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京民申738号
【裁判要旨】房屋买卖浩特签订时房屋被查封，至解除查封时房屋价格发生巨大变化且买受人丧失购房资格的，因签订合同时买受人具有购房资格且出卖人未在查封期间主张解除合同对房屋价格变动具有一定的预期的，房屋买卖合同继续履行。
【裁判摘要】《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系2009年3月3日签订，因当时北京市尚未出台限购政策，冷洪岗当时具有购房资格，故编号为c95084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网上签约行为的效力并不影响本案《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的继续履行。其次，虽然自签订《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至房屋被解除查封，房屋价格变动极大，但期间田泽强可以采取要求解除合同等方式避免将来继续履行合同造成的损失。且田泽强之妻代其出具《承诺书》时已经对房价变动有一定预期。故田泽强以继续履行合同明显不公平、造成不公平的原因是田泽强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且不属于商业风险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缺乏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民申字第1622号
【裁判要旨】采矿权拍卖公告载明的资源储量与实际情况不符，但出让人已事先进行风险提示的，受让人无权以此为由请求解除采矿权出让合同返还出让价款并赔偿损失。
【裁判摘要】冕宁县国土资源局采矿权拍卖挂牌出让公告上明确说明“以上采矿权范围内由有资质地勘单位作过地质勘查或资源储量核实工作，但因地勘工作程度较低，仍存在一定风险，竞买人应仔细研阅拍卖文件、踏勘现场，自行承担竞买及采矿风险。”由此可知，凉山彝族自治州国土资源局在拍卖伊始就已经明确说明了采矿权竞买的风险，并声明不对竞买和采矿风险承担责任，亦即不对拍卖标的矿山提供担保。因此凉山彝族自治州国土资源局已经进行了风险提示，且该公告中明确载明了竞买冕宁县拖乌玛什斤硅石矿的详细竞买信息，即出让面积为0.061平方千米，保有量332+333资源量为3.4万吨。这与周某甲、周某乙其后进行的鉴定存在不符的情形。但凉山彝族自治州国土资源局已经明确说明地勘工作程度较低，开采存在风险，周某甲、周某乙应该仔细阅读拍卖文件，实地勘察现场。本院认为，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推定周某甲、周某乙在明确知悉其竞买的标的只有初步勘探，事实可能与初步勘探不符的情况下，自愿承担竞买所带来的商业风险，并高价购得涉案矿山。购得矿山后的具体情况与拍卖时不符，为其可以预见范围内的风险，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对于周某甲、周某乙认为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国土资源局风险提示无效，凉山州国土资源局不能免责的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87号
【裁判摘要１】新光集团主张本案适用情势变更的主要依据是安徽省人民政府与淮北市人民政府签订的《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目标责任书》、杜集区人民政府《关于金石公司矿井关闭退出的批复》和《关于依法推进淮北金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关闭退出工作的实施意见》，但上述三份文件均形成于2016年，在案涉股权转让完成四年之后。．．．．．．新光集团作为从事煤矿经营的企业对于经营煤矿的商业风险应有所了解，其所提出的国家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政策变化，并不属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发生的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情形，而是新光集团受让金石公司股权后在经营过程中的商业风险。
【裁判摘要２】新光集团主张因转让金石公司股权所涉及的石台煤矿储量和采矿权价值与实际情况存在巨大差距，淮北矿业集团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故新光集团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有权拒绝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现淮北矿业集团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已将其持有的金石公司股权变更至新光集团名下，履行完毕其合同义务。新光集团仅以煤炭储量发生变化为由拒绝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显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有关先履行抗辩的规定。故一审法院认定新光集团所主张的享有先履行抗辩的理由不能成立，并据此依据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判决新光集团给付淮北矿业集团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国家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政策变化不构成情势变更。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05号
【裁判要旨】股权回购合同关于净利润指标的约定是双方基于商业风险判断的真实意思表示，不损害目标公司的利益的应为有效。
【裁判摘要】《股权转让协议一》和《股权转让协议二》中约定的股权回购条件是未能实现双方约定的净利润指标，而关于净利润指标的约定是股权转让方（转让前和转让后均是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与股权受让方基于商业风险判断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损害目标公司的利益，也不损害目标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民再62号
【裁判摘要】案涉对赌协议签订时扬锻集团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且该公司全体股东均在对赌协议中签字并承诺确保对赌协议内容的履行。该协议约定扬锻集团公司及其原全体股东应在华工公司书面提出回购要求之日起30日内完成回购股权等有关事项，包括完成股东大会决议，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支付有关股权收购的全部款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扬锻集团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华工公司发生任何损失，扬锻集团公司及其全体股东承担连带责任。上述约定表明，扬锻集团公司及全部股东对股权回购应当履行的法律程序及法律后果是清楚的，即扬锻集团公司及全部股东在约定的股权回购条款激活后，该公司应当履行法定程序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该公司全体股东负有履行过程中的协助义务及履行结果上的保证责任。我国《公司法》并不禁止有限责任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不当然违反我国《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在履行法定程序后回购本公司股份，亦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及债权人利益，亦不会构成对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的违反。在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对赌协议约定的股份回购主体的情形下，投资者作为对赌协议相对方所负担的义务不仅限于投入资金成本，还包括激励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以公司上市为目标的资本运作等。投资人在进入目标公司后，亦应依《公司法》的规定，对目标公司经营亏损等问题按照合同约定或者持股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案涉对赌协议中关于股份回购的条款内容，是当事人特别设立的保护投资人利益的条款，属于缔约过程中当事人对投资合作商业风险的安排，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股份回购条款中关于股份回购价款约定为：华工公司投资额＋（华工公司投资额×8%×投资到公司实际月份数/12）－扬锻集团公司累计对华工公司进行的分红。该约定虽为相对固定收益，但约定的年回报率为8%，与同期企业融资成本相比并不明显过高，不存在脱离目标公司正常经营下所应负担的经营成本及所能获得的经营业绩的企业正常经营规律。华工公司、扬锻集团公司及扬锻集团公司全体股东关于华工公司上述投资收益的约定，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亦不属于合同法所规定的格式合同或者格式条款，不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扬锻公司及潘云虎等关于案涉对赌协议无效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解读】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对赌协议有效且可以履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30号
