的合同内容明显不符，廊坊建设公司并不认可，除该《承诺函》外，双方又并未订立其他合同进行确认。另外，从双方履约过程中的沟通情况来看，均未涉及《承诺函》中的重大变更问题，且该《承诺函》未载明或签署日期，形式上确存瑕疵。综上，一审法院未予采信鲍××出具的《承诺函》，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卷石轩公司关于一审法院否定《承诺函》的效力是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３】当事人行为虽不完全符合合同约定，但不符合违约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的，不应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廊坊建设公司控制目标公司之后，未经卷石轩公司同意，报废相关固定资产及存货等处置行为，确与双方约定不符。关于卷石轩公司要求廊坊建设公司因固定资产及存货、不良资产等的处置不符合约定，应赔偿其损失的上诉主张，依据是否充分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股份转让协议》虽列明了龙腾文化大厦五十年经营使用权，但该部分资产并不属于本案资产处置的范围，以《股份转让协议》列明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作为资产处置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次，《资产处置协议》中资产包虽列明了固定资产、存货、不良资产及账面债务，但并未进一步明确该部分资产的具体范围、形态及价值。《股份转让协议》附件列明的资产清单，也只对财产类型和总价做了约定，且均标注了应“以最终审计报告为准”，而双方在履约过程中并未实际审计。因相关资产价值和范围并不明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卷石轩公司相应诉请，并不违反举证责任规则。二审期间卷石轩公司虽然提出了对《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目标公司的全部资产与负债的价值进行评估的申请，但也并未提供相关固定资产的数量、型号或购买依据，不良资产处置、负债偿还具体情况等进一步线索和材料。对卷石轩公司的该项评估鉴定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卷石轩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关于廊坊建设公司在固定资产及存货、不良资产等的处置上给其带来损失，应予相应赔偿的主张，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鉴于卷石轩公司对廊坊投资集团的诉讼请求是基于廊坊建设公司违约，在卷石轩公司关于廊坊建设公司违反资产处置义务给其造成损失，应赔偿其2.6亿元及相应利息的主张，依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对卷石轩公司就廊坊投资集团提出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１】案涉《差额补足协议》的性质问题……综上，案涉《差额补足协议》不具备保证合同的从属性特征,广州农商银行上诉主张该协议为独立合同,符合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广东高院予以采纳。
【裁判摘要2】对方提供法定代表人面签合同的照片无须再对法定代表人签名进行鉴定——关于是否应当对《差额补足协议》上中×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进行鉴定的问题。广州农商银行在一审期间提交了其员工与中×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周××面签《差额补足协议》的多张照片，上面清晰显示了周××代表中×公司签署《差额补足协议》的过程。即使周××未在《差额补足协议》上盖章，甚至盖的是假章，只要周××在该协议上的签字是真实的，仍然应当视为周××代表中×公司与广州农商银行签署该协议。因此，在中×公司未能举证推翻上述照片真实性的情况下，其申请对《差额补足协议》上该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进行鉴定，缺乏必要性，一审法院对其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未经公司决议程序的差补协议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对外提供非典型担保的情形是否应当适用上述规定，立法未予明确。但根据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与本案相关事实，广东高院认为不足以认定案涉《差额补足协议》符合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理由如下：第一，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担保行为涉及公司以及股东的重大利益，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所作出的对外担保行为必须以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具体到本案，案涉《差额补足协议》对于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而言是纯负担合同，本案没有其他证据显示该三公司具有签订该协议的合理原因。因此，在对公司与股东利益的影响上，差额补足义务与担保责任是一致的，要求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订《差额补足协议》时应当经公司机关决议，符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适用范围进行目的性扩张的法律解释方法，符合“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要求。第二，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签订《差额补足协议》时，该三公司均为上市公司。
