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某梁某挪用资金罪二审刑事裁定书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21)渝05刑终131号
【解读】目标公司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将持有目标股权转让他人，约定用目标公司贷款支付股东股权转让款，再由股权受让人替目标公司偿还贷款债务的“承债式转股”方式转让股权，构成挪用资金罪。
摘要2：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产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
摘要1：【目录】1.在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的案件中，如何把握受理条件，避免债务人通过破产程序逃避债务？2.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案件中，如果债务人人员下落不明，是否应当采取公告方式向债务人送达破产申请相关材料？3.破产案件受理后，原保全法院经告知后仍不解除保全措施的，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应当如何处理？4.债权人怠于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人的债权人可否代位申报？5.何种情形下可以将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对公司享有的债权确定为劣后债权，安排在普通债权之后受偿？6.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劣后债权的认定程序如何安排？7.管理人可否对债权人是否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进行审查？8.债权人会议可否对破产财产的拍卖次数和流拍后以物抵债等问题进行决议？9.为了提高破产案件审判效率，可否设定对债权表记载债权的异议期限和起诉期限？10.经债权人会议核查无异议的债权，人民法院在裁定确认之前发现确有错误的，应当如何处理？11.债务人人员下落不明或财产状况不清的破产清算案件受理后，应该如何处理？
摘要2：
【笔记】债务人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导致无法清算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1：解读：债务人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导致无法清算不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注解】（１）债务人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导致无法清算，不得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的规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２）而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来确定相关主体的义务内容和责任范围——债务人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法院可以根据《企业破产法》第１２６条、第１２７条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拘传、罚款），或者参照《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追究责任（拘留、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据《出境入境管理法》第１２条对不配合清算的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控制人作出不准出境的决定；债务人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致使管理人无法执行清算职务，给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管理人有权起诉请求责任主体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并将因此获得的赔偿归入债务人财产（管理人未主张上述赔偿，个别债权人可以代表全体债权人提起上述诉讼）。
【笔记】债务人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应当承担哪些责任？
摘要1：解读：（１）债务人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法院可以根据《企业破产法》第１２６条、第１２７条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拘传、罚款），或者参照《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追究责任（拘留、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据《出境入境管理法》第１２条对不配合清算的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控制人作出不准出境的决定；（２）债务人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致使管理人无法执行清算职务，给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管理人有权起诉请求责任主体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并将因此获得的赔偿归入债务人财产（管理人未主张上述赔偿，个别债权人可以代表全体债权人提起上述诉讼）。
摘要2：【注解】债务人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导致无效清算，不应当承担《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８条第２款规定的待遇履行清算义务的连带清偿责任。
【笔记】破产案件有关债务人民事案件是否应当中止审理和中止执行？
摘要1：解读１：以破产债务人为被告的就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案件，破产受理前已经受理尚未审结——（１）应当中止诉讼→（２）恢复审理（裁定驳回破产申请或终结破产程序）→（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破产宣告）。
解读２：以破产债务人作为被告的非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案件，破产受理前已经受理尚未审结——（１）应当中止诉讼→（２）继续审理（破产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后）。
解读３：破产申请受理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向法院提起债务人财产分别清偿诉讼（不包括仲裁）的不予受理。
解读４：破产债务人作为原告的民事案件——（１）一审应当移送受理破产法院；（２）二审应当继续审理。
解读５：破产申请受理后尚未执行完毕的有关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应当中止执行，债权人应当依法向管理人申报相关债权。
摘要2：【注解１】（１）受理破产申请后中止诉讼（含仲裁）和执行主要是债务人作为被告之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诉讼；（２）债权人针对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诉讼在破产宣告后依法申报债权。
