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云民终85号
【摘要】二审判决认定：关于施××的责任。建安公司与车××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协议》中施××作为建安公司的经办人在协议上签字。2016年11月29日施××、车××、建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签署《会议纪要》内容为：“终止建安公司与车××明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协议》后，由施××代表建安公司对工程续建，双方结清车××应得工程款"。同时，施××向车××出具《承诺书》承诺向车××支付尚欠的工程款。一审中，施××表示愿意对尚欠车××工程款及资金占用费与建安公司共同承担支付责任，属于债务的加入，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施××承担责任后，施××未提出上诉，故本院不作调整。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退还王×、周×600万元保证金的义务是否已转移给明生元公司的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王×、周×为承建案涉工程向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支付了600万元保证金，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依据其与明生元公司签订的《协议》，将该600万元保证金支付给了明生元公司。该协议因故不能履行时，明生元公司负有向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退还600万元保证金的义务，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负有向王×、周×退还600万元保证金的义务。由于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系退还王×、周×600万元保证金的债务人，该债务的转移须经债权人王×、周×的同意。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王×、周×同意由明生元公司向王×、周×退还600万元保证金并据此免除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的退还义务。同时，王×、周×持有明生元公司出具的承诺书系明生元公司单方行为，也不能证明王×、周×免除了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的向其退还600万元保证金的义务；且原审中王×、周×也未明确同意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转移该600万元保证金的退还义务，故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向王×、周×退还600万元保证金的义务并未发生转移。明生元公司出具承诺书的行为属于债务加入，王×、周×可以选择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与明生元公司共同承担该债务，也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承担该债务，一审依据王×、周×的诉讼请求判令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承担600万元保证金的退还义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2年第11期（总第315期）第35-39页】
【裁判摘要】在车辆挂靠关系中，被挂靠人向挂靠人收取挂靠费，应与挂靠人共同承担经营运输风险，仅以协议约定不能免除其作为被挂靠人应承担的风险和责任。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被挂靠单位以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主张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被挂靠公司与挂靠人聘用司机没有劳动关系仍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摘要1：——车辆挂靠关系中工伤保险责任的承担
【裁判要旨】在车辆挂靠关系中，被挂靠人向挂靠人收取挂靠费，应与挂靠人共同承担经营运输的风险，仅以协议约定不能免除其同意挂靠后的风险和责任。被挂靠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既符合宪法、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中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亦体现了平等和公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案号】一审：（2020）黔02行初135号；二审：（2021）黔行终304号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１）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因已过时效期间而消灭；（２）持票人丧失票据追索权利并不影响其与背书转让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其仍可通过基础法律关系主张相关权利——烟台鑫发公司出借款项给哈尔滨高金丰公司、哈尔滨高金丰公司以承兑汇票为案涉借款提供质押担保，以及借款到期后双方协议以承兑汇票抵偿案涉借款的行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案涉基础合同即《借款协议》和《合同书》也不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前述合同不具有无效情形。．．．．．．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支付结算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商业汇票的持票人超过规定期限提示付款的，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持票人在作出说明后，仍可以向承兑人请求付款。本案中，因烟台鑫发公司委托银行收款时已过提示付款期限，其已经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故其无权要求案涉票据的背书人哈尔滨高金丰公司和烟台银行胜利路支行承担案涉票据款及利息的给付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应当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6个月内行使。本案中，烟台鑫发公司于2012年10月1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案涉票据的背书人哈尔滨高金丰公司和烟台银行胜利路支行承担案涉票据款及利息的给付责任，此时，已经超过6个月的票据权利时效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烟台鑫发公司对前手的追索权因已过时效期间而消灭。．．．．．．虽然在本案中，烟台鑫发公司对其前手的追索权因已过时效期间而消灭，故其要求高金丰公司和烟台银行胜利路支行共同承担案涉票据款6000万元给付责任的诉讼主张不能获得支持。但是，烟台鑫发公司的权利并非不能获得救济，其仍可以依据其与高金丰公司和烟台银行胜利路支行之间所形成的基础法律关系向上述两公司提出相应权利主张，通过另案诉讼的方式予以救济。
