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12-09 09:0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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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904号
【裁判摘要１】商品房买卖返租合同和回购合同性质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而非民间借贷合同——唐某某等62户买受人与云天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一次性支付全款购买商铺，同时将商铺返租出卖人；买受人在购买本商铺前，本商铺已经由出卖人租赁给食天下公司统一经营食天下国际博展中心项目；买受人还有权在一定年限后选择以原价要求出卖人回购该商铺；双方还对办理备案及办证事宜达成合意。合同签订后，唐某某等62户支付了房款，商铺则依约由云天公司统一返租，并向买受人支付租金。上述约定和操作，虽然与一般商品房买卖合同一方交房、一方付款的单一交易模式有所不同，但并未超出以买卖商品房为核心的合同目的。唐某某等62户在出资购买商铺后，通过向云天公司返租收取租金，实现对房产的收益，符合多数买受人购买商铺并不是为了自用而主要以出租为目的的使用形式，不能得出双方达成了隐藏的民间借贷合意的结论。即便合同约定了买受人在一定年限后享有要求出卖人回购商铺的权利，亦不能因此认定买受人无购房之本意。零陵农行再审申请中提交的中国房地产协会发布的《永州商铺10年房价概况和走势分析》不属于新证据，不能真实反映案涉商铺约定的售价与当时同地段商铺的市场价格存在差异，也不能直接证明案涉商铺价格售价过低、双方并非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因此，零陵农行主张唐某某等62户与云天公司之间为固定出资、保本收息的民间借贷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二者应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唐某某等62户买受人为案涉商铺的真实权利人。
摘要2：【裁判摘要２】已经买受并实际占有、使用和受益的房产作为抵押财产，抵押权不构成善意取得——据原判决查明的事实，唐某某等62户在支付完毕全部房款并将所购商铺返租后已实现租金收取，应当认定其已实际对案涉商铺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虽然唐某某等62户因云天公司的原因尚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但现有证据表明，唐某某等62户曾多次要求云天公司办理合同备案登记和房屋产权登记，但云天公司以各种理由推诿拖延，故案涉商铺未办理产权登记并非唐某某等62户的过错所致。零陵农行作为商业银行，其开展信贷业务，应当严格审查借款人的资信状况。案涉借款人云天公司为房地产开发公司，其主要资产为案涉楼盘“云天·芙蓉广场”。该楼盘商铺均采用先出售再统一返租形式进行销售，在销售期间进行了长期而广泛的宣传，零陵农行向云天公司发放贷款时对此应当知悉。当云天公司以“云天·芙蓉广场”的商铺作为抵押财产向零陵农行提供借款担保时，零陵农行应当对云天公司“云天·芙蓉广场”的销售情况进行充分的审查，尤其是案涉部分商铺返租的租金还是通过零陵农行向买受人发放。零陵农行更应审慎甄别云天公司提供的抵押财产中是否涉及已经出售的房产，避免错误接受已经出售的房产作为抵押，损害买受人的权利。由于零陵农行未尽到金融机构的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在签订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时错误接受已经由唐某某等62户买受并实际占有、使用和受益的房产作为抵押财产，零陵农行对案涉商铺抵押权不构成善意取得。因此，（2014）永中法民三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认定零陵农行对唐某某等62户所买受的商铺基于抵押权而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明显损害了唐某某等62户无过错买受人的权利，原判决对该判项予以撤销，并无不当。
- 日期： 12-30 09:2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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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19)粤执监11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利害关系人申请执行监督是否超出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关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效规定适用于审判监督程序，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并未规定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监督的期限。因此，正大公司所提利害关系人执行监督超过期限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关于执行法院能否对当事人合意抵债行为出具执行裁定的问题。．．．．．． 其一、双方当事人可以经协商一致，不经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过程合意抵债。该行为发生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1规定，“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九十一条规定，“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可见，无论是执行行为发生时还是现行的司法解释对于双方当事人合意抵债的方式都是允许的。其二，2018年3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以物抵债执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不得依据该协议作出以物抵债裁定。"自此，对于以物抵债和解协议，执行法院不出具财产权利转让的裁定成为必须遵照执行的标准。在此《规定》实施之前，本院在相同或类似的案件中，亦认为当事人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应自行履行。这也与执行和解的实质即“自行和解"的内涵相一致。因此，惠州中院执行监督裁定认为“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达成以涉案股权抵债协议，是当事人之间自行和解的一种方式，可由当事人按照协议内容自行履行，涉及财产办理过户手续的，应当由当事人自行办理，执行法院只需按照上述法律规定作执行结案处理即可，不宜直接裁定进行过户确定和协助"的结论正确。
摘要2：
- 日期： 01-02 13:2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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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粤06民终13186号
【裁判摘要】双方合意解除合同未约定违约责任不应适用定金罚则——对于广屠企业提出的麦某某存在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再将股权份额交由某安公司回购的违约行为，应承担双倍返还定金的违约责任的问题，如上所述，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合意解除，而双方在解除合同时并未对违约责任进行任何协商或约定，故结合一般交易习惯可视为双方不再向对方主张违约责任，广屠企业再主张麦某某向其双倍返还定金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令麦某某向广屠企业返还定金80万元及相应利息，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 日期： 01-12 10:1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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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19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协议选择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地点法院管辖约定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的范围除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以及标的物所在地的法院，也可以选择其他法院管辖，但必须是与案件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包括原告经常居住地、被告经常居住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法院。若当事人协议选择了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的，因超出本条规定范围，应当认定其约定无效。具体到本案，南京市雨花台区既非当事人住所地，又非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标的物所在地、原告经常居住地、被告经常居住地，当事人亦不能证明该地点与本案争议有其他实际联系，南京市雨花台区与本案争议没有实际联系，本案当事人协议管辖约定应属无效，南京雨花台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
摘要2：【摘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虽然《借条》落款处仅有被告债务人俞××的签字，原告汪××未在落款处签字，但原告选择向南京雨花台法院起诉，视为对该管辖条款的认可，因此本案中原、被告对管辖法院的选择已达成合意。协议管辖制度的核心目的是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减少了对协议管辖的限制，扩大了当事人可选择的范围，以尽量尊重当事人意愿为原则，不轻易认定协议管辖条款因不存在实际联系地而无效。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充分排除南京市雨花台区与争议毫无关联，原、被告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应属有效，南京雨花台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经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商未果,报请本院指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具体到本案，南京市雨花台区既非当事人住所地，又非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标的物所在地、原告经常居住地、被告经常居住地，当事人亦不能证明该地点与本案争议有其他实际联系，南京市雨花台区与本案争议没有实际联系，本案当事人协议管辖约定应属无效，南京雨花台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
