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09-20 20:3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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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3民终6878号
【裁判要旨】公司可以通过董事会制定印章证照管理制度，其对公司、股东均具有约束力。
【裁判摘要】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公章、证照等物是公司的合法财产，公司的公章、证照为他人无权占有和控制时，公司依法有权要求其返还。
2015年7月22日，兴旺公司董事会201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兴旺投资有限公司印章管理办法》。郭春X基于2012年5月29日的“股东协议”获得管理涉案的兴旺公司公章、证照，但是该约定的有限期限是公司成立早期，虽然对于早期双方存在争议。但是在2014年至2015年期间，兴旺公司制定了公司章程，并成立了董事会依法行使管理公司之责。而公司章程明确赋予了董事会“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该公司章程对全体股东、董事会均具有约束力，兴旺公司董事会随后审议并通过了《兴旺投资有限公司印章管理办法》，因此，在《兴旺投资有限公司印章管理办法》和公司成立前的“股东协议”内容相冲突的情形下，公司章程和《兴旺投资有限公司印章管理办法》的效力明显优于“股东协议”的授权，故郭春X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难以采纳。且从兴旺公司的日常用章情况来看，兴旺公司在用章过程中，程序较为繁琐，无法行使自主权，丧失了企业法人的独立人格，难以实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损害了兴旺公司的利益。
摘要2：
- 日期： 10-02 07:4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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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南市行一终字第20号
【裁判摘要】关于上诉人是否具备申请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主体资格的问题。《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四条第（二）、（三）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法定代表人，企业登记机关不予核准登记：（二）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正在被执行刑事强制措施的；（三）正在被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通缉的”；以及第八条规定：“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间出现本规定第四条所列情形之一的，该企业法人应当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本案中，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材料证实，第三人钟某因涉嫌职务侵占犯罪，已于2012年5月16日被公安机关决定刑事拘留，由于第三人钟某掌控红白蓝公司公章、营业执照等证件离境，致使该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受到影响，且有可能导致该公司股东权益受到侵害。因此，一审认定上诉人申请的事项与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有关，上诉人具备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主体资格的理由，本院予以采纳。对于被上诉人及第三人提出上诉人不具备申请变更登记主体资格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裁判摘要2】《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是一部行政法规，公司登记或变更登记应以该管理条例作为法律依据。该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而《公司法》第十三条则明确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此外，《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五条亦明确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免职程序，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企业法人组织章程的规定。”本案中，红白蓝公司的初始章程及现行章程均对公司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这一事项进行了明确规定。因此，任命、变更法定代表人应由红白蓝公司董事会以选举董事长的方式进行。虽然《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管理规定》第七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更换法定代表人需要由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召开会议作出决议。从文义看，似乎更换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决议可选择股东会或者董事会作出，但从规范的性质分析，本规定实属任意性规定，当具有公司宪章性质的公司章程作出特别规定时，则应当优先适用公司章程的规定。《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进行审查，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应当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三条也明确规定：“企业登记机关依法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依法进行核实。”根据上述规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材料具有审慎审查的义务。本案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提交的材料仅有免除钟某作为红白蓝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股东会决议、推举公司董事刘某某作为公司新任法定代表人的股东会决议以及拟任法定代表人刘某某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并无红白蓝公司董事会决议。而上诉人所提交的股东会决议不但违背了红白蓝公司章程关于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的规定，也不符合《公司法》有关法定代表人任免的规定以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属不符合法定形式的申请材料。
- 日期： 10-02 08:5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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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一中民初字第13957号
