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法｜当事人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后又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原审法院能否移送上一级法院再审审查？
摘要1：解答：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当事人既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又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已经受理再审申请的原审法院不能移送上级法院再审审查，上级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向上级法院的再审申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4)行监字第35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4)行监字第356号
【裁判摘要】本案再审被申请人韩某某基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文水县政府核发的文国用（2006）字第G011213000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再审申请人张某某依有关宅基地转让协议书在争议土地修建房屋并取得文水县政府颁发的（文）房权证凤城字第010900143号房屋所有权证。上述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的颁发，违背房地一致原则。吕梁市政府根据张某某申请对文水县政府核发的文国用（2006）字第G011213000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进行复议时，查明该颁证行为所依据的权属来源资料有涂改，所盖印章也与当时使用的不符且颁证程序违法，据此复议决定撤销该颁证行为，并责令文水县政府在3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并无不当。一审判决驳回韩某某的诉讼请求，亦符合法律规定。二审判决以韩某某与张某某的争议实质上是土地权属争议，吕梁市政府应利用行政复议中止手段，先行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基础性纠纷为由，撤销一审行政判决及吕梁市政府吕府复决字（2012）5号行政复议决定，要求吕梁市政府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本案当事人如果存在土地权属争议，文水县政府可以在综合考虑相关事实证据的基础上，依照《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等规定对土地权属争议作出处理决定。
摘要2：【解读】行政机关的颁证行为导致土地使用权人与房屋所有权人不一致的，当事人可以请求撤销违法的颁证行为。
【基本案情】
（１）韩某某基于与通信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县政府核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２）张某某依据有关宅基地转让协议书在上述土地范围内修建房屋并取得县政府办法的房屋所有权证，导致房地登记不一致；
（３）２０１２年７月，张某某向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国有土地使用证》，责令县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４）韩某某向中院起诉请求撤销行政复议决定，中院驳回韩某某诉讼请求；山西高院撤销行政复议决定，要求市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政复议决定；
（５）张某某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指令山西高院再审；山西高院再审判决：维持中院一审判决。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粤高法民三提字第6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粤高法民三提字第6号
【裁判摘要】只有符合《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25条规定，即：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分割转让的，应当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部门批准，并依照规定办理过户登记，此时才发生房地分离的例外情形。本案没有发生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分割转让的法律事实。本案讼争的房屋的宅基地是以陈某某１名义申请的。本案所涉房屋的建房时间为1980年，建成时间为1982年。建房批准手续应由当时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进行调整。根据1982年2月13日《国务院关于发布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的通知》第14条的规定，农村社员，回乡落户的离休、退休、退职职工和军人，回乡定居的华侨，建房需要宅基地的，应向所在生产队申请，经社员大会讨论通过，生产大队审核同意，报公社管理委员会批准；确实需要占用耕地、园地的，必须报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批准后，由批准机关发给宅基地使用证明。1984年10月17日《梅县市村镇建房用地管理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建房用地批准后，由批准机关发给准建证，房屋建成后，发给宅基地使用证。建房用地申请审批表、准建证、宅基地使用证由市村镇建设办公室统一印刷，各级村镇建设管理部门具体办理”。本案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权利主体具有特殊性，陈某某１的“村民”身份是关键。陈某某２、李某某是外乡人，依照规定，无权取得涉案宅基地使用权。本案房屋的建房审批手续，也是依照有关规定以陈某某１的名义办理。1986年12月27日，梅县市程江区村镇建设管理站核发本案所涉土地的《宅基地使用证》，户主为陈某某１。关于宅基地的流转范围、方式、程序等，我国法律有严格规定。陈某某１与陈某某２、李某某等存在特殊的亲友关系，出于生活中友爱互助的需要，陈某某１同意陈某某２、李某某在该宅基地上建房并居住、使用，不能据此认为宅基地使用权当然转移给陈某某２、李某某，也不能据此认为所建房屋当然归陈某某２、李某某所有。虽然陈某某１、李某某曾将讼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办到自己名下，但因购房合同等相关材料均系伪造，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证均被相关行政部门予以撤销，陈某某２、李某某的房地权利自始无效。因此，本案并未发生讼争宅基地的使用权发生转移的法律事实。在该宅基地性质变更为国有土地后，梅县国土局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
摘要2：（续）土地使用者仍为陈某某１。因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所占用土地的使用权人为陈某某１，没有证据表明陈某某１将该土地转让或赠与陈某某２、李某某，亦无证据证明涉案双方对房屋的权属做出约定，根据“房屋所有权和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权利主体应保持一致”的法律原则，则该土地上所建房屋的所有权依法应归陈某某１所有。故，本案讼争的渡江津17号房屋产权应归陈某某１所有。陈某某１要求陈某某２、李某某返还渡江津17号房屋的再审申请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因陈某某２、李某某在陈柏粦的宅基地上建房并居住征得了陈某某１的同意，陈某某１也自认双方对使用该房的时间及费用均无约定，故陈奶奶１要求陈某某、李某某赔偿因占住涉案房屋所造成的房租损失费、精神损失费的再审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陈某某２、李某某与陈某某１之间关于本案讼争房屋建房费用所发生的法律关系属债权债务关系，陈某某２、李某某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