摘要2：（续）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其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程度较封闭公司更高，法定代表人的道德风险更大，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对法定代表人进行监督的成本很高。而上市公司的重大经营事项应当符合公开披露的要求在三公司均未对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的事项予以公告的情况下要求广州农商银行作为纯获利益的一方，在签订协议时负有甄别三公司法定代表人实施的行为是否符合公司真实意思的注意义务，并未不合理地加重其负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广州农商银行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尽到注意义务，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超越权限的情形，因此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主张其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对三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理据充分广东高院予以采纳。
【裁判摘要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2条，合同不成立时发生的损害赔偿责任问题应当参照上述规定，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就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而言，该三公司对其法定代表人负有选任监督的责任，对其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的行为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符合当时的司法实践与当事人的合理预期。就广州农商银行而言，其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对三公司签约代表人的权限进行审核的成本较低，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过错程度较大。一审判令广州农商银行及中×公司等各自承担50%的责任，与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不符，应予调整。因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系各自独立与广州农商银行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相互之间不存在意思联络，不符合共同承担责任的主观要件，应当分别向广州农商银行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根据各当事方的过错程度，广东高院酌定××公司、中×公司分别在95140万元（3171333333.33元×30%）的范围内对华翔公司不能清偿的案涉债务向广州农商银行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裁判摘要１】合同实际当事人认定——实华公司又与本钢三建公司作为发包人，与四冶建设公司、金泰建筑公司作为承包人签订“四方协议”，约定由四冶建设公司和金泰建筑公司作为承包人进行施工，本钢三建公司、实华公司支付相应工程款。“四方协议”实质上是实华公司将其承包的工程再次进行转包的约定。“四方协议”尽管加盖了四冶建设公司的公章，但没有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理人的签名。从缔约情况看，是王××以四冶建设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四冶建设公司称其不是合同当事人，案涉协议与其无关；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看，实际享有相应权利及履行相应义务的也是王××，其他合同当事人对此不持异议，因此可以认为王×是“四方协议”的实际当事人。
【裁判摘要】实际施工人是否有权要求直接与发包人进行结算？｜（１）实际施工人尽管可以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但发包人仅与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进行结算，并不直接与实际施工人进行结算；（２）在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就建设工程价款明确约定了结算方式的情况下，发包人仅在约定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18〕20号)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从该条的规定看，实际施工人尽管可以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但发包人仅与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进行结算，并不直接与实际施工人进行结算。在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就建设工程价款明确约定了结算方式的情况下，发包人仅在约定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否则，如果允许实际施工人直接与发包人进行结算，在实际工程造价超出约定的情况下，会导致实际施工人实际获得的价款大于承包人依据约定从发包人处能够获得的价款，实质上是鼓励了违法分包和层层转包。本案中，依据冠隆公司与本钢三建公司有关采用固定单价方式计付工程款的约定，冠隆公司主张依据辽阳华阳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已完工程施工产值报告》认定案涉工程款有合同依据。根据该报告，张×实际施工部分对应的价款为45185293.36元，扣除冠隆公司实际支付的35034300元，其应付的工程款为10150993.36元。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港基公司和欣益顺公司在通知解除其与鸿业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后的第二天，即与华视公司签订协议，另行合作开发建设“御海坊”项目。华视公司已依约向该项目投入合作建设资金，将“御海坊”项目建设至封顶，鸿业公司已无法继续履行合作开发协议与港基公司共同进行“御海坊”项目的合作开发建设。因此，港基公司和欣益顺公司与鸿业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应终止履行。
