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字7号
【裁判要旨】用于备案登记的股权转让合同掩盖股权转让实际价格，系双方通谋实施的虚伪意思表示，应认定无效。
【裁判摘要】当事人就案涉大西沟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先后签订了2011年11月8日的《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补充合同》、两份用于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2011年12月16日的《股权转让补充说明》等系列文件。就前述协议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首先，在朱某某与高某、唐某某分别签订的用于工商登记机关备案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将股权转让价款约定为66万元和33万元，掩盖了双方股权交易价格实际为2800万元的真实情况，该《股权转让协议》与《股权转让补充合同》构成“阴阳合同”的关系，依法应当认定该《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通谋实施的虚伪意思表示，为无效合同。故原审判决关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处理方法，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瑕疵，本应予以纠正，但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并未就此提出异议，且该法律适用瑕疵并不影响本案当事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本院不再予以纠正。
摘要2：【解读】以提起诉讼方式行使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解除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摘要】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合同》第三条第二款后句约定：“若此款规定的出现纰漏或差错均由甲方如数退回乙方股权转让款并承担日千分之三的利息至转让款退还为止”。该款约定虽未使用一方有权解除合同的文字，但其文义非常清楚地包括了如果朱某某在履行合同义务的过程中出现纰漏或差错，应当承担返还价款并承担利息的不利后果，故原审判决将此约定认定为合同所附的解除条件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朱某某关于该约定仅包括一方返还的内容，而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应为双方相互返还，故该约定仅为关于违约责任的特别约定，并非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的诉讼理由，对法律的理解并不正确，按其逻辑，将会出现朱某某因违约而返还股权转让款并负担罚息后，还丧失了原有股权的结果，故本院对其该项诉讼理由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故原审判决关于朱某某无证据证明其已经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合同的特别约定，达到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但原审判决以朱某某不能证明申报材料的公章真实为由认定其未履行合同约定义务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中，高某和唐某某以提起诉讼的方式行使合同约定的解除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上诉人朱某某关于高某和唐某某直接向法院诉请解除合同违反了合同解除程序的诉讼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鲁01民终3909号
【裁判要旨】公司高管违反自我交易禁止规则与公司进行股权交易，股权转让合同并不因此无效。但是交易双方恶意串通，具有不正当目的，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该股权转让行为无效。
【裁判摘要１】本院认为，2013年2月26日恒远公司与高某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高某林系恒远公司和百瑞公司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恒远公司在没有召开股东会、没有征得公司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下，与高某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导致在高某林没有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就获得恒远公司持有的百瑞公司的股权。高某林作为恒远公司高管，违反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恒远公司的忠实义务。宋某芳作为高某林配偶，不是恒远公司的股东、在恒远公司也没有任职，却直接参与了股权转让事宜，并代表恒远公司在协议书上签字并加盖恒远公司公章，将恒远公司股权转让给高某林。根据高某林对于股权转让目的的陈述可以看出，高某林和宋某芳转让恒远公司股权存有不正当目的。鉴于高某林与宋某芳系夫妻关系，二人对于该股权转让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损害了恒远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除了约定了转让的股权数量之外，对于股权的转让价格、支付方式、支付时间约定由双方自行决定。但是至今双方也没有就上述事项进行约定，高某林作为恒远公司与百瑞公司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其配偶宋某芳实施的股权转让行为必然损害恒远公司及恒远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综上分析，2013年2月26日恒远公司与高某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应认定为无效。故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的结论正确。
【裁判摘要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故高某林基于该无效协议取得的股权应予以返还。因为百瑞公司出现增资行为，百瑞公司的注册资金已经增加至5600万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高某林返还恒远
摘要2：（续）公司曾持有的百瑞公司73.85%的股权，忽视了百瑞公司注册资本的变化这一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因此，高某林应当返还960万元的股权，而不应认定返还73.85%的股权。
【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01民再147号
【摘要】再审判决认为：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高某林基于该无效协议取得的股权应予返还。因为高某林对百瑞公司增资行为发生在上述股权转让之后，一审判决高某林将增资部分一并向恒远公司返还没有法律依据，二审改判高某林应当返还960万元的股权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解读１】违反自我交易的法律后果是《公司法》第１４８条第２款规定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公司法》第１４８条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条并不导致法律行为的绝对无效，因此，不能以自我交易来判断行为效力，判断自我交易行为效力的依据是《合同法》第５２条规定。