- 日期： 01-13 16:2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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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1民终10114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刘××向莱芜中天公司主张办理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系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该项诉讼请求系基于刘××已离职之事实，请求终止其与公司之间法定代表人的委任关系而产生的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应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我国实行单一法定代表人制度，作为法定代表人必须是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能够代表法人行使职权。本案中，刘××与莱芜中天公司已经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不再参与莱芜中天公司的经营管理，也并非莱芜中天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并没有形成由其成为“名实相符的法定代表人”的真实合意。根据莱芜中天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职届满后未连选连任，在刘××已经离职且存在职工权益纠纷、已不具有再担任其法定代表人合意的情况下，足见莱芜中天公司并无自行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意愿，内部救济途径可以认定已经穷尽且无法成功。综上，刘××已不再具备担任莱芜中天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条件和资格，亦无继续担任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合意和义务。因此，莱芜中天公司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变更的义务主体，应涤除刘××作为其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事项，尽快完成新任法定代表人的选任及相关的变更登记手续。因丁×系莱芜中天公司负责人，应当协助公司办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事项。关于刘××主张的解除股权代持关系和变更工商登记股东名录的诉求，在丁×否认股权代持关系的情况下，涉及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与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属于两个法律关系，不符合诉的合并情形。经释明刘××坚持合并起诉的情况下，为减少当事人诉累，在既定案由前提下，对解除股权代持关系和变更工商登记股东名录的诉求，本院不予一并审查，刘××可另行主张权利。．．．．．．判决：一、莱芜中天绝缘材料有限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涤除刘××作为莱芜中天绝缘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事项；若逾期未变更，视为刘××不再担任莱芜中天绝缘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二、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莱芜中天绝缘材料有限公司办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备案手续；三、驳回刘××的其他诉讼请求。
摘要2：【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一、刘××不仅与莱芜中天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现在也已经离开莱芜中天公司，不再参与莱芜中天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在(2019)鲁0116民初5258号劳动争议案件中，莱芜中天公司亦自认“仅仅是法定代表人写的刘××的姓名”，故让刘××担任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与《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明显不符，背离了立法宗旨。二、刘××在莱芜中天公司的原职务为执行董事，从而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关于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三条第一款规定“董事任期届满前被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有效决议解除职务，其主张解除不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公司与董事之间为委托关系，根据股东会的选任决议和董事同意而成立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委托合同的双方均有任意解除权，股东会有权解除刘××职务，刘××也有权解除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辞去执行董事职务，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判决涤除刘××法定代表人身份无误，本院应予维持。刘××在一审中提交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确认丁×系莱芜中天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一审判决丁×履行协助义务并无不妥。三、涤除刘××法定代表人职务后，莱芜中天公司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另行选任法定代表人，不能以此作为刘××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理由。
【解读】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3.判令丁×、莱芜中天公司以及山东中天公司协助刘××涤除其作为莱芜中天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事项；
- 日期： 01-28 11:2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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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969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张××是否属于消费者购房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消费性购房者应是以生活居住为目的的购房人。本案中，第三人于××在广信公司无力偿还其借款的情况下，双方达成以物抵债的合意并签订《顶房协议》，约定广信公司将涉案房产抵顶给于××，并对抵顶房产的面积与金额作出明确约定。于××与张××系朋友关系，且欠付张××借款，其后张××与广信公司签订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虽然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为支付定金并采取一次性付款的方式，但张××并未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向广信公司支付购房款。综合本案事实，广信公司与于××之间的借款行为，以房抵债行为，张××与于兰芳之间的借款行为，以及张××与广信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其实质是实现以物抵债的交易目的。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张××不属于商品房消费者，驳回其要求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预告登记原则上应认可其破产保护的效力，但不应一概而论；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之时房屋尚未竣工验收，不具备转为本登记的条件，且预告登记行为发生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６个月内，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对交付房屋请求不予支持——关于预告登记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预告登记后，债权消灭或者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未申请登记的，预告登记失效”。据此，预告登记系为保全一项请求权而进行的不动产登记，其登记内容是对物权的请求权，能够排除在后的物权变动，故原则上应认可其破产保护的效力，但不应一概而论。本案所涉房屋虽已办理预告登记，但广信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之时，案涉房屋尚未竣工验收，也不符合实际交付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条件，并无证据证明案涉经预告登记的房屋已具备转为本登记的条件。且如果允许交付案涉房产将对整个破产重整计划的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再结合本案的预告登记行为发生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债务人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或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该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原审法院对张××要求交付房屋并办理产权登记的请求未予支持，认为张英绍作为债权人可以向广信公司管理人申报相应的债权，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实现权利，亦无不当。