【解读】（１）当事人诉请解除合作开发协议；（２）一审判决确认合作开发协议已经解除；（３）二审认为合作开发协议未解除，已无法继续履行合作开发协议，合作开发协议应终止履行，并改判合作开发协议终止履行。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740号
【二审判决】本案一、二审诉讼中，港基公司和欣益顺公司均主张合作开发协议第六条第三款第三项约定的鸿业公司“无故逾期付款（任何一期）超过一个月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中无故逾期付款超过一个月的事由已成立，港基公司单方解除合同的条件已成就，其2017年9月25日通知解除合作开发协议的行为已发生法律效力，合作开发协议已于该通知之日解除；而鸿业公司则主张，其逾期付款是对方未依约提供项目公司印章共管等违约行为引起的，并非其“无故”迟延付款，港基公司2017年9月25日通知解除合同的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港基公司反诉请求确认合作开发协议已于通知之日解除不应获得支持。从上述一审业已查明的双方纠纷成讼的成因，以及一、二审讼争情况看，既然共管项目公司印章之争议，既是双方纠纷成讼的事由之一，也是港基公司能否按照合作开发协议第六条第三款第三项的约定单方解除合作开发协议和应否承担违约责任的一、二审争议焦点之核心，港基公司无论何种原因未提供项目公司印章与鸿业公司共管，均已构成违约。因此，鸿业公司关于其并非“无故逾期付款”，港基公司无权单方解除合同的上诉主张，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鸿业公司无故逾期付款已超过一个月，港基公司依约单方解除合同的条件已成就，并据此判令合作开发协议已解除，属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再审裁定】关于鸿业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问题。……对此，鸿业公司主张是因为港基公司、欣益顺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实现欣益顺公司公章共管和财务章共管，故鸿业公司有权暂时中止付款。本院认为，鸿业公司该理由不能成立。首先，……现没有证据证实双方就公司公章和财务章共管的具体方式达成一致意见，但鸿业公司已经委派项目经理参与项目管理，其主张未能实现公司公章和财务章共管与事实不符。其次，……鸿业公司在起诉时主张是行使不安抗辩权暂停支付投资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本案中，《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对鸿业公司的付款时间进行了明确约定，但对于实现公司公章和财务章双方共管的时间未进行明确约定，且协议未约定公司公章和财务章共管前，鸿业公司可以不履行付款义务。因此，鸿业公司再审申请时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其有权暂停支付投资款的理由也不能成立。
摘要1：【裁判摘要】（１）认定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发生效力，关键在于认定保险人是否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２）投保人在载有“保险人就免责条款已提示说明”的声明中签章应认定保险人已履行明确说明义务，除非投保人能够举证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案涉保险单和投保单的特别约定条款均有“经保险人与投保人协商确定，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700万人民币”的内容，该约定内容属于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根据《保险法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故该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因此，认定免责条款是否发生效力，关键在于认定保险人是否履行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义务。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案涉投保单的特别约定内容均为加黑字体，华海公司通过对免责条款进行加黑的方式进行显著标识，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将免责条款和其他保险条款相区别，提醒投保人注意免责条款存在。根据《保险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原审据此认定华海公司已对免责条款履行提示义务，并无不当。永益公司主张特别约定内容的字体与保险单其他内容字体一致，与客观事实不符。另据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案涉投保单前部载明“若您已填写投保单并盖章，将视为对条款内容(特别是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投保人义务等内容)完全理解且无异议(其中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投保人义务为加黑字体)”，投保单末尾用加黑字体载明“投保人声明：……本投保人已收到并详细阅读投保险种对应的贵公司保险条款，尤其是黑体字部分的条款内容；并对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内容，特别是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的条款的提示和说明完全理解，没有异议，申请投保。”也即案涉投保单已明确载明永华公司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以及说明，且永益公司对此完全理解，
