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08）泉民二初字第1076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徐民二终字第0394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参与经营的与本合同具有相同经营业务的其他公司认定为竞业限制公司。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将公司经营业务擅自转移给由其实际控制的竞业同类公司、对公司合法权益造成还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竞业限制公司作为该行为的直接受益者，应当将取得的商业利益返还给利益受损公司。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苏民三终字第0093号
【裁判摘要】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或第三人不法侵害公司合法权益，而公司不能或怠于对不法侵害人提起诉讼以及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导致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损害的，其它股东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具体结合本案，麒麟湾公司、江苏海运公司认为长毛绒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也是实际控制人）毛皮厂、长毛绒公司董事范某某、第三人太仓农商行的相关行为侵害了长毛绒公司的合法权益。其也曾于2002年7月向毛皮厂提出异议、要求解决，然未有答复。长毛绒公司也未采取相应法律措施。同时，本案纠纷势必涉及相关协议的撤销问题，而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或截止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未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涉案抵押担保行为发生在1998年6月8日，在长毛绒公司一直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为维护长毛绒公司的合法权益，麒麟湾公司、江苏海运公司在2003年4月29日自行提起诉讼，符合股东代表诉讼的相关法律规定。因此，麒麟湾公司、江苏海运公司有权提起本案的诉讼。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二中民终字第11811号
【裁判摘要】根据查明的事实，许某某占有普仁公司90%的股权，是普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朱某某与许某某系夫妻关系，在许某某、朱某某与普仁公司之间存在关联交易行为的情况下，许某某申请普仁公司破产的行为，使吴某某有理由相信普仁公司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紧急情况。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吴某某在普仁公司出现紧急情况下代表普仁公司提起诉讼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313号
【提示】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未经公司追认该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担保属于超越权限，该行为也未经公司追认，所以其出具《担保承诺书》的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故债权人主张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对其担保债务承担50%赔偿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关于新大陆体育中心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一）李某某提出《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据此认定公司担保行为无效。首先，原审法院并未将《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性质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一审法院明确上述规定“纵使为管理性禁止性法律规定”，各民事主体有遵守的义务。其次，原审法院认定《担保承诺书》对于新大陆体育中心不具有约束力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相关规定，而并非依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对案涉《担保承诺书》的效力进行评判。（二）李某某提出其没有义务审查担保是否经过股东会同意，客观上也无法进行该项审查。该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公司对外担保、质押财产、借款等事项”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同时还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未经股东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李某某作为新大陆体育中心的前法定代表人、股东，其对公司章程的内容应有清楚认知。虽《担保承诺书》出具时，李某某已将股权转让，但其亦应知道公司出具《担保承诺书》属于股东会决议事项，有义务和必要要求李俊报提供并查阅股东会决议，李某某称其无义务也无法审查的理由不成立。（三）李某某提出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新大陆体育中心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适用前提为债权人不知道该公司的董事、经理违反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但本案中李某某明知李某报系新大陆体育中心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其知道或应当知道《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故其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要求新大陆体育中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四）李晓光主张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新大陆体育中心应对其担保债务承担50%赔偿责任。本案中，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未经股东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李某报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担保属于超越权限，且李某报的行为也未经公司追认，所以，李某报出具《担保承诺书》的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故，李某某再审主张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对其担保债务承担50%赔偿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新大陆体育中心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摘要1：【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皖民终437号
【裁判摘要】经审查，新大陆公司2014年4月1日出具《担保承诺书》时，该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公司对外担保、质押财产、借款等事项”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以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未经股东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李某某称上述《担保承诺书》系李某报向其提供，李某报亦称出具该承诺书未经股东会决议，系其自行加盖公司印章，新大陆公司也称该承诺书系李某报私自出具，李某某又无证据证明新大陆公司出具上述《担保承诺书》已经该公司股东会同意，故上述担保行为系时任新大陆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报超越权限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依据上述规定，李某报出具案涉《担保承诺书》的代表行为是否有效，取决于李某某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限。对此，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其次，李某某、李某报同为新大陆公司股东，并且作为前后任法定代表人，李某某对李某报的身份、新大陆公司的股权结构、股东成员以及章程明确规定公司对外担保须经股东会同意均是知晓。故李某某在接受李某报向其提供的《担保承诺书》时应当负有超出一般人更为审慎的注意义务，应进一步审查该担保行为是否经过新大陆公司股东会同意，在李某报未能向其提供新大陆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情形下，就认为该担保行为系新大陆公司意思表示，不应认定为善意无过失。因此，《担保承诺书》对于新大陆公司不具有拘束力，李某某据此主张新大陆公司对案涉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要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关联交易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该关联交易行为无效，应当赔偿公司的损失。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58号