【注解２】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诉讼或者仲裁案件（《企业破产法规定二》第２１条第１款）：（１）代位权：主张次债务人代替债务人直接向其偿还债务的；（２）出资不实或者抽逃出资责任：主张债务人的出资人、发起人和负有监督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等直接向其承担出资不实或者抽逃出资责任的；（３）人格混同：以债务人的股东与债务人法人人格严重混同为由，主张债务人的股东直接向其偿还债务人对其所负债务的；（４）其他就债务人财产提起的个别清偿诉讼。
【注解３】（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个别清偿诉讼或者仲裁案件应当中止；（２）法院宣告破产后债务人仲裁案件应当继续仲裁。
【注解４】（１）对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诉讼（即《企业破产法规定二》第２１条之规定），破产受理前基于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诉讼，破产申请受理时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债务人破产宣告后，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但是，债权人一审中变更其诉讼请求为追收的相关财产归入债务人财产的除外）；债务人破产宣告前，法院裁定驳回破产申请或者终结破产程序的，中止审理的案件应当依法恢复审理。（２）非对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诉讼或者仲裁，应当根据《企业破产法》第２０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
【注解５】破产程序终结后是否还可重新启动执行程序？——（１）破产程序终结后，原则上应当不再可能根据个别债权人的申请启动个别执行程序；（２）破产终结２年后发现破产人有应当供分配的其他财产，债权人应无通过破产法上的程序获得救济的可能，能否再启动执行程序进行处理目前尚无明确的规则，但实务中不应否定根据相关债权人的申请启动执行程序的合理性。——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复69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民终792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民终792号
【裁判摘要】晨峰投资公司主张其于2015年8月12日通过中通快递向联星房地产公司寄发了2015年8月11日的《催款函》，并提交了中通快递的发件联、中天快递查询单予以佐证。在本院审理期间，晨峰投资公司还提交了该公司工作人员与联星房地产公司原工作人员的短信记录，用以证明晨峰投资公司向联星房地产公司邮寄了2015年8月11日的《催款函》。但晨峰投资公司提交的中通快递的发件联上并未记载该快递所寄送的物品名称，晨峰投资公司据此主张其寄送了2015年8月11日的《催款函》，没有证据支持。晨峰投资公司在本院审理期间提交的新证据亦不能佐证其上诉理由，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采信。据此，中通快递签收记录对于案涉待证事实已无意义。
摘要2：【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晨峰投资公司向本院提交的2015年8月寄送给联星房地产公司工作人员王×邮件的邮单，因不能证明该邮件的寄送材料就是《催款函》，晨峰投资公司亦未提交充足有效的证据证明与王×本人存在业务上的沟通和联络，在王×本人出庭作证否认收到晨峰投资公司所寄文件的情况下，上述邮件不能起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晨峰投资公司针对邮件签收情况提出的调取证据申请，本院认为无必要、无意义，故不予准许。关于加盖有联星房地产公司公章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26日的《回函》，本院认为存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问题，本院对《回函》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理由如下：第一，《回函》内容为联星房地产公司将于2016年10月20号前还清所有欠款，但在晨峰投资公司2016年4月向联星房地产公司邮寄的《催款函》里，却对上述《回函》只字未提，这不符合常理，逻辑上亦存在冲突之处；第二，《回函》的行文、落款名称和时间、公章加盖的位置等重要事项存在蹊跷之处，且由于文字和公章位置的分离，导致该《回函》是先有文字、后有公章还是先有公章、后有文字这一重要争议事实无法查清；第三，晨峰投资公司主张系嘉华控股公司副总经理马×将《回函》直接送到晨峰投资公司办公室交给吴×本人，但并无充分证据予以佐证；第四，晨峰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曾担任联星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兼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不排除预留联星房地产公司印鉴的可能性。
【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首先，在晨峰投资公司提交的该回函中，．．．．．．该《催款函》的内容与晨峰投资公司提交的联星房地产公司出具的回函的内容相对照，显然存在不合常理以及矛盾之处。晨峰投资公司对于上述不合常理以及矛盾之处，并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其次，晨峰投资公司主张该回函系由马×交付吴×，但马×在一审中出庭作证对晨峰投资公司的主张予以否认。晨峰投资公司对于该回函如何取得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亦未举证予以证明；第三，该回函的行文、落款位置和公章加盖位置等确实存在不合常理之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一审法院对于晨峰投资公司提交的回函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终5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终51号
【裁判摘要１】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属于约定不明应当依法确定管辖法院——《委托协议》《补充协议》对于争议解决条款，均约定为“因本协议引起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各方均应向有管辖权法院提起诉讼。”该条款对管辖法院约定不明，故应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
【裁判摘要２】关于睿鹏合伙企业诉中科招商公司的诉讼应否合并审理问题。睿鹏合伙企业以中科招商公司与中科发明公司系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单××，二公司构成人格混同为由，起诉中科招商公司应对中科发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与依据《委托协议》《补充协议》《质押合同》起诉中科发明公司、单××、深圳前海合伙企业承担合同违约责任及担保责任，虽请求权基础不同，但诉讼标的是共同的并具有合并审理的事实基础,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应当合并审理的情形。中科招商公司关于两诉系不同法律关系，不构成共同诉讼，不能合并审理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46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467号