摘要2：（续）永益公司在投保单上加盖公章对此确认。根据《保险法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对于永益公司在投保单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应当原则上认定华海公司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除非永益公司能够举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用益公司主张投保单中的限额赔偿条款并非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在其加盖公章确认的情况下，其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主张，应认定为其真实的意思表示。鉴于永益公司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华海公司未履行提示以及明确说明义务，故原审认为华海公司已履行提示以及说明义务，认定700万元限额赔偿的特别约定免责条款有效，据此判令华海公司赔付永益公司保险赔偿金700万元，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１）双方均在合同上加盖公章一般可推定双方就该合同达成合意；（２）一方明确表示合同并非其所签订，相对方既不能对合同订立提供相关证据也不能就合同履行及解除作出合理解释时不宜直接根据盖章认定双方就合同达成合意，应结合案件事实审查双方是否达成订立合同合意——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租赁合同是否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受法律保护。根据合同法的自愿原则，当事人达成合意是合同的成立的必备要件。本案中，虽然涉案租赁合同加盖有新诺亚公司的印章及葛某的签字，并且能确认该印章的真实性，但是新诺亚公司否认曾与峨嵋苑公司签订过租赁合同，亦否认葛某系其公司员工，并表示不清楚何人在租赁合同上加盖其公司印章，其没有意向和需求租赁涉案场地。第三人孙×亦否认涉案租赁合同系新诺亚公司与峨嵋苑公司签订，并否认合同签字为葛某本人所签。在法院要求峨嵋苑公司陈述合同订立过程的情况下，峨嵋苑公司表示不清楚合同磋商订立过程。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对于涉案租赁合同的履行情况，峨嵋苑公司未举证证明已将涉案场地交付给新诺亚公司，对于租金交纳情况，峨嵋苑公司先陈述新诺亚公司通过现金方式支付了第一年租金，后又否认收到过租金，峨嵋苑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其他履行租赁合同的行为。峨嵋苑公司主张合同已解除，但未向法院举证证明解除通知书上贾某1与新诺亚公司有何关系，亦未证明新诺亚公司与峨嵋苑公司办理过交接手续。综上所述，峨嵋苑公司未能就葛某的身份及签字情况作出合理的解释，亦未对涉案租赁合同的订立情况作出相应的陈述，峨嵋苑公司对于租金收取情况的陈述亦前后矛盾，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合同签订后，双方有过任何履约行为，因此，峨嵋苑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新诺亚公司与其有订立租赁合同的合意，峨嵋苑公司和新诺亚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不成立。峨嵋苑公司根据租赁合同要求新诺亚公司支付租金等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签字主体和履行主体不一致时如何确定合同主体？｜对民事合同主体的审查，不能仅仅依据载明的签字人，特别是签字人具有多重身份时，还要结合合同内容及履行情况来判断——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的合同主体是否为中伟基公司与龙祥公司；龙祥公司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首部列明：甲方，王××；乙方，于××；尾部只有王××、于××二人签字，未加盖公章。因此，中伟基公司主张签订案涉合同的是两位自然人，因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案涉合同无效，龙祥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无权向中伟基公司主张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均应遵守。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中伟基公司在本案原一审、再审的审理过程中，均认可其与龙祥公司系合作开发关系，在其举示的相关证据和再审申请书中，亦自认系两个公司之间合作开发案涉工程项目。并且，人民法院对民事合同主体的审查，不能仅仅依据载明的签字人，特别是签字人具有多重身份时，还要结合合同内容及履行情况来判断。王××、于××在签订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时，分别担任龙祥公司、中伟基公司法定代表人。从合同约定内容看，本项目以中伟基公司名义开发建设，由其对外签订并履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建设工程监理合同》，以及有关建筑装饰材料、设施、设备的《买卖合同》等，并按照投资比例分享收益、负责项目方案设计、规划、房屋销售等事宜，均指向具有开发资质的公司法人。从合同实际履行看，中伟基公司实际取得案涉工程土地使用权、办理相关立项开发手续、与肇源县棚改单位签订委托开发合同、与肇源县祥生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债券项目投资开发合同》、与龙祥公司签订《退股转让协议》。一审、二审法院认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中约定“乙方”的权利和责任，实际由中伟基公司承担并无不当，于××作为中伟基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中伟基公司承担。一审、二审法院认定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合同主体是龙祥公司与中伟基公司，双方系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