【提示】对赌协议中可约定公司为原股东应履行的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要旨】对赌协议中，约定公司为原股东应履行的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约定，如果履行了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的内部决议程序，并且外部投资人善意审查了相关的内部决策文件，该约定应属有效。
【摘要１】《增资扩股协议》中约定新方向公司在约定触发条件成就时按照约定价格回购通联公司持有的久远公司股权，该约定实质上是投资人与目标公司原股东达成的特定条件成就时的股权转让合意，该合意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规定的情形，二审判决认定新方向公司与通联公司达成的“股权回购”条款有效，且触发回购条件成就，遂依协议约定判决新方向公司承担支付股权回购款本金及利息，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新方向公司辩称《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的股权回购条款无效、回购条件不成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
【摘要２】本院认为，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规定的目的是防止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利用控股地位，损害公司、其他股东或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对于合同相对人在接受公司为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是否对担保事宜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负有审查义务及未尽该审查义务是否影响担保合同效力，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未作明确规定。二审法院认为，虽然久远公司在《增资扩股协议》中承诺对新方向公司进行股权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但并未向通联公司提供相关的股东会决议，亦未得到股东会决议追认，而通联公司未能尽到基本的形式审查义务，从而认定久远公司法定代表人向生建代表公司在《增资扩股协议》上签字、盖章行为，对通联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１】投资人与目标公司原股东约定在触发条件成就时按照约定价格回购股权不违反法律规定。
【解读２】不应以后来产生的股东会决议中所增加的公司担保内部决议程序来判断债权人的审查注意义务（违背了新证据须对待证事实存在关联性的客观要求）。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6)民二终字第227号
【裁判摘要】就股东直接诉讼而言，虽然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和第一百五十三条等明确规定了股东的直接诉讼，但股东在根据该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者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或该法第一百五十三条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规定提起直接诉讼时，应以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个人为被告，不能以公司为被告。在根据该法第二十二条等规定提起直接诉讼时，公司方属适格被告。否则，将会出现混淆直接诉讼中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关系的结果。........本院认为，由于股东间接诉讼具有代表性和代位性，事实上原告股东行使的是公司的诉权，因此公司并无参加诉讼之必要。但鉴于民事诉讼的意思自治之品质，可以由公司自主选择是否参加间接诉讼。在公司自主选择参加诉讼的情形下，其在间接诉讼中的地位问题较为复杂，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尚存争议，司法实务通常认为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不宜作为被告，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来具体界定公司的诉讼地位。就本案而言，若湘投控股提起的是股东直接诉讼，则应以中软集团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个人为被告；若提起的是股东间接诉讼，因中软集团并未选择参加诉讼，而是被湘投控股当作被告来提起诉讼的，因此，无论本案是股东直接诉讼还是股东间接诉讼，中软集团均不属于适格的被告，软件所才是适格的被告。故上诉人软件所关于中软集团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主张有理，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一终字第270号
【裁判要旨】《公司法》第16条规定属于公司对内的程序性规定，其并未规定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对此负有审查义务，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是否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并不影响其对外签订的合同效力。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意在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者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是否召开股东会以及股东会的决议，是公司的内部控制程序，不能约束与公司交易的第三人。该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据此主张合同无效。公司作为不同于自然人的民商事主体，其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即是公司的行为。即便法定代表人行为越权，贤成矿业公司也只能够过内部追责程序维护自己的权利，而非主张担保行为无效。周某作为公司以外的第三人无从知晓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越权，贤成矿业公司主张周某并非善意第三人，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涉案《保证合同》及《承诺保证函》有效，并无不当。
摘要2：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等诉周某某间借贷纠纷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086号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桂03民终212号
【裁判摘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项“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的规定，上诉人黄某某是被上诉人美冠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上诉人黄某某利用其对被上诉人美冠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让被上诉人美冠公司为上诉人福八戒公司的债务同时也是自己的债权提供担保，最终导致被上诉人美冠公司的的资金被人民法院执行扣划，该行为损害公司利益，上诉人黄某某对此具有过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上诉人黄某某对被上诉人美冠公司被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扣划资金10997.93元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黄某某认为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福八戒公司作为上诉人美冠公司的股东，让被上诉人美冠公司为自己向公司股东借款提供担保，滥用股东权利，造成被上诉人美冠公司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上诉人福八戒公司对被上诉人美冠公司被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扣划资金10997.93元的损失也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上诉人福八戒公司对该损失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云民终48号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22号