【解读２】股权转让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受让方基于该无效协议取得的股权应予返还，但股权受让方认购的新股不属于返还的股权收益。因此，法院判决受让方返还的股权应当用出资额而不是股权比例来表述。
摘要1：山西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等诉大同市北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吊销许可证纠纷案（2001年3月29日 法公布〔2000〕第28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行终字第11号
【裁判摘要】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八条的规定，“吊销许可证”是一种行政处罚。上诉人省经贸委晋经贸能字（1998）90号《批复》中作出吊销被上诉人北方公司“两证”的行为属行政处罚，应按《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实施。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关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上诉人省经贸委没有认定北方公司存在违法应予处罚的事实，而是以“鉴于堡子湾发煤站建站发煤的历史原因”为由，吊销北方公司的“两证”属“违法事实不清”。上诉人省经贸委作出上述处罚时，未告知北方公司据以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所作处罚未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亦未送达当事人，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诉人省经贸委在诉讼中提出北方公司在办理“两证”过程中有欺骗行为，并有注册资金不到位、私刻公章等违法行为，但所述事实并非上诉人省经贸委所作处罚中认定的事实，其相关证据是上诉人作出处罚后调取的，故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根据。上诉人省经贸委虽然提出晋经贸能字（1998）90号《批复》第二条中“吊销”二字是用词不规范，不是对北方公司的行政处罚，但其作出该批复后一直未予纠正，一审审理中，法庭允许省经贸委对其“用词不规范”的行为予以纠正，而省经贸委却未予纠正，故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省经贸委作出吊销北方公司“两证”的处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
摘要2：【解读】吊销许可证与撤销许可证区分：（１）吊销许可证属于行政处罚（能力罚），是行政主体限制、中止和消灭违反行政法规定的相对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一种行政处罚；（２）撤销许可证属于“自行纠正不当的发证行为”。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民终356号
【裁判要旨】公司法定代表人超越公司章程的权限为股东提供担保且无股东会决议，债权人对此知晓，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担保条款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无须就担保合同的无效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关于案涉担保条款无效的责任承担问题。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法定代表人代表制度是代理在商事企业法人领域的特别规定，可适用该规定。在案涉协议对恒博公司没有约束力的情况下，应由彭某某就其无权代表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另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规定，“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本案中恒博公司的章程已约定股东有遵守公司法规定的义务，债权人戴某某明知彭某某系违反公司法规定让公司担保，彭某某作为当时恒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法定代表人，有代表公司和管理使用公章的权利，恒博公司对于彭某某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在案涉协议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并不具有选任或管理上的失职，其责任应由彭某某承担。立信公司提出其是本案实际债权人，不是恒博公司股东，一审法院以戴某某的股东之责来认定立信公司有过错不当。本院认为，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是彭某某、戴某某和恒博公司，立信公司是基于与戴某某有隐名持股的委托关系而成为诉讼主体，基于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受托人的责任应由委托人承担。同时，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恒博公司基于对受托人戴某某有过错的抗辩可以向立信公司主张，故一审法院认定立信公司有过错并无不当。立信公司要求恒博公司依据案涉协议承担责任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恒博公司关于其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恒博公司有过错，对彭某某不能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一半承担赔偿责任的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要旨】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出让方系受托转让实际权利人的股权，受让方自愿签署协议表明认可实际权利人的身份，根据《合同法》第４０２条、第４０３条规定，实际权利人能作为原告直接向受让人提起诉讼。
【摘要】彭某某、戴某某、恒博公司三方于2013年12月17日签订的退伙协议中记载了“名义上权利人是戴某某，现实际权利为湖南立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2014年1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也记载了立信融资公司的相关权利。在上述协议中，戴某某已向彭某某、恒博公司披露实际权利人为立信公司，在此情形下，彭某某、恒博公司自愿签署前述协议表明认可立信公司为实际权利人。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和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的规定，无论彭某某是在订立协议时还是之后知晓立信公司为案涉股权实际权利人，立信公司都可以行使戴某某对彭建军的合同权利。且立信公司主张的是合同债权，并非要求确认股东资格或享有参与恒博公司的决策管理、分红等股东权利，立信公司主张合同债权与公司法规定不冲突。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立信公司因是案涉合同的实际权利人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作为原告向彭某某、恒博公司主张债权。一审法院认定立信公司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80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受让人不同意在土地出让《补充协议》上加盖公章、按约定金额缴纳土地出让金的违约行为，致使转让人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转让人可以解除合同。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抗字第55号