【裁判摘要】以不属于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的情形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书》时对协议项下地块区域尚没有取得旧城改造批复的事实属于明知，对该地块上房屋是否能够被征收以及所涉土地能否进行出让处于不确定状态亦属明知，在此情形下双方签订《协议书》，对协议约定地块及房屋因征收及土地出让等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给案涉协议的履行可能带来的风险应该有预见。2016年《安居工程会议纪要》相比2013年《安居工程会议纪要》确定的案涉地块区域范围虽然有所扩大，但因双方签订协议时所涉旧城改造区域尚未确定，政府有关部门也没有作出征收决定，故应认定2016年该旧城改造区域范围较2013年发生的变化未超出双方应该预见的风险范畴，不符合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情形。物资公司、大连中海公司以此为由主张本案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380号
【裁判摘要】契约严守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合同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合同当事人的原因导致合同目的落空，强行维持合同原有效力将导致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严重失衡时，才能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构成情势变更需具备以下要件：一是应有情势变更的事实，也就是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确实发生变化。二是须为当事人所不能预见的。如果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能够预见到相关的情势变更，即表明其知道相关情势变更所产生的风险，并甘愿承担，在这种情况下情势变更原则就不能适用。三是情势变更必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也就是由除不可抗力以外的其他意外事故所引起。如果可归责于当事人，则应由其承担风险或违约责任，而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四是情势变更的事实发生于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五是情势发生变更后，如继续维持合同效力，则会对当事人显失公平。
摘要2：【摘要】本案中，首先，根据原判决查明的事实，吴某某、王某某与文豪公司自2006年签订案涉《铺面租赁合同》至今，三亚地区包括案涉租赁房屋相同地段的房租价格确有上涨，此种上涨深受房地产市场整体价格波动的影响。在我国房地产市场近年来整体呈长势的大背景下，2006年国务院出台将海南省建成国际旅游岛的政策，与海南房价和房租的普遍上涨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性。案涉房屋租金上涨是与海南房屋租赁市场整体波动相一致,这说明案涉房屋租金涨跌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因素，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其次，吴某某、王某某签订案涉《铺面租赁合同》时，亦约定了租金调整条款，这说明其对房屋租赁市场的变化是有一定预期的，嗣后的价格涨跌都应视为在其合理预见范围之内，不存在无法预见之情形。再次，继续履行案涉《铺面租赁合同》，吴某某、王某某仍能依约收取案涉房屋租金，且由于合同约定文豪公司缴纳租赁税金，继续履行合同不会额外增加吴某某、王某某订约时预计付出的履约成本，吴某某、王某某不会陷入履行困难。最后，案涉《铺面租赁合同》的预期利益和履行利益已充分表现在价格条款之中，超出合同的市场价格并不属于合同预期利益的范畴。继续履行合同是否显失公平并不能简单以合同签订时的价格与合同履行时的价格进行纵向比较，只有在合同的履行利益低于维持利益，即出租方继续履行合同所得对价将难以维持房屋适租状态及支付必要成本时，方宜认为构成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之情形。吴某某、王某某以市场价为基础主张继续履行合同会产生重大经济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231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宝士力公司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对于诉争地块上的建筑物、物资等所有权并非宝士力公司所有以及有权拆迁单位亦非宝士力公司是明知的，对于拆迁进度并非宝士力公司能够控制以及诉争地块能否在约定期限内拆迁完毕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应当有所预见，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并未发生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不构成情势变更事由。宝士力公司以此为由主张解除关于拆迁期限的约定，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解读】在签订合同时对于不确定性的风险应当有所预见，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并未发生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不构成情势变更。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28号
【裁判摘要】政策文件并未使合同履行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不构成情势变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之规定，适用情势变更应具备的条件包括：有情势变更的事实即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如果继续维持合同效力，会对当事人显失公平。本案中，各被告在诉讼期间提交的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其内容旨在“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同作用，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并未具体涉及对有关石油企业的政策调整。各被告在诉讼期间提交的《辽宁银监局办公室关于辖区内银行机构建立债权人委员会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主要内容是“为落实银监会关于建立债权人委员会的部署和要求，……确保债权人委员会各成员步调一致…”而制定的，并提出要“切实加强金融债权管理，加大辽宁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持力度”，亦未提到对相关石油企业的支持措施。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本案的合同履行中已发生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重大变化”。其次，本案所涉合同为《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及《最高额保证合同》，法律关系为借款及担保法律关系，盛京银行民主支行作为出借人出借款项，石化物资公司、沈阳中油物资公司、天津钢管公司、上海中油公司作为借款人和担保人，对所借款项偿还贷款本息及承担担保责任，权利义务对等，并不存在明显不公平的情形。因此，本案各被告主张本案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03号
【裁判摘要】天龙公司主张本案发生了南坪东环高架路穿过该地块、政府规划调整、南坪街道办事处搬迁滞后等事由以及由此导致的“政府储备用地”等客观情况，属于“情势变更”情形，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规定，情势变更是当事人在缔约时无法预见的非市场系统固有的风险，是指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本案中合同无法履行的直接原因是天龙公司未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而天龙公司未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的直接原因是其未按时缴纳土地出让金。虽然本案客观上也存在南坪东环高架路穿过该地块、政府规划调整等影响合同不能履行的原因，但并不是合同不能履行的直接和根本原因。上述原因属于合同之外第三人的原因，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势变更情形，不能成为天龙公司的免责事由。因此，天龙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至于天龙公司与政府之间发生的影响合同履行的事由，应由其与政府另行协商解决，不属于本案处理的范围。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342号