【裁判摘要】夏某某、赵某某系拖脚铜矿82%合伙份额的合法持有人，法律并不禁止合伙企业的权利人转让其持有的合伙份额。虽然合伙份额的转让必然导致合伙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改变，但合伙企业所拥有的采矿权属的主体并不因此发生变更。依据《收购协议》，百孚特公司和船舶电缆公司只能主张取得拖脚铜矿的合伙份额，而不能主张取得采矿权，《收购协议》未就采矿权的转让作出约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未指向本案《收购协议》，故行政机关也没有认定本案转让拖脚铜矿合伙份额的行为违反行政法律规定。原审查明拖脚铜矿的合伙份额已于2014年1月6日由百孚特公司和船舶电缆公司全部持有，百孚特公司和船舶电缆公司现又以《收购协议》实质上是转让采矿权为由，拒不履行付款义务，显然有违诚信，原审判令其承担付款义务和逾期利息并无不当。
摘要1：——持票人以通谋虚伪行为取得票据的，所涉相关民事行为应属无效，票据持有人不享有票据权利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1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通谋虚伪表示行为无效，应按真实意思表示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案涉票据活动虚假行为隐藏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与有色金属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该借款关系及罗某钢、陶某君为该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均属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有色金属公司获得案涉借款后，至今尚欠59536969. 19元未还，故有色金属公司、罗某钢、陶某君应对该欠款本金及其正常银行利息承担责任。
【摘要】本案票据活动为各方通谋虚伪行为，所涉相关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主张本案票据权利不应予以支持。本案票据活动虚假行为隐藏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与有色金属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该借款关系及罗某某、陶某某为该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均属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有色金属公司获得案涉借款后，尚欠59536969.19元未还，故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上诉请求有色金属公司、罗某某、陶某某应对该欠款本金及其正常银行利息承担责任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案借款系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与有色金属公司之间出于各自目的主动协商发生，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在明知有色金属公司资信状况下向该公司提供借款，应对该借款未能归还的风险自行承担责任。红鹭公司在本案中的行为与该借款的发生及还款不能的风险无因果关系，不应对此承担民事责任。红鹭公司关于其不应承担案涉借款的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关于本案《贴现宝合作协议》、《贴现申请书》为有效合同、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是本案票据的合法权利人、刑事判决不影响民生银行南昌分行行使票据权利、红鹭公司应对本案票据承担支付责任，以及有色金属公司与罗某某、陶某某不承担本案借款利息责任的认定，均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623号
【解读１】该判例为直接适用《民法总则》“通谋意思表示”制度的首个判例——各方通谋无真实交易的票据交易活动无效，以真实的借款关系认定。
【解读２】各方同谋无真实交易的票据交易活动无效，以真实的借款关系认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借款，票据活动无真实交易基础，是各方的通谋虚伪行为，所涉民事行为无效，应按虚假意思表示所隐藏的真实法律关系处理，即本案应认定为借款纠纷而不是票据追索权纠纷。案涉票据形式上符合票据法的规定是有效票据，但因以非法手段取得银行不享有票据权利。
【解读３】基本案情：（１）２０１２年底，正拓公司欠民生银行南昌分行７０００余万元的逾期贷款；（２）正拓公司实际控制人罗某同时为有色金属公司法定代表人与民生银行南昌分行金融市场部副总严某商议，由有色金属公司向红鹭公司购买阴极铜，有色金属公司以承兑汇票的形式支付货款，再由红鹭公司持该票据到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申请贴现，将贴现款用于归还正拓公司的逾期贷款；（３）一审法院认定为票据追索权纠纷，判决红鹭公司应承担贴现款的支付责任；（４）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本案属借款纠纷，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主张的票据权利不应支持，判决有色金属公司和保证人罗某钢、陶某君应对该欠款本金及其正常银行利息承担责任，红鹭公司无须承担偿还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4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一审主张是在受胁迫情形下在《欠据》上签字，二审又提出是乘其生病采用非正常手段让其签字的主张，属自相矛盾，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相关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其规定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其实质属于公司内部管理、控制程序方面之规范，即为管理性强制性规范，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亦不应将其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否则将危害交易安全，有违诚信及公平。本案中，陈某系金盾公司的股东，金盾公司在《欠据》担保人处加盖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陈某某私章的行为，属于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的情形，即便该行为未经股东会决议，亦不应被认定无效，金盾公司仍应按照《担保法》的规定承担保证责任。故原判决判令金盾公司对陈谋欠付杨某某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07号
【裁判要旨】不属于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不能得到表见代理制度的保护。
【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上述条款调整的是公司内部管理事项，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该条款对外提供担保将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并非规制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不能仅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否定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虽然不能仅依上述规定否定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但也不因此而意味着该合同确定有效，其是否有效还须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在本案中，梁某某不是寿光广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是公司聘用的经理，其在并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在2012年6月19日的《借款协议》担保人处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的行为显系无权代理，这一点在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潍刑二终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所查明的事实中已有充分体现。因此，在王某某与寿光广潍公司之间能否有效成立担保合同关系，取决于梁某某加盖公章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亦即取决于作为相对人的王某某是否“有理由相信”梁廷国有代理权。在本案中，梁某某与王某某之间的借贷关系开始于2010年，王某某多次向梁某某提供借款，金额共计高达1200万元。虽然双方对于实际支付利息的情况有不同主张，但可确认至2012年6月19日双方签订案涉《借款协议》之前，梁某某至少已向王龙江支付利息377.50万元，且仍欠利息90万元。案涉《借款协议》就是在梁某某尚欠借款本金1200万元且不能支付利息的情况下签订的。毫无疑问，此时王某某明知其巨额债权面临巨大风险，而无论是谁为梁某某提供担保亦将同样面临巨大风险。梁某某系寿光广潍公司聘用的经理，虽然其掌握公司公章，但在其个人巨额债务已处于不能清偿状态的情况下，未通过任何方式与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等进行沟通，