【裁判摘要】陈某某提出未经法博洋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某授权，法博洋公司无权提起诉讼。对此，本院认为，法博洋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提起本案诉讼，案由是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属于公司内部纠纷。本案中，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公司公章分离，表明公司内部意志并不一致，在此情况下，法定代表人还是持章人代表公司应当依据公司意思自治原则进行认定。法博洋公司章程第二十二条规定：“董事会年会和临时会议应当有全体董事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方能举行，必须包括中外两方董事。每名董事享有一票表决权”，该公司章程并未明确规定在外方董事、法定代表人陈某某作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主体时公司董事会应当如何召开、如何进行表决。法博洋公司并未设监事一职，监事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具有可行性。由于陈某某具备法博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可能损害公司利益责任主体的双重身份，存有利益冲突，加之法博洋公司的表决方式是每名董事享有一票表决权，公司另两名董事刘某某、张某某系夫妻关系，且刘某某本人作为法博洋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参与本案诉讼，显然，该两名董事的利益一致且与陈某某的利益相对抗，他们能够通过董事会决议代表公司。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陈某某本人诉法博洋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中，法博洋公司参与该案诉讼亦未有陈某某本人的授权，但是陈某某本人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因此，本院认定持有法博洋公司公章的人能够代表公司意志，在法定代表人陈某某作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主体时，持有法博洋公司公章的人有权代表法博洋公司起诉损害公司利益的法定代表人。
摘要2：
- 日期： 10-06 21:3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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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二中民终字第02263号
【裁判摘要】田某、魏某某、丁某、欧阳某作为原中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股东，依法对公司负有竞业禁止的义务。但中明公司在原公司法定代表人去世后，新股东之间无法就公司继续经营达成一致意见，中明公司人员撤离经营场所，解除承租合同、丁某出具退股声明以及公司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签署中明公司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名章等共管协议的行为表明中明公司的股东已经对于公司暂停经营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公司处于暂时停业的状态。莱帕德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虽然该公司与中明公司经营同类业务，但此时中明公司已经暂时停业，没有经营活动，现中明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田某、魏某某、丁某、欧阳某成立及加入新公司经营的行为符合竞业禁止的规定，也没有证据证明由于田某、魏某某、丁某、欧阳某的行为导致中明公司损失的存在，故中明公司上诉提出中明公司并不存在决定暂时停业的情况，事实是中明公司股东丁某早就伙同田某等人将公司业务转入了新公司，才造成的公司暂时停业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10-07 15:1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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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8）一中民终字第14669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和解释，清算组成员从事清算事务时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有权根据《公司法》第152条第3款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定，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的关键是郭某的起诉是否符合上述规定。本案中，金道宏平公司已经进入清算阶段，经一审法院核实，风格与林苑201、202室不是本案公司的办公地点，亦无其他新的办公地点，因此，付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清算组成员将公司所有的公司凭证、会计报表、会计帐簿、公司营业执照、印章、税务登记证等存放他处，并非据为己有，亦没有给公司造成损失，郭某要求付某将公司凭证等交还公司，但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付某占有上述物品给公司造成了损失。郭某的起诉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郭某要求付某向公司返还公司公章、证照、会计资料等，属于清算程序应当解决的问题。
摘要2：
- 日期： 10-07 16:2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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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鲁民四终字第103号
【裁判摘要】 青岛化学公司为瀛海公司的股东，且本案符合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况，青岛化学公司有权就于某某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其关于判令于长春将公章等物品归还瀛海公司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摘要2：【解读】在公司印章、证照等资料被侵占的案件中，股东提起代表诉讼一般不必经过前置程序。
- 日期： 10-20 07:4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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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224号
【裁判摘要】担保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保证人为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的，以此造成的损失由债权人自行承担。债权人不知保证人为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因此造成的损失，可以参照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处理。"“客户一部"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分支机构河南省分行营业部的内设机构，为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的职能部门。一、二审判决关于农发行营业部承担责任认定不一致，是因对于某某在签订《借款合同》时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农发行营业部“客户一部"为农发行营业部职能部门的认定不同。借款合同担保人处印章是“客户一部"的印章并非农发行营业部公章，普通人也应能够分辨客户一部为部门，且申请人于某某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全权委托代理人系专业律师，应当能够明确区分分支机构与职能部门。因此，二审判决关于于某某及代理人知道且应当知道“客户一部"仅是农发行营业部的职能部门的认定并无错误。二审判决依据担保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认为于某某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损失，农发行营业部对本案借款不承担担保责任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01号
