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答：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以及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以及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诉讼不应合并审理。
【注释】债权人能否在代位权诉讼中将债务人及相对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要求相对人与债务人共同承担责任或承担连带责任？——我们倾向于认为，债权人不得在代位权诉讼中直接将债务人列为被告，应当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摘要2：【注解】（１）债权人代位权诉讼和普通的债权债务诉讼可以并存，债权人可以同时向债务人提起普通的债权债务诉讼和向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备注：未得出可以合并审理的结论）；（２）代位权诉讼已经得到法院支持，在次债务人实际履行清偿义务前，债权人有权向债务人及其担保人提起普通的债权债务诉讼（备注：代位权诉讼成立，在次债务人实际清偿债务之前，不免除债务人及其担保人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9)最高法民终159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314号
【裁判摘要】分割合伙财产并不以合伙资产和债务全部清算完毕为条件——合伙解散后分割合伙财产并不以合伙资产和债务全部清算完毕为条件，即使合伙已经解散，合伙财产分割完毕，合伙人仍应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虽有部分关于合伙债务的诉讼未审理终结或执行终结，也可以在现有能够确定的资产和债务基础上进行审理和判决，并非必须等待所有合伙债务均明确之后，才能分割合伙财产。
摘要2：【案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吉民终417号
【摘要】二审法院认为：关于合伙财产应否予以分割问题。刘某某１主张分割剩余房屋，对分割后盈余数额、对外共同借款、后续投资和税费由双方共同承担、另行结算。但双方合伙关系终止后并未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刘某某１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合伙财产具体数额。第一，双方出资情况不清。刘某某１主张其出资682万元，但此部分很多都是对外借款，不能确定债务人即是刘某某１。虽然其中一部分已经过诉讼或正在诉讼中，但即使已经被人民法院判决，也应当结合判决的执行情况才能确定刘某某１的出资数额。况且刘某某２对刘某某１出资情况亦并不认可。第二，以房抵顶工程款情况不清。刘某某１主张剩余房屋面积14000平方米，但其并不能证明以房抵顶工程款的数额，因而其主张的剩余房屋面积没有依据。第三，案涉臻金铭郡项目在开发过程中，由于投入资金不及时，造成项目工期拖延，大量回迁户上访，德惠市人民政府多次组织、协调各主管部门及开发商解决该历史遗留问题，并出资完成后续配套设施建设。现德惠市人民政府出资建设情况亦未予处理。基于上述原因，无法确定合伙项目盈余或亏损情况，亦无法确定案涉房产的权属情况，故刘某某１请求分割合伙财产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双方可待条件成熟后，另行解决。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3民终1758号
【裁判摘要】投标保证金金额不得超出法律规定的限额，超出部分应予退还——关于中冶公司主张返还投标保证金一节，因中冶公司在中标后拒绝签订施工合同且自行撤场，存在违约行为，建业公司不予退还中冶公司投标保证金并不违反招标文件及法律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管理条例》规定，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建业公司收取的投标保证金显然违反该强制性规定，超出规定收取保证金，故建业公司多收取的投标保证金应当予以返还。中冶公司上诉请求返还投标保证金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返还投标保证金的主体，建业公司是招标单位，合生公司是收款单位，但根据现有证据难于认定合生公司已经将投标保证金转给建业公司，故本案投标保证金的返还义务应当由合生公司及建业公司共同承担。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再289号
【裁判要点】同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全部三项条件才构成重复起诉。前诉和后诉依据的事实虽然相同或者具有关联，但后诉当事人、诉讼请求、请求权基础与前诉不同，后诉的诉讼请求亦不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应对后诉予以受理并进行实体审理。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重复起诉应同时满足三项条件：第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第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第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
摘要2：【解读】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承担偿还借款判决生效后，出借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３条第２款“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请求企业偿还借款本息，不属于重复起诉。
摘要1：【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甘民申597号
【裁判摘要】联合体牵头人履行中标合同过程中产生的债务，应由联合体组成成员各方共同承担——南京龙源公司是否应当对联合体牵头人南京利郎公司施工中欠付被申请人江苏源汇公司的工程款承担赔偿责任。南京龙源公司与南京利郎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后，南京利郎公司作为联合体“利郎龙源”牵头人进行具体施工，南京龙源公司负责工程项目的技术服务和技术支持。为了完成施工工程，南京利郎公司与江苏源汇公司签订《工程合同》，由江苏源汇公司为工程所需供应并安装水处理设备，并约定江苏源汇公司严格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施工。《工程合同》签订后，江苏源汇公司依据双方约定供应设备，并进行了工程施工，但其部分工程款，南京利郎公司未予支付。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工程合同》约束的是合同的双方，即南京利郎公司与江苏源汇公司。但是，虽然南京龙源公司与南京利郎公司在其他民事活动中，主体地位独立，而在其共同组成的联合体工程施工行为中，主体难以绝对独立。南京利郎公司系“利郎龙源”联合体的牵头人、具体施工人，南京利郎公司因中标施工工程产生的债务承担主体为“利郎龙源”联合体，但“利郎龙源”联合体并不具备法人的主体身份，其没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能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二条规定：“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之间联营，共同经营、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由联营各方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所有的或者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协议的约定负连带责任的，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并参照南京龙源公司与南京利郎公司签订《联合体协议书》中对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的约定，南京龙源公司与南京利郎公司对其组成联合体后中标并具体施工工程中产生的债务，应当由联合体“利郎龙源”组成成员各方共同承担。也就是说，虽然涉案《工程合同》的当事人双方为南京利郎公司与江苏源汇公司，但由于南京利郎公司系联合体“利郎龙源”的牵头人，《工程合同》的实际权利义务主体为“利郎龙源”联合体及江苏源汇公司。由于“利郎龙源”联合体成员为南京龙源公司与南京利郎公司，故对江苏源汇公司主张的工程款，应当由南京龙源公司与南京利郎公司共同偿付。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460号
【裁判摘要】二审法院可依职权调整纠正一审案件诉讼费用承担不当——《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其对诉讼标的的利害关系，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本案中，一审判决天舜公司、离柳公司、楼东俊安公司、天津俊安公司承担给付借款责任的范围并不相同，但判令楼东俊安公司、天津俊安公司、天舜公司、离柳公司一并共同承担一审案件诉讼费确有不当，虽然离柳公司并未提起上诉，但鉴于诉讼费属于法院应以职权调整范围，本院一并予以纠正。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128号
