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读：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７条之规定——（１）当事人签订预约合同后，双方均诚信协商但未达成一致，不应认定违反预约合同，任何一方均可请求解除预约合同；（２）如果一方在磋商订立本约合同时违背诚信原则（应当综合考虑该当事人在磋商时提出的条件是否明显背离预约合同约定的内容以及是否已尽合理努力进行协商等因素）导致未能订立本约合同，应承担违反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
解析：当事人签订预约合同后以违背诚信原则导致未能订立本约合同需要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１）当事人在磋商时提出的条件明显背离预约合同约定的内容；（２）当事人未尽合理努力进行协商。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８条第２款之规定，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没有约定的，应当综合考虑预约合同在内容上的完备程度以及订立本约合同的条件的成就程度等因素酌定；（２）在预约合同已就本约合同的主体、标的、数量、价款或者报酬等主要内容均达成合意的情况下，当事人请求参照本约合同的履行利益承担违反预约合同的赔偿责任应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８条第１款规定“预约合同生效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订立本约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当事人请求强制履行预约合同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民法典》第５４２条规定主要强调撤销权的法律后果为债务人的行为归于无效（形成权说），若撤销权人仅主张撤销债权则法院不能直接判决受让人返还财产等责任；（２）《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４６条第１款规定“债权人在撤销权诉讼中同时请求债务人的相对人向债务人承担返还财产、折价补偿、履行到期债务等法律后果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３）因此，债权人在撤销权诉讼中可以同时请求债务人的相对人承担返还财产、折价补偿、履行到期债务等法律后果。
摘要2：【注解】撤销权胜诉判决能否回复物权以及撤销是否具有返还财产效力存在不同认识——（１）认为撤销权是形成权，撤销判决自动回复物权效力，被转移财产属于执行责任财产，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财产；（２）认为撤销权判决产生的是债权请求权，只有相对人履行或被强制执行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
摘要1：【裁判摘要】（１）民事调解书确认金钱债务的具体金额但并未确认清偿债务的方式与期限，无明确给付内容的民事调解书申请执行不符合执行案件受理条件；（２）当事人在生效民事调解书确认金钱债务金额后另行达成具体履行债务的和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法律效力——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新东方公司申请执行是否符合执行案件立案条件。对此具体判析如下：首先，据以申请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是否具有明确给付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第1款第(4)项规定，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是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的条件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当给付内容明确。本案中，新东方公司申请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为执行法院作出的(2018)粤12民初42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确认了恒业公司对新东方公司所负金钱债务的具体金额，但并未确认清偿债务的方式与期限，即新东方公司据以申请执行的民事调解书相应的给付内容并不明确。故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新东方公司根据无明确给付内容的民事调解书申请执行，不符合执行案件受理条件。其次，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不属于应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二百三十四条、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民事调解书属于应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但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并非人民法院应予执行的法律文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依法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主体、履行标的、期限、地点和方式等内容。”第九条规定：“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据此可见，当事人之间可以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但若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人民法院仍应依照生效法律文书予以强制执行，而非对和解协议予以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并不具有交付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本案中，新东方公司与恒业公司在生效民事调解书确认金钱债务金额后，另行达成具体履行债务的和解协议，该协议虽与生效民事调解书相互关联，但并非民事调解书的内容，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不能以此作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依据。
摘要2：【案号】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粤12执258号
【摘要】(2018)粤12民初42号民事调解书的调解内容为确认涉案债务金额及由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另行协商具体还款方式。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及案外人在本案申请执行前已就该民事调解书约定的具体还款方式另行协商达成了和解协议。和解协议约定乙方仍拖欠甲方的工程款乙方应当按照工程款项优先权的有关规定，在取得其他款项的同时支付给甲方，直至清偿完毕。因此，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的内容不符合(2018)粤12民初42号民事调解书的调解约定，故对本案申请执行人的执行申请，应予以驳回。