【裁判摘要】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应由当事人提出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必须严格区分情势的重大变化与正常市场风险，并应由当事人提出请求。煤炭市场不景气以及价格涨跌属于正常商业风险，对此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均应当预见。且刘某某与瑞丰煤矿均未以情势变更为由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并同时上诉主张本案不属于情势变更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关于刘某某解除合同的实际原因是因为现在煤炭市场不景气，并非合同根本目的不能实现，鉴于刘某某已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合同，双方所签《煤矿治理项目转让协议书》由于情势变更予以解除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654号
摘要1：【要旨】不应赔偿可得利益损失。B公司、C公司对《项目转让合同》不能履行负有过错，其签订合同时知晓A公司与李某在先签订有《协议书》的事实，对合同不能履行的后果应有预见，其无权向A公司主张可得利益损失。
摘要2：【解读】
（１）首先，B公司、C公司在签订《项目转让合同》时承担着可能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巨大商业风险，其对合同不能履行的后果应有预见。B公司、C公司在订立《项目转让合同》时对合同不能履行的后果应有预见仍坚持订立该合同，其无权向Ａ公司主张可得利益损失，这也符合公平原则。
（２）其次，合同法第１１９条第１款规定减损规则。B公司、C公司在明知《项目转让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下，未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或者与Ａ公司商谈解除合同要求返回已支付的项目转让款并赔偿损失，却选择其实请求确认《项目转让合同》有效，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于麦某代表的Ａ公司在不到１０日内达成继续履行合同的《调解协议》，加剧各方纷争。根据减损规则的具体内容，B公司、C公司亦无权向Ａ公司主张可得利益损失。
（３）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３０条规定了过失相抵规则可以适用于一般的的合同纠纷：“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对损失的发生也有过错，违约方主张扣减相应的损失赔偿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B公司、C公司明知《项目转让合同》不能履行仍坚持订立合同，其对合同不能履行负有过错，根据过失相抵规则对其主张可得利益诉讼亦不应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11号
【裁判摘要】案涉在后签订的《项目转让合同》实际已无法继续履行，且根据最高法院122号判决《项目转让合同》有效，但实际已无法履行，法院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认定合同解除并无不当——判断《项目转让合同》是否解除不能仅仅拘泥于利成公司、宝源公司是否明确提出该项诉讼请求，而应结合本案具体情形予以判断。第一，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2008年3月26日，利成公司、宝源公司与晶隆公司签订《项目转让合同》后，支付了部分项目转让费6000万元，但由于李某依据其与晶隆公司在先签订《协议书》的约定，已先行合法占有案涉土地，先行支付部分价款并进行开发建设，利成公司、宝源公司实际并未占有案涉土地。期间，麦某某妻子蔡某某认为该《协议书》无效提起了诉讼，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6月4日作出（2008）粤高法民二终字第86号民事判决，认定麦某某代表晶隆公司与李某签订的《协议书》有效，判令麦某某与蔡某某将其名下晶隆公司的股权全部过户给李某。此时，在后签订的《项目转让合同》实际已无法继续履行。第二，2008年12月17日，利成公司、宝源公司向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项目转让合同》有效并继续履行，该案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于2013年10月31日作出最高法院122号判决。根据最高法院122号判决，尽管利成公司、宝源公司与晶隆公司签订的《项目转让合同》有效，但实际已无法履行。故一审法院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认定合同解除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如前所述，《项目转让合同》已经解除，晶隆公司应返还利成公司、宝源公司支付的项目转让款。．．．．．．晶隆公司应返还利成公司、宝源公司项目转让款6000万元。考虑到晶隆公司长期占用该资金的事实，本案利息应自项目转让款支付之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五年以上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晶隆公司关于利成公司、宝源公司只有在主张解除《项目转让合同》且《调解协议》无效的前提下，才可以要求晶隆公司返还6000万元项目转让款，但利息损失应按过错各自承担50%的上诉请求不成立。
摘要2：【摘要】对合同履行不能的后果有预见不能主张可得利益损失——根据本案事实和合同法相关规定，利成公司、宝源公司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不应予以支持。利成公司、宝源公司与晶隆公司于2008年3月26日签订《项目转让合同》时，知晓麦某某代表晶隆公司与李某在先签订《协议书》，约定将晶隆公司全部股份及“莲湖山庄”项目整体转让给李某，也知晓麦某某妻子蔡某某向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麦某某代表晶隆公司与李某签订的《协议书》无效。虽然上述合同签订之时，该院已作出（2007）东中法民二初字第156号民事判决，确认《协议书》中麦某某转让蔡某某股权部分的协议内容无效，蔡某某应当在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对麦某某的90%股权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但该判决因李某提起上诉尚未生效。因此，利成公司、宝源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承担着可能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巨大商业风险，对合同不能履行的后果应有预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6月4日作出（2008）粤高法民二终字第86号民事判决，认定上述《协议书》有效，判决麦某某与蔡某某将其名下晶隆公司的股权全部过户给李某。此时，利成公司、宝源公司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项目转让合同》实际已经无法履行，在此情况下，应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或者与晶隆公司商谈解除合同、要求返回已付的项目转让款以及赔偿损失，但其并未采取相应措施，而是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项目转让合同》有效，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与麦某某代表的晶隆公司在不到10日内达成继续履行《项目转让合同》的《调解协议》，加剧各方纷争，有违诚信原则。综上，因利成公司、宝源公司对《项目转让合同》不能履行负有过错，其签订合同时知晓晶隆公司与李某在先签订有《协议书》的事实，对合同不能履行的后果应有预见，故其主张可得利益损失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号