- 日期： 01-31 15:4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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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0年第6期（总第284期）第44-48页】
【裁判摘要】保证人与债权银行之间约定设立保证金账户，按比例存入一定金额的保证金用于履行某项保证责任，未经同意保证人不得使用保证金，债权银行有权从该账户直接扣收有关款项，并约定了保证期间等，应认定双方存在金钱质押的合意。保证金账户内资金的特定化不等于固定化，只要资金的浮动均与保证金业务对应、有关，未作日常结算使用，即应认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的金钱以特户形式特定化的要求。如债权银行实际控制和管理保证金账户，应认定已符合对出质金钱占有的要求。
摘要2：
- 日期： 02-01 17:0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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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以物抵债受让人能否排除金钱债权强制执行
【法理提示】以物抵债协议以消灭协议当事人之间存在的金钱债务为目的，不动产的交付仅系以物抵债的履行方式。一般而言，当事人之间并未达成买卖不动产的合意，因而也并未从金钱债权债务关系转化形成以买卖不动产为目的法律关系。因此，根据债的平等性原则，基于以物抵债而拟受让不动产的“买受人”，在完成不动产权属转移登记之前，仅凭以物抵债协议并不足以形成优先于一般债权的权益，原则上不能据此而排除对该不动产的强制执行。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最高法民终286号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了一般不动产买受人在何种情形下能够排除基于对出卖人的强制执行程序而对买受人所购不动产强制执行的问题，该规定解决的是在强制执行程序中，买受人对所买受的不动产权利保护与普通金钱执行债权人权利保护发生冲突时，基于对正当买受人合法权利的特别保护之目的而设置的特别规则。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参照适用该规定审查认定案外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时，应当严格把握该条适用的前提条件，从严审查买受人支付价款、合法占有不动产以及未办理过户的原因等事实。本案中，首先，从陈××与铜仁分公司签订的10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来看，该系列合同虽具有房屋买卖合同的外在形式，但陈××与铜仁分公司均认可铜仁分公司系以案涉10套房屋中20%的份额用于清偿赤峰伟映公司对陈××的所欠债务，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以房抵债，即陈××签订该合同的目的并非为购买案涉不动产，而是为了实现债务的清偿。基于债的平等性，陈××对赤峰伟映公司的债权并不较本案所涉执行债权更具有优先实现的价值利益。
- 日期： 02-03 15:2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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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网络司法拍卖的法律适用
【裁判摘要】人民法院司法拍卖有别于传统的拍卖，本质上属于司法行为，具有公法性质。人民法院在司法拍卖中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关于强制执行的规定。网络司法拍卖是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的一种优选方式，亦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关于强制执行的规定。
【案件索引与裁判日期】执行异议：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5执异38号执行裁定（2016年9月18日）；执行复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执复字243号执行裁定（2016年12月12日）；执行监督：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执监250号执行裁定（2017年9月2日）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监250号
【摘要１】关于网络司法拍卖的法律依据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规定，拍卖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拍卖企业进行的拍卖活动，调整的是拍卖人、委托人、竞买人、买受人等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拍卖人接受委托人委托对拍卖标的进行拍卖，是拍卖人和委托人之间“合意”的结果，该委托拍卖系合同关系，属于私法范畴。人民法院司法拍卖是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强制执行权，就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强制进行拍卖变价进而清偿债务的强制执行行为，其本质上属于司法行为，具有公法性质。该强制执行权并非来自于当事人的授权，无须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也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基于法律赋予的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权，即来源于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司法拍卖中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关于强制执行的规定。网络司法拍卖是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的一种优选方式，亦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关于强制执行的规定。
【摘要２】关于本案网络司法拍卖行为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形问题。在网络司法拍卖中，竞价过程、竞买号、竞价时间、是否成交等均在交易平台展示，该展示具有一定的公示效力，对竞买人具有拘束力。该项内容从申诉人提供的竞买记录也可得到证实。且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没有规定网络司法拍卖成交后必须签订成交确认书。因此，申诉人称未签订成交确认书、不能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主张不能得到支持。
【解读】（１）申诉人陈××向汕头中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撤销拍卖结果，退还保证金23万元；（２）汕头中院驳回陈××的异议；（３）陈××不服汕头中院执行裁定向广东高院申请复议，广东高院驳回陈××的复议申请，维持汕头中院执行裁定；（４）申诉人陈××不服广东高院执行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驳回申诉人陈××的申诉请求。
- 日期： 02-07 16:2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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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辽民终1212号
【裁判摘要】关于金厦公司与张××是否承担连带责任问题。宋××、张××以金厦公司名义签订的借款合同，现没有证据证明金厦公司同意担保和事后对此追认，且金厦公司公章及董事会决议系伪造的，原审法院认定保证合同不是金厦公司意思表示双方未达成保证合意，保证合同未成立，金厦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正确。关于张××是否承担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实事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张××在一审诉讼时承认保证合同及借款借据上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虽然其签字的身份是法定代表人，但张××明知自己不是法定代表人，还在担保合同和借款借据上签字，张××对造成担保合同未成立有一定过错，其应承担宋××不能履行判决部分的20%赔偿责任。本案朝阳银行长江支行在签订保证合同时，没有尽职审查张××是否是金厦公司法定代表人义务，其对担保合同不成立亦负有一定责任，因此，本案朝阳银行长江支行主张张××承担连带责任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445号
【解读】（2021）最高法民再49号朝阳银行、张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张××对宋××不能履行判决部分的70%承担赔偿责任。
- 日期： 02-10 09:3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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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244号