【裁判要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上述司法解释确立了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清偿责任。本案中，已经生效的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青民清字第1号民事裁定已经明确指出，因新永安科技公司的财产、账册、文件、公章均已无从查找，致使无法对新永安科技公司进行强制清算，故应终结对新永安科技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天津工贸公司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另行诉请新永安科技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即股东对新永安科技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新永安实业公司作为新永安科技公司的股东，其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清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应当对新永安科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解读１】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具体认定：
（１）该股东应当是公司清算义务人而后才有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可能。
（２）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应当承担责任的股东应当是主观上有过错的股东，而对于未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股东其主观上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３）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包括怠于履行依法及时启动清算程序进行清算的义务，也包括怠于履行妥善保管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义务。
【解读２】公司“无法进行清算”的具体认定：是指由于公司据以进行清算的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公司的债权债权进行正常的清理，造成公司的财产和负债范围无法确定，债权人的债权也无法得以清偿（因果关系）。
- 日期： 09-11 10:2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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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08号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兼控股股东签订保证合同，同时加盖公司公章和本人私章的行为构成代表公司保证的意思表示。
【裁判摘要】朝日环保的公司章程并未对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作出特别程序性规定，且其法定代表人林某为持有公司65%股权的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及持股比例达65%的控股股东亲自签订保证合同、同时加盖公司公章和本人私章的行为本身，足以使兴业银行南昌分行确信签订保证合同为鑫澳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是朝日环保的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844号
【解读】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第１９条规定规定，控股股东应当是２／３（６６.６７％以上）以上表决权股东。
- 日期： 09-11 20:0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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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宿中商终字第00185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苏龙苗猪公司监事顾某某提前十五日通知了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以三分之二有表决权的多数表决通过本案股东会决议，并将股东会决议内容书面通知了全体股东，无论是程序还是决议内容，均符合公司章程规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股东会决议对公司全体股东具有法律约束力。公司的诉讼代表权专属于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名义上法定代表人与实质法定代表人发生冲突时，应以实质的法定代表人作为公司的诉讼代表人。本案中，苏龙苗猪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郑某某被罢免法定代表人职务后，无权占有公司公章，拒不配合办理公司变更登记，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管理，顾某某作为股东会决议新选任的法定代表人，方是代表公司真实且最高意思表示的实质的法定代表人，其当然有权签字以公司的名义提起诉讼，即本案原告主体资格适格。据此，本案中，郑某某在苏龙苗猪公司2014年10月8日股东会决议并通知其后，其已不再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也不再有权持有公司的证照，其继续占有公司证照属于无权占有，公司作为证照的所有权人，有权要求其立即返还。郑某某应当根据股东会决议要求向公司移交营业执照原件、公章、财务章、合同专用章、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和财务资料等公司证照。
摘要2：【解读】名义法定代表人与实质法定代表人发生冲突时，应以实质法定代表人作为公司的诉讼代表人要求返还公司印章及证照。
- 日期： 09-12 08:0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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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1号
【裁判摘要】本院审查过程中，金域食府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某于2018年1月9日向本院提出撤回再审申请，称本案的再审申请书系金域食府公司股东王某擅自加盖公司印章所形成，金域食府公司并不同意就本案申请再审。同日，持有金域食府公司55%股权的华龙公司亦向本院提交说明，称华龙公司作为金域食府公司的大股东，从未同意就本案申请再审，王某擅自加盖金域食府公司印章所形成的再审申请书等材料，未经过华龙公司的同意。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关于“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的规定，王某某作为金域食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撤回金域食府公司再审申请的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应予准许。
摘要2：【解读】未掌管公章的法定代表人可以签字代表公司撤回起诉。
- 日期： 09-12 08:3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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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698号