摘要2：（续）因龙祥公司与中伟基公司均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案涉合同应当认定合法有效。龙祥公司以双方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提起本案诉讼，符合原告主体资格条件。中伟基公司以诉讼主体不适格为由主张驳回龙祥公司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隐名发包人应当与名义发包人共同成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本案中，鑫科合作社与衣××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衣××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为无效合同。鑫科合作社将双孢菇标准化种植示范区工程承包给衣××，而临时工程通知单显示郝××为甲方负责人即鑫科合作社，衣××在二审提交整改通知书显示监理工程师为郝××、建设单位为鑫北公司，黑龙江×××××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检材中有临时工程通知单工程量的认定，给付上诉人衣××工程款1000000元又是鑫北公司，鑫科合作社与鑫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均是王×，案涉工程立项在穆棱市发改局登记为鑫北公司、穆棱市下城子镇人民政府文件下政呈[2018]7号《关于穆棱市双孢菇标准化种植示范园区项目办理设施农业用地备案的请示》：体现建设单位为鑫北公司、穆棱市双孢菇工厂化种植示范园区项目建设方案盖有鑫北公司公章、案涉土地流转合同说明也是鑫北公司，同时穆棱市设施农用地备案表体现申请单位为鑫科合作社而又盖有鑫北公司公章，说明人格混同，与衣××提交的整改通知书监理工程师、临时工程通知单为郝××整改通知书盖有鑫北公司相一致，已证实鑫北公司是案涉工程的用地单位、土地使用权人、建设单位并享有收益权，且在施工合同履行中也直接向衣××支付了1000000元工程款，虽然衣××与鑫科合作社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而鑫北公司应视为施工合同的隐名发包人而与鑫科合作社共同成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享有权利并承担合同义务，因此，衣××与鑫北公司签订的工程结算单为有效协议，衣××主张工程结算单应属于结算协议的理由成立，本院应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但结合原审查明事实，根据陈××、许××及仙女鞋业当庭自认，仙女鞋业将涉案工程的土地转让给陈××后，因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故只能以仙女鞋业职工宿舍名义建房。后陈××与许××签订合伙协议，以仙女鞋业的名义开发案涉工程项目。陈××、许××借用仙女鞋业的资质、公章及证照进行开发，工程款均由陈××、许××个人实际支付，涉案工程交付陈××、许××后，陈××、许××以仙女鞋业的名义出售，故陈××与许××为涉案工程的实际发包人，仙女鞋业为名义上的发包人。同时，陈××作为实际发包人认可陈××１、张××为实际施工人，且许××亦对陈××１、张××有付款行为，故原审认定陈××１、张××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事实依据充分。仙女鞋业向陈××、许××提供相关公司证照、协助办理施工审批手续，故应当对陈××１、许××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承担责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6062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最长诉讼时效仍然属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范畴，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２）诉讼时效届满后债务承担不能适用诉讼时效抗辩——陈××提供的领（借）款凭证上，领款单位名称栏载明为吉巷老区竹木工艺厂，并加盖有“古田县吉巷老区竹木工艺厂”公章，领款用途和领导批准意见栏载明“兹向陈××借现金用于发展再生产.议定每月利息3%计算.本款由竹席款回笼一次性还清本息。〈于97年8月4日内一次性还清〉”，以上书证内容明确了借款单位、用途、利息计算、还款资金来源和还款期限，可以证实老区竹木工艺厂向陈××借款意思表示的事实，张××抗辩其在领（借）款凭证上领款人盖章栏签字、并接收借款系职务行为，具有事实根据；陈××接受了该领（借）款凭证应视为其对老区竹木工艺厂为该笔借款的债务人的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是法律对保护民事权利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仍是属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范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一审主动适用诉讼时效并判决驳回陈××对老区竹木工艺厂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陈××该部分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即陈××对老区竹木工艺厂清偿讼争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部分可予支持。．．．．．．结合一审中陈××提交的手机信息的记录内容：1.2017年10月11日张××儿子在收到陈××发送建行卡号的回复信息“收到！12.1之前给您1万元，余下的2018.12.1之前全部给清。（这是约定好的付款方式）。最后我代父亲向您道歉，这么多年也感谢您的理解。”2.2017年11月21日张××儿子发给陈××的信息“元照伯伯，按约定12.1之前给您1万，现在已经将钱转到我吉巷××叔叔的账上，请这几天带上你和我老爸的欠账单到我叔叔处领钱。”以及陈××在诉讼中陈述的其找到张××弟弟要钱时，张××弟弟表示只支付2万元的情况。
