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摘要】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有关情势变更的规定看，情势变更是指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制度。本案中，合同成立后，国务院出台相关政策，导致当地房租暴涨，客观情况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出租人仍能收到租金，不存在合同目的落空问题。收取的租金尽管大大低于市场价格，但尚未达到抵不上房屋维持费用的程度，不存在履约困难的问题，因此本案不构成情事变更。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380号
【裁判摘要】契约严守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合同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合同当事人的原因导致合同目的落空，强行维持合同原有效力将导致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严重失衡时，才能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构成情势变更需具备以下要件：一是应有情势变更的事实，也就是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确实发生变化。二是须为当事人所不能预见的。如果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能够预见到相关的情势变更，即表明其知道相关情势变更所产生的风险，并甘愿承担，在这种情况下情势变更原则就不能适用。三是情势变更必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也就是由除不可抗力以外的其他意外事故所引起。如果可归责于当事人，则应由其承担风险或违约责任，而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四是情势变更的事实发生于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五是情势发生变更后，如继续维持合同效力，则会对当事人显失公平。
摘要2：【摘要】本案中，首先，根据原判决查明的事实，吴某某、王某某与文豪公司自2006年签订案涉《铺面租赁合同》至今，三亚地区包括案涉租赁房屋相同地段的房租价格确有上涨，此种上涨深受房地产市场整体价格波动的影响。在我国房地产市场近年来整体呈长势的大背景下，2006年国务院出台将海南省建成国际旅游岛的政策，与海南房价和房租的普遍上涨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性。案涉房屋租金上涨是与海南房屋租赁市场整体波动相一致,这说明案涉房屋租金涨跌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因素，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其次，吴某某、王某某签订案涉《铺面租赁合同》时，亦约定了租金调整条款，这说明其对房屋租赁市场的变化是有一定预期的，嗣后的价格涨跌都应视为在其合理预见范围之内，不存在无法预见之情形。再次，继续履行案涉《铺面租赁合同》，吴某某、王某某仍能依约收取案涉房屋租金，且由于合同约定文豪公司缴纳租赁税金，继续履行合同不会额外增加吴某某、王某某订约时预计付出的履约成本，吴某某、王某某不会陷入履行困难。最后，案涉《铺面租赁合同》的预期利益和履行利益已充分表现在价格条款之中，超出合同的市场价格并不属于合同预期利益的范畴。继续履行合同是否显失公平并不能简单以合同签订时的价格与合同履行时的价格进行纵向比较，只有在合同的履行利益低于维持利益，即出租方继续履行合同所得对价将难以维持房屋适租状态及支付必要成本时，方宜认为构成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之情形。吴某某、王某某以市场价为基础主张继续履行合同会产生重大经济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622号
【裁判要旨】慎重适用情势变更制度，将其适用情形与正常商业风险相区分。
【裁判摘要】《投资建厂加工球团矿合同》中约定球团矿标准用量也反映双方对钢材市场需求变化的预判，翼钢公司作为专业的冶炼企业应当知晓在双方20年的合作期内钢材市场需求变化并将影响球团矿的使用数量，钢材价格下跌、需求不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的情形，翼钢公司关于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变更或解除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28号
【裁判摘要】政策文件并未使合同履行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不构成情势变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之规定，适用情势变更应具备的条件包括：有情势变更的事实即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如果继续维持合同效力，会对当事人显失公平。本案中，各被告在诉讼期间提交的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其内容旨在“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同作用，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并未具体涉及对有关石油企业的政策调整。各被告在诉讼期间提交的《辽宁银监局办公室关于辖区内银行机构建立债权人委员会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主要内容是“为落实银监会关于建立债权人委员会的部署和要求，……确保债权人委员会各成员步调一致…”而制定的，并提出要“切实加强金融债权管理，加大辽宁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持力度”，亦未提到对相关石油企业的支持措施。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本案的合同履行中已发生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重大变化”。其次，本案所涉合同为《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及《最高额保证合同》，法律关系为借款及担保法律关系，盛京银行民主支行作为出借人出借款项，石化物资公司、沈阳中油物资公司、天津钢管公司、上海中油公司作为借款人和担保人，对所借款项偿还贷款本息及承担担保责任，权利义务对等，并不存在明显不公平的情形。因此，本案各被告主张本案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03号
【裁判摘要】天龙公司主张本案发生了南坪东环高架路穿过该地块、政府规划调整、南坪街道办事处搬迁滞后等事由以及由此导致的“政府储备用地”等客观情况，属于“情势变更”情形，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规定，情势变更是当事人在缔约时无法预见的非市场系统固有的风险，是指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本案中合同无法履行的直接原因是天龙公司未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而天龙公司未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的直接原因是其未按时缴纳土地出让金。虽然本案客观上也存在南坪东环高架路穿过该地块、政府规划调整等影响合同不能履行的原因，但并不是合同不能履行的直接和根本原因。上述原因属于合同之外第三人的原因，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势变更情形，不能成为天龙公司的免责事由。因此，天龙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至于天龙公司与政府之间发生的影响合同履行的事由，应由其与政府另行协商解决，不属于本案处理的范围。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342号