摘要1：【案号】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鄂0106民初655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侵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从立法目的来看，该条是规定股东滥用权利的对内责任和对外责任，即在通过规定股东正当行使其权利之一般原则的前提下，一方面，限制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另一方面，限制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从法条的具体表现形式来看，该条一共分为三款。第一款可分为两个部分，分别对限制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作了原则性的规定；第二款规定了股东滥用股东权利造成公司或其他股东损失的赔偿责任；第三款规定了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造成债权人损害的，与公司共同承担公司债务的连带责任，即通常所指“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对应条款。从法条的逻辑构成来看，第三款由于具备了基本的法律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属于完全性法条，可以独立作为请求权的法律基础。而第一款、第二款从逻辑构成上来看，应当属于不完全法条中的引用性法条：第一款中“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需要引用其他法条进行补充性说明，且第一款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效果，仍需要引用其他法条进行补充。第二款中“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需要援引其他相关法条进行补充，才能形成完整的法律构成并连接相应的法律效果。因此，第二十条第一款实际上是限制股东滥用权利的原则性规定。第二款本身作为一个处于法律总则中具有兜底性作用的法条，不但需要援引其他法条进行补充，也需要与第一款前半部分相结合来理解，以增强复合法条本身的适用功能。第三款本身具有完全性法条的特点，但是在以增强适用功能为目的的前提下，仍然需要与第一款后半部分相结合来理解与适用。也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内容与第二、三款内容应当是原则性规定与具体规定的关系，第一款前半句为限制股东滥用权利的原则性规定，第二款内容为其具体法律效果之一；第一款后半句是限制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
摘要2：（续）原则性规定，第三款内容为其具体的法律效果之一。第二款(在引用其他相应法条进行补充说明的基础上)、第三款可以分别与第一款结合理解，视为复合型法条中的一个独立规范。如果仅适用第二十条第一款，仍需要去寻找实体性权利，并能够独立作为请求权基础的法条。所以，在以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作为法律效果的前提下，如果只是单独适用第二十条第一款，而没有援引其他条款对其的构成要件进行补充，其并不能够产生完全的适用功能。换言之，这样处理并没有找到合理的请求权法律基础。只有在正确理解了法条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合理、完善地构成争议案件适用的请求权法律基础，才能够正确地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最终保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据此，武汉供销直接引用该条款主张案涉股东大会决议无效，缺乏请求权法律基础。综上，案涉股东大会决议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的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法定情形之一。即使会议召集程序有轻微瑕疵，但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四条的规定，武汉供销请求撤销股东大会决议，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解读】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不必定无效——（１）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没有违反具体的法律法规的，股东会决议并非无效；（２）小股东以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为由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时需要找到大股东所违反的具有法条，否则该股东会决议并不必定无效。
摘要1：解读：《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规定了属于夫妻共同债务３种情形——（１）【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负债务】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２）【个人名义＋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３）【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能够证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或者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摘要2：【注解１】能否以配偶对借款知情为由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单以配偶对借款知情不足以认定系夫妻共同债务。——参考案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浙民再158号
【注解２】（１）为配偶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为配偶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意思表示而并未作出共同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参考案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民终405号；（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千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配偶一方仅是担保保证人处签字，其作为配偶以保证人身份签字的行为并不能当然推定其具有愿意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该签字行为仅能证明对其配偶举债的行为知情，但知情并不等于愿意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其作出的仅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而非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此种签字并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第一条所规定的“共同意思表示”。——参考案例：(2021)最高法民申5290 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38号
【裁判要旨】合同受让方未参加合同纠纷诉讼该民事判决应予撤销——（１）已经概括受让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受让人是该合同纠纷的利害关系人，作为合同的受让人依法可以参加原案诉讼；其作为诉争合同的受让人申请参加诉讼未获准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２）原民事判决存在错误并损害了合同受让人的民事权益。
摘要2：【摘要】案涉《投资开发协议》在性质上是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还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当根据合同约定的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进行判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和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要内容是承包人根据约定的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造价等条款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相应价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是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根本特征。案涉《投资开发协议》约定博大公司以涉案工程投资，提供设计图纸及开工手续，监督工程建设质量及外围配套设施建设投资；乙方在建设过程中以现金方式投资，提供所需资金，并承担与项目施工直接相关的一系列义务。该协议没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通常应当包含的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造价、拨款和结算、竣工验收、质量问题等主要条款。乙方合同义务的本质是投资资金，管理项目施工，最终保证项目竣工验收。协议第四条第四项还约定，“乙方在施工过程中必须使用原项目的建筑公司、工程队、监理、技术员等项目人员”。庭审中博大公司亦认可涉案项目存在实际施工方，乙方与实际施工方另有施工合同关系。因此，《投资开发协议》首先符合共同投资的要件。