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裁定载明将房屋产权过户给申请执行人所有不具有物权变动效力——根据（2003）一中执字第563号裁定书载明的内容，即“将泰丰公司所有的中国企业家大厦第六层的房屋产权过户给城建集团所有。相关手续由当事人自行办理"，该裁定仅明确了泰丰公司应当履行将涉案房屋产权过户给城建集团的交付义务，并未直接裁定该房屋所有权归城建集团所有，故在性质上属于仅具有执行效力的法律文书，而非具有直接变更物权关系的形成裁定，城建集团仍需在泰丰公司履行完交付义务并办理过户登记完成物权变动公示后，才能依法取得所有权。因此，案涉（2003）一中执字第563号裁定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物权法》以及《物权法司法解释（一）》中规定的可以直接导致案涉房屋所有权变动的法律文书。故原审判定城建公司不能依据（2003）一中执字第563号民事裁定书直接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法院能否将被执行人拆迁补偿款的替代物房产不经评估拍卖程序直接交付申请人抵债？｜执行被执行人拆迁补偿款的替代物房产仍须经过评估拍卖等法定变价程序，流拍后可以以物抵债——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进行变价处理时，应当首先采取拍卖的方式，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寒亭区住建局向潍坊中院请求交付同等价值的房地产，以替代拆迁补偿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潍坊中院的查封效力及于该替代房地产。因相应替代房地产的价值不易确定，对于此类特殊替代物，应由潍坊中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对寒亭区政府交付的替代房地产进行查封，再依法采取拍卖等方式进行变价处理。潍坊中院径行作出协助执行通知书通知寒亭区住建局向申请执行人和进公司交付案涉房地产的行为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九条规定：“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即不经拍卖变卖的法定程序将财产以物抵债的前提是，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双方同意。本案潍坊中院下达协助执行通知时，寒亭区住建局未与被执行人华明公司及申请执行人和进公司达成以物抵债的合意，亦未与被执行人华明公司签订补偿协议，潍坊中院直接通知寒亭区住建局向和进公司交付替代房产的行为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山东高院据此裁定撤销潍坊中院(2019)鲁07执恢33-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本案中，高创建工公司继续施工对郑州中院查封的土地价值并无损失，且能够增加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价值，亦不妨碍郑州中院对查封土地的处分。高创建工公司作出《承诺书》是为了撤销郑州中院的强制退出土地公告并可以继续施工，并非为了中止或暂缓土地处置，亦非为了担保东泽公司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或者部分义务。郑州中院作出(2017)豫01执异235号执行裁定，撤销强制退出土地公告，其主要理由并非基于高创建工公司作出的《承诺书》。郑州中院至今没有处置0143号土地，亦没有证据证明系《承诺书》引起。高创公司应郑州中院要求，于2017年7月20日出具《承诺书》，承诺在东泽公司无力履行时，愿意承担担保责任。综合考虑该《承诺书》的出具目的和经过，《承诺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的执行担保的成立要件，不构成执行担保，亦与实体法上的一般保证有别。从公平原则出发，应该对《承诺书》中东泽公司“无力履行"的条件是否成就，坚持严格的审查判断标准，不宜参照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本案中，被执行人东泽公司名下有土地及在建工程，且财产价值远高于执行标的，虽然涉及非法集资案件，但尚未经刑事判决确认为赃物，其未经变价程序，不宜认定被执行人东泽公司无力履行。综上，申诉人关于本案“无力履行"的条件已经成就、应当强制执行高创建工公司财产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终本执行时效仍处于中断状态，执行时效中断效力应及其他连带债务人，申请执行其他连带债务人并未超过申请执行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六项规定，申请强制执行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第八条规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应当继续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自动履行完毕的，当事人应当及时告知执行法院；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申请恢复执行不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限制。执行法院核查属实的，应当恢复执行。2014年7月11日，本案执行依据（2013）穗萝法民二初字第627号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书明确判令周某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4年8月21日，田某向黄埔法院申请对广洋环保公司、吴某强制执行，可见并未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根据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黄埔法院在该案执行中因广洋环保公司和吴某没有财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本次执行，此时田某胜诉债权尚未得到实现，执行程序可以依法恢复，被执行人应当继续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执行时效仍处于中断状态。周某与广洋环保公司、吴某系连带债务人，田某申请执行广洋环保公司和吴某的时效中断效力应及于周某，故田某申请执行周某并未超过申请执行时效。黄埔法院根据田某申请增列周某为被执行人，符合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申请执行时效的规定，并无违法不当之处，周某申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４６８条规定“申请执行期间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断，其期间自和解协议约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重新计算。”（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２０条规定“申请执行时效因申请执行、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重新计算。”