【裁判摘要１】股东是否构成抽逃出资，系以股东是否损害了公司的财产权益为认定标准，而与其他股东对抽逃出资行为是否知晓无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假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股东是否构成抽逃出资，系以股东是否损害了公司的财产权益为认定标准，而与其他股东对抽逃出资行为是否知晓无关。因此，无论王××是否知晓或同意方××从博世公司账户中取出100万元，只要方××不能证明取出的款项用于了博世公司的生产经营，即不影响方××构成抽逃出资的认定。而其他股东知晓并协助抽逃出资的，将产生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后果。本案一、二审判决以方××未能就取款用于博世公司举出合理、充分的证据证明为由，认定方××的行为构成抽逃出资，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追收抽逃出资纠纷与追加被执行人是否构成“一事不再理”——从上述另案执行民事裁定可以看出，另案解决的是博世公司与王××之间的专利权转让合同纠纷项下确定的债务的执行问题，而本案解决的是博世公司与其两名股东之间追收抽逃出资款项的问题。本案不仅与另案当事人不同、诉讼请求不同，并不构成“一事”；更重要的是，本案判决确定的是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而另案执行民事裁定仅仅解决的是执行环节的程序性问题。因此，本案一、二审判决没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
摘要2：
马某某挪用资金案
摘要1：【案号】安徽省濉溪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皖0621刑初293号
【裁判摘要】未经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的表决通过，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行决定将公司资金借贷给其关联公司，且满足《刑法》第２７２条规定的其他条件，构成挪用资金罪——被告人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1091.326858万元用于本人投资企业的经营活动，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马××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刘桥建投公司管理的资金用于本人其他投资企业的经营活动，属于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
摘要2：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3民终603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3民终603号
【裁判摘要】1.关于法律适用问题。公司法系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设立，其在赋予股东权利的同时，亦对股东在公司运行过程中的行为进行规制。本案系安胜公司债权人对安胜公司股东未履行股东清算义务所提起的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审法院适用公司法审理本案并无不当。安胜公司经法院破产清算并不能免除公司法赋于安胜公司股东的法定义务，公司债权人可以依据公司法要求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对安胜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2.关于黄××是否已履行清算义务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及时组织清算系公司股东的法定义务，该义务属作为义务，当义务人不作为时，其应对此承担民事责任。黄××在安胜公司歇业后未及时组织清算，在破产清算审理过程中亦未向管理人提交财务账册，且在鹏盛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后仍未提供公司财务账册，明显属于怠于履行股东清算义务，导致安胜公司无法进行全面清算，其应当对安胜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黄××在公司运营过程中是否掌握财务账册、对安胜公司财务账册灭失是否存在过错，并不影响其对公司债权人民事责任的承担，一审法院对黄××的该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可见股权转让后进行工商登记变更系股权转让双方的义务，未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但若有证据证明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系受让人不予配合造成且出让人已经在合理期限内以起诉等方式要求受让人履行配合义务的除外。受让人是否系实际控制人此为该受让人是否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而非登记股东免责事由。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72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728号
【裁判摘要】全面负责销售业务的部门经理应被认定为公司高管赔偿其关联交易给公司造成的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项和第四项的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本案中，《甘肃中集华骏车辆有限公司章程》第二十八条规定：“公司设总经理一人，副总经理若干人，正、副总经理由董事会聘请"。第二十九条规定：“总经理直接对董事会负责，执行董事会的各项决定，组织领导公司的日常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工作。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工作，当总经理缺席或不能工作时，代理行使总经理的职责”。2007年7月30日，甘肃中集华骏公司聘任周×担任该公司营销部经理，全面主持公司销售和采购供应工作。在此期间，甘肃中集华骏公司并没有设立副总经理，周×实际上行使的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职权。其妻高××和亲戚成立青海同海达公司及转让公司股权的行为，与周×任营销部经理及离任具有同步性，周×未如实向公司报告该事项，在和青海同海达公司交易之后，周×利用其职权，不及时回收资金，与青海同海达公司的交易给甘肃中集华骏造成损失。周×在青海同海达公司未向甘肃中集华骏支付货款的情况下，利用职权继续与青海同海达公司签订合同和供货，周×的行为客观上给甘肃中集华骏造成了经济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和事实，二审法院认定周×在甘肃中集华骏任职期间，甘肃中集华骏与青海同海达公司2008年2月29日至2009年7月31日期间签订的承揽合同属于关联交易，周×应当对给甘肃中集华骏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湘民终75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湘民终75号