《投资开发协议》约定，博大公司必须提供合法的项目手续，如因此不能正常施工，损失由博大公司承担；乙方必须确保竣工验收，因乙方原因导致工程建设不能正常运行的，其前期投资不予清退。依此可知，甲、乙双方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受涉案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及商品房转化收益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合同双方对于涉案工程最终的竣工验收负有各自的合同义务并共同承担经营的风险，符合合作开发合同的共担风险的要件。
《投资开发协议》在收益分配方面约定，双方在涉案工程建成后按比例分配所建商品房，并以售房资金作为收益。这符合合作开发合同的共享利益的要件，明显有别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收取固定价款的内容。
综上，《投资开发协议》符合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法律特征,应认定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2016)宁0303民初1768号民事判决和(2017)宁03民终666号民事判决错误认定该协议的合同性质，判决《投资开发协议》为无效合同，应属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1：【案号】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闽0922民初254号
【裁判摘要】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供用电合同是供电人向用电人供电，用电人支付电费的合同”。依此规定，供电人供电与用电人支付电费均为双方主动积极的行为。本案中，专业合作社生产用电虽来自供电公司运营的电能，却系专业合作社成员周某某自行将电线搭接于周X灯的电表（户号：7529705065）下方并牵往菇棚，供电公司机打电费发票显示“客户名称：X灯”、用电地址“古田县委会红桥头”，其基本信息与专业合作社没有任何关联。专业合作社未能提供其曾经向供电公司申请供电，或供电公司另设电表、牵引电线的相关证据，即便供电公司在专业合作社违规用电方面存在监管不力、长期失察的疏漏，也不能据此认定供电公司与专业合作社之间已成立供用电合同法律关系；二、专业合作社要求供电公司、第三人电力工程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根据本院对第一个争议焦点的分析评判，供电公司与专业合作社之间不存在供用电合同法律关系，专业合作社以合同违约之诉向本院提起诉讼，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专业合作社并非本案供用电合同当事人，其主体不适格。2.法庭调查确认专业合作社的成员有周X楷、周X、魏X玉、许X珍、周X云等五人，企业类型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程X钦、陈X榕并非该社成员，属于合作社成员且受断电影响的只有周X楷经营种植的7.17万筒。专业合作社只能在本社成员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以专业合作社名义提起诉讼，而不能代表非合作社成员行使诉讼权利。3.本案的引发系第三人电力工程公司在承接宁德古田县改造工程中操作失误，电力缺相运行导致菇棚无法正常供水。在诉讼过程中，供电公司与电力工程公司对专业合作社主张赔偿的依据持有异议，专业合作社遂自行委托福建立信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对菌筒成本进行评估。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的，必须在法院的主导下依照相关程序进行。专业合作社起诉后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其自行委托鉴定违反程序规定；专业合作社出具给评估机构的价格评估委托书记载的评估内容及事项为“……菇棚（白木耳）火灾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进行评估”，福建立信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在价格评估结论书两次提及“因火灾事故涉损，致使供用电合同赔偿引发纠纷”显然并非专业合作社所称的笔误，而是有意为之。火灾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11民终422号
【裁判摘要】合同中约定的价款是含税价还是不含税价系双方对交易价格的特别约定，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为有效——买卖合同中所涉及的税通常为增值税，结合本案庭审情况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案涉合同约定“本单价不含税，若需方需要税票，需方支付货款总额的6%税款”所指“税”及“税票”为增值税及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增值税普通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武某作为案涉货物销售方系相应增值税纳税义务人，应依法向税务部门缴纳相应增值税。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价款是含税价还是不含税价，系双方对交易价格的特别约定，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第二十条规定，所有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在购买商品、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支付款项后，应当向收款方取得发票。武某作为自然人，在其与戴某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应依法向戴某出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戴某应依法向武某索取增值税普通发票，相应增值税税率为3%。本案中，武某与戴某关于“若需方需要税票，需方支付货款总额的6%税款”的约定至少包含三层含义：1、如戴某不需要，武某可以不向戴某出具增值税发票；2、如戴某要求武某出具增值税发票，则戴某应当支付武某相应税金；3、税金计算方式为合同总价款的6%。关于第一层含义，因出具发票及收取发票系法定义务，该约定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损害国家利益，依法应当认定无效。第二层含义涉及税负转嫁。虽然我国税收法律法规对于各种税收的征收均明确规定了纳税义务人，但并未禁止纳税义务人与合同相对人约定由合同相对人或者第三人负担税款。因此，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由纳税义务人以外的人承担税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此外，增值税以包含在货物价格范围的方式
摘要2：（续）进行转嫁亦是一般买卖合同的交易模式。武某与戴某约定案涉交易所产生税费由戴某负担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予以确认。第三层含义特指案涉交易税费的税率为6%，因税率法定，双方当事人对案涉税率的约定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综上所述，武某应依法向戴某出具增值税发票，戴某向武某支付相应税费。戴某主张其要求武某出具的系增值税专用发票，而非增值税普通发票，因其与武某之交易应出具增值税发票类型依法确定，其此项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信。武某主张按照戴某按照合同价款的6%支付相应税费亦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就案涉交易，武某共向国家税务总局文水县税务局共计补缴增值税428420.91元，该部分税费按照双方约定由戴某向武某支付。已经生效的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1民终514号民事判决确认李某作为戴某配偶，对戴某所欠武某货款与戴某共同承担清偿责任。因本案所涉税费承担亦属于武某与戴某买卖合同范畴，故按照生效民事判决，该部分增值税费由戴某、李某负担。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799号
