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读：公安机关以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为由撤销刑事案件或者不予刑事立案的，当事人有权就民事案件重新提起诉讼。
摘要2：【注解】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４８条规定“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公安部门以“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为由撤销案件，应当认为该案在原审裁定生效后发生了新的事实，再次提起诉讼应当依法受理。——参考案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民再286号
摘要1：《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９０条
摘要2：
摘要1：解读：无效行政行为是指“重大且明显违法”的行政行为——（１）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２）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３）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４）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
摘要2：【注解１】行政诉讼法第７５条第一次在法律层面上规定了“行政主体资格”的法律概念（根据《若干解释》第２０条第１款的规定“行政主体”是指具有行使行政管理职能，能够以自己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和独立承担法律后果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组织）。
【注解２】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主要是看有关法律规定和是否符合编制。如果甲行政机关行使了乙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属于“超越职权”的情形。
【注解３】《行政诉讼法》第７５条和《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９９条第１项规定的“实施主体”是指“作出主体”之意。
【注解４】“行政行为没有依据”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１）行政行为毫无依据；（２）行政行为虽然有规范性文件的依据,但是该规范性文件与上位法直接、明显抵触，视为没有依据（这种抵触必须是“直接”“明显”的抵触，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能判断；如果对于该行政行为的依据是否与上位法存在抵触并不“真接”“明显”或者存有争议，不宜认定为行政行为“没有依据”）。
【注解５】客观上不可能实施主要是指行政机关的行为内容对任何人均属于不能实现，主要包括——（１）客体不能；（２）时限不能；（３）成本不能；（４）自身不能；（５）其他不能。
摘要1：【裁判摘要１】我国土地性质分为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因土地性质不同，行政机关实施征收时所适用的征收程序受不同的法律、法规调整。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与集体土地(及地上房屋)的征收，虽均为征收，但依照我国法律法规，二者在征收主体、征收对象、征收程序、征收补偿安置内容和方式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区别。从征收主体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主体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征收决定；集体土地征收需省级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批准，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从征收对象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针对的是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一并征收，即“地随房走”；集体土地征收针对的是土地，地上房屋随集体土地一并收回，即“房随地走”，不存在仅征收房屋而不征收土地的情况。从征收程序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主要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程序进行；而集体土地征收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的程序进行。从征收补偿安置的内容、方式来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主要是通过评估的方式确定被征收房屋的价值，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五条确定的项目进行补偿；而集体土地征收涉及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以及住房安置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第四十七条规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因此，行政机关针对不同征收对象实施征收时，应当区分土地性质适用不同的征收程序。
【裁判摘要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本院认为，一方面，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主要适用于已经实施的集体土地征收程序中，因行政机关的原因导致未及时对集体土地上房屋及不动产进行补偿，且补偿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的情形，其目的是为了充分保障被征收土地农民的补偿权益；另一方面，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仅指对被征收人进行补偿时可以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的标准，但征收程序仍然应当经过法定的集体土地征收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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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工伤职工与被挂靠单位之间认定工伤时无须再另行确认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五）项，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该司法解释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出发，从挂靠经营关系推定出拟制的劳动关系，在认定工伤时无需再另行确认劳动关系。