【裁判要旨】认缴期限未届满的股东转让股权后，无需再对公司承担出资责任。
【裁判摘要】孙某某主张二审判决免除安徽控股的出资责任不当。安徽控股是安投资本的大股东，认缴出资9900万元，到2015年2月1日缴付完毕。2013年5月28日，安徽控股与中能控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安投资本99%的股权转让给中能控股，并将股东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故安徽控股在出资义务尚未到期的情况下转让股权，不属于出资期限届满而不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安徽控股不应再对公司承担出资责任。
【裁判规则】未经股东会决议程序即为股东提供担保有违《公司法》规定，但内部程序的欠缺不影响公司对外行为的效力。
【摘要】《保证合同》上有绿能集团的前身河南绿能法定代表人李某某的签字，并加盖了河南绿能的公章，该行为对外代表了河南绿能的真实意思表示。股东会决议程序属于公司内部程序，河南绿能未经股东会决议程序即为其股东提供担保，有违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但内部程序的欠缺不影响公司对外行为的效力。因此，绿能集团关于《保证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孙某某于2011年3月15日已向保证人河南绿能出具《催收贷款担保单位通知书》，2011年3月18日又向河南绿能的财务经理李某当面送达《催收贷款担保单位通知书》，该通知书的名称中已包含了向贷款担保单位催收之意，故对绿能集团主张孙某某未向保证人催收、诉讼时效不中断、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解读】原股东在出资义务尚未到期的情况下转让股权，不属于出资期限届满而不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不应再对公司承担出资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四终字第54号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不能正常行使职权，可基于股东身份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裁判摘要】尽管一般而言，如果股东本身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应舍近求远提起股东代位诉讼，但本案中李某并不掌握公司公章，难以证明自身的法定代表人身份，故其以公司名义提起诉讼在实践中确有因难。且其提供了初步证据证明，其曾以中兴公司名义起诉而未能为法院受理。如不允许其选择股东代位诉讼，将使其丧失救济自身权利的合理途径。综合以上情况，并且原审已经就本案进行了长达两年半的审理，再要求李某履行前置程序后另行起诉，显然不利于及时维护公司权利，也给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讼累故李某关于其有权提起股东代位诉讼的上诉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客观上，中兴公司监事以及除李某之外的其他董事会成员皆为被告，与案涉纠纷皆有利害关系。从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之规定来看，起诉董事需向监事会或监事而非董事会提出书面请求，起诉监事则需向董事会或执行董事而非监事会或监事本人提出书面请求，此规定意在通过公司内部机关的相互制衡，实现利害关系人的回避，避免利益冲突。在本案的特殊情况下，已无途径达成该目的。中兴公司被告董事会成员和监事在同一案件中，无法既代表公司又代表被告。为及时维护公司利益，在本案的特殊情况下，应予免除李某履行前置程序的义务。
摘要2：【解读１】董事、监事均给公司造成损失且均为被告，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可免除前置程序义务——《公司法》第151条设定了股东代位诉讼的前置程序。但公司董事、监事均存在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且作为案件被告时应免除股东代位诉讼时的前置程序义务。
【解读２】在公司董事与监事为同一人的特定性下，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没有必要履行前置程序。
【注解】本案被告董事会成员和监事在同一案件中无法既代表公司又代表被告，在此特殊情况下应予免除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履行前置程序的义务。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提字第121-1号
【裁判摘要】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在董事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公司可以作为原告起诉董事。但在董事长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下，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只有法定代表人才能代表公司进行诉讼，因此，不会出现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起诉法定代表人的情况发生。为此，《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专门进行规范。根据该条的规定，当出现董事长作为法定代表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时，符合条件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收到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青海碱业的股东没有书面请求监事会起诉冯某某，公司股东也没有起诉冯某某，青海碱业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其法定代表人冯某某的。对此，再审申请人提出异议，认为青海碱业的起诉未经公司股东会、监事会同意，不是青海碱业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因公司高管侵害公司利益而提起的诉讼，青海碱业股东会、监事会出现僵局，冯某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不能主动停止侵害公司的行为，青海碱业即成为当然的诉讼主体。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青海碱业作为法人提起诉讼，与自然人不同，必须由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本案中，青海碱业的起诉状虽加盖有青海碱业的公章，但该起诉行为没有经过法定代表人同意，没有经过股东会讨论通过，公司股东也没有请求监事会起诉冯某某，故青海碱业起诉状上的公章和授权委托书上的公章皆非青海碱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股东会同意加盖，不能认定为是青海碱业的意思表示。青海碱业的“代理人”的授权委托取得不合法，青海碱业的“代理人”无权代理本案诉讼，其以青海碱业名义提起的诉讼不能认定为是青海碱业的意思表示，因此，本案的起诉既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也不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应予驳回。综上，冯光成的再审请求成立。青海碱业的“代理人”以青海碱业名义提起的诉讼非青海碱业的真实意思表示，应驳回起诉，原审予以受理错误。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2629号
【裁判要旨】未得到授权即以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系个人行为，构成无权代理，由个人承担合同权利义务。
【裁判摘要】原审法院认为：关于许某某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中十冶华东分公司、中十冶集团有限公司主张本案适格主体应为上海兴舍建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与许某某无关。系争劳务合同虽然抬头为上海兴舍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但在落款处仅有许某某的签字，并未加盖该公司公章，且上海兴舍建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已明确表示其未与中十冶华东分公司签订本案合同，也未授权许某某代表该公司签订合同，故许某某签订本案合同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许庆荣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摘要2：