【裁判摘要】债权转让协议无效保理商即丧失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基础——本案中，韶山农商行与宏立锰业公司在涉案《债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宏立锰业公司将其对湘潭市城建投公司基于2500万元投资及利息所形成的债权（除去已质押给韶山农商行的1300万元本金及利息）转让给韶山农商行，用以在等额范围内抵偿徐××１、徐××２、徐××３所欠韶山农商行的3950万元贷款。而根据查明的事实，在签订涉案《债权转让协议》时，徐××２与徐××１系宏立锰业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徐××１、徐××２、徐××３三人之间系亲属关系，韶山农商行对此是明知的。因宏立锰业公司将债权进行转让的目的是为了等额抵偿宏立锰业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对外债务，该行为本质上属于抽逃出资、侵犯公司财产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亦损害了宏立锰业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故涉案《债权转让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因涉案《债权转让协议》为无效合同，宏立锰业公司与韶山农商行之间并不产生债权转让的法律后果，故韶山农商行对转让部分的债权并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无权要求农行韶山市支行停止对该债权的执行。
摘要2：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宁01行终34号
摘要1：【案号】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宁01行终34号
【裁判摘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税务稽查局依法具有对辖区内涉税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和采取税收保全措施的职权。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在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盛升公司进行税务检查期间，上诉人工商注册经营地点出租给他人经营其他业务，其法定代表人董××不参与实际经营，实际控制人储××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有逃避纳税义务的行为及有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的迹象的证据充分。本案中，被上诉人作出的涉案税收保全措施，由银川市国税局局长批准，向上诉人送达《冻结存款决定书》时，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董××拒绝签收，送达回证上注明见证人及稽查人员的签字，该批准及送达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冻结存款决定书》中虽未告知上诉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但上诉人应补缴税款的事实存在，故该瑕疵并未对上诉人的救济权利造成实质影响。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对上诉人实行税收保全，冻结上诉人银行账户是违法行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35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351号
【裁判摘要】法院裁定冻结股权后显名股东、隐名股东和公司作出确认隐名股东为公司股东合意不能对抗法院强制执行——本案中，何×主张其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首要条件是，何×在人民法院实施冻结案涉股权执行行为之前已经系中瑞公司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经查，一审法院于2017年7月18日作出（2014）长执字第275-1号执行裁定，冻结被执行人天华伟业公司持有中瑞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根据工商登记查询信息载明，中瑞公司系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一审法院采取冻结措施时，被执行人天华伟业公司持有中瑞公司的全部股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实际出资人系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何×主张其系中瑞公司实际控制人、经营人、实际投资人，并持有86.16%股权，其提交了向中瑞公司汇款的证据，但无法确定何×向中瑞公司汇款的性质，不能证明何×已经成为中瑞公司股东。何×提交的案涉《协议书》虽载明中瑞公司认可何晶的股东身份，但因该《协议书》签订日期是2017年12月18日，晚于人民法院对案涉股权采取冻结执行措施时间，不足以证明在2011年何×已经取得股东身份并实际持股的事实。何×与中瑞公司、天华伟业公司在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冻结股权之后，作出的确认何×为中瑞公司股东的合意，不能对抗人民法院冻结案涉股权的执行行为。一、二审法院认定何×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对何×要求确认股权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
【笔记】债权人能否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由他人代持股权？
摘要1：问题：债权人能否强制执行隐名股东由显名股东代持股权？
解读：（１）隐名股东由他人代持股权属于隐名股东财产可以强制执行；（２）但隐名股东能否实际享有被代持涉股权具有不确定性，被代持股权不能认定为隐名股东的财产予以强制执行。
摘要2：【注解】能否追加被执行人作为实际控制人由他人代持股权及其收益？——执行法院可以执行被执行人作为实际控制人由他人代持股权及其收益。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复6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复60号
【裁判摘要】法院能否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被执行人所投资或入股企业为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向法院申请追加被执行人所投资或者入股的公司未被执行不予支持——变更追加规定第一条规定，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追加当事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应当符合必要的法定条件，即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变更追加规定等规定中的条件，否则不应支持。本案中，本院在（2014）民二终字第259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陶×通过王×、陶××代持股权的方式并不改变其对天迈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关系。复议申请人周×据此提出，陶×是天迈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天迈投资公司为陶×个人开办的独资企业，其享有100%股权，故根据执行规定第53条、第54条等规定，应追加天迈投资公司为被执行人。．．．．．．分析上述规定，系关于人民法院如何执行被执行人在其独资开办的法人企业或者在有限责任公司、其他法人企业中的股权或投资权益的规定，与人民法院能否追加被执行人并无关联。换言之，即使符合上述规定中的条件，人民法院亦应是直接执行被执行人在相关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法人中所有的股权、投资权益，而不能迳行追加有关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法人为被执行人。本案中，无论被执行人陶×是否是天迈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抑或天迈投资公司是否是陶×独资开办的法人企业，人民法院均不能依据执行规定第53条、第54条的规定追加天迈投资公司为被执行人。至于是否可直接执行复议申请人周×所称的陶明在天迈投资公司的股权、投资权益，应由江苏高院在鑫圯公司提起的案外人异议程序及相关法律程序中审查处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决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32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决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320号