——除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自和解协议约定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重新计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外，其他申请执行时效期间中断应当自中断时起重新计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申请执行期限的起算应以当事人享有实体法上的权利为前提条件——关于庄胜公司申请执行是否超过申请执行期限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该条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一方负有附条件义务的情况下，申请执行期间的起算日期应该如何确定。法律规定申请执行期限的目的，是为了督促当事人行使权利，尽快实现法律文书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保证法律文书的严肃性和有效性。申请执行期限的起算，应以当事人享有实体法上的权利为前提条件。本案中，中建一局负有的返还房屋义务，以庄胜公司支付相应款项为条件，在条件成就前，中建一局不负有返还房屋的义务，庄胜公司亦不享有请求中建一局返还房屋的权利，申请执行期限亦无从起算。因此，庄胜公司要求中建一局返还房屋的申请执行期限应当从相关条件成就时起算。此外，中建一局返还房屋的义务系附条件的义务，虽然所附条件是分批次成就的，但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分期履行的情形，庄胜公司的申请执行期限并不当然从每次条件成就时起算。本案中，根据第989号调解书约定，中建一局与庄胜公司互负多期支付款项、返还房屋的义务，一方迟延履行或者不履行某一期义务，可能会产生迟延履行利息或者对方在履行义务过程中行使履行抗辩权，将导致后期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难以确定。在庄胜公司和中建一局均可能存在迟延履行的情况下，庄胜公司支付具体款项所对应的返还房屋面积将难以计算，庄胜公司享有要求返还具体面积房屋权利的条件何时成就将难以确定，因此，庄胜公司申请执行的期限宜统一以庄胜公司支付最后一笔款的时间起算较为合理。而且，庄胜公司支付款项，既是对调解书确定庄胜公司还款义务的履行，亦是积极促成调解书确定中建一局返还房屋义务所附条件成就的行为，应当视为庄胜公司正在积极行使权利，庄胜公司的申请执行期限以庄胜公司支付最后一笔款、最后一次积极行使权利的时间起算，更加符合申请执行期限制度的立法精神，更加公平合理。
摘要2：（续）本案中，庄胜公司最后一笔付款时间是2013年12月，其申请执行时间是2014年12月，距离最后一笔付款时间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年申请执行期限。中建一局认为庄胜公司的执行申请超过申请执行期限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解读：（１）再审审查程序终结——自动恢复执行（不存在申请执行时效限制问题｜《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４０４条第３款规定）；（２）再审判决维持原裁判——自再审裁判生效之日起中止情形消失，恢复执行应当受到申请执行时效限制；（３）再审新执行依据——应当开始起诉新执行依据的执行时效。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终本期间应当计算迟延履行——关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期间的迟延履行利息如何计算的问题。就该问题，本院（2014）执复字第19号执行裁定已经明确，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期间应当计算迟延利息。但同时在就该案整体情况全面考量的基础上，认为青海高院在下一步执行中，应当考虑本案标的物三次流拍、整体处置或分割处置实属两难等客观现状，对本案加倍部分债务利息酌情予以计算，公平合理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青海高院据此对本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期间的迟延履行利息酌定为不加倍计算，符合本案现实情况，不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青海银行主张应加倍计算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期间的迟延履行利息，东湖公司主张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期间不予计算迟延履行利息，其理由均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申请执行人申请终本不免除被执行人在终本期间的迟延履行利息；（２）申请执行人不对抵押物行使优先受偿权不属于扩大损失情形——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可否以申请执行人交行贵州分行申请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为由，免除被执行人盛安公司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期间的迟延履行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三款规定：“非因被执行人的申请，对生效法律文书审查而中止或者暂缓执行的期间及再审中止执行的期间，不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据此，被执行人未按照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支付迟延履行利息；如果非因被执行人的申请而对生效法律文书进行审查所致的执行中止或者暂缓执行的期间以及再审中止执行的期间，则不计算支付迟延履行利息。本案中，被执行人盛安公司未按照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也不存在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不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情形，其请求免除终结本次执行期间的迟延履行利息，缺乏法律依据。进而言之，终结本次执行的实质原因系被执行人未有效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所致，由此带来的迟延履行后果应由被执行人承担。本案被执行人盛安公司欠付交行贵州分行的是金钱债务，盛安公司应该按照判决确定的金额和期限，及时足额向交行贵州分行支付金钱；在其无法及时足额支付金钱的情况下，交行贵州分行可以就案涉抵押物行使优先受偿权，但此系交行贵州分行的权利而非义务，交行贵州分行并非只能以接受对案涉抵押物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方式来获得清偿，其当然有权要求盛安公司按照判决及时足额支付金钱，否则即构成对债权人权利的无端减损，对债权人极为不公。盛安公司所主张的违约相对方未采取适当措施致使违约损失扩大的情形，在合同法上是指违约相对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可以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而不采取，放任违约损失扩大，就该扩大的损失，违约相对方不得要求赔偿。而交行贵州分行作为债权人要求盛安公司支付金钱，不对案涉抵押物行使优先受偿权，属于正当行使债权，并不存在违反诚信原则的情形，也不构成过错，不属于盛安公司所主张的违约相对方未采取适当措施致使违约损失扩大的情形。从另一个角度说，在终结本次执行期间，
摘要2：（续）被执行人盛安公司也可以向贵阳中院申请自行处置案涉抵押物，以所得价款向交行贵州分行清偿债务，其以终结本次执行导致案涉抵押物未被及时拍卖处置为由，要求免除终结本次执行期间的迟延履行利息，对债权人是不公平的。