摘要1：【案号】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内民终259号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未加盖公司印章，但涉案工程系为公司经营之用，可以认定法定代表人系代表公司履行职务，公司应当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主体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24号
【裁判摘要】在案涉工程招标前，双方将案涉工程由泰烜建设公司承建达成一致，双方行为属于“明招暗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中标无效。根据《建设施工解释》第一条第三项规定，《合作协议》、《协议》、《施工合同》和《补充协议》无效。泰烜建设公司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称即使施工合同无效，案涉《补充协议》第一条至第四条约定应有效。本院认为，上述各条与解决争议的方法无关。不影响关于效力的认定。因此，原判决关于案涉合同效力的认定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要旨】结算单通常是双方当事人基于种种考虑的妥协产物，故除非有法定理由，否则应当按照结算单确定工程款数额。
【摘要】案涉工程造价鉴定机构汉中龙华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华公司）在出具《工程造价审核定案表》时称“陕西众和置业公司有限公司，…请您单位会同施工单位复核认证，于2015年3月18日前在本认证单上签注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后退还我公司。”可见，该定案表仅为工程审核认证，不能推定出双方依此定案表作为结算依据的意思表示。而《工程决算结算单》系根据泰烜建设公司提交的工程决算书，经龙华公司审计后，双方对审计工程造价、施工阶段利息和决算审定价下浮比例等进行决算而形成，体现出双方当事人协商过程和结果，与《工程造价审核定案表》相比较更具真实性。......结算单通常是双方当事人基于种种考虑的妥协产物，各方都可能作出权利上的让步，故除非有法定事由，应当予以尊重。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苏民再377号
【裁判摘要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因此，认定无权代理人与相对人订立合同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须审查无权代理人是否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且相对人主观上善意无过失。
【裁判摘要2】从会计制度上来说，单位总账会计的职责是审核记账凭证、负责设置本企业会计科目、会计凭证和会计账簿、定期对总账与各类明细账进行结账等单位内部会计事务。其并不是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在无单位明确授权的情形下，并不能以自己的总账会计身份对外代表公司开展业务，总账会计代表单位对外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必须取得单位授权。
摘要2：【裁判摘要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关于“行为人私该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应当认定江中公司对时某某的犯罪行为给缪某某所造成的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鉴于时某某的刑事追赃程序尚在执行过程中，故在刑事追赃程序结束后，如缪某某仍有不能得到追还的损失，可另行向江中公司提起民事损害赔偿之诉。
摘要1：解答：合同首部列明主体和合同尾部盖章主体不一致时，应当以合同尾部盖章签字的主体为合同当事人。
摘要2：【注解】签字主体和履行主体不一致时如何确定合同主体？|对民事合同主体的审查，不能仅仅依据载明的签字人，特别是签字人具有多重身份时，还要结合合同内容及履行情况来判断。——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602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323号
【裁判要旨】担保人受让其他公司的股权不等于降低了对外承债能力。
【裁判规则】担保人承诺的担保范围是否包括因履行房屋租赁合同所产生的全部债务应根据担保函的具备内容确定，而非仅限于担保函出具前已签订的协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209号
【裁判要旨】一般情况下，股东之间基于自主意思表示订立的协议只能约束该股东，但全部股东的意思表示应推定为该公司的意思表示。
【裁判摘要】一般情况下，股东和公司作为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两者在财产和人格上相互独立。因此，两者的意志也应当是相互独立的，不能将两者意志等同，股东之间基于自主意思表示订立的协议只能约束该股东，不能作为公司的意思表示，不能约束公司，但本案存在下列特殊性：......由于本案存在召开董事会讨论和批准中方股东不再出资和公司减资存在客观障碍，上述程序不能依法进行，故艾费尔烟台公司100%股东的意思表示应推定为该公司的意思表示，2011年11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的内容可以约束艾费尔烟台公司。本案是公司诉求股东承担缴足出资责任的出资纠纷，属于公司与其股东之间的内部纠纷，故应以当事人之间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订立的《协议书》作为判断案件事实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主要的依据，并据此修改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尚未修改并不足以否定上述《协议书》的合法性和上述《协议书》对艾费尔烟台公司的约束力。艾费尔烟台公司关于福山国有资产公司应承担缴纳15800万元出资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法条】《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
【摘要1】《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根据公司法法理和上述规定，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法定意志代表机关，法人的民事诉讼行为能力通过法定代表人得以实现，法定代表人是法人的当然诉讼意志代表。......《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根据该条规定，加盖公章和签字均是法定的代表当事人作出的意思表示的方式。我国并无法律规定不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就不足以代表公司的意思表示。而且，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本案中，因艾费尔烟台公司前总经理王××涉嫌犯罪，艾费尔烟台公司存在公章管理和使用不规范的情形，上诉状上没有加盖艾费尔烟台公司公章具有客观理由，不能因为没有加盖公司公章而否定艾费尔烟台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提起上诉的合法性。