【裁判摘要】二、本案一审调解是否违反自愿原则及法律规定？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新井煤业公司至今工商登记记载的法定代表人仍然是陈某某，陈某某代表新井煤业公司所为之诉讼行为，直接对新井煤业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无需公司另行授权。本案一审中，陈某某代表新井煤业公司参加诉讼，并未对其与金力泰公司签订《出资协议书》的事实提出异议，且经对账确认，截止2013年10月19日，新井煤业公司欠金力泰公司出资款及分红款共计人民币8075万元整。双方共同请求法院进行调解并最终达成调解协议。上述诉讼行为对新井煤业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并未违反自愿原则。其次，新井煤业公司称新股东加入公司以及向股东分红等事项，应为股东会决议事项，陈某某无权作出决定和承诺。本院认为，《出资协议书》不但有新井煤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某签字，还有双方加盖公章。并且，陈某某不仅为新井煤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持有新井煤业公司80%股权，其有权对公司增资扩股事宜作出决定。新井煤业公司以未经股东会决议为由否认协议效力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再次，新井煤业公司称陈某某和陈勇某已将所持股份全部转让给韩某某和路某某等人，陈某某一审中的诉讼调解行为侵害了韩某某、路某某等人的利益。本院认为，由于陈某某为新井煤业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金力泰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其有权代表新井煤业公司进行相关民事行为及诉讼行为。新井煤业公司在未提供证据证明金力泰公司存在恶意的情况下，以其公司内部股权转让纠纷，否定法定代表人行为的对外效力，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09-12 10:0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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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浙民申896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于2010年6月27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涉案工程发包人为周某，承包人为东航公司，并约定了其他相关权利义务等。周某及东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落款处签字。周某主张该合同因东航公司未盖章而无效，但东航公司对合同真实性予以认可，周某自认“周某”的签名确由其签署，亦没有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涉案合同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故原判认定合同真实有效，并无不当。周某在签订合同时已明知仅有东航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但对此并无异议，在本案中却以东航公司未盖章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缺乏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公司经营范围内和自身职权范围内所签署的合同即使未加盖公司公章合同有效。
- 日期： 09-12 14:3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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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三中民终字第08670号
【裁判摘要】关于公司意志代表权的问题，公司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提起诉讼。本案中，法定代表人与公司公章控制人并非同一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2款的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法定代表人是公司意志的代表机关，在公章控制人与法定代表人不一致时，应当由法定代表人行使公司意志的代表权。在无相反证据证明下，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作出的行为应当视为公司的行为，麿某某作为日邦公司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提起诉讼。
摘要2：【解读】在人章分离的情况下，应由法定代表人行使公司意志的代表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403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康某某主张鑫福堂药业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主要依据是张某某向康某某出具的三张《借条》中“本公司自愿对以上借款承担连带的还款保证责任”的签注上加盖有鑫福堂药业公司印章。．．．．．．本案中，鑫福堂药业公司在《借条》担保人签注处加盖公司印章的行为，属于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的情形，虽然康某某未审查公司股东会决议存在瑕疵，但相对于个人而言，不宜过于严苛。且《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属于公司管理性强制性规范，未经股东会决议的担保行为并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结合鑫福堂药业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两个自然人，即法定代表人张某某与本案借款人张某某１，该公司股东人数少，且张某某与某某１系父子关系，其管理层与股东并未实质性分离，股东张某某对公司重大事项仍有一定影响力，即便鑫福堂药业公司称其法人被羁押，对盖章行为其不知情，也仅仅是其公司内部管理不规范的问题，不能对抗第三人。况且，据张某某庭审陈述，该公章是由股东张瑞祥带康晓强到鑫福堂药业公司办公场所加盖的，可以表明担保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愿意对本案张瑞祥的欠款承担连带还款义务。故鑫福堂药业公司的担保行为不应被认定无效，其应按照《担保法》的规定承担保证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183号
【裁判要旨】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的，相关调解书应当予以撤销。