【裁判摘要】关于债权人履行通知义务问题。法律规定债权转让未通知债务人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转让通知债务人的目的是避免债务人重复履行、错误履行或加重履行债务负担，对通知的形式并无具体法律规定。从避免发生纠纷的角度看，债权人如能书面通知并由债务人签字认可是最佳形式，但如果债权人以登报的方式通知债务人，亦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视为履行了通知义务。本案中，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将债权转让给美环亿速公司，在陕西日报上发布了债权转让通知，且陕西日报是在陕西省内公开广泛发行的报纸，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嗣后亦作出债权转让确认函。应认定债权人已将债权转让的事实告知债务人及担保人，债权转让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申诉人仅以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在报纸上登载转让不当为由否认债权转让对其发生法律效力，据理不足。．．．．．．申诉人还提出债权转让缺乏有效支付对价凭证、债权转让程序存在合法性问题，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等问题。一般来说，执行程序中判断是否依法转让债权，主要形式审查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是否真实，是否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等。在双方当事人对债权转让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并不影响被执行人履行债务，称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摘要】关于美环亿速公司作为受让债权主体问题。本案所执行的债权为公证文书确定的债权，后经历了两次转让。第一次为原债权人将案涉债权转让给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第二次为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将债权转让给美环亿速公司。被执行人九州公司、神州公司申诉提出金融债权转让的受让对象存在一定限制，美环亿速公司受让债权适用法律错误。其主要依据是《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商业银行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的相关规定，经审查，该批复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于2001年针对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商业银行将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转让给非金融机构是否妥当的请示》做出的，主要内容为因放贷收息为金融机构的一项特许权利，故由贷款形成的债权及其他权利只能在金融机构之间转让。在当时对于行业管理及避免变相由非金融机构行使特许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该批复并非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美环亿速公司依法受让已经确定的案涉债权不违反禁止性规定。
- 日期： 02-10 11:3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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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1039号
【裁判摘要１】一方提交微信群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另一方仅以“无法判断”为由不认可证据而未提供反证，法院依法采信微信聊天记录并无不当——宜联畅游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否作为认定合同履行的依据｜宜联畅游公司在原审中提交了“HorizonXToGo”“WT出货群”“途狗合作事宜群”等三个微信群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用于证明涉案合同的履行情况。原审法院召集双方当事人到庭，现场将莫××手机中前述三个微信群的聊天记录进行备份，并将备份光盘交付赫徕森公司，责令其自行将上述记录与宜联畅游公司提交的打印件进行核对，如有不符之处需书面提出。后赫徕森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书面说明称，其无法判断前述证据是否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双方的聊天内容，亦不确认宜联畅游公司指出的相关聊天内容可以证明宜联畅游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赫徕森公司在二审中对三份聊天记录仍持上述观点。本院认为，．．．．．．赫徕森公司法定代表人、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在上述微信聊天群中，其有能力核对宜联畅游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若赫徕森公司否认上述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应当提供反证，现赫徕森公司仅以“无法判断”为由不认可宜联畅游公司证据而未提供反证，原审法院依法采信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和涉案合同履行的证据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当事人诉请解除合同但拒绝明确请求权基础，法院只能依照解除合同三种方式进行论述——确定合同是否应当解除，首先要明确解除合同的请求权基础。请求权基础是指一方当事人向他方当事人提出主张所依据的法律规范。鉴于赫徕森公司的代理人拒绝明确其解除合同的请求权基础，而解除合同的请求权基础的适用，决定着合同解除的条件是否成立的判定，故本院只能依照合同法规定的解除合同的三种方式，即合意解除、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逐一进行论述。
摘要2：
- 日期： 02-12 18:5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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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当事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301号
【裁判摘要１】出借人作为原告主张借贷关系成立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作为借款人的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所借款项已实际交付（原告承担的是本证的证明责任）；被告反驳原告辩称诉争款项系投资款也应对此举证证明（被告承担的是反证证明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具体到本案而言，余××作为原告主张借贷关系成立，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款项已实际交付。陈×作为被告反驳余××的诉讼请求，抗辩讼争款项系投资款，也应对此举证证明。余××承担的是本证的证明责任，陈×承担的是反证的证明责任。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陈某是受陈×指示代为提供账户收取款项和汇出款项。余××作为主张借贷关系存在的一方，其提供了向陈×之子陈某转账2000万元的转账凭证，该转账凭证上的附加信息及用途处备注“借款”，佐以2017年2月14日陈某向余××丈夫尹××银行账户汇转人民币300万元，备注为：“转存利钱，陈×跨行转出”的汇款凭证，余××就案涉款项系借款已经履行了其应承担的证明责任。陈×作为抗辩案涉款项系投资款并非借款的一方，其提交的证据材料尚不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印证其主张，二审法院让其继续承担案涉款项并非借款的证明责任，并无不当。综上，在陈×无充分证据证明案涉款项并非借款的情况下，二审法院根据现有在案证据对余××关于讼争款项系借款的主张予以采信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法院向在境外当事人送达时仅向其国内住址送达并公告不违反法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时，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适用本规定。而陈×作为在境内有住所的本国公民，一审法院向其法定住址送达司法文书，随后又进行公告送达，程序并不违法。
摘要2：【解读】陈×申请再审称：．．．．．．三、陈×长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工作，并持有当地工作签证，一审法院未按涉外程序进行送达，程序严重违法。
- 日期： 02-17 10:2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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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出借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044号
【裁判摘要】名义出借人不具有民间借贷原告主体资格——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万××是否为案涉借款的实际出借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万××持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以及其他有关协议、被申请人出具的收款凭证等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可了万××的主张并判决支持了万××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为，万××虽然持有上述与借款关系有关的证据，但综合案件的基本事实，万××并未举证证明出借给劲风酒业公司的款项系其本人所有，但有证据证明该款项系借款合同的见证方鄢×出借的，且鄢×向劲风酒业公司出具的委托书表明其派他人到劲风酒业公司取酒用于抵偿本人向外界人员代劲风酒业公司借款。二审法院据此改判驳回了万××的诉讼请求。现万××向本院申请再审，仍然未能举证证明所出借的款项系其本人所有，也未能举证证明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与借款人有过磋商，履行过程中通过以酒抵债的方式收取过借款本息。因此，二审法院综合全案事实判决驳回万××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至于通过该借款关系被劲风酒业公司实际取得并使用的款项，该款项的实际出借人可以另行向劲风酒业公司主张权利。
摘要2：【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赣民终518号
【摘要】首先，万××与劲风酒业公司之间未就本案借款进行过直接的磋商。至目前二审，万××从未与劲风酒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其他公司管理人员见过面，也未通过其他方式联系过，双方对于借款的数额、利率、借期也从未进行过协商，借款合意的形成有违常理，难以认定；其次，万××没有实际出借款项。根据查明的事实，全部借款均由鄢×支付，万××未履行支付借款的义务；再次，万××未直接收取本案借款返还的本息。在履行以酒抵偿借款本息的过程中，都是鄢×从劲风酒业公司领取抵偿的酒，即使万丹城自认取走的6.772吨酒，也不是万××自己领取，仍然是由鄢×负责领取，万××未实际行使出借人的权利；最后，在本案借款到期后，万××未向劲风酒业公司主张过还款，在本案一、二审诉讼中，万××本人也未出庭。另外，鄢×于2018年6月15日向劲风酒业公司出具的《委托书》表明，鄢×委派他人从劲风酒业公司提取酒可以冲抵借款，该事实证明万××主张的其是出借人、委托鄢×支付借款的请求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由于万××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本案借款的实际出借人，其要求劲风酒业公司还本付息的诉请，与事实不符，也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注解】民间借贷名义出借人原告主体不适格。