【裁判摘要２】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承兑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示付款只能向持票人和承兑人行使票据追索权——本案中，烟台鑫发公司于2012年3月6日委托其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芝罘支行向付款人烟台裕霖木业有限公司的开户行烟台银行胜利路支行收款，此时，已经超过10日的提示付款期限。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支付结算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商业汇票的持票人超过规定期限提示付款的，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
摘要2：（续）持票人在作出说明后，仍可以向承兑人请求付款。本案中，因烟台鑫发公司委托银行收款时已过提示付款期限，其已经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故其无权要求案涉票据的背书人哈尔滨高金丰公司和烟台银行胜利路支行承担案涉票据款及利息的给付责任。原审法院未考虑烟台鑫发公司提示付款是否已过提示付款期限的因素，直接认定持票人烟台鑫发公司有权向背书人哈尔滨高金丰公司和烟台银行胜利路支行行使追索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506号
【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不行使而消灭。上述规定中的时效属消灭时效，本案中烟台鑫发公司于2012年3月20日便已知被拒绝付款，直至2012年10月16日才向法院提起追索权诉讼，此时，已经超过6个月的票据追索权利的消灭时效期间。虽然超过票据追索权消灭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追索权，但并不影响烟台鑫发公司依据其与高金丰公司和烟台银行胜利路支行之间所形成的基础法律关系向上述两公司提出相应的权利主张。
【摘要2】法院可以参照《支付结算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票据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依照本法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的通知》明确立法依据：“为了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和国务院批准的《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维护支付结算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将《支付结算办法》印发你们执行”。《支付结算办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支付结算行为，保障支付结算活动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速资金周转和商品流通，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和《票据管理实施办法》以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人民币的支付结算适用本办法，但中国人民银行另有规定的除外”。可见，《支付结算办法》是中国人民银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规定和授权指定的规章，原判决参照《支付结算办法》处理本案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１】实际施工人无权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主张工程款（折价补偿款）——．．．．．．应认定张学珍是该工程多次违法转包、分包的实际施工人。《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实际施工的人能否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主张工程款问题的电话答复》【（2021）最高法民他103号】载明，基于多次分包或者转包而实际施工的人，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人主张因施工而产生折价补偿款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上述答复，张××关于安徽三建公司应与吕××共同承担工程款返还责任的主张无事实、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请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实际施工人不包括借用资质及多层转包和违法分包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建工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规定存在三方当事人，两层法律关系。一是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二是承包人作为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与转包或者违法分包中的承包人之间的转包或违法分包关系。本案存在四方当事人，三层法律关系，除以上两层法律关系外，还有吕××违法将案涉项目肢解交给张××来承包的违法分包关系。本院认为，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请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实际施工人不包括借用资质及多层转包和违法分包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本案张××的情形不属于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请求发包人承担相应责任的实际施工人，其关于蜀信公司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无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３】（１）与发包人签订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有权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发包人未建立合同关系的分包人、实际施工人并不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２）行使代位权的前提条件是实际施工人对于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享有合法有效债权，实际施工人无法代为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建工解释(二)》第十七条规定，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院认为，与发包人签订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有权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发包人未建立合同关系的分包人、实际施工人并不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其次，张××主张即便自己不享有优先受偿权，根据法律规定，其也可以代位行使安徽三建公司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下的合同权利。