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03-09 21:4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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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1.没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债权诉讼时效起算时间点确定——无履行期限的债权，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该日起计算。
2.法院缺席审理一方下落不明不应主动适用诉讼时效——借款合同债务人下落不明缺席审理的，视为缺席方不行使诉讼时效抗辩权，法院不应主动援引时效规则进行裁判。
3.债务清偿附条件但时间无法确定的应视为约定不明——当事人在还款所附条件成就的时间无法确定，协议中关于还款时间约定不明情况下，应依《民法通则》规定处理。
3.民事抗诉再审案件审理范围应以抗诉支持范围为准——民事抗诉再审案件应在抗诉支持申诉请求范围内审理，当事人认为遗漏其他请求的，应向抗诉机关提出补充请求。
4.法院对在再审期间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权应不予支持——鉴于诉讼时效抗辩是一种颠覆性权利，当事人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法院不予支持。
5.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效力不及于连带责任保证时效——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应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主债务时效中断不引起保证债务时效中断效果。
6.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还应包括知道被谁侵害——以“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时，还应考虑受害人是否知道或应知道侵权责任主体存在。
7.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串通损害行为诉讼时效起算点——企业法人以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扣划款项侵权，因存在不能及时发现的可能性，故不宜以划款当时起算诉讼时效。
8.股权作为质物提供的质押担保不适用保证诉讼时效——以股权作为质押的担保函中虽有“保证”字样，但不是《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有关保证的诉讼时效不能适用。
9.经保证人同意的主合同履行期限变更协议应为有效——经保证人书面同意，债权人与债务人变更主合同履行期限的，应依变更后主合同履行期限确定保证期间起算时间。
10.公司清算过程中应收账款超过诉讼时效的责任承担——出资人对公司资产清算未尽勤勉谨慎职责，以致部分债权丧失诉讼时效，侵害债权人利益的，清算人应相应赔偿。
摘要2：
- 日期： 03-10 22:2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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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经济犯罪的查处时间与民事诉讼时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民二终字第164号
【裁判要旨】案件诉讼时效期限届满之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问题报案的，该刑事报案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
【裁判规则】企业法人以其关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私自扣划其款项构成损害，因存在公司法人机关或其他人员不能对划款行为及时发现的可能性，故不宜以划款当时起算诉讼时效。
【裁判意见】当事人在另案刑事犯罪嫌疑中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查时依法提取的证据材料，业经另案法院当庭审核无误，虽然该案相关刑事判决尚未生效，但当事人从刑事案卷中复制的与本案事实相关的证据材料，可作为本案民事证据提供。
【要旨】法律并不禁止第三人包括债务人的关联企业代为清偿。债权人接收债务人关联企业代为清偿的款项，即使对汇款凭证所填注的用途未行究查，其事后的收款行为并不足以表明其事前即与还款人就虚假的汇款用途发生过意思联络或形成了共同故意。
摘要2：
摘要1：【要旨】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该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违反前述条款的规定，与他人订立担保合同的，不能简单认定合同无效。第一，该条款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第二，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第三，该条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第四，依据该条款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此外，关于公司违反这一规定对外提供担保的合同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关于“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在合同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缩小了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因此，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在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公司违反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外提供担保无效的情形下，对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应予确认。此外，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关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应认定为有效。可见，对于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对外仍应对善意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
摘要2：【案例】中建材集团进出口公司诉北京大地恒通经贸有限公司、北京天元盛唐投资有限公司、天宝盛世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江苏银大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宜宾俄欧工程发展有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