【解读】借地盖房，根据房地一体原则，房屋属于原土地使用权人所有。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3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36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行政复议范围仅限于能够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本案再审申请人韩某某等对多个行为不服，向被申请人江苏省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其中，东方专修学院、徐州市总工会、徐州市政府等信访答复、复查和复核意见，均属于根据《信访条例》规定作出的处理，对韩某某等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明显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据此，对明显不符合行政复议范围的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可以在口头释明后作存档处理，也可以书面告知复议申请人其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当事人因此而提起行政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可迳行裁定不予立案。本案中，针对韩某某等复议申请，江苏省政府以书面《告知函》的方式，告知韩某某等反映的问题相关单位已作出信访处理，其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韩某某等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后，一、二审法院经实体审理判决驳回韩方舟等的诉讼请求。虽然江苏省政府一、二审胜诉，但对本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事项出庭应诉，已让其支付了额外的诉讼成本，并浪费了全体纳税人的税赋，且无益于原告的权利保障。因此，对于此类明显由信访事项引发、明显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的事项，复议机关不予行政复议，同样亦不应当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鉴于本案原审已经立案并经实体审理后驳回韩某某等诉讼请求，为避免诉累，本案已无必要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后再行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解读】明显不属于复议范围，复议机关作出的不受理行为不可诉。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61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617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才能够裁定驳回起诉。二审过程中发现被告不适格的，人民法院亦应当向原告释明。原告同意变更被告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或者指令有管辖权的法院重新审理，原告不同意变更被告的，人民法院才能够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二审裁定未说明是否已向冯某某释明其应变更被告，即直接裁定驳回起诉不妥，本院予以指正。鉴于本案系对再审申请的审查，二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未对冯某某依法另行起诉形成法律上的障碍，该项诉讼程序违法未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本案不予再审。
摘要2：【解读】二审发现被告不适格的处理：（１）法院亦应当向原告释明；（２）原告同意变更被告的，法院可以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或者指令有管辖权的法院重新审理；原告不同意变更被告的，法院才能够裁定驳回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64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645号
【裁判摘要】起诉期限不同于诉讼时效不能中断或者中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行政诉讼实行的是起诉期限制度。所谓起诉期限，是指法律规定的当事人不服某项行政行为时向法院请求司法救济、行使行政撤销权的时间限制。它是比照民法上的除斥期间和诉讼上的上诉期间进行设计和变造，在性质上属于程序法上的法定期间，不能中断或者中止，特殊情况下才可申请延长或扣除被耽误的时间。设置起诉期限制度的目的和功能，在于维护行政行为的效力，以确保行政法律关系的尽早安定。而民法通则对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有所不同。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而且，诉讼时效期间为可变期间。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但这是基于行政协议的履行之诉与民法上的合同履行之诉有诸多相同点而做出的特别规定，起诉行政机关作出的单方行政行为，仍然要适用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的规定。本案中，陈某某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五河县政府征收其土地的行为违法，就是针对行政机关单方作出的一个征收土地行为提起的诉讼。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陈某某于2012年9月底便已知道被诉土地征收行为的内容，其于2015年7月21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经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二年起诉期限。二审法院裁定驳回陈永利上诉，维持一审驳回起诉的裁定，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陈某某还主张，五河县政府并未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应当视为放弃时效抗辩权利，故二审法院不得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驳回起诉裁定。本院认为，固然，民法上的时效不是权利消灭的原因，它只给予义务人一个抗辩权。如果义务人不作为，即不行使他的抗辩权，则请求权可以通过司法程序得到执行。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也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但在行政诉讼中，通常并不适用时效制度，而是适用起诉期限，已如前述。
摘要2：（续）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是否遵守起诉期限属于起诉条件的一种，对于起诉条件的审查，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不用等待当事人的申请，也不用基于当事人的抗辩。对于”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81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813号
【裁判摘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起诉条件，起诉如无正当理由超过起诉期限，当事人则丧失诉权，人民法院将不再受理。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再审申请人唐生作等5人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一、二审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二年。此处的二年期限，系针对当事人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但行政机关未告知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情况下，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保护期限。
摘要2：【解读】二年期限系针对当事人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但行政机关未告知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情况下，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保护期限。
【类似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81４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5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57号
【裁判摘要】一、二审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第四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５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述解释规定的20年最长起诉期限，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的起诉期限，不以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是否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为前提，只要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即不再适用20年最长诉讼保护期限的规定。根据原审查明情况，本案中龙窝经济合作社于2013年3月22日向阳西县政府提交《关于督促查清错发〈林权证〉的请求》，由此可推知龙窝经济合作社至迟于2013年3月22日即知晓阳西县政府向谢红儿颁发了152号林权证，其于2016年3月29日提起诉讼已超过2年的法定起诉期限，且无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再审申请人提出本案属于涉及不动产的诉讼，应适用20年起诉期限的规定，而本案中当事人已经知晓颁证行为，不符合“不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的前提条件，其申请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以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并无不当。申请人龙窝经济合作社申请再审时还提出，涉案林权证系伪造证据，因西一村委会拒绝提供原件而无法进行司法鉴定，需有关部门予以处理，因申请人起诉时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故该项请求无法在本案中予以审查，其可通过其他途径另行解决司法鉴定问题。