本案中，根据工伤认定申请表、渝Ｃ×××**货车行驶证、证人证言等证据足以认定，货车实际车主李××将渝Ｃ×××**货车挂靠在和美公司从事货物运输业务，张×系李××聘用的驾驶员，张×在给该货车关车顶入料盖口时摔伤，因此,和美公司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璧山区人社局认定张×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五）项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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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 “三需要”——“三需要”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论不断、令人纠结的问题。《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虽然在第十三条提到了“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但其主要意旨在于规定，除了行政机关主动公开信息之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通过申请获取政府信息，所谓“三需要”，并非对申请人资格的一种限制。另外考虑到“三需要”是一个内涵外延都不特定的法律概念，非常容易被滥用或者误用，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了比较严格的适用条件和范围。根据第五条第六款的规定，只有当“被告以政府信息与申请人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为由不予提供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才“可以要求原告对特殊需要事由作出说明”。根据第十二条第六项的规定，只有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的，人民法院才可以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原告“不能合理说明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系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第二，“被告据此不予提供”；第三，“被告已经履行法定告知或者说明理由义务”。除此之外，人民法院通常不宜主动审查“三需要”问题，更不能主动以不符合“三需要”为理由判决原告败诉。而且，对于“三需要”的“合理说明”，并不是一种证明责任，无须要求原告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在本案，行政机关是以“属于个人隐私或者公开可能导致对个人隐私权造成不当侵害”为由不予公开政府信息，一审和二审法院直接以再审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属于其生产、生活、科研等需要”为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
【裁判摘要２】个人隐私与征求第三方意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通常认为，不得公开涉及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是一种非强制性例外，这是因为，第一，权利人对涉及其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拥有决定是否公开的权利，如果权利人同意公开则公开就不成为问题；第二，个人隐私权存在“可克减性”，也就是说，如果与隐私权相对的公共利益足够重要，则允许隐私权为公共利益让步。正是基于这种衡量，《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还规定：“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还规定了在涉及第三方个人隐私的情况下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意见的程序。
摘要2：（续）在本案，再审被申请人认为再审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个人隐私，却并未举证证明其已履行书面征求第三方意见的程序。在此情况下，其迳行以此为由决定不予公开，不符合上述法规的规定。
【裁判摘要３】在涉及第三方的情况下，政府信息是否公开，并不单纯取决于第三方是否同意，更要看是否确实涉及个人隐私以及是否因为公共利益的考虑而使个人隐私权进行必要的让渡——个人隐私权的让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认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但是，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予以公开，并将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通知第三方。”由上述规定可知，在涉及第三方的情况下，政府信息是否公开，并不单纯取决于第三方是否同意，更要看是否确实涉及个人隐私以及是否因为公共利益的考虑而使个人隐私权进行必要的让渡。在本案，再审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是红旗路东延建设项目涉及到的濮阳县××镇铁炉村所有村民补偿、补助费用发放情况的明细。分户补偿情况尽管一定程度涉及其他户的个人隐私，但为了保证征收补偿的公开和公平，消除被征收人不公平补偿的疑虑和担心，法律对这类个人隐私进行了一定的让渡。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属于“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本案涉及的虽然是集体土地征收，但对于分户补偿情况是否应予公开，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不应有所差别，可以参照适用。再审申请人作为土地征收范围内的村民，有权知道分户补偿情况，再审被申请人应当向再审申请人公开这些政府信息。
【注解】集体土地征收中分户补偿情况应向征收范围内村民公开。
摘要1：【裁判摘要１】“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通常情况下，一些政府信息往往与某个具体行政行为有所关联，例如行政处罚决定书之于行政处罚行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之于征地补偿行为，但后者并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所要解决的，只是政府信息是否应当公开、应当如何公开的问题；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通常是指行政机关拒绝公开的答复或者不予答复的行为，对与政府信息相关联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不是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任务。
【裁判摘要２】个人不能要求行政机关“公告”政府信息——法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行政机关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目的是为了保障申请人自己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法律和司法解释要求尽可能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适当形式提供政府信息，所指也是向申请人本人提供政府信息的形式。向不特定公众“公告”政府信息，可能是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形式，却不是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形式。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公告”政府信息，超出了自己需要的范围，实质是要求行政机关向不特定公众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提出这样的诉求，实质是主张不特定公众的权利。这样的诉求不仅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不符，而且也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所明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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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时机成熟