摘要1：【裁判摘要】即便一人公司已变更为两人以上有限责任公司，但作为债务发生时一人公司的一人自然人股东，若不能证明当时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依法仍应对其当时公司与个人财产混同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可知，挺峰公司与铭裕公司的涉案债务形成时，铭裕公司为一人公司，该一人公司的股东即是罗××，罗××作为铭裕公司的一人股东，在明知挺峰公司就涉案债务起诉铭裕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后，于该案诉讼期间申请将铭裕公司的一人股东变更为罗××和罗××１。罗××据此上诉认为铭裕公司现为两人以上有限责任公司，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但上述司法解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是专门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进行的规定，旨在防止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以逃避债务，从而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重点约束的是该股东个人，并给予了申请执行人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存在上述规定情形时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权利。故即便铭裕公司现已变更为两人以上有限责任公司，但罗××作为债务发生时铭裕公司的一人自然人股东，若不能证明当时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依法仍应对其当时公司与个人财产混同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本案中，由于罗××未能举证证明铭裕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且铭裕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的债务，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挺峰公司在执行程序中提出追加罗××为被执行人申请，于法有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罗××上诉认为铭裕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时不是一人公司，主张撤销追加其为（2014）穗云法执字第3510号案被执行人的理由，缺乏充分理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有关因债权转让而变更申请执行人的司法解释中也未将转让通知送达到债务人作为审查的重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从该条规定看，债权依法转让的，虽然应当通知债务人，但通知只是转让对债务人发生效力的要件，而并未将通知作为债权转让本身成立和生效的条件，是否通知债务人并不影响受让人合法取得被转让债权的法律效果。向债务人通知的意义在于，使债务人知晓债权转让的事实，避免债务人重复履行、错误履行或者加重履行债务负担，并于此后负有向债权受让人履行债务的义务。债务人是否收到通知及知晓债权转让的事实，所影响的仅是债务人是否向新债权人履行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起始时点。而在通知债务人前，债务人对原债权人的清偿仍发生债务清偿之法律效果。有关因债权转让而变更申请执行人的司法解释中也未将转让通知送达到债务人作为审查的重点。由此也可表明，通知的具体方式、生效时间等，可以相对灵活掌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法发[2005]62号）第三条指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处置已经涉及诉讼、执行或者破产等程序的不良债权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债权转让协议和转让人或者受让人的申请，裁定变更诉讼或者执行主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变更申请执行人申请的审查，重点应当审查的是债权转让本身，人民法院应审查的是债权转让是否真实、合法、确定以及无争议。本案中，长城资产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与中正融信公司于2018年7月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于2019年7月3日联合在甘肃经济日报刊登债权转让公告，可以认定该债权转让真实、合法。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亦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对债务人通知的义务。故该债权转让公告的刊登之日，即为天然玫瑰公司向中正融信公司经生效判决确定债权义务的起始时点，甘肃高院依申请作出(2016)年甘执41号之四裁定变更中正融信公司为申请执行人，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未向执行法院提供申请执行人书面认可受让人取得债权的证据，受让人申请变更为申请执行人不符合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因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发生转让而变更申请执行人的，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第一，申请执行人已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予以转让；第二，申请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书面认可受让人取得该债权。之所以在债权已合法转让的情况下，再要求申请执行人向执行法院作出第三人取得债权的书面认可，原因在于债权转让是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未经过生效法律文书确认，通过申请执行人向执行法院作出该书面认可，表明其对债权转让的行为及结果已经没有实体争议，避免执行程序变更申请执行人陷入不必要的实体争议之中。本案中，韬蕴公司与浙江中泰公司、东方车云信息公司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协议》，但浙江中泰公司不认可韬蕴公司取得债权，韬蕴公司也未向执行法院提供浙江中泰公司书面认可韬蕴公司取得该债权的证据，韬蕴公司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故本案并不具备申请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书面认可受让人取得债权的条件，执行程序依法不应变更韬蕴公司为申请执行人。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终本后可以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第十六条第二款“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申请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符合法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后，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虽然本案能否恢复执行尚不能确定，但不影响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变更、追加执行主体。