【裁判摘要】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应由当事人提出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必须严格区分情势的重大变化与正常市场风险，并应由当事人提出请求。煤炭市场不景气以及价格涨跌属于正常商业风险，对此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均应当预见。且刘某某与瑞丰煤矿均未以情势变更为由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并同时上诉主张本案不属于情势变更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关于刘某某解除合同的实际原因是因为现在煤炭市场不景气，并非合同根本目的不能实现，鉴于刘某某已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合同，双方所签《煤矿治理项目转让协议书》由于情势变更予以解除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65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号
【裁判摘要1】被告主张情势变更应提起反诉，否则不属于审理范围——人民法院应否对农行燕郊支行提交的《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申请书》进行审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根据该条规定，人民法院确定合同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前提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明确的请求。本案中，农行燕郊支行虽然提交《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申请书》，主张《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应当变更，但是在2018年3月13日庭审笔录中其已明确表示不作为反诉，而是作为抗辩理由提出，即农行燕郊支行所称的合同变更并未作为诉讼请求提出，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审理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2】债权转让合同中转让的实为基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享有的请求转让案涉土地使用权等债权应为有效——根据《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第四条等条款约定，宏成公司转让给思菩兰公司的，为宏成公司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的全部合同权利，即对农行燕郊支行所享有的债权，故《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的性质为债权转让合同。债权转让后，思菩兰公司作为受让人，取得宏成公司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中原享有的合同权利，而不是直接取得案涉土地的使用权。故宏成公司有关《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实为房地产转让合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再次，关于合同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根据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本案中,《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作为债权转让合同，转让的实为宏成公司基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对思菩兰公司享有的请求转让案涉土地使用权等债权。对于此债权，《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的双方当事人农行燕郊支行和宏成公司并未约定不得转让，债权的主要内容即案涉土地使用权在性质上也不属于不得转让的权利，已经生效的一审法院（2008）冀民再终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也已经认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摘要2：（续）书》合法有效，故《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除外情形，亦不具有其他无效情形，应为合法有效。宏成公司主张《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为高泽成和思菩兰公司恶意串通、应为无效，但在《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签订时，高泽成是宏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宏成公司又确实享有对农行燕郊支行的债权，宏成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构成恶意串通，故其有关《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1】办理不动产登记是不动产登记机构的行政职权，是否予以登记、多长时间之内办结登记手续，都属于其具体职权事项。故思菩兰公司作为合同权利受让人，可以依据《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及《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的相关约定请求农行燕郊支行及宏成公司协助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但至于最终能否办理下来、多长时间能够办结，仍需由不动产登记机构予以审核。故本案中，人民法院不宜直接判决将土地使用权办理变更登记至思菩兰公司名下。一审法院对此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经查看一审卷宗，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已经组织各方当事人对其他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一审判决书没有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一一列举，属于裁判文书的正常写作方式，不属于程序违法。
【解读１】债权请求权是指权利人基于债的关系而产生的、请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的权利，债权转让受《合同法》调整（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转让等行为属于物权转让，是所有权权能的分离和处分行为）。
【解读２】当事人提出合同应当解除但不作为诉讼请求而是作为抗辩理由的不予审理。
摘要1：解读：违约方继续履约仍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可以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用赔偿损失来代替继续履行。
【注解１】合同陷入僵局，违约方有权解除合同。
【注解２】购房人因卖房人违约而遭遇限购政策被认定为限购对象，不具备购房的主体资格，根据《民法典》第５８０条第２款规定，人民法院不宜判决合同继续履行，应判决解除房屋买卖合同，购房人可以主张卖房人的违约责任并赔偿其所受到的损失。——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０６８.购房人因卖房人违约而遭遇限购政策，还能否请求合同继续履行
【注解３】在合同僵局情形下违约方不具有单方的合同解除权（不具有通知解除权）而仅享有提起诉讼请求终止或者解除合同诉讼的权利——（１）《民法典》第５８０条规定在合同僵局情形下为终止合同关系，并未明确规定为解除合同；（２）对于违约方解除合同权利的行使问题，《九民会议纪要》第４８条规定“违约方通过起诉的方式解除合同”，没有明确违约方可以通过直接通知对方的方式解除合同；（３）综上，在合同僵局情形下，违约方享有提起诉讼请求终止或者解除合同诉讼的权利（违约方不具有单方的合同解除权），合同解除需要以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的裁决作为依据。
【理解与适用】对于违约方解除合同权利的行使问题，《民商审判会议纪要》第４８条表述的是“违约方通过起诉的方式解除合同”，没有明确违约方可以通过直接通知对方的方式解除合同。从上述规定来分析，违约方享有的是提起诉讼请求终止或者解除合同诉讼的权利，与守约方的单方合同解除权存在区别，合同的解除需要以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的裁决作为依据，不具有单方的合同解除权。——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３９页。