- 日期： 02-18 10:0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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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沪民辖终219号
【裁判摘要】仲裁的前提必须为各方当事人自愿合意。本案中，被上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非《合伙协议》的当事人，其据以提起诉讼的《差额补足函》中亦未约定仲裁条款。原审法院关于主从合同发生纠纷时依据主合同确定管辖的原则不适用于仲裁管辖的认定，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同。
摘要2：
- 日期： 02-23 11:3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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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0年第1期（总第279期）第15-43页】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33号
【裁判摘要】
（１）民间借贷合同是否已成立、生效并全面实际履行，应从签约到履约两方面来判断，出借人应举示借款合同、银行交易记录、对账记录等证据证明，且相关证据应能相互印证。
（２）当事人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方式为民间借贷债权进行担保，此种非典型担保方式为让与担保。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签订股权让与担保协议并依约完成股权登记变更后，因借款人未能按期还款，当事人又约定对目标公司的股权及资产进行评估、抵销相应数额债权、确认此前的股权变更有效，并实际转移目标公司控制权的，应认定此时当事人就真实转让股权达成合意并已实际履行。以此为起算点一年以后借款人才进入重整程序，借款人主张依破产法相关规定撤销该以股抵债行为的，不应支持。
对于股权让与担保是否具有物权效力，应以是否已按照物权公示原则进行公示作为核心判断标准。在股权质押中，质权人可就已办理出质登记的股权优先受偿。在已将作为担保财产的股权变更登记到担保权人名下的股权让与担保中，担保权人形式上已经是作为担保标的物的股权的持有者，其就作为担保的股权所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利，更应受到保护，原则上享有对抗第三人的物权效力。当借款人进入重整程序时，确认股权让与担保权人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不构成《破产法》第十六条规定所指的个别清偿行为。
以股权设定让与担保并办理变更登记后，让与担保权人又同意以该股权为第三人对债务人的债权设定质押并办理质押登记的，第三人对该股权应优于让与担保权人受偿。
摘要2：【摘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八份《借款合同》均约定利息标准为税前年23.5%，税后年18%，税赋由西钢公司承担，刘××按税后年息收取利息。．．．．．．二审中，闽成公司主张，西钢公司已不能纳税；闽成公司作为纳税义务人先行缴纳税款后有权向相对人另行追偿；鉴于西钢公司破产，闽成公司已无法追偿，请求二审改判借款8.75亿元的利息按税前年息23.5%分段计息，增加利息金额216967465.75元。本院认为，本案系列借款合同中有关利率约定，主要为税前年23.5%（含营业税5%、城建税7%、教育附加5%、企业所得税25%），与税后年利率18%，二者为同一计息标准；但合同约定的是由借款人代扣代缴，而非出借人自行纳税；由借款人代扣代缴的约定中所蕴涵的商业风险应依约由借款人承担。出现借款本息不能清偿风险时，闽成公司请求改变合同约定的利息中所含税费的扣缴方式，意图化解或减少商业风险，缺乏合同依据，一审对上述借款合同确定的利率标准，即年利率税前18%标准，符合合同约定，符合本案实际，本院予以认可。
- 日期： 03-16 06:3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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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民终523号
【裁判摘要】（一）破产撤销权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维护债权人的整体利益，实现公平清偿的价值。通过对债务人相关行为的撤销，以保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维护债权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实现破产财产在全体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分配。《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该条规定，表明了对债务人特定情况下的个别清偿行为（即偏颇性清偿行为）应予以依法撤销的立法意旨。《破产法解释二》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对《破产法》第三十二条作了总体属于限缩例外情形倾向的解释，该司法解释还强化了管理人怠于行使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民事责任；债务人频临破产状态下的债务抵销行为，有可能损害债权人整体的公平清偿利益，实质是一种偏颇性清偿行为。为此，《破产法》第四十条对债务人频临破产时抵销权的行使作了有别于一般民法上的抵销权的规定，旨在落实《破产法》对偏颇性清偿的规制。《破产法解释二》第四十四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债务人与个别债权人以抵销方式对个别债权人清偿，其抵销的债权债务属于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管理人在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该抵销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规定通过对《破产法》第四十条的严格解释，排除了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行为人行使民法上抵销权的法律效力。审判实践中，应准确把握破产撤销权制度的价值导向和立法、司法解释的意旨，严格适用。商业银行在依法维护金融债权过程中，应制定合理合规的风险控制和资产保全措施，充分评估《破产法》有关破产撤销权、抵销权规定对其相关风险控制和资产保全措施的影响，避免相关措施因违反《破产法》的规定而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情形的发生。（二）《破产法》和《破产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对于偏颇性清偿行为的规制，都是以债的合法存在为前提，而对于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恶意或善意），则无特别的要求。建设银行绍兴分行以其和保达公司在行为时不存在主观恶意作为上诉理由，没有法律、司法解释的依据。
摘要2：（续）（三）一审判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保护存款安全的规定、本案《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对于扣款还贷的约定内容以及抵销属于观念交付而不是现实交付等规则和法理层面，阐明了建设银行绍兴分行扣款行为不属于可以对抗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法定或约定抵销行为的理由，有相应的依据。本案《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内容不构成准予建设银行绍兴分行行使相应抵销权的明确合意，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本身并未对于金融机构扣款行为是否属于受到《破产法》规制的抵销行为作出规定，结合《破产法解释二》第四十四条对《破产法》第四十条有关抵销权行使的限缩解释的意旨，建设银行绍兴分行在本案中的扣收款项行为不产生对抗保达公司管理人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效力。
- 日期： 04-01 11:1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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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质押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541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温州瓯海农商银行对风险准备金账户内的资金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据此，双方已达成以风险准备金账户资金为温州瓯海农商银行提供质押担保的合意，可以认定双方就中安资产公司应当支付的债权转让价款，以风险准备金账户资金为温州瓯海农商银行对中安资产公司享有的债权提供质押担保。其次，由于案涉风险准备金账户所担保的主债权，系温州瓯海农商银行对中安资产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价款请求权。即温州瓯海农商银行需将对购车客户的逾期贷款转让给中安资产公司后，中安资产公司才产生相应的债权转让价款支付义务，双方质押担保的主债权才发生。本案中，温州瓯海农商银行主张其于2018年12月27日向中安资产公司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书》，但其提交的EMS邮单复印件，写明内件为“重要文件”，无法证明系《债权转让通知书》，且中安资产公司对该事实不予认可，温州瓯海农商银行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的情况。此外，温州瓯海农商银行亦未举证证明在法院查封、冻结案涉账户资金时，其对中安资产公司享有双方约定业务范围内的其他债权转让价款请求权。原审据此认定在法院查封、冻结案涉账户资金之时，温州瓯海农商银行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向中安资产公司转让债权，担保关系中的主债权即中安资产公司付款义务尚未产生，故原审认定双方质押关系尚未设立，温州瓯海农商银行对风险准备金账户内的资金不享有排除执行的权益，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浙民终804号