摘要2：【摘要2】2010年8月16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在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等过程中订立的合同，依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后才生效的，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未经批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就外商投资企业相关事项达成的补充协议对已获批准的合同不构成重大或实质性变更的，人民法院不应以未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为由认定该补充协议未生效。前款规定的重大或实质性变更包括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经营范围、营业期限、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的变更以及公司合并、公司分立、股权转让等。”......该协议的内容属于双方对艾费尔烟台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认缴出资额等事项的重大变更。依据前述司法解释和相关规定，在签订上述《协议书》之时，协议书约定内容属于应当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才能生效的事项，在未经报请批准或相关行政审批机关未明确不批准之前，合同中相关条款处于未生效状态。本案并不存在相关行政审批机关明确表示不批准该《协议书》的事实。而且，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6年9月３日作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四部法律的决定》，将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事项，由行政审批制度改为备案管理制度，而本案中艾费尔烟台公司的经营范围并不属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或者禁止类领域。因此，上述法律修改以后，福山国有资产公司与艾费尔国际公司于2011年11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关于中方不再出资以及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的事项适用备案管理，不再要求报请审批机关批准。......综上，本案中，2011年11月18日的《协议书》是福山国有资产公司与艾费尔国际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认定其合法有效并生效。
【解读１】股东不能以其他股东出资不足为由而要求免除其对公司的足额出资义务。
【解读２】外商投资企业中方不再出资以及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的事项适用备案管理，因法律修改不再属于审批对象。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949号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法定意志代表机关，是公司的当然诉讼意志代表人。
【裁判摘要1】关于本案被上诉人主体应否变更问题。本案一审判决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信达公司福建分公司与金恒公司转让案涉债权的行为完成于一审判决作出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在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约束力。”本案香山公司、陈某某、方某某均不同意变更被上诉人为金恒公司，且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不变更诉讼主体亦不会影响受让人的实体权益。故综合考虑本案具体情况，为保证本案诉讼程序的稳定，本院对金恒公司提出的变更本案被上诉人为金恒公司的申请不予准许。
【裁判摘要2】关于香山公司是否本案上诉人问题。香山公司通过其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陈玲霞提起本案上诉，后又于2018年9月14日向本院提交了加盖香山公司公章的《关于请求纠正上诉费收费标准的报告》，并在指定期限内交纳了上诉费用，故香山公司提起本案上诉符合法律规定。虽然信达公司福建分公司获悉陈某某在提起本案上诉前被香山公司唯一股东南亚公司免除了香山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主张陈某某已无权代表香山公司提起本案上诉，但是香山公司至今未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信达公司福建分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香山公司没有提起本案上诉的意思表示。
摘要2：
摘要1：解答：只有法定代表人签字而无公司盖章，交易相对方有义务举证证明法定代表人签字时是履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职务而不是其私下行为，相对人的举证没有达到令人确信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的签字是履行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应认定为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行为，该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2：【注解】（１）当事人在合同上签名、盖章均具有法律效力；（２）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行使职权，其对外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应由法人承担责任，而盖具公章并非合同有效的必备要件；（３）在合同相对人是善意的情况下，只有法定代表人签字而无公司盖章的合同对公司具有约束力。
——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013.合同上仅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未加盖单位公章，单位是否应承担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120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债权人韩某主张鑫泽锰业公司对案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在于案涉《借款合同》及《欠条》有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的签字。鑫泽锰业公司则抗辩称其在上述书证中均没有加盖公章，李某的签字仅是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公司没有对案涉借款作出保证的意思表示。经查，案涉3519万元借款的债务人为李某，借款发生时，李某持有鑫泽锰业公司55%股权，并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作为证明案涉借款发生的主要书证，《借款合同》和《欠条》上均未加盖鑫泽锰业公司公章；《借款合同》虽在首部将鑫泽锰业公司明确为“丙方2”，但在合同中既没有约定“丙方”包含“丙方2”，也没有关于“丙方2”对案涉借款进行担保的合同约定，合同落款处亦没有鑫泽锰业公司的盖章；而《欠条》既没有将鑫泽锰业公司列为担保人，也没有加盖该公司公章。
本院认为，担保具有无偿性，该特点决定了担保人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必须明确具体。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案涉《借款合同》担保方主体记载为丙方孙某某，丙方2鑫泽锰业公司，从文字表述看，丙方与丙方2应为两个独立的并列主体，韩某对此亦予以认可。合同条款中，仅约定丙方对韩某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丙方2承担担保责任的约定。韩某主张“丙方2”应理解为第二个丙方，《借款合同》中所有对丙方担保责任的表述都应适用于“丙方2”，但合同并未约定丙方包括丙方2，其上述主张与其“丙方与丙方2系并列的独立缔约主体”的自认相矛盾。《借款合同》落款处并未记载“丙方2”。李某虽然在丙方处签字，但《借款合同》中约定李某以其鑫泽锰业公司15%股权为全部借款提供质押担保，故仅从李某在落款中的签字，不能认定其是代表鑫泽锰业公司。案涉《欠条》担保人栏目中，并没有鑫泽锰业公司。李某虽然在担保人2一栏中签字，但没有明确其是代表鑫泽锰业公司。且鑫泽锰业公司均未在上述证据中加盖公司印章。《借款合同》及《欠条》不足以证明鑫泽锰业公司为李某借款向韩军提供担保。韩某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鑫泽锰业公司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韩某诉请要求鑫泽锰业公司就其股东李某的案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依法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担保具有无偿性，该特点觉得了担保人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必须明确具体。