摘要1：【要旨】作为公司组织及公司行为当受《公司法》调整，同时其以合同形式对外担保行为亦受《合同法》及《担保法》的制约。对公司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因其并未超出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合同行为的范畴，故应首先从《合同法》相关规定出发展开评判。关于合同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于前述法律中的“强制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则作出如下解释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均已明确了将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中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作为合同效力的认定标准之一。公司作为不同于自然人的法人主体，其合同行为在接受合同法规制的同时，当受作为公司特别规范的《公司法》的制约。《公司法》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上述《公司法》规定已然明确了其立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其实质是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故此上述规定宜理解为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对违反该规范的，原则上不宜认定合同无效。另外，如作为效力性规范认定将会降低交易效率和损害交易安全。譬如股东会何时召开，以什么样的形式召开，何人能够代表股东表达真实的意志，均超出交易相对人的判断和控制能力范围，如以违反股东决议程序而判令合同无效，必将降低交易效率，同时也给公司动辄以违反股东决议主张合同无效的不诚信行为留下了制度缺口，最终危害交易安全，不仅有违商事行为的诚信规则，更有违公平正义。因此，《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不应作为评价合同效力的依据。
【案例】××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与大连××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摘要2：
摘要1：——公司对外担保法律效力的司法认定
【裁判要旨】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并非强制性条款，当章程就公司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外的人提供担保予以“沉默”时，法院首先要根据不同案情判断涉讼担保的决定权系自然授予董事会还是复归于股东会，进而认定担保行为的效力。公司担保行为本质上属于经营行为，当不具有负外部风险性时担保决定权自然授予董事会；当担保行为产生负外部性风险时，则该担保决定权应复归于股东会。即使担保决定权属于股东会，债权人对担保人提供的同意担保的股东会决议只负形式审查之责。
【裁判规则】公司同意对外担保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名真伪的问题——担保债权人已对保证人股东会决议作形式审查情况下，决议上股东签字或者盖章实质上诉是否真实已不影响担保效力。
【裁判意见1】在担保债权人既对保证合同中保证人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又对保证人股东会决议进行了形式审查情况下，股东会决议上股东签字或盖章实质上是否真实已不具有对抗担保债权人的效力。
【裁判意见2】不管公司对外担保决定权属于股东会或董事会，交易相对人对于担保意思表示是否符合担保人内部权力分配的审查应仅限于形式审查。
【案号】（2007）宝民二（商）初字第1274号；（2008）沪二中民三（商）终字第182号
摘要2：
摘要1：【要旨】《公司法》第16条第2款规定属公司内部管理性规范，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不得以未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为由主张担保无效。
【案例】《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效力问题》
摘要2：
摘要1：【案号】（2015）民二终字第324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点】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存在虚假诉讼可能时，应当依职权调取相关证据，详细询问当事人，全面严格审查诉讼请求与相关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当事人诉讼中言行是否违背常理。经综合审查判断，当事人存在虚构事实、恶意串通、规避法律或国家政策以谋取非法利益，进行虚假民事诉讼情形的，应当依法予以制裁。
摘要2：【解读】关联关系既包括股东的相互交叉或者共同由第三人直接、间接控制，也包括股东之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直系血亲、姻亲、共同投资等可能导致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425号
【裁判要点】自然人通过挂靠其他公司，并私刻该公司公章，多次使用该枚公章从事一系列经营活动，且该公章已为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确认的，可推定该公司明知该自然人使用该枚公章，该公司应当对外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裁判摘要】对于借款人是否涉嫌犯罪的认定，不影响担保责任的认定与承担。借款人涉嫌或构成刑事犯罪时，出借人起诉担保人的，应适用“民刑分离”的原则。
摘要2：【摘要】《还款协议》上江建公司作为担保人加盖公章。虽然该公章已被刑事判决认定为吴某某伪造，但从一审查明的情况看，吴某某多次使用该枚公章从事一系列经营活动，且该公章已为施工单位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确认。本案中，吴某某通过挂靠江建公司，取得了“金迪商厦”项目的开发人资格，吴某某是该项目的实际控制人，吴某某所借款项部分用于“金迪商厦”项目。江建公司为涉案款项提供担保的行为合法有效。吴某某在《招标通知书》和《建设工程施工招标备案资料》以及与施工单位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均使用了该枚私刻的公章。上述法律行为必须要使用公章，在此情况下，二审判决推定江建公司对于吴某某使用该枚公章知情并无不当。且依据一审时的鉴定结论，吴某某使用的该枚公章与其向东乡县房管局申报《承诺书》中的公章相同。上述事实使雷某某对于该公章形成合理信赖，雷某某的合理信赖利益应当受到保护。一、二审判决认定江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当。
【解读】自然人私刻其挂靠公司公章从事经营活动，该被挂靠公司应当对外承担相应责任。
- 日期： 11-19 16:2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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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7）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38号
【裁判要旨】公司实际控制人利用其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未经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的授权，挪用公司自己的行为构成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一终字第3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为《担保借款合同》，具体到该合同第四条第一款约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款项的出借方对款项使用情况的知情权、监督权，以便在发现借款人擅自改变款项用途或发生其他可能影响出借人权利的情况时，及时采取措施、收回款项及利息。用目的解释的原理可以得知，提供不真实的材料和报表固然会影响出借方对借款人使用款项的监督，而不提供相关材料和报表却会使得出借人无从了解案涉款项的使用情况，不利于其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因此，借款人在借款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从未向出借人提供相关材料和报表，属于违约。