摘要2：（续）即在《借款协议》担保人处加盖公司公章为自己不能清偿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显然超越了其作为经理的职权范围。换言之，从一般社会常识判断，任何公司通常都不会在不问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借款期限、还款资金来源等条件，亦即对主债权债务的状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轻易授权其聘用的经理对外提供担保。何况像本案这样，金额巨大的主债务已处于不能清偿状态，且主债务人恰恰就是公司聘用的经理，就更难轻易相信公司会同意该经理以授权代理人的身份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公司公章为自己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因此，作为相对人的王某某，应当知道梁某某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提供担保的行为，是无权代理行为。王某某提出的“梁某某有权决定使用公章，不存在所谓无权代理的问题”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换言之，王某某不属于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不能得到表见代理制度的保护。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梁某某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寿光广潍公司与王某某之间并未成立有效的担保合同关系，寿光广潍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担保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身份签字或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该款规定解决的是在特定情形下认定保证合同成立的问题，并未规定在该情形下保证合同已生效，且其适用以保证人签字或盖章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为前提。二审判决援引该款规定判令寿光广潍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２】《担保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无效，债权人和企业法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债权人无过错的，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在本案中，梁某某作为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经理，在2012年6月19日的《借款协议》上加盖了该分公司的公章。现潍坊广潍公司对其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不认可，债权人王龙江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得到了潍坊广潍公司的授权，故应认定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无效。在此情形，王某某如主张潍坊广潍公司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则应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要求，举证证明潍坊广潍公司存在过错，但王龙江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故潍坊广潍公司亦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不确定履行期限的合理期限的确定，可以通常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为标准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1号
【裁判要旨】双方关于“补偿款的最迟给付期限为楼盘开盘销售后2个月内”的约定，属于履行期限的约定，该期限非固定或确定的期限，解释该期限时，应以通常的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作为标准。
【摘要１】
（１）“5月5日补充协议”约定受让方一次性补偿转让方1.3亿元，并约定最迟给付期限为“乙方（即受让方）开发《股权转让合同》所对应的土地资产所形成的楼盘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首先，从该补充协议的序言描述看，“5月5日补充协议”的签订背景及原因在于，双方就《股权转让合同》股价对应的土地价格定价偏低这一事实达成合意，所以通过“5月5日补充协议”增加补偿款的形式予以增加，其性质是增加的股权转让款。作为股权转让对价的一部分，受让方自然负有应当履行的义务，所以，双方前述关于该补偿款支付时间的约定，不是条件，不存在条件不成就时无须履行的问题。其次，从性质上看，是否开发楼盘以及何时开发楼盘，系由案涉股权转让后金某公司及其股东所决定，这种取决于一方主体意思表示或者行为的约定，并不属于条件。再次，“5月5日补充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受让方须以2.5%的年利率向转让方支付利息，直至一次性付清为止。该约定亦表明，受让方支付前述补偿金的义务自始确定，并不存在条件不成就不予支付的可能性。最后，既然受让方负有确定的给付义务，则当事人有关“最迟给付期限”的约定，性质上属于履行期限的约定，而非合同的生效条件或付款义务的履行条件。一审关于该条款性质的认定并无不当。
（２）“最迟给付期限”为“楼盘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并无何时开始支付的约定。．．．．．．本院认为，综合考虑案涉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签订过程以及合同的有关条款，所谓转让方应在受让方“开发《股权转让合同》所对应的土地资产所形成的楼盘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支付该笔款项的含义是，由于该笔股权转让款的数额较大，受让方在将金某公司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完成房地产开发并销售前难以支付，所以受让方以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对应的土地开发成楼盘并开盘销售取得一定利润后再支付该笔款项。这种解释，与当事人的签约过程、交易背景及真实意思最为接近，所以，转让方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随时要求受让方支付该笔款
摘要2：【解读１】履行期限的约定不明的，可以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为标准确定合理的期限，合理期限经过后债务人仍未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即可请求履行。
【摘要２】公司的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等属于公司的财产，通常情况下，转让公司股权的原股东不得处分该财产，受让公司股权的股东在股权变更之后应以公司的名义请求控制该财产的原股东交付。但是，根据案涉协议的约定，受让方的目的是为了取得金某公司的全部股权并进行经营管理。在股权转让之前，金某公司的全部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吴某、李某，且吴某是法定代表人，金某公司的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实际也由两人控制。案涉交易履行完毕的结果也是由受让方成为持有金某公司全部股权的股东。在此背景下，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交易目的，将交付金某公司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的义务解释为转让方的义务，即具有合理性。因此，尽管双方签订的系列协议中并无转让方交付公司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的约定，但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转让方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和合同目的及金某公司股权转让前后的实际情况，转让方应将公司的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交付受让方。虽然受让方在公司股权变更后已经重新办理了新的公司公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国税及地税正、副本）等证照，但是，这些证照及财务资料的交付仍具有避免转让方滥用权利，进而保护受让方以及金某公司权益的作用，属于《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的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所派生的附随义务。所以，一审判令转让方向受让方交付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解读２】受让方取得公司股权后已经实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和控制，转让方是否移交公章及相应证照资料并不影响受让股权交易目的的实现。