【裁判摘要】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在诉讼类型上属于履行法定职责之诉。履行法定职责之诉的诉讼目的，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判令行政机关作出特定行政行为。因此，在裁判时机成熟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直接判决行政机关作出原告所申请的特定的行政行为，例如，判决行政机关向原告提供他所申请的某一个政府信息，而不是仅仅将行政机关的拒绝决定一撤了之，或者仅仅原则性地判决行政机关作出答复。所谓裁判时机成熟，意味着作出这样一个具体的、全面满足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所依赖的所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前提都已具备。如果“案件事证尚未臻明确”，或者“尚需被告调查或者裁量”，就属于裁判时机不成熟，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应当判决被告针对原告的请求重新作出处理”。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一款也早已明确规定：“被告对依法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拒绝或者部分拒绝公开的，人民法院应当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被诉不予公开决定，并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公开。尚需被告调查、裁量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重新答复。”本案中，一审法院正是“鉴于对晏××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是否存在、是否属于其公开的范围等情况，文峰区政府需进一步调查和裁量”，才作出“责令文峰区政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重新作出答复”的判决。该判决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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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2年第5期（总第309期）第15-23页】
【裁判摘要】行政协议系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管理或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协议作为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属于典型的行政协议，该协议兼具“行政性”和“合同性”。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协议效力认定案件时，不但要根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无效情形进行审查，还要遵从相关民事法律规范对于合同效力认定的规定。
【摘要１】行政协议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兼具“行政性”和“合同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二款规定：“行政协议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确认行政协议无效。”据此，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协议效力认定的案件时，首先要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无效情形进行审查，此外，还要遵从相关民事法律规范对于合同效力认定的规定。
【摘要２】由市政公用事业主管部门与被授予特许经营权的企业签订市政特许经营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可知，无效行政行为是指该行为存在“重大且明显”的违法情形。“重大”一般是指行政行为的实施将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带来重大影响；而“明显”一般是指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已经明显到任何有理智的人都能够作出判断的程度。行政行为只有同时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该行为才能被认定为无效。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中，对行政行为无效情形亦作了例举式规定。该解释第九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一)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二)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三)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四)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 本案中，被诉协议约定了华隆公司在濮阳市特许经营管道燃气的区域、年限等内容。《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燃气管理工作。”
摘要2：（续）《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定：“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市政公用事业主管部门依据人民政府的授权，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具体实施。”据此，濮阳市城管局具有负责濮阳市包括城市供气在内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工作的职权。根据《建设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的通知》中关于“城市市政公用行业主管部门代表城市政府与被授予特许经营权的企业签订特许经营合同”的规定，濮阳市城管局作为城市市政公用行业主管部门，与华隆公司签订被诉协议，具有法律依据，因此，该协议不存在“签订主体没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超越法定权限”的情形。此外，该协议中也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或者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因此，本院认为，被诉协议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无效情形。