因此，本案广州中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裁定终结执行后，经审查认为华英公司变更其为本案申请执行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并裁定予以支持并不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复议申请人的复议理由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本案目前解决的是变更申请执行人的问题，申请执行人尚未申请恢复执行，广州中院亦未决定本案是否恢复执行。如果将来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复议申请人有异议的可以另行主张权利。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以债权转让价格较低应当予以禁止为由主张变更申请执行人违法不当不能成立——转让生效裁判或申请执行的金钱债权是否应予禁止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第1款第(2)项规定，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2009年6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2009﹞执他字1号《关于判决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多次转让人民法院能否裁定变更申请执行主体请示的答复》指出，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权利承受人”，包含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承受债权的人。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12月18日发布指导案例34号《李晓玲、李某某裕申请执行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海洋实业总公司执行复议案》指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在进入执行程序合法转让债权的，债权受让人即权利承受人可以作为申请执行人直接申请执行；关于债权转让合同争议问题，原则上应当通过另行诉讼解决，执行程序不是审查判断和解决该问题的适当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并未禁止债权人转让其享有的金钱债权，包括已经生效裁判确认和进入执行程序的债权，也包括金融债权；债务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如果对债权转让合同效力持有异议，应当另诉解决。复议申请人以本案债权转让价格较低，应当予以禁止，明显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并且，执行债权能否实际执行到位或其最终实现的金钱债权比例，存在各种不确定的客观风险，理当由债权转让的各方当事人在公开交易市场中自行判断和承受。复议申请人以此为由主张本案变更申请执行人违法不当，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担保函并无暂缓执行或者变更、解除执行措施的表述或者意思表示，而是表达自愿作为被执行人之一加入执行程序对生效调解书确定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明确意愿，属于执行中债务加入——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傅氏制造公司出具执行担保函并交给国开行香港分行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为被执行人提供执行担保，还是书面承诺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执行担保以暂缓执行或者变更、解除执行措施为目的，由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财产担保、保证，以担保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或者部分义务。本案中的执行担保函并无暂缓执行或者变更、解除执行措施的表述或者意思表示，而是表达了傅氏制造公司自愿作为被执行人之一加入执行程序对生效调解书确定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明确意愿。现傅氏制造公司主张其本意既不是作出执行担保又不是作出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务的书面承诺，无法解释其为何要向国开行香港分行出具这一不具备任何法律上意义的书面文件。国开行香港分行在收到傅氏制造公司出具的上述文件后即向执行法院申请追加其为被执行人，而不是要求其承担执行担保的法律责任。可见，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由傅氏制造公司书面承诺作为被执行人之一参与到执行程序中，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追加被执行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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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追加被执行人必须遵循法定主义原则，即应当限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追加范围,既不能超出法定情形进行追加,也不能直接引用有关实体裁判规则进行追加——本案焦点问题为:执行程序中能否以王××所负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追加吴××为被执行人。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意味着直接通过执行程序确定由生效法律文书列明的被执行人以外的人承担实体责任,对各方当事人的实体和程序权利将产生极大影响。因此,追加被执行人必须遵循法定主义原则,即应当限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追加范围,既不能超出法定情形进行追加,也不能直接引用有关实体裁判规则进行追加。从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看,并无关于在执行程序中可以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或原配偶为共同被执行人的规定,申请执行人上海瑞新根据婚姻法及婚姻法司法解释等实体裁判规则,以王××前妻吴××应当承担其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之共同债务为由,请求追加吴××为被执行人,甘肃高院因现行法律或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而裁定不予追加,并无不当,上海瑞新的申诉请求应予驳回。但是,本院驳回上海瑞新的追加请求,并非对王××所负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或者吴××是否应承担该项债务进行认定,上海瑞新仍可以通过其他法定程序进行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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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执行程序中不得依据实体法规范追加被执行人。