【裁判摘要1】被告主张情势变更应提起反诉，否则不属于审理范围——人民法院应否对农行燕郊支行提交的《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申请书》进行审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根据该条规定，人民法院确定合同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前提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明确的请求。本案中，农行燕郊支行虽然提交《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申请书》，主张《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应当变更，但是在2018年3月13日庭审笔录中其已明确表示不作为反诉，而是作为抗辩理由提出，即农行燕郊支行所称的合同变更并未作为诉讼请求提出，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审理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2】债权转让合同中转让的实为基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享有的请求转让案涉土地使用权等债权应为有效——根据《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第四条等条款约定，宏成公司转让给思菩兰公司的，为宏成公司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的全部合同权利，即对农行燕郊支行所享有的债权，故《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的性质为债权转让合同。债权转让后，思菩兰公司作为受让人，取得宏成公司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中原享有的合同权利，而不是直接取得案涉土地的使用权。故宏成公司有关《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实为房地产转让合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再次，关于合同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根据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本案中,《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作为债权转让合同，转让的实为宏成公司基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对思菩兰公司享有的请求转让案涉土地使用权等债权。对于此债权，《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的双方当事人农行燕郊支行和宏成公司并未约定不得转让，债权的主要内容即案涉土地使用权在性质上也不属于不得转让的权利，已经生效的一审法院（2008）冀民再终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也已经认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摘要2：（续）书》合法有效，故《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除外情形，亦不具有其他无效情形，应为合法有效。宏成公司主张《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为高泽成和思菩兰公司恶意串通、应为无效，但在《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签订时，高泽成是宏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宏成公司又确实享有对农行燕郊支行的债权，宏成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构成恶意串通，故其有关《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1】办理不动产登记是不动产登记机构的行政职权，是否予以登记、多长时间之内办结登记手续，都属于其具体职权事项。故思菩兰公司作为合同权利受让人，可以依据《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及《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的相关约定请求农行燕郊支行及宏成公司协助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但至于最终能否办理下来、多长时间能够办结，仍需由不动产登记机构予以审核。故本案中，人民法院不宜直接判决将土地使用权办理变更登记至思菩兰公司名下。一审法院对此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经查看一审卷宗，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已经组织各方当事人对其他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一审判决书没有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一一列举，属于裁判文书的正常写作方式，不属于程序违法。
【解读１】债权请求权是指权利人基于债的关系而产生的、请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的权利，债权转让受《合同法》调整（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转让等行为属于物权转让，是所有权权能的分离和处分行为）。
【解读２】当事人提出合同应当解除但不作为诉讼请求而是作为抗辩理由的不予审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7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是否构成不可抗力而免责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本案中，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其中要求攀钢公司在2013年6月“制定完善攀钢钛白粉厂搬迁、攀钢尾矿库闭库实施方案”。攀钢公司与攀枝花市人民政府签订《2013年环境保护工作目标责任书》的附件6载明，“攀钢钛白粉厂技改搬迁项目”，“2013年6月制定方案并启动实施，2015年2月关停现有老厂”。从上述文件来看，攀枝花市人民政府为实现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总体目标，要求攀钢集团在全市环境综合整治总体目标的前提下，制定企业自身的技改搬迁方案。从目标责任书来看，攀钢公司的攀钢钛白粉厂技改搬迁的实施步骤应当是：一、制定方案；二、方案启动实施；三、关停老厂。其中方案的制定应当包括搬迁选址、搬迁补偿、人员安置、政府补偿等具体问题。上述方案制定的过程需要攀钢公司与政府协商，攀钢公司与合作企业包括攀化公司协商等。攀钢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其按目标责任书的要求于2013年6月制定完善了相应的搬迁实施方案，而是于2013年7月1日直接全面关停钛白粉厂，导致双方《合作总协议》事实上终止。这与政府文件、目标责任书的要求并不相符，也不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应当认定为攀钢集团单方擅自终止合同。因此攀钢公司关于解除《合作总协议》是因政府行为，属于不可抗力，应免除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关于其免责事由不能成立的认定，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关于是否构成情势变更而免责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攀钢公司没有举证证明继续履行合同会对其显失公平或存在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情形。
摘要2：【解读１】政府行为如果不构成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能认定为不可抗力。
【解读２】审判实践中，判断政府行为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应当看两个方面：（１）政府行为是否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２）政府行为是否确实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了实质影响。只有符合以上两个条件，才能认定政府行为构成不可抗力。——《政府行为如果不构成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能认定为不可抗力——四川省攀枝花科技有限公司诉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例分析》，载《商事审判指导》（总第47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92页。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71号
【裁判要旨】构成不可抗力的政府行为或者国家公权力行为应当限于超出合同双方控制范围或者无法预见、无法避免、无法克服的情形。
【裁判摘要】对建峰公司主张的“政府行为或国家公权力”的理解,应符合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对于涉案合同中的“政府行为或国家公权力的行为”的理解,应当与涉案合同第18条第（24）项约定的内容相适应，即应限于超出本合同双方控制范围或无法预见或无法避免或无法克服的情形，而不是所有的政府行为或国家公权力的行为均可构成涉案合同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否则，将导致涉案合同的履行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而且，《第八次会议纪要》显示，“由于产品价格持续下滑，且设备未进行采购，醋酸及醋酸乙烯/聚乙烯醇装置停建”。此处提到的“产品价格持续下滑，且设备未进行采购”等原因均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并非当事人无法预见、无法避免或无法克服的情形。因此，一、二审判决均认定建峰公司不能继续履行涉案合同的原因不属于“不可抗力”，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654号