【裁判摘要】投资合同协议约定只收取红利不承担经营风险应认定为借款合同｜关于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是投资合作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问题——首先，从双方的《投资合作协议书》来看，何××虽然投资的是诺林公司在海澄项目和绿波海景项目的股份，但其本质仍然是以资金投入的方式参与两个房地产项目的开发，故何××属两个项目的隐名参建方。其次，根据《土地使用权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本解释所称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故，共同出资是该类合同的前提条件，共享利润、共担风险是合作的必备要件，此因当事人共同出资合作的目的就是要对合作成果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共同分享，与此相对应，对合作过程中以及合作的不利后果和风险也要共同承担，这也是民事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具体到本案，双方于2004年至2005年期间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投资合作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表明，何××从最初无需承担项目成本增加的风险，到享有固定年8%的预支收益（以资金投入时间起算，从利润中扣除），再到年8%收益不计入利润。而至2006年1月25日签订《协议书》，双方不但对何××的投入资金进行了结算并再次确认了年8%的收益，更进一步约定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灾、人祸，或当地政府政策变化导致项目停止，或甲方法定代表人变更等，何××除可收回全部投资款外还额外增加享有投资金额10%的收益。上述一系列协议，虽未明确约定何××不承担风险，但体现了何××投资风险在逐步缩小而收益不断固定和增加，且收益逐步与利润分离的过程，进而最终形成何××无需承担项目风险而享有固定收益的结果。根据《土地使用权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货币的，应当认定为借款合同”，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087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赣基公司、贺××能否共同作为承包人向发包人主张剩余工程价款的问题。首先，贺××借用赣基公司的资质签订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名义上的承包人是赣基公司，实际上的承包人是贺××，赣基公司与贺××作为一个整体为共同承包人，对发包人负责。．．．．．．关于如何确定发包人应支付案涉工程价款金额的问题。根据本院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可参照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计付工程价款。本案中，当事人虽约定以政府职能部门核定造价为基础下浮32%结算工程价款，但据顺洋公司与赣基公司、贺××之间另案民事判决的记载，顺洋公司系以借款的方式向赣基公司、贺××预付工程款并按月计收利息，且双方还约定赣基公司、贺××需承担相应的税费，故经综合衡量各方当事人的权益以及导致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过错程度等因素，二审判决在保留发包人总造价7%合理利润的基础上，酌情确定发包人应按双方均认可的结算造价下浮7%向赣基公司、贺××支付案涉工程价款，系裁量权的合理行使，处理结果相对公平。
【裁判摘要２】联合体成员之间可以签订有效协议约定内部成员的责任分担问题——本案事实表明，案涉工程系由顺洋公司、中水八局与案外人中科琪林公司组成的联合体共同承接，顺洋公司为项目投资方，中水八局、中科琪林公司为项目施工方，中水八局为联合体施工主承担方；此后，顺洋公司设立了项目公司耀龙公司，耀龙公司承接了顺洋公司专属之外的其他权利义务，成为联合体的一员。上述联合体的任一成员为了案涉工程所签订合同的权利义务，理应由联合体全部成员共同享有及承担。故此，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工程发包人的权利义务应由联合体成员共同承担，案涉履约保证金50万元系耀龙公司代表联合体向赣基公司、贺××收取；遂判令中水八局作为发包人应向赣基公司、贺××支付剩余工程价款，退回履约保证金及支付债务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顺洋公司、耀龙公司对中水八局的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正确。至于中水八局再审主张依其与顺洋公司之间的约定不应承担发包人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此系联合体成员之间内部责任的分担问题，不影响联合体成员外部责任的连带承担。
摘要2：【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民终2432号
【摘要】虽然《道路工程专业分包合同》中约定，按下浮32%结算涉案工程价款，但赣基公司、贺××及作为业主方的道管处在二审期间一致确认涉案工程的利润率不高于7%，若按下浮32%结算涉案工程价款，将导致顺洋公司、中水八局、耀龙公司与赣基公司、贺××之间的权益严重失衡，有悖公平原则。因此，应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并综合本案案情，对下浮32%结算涉案工程价款的约定予以调整。本案中，顺洋公司代表联合体与xx公司签订的协议中明确约定，严禁将涉案工程转包和违法分包，在此情况下，顺洋公司、中水八局为获取不当利润，仍将涉案工程转包给赣基公司、贺××，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而赣基公司、贺××为达到承接涉案工程的目的，故意降低工程价款，亦有一定过错。本院酌定按涉案工程总造价下浮7%确定赣基公司、贺××应得的工程价款。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298号
【裁判摘要】按照其认缴的出资享有并行使表决权的前提是出资未届履行期限——二审法院认为：一方面，股权源于出资，在潍坊古韵公司未如期履行增资义务且经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多次催缴仍不履行的情况下，其不应享有该增资部分对应的股权，自然也不享有相应的表决权。．．．．．．另一方面，因解除潍坊古韵公司认缴增资股东资格，与潍坊古韵公司存在利害冲突，故完全按照半岛书院公司章程约定的“应由股东一致表决通过”履行，将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第一款的立法意图形同虚设。故一审法院认定“山东大众报业与潍坊古韵公司实际出资分别为5100万元、490万元，实际出资比例为91.23%：8.77%，对诉争股东会决议实际上已经半岛书院公司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股东会决议解除股东增资资格——再审法院认为：参照《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判决认为半岛书院有权以股东会决议解除古韵公司的增资资格，不属于法律适用确有错误。．．．．．．《纪要》第7条针对的是股东认缴的出资未届履行期限的表决权问题，而本案增资期限已经届满，故该条精神不适用于本案。最后，我国法律目前并未对瑕疵出资股东的表决权行使应否受限作出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对此也存在争议，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按照实际缴纳出资比例认定7.3决议经过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为合法有效，适用法律并不属于确有错误。
摘要2：【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民终2966号
【解读１】山东大众报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山东大众报业对半岛书院公司追加实缴的4410万元出资具有股东资格，并按照山东大众报业实缴出资比例确认山东大众报业持有半岛书院公司的股权比例为95.1%；2.判令半岛书院公司就山东大众报业追加支付的出资款签发出资证明，并将该出资额及对应股权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3.判令半岛书院公司、潍坊古韵公司根据股权及股东变更情况修改公司章程，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4.判令半岛书院公司、潍坊古韵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解读２】一审判决：一、青岛半岛书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潍坊古韵投资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按山东大众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95.1%、潍坊古韵投资有限公司持股4.9%的比例修改公司章程，并向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二、青岛半岛书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按山东大众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95.1%签发出资证明，并将该出资额及对应股权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案件受理费262300元，由潍坊古韵投资有限公司负担。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解读３】2019年7月3日的股东会决议内容有两项：1、同意解除古韵公司认缴增资4410万元的股东资格；2、同意由山东报业公司向公司追加出资4410万元。
摘要1：解读：出租人有权诉请承租人和共同投资经营人共同承担租赁合同解除返还租赁物和赔偿责任的的后果。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1683号
【裁判观点】确认发明人的确认之诉涉及到相应技术成果以及相关权利的归属，该发明人确认之诉仍存在诉的利益，应予审理。