- 日期： 04-12 10:3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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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993号
【裁判摘要】原买受人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规定，继受人亦应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案涉房屋虽由范×提出执行异议，鉴于系范×从范××处继受，故应在审查范××就案涉房屋是否能够对抗强制执行的基础上，综合判断范×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范×未提供范××在盘锦市的不动产登记查询证明，未证明范××在盘锦市区域内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综上，范××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权益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可以排除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范×在辽宁省盘锦市无房屋所有权登记记录，其从父亲范××处取得案涉房屋，虽未支付对价，但父子之间赠与房屋的行为，符合一般生活常理。在范××就案涉房屋能够对抗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即便范×与龙驿公司达成购房合意发生在查封之后，应当视为范×继受了范××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因此，范×主张对案涉房屋排除强制执行的诉讼请求成立，应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范×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终止(2016)晋执21号执行裁定书中枫丹白露家园B区1某-1-401室房屋的执行程序；二、解除该房屋的查封。（２）二审判决：原审案件受理费7441.34元，由被上诉人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441.34元，由被上诉人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负担。
摘要1：【问题提示】合伙人转让财产份额时未对合伙人共同决定申请的商标予以处分，该商标申请权的归属 如何确定？
【要点提示】
本案系争商标由合伙人共同决定以合伙资产申请，其商标申请权应属于全体合伙人共有。
合伙人在转让自己的全部财产份额时，出让人理应对自己财产份额所包括的范围尽到必要的注意义 务。除有特别约定外，在得到受让人支付的对价后，出让人在合伙企业中的所有权利和义务转让给了受 让人，其在合伙企业中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包括有形财产权和无形财产权。本案中，合伙人转让其财产 份额，其作为合伙人所享有的商标申请人资格也应随之转让。
【案例索引】一审：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筑民三初字第52号（2006年2月20日）；二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黔高民二终字第39号（2006年8月8日）
【裁判摘要１】商标申请权具备民事权利的基本特征——关于注册商标申请权的性质，本院认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商标实施条例》）对商标申请权没有明确规定，但从商标申请权的本质看，其具备民事权利的基本特征：首先，它是民事主体在生产、经营或者服务等民事活动中对其产品或者服务是否使用商标以及同其他民事主体的产品或者服务相区别的自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四条第二款关于“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其提供的服务项目，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应当向商标局申请服务商标注册”的规定，我国对注册商标实行自愿申请、被动授权原则，即申请人可以自由选择其是否向国家商标局提出商标注册申请，是否需要取得注册商标权。同时也意味着只有基于申请，申请人才能获得商标。其次，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利益，即不仅可以满足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的某种需求，而且还预示可以使民事主体获得某种无形财产和财产收益。因此，作为一种具有财产性质的权利，它可以在平等主体之间根据当事人的约定进行转让。再次，根据《商标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第（一）款“未经商标注册权人的许可，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以及二十九条“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商标注册申请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以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申请注册的，初步审定并公告申请在先的商标；同一天申请的，初步审定并公告使用在先的
摘要2：（续）商标，驳回其他人的申请，不予公告”的规定，申请人通过在先申请，不仅可以获得其所申请的商标，而且可以限制他人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标上获得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因此，即使是正在申请中的商标，也享有一定的法定权益，申请人的申请权应依法受到法律的保护。
【裁判摘要２】根据国家商标局公告的 “龙大哥”商标的服务项目，该商标实质为服务商标。本案中，全体合伙人经合意授权黄××代表其向国家商标局申请 “龙大哥”注册商标，并同意黄××从合伙资金中拿出2，200元交纳商标注册申请费，且国家商标局也正式受理了该注册申请，故该商标申请权应属于全体合伙人所共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同意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以及第三十四条“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的规定，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体中持有的股份对合伙体进行经营管理、承担亏损、享有利益。因此，合伙人在出让自己的股份时，出让人理应对自己股份所包括的范围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除有特别约定外，在得到受让人支付的对价后，出让人在合伙体中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就转让给了受让人，其在合伙体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包括有形财产权和无形财产权。本案中，黄长青、陈英、李利等七个合伙人将自己在龙大哥饭庄中持有的股份有偿转让给李永祥时，并没有进行特别约定。因此，其转让的应是其对龙大哥饭庄享有的全部权利，当然应包括其享有的“龙大哥”的注册商标申请权。因黄××、陈×、李×已不再与李××共有“龙大哥”商标的注册申请权，故一审认定“龙大哥”注册商标属于黄××、陈×、李×、李××四人共有不当，应予纠正。李××关于其在购买了黄长青等七人在合伙体中的股份后，龙××已由其独资经营，“龙大哥”注册商标申请权已由其独自享有的诉请有理，应予支持。
【注解】除另有约定外，合伙人转让其财产份额，其作为合伙人所享有的商标申请人资格也应随之转让。
- 日期： 04-18 09:2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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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以招投标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不属于招标投标法规范适用的“招标投标活动”，不适用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可以适用合同法及有关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根据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规定，招标投标法所适用的“招标投标活动”，是指采用招标投标方式采购工程、货物、服务等的活动。其中，“招标人”是提出招标项目、进行招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交易活动中的受让方及支付价款的一方。“投标人”是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交易活动中的货物出让方或工程项目、服务的提供者。相应地，是有权收取价款的一方。在上述意义上的“招标投标活动”中，确定中标人的基本规则是以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中标人。而在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活动中，虽然相关活动使用了“招标投标”的名称和竞争定价的形式，但从法律关系的实质看，此类活动与招标投标法规范适用的“招标投标活动”存在重大不同。首先，政府相关部门虽然是名义上的“招标人”，但其实质身份是交易活动中的出让方；而参与此类活动的“投标人”，则是交易活动中的受让方。即，在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活动中，招投标当事人的身份定位与招标投标法规范适用的“招标投标活动”恰好相反。其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出让的基本规则，是从报价最高的潜在竞争者中确定合同相对人。最后，招投标的标的物是国有土地使用权。此类标的物在法律上具有很强的特殊性，与招标投标法规范适用的工程项目、货物、服务等存在明显不同。综上分析，以招投标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不属于招标投标法规范适用的“招标投标活动”。因此，本案所涉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活动不适用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本案中，当事人的法律争议主要集中在双方是否建立了合同关系、相关约定的性质和效力如何认定、当事人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等。对于上述问题，可以适用合同法及有关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作出裁判。