摘要1：【裁判摘要】行政协议争议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因行政机关的履约行为产生的行政协议争议，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二是因行政机关单方作出行政行为产生的行政协议争议，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违法变更、解除行政协议。这两类行政协议争议从两个侧面典型地反映了行政协议的“行政性”与“协议性”。行政机关变更、解除行政协议往往系行政机关基于高权行政、单方行使权力而为，变更、解除行为构成独立、可诉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不涉及行政机关单方行使权力,属于履约争议。这两类行政协议争议尽管存在一定的共同之处,但法律属性不同，审理与裁判方式亦有别。这种区别体现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中。例如,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变更、解除行政协议行为，依照该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原告请求撤销该行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行为合法的,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该行为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对于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的,依照该司法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结合原告诉讼请求，可判决被告继续履行、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赔偿损失。
摘要2：【注解】行政协议争议大体分为两类：（１）行政机关履约行为行政协议争议——法院可依照行政诉讼法第７８条的规定,结合原告诉讼请求，可判决被告继续履行、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赔偿损失；（２）行政机关单方作出行政行为（变更、解除行政协议）行政协议争议——原告请求撤销该行为,法院经审理认为该行为合法的,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该行为存在行政诉讼法第７０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摘要1：【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行政协议同时具有行政性和协议性，但是，将其明确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主要是基于其行政性特质，而非协议性。因此，前述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要优先适用行政法律规范。行政法律规范没有规定时，在不与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不是说行政协议既有行政性又有协议性，所以既可以适用行政法律规范，也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当事人请求确认行政协议无效，实质是对订立行政协议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进行审查判断；订立协议行为是否合法有效，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和相关行政实体法律规范进行审查判断，民事法律规范的适用仅仅是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没有相应规定情形下的一种补充适用。本案中，苏××的诉讼请求是确认补偿协议无效，实质是对订立行政协议行为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其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起诉条件进行审查判断，不能根据合同法规定判断是否符合起诉条件。
摘要2：【裁判摘要２】未发生法律效力的预征收补偿协议属于附条件的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集体土地预征收过程中，征收管理部门与被征收人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属于附条件的行政行为，只有在省级人民政府作出征收批复，市县人民政府发布正式的征收公告后，征收补偿协议才能够发生法律效力，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征收补偿协议，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苏××与仁厚镇政府签订的补偿协议属于预征收过程中签订的补偿协议，应当在河北省政府作出同意征收涉案土地的批复，唐县政府发布正式的征收公告后发生法律效力。未生效的补偿协议对苏××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二审裁定驳回苏××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亚泰公司主张案涉事实发生在2015年5月1日之前应当按照民事纠纷处理的问题。2015年5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协议的范围、判决方式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亦进一步明确：“2015年5月1日后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本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案涉法律行为发生当时，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政府与法人之间关于棚户区改造形成的协议关系及其履行产生的纠纷属于民事案件，尽管该类协议在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实施前，因具备民事合同的部分特征存在通过民事诉讼予以救济的情形，但并未将该类纠纷排除在行政诉讼范围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订及相关司法解释的颁布实施，不影响对吉林市政府与亚泰公司之间协议关系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等要素和协议性质的认定，本案作为行政案件审理具有一定正当性。且结合案涉项目公益性及政策连贯性的实际情况，本案通过行政诉讼予以救济，更利于社会公共利益与协议相对方合法权益的平衡，行政诉讼审判规则及后续执行措施亦更能确保亚泰公司权益得以及时实现。故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不违反前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亚泰公司可依法就本案纠纷提起行政诉讼主张权利。
摘要2：
摘要1：解读：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后，被征收人不履行行政协议约定义务的，应当适用新《行政诉讼法》及《行政协议解释》的相关规定——（１）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行政协议解释》关于申请执行的规定主张合法权益；（２）行政机关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不能提起反诉。