【裁判摘要】2010年9月26日，贾某某受让王某持有的曼城公司80%股权后，成为了曼城公司控股股东。至2013年7月9日，贾某某持有曼城公司80%股权，其妹贾某持有另20%股权，且在二审庭审中，贾某某自认曼城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均由其控制，即曼城公司实际由贾某某家族掌控。2008年，李某某将其所有的“华联宾馆”及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曼城公司，由此形成了对曼城公司的债权，而贾某某基于20号调解书取得的曼城公司的拆迁款债权正是来源于受让自李某某的“华联宾馆”及土地使用权。作为曼城公司的控股股东，贾某某对此应当知晓。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贾某某作为曼城公司控股股东，与其控股的曼城公司签订《保证协议》，以公司资产为其债权提供担保，又将公司债权转让给作为控股股东的本人。唐谋和贾某某的行为，损害了公司的利益，也损害了债权人李某某的利益。虽然贾金青提供《担保协议书》，欲证明其持有曼城公司80%股权的目的是为唐谋对其8500万元的债务提供担保，但并不能否认上述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客观事实。另，2010年9月20日，贾某某与唐某、曼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以曼城公司的动迁补偿款来偿还唐某个人与贾某某之间8500万元的债务，唐某作为曼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约定以曼城公司的资产来偿还其个人与贾某某之间的债务，亦违反了《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上述矛盾和违反常理之处，贾某某与唐某、王某均未作出合理解释。由此可见，贾某某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就案涉8500万元已经支付给唐某。曼城公司将动迁补偿款的债权转让给贾某某，属于曼城公司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且曼城公司无其他资产可供偿债，对债权人李某某造成损害，导致李某某的债权无法得到清偿。贾某某与唐某滥用曼城公司股东权利，损害了曼城公司的利益，亦损害了公司债权人李某某的利益，故20号调解书应当予以撤销。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801号
【解读】控股股东将公司资产用于偿还股东之间债务并将公司债权转让给股东个人，因此达成的调解协议债权人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184号
【裁判摘要１】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刘某某、崔某某代表鲁泉公司在合同上签字的问题。．．．．．．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企业法人对外签署合同，以加盖公章或者法定代表人、代理人签字为形式要求，对合同相对人而言，加盖公章即表示合同得到法人的确认，发生法律效力，并没有要求法定代表人必须同时在合同上签字。刘某某、崔某某作为转让案涉交易的联系人代表鲁泉公司在合同上签字，符合股东会有关授权签约的决议要求，亦不违反法律的规定。鲁泉公司主张合同必须由法定代表人王某某签字确认，理由不充分。
【裁判摘要２】虽然合同涉及土地因政府规划调整的原因，需进行土地置换，合同约定的标的物发生变更，转让置换后的土地使用权符合合同的签约目的，合同仍具有继续履行的客观可能性。《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鲁泉公司因股东间内部矛盾，没有主动履行转让合同的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陈某某作为合同当事人，依法享有请求鲁泉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权利。
摘要2：
- 日期： 10-24 09:1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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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粤高法民申字第590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1999年10月20日，陈某某与迈炉村民小组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发包期限为5年（即从1999年10月至2004年10月止）。承包期满后，陈某某于2005年9月9日与该村陈某、陈某某签订《续承包土地合同书》，继续承包涉案土地。一、二审期间，陈某某一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续承包土地合同书》经迈炉村民小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同意；且陈某、陈某某并非时任的迈炉村民小组组长，亦未经迈炉村民小组授权；《续承包土地合同书》签订后，迈炉村民小组未在该合同书上加盖公章确认；承包金亦未作为迈炉村民小组的收入入帐；故陈某某与陈某、陈某某签订的《续承包土地合同书》无效，一、二审判决判令陈某某返还涉案土地给迈炉村民小组，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发包人将农村土地发包人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２／３以上成员或者２／３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否则承包合同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06号
【裁判要旨】银行已经履行了借款合同约定的放款义务，借款人也自愿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后，根据《合同法》第３７条规定，无论案涉合同上借款人的公章和签章是否真实，所涉合同均已成立并生效。保证人以签章不真实借款合同无效为由主张免除保证责任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０日银行与鑫贵公司签订总合同，同日银行与姚某、李某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２）后双方签订承兑汇票合同、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截至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鑫贵公司尚有借款本金未还。原告引起起诉鑫贵公司返还借款本息，并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３）保证人李某称鑫贵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姚某并未在总合同上签字，且其他合同上姚某签字也不是真实的，故上述合同均未成立生效，进而主张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４）一审、二审法院均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 日期： 10-29 09:3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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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盖章
签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06号
【裁判摘要】虽然一尺水公司提交的广西司法鉴定中心《文书司法检验鉴定意见书》表明，涉案《借款合同》、《借款担保合同》、《委托担保合同》中一尺水公司的印章与一尺水公司现在使用的印章样本不一致，但其法定代表人丁某的签字是真实的，丁某时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是真实的，王某有理由相信作为一尺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丁某履行职务行为的真实性，丁某的行为代表了一尺水公司的行为。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间持有的公司印章与任职前、免职后的公章是否一致，必须经过鉴定机关的鉴定方能识别，若将此全部归属于贷款人的审查义务范围，则已超出贷款人合理审查范围，亦有违合同法保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稳定的立法初衷。王某基于对丁某的法定代表人身份真实性的信赖，已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主观上构成善意。
摘要2：【解读】借款合同上印章与公司现使用的印章不一致，但其法定代表人身份和签字是真实的，该合同对公司具有约束力。
摘要1：——在诉讼中向债务人通知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仍发生效力