摘要2：【解读】合同成立后，由于主客观情势的变化，有可能遇到使合同当事人主观或客观利益遇到履行障碍，合同的继续履行有可能变得不可能或不必要，或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合同的解除是由于合同的经济目的已经丧失，即实际履行利益已经不能实现。履行利益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履行合同后获得的收益。合同的利益结构分为成本与收益，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付出成本，意在获得对方的履行，增加己方的收益，这是合同履行的经济动因。但是合同履行利益丧失时，其经济动因已不复存在，履行合同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条件也已成就。此时如果坚持合同继续履行，或者只有首守约方才能解除合同，无论是对合同当事人还是对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都会有害无益。故对于这种不能履行的合同，通过变相的途径解决，赋予违约方解除权及授权法院予以解除，是有必要的。——黄金龙、毛彦：《合同履行不能时的裁判解除》，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精选案例裁判思路解析（一）》，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８０－１８１页。
【注解１】违约方不享有通知解除合同的权利——（1）使用通知方式解除合同的权利属于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行使的权利，违约方并不享有单方通知解除权；（2）违约方向守约方发送解除合同的通知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3）守约方在对方违约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可以终止合同，而不应解读为违约方可以通过严重违约的方式来任意解除或终止合同，否则将鼓励恶意违约行为，有违交易的初衷，不利于经济秩序的稳定。——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019号《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马鞍山市煜凯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再审案》
【注解２】合同僵局解除是否适用合同解除期间１年之规定？｜根据《民法典》第５８０条第２款规定的合同僵局解除不适用合同解除期间１年的规定。——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京01民终3393号
【注解３】合同僵局解除合同时间：（１）以主张解除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的时间作为合同解除的时间。——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1911号；（２）判决生效之日解除。——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1民终11213号；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闽04民终62
摘要1：【实务要点】违约方继续非金钱给付债务所需费用过高情况下，依《合同法》第110条第2项规定，守约方继续履行协议诉请应予驳回。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931号“海南天富鹅业有限公司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科学研究所、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租赁合同纠纷案”
摘要2：合同成立后，由于主客观情势的变化，有可能遇到使合同当事人主观或客观利益遇到履行障碍，合同的继续履行有可能变得不可能或不必要，或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合同的解除是由于合同的经济目的已经丧失，即实际履行利益已经不能实现。履行利益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履行合同后获得的收益。合同的利益结构分为成本与收益，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付出成本，意在获得对方的履行，增加己方的收益，这是合同履行的经济动因。但是合同履行利益丧失时，其经济动因已不复存在，履行合同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条件也已成就。此时如果坚持合同继续履行，或者只有首守约方才能解除合同，无论是对合同当事人还是对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都会有害无益。故对于这种不能履行的合同，通过变相的途径解决，赋予违约方解除权及授权法院予以解除，是有必要的。——黄金龙、毛彦：《合同履行不能时的裁判解除》，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精选案例裁判思路解析（一）》，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８０－１８１页。
摘要1：解读：委托合同约定不得擅自解除合同能够排除任意解除权，在无法定解除事由的情况下一方不得随意解除合同。
【解析】另外观点认为：即使违约排除任意解除权，委托合同以信赖为基础，在丧失信赖的基础上仍然可以行使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
摘要2：【注解１】（１）根据《民法典》第933条规定，委托合同当事人任意一方均享有法定的任意解除权；（２）无偿委托情形下，解除权抛弃特别约定无效；在有偿委托情形下，委托合同约定放弃任意解除权原则上有效，除非这种限制违背公序良俗或者出现不得不解除合同的情形。——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019.委托合同当事人能否通过约定放弃任意解除权
【注解２】投保人任意解除权限制——（１）《保险法》第１５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即保险合同可以约定排除投保人任意解除权。（２）《保险法解释三》第１７条规定：“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当事人以其解除合同未经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同意为由主张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已向投保人支付相当于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款项并通知保险人的除外。”即“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已向投保人支付相当于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款项并通知保险人”可以排除投保人任意解除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7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是否构成不可抗力而免责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本案中，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其中要求攀钢公司在2013年6月“制定完善攀钢钛白粉厂搬迁、攀钢尾矿库闭库实施方案”。攀钢公司与攀枝花市人民政府签订《2013年环境保护工作目标责任书》的附件6载明，“攀钢钛白粉厂技改搬迁项目”，“2013年6月制定方案并启动实施，2015年2月关停现有老厂”。从上述文件来看，攀枝花市人民政府为实现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总体目标，要求攀钢集团在全市环境综合整治总体目标的前提下，制定企业自身的技改搬迁方案。从目标责任书来看，攀钢公司的攀钢钛白粉厂技改搬迁的实施步骤应当是：一、制定方案；二、方案启动实施；三、关停老厂。其中方案的制定应当包括搬迁选址、搬迁补偿、人员安置、政府补偿等具体问题。上述方案制定的过程需要攀钢公司与政府协商，攀钢公司与合作企业包括攀化公司协商等。攀钢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其按目标责任书的要求于2013年6月制定完善了相应的搬迁实施方案，而是于2013年7月1日直接全面关停钛白粉厂，导致双方《合作总协议》事实上终止。这与政府文件、目标责任书的要求并不相符，也不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应当认定为攀钢集团单方擅自终止合同。因此攀钢公司关于解除《合作总协议》是因政府行为，属于不可抗力，应免除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关于其免责事由不能成立的认定，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关于是否构成情势变更而免责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攀钢公司没有举证证明继续履行合同会对其显失公平或存在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情形。