【裁判要旨】国家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而发布的指导性意见属于宏观政策文件，与当事人停产无直接和必然关系的，不构成不可抗力。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就本案而言，《节能技术服务合同》就不可抗力在第10.1（b）中约定为“任何政府单位或非政府单位或者其他主管部门（包括任何有管辖权的法院或仲裁庭以及国际机构）的行动，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法规、规章或其他有法律强制约束力的法案所规定的没收、约束、禁止、干预、征用、要求、指示或禁运。但不得包括乙方资金短缺的事实"。为此，翼钢公司提供了2013年10月15日《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号）文件、2016年2月21日《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2016〕6号）、2016年3月3日《国土资源部关于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土资规〔2016〕3号），以证明翼钢公司实行保护性停炉系因国家出台化解钢铁行业过剩产能政策导致，属于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事件。但上述文件是国务院为遏制产能盲目扩张，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而面向全国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发布的指导性意见，属于宏观性政策文件，与翼钢公司停产无直接和必然关系。在工程建设工期内，蓝图公司正常进行工程项目建设，翼钢公司虽主张发生国家政策变化却未按照合同10.2条约定将其经营变化情况告知蓝图公司。至2015年11月6日蓝图公司发函询问翼钢公司经营情况，翼钢公司才回复称“钢铁市场长期处于严冬时期的状态未有改观，翼钢公司经过反复研究讨论，为持续实施减亏战略决定自2015年10月30日起实施焦化工序保护性停炉"。可见，虽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钢材市场价格低迷，但翼钢公司保护性停炉只是其为适应市场环境而实施减亏战略的正常经营策略调整，属于一般的商业风险，不能据此认定其无法生产，也非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因此，翼钢公司主张存在不可抗力的情形，与事实不符。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九中民一初字第09号
【裁判摘要】在因评标委员会认识错误下的行为造成投标人的损失时，投标人有权获得司法救济，评标委员会的非实体及无自身利益的性质决定了其不应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评标委员会的行为的法律后果由招标人承担，其错误否决投标的，招标人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五、四十六、四十八条关于中标的规定，应认为招标人进行招标，投标人参加投标，直到最后中标人确定前，整个招标投标活动都处于合同的缔约阶段。缔约过程中的赔偿责任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的规定，本案所涉工程是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在缔约阶段虽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强制性规定必须以招标投标的形式确定中标人，但在合同的缔约过程中招标人与投标人地位是平等的，缔约活动是自由的，主要应以民法来调整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评标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委员会的专家委员虽是招标人从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专家库中抽取的，但专家委员的专业素养并不保证其认识及评标行为永远正确。在因评标委员会认识错误下的行为造成投标人的损失时，投标人有权获得司法救济，评标委员会的非实体及无自身利益的性质决定了其不应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专家委员在评标过程中的认识错误实质是专家依凭专业知识进行主观性判断时难以彻底避免的风险。招标人虽不能控制这种风险，但这种风险早已隐藏在招标人组建评标委员会时所包含的对专家委员的信任关系之中，即便此等信任是因国家强制力而引起，信任中的风险亦应由招标人承担。另评标委员会虽以独立于招标人的意志进行评标，但其工作任务在于确定招标人提出的招标项目的中标人，类似于受托人完成委托人的委托事项。故评标委员会与招标人可界定为委托关系，评标委员会行为的法律后果由招标人承担。评标委员会的评标活动应依法进行，做到客观、公正。本案中，评标委员会以原告湖南建总擅自变更法人委托人为由作出了废标决定，但是评标委员会依据的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七部委第30号令及《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均没有规定投标人擅自变更委托人可予以废标。参加投标作为投标人的一种经营活动，委托及变更委托均为投标人的意志自由，
摘要2：（续）受托人行为的法律后果由委托人承担，受托人的变更并不影响委托人的信用，对于合同缔约相对方而言不形成任何商业风险。投标人湖南建总的工作人员持投标人的委托书参加投标，评标委员会作出废标决定属错误理解行政法规，违背了合同缔约过程冲的诚实信用原则，对投标人造成的损失应由评标委员会的委托人招标人九江市林科所承担。原告湖南建总诉请“判决三被告取消我公司天花井森林公园道路、隧道工程投标资格的行为无效”，虽然评标委员会的废标决定没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依据，但鉴于该工程已确定了中标人，中标人的施工亦接近尾声，投标人的投标资格是否有效没有现实意义，且对原告要求赔偿损失的支持足已包含对评标委员会废标决定的否定性评价。故在判决主文中对该项诉请不作为一项判决内容单独进行确认。原告湖南建总诉请“三被告共同赔偿581013．68元”，包括了原告认为的预期利润550163．68元，因本案适用缔约过失责任，赔偿范围不能包括预期利益损失，故550163．68元的损失赔偿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投标保证金10000元，招标文件约定：“投标截止以后，投标人不得撤回投标文件，否则其投标保证金将被没收”，按照投标人与招标人平等地位的理解，投标保证金于特定情况下的惩罚性质应对等适用于双方，故此投标保证金具有定金的特征。投标人于招标人违反招标文件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时，有权利要求招标人双倍返还投标保证金即20000元。评标委员会违反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废标决定，此行为后果理应由招标人承担，招标人应向投标人双倍返还投标保证金20000元。关于旅差费1342．3元，虽有部分发生于2003年9月15日开标评标会之后，但原告为处理此纠纷发生的旅差费系因错误的废标决定而起，理应包括在赔偿范围之内。原告已花费的标书制作费6000元、工本费350元、图纸押金1500元，均为原告湖南建总缔约过程中的直接损失，招标人第一被告九江市林科所亦应予以赔偿。
摘要1：【案号】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佛中法民二终字第124号
【裁判摘要】招标人拒绝订立合同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以信赖利益损失为限进行赔偿，不包括赔偿预期利益诉讼——缔约过失责任是一方因违反先合同义务而造成对方信赖利益损失而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在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情况下，应以信赖利益损失为限进行赔偿。信赖利益损失是指一方因信赖合同的成立和有效，但由于合同不成立和无效的结果所蒙受的不利益。（一）关于工程报价8%的设计费用损失应否予以支持。广铝公司提交的投标文件中只包含投标函和投标报价书，并未显示有涉案工程的设计方案和设计图纸，广铝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存在设计费的实际支出，故其要求宏啟公司赔偿工程报价8%的设计费用损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对工程报价5%的利润损失应否予以支持。对信赖利益的保护，旨在使无过错方因信赖合同的订立而支付的各种费用得到返还或赔偿，从而使当事人处于合同从未订立之前的良好状态。信赖利益损失不应包括因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所应获得而未实际获得的各种利益（如利润），利润损失属于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不属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范围。