【裁判摘要】（１）原告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除了应当符合起诉条件外还应具有值得诉讼救济的利益即确认利益；（２）法院不能以原告提出的多项诉讼请求中含有部分诉讼请求可能不存在诉的利益为由驳回对整改案件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上述规定为起诉的实质要件，锐迪生公司提交的初步证据显示其本案诉请符合该规定。但由于本案系确认之诉，还应具有值得诉讼救济的利益即确认利益，方能提起确认之诉。具体到本案中，锐迪生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国际申请号PCT/CN2014/092330、国际公布号WO2015/081804A1、名称为“一种螺旋形LED灯丝及应用该螺旋形LED灯丝的灯泡”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发明人为葛××；2.确认国际申请号PCT/CN2014/092330、国际公布号WO2015/081804A1、名称为“一种螺旋形LED灯丝及应用该螺旋形LED灯丝的灯泡”的发明专利申请归锐迪生公司所有；3.判令葛××、张××共同承担锐迪生公司为维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人民币100620元。虽然国际申请号为PCT/CN2014/092330、国际公布号为WO2015/081804A1的专利申请因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进入中国国家阶段，丧失了在中国申请专利的机会，导致锐迪生公司关于确认涉案PCT专利的中国专利申请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可能不存在直接的诉的利益，但锐迪生公司同时也提出了确认涉案PCT发明专利申请的发明人为葛××等诉讼请求。结合锐迪生公司提出的事实和理由，其实际主张的是涉案PCT专利技术方案系葛××的职务活动所产生，相应技术成果应归属于锐迪生公司，进而与之相关的所有权利(包括且不限于专利申请权)也均应为其所享有。可见，该发明人确认之诉仍存在诉的利益，应予审理。不能因锐迪生公司的一项诉讼请求可能不存在诉的利益，剥夺其整案诉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民申738号
【裁判摘要】合伙体内部各合伙人因退伙引发的纠纷与合伙体无关，合伙人不能直接要求合伙企业为合伙人内部纠纷承担责任——本案系合伙体内部各合伙人因退伙引发的纠纷，并非系合伙体对外承担责任，当事人应是合伙体内的各合伙人，与合伙体无关。在各合伙人签订的《退股协议书》中各方对责任的承担亦是约定由合伙人罗××、陈××承担，并非由合伙体承担。尽管龙翔居餐饮配送店在《退股协议书》中体现为甲方，但在此其仅是以合伙体的身份处理合伙体内部的退伙事宜，并非表示其同意作为责任主体承担各合伙人之间的债务。故陈××主张应由合伙体龙翔居餐饮配送店共同承担返还投资款不能得到支持。．．．．．．故陈××要求龙翔居餐饮配送店、罗××与陈××共同承担支付退股款的责任于法无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3民终28510号
【裁判摘要】保理商应当对基础交易及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包括对基础交易主体是否关联企业、基础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负有注意、审查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该案查明的事实结合当事人当庭陈述，可以认定该案保理业务并无真实基础交易，且穗银保理公司对此应当明知。首先，该案基础交易仅为一份框架采购合同，并未明确具体的采购产品名称、数量、价格、金额及交货等条件。根据该采购合同约定，完整的合同应当包括索菱实业公司发出的有效采购订单。在无采购订单、发票、送货单据等相关可佐证买卖合同关系真实存在的情况下，仅凭一份采购框架协议无法认定案涉基础交易关系真实存在。其次，案涉基础交易的双方为关联公司，肖×亦作为索菱科技公司的独资股东和索菱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代表两公司签署案涉保理合同为有利益冲突的利害关系人，穗银保理公司对此应当明知。此种情况下，穗银保理公司作为专业的保理公司应当对案涉基础交易是否真实尽到更为严格审慎的审查注意义务。第三，穗银保理公司对案涉基础交易是否真实存在并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应当认定其对案涉交易并非真实交易具有明确认知。穗银保理公司在索菱科技公司仅提供一份关联公司之间的采购框架性协议的情况下同意审批保理业务，且无证据显示穗银保理公司有催促其补充相关基础交易的证明材料。因此，穗银保理公司对案涉基础交易并未尽到一般合理审查义务，如前所述，穗银保理公司在负有更为严格审慎审查义务的情况，应当其对案涉交易并非真实具有明知。因案涉保理合同约定转让的应收账款并非真实存在，且穗银保理公司对此明知，此种情况下，应认定穗银保理公司与索菱科技公司之间系以保理合同之名行借贷之实，二者之间系借贷法律关系。因索菱实业公司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收讫函”部分盖章，确认收到穗银保理公司与索菱科技公司共同发出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知悉并同意函件中所述的全部内容，并承诺按照上述函件的要求支付款项。穗银保理公司因索菱科技公司与索菱实业公司共同对应收账款的确认，最终发放了案涉融资款，因此，索菱实业公司应当对索菱科技公司之间的债务共同承担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9）高知终字第64号
【裁判摘要】作品的独创性并不要求作品具备较高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价值，其与创造水平无关——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作品的独创性并不要求作品具备较高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价值，其与创作水平没有关系。公民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作者均依法享有著作权。《我的成长过程》一文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受著作权法保护。该文由王××执笔并署名，鉴于王××、刘××一致主张该文经过刘××的修改、加工和完善，系二人共同创作完成，故一审认定二人对该作品共同享有著作权并无不当。著作权法所称的改编是指在原有作品的基础上，通过改变作品的表现形式或者用途，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何××的报告文学《落泪是金》其中第一章第15页至17页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一文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其改变了原作的表现形式，系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即改编作品。《我的成长过程》一文虽由中国农业大学校领导提供给何××，但何××使用该文应经过两位合作作者王××、刘××的许可。刘××作为《我的成长过程》一文的合作作者，对于何××到该校采访是为了写一篇反映高校贫困生的报告文学并予以发表的采访目的非常清楚，其既然接受了采访，向何建明介绍王××的情况，并提供了相关材料，就意味着同意何××将被采访的材料用于发表。现刘××否认曾同意何××在其报告文学中使用《我的成长过程》一文，因其未能提供证据支持其主张，故应认定何××使用《我的成长过程》一文得到了刘××的许可，但应向其支付作品使用费。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何××使用《我的成长过程》一文得到了王××的许可，故应认定何××在未经王文喜许可的情况下，有改动地使用《我的成长过程》一文作为其报告文学的一部分予以发表，且未向王××支付稿酬，已构成对王××作品发表权、改编权的侵犯，应依法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原审判决酌定的赔偿数额明显过高，本院将依法改判。著作权法所称的抄袭、剽窃是指将他人的作品或者作品的一部分据为己有，抄袭、剽窃包含着对作者署名权等人身权利的侵害。在报告文学《落泪是金》中，何××是以王××自述的方式有改动地使用《我的成长过程》一文的，读者从中可以清楚地辨别出这部分内容是王××本人在讲自己的故事，并非何××将他人作品当作自己的作品发表。
摘要2：（续）因此，何××使用《我的成长过程》一文不构成对王××、刘××合作作品的抄袭、剽窃。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有误，本院应予纠正。作家杂志社未经严格审查即将报告文学《落泪是金》予以发表，客观上造成了对他人权利的损害后果，是造成本案侵权的直接原因，其行为亦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发表、改编其作品，构成对王××所享有的作品发表权、改编权的侵害。故应与何××共同承担侵权赔偿的连带责任。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成都优邦文具有限公司、王国建申请撤销深圳仲裁委员会(2011)深仲裁字第601号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2013年3月20日 (2013)民四他字第9号)
【摘要】
本案系当事人申请撤销我国仲裁机构作出的涉港仲裁裁决的案件。案涉担保合同没有约定仲裁条款，仲裁庭关于主合同有仲裁条款，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应当受到主合同中仲裁条款约束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仲裁庭对没有约定仲裁条款的担保合同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担保人王国建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中涉及其作为担保人部分的裁项的理由成立。鉴于王国建与祈祥、陈建军系共同保证人，三者具有共同的法律地位，且关于该三人责任的裁决共同表述在裁决书第(四)项中，人民法院宜将该裁项作为一项不可分的裁决予以撤销。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案涉裁决书第(四)项以及第(六)项中关于王国建、祈祥与陈建军共同承担仲裁费用的内容应予撤销。