摘要2：【解读１】政府行为如果不构成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能认定为不可抗力。
【解读２】审判实践中，判断政府行为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应当看两个方面：（１）政府行为是否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２）政府行为是否确实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了实质影响。只有符合以上两个条件，才能认定政府行为构成不可抗力。——《政府行为如果不构成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能认定为不可抗力——四川省攀枝花科技有限公司诉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例分析》，载《商事审判指导》（总第47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92页。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67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关于“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的规定，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时，担保人无过错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为之提供担保，或者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促使主合同成立或为主合同的签订做中介等，应视为担保人有过错。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摘要】从合同文本文意解释的角度理解，双方之间是投资合作法律关系还是借贷法律关系并非确切无异议。在《投资（合作）合同书》的性质及效力问题有待司法审查方能确定的情况下，不能苛责恒业公司于《承诺书》出具时即已准确预见《投资（合作）合同书》是实为借贷的无效合同，亦即不能由此当然推定恒业公司明知主合同无效而仍为之提供担保。综合《投资（合作）合同书》的签订及履行情况、《承诺书》的出具背景及抵押物的登记情况分析，在中关村证券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担保人恒业公司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所规定的过错的情况下，原判决认定“……恒业公司在主合同为无效合同的情况下仍提供担保，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恒业公司关于其无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再审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民再391号
【裁判摘要】再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双方应订立书面合同。本案招投标文件及中标通知书亦规定双方应签订书面合同。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故惠民公司主张福建江夏学院继续履行合同等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解读】发出中标通知书后未签订书面合同，一方主张继续履行合同缺乏依据。
摘要2：【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榕民终字第3849号
【摘要】二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发出招标公告，上诉人按公告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并参与招投标，在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招投标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之无效情形的前提下，上诉人的中标行为合法有效，被上诉人亦向上诉人发出《中标通知书》明确中标价格，讼争合同已经依法依约成立。虽然尚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经通过招投标程序对租赁合同的主要条款和实质性内容进行了确认，并以书面形式（招标文件和中标通知书）确认其存在。根据《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之规定，在订立“书面合同”之前，招标人和中标人之间的合同就已经成立了，且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法律关于“订立书面合同”的目的并不是要求招标人和中标人通过订立书面合同来成立一个新的合同，而是要求采用书面合同这一形式对双方业已成立的合同予以规范和完善，以便日后实际履行和解决纠纷。因此，订立书面合同只是招投标项目合同所应表现出来的外在形式，没有这一外在表现形式，双方的合同仍然可以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这并不是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
摘要1：【案号】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闽02民终4782号
【裁判摘要】依据该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对比《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模式，即“自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因此，可以认定《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并非对建设工程合同成立要件的规定，即并未规定合同于当事人签字、盖章时才成立。本案中，裕景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为要约，且要约人在要约中明确约定不得再对合同总价作任何调整，故要约人要求承诺人于《中标通知书》回执部分签字盖章的行为明显为要求承诺人做出承诺的行为，承诺人认可《中标通知书》内容并于《中标通知书》回执部分签字盖章的行为即应为承诺行为，此时应当认定双方对合同的主要条款已达成合意，权利义务已经明确，合同依法于承诺生效时成立。综上所述，本案不属于《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情形，而应适用《合同法》第二十五条、二十六条的规定，即根据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行为时承诺生效，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本案中也不存在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附条件、附期限生效的情形，故合同于成立时2014年7月30日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裕景公司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远大公司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请求可以成立，予以支持。