摘要2：【解读】20年最长起诉期限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的起诉期限，不以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是否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为前提，只要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即不再适用20年最长诉讼保护期限的规定。
【注解】同类案件：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5８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23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233号
【裁判摘要】设置起诉条件的旨趣在于不使那些不符合法定条件或者没有进入实体审判必要性与实效性的诉进入实体审理，所以，这是法院应当依职权主动调查的程序性事项，不用基于当事人申请，在当事人没有提交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法院也可以主动调取相关证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项已有明确的规定。由于与起诉条件有关的事实并非都很复杂，因此无需都要经过开庭审理才能查明，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有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因此，原审法院在查明相关事实后迳行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摘要2：【摘要】再审申请人主张无效的行政行为自始无效，不能适用起诉期限的规定。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所谓无效行政行为须具备“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而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违法性显然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还须指出的是，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并没有明文规定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是否适用起诉期限的规定，但根据一般诉讼原理，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仍须于适当期间内提起，如果时过境迁又重提旧事，则难以维持法律秩序的安定，并不无滥用诉权之嫌疑。
【解读】确认无效之诉仍然有起诉期限（备注：已被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341号改变）。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68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688号
【裁判摘要】无诉讼行为能力必须由法定代理人起诉——提起行政诉讼的公民，应当有诉讼行为能力。所谓诉讼行为能力，是指具备本人或由其指定的代理人参与诉讼的能力，亦即自己或指定代理人为诉讼行为的能力。没有诉讼行为能力的公民，由于其诉讼行为能力的缺乏，不能独立为诉讼行为，亦不具有对代理权限表达个人独立意志的能力，法律为了保护其合法权益，乃设置了法定代理人制度。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条也规定：“没有诉讼行为能力的公民，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本案就是由连某某以其母亲任某某法定代理人的身份代为提起诉讼。作为成年子女，连某某具备作为其母亲的监护人以及法定代理人的资格，但是，法定代理人产生的前提，必须是当事人没有诉讼行为能力。至于如何认定没有诉讼行为能力，原则上，应当参照民法上对于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按照当时有效的《民法通则》第十三条的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本案中，连某某正是主张其母亲任某某患有××，因而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根据《民法通则》第十九条的规定，××人无民事行为能力须经宣告，即“××人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连某某只是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任某某所在村民委员会证明和任某某医院就诊病历，一审法院认定连某某提交的材料无法证明任某某无诉讼行为能力，连某某以任桂英法定代理人的身份代为提起诉讼不符合行政案件受理条件，并无不当。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为诉讼行为，是行政诉讼的法定起诉条件之一，在不符合法定代理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在责令补正或者更正的前提下裁定驳回起诉，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并不存在再审申请人所称“审非所诉"、“判非所诉"的情形。
摘要2：任某某与右玉县人民政府等补偿上诉案
【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晋行终563号
【摘要】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连××以任××法定代理人身份起诉，却未提交可以作为任××法定代理人的相应证据，连××虽向本院提交了任××所在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和任××在医院就诊的病历，但其无法证明任××属无诉讼行为能力人，为此连××以任桂英法定代理人的身份起诉不符合行政案件受理条件，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项、第二款的规定，裁定驳回连××代为任××提起的起诉。．．．．．．本院认为，连××要作为其母亲的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其母亲须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要确定其母亲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须有法院通过特别程序对其作出的认定，连××在未有该认定的情况下，即以其母亲法定代理人的身份起诉缺乏符合主体资格的事实依据，原审法院驳回其起诉是正确的，应予维持。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再12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再128号
【裁判摘要】再审被申请人威海市政府所作81号复议决定有两项内容：一是确认桥头镇政府占用再审申请人夏秀英土地修建7号公路和金鸡大道的行为违法，二是驳回再审申请人要求行政赔偿的请求。再审申请人起诉时仅针对后者，并不包括前者。一审法院对前者进行审查，以再审被申请人认定再审申请人对桥头镇政府修建金鸡大道占用土地的行为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证据不足为由，对81号复议决定予以判决撤销，便产生是否超出法定审理范围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复议机关对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的处理和对一并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的处理虽可载明于同一行政复议决定中，但彼此可分，因为这两种处理引起的诉讼相互独立。按照不告不理原则，当事人仅挑战其中之一时，人民法院不宜主动审理另外一个并作出裁判。在再审申请人只对81号复议决定中有关行政赔偿请求的处理提出起诉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对该复议决定中有关行政行为的处理进行审查，并进而撤销了该复议决定，有违不告不理原则，超出了法定审理范围。另外，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处理，使再审申请人行使诉权的结果比不行使诉权更加不利，对诉权的充分行使和诉讼渠道的畅通产生阻碍效果，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宗旨显有不合。行政诉讼中的全面审查一般是指人民法院在行政案件审理中，应当对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根据、法律依据、行政程序、职责权限等各方面进行合法性审查，不受诉讼请求和理由的拘束。全面审查原则通常适用于诉讼标的为行政行为的单一案件中，但81号复议决定对原行政行为的处理并非本案诉讼标的，故该原则不适用。二审法院以全面审查原则为据，对再审申请人就一审法院审判程序所提质疑不予采纳，判决理由显有不当。再审申请人主张一、二审法院超出其诉讼请求进行审理错误，该主张成立，依法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撤销81号复议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同样构成适用法律错误，依法亦应撤销。