摘要2：【摘要】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东昊公司应当为贝某某向李某某、朱某某所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不当。首先，贝某某虽然是以个人名义向李某某、朱某某借款，但从《借款担保合同》中有关款项用途的约定可以看出，贝某某所借款项正是用于东昊公司“经营大学经典项目房地产开发”。因此，东昊公司于2012年4月14日就其为贝某某借款担保事宜召开了临时股东会并形成同意担保的决议。该公司仅有的三位股东中除贝某某本人外，朱某某１在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字，另一名股东张某某在《补充协议》上加盖印章同意东昊公司为贝某某担保。上述事实证明，东昊公司为贝某某借款担保的行为，既符合《公司法》有关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程序性规定，也符合东昊公司通过使用贝某某借款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实际需要。因此，东昊公司有关其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
【解读】股东借款用于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为其借款提供担保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876号
【裁判要旨】债权人对表见代表在公司为其股东提供担保是否经股东会决议负有形式审查义务——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法律规定具有公示作用，吴某某应当知晓。因法律有明确规定，吴某某应当知道天利公司为其股东的债务提供担保须经天利公司股东会决议，对于是否经股东会决议负有形式审查义务，而其并未要求缔约人出具天利公司股东会决议，系未尽形式审查义务，不能认定为善意第三人，担保合同对天利公司不产生拘束力。
摘要2：【解读】本案系公司意志代表权问题涉及外部纠纷的处理。对于内部纠纷，应以尊重公司章程、股东会（股东）有效决议的效力为原则，股东滥用权利、章程违法除外。如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外部争议，应基于商事外观主义，以适用表见代表制度为原则，表见代表制度的例外情形除外。本案即为表见代表制度例外情形的适用。
虽然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并非强制性规定，不应因违反该条款而认定合同无效，但该案争议焦点并非担保合同的效力问题，而是在担保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的后果是否由公司承担。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十一条，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债权人对于担保人提供担保是否经公司股东会决议负有形式审查义务，属于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的情形，代表行为无效，对公司不具有拘束力。
- 日期： 06-28 18:5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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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规则摘要】
1.公司解散条件，并非指公司出现亏损等经营性困难——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出现严重困难，应侧重审查公司是否出现人合性障碍，而非片面理解为公司亏损等经营性困难。
2.利用新设公司逃债的，新设公司亦应承担连带责任——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通过设立新公司、平移资产方式逃避债务的，应由新设立公司对原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新设公司在接收财产而非净资产范围内负连带责任——企业以其优质财产与他人组建新公司，而将债务留在原企业的，新设公司应在接收财产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认定关联企业，可综合资金、经营、人事方面考量——若数个企业实际经营、资金使用、人事调配等方面均系由一个实际出资人控制，则可确定该数个企业为关联企业。
5.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签约，应为合同主体——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该发起人应为适格被告。
6.公司债务纠纷诉讼，股东可成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追偿权案件双方当事人系关联公司，其中一方公司股东可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提第三人撤销之诉。
7.股东可查会计凭证，亦有权委托专业会计人员查阅——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公司包括会计凭证在内的会计账簿；股东委托专业会计人员行使知情权的，应当准许。
摘要2：
摘要1：——为逃避债务新设立的公司仍应对原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裁判要旨】公司因经营不善导致严重亏损或对外负担巨额债务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为了逃避合同之债，恶意设立新公司，将具有经营价值的财产转移到新设立公司，但对原公司既不主动清算，也不申请注销。对于这一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滥用公司独立人格，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应由新设立公司对原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规则】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通过设立新公司、平移资产方式逃避债务的，应由新设立公司对原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案号】一审：（2015）甬北商初字第293号；二审：（2016）浙02民终322号
摘要2：
- 日期： 07-03 23:0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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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实务要点】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债务，法院裁定企业法人分公司为被执行人时，分公司实际控制经营者基于内部承包关系以实际施工人身份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不予支持。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149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176号
【裁判要旨】举证期限系对当事人举证的时间限定，而非对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的时间限定，原告超过举证期限变更诉讼请求并不违法。