【裁判摘要】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阶段仍然可以限制消费措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虽然孟××在上海三中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时已不是斯坦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作为发生争议时斯坦福公司、酒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同时参与了案件调解过程，案件执行过程中仍是本案主债务人斯坦福公司的监事，且根据该公司章程显示，公司仅设有执行董事和监事，综合本案事实，可以认定孟××对本案债务履行仍负有直接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该条第一款规定行为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申请。执行法院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故在斯坦福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前提下，上海三中院对孟××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并无不当。综上，申诉人孟令国关于撤销限制消费令的理由不能成立，上海高院(2020)沪执复16号执行决定应予维持。
摘要2：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3民终173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3民终173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债务人的股东主张以债务人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对债务人所负的债务与债务人对其负有的债务抵销，债务人管理人提出异议的，法院应予支持。本案返还涉案款项所形成的上诉人的债务实际上是上诉人作为瑞田钢业的实际控制人，滥用股东权利对利润进行分配后而形成的债务，这不仅损害了公司利益，而且损害了其他债权人权益。在瑞田钢业管理人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该债务依法不能抵销。上诉人主张该债务应与其对瑞田钢业所享债权予以抵销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债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从企业获取的非正常收入和侵占的企业财产，管理人应当追回。综上，新雅集团作为瑞田钢业的实际股东，违反法律规定收取股东分红，依法应予以返还。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监字第12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监字第129号
【裁判摘要】（1）执行监督撤销原审执行裁定发回重审对争议未予以最终裁判，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亦未产生实质性影响，鉴于发回重审裁定具有程序性、不可逆转等特殊属性，不宜直接撤销；（２）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在执行程序中对于债务人的出资人是否应当承担出资不实或者抽逃出资责任、是否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审查也应一并中止，执行法院对被执行人及追加的被执行人采取的执行措施亦应一并中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的规定，上级法院依法可以对下级法院的执行工作进行监督。执行监督既包括对具体执行行为的监督，也包括对下级法院在执行程序中所作执行法律文书的监督。本案执行程序中，蒙阴县法院认定中信深圳分行出资不实，裁定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并对其异议予以了驳回。临沂中院经复议，撤销了蒙阴县法院追加中信深圳分行为被执行人的裁定及异议裁定。申请执行人恒晟公司对复议裁定不服，向山东高院申诉，山东高院按照执行监督程序对临沂中院的复议裁定予以立案审查。此监督是对下级法院所作执行裁定是否具有正当性、合法性予以审查，并不会直接导致执行法院继续采取执行措施，亦不是在被执行人已被受理破产的情况下对个别债权人予以清偿的确认。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中信深圳分行是否在银友公司设立时存在对其注册资金出资不实而依法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情形。在山东高院监督案件审查过程中，中信深圳分行申请银友公司破产，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根据《破产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破产受理申请前，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提起下列诉讼，破产申请受理时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二）主张债务人的出资人、发起人和负有监督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等直接向其承担出资不实责任或抽逃出资责任的。”在执行程序中对于债务人的出资人是否应当承担出资不实或者抽逃出资责任的审查也应一并中止。但山东高院经审查后认为临沂中院复议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欠当，以(2014)鲁执监字第59号裁定撤销原复议裁定，指令临沂中院重新审查。从内容上看，(2014)鲁执监字第59号裁定是程序性的发回重审裁定，仅对程序性事项做出处理，虽然一经送达即发生否定既有裁判的效力，
摘要2：（续）但并未最终解决争议纠纷，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未产生实质性影响,可不撤销。在银友公司破产案件审理期间，执行程序中对是否应以出资不实为由追加中信深圳分行为被执行人的审查依法应当中止。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浙10执复12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浙10执复12号