摘要2：【裁判摘要２】投标人取得投标资格后未参与后续投标活动招标人能否没收投标保证金？——双方当事人虽然尚未进入正式订立招投标合同或者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阶段，但对于前序准备阶段中每一个环节的权利义务均予以明确，且达成了合意，可以将其视作为订立正式合同之准备期间的阶段性合同条款，其与正式合同之间有关联但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该阶段性合同条款的内容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现上诉人未在指定日期参加投标活动，被上诉人依约没收上诉人的保证金，有合同依据。．．．．．．本案中根据约定，20%的保证金随着出让活动的进行，其性质以及对应的合同义务均会发生变化。在出让活动的初始阶段，该保证金是作为参与出让活动的资格条件，只有交纳了保证金才享有进一步参与出让活动的权利。取得参与资格并明确以招标方式出让后至正式投标前的阶段，该保证金的性质实质为投标保证金，对应的合同义务是申请人应当在限定时间内进行投标，违反该义务即以被没收保证金的方式承担违约责任。故就其法律性质而言，仍然属于约定的违约金，可以适用合同法中关于违约金的相关法律规定。．．．．．．本案中上诉人认为保证金即违约金的金额明显高于被上诉人的实际损失，故请求调整违约金的金额。同时，上诉人还提出按照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而其交纳的保证金高达项目估算价的20%，所以即使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没收的保证金也应当以2%为限。．．．．．．现上诉人认为在涉案土地采取招挂复合方式出让，且已经以0.44%溢价率成交的前提下，仍然全额没收保证金，属于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故要求调整违约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信。．．．．．．至于上诉人称应当参照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的规定确定保证金以2%为限，如前所述本案不适用招标投标法，故对此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 日期： 04-22 07:3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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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高行终字第3999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该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同时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根据上述规定，当事人要求履行行政协议的前提系其与行政机关之间确实存在行政协议。
【裁判摘要２】对明显不属于行政协议的应裁定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宋××与教育部于2013年5月15日在谈话笔录中形成的合意不是前述法律规定的行政协议。教育部与宋××在该次谈话并达成合意的目的不是实现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目标。依照《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是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法定权利。教育部在该次谈话笔录中确认去协调北京中医药大学为宋××恢复学籍及认可宋××学分，虽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内容，教育部应依据该谈话中达成的一致意见进行协调、劝说，帮助宋××解决实际困难，但相关协调工作未全部完成确有不妥。因该笔录中教育部承诺履行的事项并非作出某一行政行为，该笔录确实不构成教育部所作单方行政承诺，亦非教育部法定职责。故宋××关于责令教育部履行前述谈话笔录，协调北京中医药大学，在现有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认可宋××之前在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就读时所修课程学分义务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宋××关于责令教育部履行协议内容，协调北京中医药大学，将宋××专科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时间定于2002年9月至2005年7月之间，因在该笔录中并不包含前述内容，故宋××该项起诉，亦缺乏事实根据，一审法院依法均予以驳回，并无不当。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其请求事项应当属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权限范围。本案中，宋××关于请求法院直接判定、裁定或确认其专科毕业时间效力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权限范围，对其该项起诉，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亦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4-28 15:2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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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申117号
【裁判摘要】转账凭证的附言中虽然标明了款项用途，但仅是当事人单方备注，不能证明其与对方存在借贷合意；在对方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当事人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时，当事人仍应就借贷关系成立负证明义务，当事人不能进一步举证证明系借贷关系应驳回其诉讼请求——50000元和60000元款项的转账凭证中的附言中虽然标明了款项用途，但仅是沈××的单方备注，不能证明其与中泰公司存在借贷合意。在中泰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沈××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时，沈××仍应当就借贷关系的成立负有证明义务。沈××未能进一步举证，原判决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转账凭证的附言中虽然标明了款项用途，但仅是当事人单方备注，不能证明其与对方存在借贷合意；（２）在对方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当事人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时，当事人仍应就借贷关系成立负证明义务，当事人不能进一步举证证明系借贷关系的，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摘要2：
- 日期： 05-07 11:1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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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要旨】不能排除强制执行——以物抵债协议属于诺成合同，自双方达成合意时成立。但是，以物抵债协议成立不能当然排除强制执行。如果以物抵债协议实际履行，抵债物的权属已经发生变动，受领人主张排除对抵债物的强制执行，应予以支持。以物抵债协议成立后未实际受领的，不能作为对抗强制执行的正当理由。
摘要2：
- 日期： 05-11 16:2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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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620号
【裁判摘要】以物抵债受让人并非属于《执行异议与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规定的不动产买受人范围，并不能适用该条的规定予以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有关“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规定，康×依法应对案涉6号楼1单元501室商品房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诉讼中，康×就其对案涉6号楼1单元501室商品房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并符合该条规定的四个要件。康×认为通过抵顶行为以及委托案外人代为支付剩余购房款的行为，应视为支付了全部购房款。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条文本意看，该条规定的是无过错不动产买受人的权利保护问题，以物抵债受让人并非属于前述不动产买受人范围，并不能适用该条的规定予以保护。本案中，康×于诉讼中提供的《以房抵付工程款协议》《青岛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商品房预售合同补充协议》等证据表明康力商砼公司与中天嘉合公司就以房抵顶混凝土货款达成合意，康×应支付的合同价款实为康力商砼公司的混凝土货款。康×取得案涉房屋是基于康力商砼公司与中天嘉合公司之间的混凝土货款抵顶。案涉《青岛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商品房预售合同补充协议》等协议实为消灭康力商砼公司与中天嘉合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最终实现债的清偿，这与购买不动产而订立的买房合同存在差异，并不能适用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也不能据此认定康×享有物权期待权。
摘要2：
- 日期： 05-16 10:2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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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渝01民终9199号