摘要2：【注解】案涉担保合同没有约定仲裁条款，仲裁庭关于主合同有仲裁条款，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应当受到主合同中仲裁条款约束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1)最高法民申5792号
【裁判摘要】承诺文件有共同承担债务意思应当认定为债务加入——首先，原审查明，庄××等6人既与黑林铺信用社签订了《保证合同》，承诺对案涉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又向黑林铺信用社出具了《共同还款承诺书》，承诺作为案涉借款合同项下所有债务的共同还款人，如绿都公司到期不能归还借款本息，其愿与绿都公司共同归还所欠贷款本息及一切相关费用，直至贷款本息结清。案涉借款到期后，因绿都公司未履行还款责任，黑林铺信用社提起本案诉讼。针对庄××等6人，黑林铺信用社既可以选择要求其按《保证合同》的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也可以选择要求其按《共同还款承诺书》的约定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黑林铺信用社选择要求庄××等6人按《共同还款承诺书》的约定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原审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庄××申请再审主张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真实意思是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共同还款承诺书》的性质是连带责任保证书，该主张与其二审主张一致。针对上述主张，二审根据本案事实已经作了充分论述，认定庄××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并无不当。其次，因庄××关于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真实意思是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共同还款承诺书》的性质是连带责任保证书的申请再审主张不能成立，故其关于黑林铺信用社对其的诉请已超过保证期间、黑林铺信用社与绿都公司采取欺诈手段骗取其提供保证，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申请再审主张亦不能成立。
摘要2：庄某某与昆明市五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黑林铺信用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
【案号最】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573号
【裁判摘要】合伙期间合伙人单独经营可能产生的风险及亏损不宜由未参与经营的合伙人共同承担——关于可得利益的确定。桂×提出经营期间存在亏损，但合伙期间桂×系单独经营，故可能产生的风险及亏损不宜由未参与经营的刘×共同承担。且由于桂×未能如期缴纳清算费用，导致原审未能委托审计清算，不利后果应由其承担。在此情况下，生效判决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各自过错程度，酌定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皖民二终字第00054号判决中双方确认的原窑厂作价245万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刘震方在桂×经营窑厂期间内预期可能获得的利益，并非显失公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181号
【裁判摘要】诉讼双方均未对一审查明事实进行上诉，二审法院在未查明一审判决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下对该事实予以纠正不当——陕鼓汽轮机公司的损失数额的问题。一审法院查明钱塘公司存续期间合计利润为7578851.41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诉讼双方均未对“合计利润7578851.41元”的事实进行上诉。二审法院在未查明一审判决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下，对一审法院查明钱塘公司“合计利润7578851.41元”予以纠正不当。
摘要2：【解读１】陕鼓汽轮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高××、程×向陕鼓汽轮机公司连带赔偿3331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高××、程×共同承担。
【解读２】一审判决：驳回陕鼓汽轮机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解读３】陕鼓汽轮机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7)陕01民初469号民事判决，改判高××、程×向陕鼓汽轮机公司赔偿损失7578854.41元；2.本案的二审诉讼费用由高××、程×负担。
【解读４】二审法院查明，一审判决根据钱塘公司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数额简单相加得出钱塘公司存续期间合计利润为7578851.41元的结论不符合会计准则，予以纠正。
【解读５】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755号
【裁判摘要１】请求确认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确认之诉是指一方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某种民事法律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的诉，给付之诉是指一方当事人请求法院判令对方当事人履行一定民事义务的诉。衷××的诉讼请求为“确认84号判决确定的被告申××向原告衷××连带偿付借款本金968万元及利息和律师费8万元的担保之债系申××与黄××夫妻共同债务”，该诉请系确认案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没有给付内容，原审判决认定本案诉讼系确认之诉，并无不当。诉讼时效制度仅适用于请求权，本案系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裁判摘要２】关于案涉债务是否系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借款人系华平公司，华平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东申××及公司监事黄××系夫妻关系，公司的经营状况决定其家庭收益，故华平公司实际是申××和黄××夫妻共同经营，申××为华平公司债务提供保证担保，实际上也是为家庭利益所负债务，应当由夫妻二人共同承担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最高法民再168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成虎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罗××为成虎公司的唯一股东，而成虎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存在大量资金转入罗××个人账户的情况。二审判决在罗××不能证明成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财产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认定罗××应对成虎公司欠付张新平的工程价款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同时，基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成虎公司系罗成虎一人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而张××作为罗××配偶担任公司监事，且2017年至2018年，成虎公司转入张××个人账户7995017元，张××转出至成虎公司账户4702240元。可见，张××实际参与了成虎公司的经营管理，其财产与成虎公司财产亦发生明显的混同。张××１再审主张成虎公司系“典型的夫妻店”，案涉债务系罗××、张××１夫妻共同债务，有基本的事实依据。在罗××依法应对成虎公司欠付张××１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基于前述事实认定张××亦应与罗××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符合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2018年施行)第三条关于“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亦有利于减少当事人诉累，便于一次性化解矛盾纠纷；二审判决改判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168号
【解读】被告自然人系作为公司的唯一股东，其配偶不仅在公司任职且公司与其之间存在账务往来，可见其实际参与了公司经营管理，其财产与公司财产亦发生明显的混同，该公司系属“典型的夫妻店”，故案涉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755号