摘要2：【注解１】起草《房屋征收条例》时，对不履行房屋补偿协议行为属于民事性质还是行政性质存在争议，《房屋征收条例》第２５条第２款回避了补偿协议的性质——应作限缩性解释，即对被征收人不履行房屋补偿协议约定搬迁义务时，房屋征收部门可以以被征收人防对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不履行又不起诉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搬迁义务。
【注解２】《房屋征收条例》和相关司法解释均未明确规定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性质，也未明确不履行协议产生纠纷是属于民事纠纷还是行政纠纷——（１）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性质应当属于行政协议；（２）被征收人反悔，所提起的诉讼应当是行政诉讼；（３）被征收人拒不执行协议，政府可以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本案是否应裁定驳回起诉。王××首次申请劳动仲裁后，丰台仲裁委曾作出决定书，视为王××撤回仲裁申请。后王××再次提出本案仲裁申请，丰台仲裁委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应视为本案已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处理，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并无不当。需要指出的是，东旭科技公司上诉引用《2015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5条作为依据，不能成立。首先，该文件不属于司法解释，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直接依据；其次，经核查，该文件实为《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的征求意见稿，该文件第55条在正式出台时已被删除，亦不能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故东旭科技公司提出应裁定驳回起诉的上诉意见，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民法典施行后，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明确排除土地出让金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２）追缴土地出让金应当按照一般的合同债权请求权适用３年的诉讼时效限制。
摘要2：【注解】（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１７０条“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民法典》实施后已经废止不再适用。（２）应当适用《民法典》第１９０条规定“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
摘要1：【裁判摘要】（１）土地使用权人或者实际使用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征地补偿安置的行政行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２）村民对安置补偿方案公告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未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违法应予受理——在本案中，郑××的诉讼请求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沙坪坝区政府未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违法。原审法院认为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系行政机关针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本案适格原告是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过半数的村民，郑××以个人名义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故裁定驳回郑××的起诉。但是，补偿安置方案涉及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包括被征地户）的切身利益，其公告发布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包括被征地户）对补偿方案均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为了更好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法律要求补偿安置方案予以公告。故公告补偿安置方案是土地征收过程中的法定程序，且同时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个体的安置补偿权，与侵犯村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政行为不尽相同。主要体现为：一是从公告对象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故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既针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针对农民个体；二是从公告内容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故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内容既包括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补偿费也包括归个人所有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三是从权益辐射上看，即使土地补偿费公告主要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但受益的是全体成员（包括被征地户），涉及每一成员（包括被征地户）后续具体获得的补偿数额；四是从相关司法解释上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土地使用权人或者实际使用人对行政机关作出涉及其使用或实际使用的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或者实际使用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征地补偿安置的行政行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摘要2：（续）综上，郑××认为行政机关未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侵犯其合法权益（包括安置补偿权），可以自己名义依法提起本案诉讼，一、二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认为郑××在本案中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本案中，法律并未规定高新区管委会在征地过程中，对于拒不交出土地的情形，有强制拆除房屋的法定职权。