摘要2：【摘要2】二审法院认为：本院认为，远大公司与裕景公司就涉案项目的价格，自2013年9月29日起进行了多次的议标，裕景公司向远大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包含分包工程项目、合同总价、包干方式、合同工期、付款办法等内容，远大公司收到该《中标通知书》后亦按裕景公司的要求，于2014年7月30日向裕景公司进行回复，确认同意按《中标通知书》的条件接受裕景公司的委托执行及完成涉案工程。可见，远大公司接受了裕景公司的要约并作出承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及《中标通知书》约定的“在签署正式合同前，经分包单位签署回执的本中标通知书为有效的合同文件，对发包方及总承包方均有法律效力及约束力”，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就涉案项目的合同已成立，并无不当。
【解读】本案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中标通知书发出合同已经成立，中标方拒不履行合同导致合同解除需要预期利益损失。
摘要1：【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皖行终522号
【裁判摘要】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项目应依法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投资者或经营者——案涉垃圾焚烧发电BOT项目应当采取公开招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26号《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是指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选择市政公用事业投资者或者经营者，明确其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经营某项市政公用事业产品或者提供某项服务的制度。城市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行业，依法实施特许经营的，适用本办法"。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案涉垃圾焚烧发电BOT项目，显然属于“城市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行业，依法实施特许经营的"范畴。对于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项目的招标方式问题，《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八条亦明确规定“主管部门应当依照下列程序选择投资者或者经营者：（一）提出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项目，报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开发布招标条件，受理投标……"。故，案涉垃圾焚烧发电BOT项目应依法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投资者或经营者。此也正是本案上诉人之一北京正和公司没有经过公开招标，通过招商与涡阳县政府达成《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处理特许经营协议》，被有关部门查处，而被迫终止的根本原因。
摘要2：北京正和睛阳投资有限公司、山西省灵石正和实业有限公司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6191号
【摘要】经过招投标最终未订立书面合同不能认为合同已成立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中，根据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北京正和公司、山西灵石公司中标后，因故最终未能与涡阳县政府订立书面合同，北京正和公司、山西灵石公司认为特许经营权协议已成立并生效，涡阳县政府应当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再审申请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996号
【裁判摘要】（１）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对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价款等实质性内容，应当以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为准，对于非实质性内容应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准；（２）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书未约定支付工程价款时间而招标文件约定了建设工程价款时间的，应当以招标文件的约定为依据——关于案涉工程招标文件关于支付工程款时间的约定是否有效的问题．．．．．．招标人发布招标公告是要约邀请，投标人投标是要约，招标人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是承诺。中标通知书到达中标人时承诺生效，合同成立。招标文件、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和中标通知书构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文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从实践情况看，招标人和中标人依据本条规定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的书面合同，实际是根据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的合同书。因此，在当事人通过招标投标方式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情况下，招标文件、中标人的投标文件以及中标通知书，本身就是合同文本的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载明的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价款不一致，一方当事人请求将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对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价款等实质性内容，应当以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为准。对于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价款等非实质性内容，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准。招标人和中标人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书未约定支付工程价款时间而招标文件约定了
摘要2：（续）建设工程价款时间的，应当以招标文件的约定为依据。案涉招标文件已经约定工程价款付款时间。中南建筑公司在投标文件中承诺，如其中标，完全接受并响应招标文件主要合同条款规定的全部内容。因此，中南建筑公司关于兴城公司、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招标公告中关于付款方式等内容不能构成合同约定，其与兴城公司或兴城公司及领导小组办公室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大部分对付款时间未作出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佛中法民二终字第124号