【裁判摘要１】确认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属于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确认之诉是指一方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某种民事法律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的诉，给付之诉是指一方当事人请求法院判令对方当事人履行一定民事义务的诉。衷××的诉讼请求为“确认84号判决确定的被告申××向原告衷××连带偿付借款本金968万元及利息和律师费8万元的担保之债系申××与黄××夫妻共同债务”，该诉请系确认案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没有给付内容，原审判决认定本案诉讼系确认之诉，并无不当。诉讼时效制度仅适用于请求权，本案系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裁判摘要２】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由夫妻共同经营，股东为公司债务提供担保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借款人系华平公司，华平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东申××及公司监事黄××系夫妻关系，公司的经营状况决定其家庭收益，故华平公司实际是申××和黄××夫妻共同经营，申××为华平公司债务提供保证担保，实际上也是为家庭利益所负债务，应当由夫妻二人共同承担责任。
摘要2：
摘要1：解读：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３６条规定，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差额补足、流动性支持等类似承诺文件作为增信措施，其法律性质分别为——
（１）保证：具有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债权人请求第三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保证的有关规定处理。
（２）债务加入：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的承诺文件，具有加入债务或者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等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５５２条规定的债务加入。
（３）按照保证处理：前两款中第三人提供的承诺文件难以确定是保证还是债务加入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认定为保证。
（４）合同责任：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的承诺文件不符合前三款规定的情形，债权人请求第三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不影响其依据承诺文件请求第三人履行约定的义务或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摘要2：【注解１】增信措施——（１）有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保证；（２）有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债务加入；（３）难以确定债务加入或者保证——保证；（４）不符合上述三种情形，不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连带责任，但应履行承诺文件的义务或责任（合同责任）。
【注解２】增信措施认定为担保或者债务加入仍然必须符合担保或者债务加入的条件（如公司决议等）。
【注解３】差额补足协议（差补协议）系独立合同并准用担保规则，无公司决议不发生效力。——参考案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粤民终1734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1：【裁判摘要】除非有明确例外规定，当事人之间有关权利义务难以确定其性质时应作有利于债务人解释——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设立分析，多数人之债的成立应基于合同约定、法律规定或者可以推定的当事人的行为。当事人一方为两人以上的，当然可以形成多数人之债。但从本案事实看，前述两笔借款发生时，并无证据证明兴富公司以其意思表示或者具体行为参加到诚创公司与通达公司之间的借款法律关系中去。从权利义务的性质分析，不同性质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仅能根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当事人所能行使的请求权以及能够提出的抗辩权，应受法律关系的性质的限制。作为共同债务人的合同当事人，仅能基于债务人的地位，依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向债权人行使抗辩权。与此不同的是，基于保证之债的从属性，保证人既可以行使债务人对于债权人的抗辩权，也可以行使其自己作为保证人的身份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所享有的抗辩权。在对于当事人之间有关权利义务难以确定其性质时，除非有明确的例外规定，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是，应当作有利于债务人的解释。本案中，有关郭××代表兴富公司实施的行为究竟应当认定为共同借款行为还是保证行为存在不同理解时，如果无法确认具有明确的共同承担债务或者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的，应当将其认定为保证的意思表示。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内容分析，兴富公司法定代表人郭××以公司名义签署的《承诺书》《协议书》《确认书》载明：“兴富公司自愿为通达公司所付4500万元借款本金及全部利息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并承担共同还款人的还款责任……保证责任期限为至主债务本息还清”“如通达公司未能在上述规定时间内履行还款义务，兴富公司愿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上述内容，足以表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为在通达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兴富公司为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非诚创公司主张的兴富公司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至于兴富公司是否最终实际使用了案涉借款，并不能以此作为判断其为共同借款人还是保证人的依据或理由。本院综合前述分析，认定兴富公司为案涉借款的保证人。原审法院根据债权人诚创公司的主张认定兴富公司为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
摘要2：（续）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根据前述规定，兴富公司为其股东通达公司提供担保应经兴富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且通达公司应回避表决。但本案中兴富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振以公司名义签订《承诺书》《协议书》《确认书》提供关联担保，未经上述法定程序。诚创公司在接受兴富公司出具的承诺或者与兴富公司签订相关协议时，既未审核兴富公司股东会决议情况，也无证据证明本案存在无需决议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形，因此债权人诚创公司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存在过错。．．．．．．郭××作为兴富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公司名义对外签署关联担保合同的行为并非偶发行为，本案及关联案件中均存在类似情形，表明兴富公司内部管理不善，故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越权担保行为亦存在过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本案债权人诚创公司、担保人兴富公司对此均有过错，综合考量债权人和担保人各方的过错程度及款项实际使用情况，兼顾当事人利益平衡，兴富公司应对债务人通达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裁判摘要１】案涉《差额补足协议》的性质问题……综上，案涉《差额补足协议》不具备保证合同的从属性特征,广州农商银行上诉主张该协议为独立合同,符合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广东高院予以采纳。