《建工解释（二）》第二十五条规定，实际施工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以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怠于向发包人行使到期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其到期债权实现，提起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行使代位权的前提条件是实际施工人对于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享有合法有效债权。就本案而言，安徽三建公司系案涉工程的总承包人，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因张××并非是安徽三建公司的债权人，无法适用本条规定代为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摘要1：【裁判摘要１】第三人撤销之诉可以改变原审裁判、调解书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条第一款规定：“对第三人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请求，人民法院经审理，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请求成立且确认其民事权利的主张全部或部分成立的，改变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错误部分；（二）请求成立，但确认其全部或部分民事权利的主张不成立，或者未提出确认其民事权利请求的，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错误部分；（三）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本案中，北大荒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是：1、撤销山东省陵县（2011）陵商初字第372号民事判决和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德中商终字第250号民事判决；2、确认与艳阳天公司签订的化肥供销合同合法有效，确认北大荒公司对自己购买的668吨磷酸一铵享有所有权；3、判令蓝星公司返还668吨磷酸一铵的价款2037400元；4、判令蓝星公司赔偿668吨磷酸一铵的价款2037400元的利息损失；5、判令艳阳天公司对北大荒公司的货款本息损失承担连带责任；6、本案诉讼费用由蓝星公司、艳阳天公司共同承担。可见，本案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改变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错误部分。蓝星公司主张本案为第三人撤销之诉，故不应对原审判决进行实体处理，显然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不符，因而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当陵县人民法院2011年9月17日查封涉案化肥后，9月26日北大荒公司即提出异议，并主张对涉案化肥的所有权。在山东省陵县人民法院驳回其请求后，北大荒公司又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上诉被驳回后，北大荒公司虽未申请加入山东省陵县人民法院（2011）陵商初字第372号案诉讼，但由于蓝星公司在北大荒公司提出异议并被最终驳回之前，在（2011）陵商初字第372号案中的诉讼请求一直是判令艳阳天公司返还欠款，而非直接指向涉案化肥的所有权，故北大荒公司无法作为第三人参与到诉讼当中。蓝星公司增加了确认涉案化肥的所有权的诉讼请求后，法院并未告知或者通知北大荒公司参于诉讼，北大荒公司无从得知蓝星公司变更了诉讼请求，故并不构成怠于行使权利。因此，北大荒公司未参与相应诉讼主张涉案化肥的所有权，应属“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
摘要2：（续）二审判决认定山东省陵县人民法院（2011）陵商初字第372号和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德中商终字第25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未采取适当措施对北大荒公司的权利进行救济而程序违法，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１）第二审程序裁定发回重审的处理并非对案件的实体审理，在一审法院对该案件作出裁判后又进入第二审程序的，原第二审程序中合议庭组成人员无需回避；（２）一审裁定驳回起诉，二审指令再审，可参照适用发回重审后再进入二审不需回避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但是，经过第二审程序发回重审的案件，在一审法院作出裁判后又进入第二审程序的，原第二审程序中合议庭组成人员不受本条规定的限制。”其基本精神是对于已经参加过同一案件实体审理的审判人员，为了避免先入为主等原因从而对公正审理案件产生影响，其应当在该案的其他程序审判时予以回避，但由于第二审程序裁定发回重审的处理，并非对案件的实体审理，故在一审法院对该案件作出裁判后又进入第二审程序的，原第二审程序中合议庭组成人员无需回避。．．．．．．指令再审与发回重审在适用上的主要区别在于，在一审法院已经进行过审理，而二审法院认定应当由一审法院重新审的，适用发回重审；而在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时，由于该院实际上并没有对案件进行过审理，故二审法院裁定一审法院审理案件，当然就不存在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的问题，而属于指令一审法院审理。但在实质上，两者的效果并无不同，均为由一审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而且，二审法院作出发回重审或指令审理的裁定，在程序上均未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因此，本案的情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但书规定的基本精神，可参照发回重审后再进入二审不需要回避的规定适用，左××作为合议庭组成人员参加本案二审，并不构成法律规定的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情形。
【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民终1192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广州中院直接将将红石公司列为本案被执行人并对其采取执行措施是否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在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案中，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支行的诉讼请求即是要求红石公司对(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第814号民事判决确认的石锁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据此，云南高院作出(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判令红石公司应当“对广州中院作出的(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借款本金2亿元和第二项借款利息、复利、罚息及(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814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借款本金3亿元及利息、复利、罚息判决石锁公司应当承担偿还责任的两案款项”共同承担清偿责任，且应当结合广州中院两案的执行情况来确定红石公司的清偿义务，并且明确如果在红石公司实际履行了该判决项下的偿还义务，则在广州中院两案中不再偿还。