广铝公司主张工程报价5%的利润损失属于合同成立和生效后的预期利益损失，属于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不属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范围。由于本案中宏啟公司应承担的是缔约过失责任，故广铝公司关于赔偿工程报价5%的利润损失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宏啟公司应向广铝公司赔偿工程报价5%的利润损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三）对工程报价6%的管理费损失应否予以支持。首先，对管理费损失广铝公司在一审陈述为间接损失，在二审陈述为直接损失，其陈述前后矛盾。其次，广铝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确实存在上述支出或者损失，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后，结合广铝公司在二审中所作出的将管理费在每个工程项目中进行分摊的陈述，从工程报价6%的管理费与前述5%的利润均记载于综合单价分析表中可知，该管理费应属履行工程合同所支出的有关费用，如前述理由，该管理费损失不属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范围。因此，本院对广铝公司关于赔偿其管理费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 （四）宏啟公司应向广铝公司支付的赔偿数额。宏啟公司以在《投标须知表》第14项载明“投标人应承担编制、提交投标文件所涉及的一切费用，无论投标过程中的做法和结果如何，招标人在任何情况下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为
摘要2：（续）由，主张其可以对广铝公司的投标损失免责。首先，宏啟公司在《投标须知表》第20项载明“招标人在发出中标通知书前有权接受任何投标、宣布投标无效和拒绝任何投标……”，宏啟公司已经向广铝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其应受该通知书约束，依约与广铝公司签订工程合同。其次，广铝公司在投标活动中能够接受在未中标的情况下自行承担相关费用的原因在于，其信赖一旦中标则有关投标活动费用能够在日后签订和履行工程合同时得到补偿，即其为了获得订立和履行合同的机会甘愿承担在不中标的情况下无法收回投入费用的风险，而该投入在一旦中标后即可通过订立和履行合同以获得补偿，这符合投标人和招标人的风险和利益的平衡原则。本案中，招标人宏啟公司在发出《中标通知书》确定广铝公司中标之后违反允诺而拒绝签订合同，损害了广铝公司基于信赖一旦中标即可通过订立和履行合同以降低因投标而带来的商业风险和补偿所投入的成本损失等相关利益，宏啟公司应当为其缔约过失行为对广铝公司造成的损害作出赔偿。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的，或者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宏啟公司已经向广铝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后，又拒绝和广铝公司订立合同，其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据此，宏啟公司的免责主张于理不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广铝公司上诉主张宏啟公司应赔偿其投标损失有理，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538号
【裁判摘要】增资决议未经登记公示不能作为要求股东担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根据上述规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办理登记，亦是将公司的信息予以公示，以便交易对手了解该公司的情况，以利于在交易过程中作出决策和判断。根据查明的事实，虽然在案涉借款形成之前，天瑞公司就增资问题已作出股东会决议，并修改了公司章程。但是，在案涉借款形成时，天瑞公司的注册资本仍为2500万元。虽然敖××称其在向天瑞公司出借款项时了解到天瑞公司股东会已决议增资，并修改了公司章程，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即便是其确实了解到此情况，但因天瑞公司尚未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注册资本变更为2亿元不是既成事实，不具有对外公示的效力。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在天瑞公司尚未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的情况下，敖××对于天瑞公司偿还能力的预期和评估仍然基于天瑞公司变更登记前的注册资本情况，并无不当。《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规定旨在保护公司债权人基于对公司注册资本所体现的公司履约能力的信赖，与该公司进行交易时，所产生的商业风险的一种保护。虽然该条并未对公司债权人的债权形成时间与股东出资义务的形成时间的先后进行区分规定，但对公司履约能力的信赖还是应当基于该公司登记的、对外公示的信息，基于对公司未经登记、未披露的信息所作交易产生的风险，应当由其自行承担，更符合公平原则。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对于敖××向天瑞公司出借款项之后，天瑞公司的股东存在增资瑕疵的情形，敖××不能以此为由要求股东对公司欠付其的债务承担责任，并由此驳回敖××要求天瑞公司股东承担相应责任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浙06民终2675号
【提示】合同签订后增值税税率降低可以要求卖方承担税点损失吗？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现凡乔公司已向江威公司交付了价值793332.50元的货物，且已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江威公司未及时结清与凡乔公司之间的货款，显属违约，故对于凡乔公司要求江威公司支付剩余货款的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因合同中约定的税率为17％，现根据国家税收规定变更，仅能开具1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故相应的税款应在本案中予以扣除31733.3元。因凡乔公司系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向江威公司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支付余款的条件在审理过程中才成就，故对于凡乔公司的利息主张，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江威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凡乔公司货款241599.20元；二、驳回凡乔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双方在合同中并未对税率调整后货款如何调整进行特别约定，且凡乔公司在发货后已及时将码单或发货明细发送给江威公司工作人员，江威公司并未及时确认对账，凡乔公司在江威公司未确认金额的情况下显然无法及时开具增值税发票。因凡乔公司对迟延开具增值税发票并无过错，且税率调整系正常商业风险，一审判决直接在货款中扣减税点显然不当。因此，江威公司尚应支付凡乔公司货款273332.50元。
【解读】货款793332.50元，已支付52万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594号
【裁判摘要】税率变化较小不属于情势变更——沈阳集体联社关于变更《补充协议书》税款承担条款的请求不应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一方面，大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土地使用税税额调整幅度较小，在国家国家征收法律法规确定的税额范围之内，应属双方当事人可能预见的范围，不属于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创业广场将涉案16000平方米房产免租金租赁给沈阳集体联社，沈阳集体联社仅承担2006年之后的房产税、土地税，此次税额标准的调整不会严重影响涉案合同履行，也不会导致合同履行后权利义务显失公平。沈阳集体联社以情势变更为由要求变更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税费承担依据不足，不应支持。
摘要2：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0年第1期（总第279期）第15-43页】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33号
【裁判摘要】
（１）民间借贷合同是否已成立、生效并全面实际履行，应从签约到履约两方面来判断，出借人应举示借款合同、银行交易记录、对账记录等证据证明，且相关证据应能相互印证。
（２）当事人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方式为民间借贷债权进行担保，此种非典型担保方式为让与担保。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签订股权让与担保协议并依约完成股权登记变更后，因借款人未能按期还款，当事人又约定对目标公司的股权及资产进行评估、抵销相应数额债权、确认此前的股权变更有效，并实际转移目标公司控制权的，应认定此时当事人就真实转让股权达成合意并已实际履行。以此为起算点一年以后借款人才进入重整程序，借款人主张依破产法相关规定撤销该以股抵债行为的，不应支持。