摘要2：（续）可以证实2017年10月至11月间陈元照就讼争借款要求张××清偿借款本息，双方进行了协商。陈××向作为老区竹木工艺厂法定代表人的张××催讨借款本息，对此应以普通谨慎人的标准衡量权利人智识经验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陈××对由张××承担清偿责任持肯定的主观心态并追求该结果，张××通过儿子、弟弟××的一系列行为向陈××承诺愿意承担清偿借款本金2万元的意思表示，双方意思表示具备相应的匹配性，符合债务承担特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由于双方对原债务人之责任免除问题未能协商一致，前述债务承担在性质上应属于并存的债务承担即成立债务加入。该债务加入在陈××与张××之间成立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故张××应对讼争借款债务承担相应的最高限额为本金2万元的清偿责任。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2014）威民一初字第48号民事裁定以案涉款项2000万元涉嫌合同诈骗为由驳回伟业公司起诉。现伟业公司虽主张公安部门“以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的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为由不追究刑事责任"，但并无证据证实公安部门就案涉款项2000万元涉嫌合同诈骗的行为亦作出已过追诉时效而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认定，也无证据证实公安部门就案涉2000万元涉嫌合同诈骗行为已作销案处理或在侦查终结后作出不予追究的处理。故在公安部门尚未就此作出处理之前，伟业公司的起诉缺乏法律依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驳回上海××伟业×××××公司的起诉。
【裁判摘要２】本院经审查认为，2015年12月30日，一审法院以本案存在涉嫌伪造公章及合同诈骗等经济犯罪嫌疑为由，裁定驳回伟业公司起诉，并将该案相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时隔四年之久后，伟业公司再次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现以“伟业公司并无证据证实公安部门就案涉款项2000万元涉嫌合同诈骗的行为亦作出已过追诉时效而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认定，也无证据证实公安部门就案涉2000万元涉嫌合同诈骗行为已作销案处理或在侦查终结后作出不予追究的处理"为由再次裁定驳回其起诉。本院认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在一审法院已就公安机关对本案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犯罪行为的处理情况依职权进行查明的情况下，亦应就本案涉嫌合同诈骗犯罪行为的处理情况一并予以调查，并根据调查的结果，对本案依法予以处理。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政府信息上加盖印章、签上经办人姓名、注明日期等要求，不属于法定的公开方式和形式——要求行政机关在其已经掌握的政府信息上加盖公章、签上经办人姓名、注明日期等，并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规定的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和形式，甚至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畴。行政机关对此予以拒绝，不构成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在本案，虽然行政机关的答复说明理由不当，但不予提供政府信息的结果并无不当，且该处理结果对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并不构成侵害。对于明显缺乏权利侵害事实的起诉，人民法院没有必要仅以行政行为说明理由不当为由判决撤销。可以要求行政机关进行瑕疵补正，或者在裁判文书中予以释明之后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伪造授权委托书代理诉讼且被代理的当事人事前知情、事后认可亦不能认定该代理行为具有合法性——肇州工信局在本案一审、二审中没有委托授权李某进行诉讼，李某使用伪造的肇州工信局公章制作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等诉讼代理手续参加本案一审、二审审理。虽然肇州工信局在之后表示对李某等诉讼代理行为以及裁判结果予以认可，但是诉讼代理不同于民事代理，且李某伪造肇州工信局公章已构成犯罪，其行为严重扰乱了人民法院的正常审判，即使肇州工信局事后认可也难以认定李某的虚假代理行为具有合法性，故本院认为李某的诉讼代理行为无效，本案一审、二审确存在错误。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一、顶善公司是否基于其与鑫海公司之间的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取得案涉票据以及是否给付了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票据规定》第二条规定：“依据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票据债务人(即出票人)以在票据未转让时的基础关系违法、双方不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持票人应付对价而未付对价为由，要求返还票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本案中，鑫海公司和顶善公司均认可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针对双方因民间借贷形成债务的偿还问题，2017年7月11日，鑫海公司与顶善公司签订一份还款协议，约定鑫海公司偿还顶善公司借款3475万元，其中用开具商业承兑还款3115万元。