【裁判摘要】（１）被执行企业只是进入破产程序尚不属于应当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法定事由，对不影响破产程序正常进行的限制消费措施并不必然解除；（２）被执行人被宣告破产执行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包括限制消费令在内的所有执行措施均应解除——本案中，复议申请人被执行法院限制消费，是因为被执行人汇都公司被执行法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作为时任汇都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复议申请人也同时被限制消费。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至宣告破产前，是否应当解除限制消费措施。首先，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是人民法院对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的重要措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也同时被限制消费。如果法定代表人等四类责任人员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被限制消费的行为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申请。执行法院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对于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在限制消费期间，被执行人提供确实有效的担保或者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解除限制消费令；被执行人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本规定第六条通知或者公告的范围内及时以通知或者公告解除限制消费令。”因此，如果被执行企业只是进入破产程序的，尚不属于应当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法定事由。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5条的规定，被执行人被人民法院宣告破产的，执行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件的，执行法院应当解除对被执行人财产的保全措施。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裁定宣告被执行人破产的，执行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对该被执行人的执行。”上述规定以裁定宣告破产为终结执行的条件，是因为破产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至宣告破产前，作为被执行人的债务人企业仍有退出破产程序的可能，而一旦退出破产程序，对该被执行人的执行程序就有可能恢复。故此时应当解除的是对该被执行人财产的保全措施，
摘要2：（续）以便破产程序正常进行，而对不影响破产程序正常进行的限制消费措施并不必然也要解除。如果破产法院已经裁定宣告被执行企业破产的，则该企业就将确定地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执行法院就应当对该被执行人裁定终结执行。终结执行后，所采取的包括限制消费令在内的所有执行措施均应解除。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执行法院在被执行人汇都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前即已裁定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而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至今尚未得到实现，被执行人汇都公司也未被裁定宣告破产。故不存在复议申请人所称的破产清算程序与强制执行程序相冲突的情形，也无法律依据应当对被执行人汇都公司终结执行。复议申请人仅以被执行人汇都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且申请执行人也已申报破产债权为由，要求解除限制消费令，缺乏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2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22号
【裁判摘要】夏××、赵××系拖脚铜矿82%合伙份额的合法持有人，法律并不禁止合伙企业的权利人转让其持有的合伙份额。虽然合伙份额的转让必然导致合伙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改变，但合伙企业所拥有的采矿权属的主体并不因此发生变更。依据《收购协议》，百孚特公司和船舶电缆公司只能主张取得拖脚铜矿的合伙份额，而不能主张取得采矿权，《收购协议》未就采矿权的转让作出约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未指向本案《收购协议》，故行政机关也没有认定本案转让拖脚铜矿合伙份额的行为违反行政法律规定。原审查明拖脚铜矿的合伙份额已于2014年1月6日由百孚特公司和船舶电缆公司全部持有，百孚特公司和船舶电缆公司现又以《收购协议》实质上是转让采矿权为由，拒不履行付款义务，显然有违诚信，原审判令其承担付款义务和逾期利息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２１）最高法民终120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２１）最高法民终1203号
【裁判摘要】两公司系实际控制人关系，两公司就案涉借款纠纷并无实质性争议，完全可以自行偿还相关债务，两公司不能就诉讼原因给出合理解释，应驳回诉讼请求——对于翔龙公司主张的94笔借款，与泰和公司之间未就其中任何一笔签订借款合同。判断法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款项交付和借贷合意是判定两者之间借款合同关系成立与否的两项基本要件。泰和公司对于翔龙公司所主张借款事实及欠付金额均表示认可,两公司就案涉借款纠纷并无实质性争议。因翔龙公司系泰和公司实际控制人,不能就本案诉讼原因给出合理解释,应就双方借款、还款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严格审查。．．．．．．综合全案查明事实、双方诉辩意见及证据情况，翔龙公司作为泰和公司唯一股东时曾起诉泰和公司案涉借款，因无诉的利益，被本院以(2016)最高法民终153号民事裁定驳回起诉。后吴××、刘××与翔龙公司就泰和公司股权发生纠纷，经生效裁判确认并经强制执行。2017年3月23日，泰和公司的股东变更为翔龙公司持有50%股权，吴××、刘××各持有25%股权。翔龙公司认为其已不再是泰和公司唯一股东，故就被驳回起诉的相关借款以及此后发生的借款提起本案诉讼，再次起诉泰和公司。但吴××、刘××未能介入公司管理，王×同时担任两公司法定代表人。翔龙公司系泰和公司实际控制人，两公司就案涉借款纠纷并无实质性争议，泰和公司完全可以自行偿还相关债务，两公司不能就本案诉讼原因给出合理解释。故翔龙公司主张的借款事实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10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106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杨××抽逃出资450万元后，将持有的平宇公司5%、5%、10%、10%的股权分别转让给唐××、洪××１、洪××２、江××，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均未约定股权的转让价款。