在此情形下，高新区管委会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自行对陈××的房屋实施强制拆除，超越职权。一、二审判决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裁判摘要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该款规定的适用条件是：集体土地征收时，未对原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补偿，时隔多年后又对原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征收时，包括被征收房屋所在的土地已经征为国有土地。如果补偿安置时被征收房屋所在土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基本实现城镇化，房屋价值已经普遍升值，按照若干年前集体土地征收时的价格进行补偿安置，显然会严重损害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前述司法解释规定，对此类房屋可以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安置补偿标准予以安置补偿，同时要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本案中，集体土地征收与对陈××房屋征收是同步进行的，并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安置补偿”的适用条件。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无规定股东有权提起确认公司决议有效之诉，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有效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不符合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条件；（２）当事人不能诉请法院确认公司决议无效，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有效应依法予以驳回。
【解析】部分法院认为在公司决议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可以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有效。
摘要2：【注解１】在原告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有效，被告应诉答辩且有第三人对决议效力提出异议时，即具备法律上的争诉性，法院应予以受理审查。——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三中民（商）终字第10163号
【注解２】提起决议有效确认之诉，系为给付之诉奠定法律基础，对确认决议有效具有诉的利益，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起诉条件。——参考案例：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09民终778号
摘要1：【裁判摘要】确认知识产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关于聚波公司的起诉是否已经超出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本案为专利权权属纠纷，并非债权请求权之诉，且涉案专利在有效期内。一、二审法院认定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符合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并无不妥。邹××关于聚波公司的起诉已经超出诉讼时效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基于持续习性侵权行为产生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从第一次锁机时知道该侵害行为的时间起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百事成公司与林××因车款问题一直有纠纷，百事成公司的两次锁机以及中间的租车还贷行为实质上是一个整体，都是基于林××拖欠贷款而引发的，故诉讼时效应从第一次锁机时林××知道该侵害行为的时间起算。百事成公司第一次锁机是在2007年8月1日，林××挖掘机被锁后无法工作，其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时效从2007年8月1日开始计算。然而，2008年2月28日林××写给百事成公司一份《请求书》，请求百事成公司不要锁机，该份《请求书》上面虽然只有林××的签字，但是百事成公司一审期间作为林××拖欠其贷款的证据提交的，可以认定百事成公司收到了该份《请求书》。2008年6月6日林××给邓××出具了一份《承诺》，要求邓××在林××还清贷款后将挖掘机返还，《承诺》上面有邓××的签字。2010年4月20日林××曾向一审法院起诉，诉讼期间撤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二条的规定，中途双方就贷款偿还、停止锁机的事项进行协商以及林××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事实，已经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故林××2010年11月16日向法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摘要2：
摘要1：内容提要：《民法典》采纳“民商合一”编纂体例在形式和内容上使得民商事法律科学化，从而为民商事审判体系化适用提供了充分的法律根据。《票据法》是传统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法典》颁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对原《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作出相应修改。本文主张区分《票据法》上的票据质押和民法物权上的票据质押，认可民法权利质权中票据质押所具有的独立应用价值；并对民间票据“贴现”后续问题及其与民间借贷质押效力的分野，对票据质权保护路径之选择诸问题详加阐述。
关键词：民法典 商事 票据法 民事诉讼 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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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２６条、《票据法规定》第６条第１款之规定，票据纠纷（包括票据权利纠纷和非票据权利纠纷）可以由票据支付地法院管辖；（２）《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第４５５条属于是特别规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后公示催告申请人或者申报人因非票据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而不能由票据支付地法院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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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行政机关没有履行法定职责且没有作出处理决定的，其履责义务呈持续存在状态，不因为超过起诉期限而免除｜除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之外，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在两个月的履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诉讼。