【裁判摘要】招标人拒绝订立合同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以信赖利益损失为限进行赔偿，不包括赔偿预期利益诉讼——缔约过失责任是一方因违反先合同义务而造成对方信赖利益损失而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在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情况下，应以信赖利益损失为限进行赔偿。信赖利益损失是指一方因信赖合同的成立和有效，但由于合同不成立和无效的结果所蒙受的不利益。（一）关于工程报价8%的设计费用损失应否予以支持。广铝公司提交的投标文件中只包含投标函和投标报价书，并未显示有涉案工程的设计方案和设计图纸，广铝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存在设计费的实际支出，故其要求宏啟公司赔偿工程报价8%的设计费用损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对工程报价5%的利润损失应否予以支持。对信赖利益的保护，旨在使无过错方因信赖合同的订立而支付的各种费用得到返还或赔偿，从而使当事人处于合同从未订立之前的良好状态。信赖利益损失不应包括因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所应获得而未实际获得的各种利益（如利润），利润损失属于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不属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范围。广铝公司主张工程报价5%的利润损失属于合同成立和生效后的预期利益损失，属于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不属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范围。由于本案中宏啟公司应承担的是缔约过失责任，故广铝公司关于赔偿工程报价5%的利润损失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宏啟公司应向广铝公司赔偿工程报价5%的利润损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三）对工程报价6%的管理费损失应否予以支持。首先，对管理费损失广铝公司在一审陈述为间接损失，在二审陈述为直接损失，其陈述前后矛盾。其次，广铝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确实存在上述支出或者损失，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后，结合广铝公司在二审中所作出的将管理费在每个工程项目中进行分摊的陈述，从工程报价6%的管理费与前述5%的利润均记载于综合单价分析表中可知，该管理费应属履行工程合同所支出的有关费用，如前述理由，该管理费损失不属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范围。因此，本院对广铝公司关于赔偿其管理费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 （四）宏啟公司应向广铝公司支付的赔偿数额。宏啟公司以在《投标须知表》第14项载明“投标人应承担编制、提交投标文件所涉及的一切费用，无论投标过程中的做法和结果如何，招标人在任何情况下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为
摘要2：（续）由，主张其可以对广铝公司的投标损失免责。首先，宏啟公司在《投标须知表》第20项载明“招标人在发出中标通知书前有权接受任何投标、宣布投标无效和拒绝任何投标……”，宏啟公司已经向广铝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其应受该通知书约束，依约与广铝公司签订工程合同。其次，广铝公司在投标活动中能够接受在未中标的情况下自行承担相关费用的原因在于，其信赖一旦中标则有关投标活动费用能够在日后签订和履行工程合同时得到补偿，即其为了获得订立和履行合同的机会甘愿承担在不中标的情况下无法收回投入费用的风险，而该投入在一旦中标后即可通过订立和履行合同以获得补偿，这符合投标人和招标人的风险和利益的平衡原则。本案中，招标人宏啟公司在发出《中标通知书》确定广铝公司中标之后违反允诺而拒绝签订合同，损害了广铝公司基于信赖一旦中标即可通过订立和履行合同以降低因投标而带来的商业风险和补偿所投入的成本损失等相关利益，宏啟公司应当为其缔约过失行为对广铝公司造成的损害作出赔偿。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的，或者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宏啟公司已经向广铝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后，又拒绝和广铝公司订立合同，其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据此，宏啟公司的免责主张于理不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广铝公司上诉主张宏啟公司应赔偿其投标损失有理，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885号
【裁判摘要】合同约定“签章后生效”，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字合同即成立，不要求再加盖公司公章——就约定价款为128万元的《环保治理施工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的问题，根据该合同约定，合同经双方当事人签章后生效，但并未明确要求合同生效需要同时具备当事人的签字、盖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行使职权，其在合同上签字的行为，代表法人的意思表示，并不要求再加盖公司公章而使合同成立。
摘要2：
摘要1：【摘要】
公司作为个体组织，其表示意思的方式必然要通过特定自然人的签字或盖章才能实现。盖章行为的本质在于表明行为人从事的是职务行为，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人盖章确认的合同，对公司具有约束力。因此，对于盖章行为的法律效力不宜进行弱化，但可以进行裁判思路上的指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此进行了明确，即应当着重考察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来认定合同效力，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的人即便加盖的是假公章，也应认定其构成有权代表或者有权代理。
即将实施的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该条款是对原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进行了完善，使按手印与签字、盖章签订合同的方式并列，也成为法定的签订合同的方式。
最高人民法院将指导好各级法院准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同时不断研究总结司法实践中公司行为认定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依法公正审理好案件。
摘要2：【解读】（１）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人盖章确认的合同，对公司具有约束力。（２）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的人即便加盖的是假公章，也应认定其构成有权代表或者有权代理。
摘要1：以物抵债协议的性质与效力（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第4次法官会议纪要）
【法律问题】以物抵债协议是否以债权人受领抵债物作为其成立要件？
【法官会议意见】《合同法》第25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该条确立了以诺成合同为原则、以实践合同为例外的合同成立规则。就以物抵债协议而言，在我国法律没有规定代物清偿制度，而当事人对合同成立又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应当认为其系诺成合同，自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时成立，不以债权人受领抵债物为合同成立要件。
摘要2：
摘要1：情势变更的适用规则（最高法院民二庭第7次法官会议纪要）
【法律问题】因政策原因导致的价格异常变动，是否构成情势变更？
【法官会议意见】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6条有关情事变更的规定看，情事变更是指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制度。本案中，合同成立后，国务院出台相关政策，导致当地房租暴涨，客观情况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出租人仍能收到租金，不存在合同目的落空问题。收取的租金尽管大大低于市场价格，但尚未达到抵不上房屋维持费用的程度，不存在履约困难的问题，因此本案不构成情事变更。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民法典》第５５８条规定：“债权债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等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旧物回收等义务。”《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第１０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民法典第五百五十八条规定的通知、协助、保密、旧物回收等义务，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对方当事人请求赔偿实际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２）当事人违反合同终止后附随义务，另一方有权请求赔偿实际损失（缔约过失责任损失）。