洪××、江××均参与了抽逃出资，洪××１此时为平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与洪××系亲属关系，庭审中唐××亦自认对于所受让股份是否约定价格并不清楚，故受让人唐××、洪××１、洪××２、江××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出让人杨××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唐××、洪××１、洪××２、江××四受让人应当在受让的相应份额范围内对杨和平抽逃出资的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即分别在45万（5%×1000万注册资本×450万杨××抽逃出资／500万杨××转让前总出资）、45万、90万（10%×1000万注册资本×450万杨××抽逃出资／500万杨××转让前总出资）、90万的份额内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抽逃出资的股东应否相互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其他股东对抽逃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要件是“协助抽逃出资"，本案中，2012年4月23日，杨××、尹×、洪××、江××、汤×5人将居民身份证交给中介机构办理增资业务，将公司注册资本增资至1000万元，共计增加注册资本900万元。其中，杨××增资450万元，尹×增资135万元，洪××增资135万元，江××增资90万元，汤×增资90万元。该900万元款项由中介机构转入农行6404验资账户，待办理验资手续之后，900万元增资款即于2012年4月24日全部转回中介机构，该增资和抽逃出资过程系杨××、尹×、洪××、江××、汤×5人将居民身份证交给中介机构后，由中介机构操作和办理，没有证据证明抽逃出资的股东之间相互实施了协助抽逃出资的行为，故萍钢公司要求抽逃出资的股东相互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
诚信无价，驳回申请！蕉城法院审结首例被执行单位原法定代表人申请解除限制高消费措施案
摘要1：【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司法文件规定，解除法定代表人限制消费措施的应符合两个要件：1.证明原法定代表人并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或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即证明自己不再是上述“四类人员”；2.证明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确系因为公司经营管理需要而进行。
摘要2：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青执异14号
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青执异14号
【裁判摘要】对被执行人汇华公司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期间，王××已经不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实际控制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第十七条第（2）项“单位被执行人被限制消费后，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确因经营管理需要发生变更，原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申请解除对其本人的限制消费措施的，应举证证明其并非单位的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人民法院经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并对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依法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规定，对王××的限制消费措施应予解除，异议人的异议理由成立，应予支持。
摘要2：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川执复10号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川执复10号
【裁判摘要】马××在执行异议期间提供的证据证明，从2020年9月4日起，其已经不是大同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大同兴公司于2014年10月15日召开股东会，同意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马××变更为***，同意马××将所持公司50.06%的股权份额中49%转让给***。同日，大同兴公司变更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9010万元，其中***持股98.94%，马××持股1.06%。马××提交的上述证据证明，其并非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2020)川01执异2206号执行裁定对马××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未作审查认定，系案件基本事实不清。且(2020)川01执异2206号执行裁定与(2020)川01执异1343号执行裁定对类似情况的认定处理标准不一致，亦未说明其作出不同处理意见具有法定事由，导致同一法院对类似情形作出前后矛盾的处理意见，不利于裁判尺度统一。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迸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第17条第二项的规定，在大同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经变更登记，且无证据证明马××系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时，(2020)川01执1034号限制消费令继续对大同兴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马××实施限制消费措施缺乏依据，应予撤销。同时，因(2020)川01执异2206号执行裁定因认定事实不清，处理结果错误，本院予以撤销。
摘要2：
【笔记】无偿接受被执行人财产能否追加为被执行人？
摘要1：解读：根据《变更追加规定》第２２条规定，“无偿接受财产可追加被执行人”需要具备要件——（１）被执行人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２）被执行人被注销或出现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撤销、被责令关闭、歇业等解散事由；（３）被执行人的股东、出资人或者主管部门无偿接受被执行人的财产；（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是被执行人的股东、出资人或者主管部门，且在无偿接受财产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2：【注解】（１）《变更追加规定》第２２条并未在股东、出资人或者主管部门后以”等“字扩展，未将被追加主体扩展至股东、出资人或主管部门之外的其他任何主体；（２）以”实际投资人“”实际控制人“的概念参照《变更追加规定》第２２条的规定追加被执行人是错误的。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民再432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民再432号