对于股权让与担保是否具有物权效力，应以是否已按照物权公示原则进行公示作为核心判断标准。在股权质押中，质权人可就已办理出质登记的股权优先受偿。在已将作为担保财产的股权变更登记到担保权人名下的股权让与担保中，担保权人形式上已经是作为担保标的物的股权的持有者，其就作为担保的股权所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利，更应受到保护，原则上享有对抗第三人的物权效力。当借款人进入重整程序时，确认股权让与担保权人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不构成《破产法》第十六条规定所指的个别清偿行为。
以股权设定让与担保并办理变更登记后，让与担保权人又同意以该股权为第三人对债务人的债权设定质押并办理质押登记的，第三人对该股权应优于让与担保权人受偿。
摘要2：【摘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八份《借款合同》均约定利息标准为税前年23.5%，税后年18%，税赋由西钢公司承担，刘××按税后年息收取利息。．．．．．．二审中，闽成公司主张，西钢公司已不能纳税；闽成公司作为纳税义务人先行缴纳税款后有权向相对人另行追偿；鉴于西钢公司破产，闽成公司已无法追偿，请求二审改判借款8.75亿元的利息按税前年息23.5%分段计息，增加利息金额216967465.75元。本院认为，本案系列借款合同中有关利率约定，主要为税前年23.5%（含营业税5%、城建税7%、教育附加5%、企业所得税25%），与税后年利率18%，二者为同一计息标准；但合同约定的是由借款人代扣代缴，而非出借人自行纳税；由借款人代扣代缴的约定中所蕴涵的商业风险应依约由借款人承担。出现借款本息不能清偿风险时，闽成公司请求改变合同约定的利息中所含税费的扣缴方式，意图化解或减少商业风险，缺乏合同依据，一审对上述借款合同确定的利率标准，即年利率税前18%标准，符合合同约定，符合本案实际，本院予以认可。
摘要1：【摘要】当债务人出现借款本息不能清偿风险时，债权人请求改变合同约定的利息中所含税费的扣缴方式由税后利息改为税前利息，意图化解或减少商业风险，缺乏合同依据，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537号
【裁判摘要】政府行为被认定为不可抗力应限于政府为了应对重大、突发的自然灾害、危及公共安全的各种社会事件等作出的具有宏观性应对措施，或者针对社会经济生活作出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政策调整等——通常情况下，不可抗力分为两类，一类是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一类是当事人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无论基于法律规定还是合同约定，政府行为均可能成为不可抗力的具体情形，但亦应符合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要件。换言之，应限于政府为了应对重大、突发的自然灾害、危及公共安全的各种社会事件等作出的具有宏观性应对措施，或者针对社会经济生活作出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政策调整等。如果政府出于一般社会管理需要，就社会生活中某一具体的事项作出的具体行为，并不具有社会影响的宏观性和全局性，在合同法领域则不能将该政府行为定性为不可抗力，而应属于商业风险的范畴。就本案而言，福州市人民政府出于为城市居民提供公共自行车这一社会公共产品的目的，决定与本案有关的项目立项，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该市政府后又取缔该项目。本案合同双方当事人作为商事主体，在签订合同时对此应有充分认识，并且福州市人民政府要求中止在建合同等行为，是针对场站公司、索天公司等特定主体作出的特定行为，亦不同于对社会产生普遍影响的政策性调整。因此，本案相关政府行为属于正常商业风险，并非当事人无法预见、不能避免或不能克服的情形。就双方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而言，案涉合同第13条对不可抗力的约定与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一致，该条第二项列举的包含“政府行为、法律规定或其他适用的变化或者其他任何无法预见、避免或者控制的事件”在内的不可抗力情形，应理解为对不可抗力的举例说明，即该条约定的政府行为仍以符合不可抗力基本构成要件为前提。因此，原审认为场站公司主张不可抗力免责事由不成立，其应对索天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政府行为被认定为不可抗力应限于政府为了应对重大、突发的自然灾害、危及公共安全的各种社会事件等作出的具有宏观性应对措施，或者针对社会经济生活作出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政策调整等；（２）如果政府出于一般社会管理需要，就社会生活中某一具体的事项作出的具体行为，并不具有社会影响的宏观性和全局性，在合同法领域则不能将该政府行为定性为不可抗力，而应属于商业风险的范畴。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004号
【裁判摘要】“因发包人原因导致的工程缓建，承包人不收取停、窝工费，并自愿放弃向发包人索赔的权利”排除适用条款有效——两江房地产公司应否赔偿巨杉园林公司工程管理费损失。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4条约定，合同价款为闭口包干价1460万元，其包括的项目中含有管理费等可预见及不可预见的费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6.6条约定，因发包人原因导致的工程缓建，承包人不收取停、窝工费，并自愿放弃向发包人索赔的权利；本工程因发包人原因停建，在发包人书面通知承包人后，所产生一切费用及相关损失发包人不再承担。发包人书面通知前所产生的费用按本合同约定办理结算。根据前述约定，即使本案存在因两江房地产公司原因导致的工期延误的事实，在双方未达成赔付损失协议的情况下，巨杉园林公司向两江房地产公司主张工程管理费损失缺乏合同约定。巨杉园林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其请求为两江房地产公司未按期移交施工场地导致工期延误损失，而并非工程停缓建所造成停工费、窝工费，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不足，不应予以支持。巨杉园林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6.6条为格式条款和违反《合同法》规定而无效。本院认为，格式条款系指一方当事人事先制定好的其内容未经双方当事人讨论的合同条款，其签约对象具有广泛性和不特定性，一方面巨杉园林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足以证明案涉合同条款为格式条款，另一方面双方当事人为平等民事主体，巨杉园林公司为专业公司，应该具有签约时商业风险判断能力，其也并未在合理期间内对其认为显失公平的合同条款提出变更或撤销的救济。另外，《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三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供原材料、设备、场地、资金、技术资料的，承包人可以顺延工程日期，并有权要求赔偿停工、窝工等损失。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因发包人的原因致使工程中途停建、缓建的，发包人应当采取措施弥补或者减少损失，赔偿承包人因此造成的停工、窝工、倒运、机械设备调迁、材料和构件积压等损失和实际费用。但该两条规定并非确认合同效力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巨杉园林公司该项主张法律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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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490号
【裁判摘要１】（１）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相似但不可抗力并非情势变更；（２）不可抗力免除民事责任的规定是指合同解除后继续履行的合同义务消灭，相应民事责任可以免除，不免除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第二款关于“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关于“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关于不可抗力的定义虽然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关于“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规定所指的情势变更相似之处，但并不足以说明本案所涉情形应当认定为情势变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关于“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关于“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中关于可以免除民事责任的规定是指合同解除后继续履行的合同义务消灭，相应民事责任可以免除，而本案所涉情形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关于“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解决合同解除前一方已经获得的基于整个合同履行完毕才能实现的利益、相对方所形成的损失如何弥补问题，故原审法院适用法律并无错误。