- 日期： 03-15 14:0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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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会议纪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一终字第7号
【裁判摘要】黑山县领导的讲话和文件是否构成合同的组成部分。本院认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即合同内容，是指合同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从内在结构而言，应通过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合同条款体现。本案中，黑山县领导的讲话和黑山县政府的规定，是宏观指导性的，并不当然构成合同的一部分，一审法院对此性质认定并无不当。佟某某主张黑山县领导的讲话和黑山县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证据证明力优于竞买须知等，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解读】县领导讲话和政府红头文件只要没有写进土地出让合同就构成合同的一部分，不能据此主张政府承担违约责任。
【解析】本案佟某某与被拆迁人腾某某协商一致后支付了580万元拆迁补偿款，虽然黑山县政府房屋拆迁办公室加盖了公章，但是并非黑山县政府对该补偿条件予以认可，实际是佟某某个人的行为，二审开庭时佟某某对此亦予以认可。佟某某主张超出标准之外的补偿费用亦应由黑山县政府承担，法律依据不足，一审判决判令黑山县政府应按照当地统一标准，向佟某某补偿757401.20元并无不当。
- 日期： 03-20 18:3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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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282号
【裁判摘要】矿山合伙企业转让全部合伙份额系企业资产整体转让，只涉及出资人变更而不导致采矿权主体发生变更——关于转让合同的性质。2012年7月1日，双方当事人签订转让合同明确约定，唐某某、倪某某将沙包岩煤矿转让给唐清某、李某经营，转让的内容包括煤矿所有固定资产、设备和一切证照、公章，以及采矿许可手续。由于协议中没有关于办理采矿权转让手续的约定，采矿权仍然登记在沙包岩煤矿名下，这种企业资产整体转让，是沙包岩煤矿出资人的变动，不涉及采矿权人变更，二审判决认定该转让合同系企业整体转让合同，并非唐清某、李某主张的采矿权转让合同，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本案转让合同涉及合伙企业资产整体转让，并非采矿权转让。案涉转让合同、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亦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二审判决认定有效正确。
摘要2：【解读】矿山合伙企业整体转让并非采矿权转让，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矿山合伙企业整体转让属于出资人变动，不涉及采矿权人变更，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898号
【裁判要旨】法律并未规定法定代表人以外持有公司公章的人仅凭其持有公章的事实就能够直接代表公司意志，持有公章是一种客观状态，某人持有公章只是反映该人可能有权代表公司意志的一种表象，至于其是否依授权真正体现公司意志，仍需进一步审查。在持章人未获授权即在合同上盖章情况下，仅凭其持有公章事实尚不足以使对方产生信赖，案涉合同对持章人所在公司不发生效力。
摘要2：【解读】相对人仅凭持章事实不构成信赖，擅自盖章公司不担责任。
- 日期： 05-25 15:4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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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06民终4821号
【裁判摘要】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与监督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者相较于用人单位具有从属性、依赖性的特征。本案中，孔某某、祝某、马某某2015年9月15日订立股东合作协议一份，就三名股东的出资金额及比例、职责分工、公司的注册资本、启动运营资金用途等作了明确约定，关于公司利润的分配方式约定：“1.公司利税在依法纳税和提取法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励基金后，其余为红利，按股权比例进行分配…”，并未涉及公司是否向股东发放劳动报酬，祝谋、马某某亦均从未领取过劳动报酬。孔某某一审中提交2016年1月至6月份的工资表及工作证明，但该两份证据反映的收入金额明显不符、相差很大，孔某某主张工资表数额仅为生活费，但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工作证明仅加盖公章，无经办人及法定代表人签名，孔某某称证明系会计出具，但其作为公司股东，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该会计具有出具此类证明的相应权限，且普优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难以认定。孔某某从事生产、技术人员的管理、培训以及公司日常事务管理等，与股东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其股东职责分工一致，系基于股东身份对公司独立性而非从属性的提供劳务，其与公司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况且，孔某某在公司经营期间负责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而其自己并未与公司订立劳动合同。综上，一审认为孔某某与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予以确认。因此，孔某某基于劳动关系主张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及拖欠工资，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76号
【裁判要旨】行为人经被代理人授权是有权代理而非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首先应为代理人无代理权限，而本案中林某某代表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向钱某某借款，系经过时任江苏一建沈阳公司负责人游某某的授权，并非表见代理，而是有权代理，其行为后果应当由江苏一建沈阳公司承担。理由如下：首先，形式要件方面，本案关键证据《借条》的借款人签章处有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公章及游某某个人名章，林某某为经办人，可初步证明江苏一建沈阳公司与钱某某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江苏一建沈阳公司亦认可林某某的代理人身份，即使在《借条》形成之前，借款实际发生之时林某某并无书面授权委托，但是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在《借条》上加盖公章的行为亦构成对前述林某某借款行为的追认，《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代理人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应当对代理人林某某的代理行为承担责任；．．．．．．综上，林某某受江苏一建沈阳公司负责人游某某的委托向钱某某借款，其后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就全部借款金额向钱某某出具借条，江苏一建沈阳公司即为借款合同项下的实际借款人。二审法院将林某某的行为认定为表见代理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