【解读３】共同的股权受让人在股权转让合同中未明确约定转让款比例的，共同受让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解读４】双方约定剩余的款项从合同对应的土地开发成楼盘并开盘销售后两个月内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形式上属于履行条件，本质上仍属于履行期限的约定，只不过约定的是不确定的履行期限（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受让人主要合同义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可以有期限但一般不能附条件，除非双方在股权转让设立了对赌条款或估值调整条款）。不确定的履行期限并非履行期限不明确（不适用《合同法》第６２条第４项），而应当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受合理期限的限制，以一个正常的开发商会在多久时间开发并开盘销售作为合理标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90号
【裁判要旨】矿业权可能是公司主要财产，但不变更矿业权主体、不发生采矿权和探矿权权属变更的，不宜一概将股权转让视同变相矿业权转让。
【裁判摘要】矿业权登记在矿山法人企业名下，成为法人财产。虽然矿山法人股权转让可能会造成公司资产架构、实际控制人等方面的变动，最终会对矿业权的实际行使产生影响。但基于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原则，公司股权转让与作为公司财产的矿业权转让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两者在交易主体、交易标的、审批程序、适用法律等方面均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差别。尽管矿业权可能作为公司的主要财产，但矿业权的转让和公司股权转让并不等同，在不变更矿业权主体、不发生采矿权和探矿权权属变更的情况下，不宜一径将股权转让行为视同变相的矿业权转让行为。在本案中，《转让合同》系自愿签订，是山西京海公司、丰镇鑫鑫公司、丰镇丰盛公司与莱芜矿业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莱芜矿业公司上诉主张《转让协议》的性质实质上是矿业权转让，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关于本案性质为股权转让纠纷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759号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是对合同解除的异议期间及其法律后果的解释。合同的解除对当事人会产生重大影响，故而从平等保护合同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出发，为防止合同解除权的滥用，其行使要符合合同解除的约定或法定条件，即解除权人应拥有约定解除权或者法定解除权。2013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曾针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理解与适用的请示作出答复(法研[2013]79号)：“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或者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莱芜矿业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函，主要是依据《转让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第2项关于办证期限的约定。如前所述，合同约定的办证期限并非一个明确的期限，莱芜矿业公司不具备约定合同解除权。因此，莱芜矿业公司上诉主张山西京海公司、丰镇鑫鑫公司、丰镇丰盛公司未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异议权、合同已经解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关于莱芜矿业公司解除合同告知函不发生解除合同效力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解读】一方解除合同的理由不符合合同关于解除条件的约定也不符合法定解除权的规定，其通知解除的行为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民终1206号
【裁判要旨】公司为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提供担保，该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违反了《公司法》第１６条第２款的规定，且债权人对此是明知的，并非善意第三人，故该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对债权人要求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补充协议书（三）》中约定盛达公司、盛丰公司为潘某某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约定使得盛达公司、盛丰公司为股东潘家平个人债务承担责任，该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且债权人夏某某对此是明知的，并非善意第三人，故一审法院对夏某某关于盛达公司、盛丰公司对潘某某还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09民初226号
【解读１】一审裁判理由：公司担保违背资本维持原则应认定无效；二审裁判理由：公司担保违反《公司法》第１６条第２款规定，债权人并非善意第三人。
【解读２】公司为股东之间股权转让提供担保的行为不属于资本维持原则所体现的否定性规范（《公司法》第３０条、第３５条、第９１条、第９３条、第１２７条、第１４２条、第１６６条），且《公司法》第１６条赋予经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司担保行为完全的合法有效，不能认定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违背资本维持原则。
摘要1：【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云民终46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空港管委会认为东聚公司系国有独资公司,不应该适用一人公司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公司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已经明确界定“本法所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东聚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其为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因此,空港管委会认为东聚公司不是一人公司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裁判摘要２】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原官渡区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系东聚公司的唯一股东,其资产和债务被整体划入空港管委会,且东聚公司由空港管委会实际管理控制。．．．．．．其次,在本案审理中,空港管委会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东聚公司的人、事、物独立于该管委会,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即空港管委会根据上级党委、政府的工作安排和与官渡区委、区政府的合同约定,作为东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应当对东聚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官渡区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在本案中的责任承担责任,即对东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184号
【裁判摘要】《股权投资协议书》的第五条“乙方和丙、丁、戊方的声明和保证”中载明，“公司、公司原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未有任何未披露的可能形成在任何重大方面进行误导的信息或合理地影响甲方按照本协议提供投资款和本次投资意愿的事项”，但周某某、奥泰公司等却存在未披露奥泰公司虚假出资及未将火炬公司投入资金全部用于购买设备和公司生产经营等事实。尽管火炬公司作为专业投资公司，亦应对奥泰公司的资产状况进行尽职调查、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但并不能因此而免除周某某、奥泰公司等签约主体披露真实信息的合同义务，由此可认为周某某、奥泰公司等隐瞒了签订股权投资协议的重要事实前提，火炬公司基于错误认识签订协议进行投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之规定，认定周某某构成欺诈于法有据，火炬公司得以依法行使撤销权。
摘要2：【解读】受让方进行尽职调查后，转让方的披露真实信息的合同义务并因此免除，转让方未如实披露有关重要信息的，受让方可主张转让方构成违约或据此撤销合同。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民终356号