【裁判要旨】在借款合同纠纷中，借款人按照出借人的要求，与出借人签订出借人为空白的借款合同，视为借款人默示同意出借人向第三人转让债权。第三人受让债权后，在借款合同出借人处填写自己的姓名或名称，并以债权人身份向借款人主张偿还借款，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出借人以诉讼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并在诉讼中向借款人发出债权转让的通知，该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仍然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274号
【裁判摘要】关于陈某是否具有原审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尚德圆公司上诉认为，陈某不具有原审原告的主体资格，主要理由是，其提供的《借款合同》没有注明出借人，案涉借款来源于高某、田某某及亚通中心，陈某并不是案涉借款的实际出借人。但是，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借款人尚德圆公司及其担保人瑞祥公司、余某某、吕某某未能提供没有注明出借人名称的《借款合同》原件，陈某对该份《借款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予以否认。因此，法院无法确认尚德圆公司所提供的《借款合同》的真实性。而陈某提供的《借款合同》系原件，既有借款人尚德圆公司及其担保人瑞祥公司加盖的公章，又有尚德圆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余某某及担保人吕某某的亲笔签字确认。原审法院庭审时，尚德圆公司、瑞祥公司、余某某、吕某某对其在该份合同上的签字及盖章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因此，应当认定陈某提供的《借款合同》的真实性及效力。虽然案涉借款是由高某、田某某及亚通中心直接汇款至尚德圆公司，但田某某在庭审中已明确承认其为案涉款项的实际出借人，陈某系通过债权转让而取得的案涉债权，并向原审法院出具了《债权转让确认书》予以证明，且实际汇款人高某、田某某及亚通中心已经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了本案的诉讼，并明确表示不再对案涉借款主张权利。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债务人收到债权转让通知时起，转让行为即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综上，由于陈某系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取得了案涉债权，且合同法对债权转让通知义务的履行时间并未作出规定，陈某有权利向案涉债权的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主张权利，原审法院认定陈某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并无不当。
【解读】（１）借款人在签订借款合同时不要求出借人在借款合同出借人处签字，或者借款人按照出借人的要求与出借人签订出借人为空白的借款合同，应视为借款人默示同意出借人向第三人转让债权；（２）第三人受让债权后，在借款合同出借人处填写自己的姓名或者名称，并以债权人身份向借款人主张偿还借款，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３）出借人以诉讼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并在诉讼中向借款人发出债权转让的通知，该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仍然发生法律效力。
- 日期： 12-31 20:5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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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13号
【裁判摘要】一般而言，公文书证系具有公共信用的公共管理机关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在其职权范围内按照法定程序或方式做成，通常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易某某在再审审理中提交的1994年离婚证，应当首先推定为真实有效，如对方对该离婚证真实性有异议，应当由异议方承担举证责任。但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易某某应当对1994年离婚证的真实性进一步承担举证责任。首先，易某某在再审申请阶段提交的1993年离婚证已经鉴定证明加盖的公章与同期使用的印章不相符，且生效的行政判决亦撤销了2017年向易某某补发的离婚证，娄底市娄星区民政局也否认其在1993年8月20日向易某某发放过离婚证，娄星区石井镇民政室还出具了卢某某、易某某在该镇民政室无离婚档案的《情况说明》。在1993年的离婚登记未经证实的情况下，基于1993年的离婚登记所补领的1994年离婚证自难以确认。有鉴于此，卢某某１对1994年离婚证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具有合理性，易某某应负有进一步承担证明该书证真实性的义务。其次，从娄底市娄星区石井镇民政室两次就卢某某、易某某离婚登记事宜出具的《情况说明》来看，在1994年离婚证的发证部门亦不能证实卢某某、易某某有离婚登记档案的情形下，该1994年离婚证亦不宜认定为具有公文书证的性质。再次，易某某在另案诉讼中从未主张其与卢某某已经离婚，反而一直承认其与卢某某系夫妻关系。．．．．．．最后，易某某主张其本人所持有的1993年离婚证遗失后补办了1994年离婚证，同时又提出2015年5月3日其家中被盗时存放在保险柜中的离婚证（1993年）丢失。并且，在本案再审审查阶段之前以及另案行政诉讼当中，易某某一直未提供1994年离婚证，而在卢某某提供给易某某的1993年离婚证被证伪之后，易某某随即在本案再审庭审中提交1994年离婚证。易某某未能对1993年离婚证先后两次遗失作出合理解释，且1993年离婚证和1994年离婚证交替出现亦不合常理。综合考虑易某某在本案中存在不诚信诉讼的行为，有关民政部门未有其离婚登记档案，加之其在另案诉讼中对法院认定或证据显示其与卢某某仍为夫妻关系不持异议，以及离婚证件的办理及出示存在诸多不合常理等情况，易某某在本案中仅以1994年离婚证尚不足以证明其与卢某某于1993年离婚。在易某某未能进一步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与卢某某的婚姻关系已经
摘要2：（续）解除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其再审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再343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核心问题是，叶某某以源泉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义委托五丰公司收取7000万元预付款，究竟应当认定为源泉公司行为抑或叶某某个人行为，究竟应当由源泉公司抑或叶某某个人负担向银雪公司返还款项的义务。根据审理查明的情况，叶某某在进行涉案交易时是源泉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控股股东，叶某某以源泉公司名义订立合同并指示付款的行为，依法应当认定属于代表源泉公司进行意思表示的行为。在叶某某担任源泉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持有公司70%股份的情况下，银雪公司有足够理由相信叶某某以源泉公司名义提出的退股和付款请求属于源泉公司意思表示。所以，在所谓退股协议不再履行的情况下，源泉公司依法负有返还银雪公司前述预付款项的义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涉案7000万元退股预付款汇至五丰公司账户后并未转回源泉公司账户，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该笔款项被实际用于清偿源泉公司债务，或用于源泉公司的其他经营活动。因此，本案应由原审法院重审并通过追加实际收款人参加诉讼的方式，进一步查明7000万元退股预付款被案外人收取或转移的相关事实。如经审理查明确有案外人无合法依据收取占用前述款项，可以判令其据实返还银雪公司。对于通过前述方式无法返还的部分，可以判令源泉公司承担向银雪公司返还的责任。审理过程中如果发现恶意转移或侵吞款项涉嫌犯罪的，可以依法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