行政机关没有履行法定职责，且没有作出处理决定的，其履责义务呈持续存在状态，不因为超过起诉期限而免除。超过六个月起诉期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再次提出履责申请，行政机关有义务继续履行。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与已超过起诉期限的前一个不履责行为不是同一个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起诉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除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之外，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在两个月的履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诉讼。行政机关没有履行法定职责，且没有作出处理决定的，其履责义务呈持续存在状态，不因为超过起诉期限而免除。超过六个月起诉期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再次提出履责申请，行政机关有义务继续履行。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与已超过起诉期限的前一个不履责行为不是同一个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起诉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
摘要2：（续）本案中，2007年恒山区政府将张××的煤矿关停，双方就补偿事宜一直在进行协商，并未签订补偿协议，恒山区政府始终未就是否给予张××补偿作出行政决定，恒山区政府的履责义务呈持续状态。2009年9月14日，鸡西市政府作出《关于鸡西市2006年和2007年关闭煤矿矿主上访问题的情况报告》，系鸡西市政府向黑龙江省督查组作出的报告，并非行政补偿决定，不能以此作为本案计算起诉期限的起算日期。2016年8月9日，恒山区安监局对张××作出《处理意见》，明确告知张××恒山区政府决定对其补偿100万元，建议张××走法律程序解决，此为恒山区政府、恒山区安监局就补偿问题作出的处理决定，应当以此作为起诉期限的起算日期。2016年11月18日,张××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2年的法定起诉期限。二审认定本案超过起诉期限，维持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
【案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黑行终339号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2009年张××已经知道恒山区政府决定给其补偿100万元的事实，张××因不同意该补偿标准而没有与恒山区政府签订补助协议。后张××一直到相关部门上访，但其一直没有到法院提起诉讼。其于2016年11月才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2年的法定起诉期限。一审裁定不予立案结果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行政诉讼法》第４７条对依申请情形下行政不作为的起诉期限作出了规定，但对于行政机关依职权履行法定职责情形下的起诉期限问题，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尚无明确规定——城区政府作为拆迁实施主体，其于2011年8月4日拆除董××享有合法产权的房屋后，即因该拆除行为而负有对董××进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城区政府应依职权及时有效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对依申请情形下行政不作为的起诉期限作出了规定，但对于行政机关依职权履行法定职责情形下的起诉期限问题，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尚无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只要行政机关依职权应履行的法定职责仍然合法有效存在，行政机关即持续负担作为义务，该作为义务不因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而消灭。特别是在行政相对人已向行政机关提出履行申请时，行政机关更应及时有效履行。此外，行政机关对其依职权应履行的法定职责，亦不因行政相对人的履行申请而转变为依申请应履行的法定职责，也即此种情形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所规定的起诉期限。在本案中，董××的赔偿请求虽因超出起诉期限而不能进入实体审理阶段，但其享有的安置补偿权利所对应的是城区政府因拆迁行为而产生的作为义务。董××在涉案房屋被拆除后，一直与城区政府协商寻求解决，城区政府在未能与其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亦始终未作出相应的安置补偿行为。因此，城区政府对董××作出安置补偿行为的作为义务仍然存在。就此而言，一、二审法院判决城区政府在一定期限内对董××履行安置补偿职责并无不当，本案无再审之必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约定以票据设立质权，将票据背书原记载“委托收款”字样划去并加盖“质押”字样但未在修改处签章的，不能产生票据法上质押背书效力——案涉票据质权是否设立。本案中，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金储物资公司签订了2015鄂银权质第103号《权利质押合同》，金储物资公司将案涉商业承兑汇票交付给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等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没有权利凭证的，质权自有关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的规定，应认定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享有质权。但该质权的设立仅产生普通担保效力即成立民法上的质权，仅在出质人金储物资公司和质权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之间产生法律效力。根据《物权法》第八条“其他相关法律对物权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若要以票据权利人的身份向票据债务人主张票据质权，则应举证证明案涉票据的质押背书符合《票据法》相关规定。关于票据质权的设立，《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汇票可以设定质押；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被背书人依法实现其质权时，可以行使汇票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以票据设定质押时，出质人未在票据或粘单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质押合同、质押条款的，不构成票据质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八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出质，出质人与质权人没有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以票据出质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以上规定均体现了票据质押的背书公示原则，即设立票据质权应以背书的文义记载为依据。