摘要2：
- 日期： 05-28 22:1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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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见代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抗字第2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本案杨某某对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表见代理的成立，并不以杨某某与胡某某代表的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之间及胡某某与达濠公司之间的承包关系有效为前提，且杨某某在多起相关案件中的陈述矛盾反复，不足为信。因此，应当认定杨某某在与陈某某的交易中构成对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的表见代理，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应当就案涉欠条向陈文清承担付款责任，且根据本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关于“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亦应向陈某某承担责任。现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已于本案诉讼发生后被注销，故应由达濠公司承担上述责任。
摘要2：【解读】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应从行为人是否具有表征代理权存在的外观、相对人对相关权利外观的信赖是否合理、被代理人对该权利外观的存在是否具有可归责性及其程度进行综合考量。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800号
【裁判要旨】相对人未尽审慎注意义务构成重大过失不适用表见代理。
【摘要１】招商无锡分行没有尽审慎注意义务。无论在本案业务发生时，商业银行是否按规定应实现同业业务专营部门制，代表光大长春分行办理案涉《同业存款协议》的签订业务经办人并不是张某，是由光大长春分行职员张某某负责。而《委托定向投资协议》的签订则没有光大长春分行工作人员出面经办，招商无锡分行也未亲见张某加盖光大长春分行的公章及负责人名章，尤其是当发现加盖在《委托定向投资协议》及《投资指令》上的印章与光大长春分行银行预留印鉴不符的情况下，仍未引起招商无锡分行高度注意，招商无锡分行不仅没有与光大长春分行负责人员或相关业务部门工作人员核查，仍与张某联系，并且对刘某某带给其的《情况说明》也未进一步向光大长春分行进行核实。上述事实足以认定招商无锡分行主观上构成重大过失。据此，一审判决认定张某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摘要２】据此，可以认定本案《同业存款协议》系张某、刘某某为实施非法侵占光大长春分行案涉3.5亿元资金的犯罪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或通道，《同业存款协议》的签订构成案涉刑事案件法律事实的一部分，张某、刘某某也因此触犯了刑法，构成犯罪。尽管光大长春分行和招商无锡分行主观上不存在以该协议进行违法犯罪的目的，但客观上该协议是被张某、刘某某利用进行犯罪所签订，并因此构成张某、刘某某犯罪链条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此，应认定《同业存款协议》的签订目的不具备合法性，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应认定无效的规定，《同业存款协议》应属无效。
- 日期： 06-05 17:0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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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申报
税务所
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鲁08行终223号
【裁判要旨】企业纳税申报是税务机关征管的重要环节，与企业有无应纳税款无必然联系。企业在纳税期内没有应纳税款的，也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企业享受减税、免税待遇的，在减税、免税期间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
【裁判摘要１】《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被诉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虽然抬头处打印的是兖州市地税局，但落款处加盖的是鼓楼税务所的公章，案号也是鼓楼税务所的案号；税收征管法在第一章总则中的第十四条规定，本法所称税务机关是指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已经将税务所规定为该法所称的税务机关；该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综上，鼓楼税务所系税收征管法规定的税务机关，有权作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应认定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鼓楼税务所，而非兖州市地税局，兖州市地税局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被上诉人鼓楼税务所作出被诉通知也并未超越法定职权。
摘要2：【裁判摘要２】上诉人系已经办理了税务登记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根据税收征管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依法进行纳税申报是纳税人应尽的义务。该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本案中，上诉人对于其与兖州市人民政府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进行房地产开发项目的事实以及于2007年将部分开发房屋交付有关部门冲抵土地出让金的事实并无异议，上述行为即应产生纳税申报义务，由于上诉人对于上述事实在账目上未作处理，被上诉人自2016年从他处了解相关事实后，要求上诉人进行纳税申报并无不当。上诉人所主张的土地出让金数额尚未最终确定以及相关税款应予免交的理由，应在进行纳税申报时予以说明，由税务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予以调查处理，而不应以此为由拒绝履行纳税申报义务。关于上诉人所主张的程序违法的问题，税收征管法并未规定税务机关作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要求纳税人进行纳税申报所应当履行的程序，亦未明确规定应当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权，且被上诉人鼓楼税务所在作出被诉通知前已经进行了调查，故上诉人关于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不应予以支持。
【注解】限期纳税申报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具有行政可诉性——2016年5月，被告鼓楼税务所发现诺亚公司交付的部分房屋存在以房屋价款抵顶土地出让金的情形。遂于2016年5月26日作出兖鼓税限改［2016］21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内容为，山东济宁诺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你单位以安置房屋价款冲抵土地出让金，应视为销售业务处理，申报有关税费；以安置房屋价款冲抵土地出让金，构成契税计税价格，应申报契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规定，限你单位于2016年6月13日前到兖州市地方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办理纳税申报。