【裁判摘要１】转让出资期限尚未届满的认缴增资股权不承担出资加速责任——１.2015年7月2日，邱××１、邱××２作为景星公司的股东决定将该公司的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增加的800万元注册资本为认缴，认缴期限至2065年6月30日。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邱××１与邱××２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认缴期限届满前未缴纳全部出资的行为，不属于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2.2016年2月4日，邱××１将其股权转让给黄××，邱××２将其股权转让给李××。虽然根据（2017）粤06民终391号判决认定景星公司应当向佛山物业公司支付拖欠的租金，且在执行该判决过程中出现景星公司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但该判决作出时间是2017年5月4日，在邱××１与邱××２转让涉案股权之后。因此，在邱××１与邱××２转让景星公司股权时，尚未有证据证明该公司出现了破产、解散等股东出资应当加速到期的情形。故邱××１与邱××２转让景星公司股权的行为在形式与内容上符合法律规定，未有证据证明该转让行为影响了景星公司对外承责能力。故对佛山物业公司请求邱××１、邱××２对景星公司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二审法院未予支持，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裁判摘要２】减资尚未到期认缴出资应当承担违规减资补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注册资本是公司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基础，是公司的交易相对方判断公司的财产责任能力的依据。虽然我国公司法在2013年修改时将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但这并非是对资本确定原则的否定，而是对资本确定原则的继承与发展。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我国公司法仍然坚持资本不变原则，公司不得违反法定条件与程序而随意增减资本，包括未届认缴期限的出资。
摘要2：【裁判摘要３】不当减资后对不当减资不知情的股权股权受让人不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由瑕疵出资股权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是，有证据证明受让人对瑕疵出资的情形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根据本案案情，2016年9月26日，黄××与李××将景星公司股权转让给李××１、廖××，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此时距黄××与李××于2016年3月25日不当减资已逾数月。且佛山物业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李××１、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前述不当减资情形，故佛山物业公司请求李××１与廖××就景星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４】监事不承担协助抽逃出资连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关于抽逃出资责任的规定，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抽逃出资股东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因此，张××作为景星公司监事，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中应当对抽逃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主体。佛山物业公司关于张燕玲承担责任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212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2123号
【裁判摘要】公司注销事宜是否由他人经办、法定代表人签名是否真实不影响公司股东对未经依法清算注销公司而应对外承担的责任——黄××虽对小瑜公司原审提交的成都第一骨科医院“系统使用说明”和(2020)川律公证内民字第12369号公证书证据持有异议，但其仅是否认上述事实，并未提交反证证明涉案软件不符合合同约定，故不能推翻原审法院已作出的事实认定。并且，黄××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原审诉讼，未作答辩亦未提交质证意见，已放弃原审诉讼权利，其在二审中提出上述异议难言正当；而国康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在原审中已提出相同异议未获支持，其并未提出上诉。综上，黄××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审期间，黄××主张其不是国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国康公司注销过程中的“黄××”签名是被冒名的，其对国康公司债务不应承担清偿责任，并对签名的真实性申请鉴定。对此，本院认为，对于公司债权人而言，公司注销事宜是否由他人具体经办、法定代表人签名是否真实属于公司注销中的内部责任问题，不影响公司股东对未经依法清算注销公司而应对外承担的责任。因此，本案也不存在对法定代表人签名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的必要性。并且，黄××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原审诉讼，未作答辩亦未提交质证意见，已放弃原审诉讼权利，其在二审中提出鉴定申请难言正当。综上，本院对黄××上述主张和鉴定申请均不予支持。
摘要2：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川民终字第635号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川民终字第635号
【裁判摘要】借用银行账户内的资金应归属实际控制人和使用人所有——谯××与洁鑫公司于2014年3月12日签订了借用账户的《协议书》，明确约定案涉账户由谯××使用，账户内的资金实际所有权归谯××，与洁鑫公司并无关系。一、二审诉讼中，谯××在前述《协议书》之外另行举示了洁鑫公司出具的收据、案涉账户的开户资料、案涉账户首笔大额资金的来源以及争议的350万元现金往来的基础事实的证据，前述证据与洁鑫公司、包××的陈述一致，能够证明案涉账户独立于洁鑫公司，即该账户虽登记在洁鑫公司名下，但实际的控制和使用人是谯××，账户内的资金应归属于谯××所有。据此，谯××基于对争议350万元享有的所有权能够对抗岳×基于与洁鑫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对争议350万元的执行要求。岳×关于案涉350万元应当作为洁鑫公司的财产予以执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岳×关于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关于“银行存款和存管在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按照金融机构和结算机构登记的账户名判断；有价证券由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托管机构名义持有的，按照该机构登记的实际投资人账户名称判断”的规定认定洁鑫公司系争议的350万元的合法所有权人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前述司法解释适用于人民法院的执行程序，即在执行中系主要以登记的账户名作为该账户内现金所有权人的判断标准。而在当事人为账户内资金实际所有权人发生争议而另行提起的诉讼程序中，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对各方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核，进而认定实际的权益人。据此，岳术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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