故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若要行使票据质权，需证明案涉票据背书连续且记载“质押”字样。案涉票据背书原记载“委托收款”字样，金储物资公司在背书人签章处加盖了财务章及法人章，后该字样被划去并加盖“质押”字样，金储物资公司并未在修改的背书“质押”处签章。虽然金储物资公司出具《说明》一份，表示由于工作人员失误，在背书人签章处误写上“委托收款”字样并划去，金储物资公司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所有经济责任及损失，但根据前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票据权利应以背书记载为准，该《说明》并不能产生票据法上的背书效力，故不能认定案涉票据质权已设立。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被背书人栏可否补记问题，如背书人仅在背书人栏记载自己名称即将汇票交付给被背书人，该行为视为背书人将在被背书人栏记载的权利授予其后手被背书人，故持票人根据汇票背书签章情况逐一补记被背书人名称的行为符合各背书人的意思，也不违反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影响票据权利的取得。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法律、司法解释、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并未要求作为持票人的银行负有在接受商业承兑汇票质押担保时需审查票据对应基础关系的义务——关于案涉《质押合同》是否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华夏银行新津支行取得案涉票据是基于铂和诚公司、蜀道公司将案涉票据作为质押物为银行提供质押担保。法律、司法解释、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并未要求作为持票人的银行负有在接受商业承兑汇票质押担保时需审查票据对应基础关系的义务。本案中，铂和诚公司、蜀道公司用案涉商业承担汇票提供质押担保时，华夏银行新津支行对质押物本身的真实性进行了审查，中建六局第三建筑公司西南分公司及其开户银行华夏银行成都分行均在《华夏银行成都分行商业承兑汇票查询(复)书》进行了盖章，确认了票据记载事项的真实性，华夏银行新津支行并无过失。据此，案涉票据质押权有效设立。中建六局第三建筑公司西南分公司、中建六局第三建筑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无法成立，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票据质权人所得票款若有超出其质押合同中应当享有的债权金额部分应当归属出质人——基于票据质押担保的从属性，票据付款人向债权人承担责任的范围确不应超过出质人(票据上的收款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的主债权的范围。同时，因票据权利具有不可分性，票面金额应当一次性兑付，在承担担保责任后，尚有剩余的款项，款项应当归属于出质人。本案中，华夏银行新津支行有权要求中建六局第三建筑公司西南分公司按票据记载金额付款并承担自汇票到期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但华夏银行新津支行所得票款若有超出其在《质押合同》中应当享有的债权金额，如有超出部分，应当归属于铂和诚公司、蜀道公司。原审未予限定确存在瑕疵，中建六局第三建筑公司、中建六局第三建筑公司西南分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摘要1：解读：（１）根据《票据法规定》第５４条规定，在汇票上记载“质押”字样是票据质权设立要件而非对抗要件；（２）未在汇票上记载“质押”字样或仅记载“质押”字样而未在汇票上签章均混产生票据质押权的效力，持票人不得行使票据质押权利。
摘要2：【注解１】汇票质押生效要件是以交付为设立要件还是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为设立要件？——【理解与适用】质押权人设立质权不仅需要交付汇票，而且应当通过背书记载“质押”字样的方式在票据上作背书质押并在汇票上签章，以此作为汇票质押的公示方法，人民法院才能认定质权从汇票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４９７页。
【注解２】汇票质押是否必须签订质押合同？——（１）票据质押合同并不影响质权的行使；（２）票据质权行使的核心在于票据设质背书形式上的完备性及交付票据。
摘要1：【裁判摘要】出票人等票据债务人依然可以为票据债务提供民事保证——《票据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保证人必须在汇票或者粘单上记载标明“保证”的字样，才构成票据保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二条规定：“保证人未在票据或者粘单上记载‘保证’字样而另行签订保证合同或者保证条款的，不属于票据保证，人民法院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本案15张商业承兑汇票均由原汇通银行分别提供15份担保函，该15份担保函符合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不属于票据保证的情形，故应当认定本案15份担保函构成保证担保。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法规定》第６６条第１项所指“票据无效”实为针对签章不真实的一方不产生票据法上的效力而非整张票据丧失法律效力——中能源公司认为开立上述银行账户时使用的公司印章与其认可的公章不一致，则出票人可以免除票据责任。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票据案件司法解释》)第六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票据，未经背书转让的，票据债务人不承担票据责任；已经背书转让的，票据无效不影响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一)出票人签章不真实的；…。对《票据案件司法解释》第六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的理解，所指“票据无效”实为针对签章不真实的一方不产生票据法上的效力，而非整张票据丧失法律效力。其次，本案中，中能源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开立银行账户时使用的公司公章是不真实的，中能源公司本案中提供的证据均希望证明在业务发展过程中，中能源公司使用了与其工商登记备案公章不一致的印章，并不符合前述签章不真实产生票据无效法律后果的情形。第三，中能源公司对宇艾公司提供的《关于成立债务清算小组的通知》上公司印章和邹×签字均认可，而该通知所述正是针对本案有关投资项目偿还情况的内容，并且针对涉案电子商票出具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保兑保函》上有中能源公司财务专用章、公司印鉴和邹冰印章，其中公司印鉴与其认可的公司印章不一致，但中能源公司并未对其他印鉴和该枚公司印章出现在同一份承诺兑付涉案电子商票款项的材料中作出合理解释。结合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内容和《票据案件司法解释》相关规定，中能源公司开立银行账户时使用的公司印章与其工商登记备案公章不一致，并不属于商业汇票上出票人签章不真实的法定无效情形，涉案电子商票并不因两枚公章不一致而否定票据本身的法律效力。因此中能源公司该项抗辩意见，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