摘要2：【解读】相对人有足够理由相信持有公司70%股份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属于公司意思表示。
- 日期： 01-11 11:0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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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取公司登记
摘要1：【案号】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闽0921行审11号
【裁判摘要】昌贸公司为达到转让股东盘恒公司、股东李某的股权、变更股东的目的，在营业执照和公章被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扣押的情况下，通过登报申明遗失的办法，于2017年8月25日向市管局提交申请材料并补领营业执照正副本和信息公示联络员备案，2017年9月7日向霞浦县公安局申请并取得公司新印章审批。此后两次制作《福建省昌贸重工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福建省昌贸重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福建省昌贸重工有限公司章程》等材料，未征得盘恒公司、股东李某、受让股东池某某的同意，伪造股东盘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某、股东李某、受让股东池某某的签名和使用盘恒公司的公章，使用在《福建省昌贸重工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等材料上，将伪造签名的《福建省昌贸重工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等材料作为向市管局申请投资人(股权)等变更登记和董事监事经理备案的材料，分别于2017年9月14日和2017年11月27日向市管局提交，并于2017年9月22日和2017年11月29日取得市管局核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对昌贸公司作出如下处罚：责令昌贸公司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7日内改正违法行为，逾期不改正的市管局将予以撤销登记，并对昌贸公司罚款28万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8488号
【裁判摘要】行政承诺于行政协议区分——鼓楼区拆迁安置办公室于2007年10月26日给李某某出具加盖公章的证明一份，载明同意给李某某安排在卧龙原耐火材料厂经济适用房南楼二层60平方米左右住房一套，价格按经济适用房的价格计算。从证明内容看，属于行政承诺，如属实，则鼓楼区拆迁安置办公室有义务履行。本案李某某认为鼓楼区拆迁安置办公室出具的上述证明属于双方达成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其一审诉求之一就是要求鼓楼区政府立即履行该行政协议中的相关内容，本院认为该诉求不能从字面上理解成要求履行行政协议，李某某的真实主张其实是要求鼓楼区政府履行承诺的职责，实为履责之诉。原审法院在未向李某某释明更改诉求表述的情况下，径行以上述证明非行政协议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实属不当，应予纠正，但考虑诉讼经济和节约司法资源，本案实无进入再审之必要。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来源除了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规定外，还应当包括其书面作出的行政承诺等，李某某可以依据鼓楼区拆迁安置办公室2007年10月26日出具的证明，另行提起要求行政机关履责之诉，至于鼓楼区拆迁安置办公室与鼓楼区政府的关系、上述证明内容是否属实，可以在另案诉讼中予以进一步查明。
摘要2：
- 日期： 04-16 16:1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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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057号
【裁判摘要】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被免职后不能以公司名义提起行政诉讼——元氏县人民政府于2002年撤销了元氏县商业局，成立了元氏县商业总公司。元氏县商业总公司变更其下属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更换公章等行为，均属其履行管理职责的范围。本案再审申请人武某某被免去公司经理职务后，使用作废公章，仍以元氏县石化产品总公司名义提起诉讼，并不是该企业真实的意思表示，也不能代表该企业主张诉权，故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商业总公司的机构设置属于公司经营管理的内部事务，与武某某个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该机构的设置、成立未侵犯武某某的合法权益，故武某某以个人名义对元氏县人民政府设立元氏县商业总公司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因缺乏诉的利益而不能成立。故原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4-25 18:2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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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791号
【裁判摘要】对此本院认为，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除具备有效的形式要件（加盖商融担保公司有效公章，并由时任法定代表人刘某某签字）外，商融担保公司另向民生银行太原分行提供了加盖该公司公章的董事会决议复印件，可以证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在签订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对商融担保公司董事会决议进行了形式审查，已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即使刘某某的行为越权，因其时为商融担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民生银行太原分行为善意的情况下，也应认定其行为构成表见代表，对商融担保公司仍发生法律效力。且商融担保公司性质系以为他人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担保公司，案涉担保业务属于商融担保公司主要业务范围，无论商融担保公司机关决议是否对刘某某进行了授权，均不能认定担保合同的签订违反了商融担保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有关商融担保公司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问题，对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并不构成影响，因此原审判决就此问题不存在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处理的违反法定程序之情形，商融担保公司二审中就此提出的鉴定申请亦缺乏必要性，本院不予准许。