商承票号：0010006225462030，金额3115万元，到期日2017年8月10日。由上述事实可见，鑫海公司是为偿还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项下的债务而开具案涉票据给顶善公司，顶善公司是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取得该票据。票据金额3115万元是依据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借款利率计算的本息数额进行的确定，是当事人双方合意确认的数额。从符合当事人约定本意的角度分析，可以认定顶善公司取得票据之时支付了双方认可的对价。因此，顶善公司关于其与鑫海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债权债务关系，其取得票据合法的再审申请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需予以指出的是，《票据规定》第十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依据《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在出具案涉票据之时，案涉当事人之间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形成的本金和合法利息债权债务总数额为2322.3212万元。扣除唐××替鑫海公司还款370万元，鑫海公司欠付顶善公司的借款本金和合法利息余额为1952.3212万元，并非票据载明的数额。根据上述规定，在鑫海公司对于双方之间存在的基础交易法律关系项下的债务数额提出异议、据此抗辩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在确定顶善公司依法能够得到支持的债权数额时，应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确定该数额为两者在基础法律关系项下的合法债权本息数
摘要2：（续）额。二、顶善公司是否为合法持票人，是否享有票据权利｜《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案涉票据系由鑫海公司出具，票据上加盖了该公司印章。因在鑫海公司出具案涉票据之时，该公司的公章由顶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持有，故该公章系由郭××加盖。如前所述，2017年7月11日，鑫海公司与顶善公司签订还款协议约定，鑫海公司开具案涉商业承兑汇票用以偿还顶善公司借款。鑫海公司对签订该还款协议的事实并未否认，其根据该还款协议开具案涉票据用以偿还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鑫海公司也无充分证据证明郭××系以胁迫方式取得该公司公章。因此，鑫海公司仅以票据上的公章是由郭××加盖为由主张顶善公司是以胁迫方式取得案涉票据，事实依据不足，故对于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支票的出票人在票据上未加盖与该单位在银行预留签章一致的财务专用章而加盖该出票人公章的，签章人应当承担票据责任——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持票人胡×持有出票人志成公司签发的支票向银行提示付款，银行以“出票人签章与预留银行签章不符”为由退票，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胡×是否有权向志成公司行使追索权要求其承担票据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出票人为单位的，支票上的出票人的签章，不符合该单位在银行预留签章一致的财务专用章或公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名或盖章的，该签章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第四十二条规定：“银行汇票、银行本票的出票人以及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人在票据上未加盖规定的专用章而加盖该银行的公章，支票的出票人在票据上未加盖与该单位在银行预留签章一致的财务专用章而加盖该出票人公章的，签章人应当承担票据责任。”本案中，志成公司签发的支票上的公司签章与该司在银行预留签章不一致，尽管志成公司关于支票印签不符存在多种解释，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该签章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签章人志成公司仍应承担票据责任。胡×作为支票的合法持有人，有权依据票据记载的金额请求出票人志成公司承担票据责任。胡×主张其因与万忠之间的买卖关系取得案涉支票，有其提交的相关报价单、提货单若干，《结婚证》及“中山市××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工商信息”等为证，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胡×合法取得案涉支票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志成公司主张胡×取得票据存在非法手段或者恶意、重大过失，但未对此举证证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此外，志成公司主张案涉支票遗失但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提起诉讼，而是在银行退票之后登报公告遗失支票，不能免除其票据责任。综上，胡×有权向志成公司行使追索权要求该司承担票据责任。双方当事人对于票据追索金额及赔偿责任的计算方式无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