摘要2：【解读】行政诉讼中的全面审查一般是指人民法院在行政案件审理中，应当对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根据、法律依据、行政程序、职责权限等各方面进行合法性审查，不受诉讼请求和理由的拘束。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2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21号
【裁判摘要】裁判基准时｜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一般只能以行为作出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为标准——行政行为作出、被诉请人民法院审查、人民法院对其合法性作出裁判，必然存在时间间隔，以上述不同时间作为裁判基准时，将可能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得出不同结论。一般而言，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根据作出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作出的，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一般也只能以该作出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为标准，而不能以所依据的事实、证据或法律发生变更为由，认定原行政行为合法亦或违法。否则，将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稳定，有损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当然，基于行政行为性质的不同，行政诉讼的裁判基准时也相应有所区别。但是，对行政行为的效力内容已于行为作出时确定并实现的，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件就仅与处分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有关，而不能以行政机关当时无法预见到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作为认定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依据。
摘要2：【摘要】本案中，根据原浙江省杭州市房产管理局杭房拆许字〔2006〕第037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案涉房屋已被列入拆迁范围，因拆迁双方未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原浙江省杭州市房产管理局作出《24号裁决书》，杭州市政府以此为前提作出《8号决定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且《8号决定书》作出后，案涉房屋也已于2008年5月22日被强制拆除。因此，对《8号决定书》是否合法，只能根据该决定书作出当时的情形作出判断，即便此后《24号裁决书》被依法撤销，也不能仅以该撤销的事实，否定杭州市政府当时作出《8号决定书》的合法性。因此，再审申请人陈某某、张某某认为《24号裁决书》被撤销后将导致《8号决定书》违法，于法无据。．．．．．．再审申请人陈某某、张某某通过主张《8号决定书》违法进而主张杭州市政府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不符合上述规定，不具备相关起诉条件。因此，一审裁定驳回陈某某、张某某的起诉，二审裁定驳回其上诉，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744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7447号
【裁判摘要】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原则上应当公开进行，但人民法院可依法决定书面审理或者开庭审理、公开开庭或者不公开开庭。不能认为所有的一审行政案件和二审行政案件，都必须要经过公开开庭审理程序。为节约司法成本，减轻当事人诉讼负担，对于原告或者上诉人所诉之请求，在法律上显无理由者，人民法院可基于职权，不经言词辩论，直接不予支持。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三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应诉若干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对于二审行政案件，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因本案的主要争议是行政行为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范能华主张案涉土地征收行为从1992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一、二审期间范能华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二审法院未开庭审理而采用书面方式审理，系法院职权所在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再审申请人有关二审法院未经开庭即书面审理违法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信访申诉行为不属于该规定中应当扣除或延长起诉期限的情形。另，行政诉讼中有关起诉期限的规定不同于民事诉讼中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起诉期限不存在中断的情形，本案亦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摘要2：【解读】明显无正当理由可迳行裁定驳回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3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3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二项规定：”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以”新证据”为由申请再审，只有在”新证据”足以推翻生效判决、裁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进入再审程序；如果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新证据”与生效判决、裁定没有关联性，或者不能否定原生效判决、裁定的合法性，则不应再审。刘某某提供的”新证据”是辽宁省国土资源厅作出的辽国土资复[2015]21、2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两个复议决定的结果是以本溪市国土资源局在明山区政府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之前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为由，确认本溪市土地资源储备中心与本溪国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竞买成交确认书》、本溪市国土资源局与本溪国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程序违法。本案系刘喜臣针对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提出的行政诉讼，上述两个行政复议决定所涉内容，与本案被诉征收补偿决定的合法性没有关联，不足以推翻本案生效判决，故刘某某以”新证据”为由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424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4246号
【裁判摘要】（2013）行他字第1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报人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是否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问题的答复》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一款、《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举报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举报相关违法行为人，要求行政机关查处，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根据上述规定，举报人是否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取决于举报人是否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举报相关违法行为人。只有举报人在为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而举报时，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才有可能侵犯其合法权益。如果举报人仅仅是以公民身份，行使宪法、法律赋予公民的控告检举或投诉举报的权利，而非为了自身合法权益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举报，与行政机关就其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本案中，再审申请人段某某作为举报人，对太原市尖草坪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处理结果不服，向尖草坪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自身合法权益受到被举报事项的实际侵害。