由此可以看出，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本身即是根据中建公司和广州银行海珠支行的诉讼请求，对红石公司就广州中院(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第814号民事判决具体应当如何承担清偿责任作出的裁判，只有将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和广州中院(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号、第814号民事判决结合起来，才能明确本案中各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清偿责任。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已经确认红石公司是广州中院两案的共同债务人，故广州中院依据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直接将红石公司列为本案被执行人并对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广州中院已对同一笔案涉债权立案执行的情形下，从避免重复执行和提高执行效率的原则出发，云南高院也无需另立执行案件对(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予以执行。因此广州中院将云南高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一并予以执行，并不违反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执行管辖的相关规定。红石公司的申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粤执复764号
【摘要】执行法院对本案债务立案强制执行后，其他法院另案生效判决确定案外人应对本案执行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执行法院对此判决能否合并管辖执行的问题，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尚无明确规定。本案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是针对广州中院已经进入执行程序的债权债务关系作出的确认判决，判令云南红石公司因债务加入对本案执行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申请执行的债权以及债权人均未改变，该判决亦指向本案执行依据确定的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关于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的规定，云南红石公司作为本案的共同债务人，必须与本案的其他被执行人共同向中建公司、广州银行海珠分行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故广州中院在本案执行中一并执行(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并未加重云南红石公司的债务负担，且能够避免重复执行，提高执行效率，更为有效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与广州中院(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05、817号民事判决拆分由两地法院分别管辖执行，亦浪费司法资源。因此，广州中院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28号民事判决作为执行依据一并执行，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管辖的立法本意，有利于实现民事强制执行制度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1：【裁判摘要】（１）通过网络司法拍卖处置财产时，涉及因拍卖本身形成的税费，相应主体应分别承担各自部分税费；（２）《网拍规定》第三十条即是禁止在拍卖公告中载明“当次交易税费由买受人概括承担”或类似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网拍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因网络司法拍卖本身形成的税费，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相应主体承担；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法律原则和案件实际情况确定税费承担的相关主体、数额。”该规定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据此，通过网络司法拍卖处置财产时，涉及因拍卖本身形成的税费，相应主体应分别承担各自部分税费。执行法院在进行网络司法拍卖时，就税费承担问题，理应按照上述法律规定进行公告公示。2022年5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司法拍卖房产有关问题的通知》(法明传【2022】297号)，其中第三条明确：“切实将交易税费依法各自承担规则落实到位。根据网拍规定第三十条，交易税费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相应主体承担是基本原则。各级法院要严格落实该条规定，禁止在拍卖公告中载明“当次交易税费由买受人概括承担”或类似内容。……”由此可见，《网拍规定》第三十条即是禁止在拍卖公告中载明“当次交易税费由买受人概括承担”或类似内容。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等相关税费征收的法律均明确规定了“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税”应由转让方承担，“印花税”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共同承担，“契税”由受让方承担。《网拍规定》施行前，法律对司法拍卖中税费承担确实规定不明确，人民法院依职权确定税费承担未违反禁止性规定。但是，《网拍规定》施行后，已明确规定“因网络司法拍卖本身形成的税费，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相应主体承担。”司法拍卖中，转让方就是被执行人。本案中，深圳中院发布的竞买公告第一条确定“税费负担，由买受人承担”，第十条确定“与本次过户相关的双方需缴纳的一切税、费(包括但不限于所得税、土地增值税、营业税及其附加、印花税、契税等)、应补地价、土地使用费等均由买受人承担。”上述公示的税费承担表述与“当次交易税费由买受人概括承担”属于类似内容，与《网拍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不符，应予纠正。但是，由于该次拍卖流拍后，申请执行人鼎隆投资申请以物抵债，
摘要2：（续）且深圳中院已经裁定以物抵债。故被执行人林X主张“撤销深圳中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发布的《关于拍卖被执行人．．．．．公告》，依法更改该公告第十条税费承担规则后重新发布。”已不存在重新发布的客观需要，没有修改拍卖公告中税费承担方并重新公告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