解析：追加被执行人必须遵循法定主义原则，即应当限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追加范围——既不能超出法定情形进行追加，也不能直接引用有关实体裁判规则追加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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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被执行人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只要申请执行债权未过执行时效即可）。
解析：（１）诉讼时效是民事审判中审查的事由，执行程序中仅在申请执行和申请恢复执行时适用执行时效规定；（２）执行程序中请求人民法院变更被执行人所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不属于民事诉讼，不适用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
【注释】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１９条规定，公司股东缴付出资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执行程序中申请追加瑕疵出资股东为被执行人不受诉诉讼时效（执行时效）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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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执行法院依据生效法律文书执行，追加或变更被执行人应当符合法定条件，法律、司法解释未明文规定的，不得擅自追加或变更。（2000）成民初字第143号民事判决书及作为本案执行依据的（2000）新都民初字第1350号民事判决书，已将星光公司债务和代××个人债务进行了严格区分，认定案涉162000元系代××个人债务，并非星光公司债务，钟××以162000元系星光公司债务为由申请追加或变更星光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实为对判决内容不服，依法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办理。钟××申诉称星光公司是代××个人完全持股的一家个人独资公司，经查，星光公司的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即使股东只有代××一人，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其性质与个人独资企业亦有不同，不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追加或变更星光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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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不能将股东从公司不当获得财产的所有行为都笼统认定为抽逃出资；（２）公司资本不等同于公司资产，公司资产包括公司资本、公司对外负债、公司的资产收益和经营收益，公司资本仅是公司资产中的股东出资部分——《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上述规定将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一些资本侵蚀行为明确界定为抽逃出资，但不能将股东从公司不当获得财产的所有行为都笼统认定为抽逃出资。认定股东从公司获得财产的行为是否构成抽逃出资，则应重点审查其行为是否对公司资本构成了侵蚀这一因素。根据公司法原理，公司资本不等同于公司资产，公司资产包括公司资本、公司对外负债、公司的资产收益和经营收益，公司资本仅是公司资产中的股东出资部分。．．．．．．该执行款属于金椰林公司成立后、6800万元注册资金已全部缴纳到位并投资建设酒精厂的情形下，在其后续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因诉讼而获得的款项，该款项为金椰林公司经营期间的收益，应属于其公司资产。陈××转移上述款项的行为固然损害了金椰林公司的财产权，但其行为并未侵蚀到金椰林公司的资本，不构成《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规定的抽逃出资行为。故李××关于原判决错误认定陈××转移案涉资金的行为不构成抽逃出资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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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变更追加当事人必须符合法定条件，其事由应严格限定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情形——为保障生效裁判能够得到执行，应当允许在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而当事人的变更追加不仅关乎多方主体的切身利益，且涉及审执关系、执行效率、程序保障等诸多问题，为平衡各方利益，变更追加当事人必须符合法定条件，其事由应严格限定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财产依行政命令被无偿调拨、划转给第三人，致使该被执行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在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佛山市×××房地产总公司与佛山市×××房地产交易中心不存在行政领导的关系,不存在业务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而且也没有共同的上级主管部门。并无证据证明涉案土地的流转系依行政命令而被无偿调拨、划转之事实。冉辰公司所主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4条之规定并不是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变更追加当事人的法定事由，因此，不予支持冉辰公司的申诉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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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认缴期限届满前股东减资不属于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情形