因此，段某某与太原市尖草坪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其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申请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尖草坪区政府收到段某某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审查作出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一、二审裁判结果可予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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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660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6603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十一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五项规定，行政复议申请应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具体到投诉举报而言，投诉举报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投诉举报事项能否申请行政复议，应当结合前述法律法规以及关于投诉举报事项的具体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进行综合评判，在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了投诉举报的请求权，且该请求权的规范目的在于保障投诉举报人自身合法权益的情况下，相关行政机关对举报投诉不予受理或者不履行依法纠正、查处的法定职责的，举报投诉人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报人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是否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问题的答复》（〔2013〕行他字第14号），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举报人与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进而对举报人是否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进行的界定。该答复明确规定，举报人是否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取决于举报人是否“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举报相关违法行为人”。
摘要2：【摘要】本案中，再审申请人王某某通过市场监管举报投诉系统举报其在超市购买到超过保质期食品，要求查处该违法行为并给予举报人奖励，属于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进行的举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十二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举报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依法向有关部门了解食品安全信息，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该法规定的举报，主要是为鼓励个人或者组织向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供违法行为的线索或者证据，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举报所作的处理，包括答复或者不答复，均与举报人自身合法权益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举报人也就不具有申请行政复议的申请人资格。针对王某某的举报，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龙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进行调查核实并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王某某无权对此提起行政复议。但是王武军作为消费者，虽然其举报没有明确请求处理其与经营者之间发生的消费者权益争议，但其通过市场监管举报投诉系统进行举报，龙华市场监管局按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消费者投诉办法》规定，对王某某与经营者之间的争议进行调解并作出《终止调解通知书》，系出于充分保障王武军的消费者权益而进行的程序性行为，且《终止调解通知书》仅记载王某某的姓名，王某某并未举证证明其合法权益遭受侵犯，故王某某所称龙华市场监管局作出该通知书的行为严重违法，没有证据予以证实，该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深圳市政府作出深府复决（2016）150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王某某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为由，驳回王某某的申请，并无不当。一、二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1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1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关于行政行为作出之后的行政复议最长申请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均未作出明确规定。为稳定行政法律关系的需要，且因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的衔接关系，涉及不动产的行政行为的申请行政复议最长期限，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关于最长起诉期限的规定。该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原广东省国土厅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于1991年10月16日作出粤地政［1991］273号《关于惠东县永泰发展公司征地的批复》。和兴村民小组不服该批复，于2015年1月8日向广东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已明显超过上述最长保护期限。因此，广东省人民政府作出粤府行复［2015］28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驳回和兴村民小组对广东省人民政府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二审判决驳回上诉，均无不当。和兴村民小组关于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法规确实错误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57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577号
【裁判摘要】行政诉讼后不能申请复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依照本条规定，在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复议前置的情况下，对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实行自由选择主义。所谓自由选择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不经复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可以同时选择复议和诉讼，因为复议和诉讼这两种救济机制不能同时进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法律、法规未规定行政复议为提起行政诉讼必经程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既提起诉讼又申请行政复议的，由先立案的机关管辖；同时立案的，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选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申请行政复议，在法定复议期间内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立案。"自由选择也不能违背司法最终处理原则，在已经选择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不能转而申请行政复议。所谓已经选择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包括提起诉讼之后的任何阶段，既包括人民法院已经作出裁判，也包括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尚未作出裁判。只要案件已经系属于人民法院，就不允许再就同一争议申请行政复议。