【裁判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该条规定并未将原告诉讼请求变更时间限于举证期限届满之前。举证期限系对当事人举证的时间限定，而非对一审程序中的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的时间限定，故林某某、鑫海公司以林梅某超过举证期限变更诉讼请求为由主张程序违法，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的规定，股东之间转让股权，无须经过股东会决议程序，不涉及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问题。因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时，林梅某及林某某均为鑫海公司的股东，系股东之间转让股权，而非对外转让股权，故林某某、鑫海公司以案涉股权转让因侵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而无效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及鑫海公司章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三款均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由股东会作出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订立时，林某某１、林某某２均系鑫海公司股东，均应当知道鑫海公司章程的上述规定，即鑫海公司为其股东担保应当经过鑫海公司股东会决议，并经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表决通过，而不属于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权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因鑫海公司为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提供保证未经股东会决议，故时任鑫海公司总经理的蒋某在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上加盖鑫海公司印章的行为，超越了鑫海公司章程所规定的权限，对此，林某某２应当知道，故该代表行为无效。蒋某在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上签字、加盖鑫海公司公章的行为，不能对鑫海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故对鑫海公司有关其不应承担对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保证责任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
【解读１】公司为股东之间股权转让提供担保的效力，应结合股东身份、法定代表人是否超越权限、相对人是否善意等进行综合判断。
【解读２】股东之间转让股权无须经过股东会决议程序。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425号
【裁判要点】自然人通过挂靠其他公司，并私刻该公司公章，多次使用该枚公章从事一系列经营活动，且该公章已为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确认的，可推定该公司明知该自然人使用该枚公章，该公司应当对外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裁判摘要】吴自旺与雷伟程达成的《还款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还款协议》上江建公司作为担保人加盖公章。虽然该公章已被刑事判决认定为吴自旺伪造，但从一审查明的情况看，吴自旺多次使用该枚公章从事一系列经营活动，且该公章已为施工单位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确认。本案中，吴自旺通过挂靠江建公司，取得了“金迪商厦”项目的开发人资格，吴自旺是该项目的实际控制人，吴自旺所借款项部分用于“金迪商厦”项目。江建公司为涉案款项提供担保的行为合法有效。吴自旺在《招标通知书》和《建设工程施工招标备案资料》以及与施工单位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均使用了该枚私刻的公章。上述法律行为必须要使用公章，在此情况下，二审判决推定江建公司对于吴自旺使用该枚公章知情并无不当。且依据一审时的鉴定结论，吴自旺使用的该枚公章与其向东乡县房管局申报《承诺书》中的公章相同。上述事实使雷伟程对于该公章形成合理信赖，雷伟程的合理信赖利益应当受到保护。一、二审判决认定江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无
摘要1：【要旨】承诺保底收益的“对赌协议”并非一概无效。投资者与目标公司本身之间签订保底收益的“对赌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投资者与目标公司股东之间签订保底收益的“对赌条款”依法有效。
摘要2：【解读】对赌协议是指在股权性融资协议中包含了股权回购或者现金补偿等内容的交易安排。
①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对赌”：对于投资方与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签订的对赌协议的效力，实践中均认可其合法有效，并无争议。
②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对赌”：指的是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签订的协议约定，当目标公司在约定期限内未能实现双方预设的目标时，由目标公司按照事先约定的方式回购投资方股权或者承担现金补偿义务。
A.如该协议不存在其他影响合同效力的事由的，应认定有效。
B.但能否判决强制履行，则要看是否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份回购或者盈利分配等强制性规定。一旦存在法律上不能履行的情形，则可以根据《合同法》第110条的规定，驳回投资方请求继续履行的诉讼请求。
【注解１】对赌协议效力审查：（１）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一般认可对赌协议的效力并支持其实际履行；（２）如果要求公司履行回购义务，目标公司必须满足减资的条件（如果不满足减资的条件，要求公司履行回购义务不予支持）。
【注解２】《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４７条规定“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第２４８条规定“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与“对赌协议”有关的案件中允许投资方在今后目标公司有利润时（即“发生新的事实”）另行提起诉讼的规定与禁止重复起诉并不冲突。——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46.与“对赌协议”有关的另行起诉问题
- 日期： 07-11 22:3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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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赌协议
摘要1：——私募股权投资中股东承诺投资保底收益的效力
【裁判要旨】上市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协议书中向原告承诺保底收益，原告基于此向法院要求两被告补偿其股权投资损失，因协议书是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且协议书中约定的赔偿主体是上市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而非上市公司本身，此种补偿并不损害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及其债权人的利益，应予支持。
【案号】（2012）闵民二（商）初字第1832号；（2013）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574号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09号
【裁判主旨】无权代理人享有以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代理权外观的证据，只能限于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或者执行董事的授权，或者是能够证明案涉担保行为确系公司真实意思的其他相关证据。在本案中，无权代理人既非公司的股东，也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能仅因挂靠开发地产项目而持有相关印章、文件的事实，来证明其享有相应的代理权外观。