【裁判要旨】公司在减资程序中，仅采取公告而未通知债权人的，存在程序上的不当。但减资时股东认缴期限尚未届至、股东亦未实施撤回出资行为的，该减资行为与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抽逃出资”存在显著差别。在执行程序中，能否直接追加减资股东为被执行人，应在严格的法定主义原则下作出审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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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依该规定，经依法公证的债权文书，在债务人到期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债权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时，债权人可以不经诉讼，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是法律赋予经公证的债权文书所具有的特殊效力。这一制度设计的立法价值在于维护交易秩序，保障交易安全，减少诉讼，降低维权成本，从而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实现。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了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不予执行。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被执行人申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应当在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而本案被上诉人于2018年9月5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时，上诉人并未在收到执行通知书的15日内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而是以执行证书确定的履行标的，对履行期限与被上诉人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现被上诉人以上诉人未按期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恢复执行，上诉人才提出不予执行该公证债权文书的诉请，该请求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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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不构成恶意不诚信的迟延履行情形下恢复执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杨树房街道办事处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和解协议》履行的最后一笔款项，是否构成迟延履行。本案中，被执行人杨树房街道办事处按照其与申请执行人迟××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和解协议》履行还款义务，前面五笔均在约定期限内履行，合计1300万元。虽然双方当事人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乙方在约定的给付日前将相应的款项存入大连中院执行代管账户，即视为履行完该次给付义务。”但是，在双方履行和解协议过程中，杨树房街道办事处依照执行和解协议，按期支付的前五笔执行款，第一笔和第二笔执行款是以支票的方式付款，支付到大连中院，大连中院向其出具了《辽宁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第三笔、第四笔、第五笔执行款是在双方均在场的情况下，大连中院主持杨树房街道办事处将支票交给迟××，迟××在支票存根上签字并出具收条。可见，双方在履行和解协议过程中，通过第三笔、第四笔、第五笔执行款的实际履行方式实际变更了《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的履行方式。因此，申诉人迟××所主张的杨树房街道办事处的最后一笔执行款未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向法院账户付款的方式还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杨树房街道办事处在最后一笔执行款还款期限2016年12月31日前，于2016年12月20日开出了用途为迟××法院执行款，金额为280万元的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一张。且2016年12月中旬，杨树房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向大连中院工作人员反映，该单位向迟××履行和解协议约定应归还的欠款，但联系不到迟××。此后，大连中院工作人员多次拨打迟××的手机电话，均没有接通。可见，杨树房街道办事处积极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和《补充和解协议》履行最后一笔款项。虽然杨树房街道办事处最终在2017年2月24日，才将280万元汇入大连中院账户。但是，杨树房街道办事处不存在恶意不诚信的迟延履行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本案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及《补充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金额合计1580万元，
摘要2：（续）杨树房街道办事处在约定期限内已经履行了五笔，合计1300万元。大连中院（2017）辽02执恢202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载明大连中院已恢复对（2010）大民二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的执行，责令杨树房街道办事处自该通知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向迟××支付欠款1700万元。显然没有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扣除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并且在最后一笔执行款履行，并不构成恶意不诚信的迟延履行情形下，大连中院（2017）辽02执恢202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辽宁高院裁定撤销大连中院（2018）辽02执异11号执行裁定、（2017）辽02执恢202号执行通知书和（2017）辽02执恢202号报告财产令，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不应在恢复执行程序中予以审查——至于本案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者应予撤销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执行和解协议被确认无效或者撤销后，申请执行人可以据此申请恢复执行”，如本案申请执行人认为案涉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应予撤销，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案涉执行和解协议经诉讼被确认无效或撤销，吴忠交通公司自然有权申请恢复执行。就此，对案涉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不应在恢复执行程序中予以审查，甘肃高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审查该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不符，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