摘要2：【摘要】《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虽然确立了“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的原则，但同时也允许有“不能出庭”的例外。据此可知，法律并非要求每一起案件都要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案件以及人民法院书面建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案件，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除上列情形之外，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的，不构成违反法定程序。即使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而不出庭应诉，人民法院所应采取的处理方式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的“记录在案和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并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作出处理”。如果案件裁判结果正确，不能仅以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发回重审或者提起再审。此外，再审申请人提出“被申请人的出庭人员均未持有行政机关负责人的委托手续”，是对法律制度的误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可以另行委托一至二名诉讼代理人。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不得仅委托律师出庭。”这里的“委托”，属于诉讼代理范畴，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当事人是被诉行政机关，而非行政机关负责人。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行政机关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应诉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加盖行政机关印章的授权委托书”，已经清楚地说明问题。据此，质疑出庭人员未持有行政机关负责人的委托手续，没有法律依据。另外，在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应诉时，受行政机关委托出庭应诉的人员，无论是《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均规定为“相应的工作人员”，并没有要求必须是“职能部门负责人”，因此，质疑“出庭人员没有能够证明其是职能部门负责人的相关证明，不符合出庭应诉的法定条件”，亦没有法律依据。
【注解】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的，不构成违反法定程序。如果案件裁判结果正确，不能仅以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发回重审或者提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70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701号
【裁判摘要】1997年颁发80号土地证时有效的（1995）国法（土）字第184号《土地登记规则》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土地登记应当经过土地登记申请，然后是地籍调查，三是权属审核，四是注册登记，五是颁发或者更换土地证书。申请土地登记必须向土地管理部门提交土地登记申请书，个人身份证明或户籍证明，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地上附着物权属证明。土地管理部门负责组织辖区内的地籍调查，根据地籍调查结果和土地定级估价结果，对土地权属、面积、用途、等级、价格等逐宗进行全面审核，以宗地为单位填写审批表，并将认为符合登记要求的宗地予以公告。公告期满，相关土地权益人对土地申请登记审核结果未提出异议的，经人民政府批准后，进行注册登记，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颁发土地证书。本案中，古某某于1997年2月申请土地登记，提交土地登记申请书、占用土地建房申请表、土地权属来源证明、176号批复等材料。昭平县土地管理局受理申请后，对涉案土地进行地籍调查，制作《土地登记地籍调查表》、《土地登记审批表》、《界址调查表》、《宗地草图面积计算表》等，地籍调查及审核权属情况期间，无人提出权属异议，古某某缴纳农地占用税费及罚款后，昭平县政府为其颁发80号土地证。上述颁证行为土地权属来源清楚，颁证程序基本符合法律规定。古某某２、黄某某主张，涉案土地中80平方米是购买取得的，50平方米土地是黄某某用与第一生产队互换承包地取得，剩余2.54平方米系邻居古和用无偿赠与。但是，其提供的《收据》、《互换土地协议书》等证据，不能证明所付款项是购买涉案土地的款项，也不能证明互换的土地就是涉案土地，且自1992年建房时起，古某某１、黄某某从未申请土地登记。其主张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本案中，昭平县政府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昭平县土地管理局按照《土地登记规则》第十五条规定，对古某某登记申请的审核结果进行公告，颁证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一、二审本应全面审查被诉颁证行为的合法性，核实是否履行公告程序，经审理查明事实后，即便颁发80号土地证的行为对古某某１、黄某某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也应当依法判决确认该颁证行为违法。一、二审对该项程序事实未予审查，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不妥，本院亦予以指正。鉴于本案系对再审申请的审查程序，以此为由再审本案，并不能对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任何实际影响，徒增诉累，不利于行政争议的实质化解，本案不予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086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0865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棚户区改造范围界定问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快推进棚户区（危旧房）改造的通知》（建保〔2012〕190号）第二条规定，城市棚户区（危旧房），指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简易结构房屋较多、建筑密度较大，使用年限久，房屋质量差，建筑安全隐患多，使用功能不完善，配套设施不健全的区域；城市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具体范围由市县人民政府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参照该通知，棚户区指向的是具有简易结构房屋较多等特征的区域，即一定区域如满足简易结构房屋较多等特征，即符合城市棚户区的标准，而并不要求该区域内任一具体房屋均符合棚户区的全部特征。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原审查明的事实，珠山区政府有权依法在符合比例等原则的前提下结合景德镇市珠山区实际情况确定城市棚户区的范围，陶玉新都小区房屋处于景德镇市珠山东区棚户区改造范围内。再审申请人以其具体房屋在新旧程度、建筑结构等方面不符合棚户区房屋标准进而认为其房屋不应纳入棚户区改造范围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征收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应当充分考虑房屋区位、用途、建筑结构及新旧程度等方面的具体情况，严格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房屋征收评估，对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原审法院已在裁判文书中就相关问题向征收部门提出了建议：“建议征收部门在补偿时，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考虑房屋的建设年限、小区的基础设施、周边环境以及生活状况等，不能将房屋纳入棚户区改造范围就以‘棚户房’特征来界定房屋价值”。同时，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向房屋征收部门提供委托评估范围内被征收房屋的整体评估报告和分户评估报告，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向被征收人转交分户评估报告。被征收人如对评估价值有异议，可依照相关规定申请复核评估及申请鉴定。对于后续的房屋补偿问题，再审申请人在内的被征收人可以按照法定程序寻求救济。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82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824号