摘要2：【解读】担保公司性质系以为他人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担保公司，担保业务属于担保公司主要业务范围，无论担保公司机关决议是否对法定代表人进行了授权，均不能认定担保合同的签订违反了担保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 日期： 05-06 21:1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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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267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彭某某作为鹏跃公司法定代表人，向中行宣威支行提供了鹏跃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公司股东身份证、公司股东签字及公司公章印文样本、登记于公司名下的房地产权属证书。本院认为，中行宣威支行尽到了审慎的审查义务，属于善意相对人。第一，鹏跃公司虽然不是专门提供担保业务的机构，但是法律并不禁止公司以自有资产对外提供担保。鹏跃公司主张提供担保超出其经营范围，缺乏法律依据。第二，鹏跃公司股东会决议上四位股东的签字，肉眼无法确认是同一人笔迹，且股东会决议上加盖的鹏跃公司印章，经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确认，与彭庆跃提供的公司公章印文样本一致。鹏跃公司主张该股东会决议明显虚假，缺乏事实依据。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该股东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股东会就该事项的表决，且该事项要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由于饲料公司并非鹏跃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彭庆跃在鹏跃公司股东会为饲料公司提供担保事宜中的表决权并不在上述法条明确禁止之列。即使因彭某某同时担任两公司法定代表人而排除他在案涉担保事宜上的表决权，其他投赞成票股东所持表决权亦超过了参会股东表决权的半数。鹏跃公司以彭某某参加表决违反法律规定为由主张股东会决议无效，不能成立。第四，案涉抵押物登记在鹏跃公司名下，中行宣威支行有理由相信鹏跃公司有权对其名下的房地产设定抵押。鹏跃公司主张其不是抵押物的真实权利人，不影响案涉抵押权的效力。
摘要2：
- 日期： 05-07 07:0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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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90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该条规定，就公司为他人担保设置了决议前置程序，其规范目的在于避免公司法定代表人滥用代表人的地位，以公司资产为他人提供担保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本案二审中，农行福州分行提交了由超大集团股东签名并加盖了超大集团公章的《股东会决议》，该决议明确表述同意超大集团为浩伦集团的案涉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对该份《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与证明效力，超大集团质证后表示无异议。故超大集团与农行福州分行、浩伦集团签订的《保证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据此，超大集团关于上述《保证合同》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以及该合同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其不应当承担本案保证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承兑合同》《保证合同》《抵押合同》均属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合同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解读】在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的情形下，其法律效果应类推无权代理，即越权担保行为是否有效应由公司进行选择：（１）若公司对该行为进行追认，则越权担保行为的效果归属于公司；（２）反之则效果不归属于公司。
- 日期： 05-07 09:5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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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闽行申385号
【裁判摘要】投诉材料只要符合投诉的实质性要求，并不能因为标题中的“举报”字样而否定其投诉性质，行政监督部门应当受理该投诉——第三人福建华城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提交的《晋江市外溪河道整治工程第一中标候选人临时建造师不符合资格的举报》，反映的具体事项明确，理由清楚，加盖公司公章，留有联系电话，符合投诉的实质要求，并不能因为标题中的“举报”字样而否定其投诉性质，申请人主张系举报书而非投诉书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福建省招标投标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可以向招标人提出异议，也可以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福建华城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向晋江市水利局提出投诉，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 日期： 05-07 21:0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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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67号
【裁判摘要】本案无证据证明联泰公司在与深航公司签订该五份《保证协议》过程中对深航公司相关股东会决议进行了审查。联泰公司作为债权人，明知深航公司系为其控股股东提供担保，且知道或应当知道深航公司没有相关股东会决议及其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仍然与深航公司订立保证合同，对于保证合同无效具有重大过错，对于保证合同无效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深航公司未尽到对其法定代表人、公章的管理和注意义务，对于保证合同无效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次要责任。因此，本院综合实际情况及双方当事人过错程度，依法酌定深航公司就汇润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解读：《民法典》第１９６条第２项规定“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１）营业执照、公章属于登记的动产物权，请求返还营业执照、公章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２）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及财务报告不属于登记的动产物权，请求请求返还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及财务报告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