- 日期： 06-20 07:0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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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分配
大股东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69号
【裁判要旨】公司利润分配并非是可以由大股东简单决定的事宜——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利润分配的决定权专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而股东（大）会的召集和作出决议均由法律或公司章程作出相应的规定，不是公司大股东可以简单决定的事宜。
【裁判摘要１】从本案查明的基本事实看，《承诺书》产生的背景是九江公司将其在正邦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杨某某，并与《退股协议》同日签署。《承诺书》载明，因九江公司“积极配合退股”，北岭村项目由杨某某担任法定代表人“进行操作”，“操作期间愿请王某某同志协作帮助工作，每月上班拾天工资为壹万元，该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某某20%并另安排协议外2万㎡的第一期土建施工指标”。其中虽然将王某某列为受益人，但由于享有正邦公司股权的是九江公司，而非王某某个人，王某某是九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王某某代表的九江公司退股，因此，其中“该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槐月20%”应当理解为20%利润的受益人是九江公司，而非王某某个人。事实上，王某某本人不仅从未主张上述权益，更声明其是代表九江公司从事。因此，应当认为《承诺书》中所述内容是针对王槐月代表的九江公司“退股”的补偿。正邦公司关于《承诺书》的受益人应当是王某某，进而认为九江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诉讼主体的理由不能成立。一、二审法院认定九江公司而非王某某是《承诺书》的相对人、是适格主体的结论是正确的。
摘要2：【裁判摘要２】杨某某签署《承诺书》，并加盖了正邦公司公章。杨某某光作为股权受让方，应当向转让方九江公司支付对价。从《承诺书》的内容看，承诺的给付事项构成正邦公司股权转让对价的组成部分，即杨某某因受让九江公司在正邦公司中的股权，除股权转让协议确定的转让款之外，还要向九江公司支付北岭村项目20%的利润。正邦公司是股权转让涉及的目标公司，于理不应为杨某某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这一个人债务承担法律责任。签署《承诺书》时，虽然正邦公司的老股东在协议中一致认为杨某某可以代表正邦公司，但杨某某当时尚未正式成为正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某某尚无权代表正邦公司，且此后杨某某并未成为正邦公司100%的股东，而是占正邦公司90%股份的股东。即便如此，结合公司法人财产独立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关于公司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的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二款关于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侵占公司财产的规定，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关于公司利润分配的若干限制性规定，可以认为，公司利润分配并非是可以由大股东简单决定的事宜。因此，不能将《承诺书》的内容理解为杨某某系代表正邦公司向九江公司承诺将正邦公司将来项目所获20%的利润支付给九江公司。也就是说，虽然《承诺书》上盖有正邦公司的公章，但不能以此认定构成正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应当认定系杨某某个人的真实意思。《承诺书》是杨某某个人向九江公司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认定有效。杨某某应当依据《承诺书》的约定向九江公司承担相应的义务。正邦公司关于杨某某无权处分正邦公司财产的观点成立，但其关于《承诺书》应当被认定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一、二审法院认定《承诺书》有效的结论是正确的，但认为是正邦公司的意思表示缺乏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20号
【裁判摘要１】虽然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约定800万元股权转让价，目的在于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并规避国家有关税收，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之规定，原审判决认定为无效合同正确。但该两份协议中体现的当事人转让与受让新鸿基公司股权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客观事实，当事人将该意思表示延展到《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中，订立《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的直接目的就是股权转让。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的内容看，系围绕转让新鸿基公司全部股权展开，包括股权转让价格与支付办法、受让方的股权比例分配、定金条款、公司项目资料、公章等财产的移交、新鸿基公司债权债务的处理、违约责任等等。原审判决认定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系股权转让性质正确。
【裁判摘要２】至于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问题，蓝某某、张某通过签订一系列案涉协议受让新鸿基公司股权，从而达到开发土地并获利的最终目的，因而在《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第一条首先约定了“项目概况”，但这并不影响《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系股权转让性质的结论。案涉土地原由案外人燕子岩公司享有土地使用权，至2010年4月14日，四份土地使用权证已办理至新鸿基公司名下，并由新鸿基公司在该土地上开展“在水一方”项目建设。两年后的2012年11月，本案双方当事人才签订股权转让相关协议，因此，违法办理土地更名问题存在与否与蓝某某、张某签订案涉协议是否受欺诈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而土地更名中的问题因属于国家土地管理部门行政管理范畴，不能成为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应予撤销的理由，且蓝某某、张某未提供案涉土地违法更名的相应证据，故蓝某某、张某以案涉土地违法更名为由主张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应予撤销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要旨】当事人约定实质将新增土地价款作为股权转让的部分对价，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有效。
【摘要】《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土地的价格为每亩80万元，新增土地待取得土地证后另行计算，仍按每亩80万元交易”，当事人如此约定，实质是将新增土地价款作为股权转让的部分对价。雷某某等四人作为新鸿基公司原全体股东，系《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签订主体，其签订协议的行为当然代表了新鸿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条款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原审认定该条款无效，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