【裁判摘要１】乡镇政府对村规民约、村民决议有责令改正的权力和监督职责，不履行法定职责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根据该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请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所保护的权利范围，并不仅限于人身权、财产权，也包括法律、法规规定的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其他合法权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前款规定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据此，村民认为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侵犯其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有权请求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行政监督权，有管辖权的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具有履行法定监督职责的义务，未履行监督义务，即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中，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是请求判令再审被申请人金水区政府、国基路街道办责令路砦村村委改正违法的村规民约并责令金水区政府、国基路街道办监督落实恢复再审申请人村民待遇，本案应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二审法院认为再审申请人的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当指令再审。
【裁判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街道办事处作为市辖区或者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虽然不是一级人民政府，但在授权范围内具有独立承担责任的行政主体资格，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故此，国基路街道办应当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97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973号
【裁判摘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互换是指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作或者各自需要，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地块进行交换，同时交换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条规定，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者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第三十三条第（二）项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基于以上法律规定，承包权人如为方便耕种或其他需要，可以对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互换双方应签订书面合同，并报发包方备案。本案中，争议的二码子稻田原系第三人陈某某１承包耕种，1982年，再审申请人陈某某２与陈某某１口头约定，将其承包的虎落湾二丘田与陈世标承包的二码子稻田互换耕种。虽然该两块土地的发包方均系永定区双溪桥乡高坪村，但陈某某２与陈某某１的互换土地行为系口头约定，并未签订互换土地的书面合同并报发包方备案，双方所谓的“互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不能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互换，相应的不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换的后果，再审申请人陈某某２所请求的变更争议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的基础并不存在，其以土地互换为由主张对二码子稻田的经营管理权，并以此要求撤销永定区政府于2009年10月为陈某某１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4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47号
【裁判摘要】政府信息本身是否合法不属于信息公开案件审理范围——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主要解决的是政府信息的公开与否问题，即是不是政府信息、有没有政府信息、应不应该公开该政府信息，但是政府信息内容本身的合法与否不属于人民法院审查的范围，如有争议应当通过其他法定途径提出。再审申请人沈某某提出视频光盘未依据相关规定制作，不能反映被拍摄对象全貌的问题，即超出了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审查范围。因此，沈某某以一、二审法院未对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实体审查为由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要旨】行政机关对信息不存在负有举证责任——法院审理申请人不服被告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信息公开案件时，由被告承担信息不存在的举证责任，即证明其已尽合理检索义务，若信息不存在，法院应当审查行政机关是否及时告知了申请人。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84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842号
【裁判摘要】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在很多方面与传统行政诉讼不同，它既承继了合法性审查的因素，又不将其作为唯一的追求和考虑，而更着眼于争端的解决，也就是说，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关注和解决的，始终是政府信息事实上能否公开这一实质问题。《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由此可见，”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是政府信息可以公开的前提。行政机关只提供已经存在的信息，不因为申请人的请求而负担为其制作信息的义务。所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才规定，”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政府信息不存在，既是政府信息公开法通常规定的拒绝公开的一个法定理由，也是行政机关非常乐于使用的一个借口。又由于政府信息实际为行政机关掌握，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导致政府信息事实上存在不存在的判断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以国际通行做法来看，当行政机关主张政府信息不存在时，必须证明其已经尽到勤勉的检索义务。本案中，再审被申请人在接到再审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即对其信息资料管理平台上的信息资料进行检索，未发现涉及再审申请人及其家人的信息记录，诉讼过程中又进一步说明了其进行检索的信息平台系与天津市滨海新区区委及人大等部门共用的信息资料管理平台，其制作和保存的信息均汇总录入该信息资料管理平台数据库的情况。应当说，再审被申请人能够证明其尽到了勤勉检索的义务，原审法院重点查证政府信息是否存在，也抓住了案件事实的本质，不存在再审申请人所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问题。
摘要2：【解读】信息不存在案件，政府应当提供合理检索的证据，是否应当存在不属于信息公开案件的审理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85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855号
【裁判摘要】判断政府信息是否存在不能基于“推定”而应当基于政府信息是否“客观存在”——政府信息不存在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不予公开的法定情形之一，因此可以说，政府信息存在是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的前提。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政府信息存在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已经制作或获取，并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了信息。因此这种”存在”是指一种”客观存在”，而不能是”推定存在”。再审申请人主张，”项目存在，拆迁存在，相应补偿补助费用使用情况亦存在，相应信息必然存在”，就属于一种”推定”。人民法院判断政府信息是否存在，不能基于”推定”，而应当基于政府信息是否”客观存在”。审查判断的方法一般是要看行政机关是否确实尽到了积极的检索、查找义务。本案中，再审被申请人丰台区政府收到再审申请人王槐柯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对相关档案进行了检索、查找，并向有关单位发函要求协助查找，应当视为尽到了积极的检索、查找义务。在部分政府信息”未制作且未获取”的情况下，书面告知再审申请人部分政府信息不存在并说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其已经履行告知义务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79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795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行政机关负责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当是已经存在并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人民法院审理因《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引发的行政案件，应重点审查行政机关是否已经尽到合理的查找和检索义务，当政府信息不存在时行政机关是否履行了法定告知或者说明理由义务。本案中，再审申请人高某某要求公开的政府信息是关于征收其位于高池村宅基地的征收批准文件、征收土地规划图、土地征收公告、征收补偿方案公告等，再审被申请人阳信县人民政府经审查，高池村实施的是“村庄整体搬迁”，高某某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存在，故而作出《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高某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至于“村庄整体搬迁”的法律本质是否为集体土地征收，是否应当依法履行土地征收程序，并非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审查的问题。