摘要2：【注解】（１）后合同义务是合同终止后当事人应当履行的义务（以合同成立并有效为前提，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不会产生后合同义务）；（２）后合同义务是法定义务；（３）违反后合同义务的法律责任是一种独立的民事责任，不是补充性的民事责任；（４）违法后合同义务的损失当事人是无法预见的，违反后合同义务的赔偿范围仅限于实际损失（不包括可得利益损失）。
摘要1：解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才能生效的合同，合同成立后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但不影响合同中关于履行报批等义务、未履行报批等义务的违约责任等相关条款的独立生效。
摘要2：【注解１】（１）根据原《合同法解释一》第９条第１款之规定，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承担的是缔约过失责任； （２）《民法典》第５０２条第２款规定：“．．．．．．未办理批准等手续影响合同生效的，不影响合同中履行报批等义务条款以及相关条款的效力。应当办理申请批准等手续的当事人未履行义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承担违反该义务的责任。”即未办理批准等手续影响合同生效的，合同属于未生效合同；但报批义务条款以及相关条款为生效条款，承担的是违约责任而非缔约过失责任。
【注解２】（１）《合同法》第４４条第２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２）《民法典》第５０２条第３款规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的变更、转让、解除等情形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适用前款规定。”——之所以删除“登记”的表述是因为《合同法》第４４条仅指作为行政审批的登记在现行法上已经基本不存在，而不包括其他性质的登记。
【注释】行政审批对合同效力影响：（１）如果审批对象是权利变动而非原因行为——行政审批不影响合同效力，仅影响权利变动；（２）如果行政审批对象是原因行为而非权利变动——行政审批影响合同效力（合同未生效或者不生效）。
摘要1：解读：《民法典》第１４６条（原《民法总则》第１４６条）新增规定——（１）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虚假意思表示有悖于意思自治原则——虚假意思表示订立的合同效力上一律认定无效）；（２）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解析１：《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４条第１款规定——
（１）当事人之间就同一交易订立多份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中以虚假意思表示订立的合同无效。
Ａ．事人为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虚假意思表示隐藏真实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款的规定认定被隐藏合同的效力；
Ｂ．当事人为规避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规定，以虚假意思表示隐藏真实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５０２条第２款的规定认定被隐藏合同的效力。
（２）依据前款规定认定被隐藏合同无效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的，人民法院应当以被隐藏合同为事实基础，依据民法典第１５７条的规定确定当事人的民事责任。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解析２：《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４条第２款规定——
（１）当事人就同一交易订立的多份合同均系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其他影响合同效力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明各合同成立先后顺序和实际履行情况的基础上，认定合同内容是否发生变更。
（２）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变更合同内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的相应变更无效。
解析３：为规避税收征管、骗取贷款额度等目的签订阴阳合同应当按照隐藏合同约定继续履行（隐藏合同不因此无效）。
摘要2：【注解１】（１）对于通谋虚伪行为，当事人可以根据《民法典》第１４６条规定请求确认虚假表示行为的合同无效；（２）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５３条规定对诉讼请求的法律关系真实性提出抗辩，由法院驳回不真实法律关系的诉讼请求；（３）《民法典》第１４６条针对的是虚假表示行为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５３条针对的是驳回虚假表示行为的诉讼请求。
【注解２】不能仅以存在通谋虚伪便认定合同无效——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无效但隐藏意思表示有效，不能直接认定合同无效，而只能认定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无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２２）最高法民申706号
【注释】《民法典》第１４６条第１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２款规定“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第１５７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１）因虚假意思表示而无效的情形，应当按照隐藏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处理；（２）不适用《民法典》第１５７条关于无效合同之返还不当得利等处理方式。
【注解３】通谋虚伪表示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双方当事人通谋所为的虚假意思表示,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绝对无效的法律后果，但在虚假表示的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并不当然无效：（１）当第三人知道该当事人之间的虚假意思表示时,虚假表示的无效可以对抗该第三人；（２）当第三人不知道当事人之间的虚假意思表示时,该虚假意思表示的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250号
【裁判摘要】《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９条规定的“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可以理解为在案涉房屋同一设区的市或者县级市范围内商品房消费者名下没有用于居住的房屋；商品房消费者名下虽然已有一套房屋，但购买的房屋在面积上仍然属于满足基本居住需要的，可以理解为符合该规定的精神——诉争商品房登记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天润诚泽公司名下，贾某某与天润诚泽公司签订《认购协议》发生在案涉房屋被法院查封之前，该《认购协议》虽不是书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其约定了商品房的基本情况、房屋价款、付款时间和方式等协议条款，贾某某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并由天润诚泽公司开具购房款发票，天润诚泽公司向贾某某交付了案涉房屋，双方实际履行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关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二审判决认定贾某某与天润诚泽公司成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有证据证明贾某某购买案涉房屋用于生活居住，尽管其名下另有一套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建筑面积45.37平方米的房子，但贾某某实际生活居住在延庆城区，贾某某所述建筑面积45.37平方米的房子无法保证其夫妇二人、公公婆婆和两个孩子一共六口人的生活居住的情况符合生活常理，故贾某某因购买案涉房屋所享有的生存利益有获得优先保护的必要和正当性。