【裁判要旨】公司法定代表人超越公司章程的权限为股东提供担保且无股东会决议，债权人对此知晓，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担保条款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无须就担保合同的无效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关于案涉担保条款无效的责任承担问题。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法定代表人代表制度是代理在商事企业法人领域的特别规定，可适用该规定。在案涉协议对恒博公司没有约束力的情况下，应由彭某某就其无权代表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另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规定，“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本案中恒博公司的章程已约定股东有遵守公司法规定的义务，债权人戴某某明知彭某某系违反公司法规定让公司担保，彭某某作为当时恒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法定代表人，有代表公司和管理使用公章的权利，恒博公司对于彭某某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在案涉协议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并不具有选任或管理上的失职，其责任应由彭某某承担。立信公司提出其是本案实际债权人，不是恒博公司股东，一审法院以戴某某的股东之责来认定立信公司有过错不当。本院认为，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是彭某某、戴某某和恒博公司，立信公司是基于与戴某某有隐名持股的委托关系而成为诉讼主体，基于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受托人的责任应由委托人承担。同时，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恒博公司基于对受托人戴某某有过错的抗辩可以向立信公司主张，故一审法院认定立信公司有过错并无不当。立信公司要求恒博公司依据案涉协议承担责任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恒博公司关于其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恒博公司有过错，对彭某某不能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一半承担赔偿责任的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要旨】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出让方系受托转让实际权利人的股权，受让方自愿签署协议表明认可实际权利人的身份，根据《合同法》第４０２条、第４０３条规定，实际权利人能作为原告直接向受让人提起诉讼。
【摘要】彭某某、戴某某、恒博公司三方于2013年12月17日签订的退伙协议中记载了“名义上权利人是戴某某，现实际权利为湖南立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2014年1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也记载了立信融资公司的相关权利。在上述协议中，戴某某已向彭某某、恒博公司披露实际权利人为立信公司，在此情形下，彭某某、恒博公司自愿签署前述协议表明认可立信公司为实际权利人。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和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的规定，无论彭某某是在订立协议时还是之后知晓立信公司为案涉股权实际权利人，立信公司都可以行使戴某某对彭建军的合同权利。且立信公司主张的是合同债权，并非要求确认股东资格或享有参与恒博公司的决策管理、分红等股东权利，立信公司主张合同债权与公司法规定不冲突。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立信公司因是案涉合同的实际权利人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作为原告向彭某某、恒博公司主张债权。一审法院认定立信公司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211号
【裁判摘要】本案黄某某当履行的义务属于附条件的义务，该条件未因《欠条》的形成而改变。柯某某应满足《合同书》中约定的土地使用权转让这一股权过户的前提条件，才能请求黄某某履行相应的股权过户义务。伟恒公司将相关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他人，导致黄某某履行变更股权手续的条件不能成就，柯某某应承担不利后果。但如简单驳回柯某某的反诉请求，将导致双方之间的纠纷长期悬而不决。鉴于双方无法继续合作经营伟恒公司和志同公司，双方签订《合同书》的主要目的就是黄某某得到合理补偿的情况下退出两公司；并且柯某某已经履行了对黄某某负有的大部分金钱给付义务，其剩余金钱债务也将通过《欠条》项下款项的支付而得到履行，黄某某如长期坚持限制条件而不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并无补于双方的实际利益。为了了结双方的纠纷，应当寻找某种替代条件成就的适当方式，促成合同目的的实现。当条件的内容是权利人一方失去某种利益，而该利益由义务人直接或间接取得时，该利益实际上相当于权利人行使权利所应支付的代价，该条件实际上可以视为权利人应当履行的义务。柯某某作为伟恒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伟恒公司转让土地将使其间接失去某种利益，故本案的条件实际上也趋近于构成柯某某的合同义务。因此，解决本案纠纷可以参照柯某某就土地使用权过户对黄某某负有义务这种情形处理。鉴于相关土地使用权已经转让给他人，此对于依照《合同书》向博汇公司继续履行，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所规定的不能履行的原因，故应由柯某某选择将土地使用权过户这一条件转换为向黄某某承担适当的违约赔偿责任，以替代满足黄某某履行股权过户的条件，从而使其反诉请求得到有条件的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16号
【裁判要旨】不能仅因涉及关联交易动辄认定公司决议当然无效，还应审查是否系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是否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
【裁判摘要】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之规定，公司决议无效情形是指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故本案审查的重点是，东圣公司《第一届第二次董事会决议》第3项、第6项及《临时股东会议决议》内容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东圣公司董事会、股东会作出关于收购海隆公司并授权ＸＸ组织收购工作的决议，参与表决的董事及股东代表与决议事项有关联关系，确属于公司关联交易。但涉及关联交易的决议无效，还需要违反《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和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之规定判定，也即须判定公司决议是否系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以及是否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而不能仅因涉及关联交易，辄认定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当然无效。
【摘要】本案中，东圣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决议作出时，各方董事及股东代表均参加会议并一致同意表决通过，对决议内容未提出异议。参与表决的董事及股东代表与决议事项虽具有关联关系，但法律并未对其行使表决权作出限制，并不能因此认定其行为构成滥用股东权利。至于董事会或股东会的召开是否违反公司章程关于会议召集程序的相关规定，应为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撤销的事由，不属于对相关决议效力认定的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77号
【裁判要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除须具备股东与公司人格混同这一条件外，还需证明股东存在滥用公司人格，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