摘要2：
破产程序对执行异议之诉的影响和本案再审程序终结诉讼的审理路径
摘要1：破产程序对执行异议之诉的影响和本案再审程序终结诉讼的审理路径（案情：阮某购买B公司房产，因马某起诉、申请执行B公司查封了该房产，提出执行异议之诉，一审、二审均驳回阮某的诉讼请求。阮某申请再审。在此期间，B公司申请重整，法院后批准了重整计划，终止了重整程序）
【要旨】裁定终结审查再审申请。由于本案被执行人已进入破产程序，故针对被执行人的强制执行程序应全部中止，不再通过强制执行程序予以执行。当事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基础和前提不复存在，故无须再审查申请人对执行标的是否具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可裁定终结审查再审申请。
摘要2：【解读】破产程序对执行异议之诉的影响：
（１）执行异议之诉存在的条件之一是执行程序合法存续且可以有效进行，但各方对执行程序中的标的财产存在争议。
（２）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执行程序应当中止；在宣告被执行人破产时，执行程序应当终结。
（３）破产程序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处理：
Ａ．若处于法院已受理破产申请但未作出进一步决定的阶段：应当根据《企业破产法》中止审理；
Ｂ．对于人民法院在破产宣告前已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或和解协议的，执行程序已无继续审理之必要，对失去诉的利益的执行异议之诉应当裁定终结审查；
Ｃ．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的，第三人为债务人提供足额担保或者全部到期债务已为债务人或第三人清偿，执行异议之诉亦失去继续审理的必要；
Ｄ．破产宣告前，债务人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债权人的债权将通过破产财产的分配得以实现，不存在强制执行的问题，无须继续审理。
在连续交易不动产但均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情形下，如果被执行人及其后手均主张自己因生效法律文书取得不动产所有权，而最终交易方已向其前手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不动产
摘要1：在连续交易不动产但均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情形下，如果被执行人及其后手均主张自己因生效法律文书取得不动产所有权，而最终交易方已向其前手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不动产，此时最终交易方作为案外人所提出排除执行的主张应否得到支持。
【要旨】案外人排除执行的主张应当得到支持。一审法院民事裁定手写备注“房产证直接办给建行某分行”能产生物权变动效力。何某等五人从2007年起持续占有该案涉商铺，法律应保护其占有。因此，何某等五人的再审申请理由成立，应当提审改判。从过错认定的角度看，在连续转移产权的背景下，对权利人过错的认定应降低标准。从维护既定秩序的商事裁判原则看，F公司于2009年取得债权，而何某等五人于2007年始持续占有该案涉商铺，如果仅因何某等五人未办理过户手续的过错，而让F公司后享有的债权优先于何某等五人在先取得的权利，明显不利于维护既定秩序。
摘要2：【解读】执行裁定能够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09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099号
【裁判摘要】在债务人进行重整计划执行期后，不再存在债权人申请法院对债务人名下的财产强制执行的可能，故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强制执行的基础和前提已不复存在，没有审查的必要，对执行异议之诉应当终结审查——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本案中，惠州中院受理了怡海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说明怡海公司进入了破产程序，针对怡海公司的强制执行程序全部中止，案涉房产也应解除保全并中止执行。此外，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的相关规定，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对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人民法院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应当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就本案而言，重整计划经惠州中院批准后，怡海公司现已进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果重整计划执行成功，包括阮某某在内的各债权人的利益将通过重整计划得以实现，如果重整计划执行不成功，则怡海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程序，各债权人的债权通过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得以实现。可见，在怡海公司进行重整计划执行期后，本案不再存在马某某申请人民法院对怡海公司名下的房产强制执行的可能，故阮某某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对案涉房产排除强制执行的基础和前提已不复存在。由于阮某某对案涉房产的利益可以通过破产程序实现，对本案不再具有诉的利益，其针对原二审判决提出的再审申请，即其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也就没有审查的必要，故本院对本案终结审查。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1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13号
【裁判摘要】一般而言，公文书证系具有公共信用的公共管理机关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在其职权范围内按照法定程序或方式做成，通常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易某某在再审审理中提交的1994年离婚证，应当首先推定为真实有效，如对方对该离婚证真实性有异议，应当由异议方承担举证责任。但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易某某应当对1994年离婚证的真实性进一步承担举证责任。首先，易某某在再审申请阶段提交的1993年离婚证已经鉴定证明加盖的公章与同期使用的印章不相符，且生效的行政判决亦撤销了2017年向易某某补发的离婚证，娄底市娄星区民政局也否认其在1993年8月20日向易某某发放过离婚证，娄星区石井镇民政室还出具了卢某某、易某某在该镇民政室无离婚档案的《情况说明》。在1993年的离婚登记未经证实的情况下，基于1993年的离婚登记所补领的1994年离婚证自难以确认。有鉴于此，卢某某１对1994年离婚证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具有合理性，易某某应负有进一步承担证明该书证真实性的义务。其次，从娄底市娄星区石井镇民政室两次就卢某某、易某某离婚登记事宜出具的《情况说明》来看，在1994年离婚证的发证部门亦不能证实卢某某、易某某有离婚登记档案的情形下，该1994年离婚证亦不宜认定为具有公文书证的性质。再次，易某某在另案诉讼中从未主张其与卢某某已经离婚，反而一直承认其与卢某某系夫妻关系。．．．．．．最后，易某某主张其本人所持有的1993年离婚证遗失后补办了1994年离婚证，同时又提出2015年5月3日其家中被盗时存放在保险柜中的离婚证（1993年）丢失。并且，在本案再审审查阶段之前以及另案行政诉讼当中，易某某一直未提供1994年离婚证，而在卢某某提供给易某某的1993年离婚证被证伪之后，易某某随即在本案再审庭审中提交1994年离婚证。易某某未能对1993年离婚证先后两次遗失作出合理解释，且1993年离婚证和1994年离婚证交替出现亦不合常理。综合考虑易某某在本案中存在不诚信诉讼的行为，有关民政部门未有其离婚登记档案，加之其在另案诉讼中对法院认定或证据显示其与卢某某仍为夫妻关系不持异议，以及离婚证件的办理及出示存在诸多不合常理等情况，易某某在本案中仅以1994年离婚证尚不足以证明其与卢某某于1993年离婚。在易某某未能进一步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与卢某某的婚姻关系已经
摘要2：（续）解除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其再审请求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