二审判决认定贾某某就涉案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结果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因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生的争议，明确以法律事实发生时间作为判断是否适用《民法典》及新解释的基准点——（１）如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成立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之后，适用新解释；（２）如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成立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之前，合同的履行持续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之后的，则以１月１日作为适用新旧解释的基准点：Ａ．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前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Ｂ．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后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三编第四章和第五章及本解释的相关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594号
【裁判摘要】税率变化较小不属于情势变更——沈阳集体联社关于变更《补充协议书》税款承担条款的请求不应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一方面，大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土地使用税税额调整幅度较小，在国家国家征收法律法规确定的税额范围之内，应属双方当事人可能预见的范围，不属于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创业广场将涉案16000平方米房产免租金租赁给沈阳集体联社，沈阳集体联社仅承担2006年之后的房产税、土地税，此次税额标准的调整不会严重影响涉案合同履行，也不会导致合同履行后权利义务显失公平。沈阳集体联社以情势变更为由要求变更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税费承担依据不足，不应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382号
【裁判摘要】《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15条关于“审理一房数卖纠纷案件时，如果数份合同均有效且买受人均要求履行合同的，一般应按照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合法占有房屋以及合同履行情况、买卖合同成立先后等顺序确定权利保护顺位。但恶意办理登记的买受人，其权利不能优先于已经合法占有该房屋的买受人。对买卖合同的成立时间，应综合主管机关备案时间、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以及其他证据确定”这一规定，确定了一房数卖情况下的保护顺位，本案应据此审理各方当事人对101、102号房屋的优先保护顺序。原审关于姜××和延兴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处分案涉房产，系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行为的认定，证据不足。案涉房产于2009年8月26日在执行程序中被执行法院查封，姜××和延兴公司达成执行和解的时间是2011年7月14日，在此之前，即2010年4月3日，执行法院驳回了案外人迟××、刘××提出的异议。由于客观上已有执行异议裁定否定了案外人主张，姜××和延兴公司主张其主观上没有恶意，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本案应根据《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15条精神，进一步审查各当事人占有及合同履行等情况，依法妥善处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最高法民终537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庭审中，经李××与华融公司核对，李××所购买的房产不在（2014）甘民二初字第5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协议所附抵押清单内。．．．．．．关于李××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问题｜《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根据上述规定，判断购房人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需就上述规定的四项基本事实予以查明。．．．．．．综上，李××作为案涉房屋的买受人，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情形，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法院判决不得执行案涉房屋正确。
【裁判摘要２】关于李××请求确认案涉房屋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问题｜《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本案中，虽李××与航龙公司已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但该合同只是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不能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一审法院确认案涉房屋归李××所有，确有不妥，本院予以纠正。对于华融公司要求改判驳回李××请求确认案涉房屋归李兆仁所有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裁判摘要３】因李××诉请判决航龙公司立即协助和配合李××办理案涉房屋产权登记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受理范围，本院将另行裁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终1583号
【裁判摘要】可依成立与否存在争议的合同中有关仲裁协议条款确定管辖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就争议达成仲裁协议的，合同未成立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该条款是对仲裁协议独立性原则的规定。本案中，湖北元创公司和新余元创合伙提交的《合伙合同》中，周×与湖北元创公司、新余元创合伙均在合同上签名、盖章，且双方当事人对签名、盖章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该《合伙合同》第11.7条第二款约定，因本合同引起的及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各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相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则应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提交仲裁时该委员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据此，依据仲裁条款独立性原则的法律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原审裁定认定案涉《合伙合同》成立与否，均不影响已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的该合同中有关仲裁条款的效力，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