【裁判规则】《公司法》第16条规定了公司机关决议前置程序以限制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在公司内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事项法定代表人无权单独决定，其决定权限由公司章程自治，或由公司股东决定，或由董事会集体讨论决定，仅凭公司印章不构成公司对外担保表见代理的合理信赖。
摘要2：【摘要】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这一可能影响股东利益的场合，立法规定了公司机关决议前置程序以限制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在公司内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事项并非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其决定权限交由公司章程自治：或由公司股东决定，或是委诸商业判断原则由董事会集体讨论决定；在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场合，则必须交由公司其他股东决定。这种以决议前置的方式限制法定代表人担保权限的立法安排，其规范意旨在于确保该担保行为符合公司的意思，不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
【注解】挂靠经营者无权以挂靠单位名义为他人担保——由于挂靠经营者并非挂靠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行为也超出了挂靠经营的范围，因此该行为的性质属于无权代理，在事后未取得挂靠单位追认的情况下，其提供担保的效果是否归属于挂靠单位取决于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认定无权代理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意味着本人必须承受其意思以外的他人决定的约束，有违当事人自主决定的民法基本原则，故法律将第三人信赖利益的保护限定在其善意无过失的场合。关于善意无过失的认定需要从行为人是否具有表征代理权存在的外观、本人对该权利外观的存在是否具有可归责性及其程度、第三人信赖合理性的程度三个方面进行比较权衡。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判断第三人是否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时点应当是行为发生时，第三人不能以事后收集的材料证明当时有理由相信代理权的存在；第二，代理权外观应当是与行为人所实施的代理行为有关的权利外观，行为人对于其他事项有代理权限，不能当然推定行为人对所实施的行为有代理权限；第三，在个人以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下，由于公司法规定有权机关的决议是公司提供担保的前置程序，因此该决议的有无及形式合法性应当作为判断第三人是否善意的因素。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2019年4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6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19年4月29日起施行 法释〔2019〕7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已于2019年4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6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4月29日起施行。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
九、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
1.将第一条修改为：
“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原告公司依据民法典第八十四条、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请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赔偿所造成的损失，被告仅以该交易已经履行了信息披露、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公司没有提起诉讼的，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将第二条修改为：
“关联交易合同存在无效、可撤销或者对公司不发生效力的情形，公司没有起诉合同相对方的，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将第四条修改为：
“分配利润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作出后，公司应当在决议载明的时间内完成利润分配。决议没有载明时间的，以公司章程规定的为准。决议、章程中均未规定时间或者时间超过一年的，公司应当自决议作出之日起一年内完成利润分配。
决议中载明的利润分配完成时间超过公司章程规定时间的，股东可以依据民法典第八十五条、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决议中关于该时间的规定。”
- 日期： 07-14 12:0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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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监371号
【裁判要旨】执行法院未查明被执行人份的实际控制人或者影响其履行债务的直接责任人员，仅以当事人是被执行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为由限制其出境，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摘要2：
- 日期： 07-14 14:0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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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监字第129号
【裁判要旨】根据《破产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破产受理申请前，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提起下列诉讼，破产申请受理时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二）主张债务人的出资人、发起人和负有监督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等直接向其承担出资不实责任或抽逃出资责任的。”在执行程序中对于债务人的出资人是否应当承担出资不实或者抽逃出资责任的审查也应一并中止。
摘要2：
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青民再终字第5号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将公司所有的探矿权转让给其关联公司，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转让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八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之规定，梁某某作为青海森源的实际控制人，违反对公司负有的忠实义务，利用作为青海森源和内蒙小红山源森法定代表人的便利及关联关系，将青海森源所有的探矿权以实际支付8790345元的价款转让给内蒙小红山源森，转让价款明显低于涉案探矿权前期完成的勘查投入，损害了青海森源唯一股东香港森源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香港森源对损害其利益的行为有权提起诉讼。青海森源和内蒙小红山源森签订的《探矿权变更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应属无效。香港森源再审请求成立，应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民二终字第00117号