【裁判摘要】关于韵某某是否应对明兴发煤业欠付的货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元鑫矿业一方面主张韵某某与明兴发煤业人格混同，另一方面称明兴发煤业、远宏煤业、润发煤业三公司之间构成人格混同，均是为了主张韵某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下分述之。首先，本案事实尚不足以证明股东韵某某与明兴发煤业之间存在人格混同。本案中，元鑫矿业所称韵某某为明兴发煤业、远宏煤业、润发煤业的实际控制人、三公司存在管理人员交叉任职的情形以及远弘煤业代明兴发煤业支付相关承兑汇票时未背书，均与韵某某与明兴发煤业是否人格混同无关。韵某某作为明兴发煤业法定代表人向元鑫矿业支付100万元亦不能证明韵某某和明兴发煤业构成财产混同。原审判决以上述事实为由认定韵某某与明兴发煤业之间构成人格混同，依据不足。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除须具备股东与公司人格混同这一条件外，还需证明股东存在滥用公司人格，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而本案中，元鑫矿业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韵某某存在转移明兴发煤业财产，逃避债务的行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韵某某存在其他滥用公司人格，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再次，本案中，明兴发煤业并未诉请润发煤业与远宏煤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主张明兴发煤业、远宏煤业、润发煤业三公司人格混同是为了证明股东韵某某与三公司人格混同，进而主张韵某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据证明韵某某存在转移三公司财产至自己或者他人处等滥用公司人格，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因此，元鑫矿业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韵某某与明兴发煤业之间构成人格混同，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韵某某存在滥用公司人格，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10号
【裁判摘要】关于林某某以元华资产公司的名义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的行为效果是否应当由该公司承受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三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根据上述规定，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这一可能影响股东利益的场合，立法规定了公司机关决议前置程序以限制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在公司内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事项并非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其决定权限交由公司章程自治：要么是由公司股东决定，要么是委诸商业判断原则由董事会集体讨论决定；在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场合，则必须交由公司其他股东决定。这种以决议前置的方式限制法定代表人担保权限的立法安排，其规范意旨在于确保该担保行为符合公司的意思，不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对法定代表人超越法律、章程规定实施的越权担保行为，只有在相对人善意无过失的情况下，该担保合同的效果才归属于公司。．．．．．．本案中，元华资产公司将林某某变更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基于购买指定楼盘的特定目的，且明确约定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一周内即应将法定代表人重新变更为洪某某。在此期间，林某某私刻印章、以公司名义为其父林某某１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该行为超出了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特定目的范围，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应当认定该担保行为系越权行为，亦系故意损害洪某某利益的侵权行为。．．．．．．足以认定债权人林某在接受元华资产公司提供的担保时，对林某某实施的损害洪某某利益的担保行为，至少存在应知而未知的重大过失。申请人元
摘要2：【解读】法定代表人私刻印章、以公司名义为其父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系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越权行为，债权人存在应知未知的重大过失，该担保为越权担保。
摘要1：【案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冀民三终字第2号
【裁判要旨】控股股东滥用多数表决权，利用关联关系，通过程序合法的董事会作出直接损害公司利益，间接损害小股东利益的董事会决议无效。
【裁判摘要】关于《泰明顿中国技术中心自2014年其向合资公司收费决议》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石家庄泰明顿公司2012年度、2013年审计报告的内容，2012年总销售额24407万元，净利润1311万元，如果按照总销售额的6%收取研发费用为1464.42万元，高于当年度的净利润。2013年总销售额27699万元，净利润1428万元，如果按照总销售额的6%收取研发费用为1661.94万元，亦高于当年度的利润。且收取费用的泰明顿中国技术中心与交付费用的石家庄泰明顿公司的控股股东TMD香港公司均为泰明顿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规定，该决议所确定的向合资公司按年度总销售额的6%收取费用的内容损害了公司利益。因此，该决议无效。石家庄泰明顿公司关于“该决议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原审判决该决议无效是错误的”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宿中知民初字第0051号
【裁判摘要１】关联交易和自我交易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从上述法律规定看，两个条文分别对关联交易和自我交易作出了规定。．．．．．．本案中，张某某作为东捷公司的股东和总经理，同时也系立丰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东捷公司与立丰公司因张某某在两公司的特殊身份具有关联关系，两公司之间签订案涉技术转让协议构成关联交易。但因张某某并非立丰公司股东，立丰公司的利益与张某某自身的利益存在不同，与东捷公司进行交易的系立丰公司，而非该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张某某，因而，两公司之间签订案涉技术转让协议不构成张某某与东捷公司的自我交易。综上，案涉交易应受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规制，而不适用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也应受东捷公司章程第九十八条第（九）项规定的规制，而不适用第九十八条第（四）项规定。
【裁判摘要２】从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定看，该规定立法目的在于防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受损，禁止不公正的关联交易，而并非禁止关联交易。依该规定，认定案涉技术转让协议是否无效的关键在于该交易是否损害东捷公司利益，即张某某是否违反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利用其作为东捷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和便利，实施了为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立丰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损害东捷公司利益的行为。依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原告东捷公司对此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本案中，东捷公司仅举证案涉交易未经东捷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表决这一程序性事实，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交易实质上损害了东捷公司的相关经济利益并造成东捷公司损失。．．．．．．综上，在东捷公司不能举证证明案涉协议损害东捷公司利益的情况下，不能认定涉案交易违反了法律或公司章程中关联交易的规定，涉案《技术转让协议书》不能认定为无效。
摘要2：【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苏知民终字第00025号
【摘要】二审裁定：准许江苏东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撤回上诉。
【解读】
（１）公司法并未完全禁止关联交易，只是禁止不公正的关联交易（禁止损害公司利益的关联交易）；
（２）有直接股权关系的为自我交易；仅董事高管为同一人的为关联交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202号