【裁判摘要2】对方提供法定代表人面签合同的照片无须再对法定代表人签名进行鉴定——关于是否应当对《差额补足协议》上中×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进行鉴定的问题。广州农商银行在一审期间提交了其员工与中×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周××面签《差额补足协议》的多张照片，上面清晰显示了周××代表中×公司签署《差额补足协议》的过程。即使周××未在《差额补足协议》上盖章，甚至盖的是假章，只要周××在该协议上的签字是真实的，仍然应当视为周××代表中×公司与广州农商银行签署该协议。因此，在中×公司未能举证推翻上述照片真实性的情况下，其申请对《差额补足协议》上该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进行鉴定，缺乏必要性，一审法院对其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未经公司决议程序的差补协议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对外提供非典型担保的情形是否应当适用上述规定，立法未予明确。但根据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与本案相关事实，广东高院认为不足以认定案涉《差额补足协议》符合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理由如下：第一，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担保行为涉及公司以及股东的重大利益，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所作出的对外担保行为必须以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具体到本案，案涉《差额补足协议》对于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而言是纯负担合同，本案没有其他证据显示该三公司具有签订该协议的合理原因。因此，在对公司与股东利益的影响上，差额补足义务与担保责任是一致的，要求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订《差额补足协议》时应当经公司机关决议，符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适用范围进行目的性扩张的法律解释方法，符合“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要求。第二，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签订《差额补足协议》时，该三公司均为上市公司。
摘要2：（续）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其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程度较封闭公司更高，法定代表人的道德风险更大，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对法定代表人进行监督的成本很高。而上市公司的重大经营事项应当符合公开披露的要求在三公司均未对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的事项予以公告的情况下要求广州农商银行作为纯获利益的一方，在签订协议时负有甄别三公司法定代表人实施的行为是否符合公司真实意思的注意义务，并未不合理地加重其负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广州农商银行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尽到注意义务，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超越权限的情形，因此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主张其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对三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理据充分广东高院予以采纳。
【裁判摘要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2条，合同不成立时发生的损害赔偿责任问题应当参照上述规定，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就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而言，该三公司对其法定代表人负有选任监督的责任，对其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的行为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符合当时的司法实践与当事人的合理预期。就广州农商银行而言，其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对三公司签约代表人的权限进行审核的成本较低，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过错程度较大。一审判令广州农商银行及中×公司等各自承担50%的责任，与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不符，应予调整。因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系各自独立与广州农商银行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相互之间不存在意思联络，不符合共同承担责任的主观要件，应当分别向广州农商银行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根据各当事方的过错程度，广东高院酌定××公司、中×公司分别在95140万元（3171333333.33元×30%）的范围内对华翔公司不能清偿的案涉债务向广州农商银行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1年第11期（总第301期）第23-25页】
【裁判摘要】生效仲裁裁决或人民法院判决已经驳回当事人的部分请求，当事人在执行过程中又以相同的请求和理由提出执行异议之诉的，属于重复诉讼，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生效仲裁或者法院判决已经驳回当事人以混同为由要求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以相同的请求和理由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重复起诉——本案中，中铁物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已经在仲裁程序中以润和公司是××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简称轨道公司，2016年8月更名为中车山东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两公司工作人员混同等为由，请求中车山东公司对润和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济南仲裁委作出(2016)济仲裁字第 0280号裁决书，认为从润和公司与轨道公司各自独立的法人性质看，润和公司虽系轨道公司独资设立，但两公司各自依法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独立对自己的民事行为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和责任，中铁物公司以两公司工作人员混同等为由，要求轨道公司共同承担欠款及利息、律师费、仲裁费等责任，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裁决对中铁物公司的上述请求不予支持。该仲裁裁决作出后，中铁物公司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中铁物公司申请追加中车山东公司为被执行人，对润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中铁物公司的申请后，其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虽然中铁物公司提出其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所依据的法律关系、救济程序、法律条文与其在仲裁案件中所依据的均不相同，本案不属于重复审理，但本院认为其主张不能成立。第一，从执行异议之诉的设立目的来看，该诉讼类型是在经过执行异议审查后，为了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实现、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及第三人充分参与诉讼程序的权利而设立，当第三人与当事人间的纠纷已在其他仲裁或者诉讼程序中被实质性解决时，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即缺乏正当性。本案中，中铁物公司在执行程序中申请追加中车山东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和理由与其在仲裁程序中提出的请求和理由具有一致性，其在仲裁庭已就上述请求作出裁决的情况下，仍然以申请追加被执行人的方式再次主张同样的请求，并在被驳回后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不具有正当性。第二，从仲裁程序的救济途径来看，在仲裁庭裁决驳回中铁物公司关于中车山东公司对润和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后，依据一裁终局规则，
摘要2：（续）除非该裁决被依法撤销，否则裁决结果具有法律效力，中铁物公司在执行程序中申请追加中车山东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行为，其实质是对仲裁裁决结果不服并提出异议，这不符合仲裁程序的救济规则。第三，从或裁或审原则来看，尽管中铁物公司未在仲裁裁决作出后直接就同一纠纷提起诉讼，但由于其在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请求与仲裁程序中的请求相同，如果人民法院再次予以审理，实质上属于重复审理，违反了或裁或审原则。因此，中铁物公司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在本质上属于重复诉讼，本案应当驳回中铁物公司的起诉。但考虑到原审法院驳回了中铁物公司的诉讼请求，尽管在处理结果上与驳回起诉不同，但也未对当事人的权益及仲裁裁决的效力产生实质性影响，故为减轻当事人讼累，节约司法资源，本案可驳回中铁物公司的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