【裁判摘要】债权转让未有效通知债务人，应收账款被冻结不能排除法院执行——坤廷公司转让《商品经营合同》项下应收账款债权是将《合同法》明确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予以转让，但该情形下债权转让合同本身的效力如何，《合同法》未作进一步明确规定。……就本案而言，债权转让合同本无法对重庆新世纪公司发生法律效力。但其后，重庆新世纪公司在厚朴金控保理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中进行了盖章确认，该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是在重庆新世纪公司与坤廷公司之间达成了新的合意，对《商品经营合同》中坤廷公司不得转让合同项下债权的约定予以变更和废除；与此同时，债权转让合同对重庆新世纪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故无论厚朴金控保理公司与坤廷公司之间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该合同对重庆新世纪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应为其盖章确认的落款时间即2015年6月30日。……本案中当事人自愿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可以产生债权转让事实的公示效力，即在有关的权利冲突中，作为判断相关当事人是否善意、无过错的一个考察因素。……故司法查封作为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的特别措施，基于债权人的积极保全债权的合法行为及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和支持，使申请查封的积极债权人突破了债权保护的平等性而对查封财产享有了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的优先性。故就本案而言，渝中区法院司法查封坤廷公司应收账款的时间在先，坤廷公司转让应收账款债权对债务人重庆新世纪公司生效在后，厚朴金控保理公司不得以其受让应收账款债权为由对抗在先查封应收账款债权的权利人，但对满足查封金额100万元之外的剩余应收账款债权享有权利。
摘要2：
- 日期： 05-22 20:5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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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1民终4967号
【裁判摘要】私募基金投资者与合伙企业签订的《入伙协议》并非《合伙企业法》规定的合伙协议，不能认定为入伙成功，合伙企业应当返还投资款——合伙协议是指两个以上合伙人为明确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所订立的协议，协议内容强调的是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合伙企业以合伙协议为成立前提，要求合伙人必须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分享收益，具有较强的人合性。而本案《入伙协议》，系张××与目标合伙企业金鸿华建中心签署，合伙人之间并未签署合伙协议，有限合伙人相互之间仅有资金集合的事实，并没有共同成立有限合伙、经营管理合伙企业的合意，协议内容强调的也不是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而是投资人投资数额、投资期限、收益分配等内容，不符合合伙的法律特征。一审法院考虑上述情况，未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合伙协议纠纷，而是根据协议内容确定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本院对金鸿华建中心上述意见不予采信。
摘要2：
- 日期： 05-26 10:2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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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渝民再160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未履行完毕支付回购款项及承担违约责任的合同义务，保理商仍为应收账款权利人，有权排除其他债权强制执行｜一、关于重百保理公司是否合法取得吴记公司在新世纪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的问题……因此，吴记公司与重百保理公司于2016年5月24日达成债权转让的合意后，向新世纪公司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按照约定已将自2016年4月26日起至2017年9月25日期间产生的所有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重百保理公司。2016年5月24日重百保理公司受让吴记公司在新世纪公司应收账款的债权后，已合法取得吴记公司在新世纪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二、关于重百保理公司另案向吴记公司主张权利并取得生效判决后能否继续要求新世纪公司清偿应收账款的问题|首先，基于吴记公司向新世纪公司发送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一），重百保理公司因受让债权而取代吴记公司成为新世纪公司的债权人，对新世纪公司享有求偿权。在重百保理公司通过另案向吴记公司主张权利并取得生效判决后，重百保理公司是否仍是新世纪公司的债权人，关键在于《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一）是否已经解除或重百保理公司已将案涉债权转回给吴记公司。本案中，虽然2072号民事判决已经判决吴记公司向重百保理公司偿还保理预付款70万元。但是，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一）已经解除或者重百保理公司已将案涉债权转回给吴记公司。因此，重百保理公司仍然是新世纪公司的债权人。其次，……按照该约定，在吴记公司未能足额支付回购价款前，重百保理公司仍是应收账款的债权人。虽然重百保理公司另案向吴记公司主张权利并已取得2072号民事判决，但在吴记公司未能实际支付回购款的情况下，重百保理公司作为债权人，仍有权要求新世纪公司清偿应收账款。三、关于本案如何处理的问题|经前述分析可知，重百保理公司作为债权人享有对新世纪公司的案涉应收账款债权并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一、二审法院对该实体问题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摘要2：
- 日期： 05-27 08:5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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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合同仲裁条款效力的司法审查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338号
【裁判要旨】判断合同仲裁条款所约定的仲裁机构是否因约定不明而应属无效时，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基础，客观分析当事人约定仲裁条款时的本意，并据此判断仲裁条款的效力。仲裁条款约定由“某某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即便该市有多家仲裁机构，只要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能够确定唯一的仲裁机构，应当认定该仲裁条款有效。
【案号】一审：（2019）沪73知民初330号之一；二审：（2019）最高法知民终338号
【摘要】仲裁条款约定的“北京市仲裁委员会”的字面意思与北京市现有的三家仲裁机构中的“北京仲裁委员会”最为接近仅有一字之差，应当认定仲裁条款约定是明确的，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就是选择北京仲裁委员会作为仲裁机构，仲裁条款能够确定仲裁机构为“北京仲裁委员会”——在判断仲裁条款是否明确、能否清楚确定仲裁机构时，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为基础，客观分析当事人约定仲裁条款时的本意。本案中，首先，双方合同约定为，“产生异议和纠纷，应友好协商解决。双方协商不能解决时，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在北京市仲裁委员会仲裁”。显然，双方当事人在签订本案合同时具有将此后产生的纠纷提交仲裁机构仲裁的合意。其次，从合同约定的文字看，该仲裁条款约定的是“在北京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并非“在北京市的仲裁委员会仲裁”。从合同文字表述的通常含义看，其中的“北京市仲裁委员会”显然是指特定仲裁机构的名称，指向单一。此与“北京市的仲裁委员会”这种并不指向特定机构的表达明显不同。再次，经查，位于北京市的仲裁委员会有北京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三家。从涉案《技术开发合同》中仲裁条款约定的“北京市仲裁委员会”的字面意思来看，与北京市现有的三家仲裁机构中的“北京仲裁委员会”最为接近，仅有一字之差。本案双方并非法律或者纠纷解决专业人士，对其在约定仲裁机构时，不应苛以过高标准。综合上述因素，应当认定互商网公司与米花时代公司的仲裁条款约定是明确的，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就是选择北京仲裁委员会作为仲裁机构，涉案仲裁条款能够确定仲裁机构为“北京仲裁委员会”。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摘要2：（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仲裁机构名称约定不明确的仲裁协议的效力的请示的复函》（[2005]民立他字第55号）第二款的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该函第一款指出：“一方当事人认为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未申请确认仲裁协议的效力，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解决实体纠纷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能够确定仲裁机构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当事人申请仲裁；认为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仲裁协议无效的，应当依法受理。受理后，被告认为约定的仲裁机构明确，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受诉人民法院应就管辖权异议作出裁定。”该函第二款指出：“仲裁协议约定由‘××市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如‘××市’只有一家仲裁委员会，应当认定约定的仲裁机构系指‘××仲裁委员会’；如‘××市’有多家仲裁委员会，应当认为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本案中，基于前述分析，涉案合同仲裁条款约定明确，能够据此确定仲裁机构，应该根据上述复函第一款的规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