【裁判摘要２】（１）鉴定或者评估报告上缺少鉴定或者评估人员签字并不足以否定其证明力；（２）评估报告期限仅表示其准确性将随一定时间经过有所变化，案件事实已无法另行查明情况下可以根据评估报告结合查明事实予以认定——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证据所能证明的法律事实依法进行裁判，但并不要求证据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资产评估报告》上是否缺少评估人员的签字，并不足以否定其证明效力，
摘要2：（续）亦无法律规定缺少上述形式要件的情形将导致评估结果无效的法律后果。该评估报告虽有相应期限，仅表示其准确性将随一定时间经过有所变化，鉴于本案所涉事实已无法另行查明，该评估报告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反映待查事实，而种苗场也未能举证证明该评估报告的结果与随后变动的事实产生已巨大差距，也未能否定公证的法律效力以及《资产评估报告》《计算成果报告》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故原审法院以前述具有专业资质的鉴定机构所作鉴定报告的内容为基础，结合本案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印证，并不存在所查明事实无证据支持的情形。
【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新民终2号
【摘要１】合同履行中出现违法行为并不导致合同归于无效——《种苗场沙坑治理及土地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合同履行中即使出现违法行为，但并不导致合同归于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不适用于本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以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将农用地及未利用地用于建设并对外转租经营，改变了土地用途，未经相关部门批准，更未进行变更登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第四十四条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２】（１）征收属于不可抗力；（２）直接起诉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合同，自一审法院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时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种苗场与通周建设公司签订合同约定承包期限至2037年5月31日止，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飞机场扩建工程，案涉土地于2016年被征收，致使通周建设公司无法继续再使用土地，应属不可抗力，合同所约定由通周建设公司对其承包后的土地进行综合开发利用的合同目的因土地被政府征收而无法实现，如果合同继续履行显然会造成双方的财产权益的重大损失，据此，通周建设公司享有当然的法定解除权，故通周建设公司起诉要求解除与种苗场于2007年6月1日签订的《种苗场沙坑治理及土地承包合同》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通周建设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在诉讼前已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而系直接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合同，自一审法院向种苗场送达起诉状副本时可以视为通周建设公司请求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到
摘要1：【裁判摘要】受让设定抵押权的土地使用权一方签订合同时已明知的商业风险和法律障碍，受让人不能办理过户不能归咎于他人的合法行为，更不能阻碍行使抵押权，对土地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关于渤船经贸公司与渤船化工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是否影响农行龙港支行取得案涉土地抵押权，以及阻却本案强制执行的问题。2011年9月28日，渤船经贸公司与渤船化工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案涉土地，渤船经贸公司于2011年12月31日前办理完成解除抵押担保手续，但是双方一直未办理过户登记。据此可知，渤船化工公司签订该协议时明知案涉土地上存在他人抵押权。2012年3月14日，渤船经贸公司第三次与农行龙港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并依约办理抵押登记。虽然在时间上该《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于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之后，但如前所述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属于合法有效合同。进而，农行龙港支行已办理抵押登记，案涉土地抵押权的设立合法有效，不属于侵权行为。渤船化工公司仅依据未办理过户登记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不能产生受让案涉土地使用权的法律效力，不能办理过户登记是其在签订合同时既已明知的商业风险和法律障碍，不能归咎于他人的合法行为，更不能阻碍行使抵押权。综上所述，农行龙港支行对案涉土地依法享有抵押权，渤船化工公司对案涉土地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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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设立船舶抵押权无需转移船舶占有，抵押权人不事先实地查看船舶并不影响抵押权的设立，也不能由此认定抵押权人骗取抵押权登记——因设立船舶抵押权无需转移船舶占有，抵押权人事先实地查看船舶主要目的是核实船舶实际物理状况，以避免抵押权人承担船舶实际物理状况与船舶登记不符等商业风险。在船舶实际存在情况下，抵押权人不事先实地查看船舶并不影响抵押权的设立，也不能由此认定抵押权人骗取抵押权登记。鉴于在航运实践中存在租赁、挂靠等多种经营方式，船舶所有人与实际控制经营船舶的人可能并不一致，徐××认为只要沈××实地查看船舶就知道船舶实际所有人，并进而主张沈××在办理涉案船舶抵押权登记手续过程中不知船舶实际所有人具有过错，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尽管按照勤丰公司与徐××、韩××、梁××之间的协议约定，勤丰公司对“勤丰9”轮无处分权，但勤丰公司作为该轮的登记所有人，因向沈××借款而设立船舶抵押权，本案没有证据表明沈××在设立船舶抵押权登记以前知道勤丰公司对“勤丰9”轮并无处分权。沈××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关于善意取得所有权与其他物权的规定主张善意取得船舶抵押权。一、二审判决认定沈燕文对“勤丰9”轮享有抵押权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九条的规定，船舶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该善意第三人，是指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物权发生了变动的物权关系相对人，不包括与标的物没有物权关系的普通债权人。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他字第14号复函系针对普通债权人申请执行挂靠且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营运的船舶作出的答复，二审法院认定该答复并非旨在解决抵押权与实际所有权之间的冲突并无不当。船舶抵押权具有对抵押船舶变价并从中优先受偿的功能，一、二审判决认定徐××、韩××、梁××对“勤丰9”轮实际享有但未登记的所有权不能对抗沈××对该轮已登记的抵押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对挂靠且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营运的船舶予以强制执行的请示》作出（2013）执他字第14号批复：在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船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前，要查明船舶是否另有实际所有人；如果有证据证明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船舶系基于船舶实际所有人与被执行人的挂靠经营关系，实际所有人与船舶登记所有人即被执行人不一致的，不宜对船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