【裁判要旨】公司经有效股东会决议为股东提供担保不违反《公司法》第１６条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为有效。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本案中，根据义腾公司工商注册登记信息记载，2015年4月10日温某某、朱某某与义腾公司签订《债务偿还合同》约定义腾公司为朱继中提供担保时，义腾公司的股东为温某某、朱某某与中亿金通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27.5%、67.5%、5%。根据义腾公司章程第十八条规定，公司对外融资、担保事项应由超过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因朱某某作为被担保人，不能参与股东会对义腾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表决，故应由其他股东即温某某、中亿金通公司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温某某作为债权人，同时是持有义腾公司27.5%股权的股东，其在《债务偿还合同》上签字的行为表明，其同意义腾公司为朱某某提供担保。故义腾公司为朱继中提供担保并不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以及义腾公司章程的规定。义腾公司上诉所提因该事项未经股东会决议，故《债务偿还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中关于义腾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约定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6号
【裁判要旨】行为人以公司名义签订保证合同时未向债权银行出具证明其有对外担保签约权的文件，银行事后也未进行核保，未尽审慎注意义务，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裁判摘要】案涉编号为xxx的《保证合同》系由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与工行星海支行签订，该合同上加盖的华通凯路公司公章经鉴定与该公司备案印章不一致，但有高某真实签字。上述担保行为应否归属于华通凯路公司，应从高某是否有权代表华通凯路公司、工行星海支行签约时是否有理由相信高某有代表权等方面予以分析认定。其一，高某是否有权代表华通凯路公司。．．．．．．2014年4月28日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其已不是工商登记上记载的法定代表人，对外不具有代表华通凯路公司的身份。但是，鉴于高某此前是华通凯路公司法定代表人，此后仍是实际投资人和公司股权的实际所有人，故不应仅凭工商登记来认定高智有无代表权的问题，还应审查华通凯路公司是否仍由高某实际控制经营、是否有权决定公司对外担保。．．．．．．首先，．．．．．．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股权代持和法定代表人变更后高某已无权自行决定公章的使用，高某或者华通凯路公司用章须经现法定代表人王某在《公司印章、证照使用登记表》上签字同意。案涉《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华通凯路公司公章与备案印章不一致、且无证据证明该公司同时使用多枚公章的情况，亦印证了高某未经新任法定代表人同意无权使用公司公章的事实。公章是公司对外从事经营活动的身份代表，华通凯路公司对高智使用公章的限制，足以表明高某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限已受到限制，亦即高某不得以华通凯路公司名义从事损害公司利益和债权人信邦典当公司利益的经营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在股权代持后高某仍是华通凯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证据不足，认定不当。其次，．．．．．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不享有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权，更何况是已不具备法定代表人身份、经营管理权受到限制的高某。因此，高某未经华通凯路公司授权以该公司财产为科技学院的债务提供担保，其行为构成无权代表、无权代理，一审判决认定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其二，工行星海支行是否有理由相信高智有代表权或代理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
摘要2：【裁判摘要（续）】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以上条文是关于表见代理以及表见代表制度的规定。依据上述规定，高某的无权代表、无权代理行为是否对华通凯路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应审查工行星海支行是否有理由相信高某有代表权或代理权。本案中，高某在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未向工行星海支行出具华通凯路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华通凯路公司同意担保的股东会决议等证明高智有对外担保签约权的文件，缺乏使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高某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权利外观。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权和决策机构作出了明确规定，任何接受公司担保的相对人都应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工行星海支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更应尽到必要注意义务。案涉保证合同签订时，华通凯路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以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已经进行了变更登记，高某已不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上述工商登记信息具有公示公信力，工行星海支行能够查询知晓。而且，按照银行贷款担保的通行做法，银行一般应对担保人进行核保。但是，该行在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并未要求高智提供相关证明文件，事后也未进行核保，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过失。因此，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签订案涉保证合同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的特征。综上两方面分析，高某以华通凯路公司的名义与工行星海支行签订保证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案涉《保证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华通凯路公司对科技学院的借款债务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华通凯路公司对保证合同无效不存在过错，而债权人工行星海支行对此存在过错，故华通凯路公司也不应对《保证合同》的无效向工行星海支行承担赔偿责任。
【解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签订担保合同加盖公章非公司备案公章，公司不承担担保义务也不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403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康某某主张鑫福堂药业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主要依据是张某某向康某某出具的三张《借条》中“本公司自愿对以上借款承担连带的还款保证责任”的签注上加盖有鑫福堂药业公司印章。．．．．．．本案中，鑫福堂药业公司在《借条》担保人签注处加盖公司印章的行为，属于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的情形，虽然康某某未审查公司股东会决议存在瑕疵，但相对于个人而言，不宜过于严苛。且《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属于公司管理性强制性规范，未经股东会决议的担保行为并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结合鑫福堂药业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两个自然人，即法定代表人张某某与本案借款人张某某１，该公司股东人数少，且张某某与某某１系父子关系，其管理层与股东并未实质性分离，股东张某某对公司重大事项仍有一定影响力，即便鑫福堂药业公司称其法人被羁押，对盖章行为其不知情，也仅仅是其公司内部管理不规范的问题，不能对抗第三人。况且，据张某某庭审陈述，该公章是由股东张瑞祥带康晓强到鑫福堂药业公司办公场所加盖的，可以表明担保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愿意对本案张瑞祥的欠款承担连带还款义务。故鑫福堂药业公司的担保行为不应被认定无效，其应按照《担保法》的规定承担保证责任。
摘要2：
摘要1：解答：《公司法》第２０条第２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第２１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１４８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定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因此，为避免滥用股东权利、公司高管违法忠诚和勤勉义务导致的损害赔偿，公司对外签订重大交易合同应当当经过股东会决议。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