【裁判要旨】《证券法》中关于“证券公司变更百分之五以上股权的股东需经证监会批准”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仅导致受让方的股东资格受到限制，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裁判规则】股东变动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问题而非协议成立的问题。股权转让为股东权利，是否转让由当事人自行决定，当事人有权订立转让合同。股权转让目标公司的股权名册变更后完成股权转让形式要件。
【法条链接】《证券法》
第一百二十九条【变更批准】证券公司设立、收购或者撤销分支机构，变更业务范围或者注册资本，变更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权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公司章程中的重要条款，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停业、解散、破产，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证券公司在境外设立、收购或者参股证券经营机构，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第二百一十八条【擅自设立分支机构和经营机构的处罚】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擅自设立、收购、撤销分支机构，或者合并、分立、停业、解散、破产，或者在境外设立、收购、参股证券经营机构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处以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擅自变更有关事项的，责令改正，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383号
【摘要】《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证券公司变更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权的股东，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该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擅自变更有关事项的，责令改正，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下的罚款。”《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七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批准，持有或者实际控制证券公司5%以上股权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改正前，相应股权不具有表决权。”据此，法律和行政法规对于证券公司变更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权的股东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规定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以及相应股权不具有表决权等，但未规定只有经该机构批准相关股权转让合同才生效或者未经批准合同无效。故梅雁公司称依上述《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等规定，主张其与吉富公司订立的《股份转让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因未经行政审批而属于未生效合同，并无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基于上述协议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维持该合同效力不损害公共利益，认定梅雁公司与吉富公司转让广发证券8.4%的股权未经办理批准手续，违反了证券管理的相关规定，但不对合同效力产生影响，双方之间股权转让协议应属有效合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解读】证券公司变更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权的股东应经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 日期： 09-16 22:1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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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津高民四终字第149号
【裁判要旨】同一人分别在两家公司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但非公司实际控制人，如两家公司未经股东会同意订立合同有效。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该条款是指除公司章程规定允许的或股东会认可的情况外，禁止公司的董事、经理个人作为一方，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这是由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负责公司的经营决策和业务执行工作，当其以合同相对人的地位与其任职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其他交易时，就难免牺牲公司利益而使其个人获益，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此做出了限制性规定。但本案中，尽管涉案《供货合同书》签订时，博览株式会社的法定代表人金某某同时担任了卡斯托尼公司的副董事长，但该合同双方是博览株式会社与卡斯托尼公司，而并非金某某个人与卡斯托尼公司之间的交易，且收货人也是卡斯托尼公司，故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粤高法民二终字第3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及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属于法律的限制性规定，并不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宝豪公司以黄某某转让中联环公司75%股权未经其同意为由主张《项目合作合同》为无效合同，理据不足，且该转让行为也不影响宝豪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
摘要2：黄某某等诉深圳市国野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005号
【摘要1】担保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三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2010年6月7日，中联环公司向国野公司出具担保书，为黄某某所负本案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国野公司明知黄某某是中联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应依法要求中联环公司就该担保事项征求中联环公司另一股东宝豪公司的同意。中联环公司未经股东宝豪公司同意，为黄某某提供担保，系中联环公司相关负责人员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国野公司对此是明知的，故在该保证合同关系中，国野公司不是善意相对人，该担保应认定为无效。
【摘要2】中联环公司应否担责问题。中联环公司未经股东宝豪公司同意为黄某某提供担保，系中联环公司相关负责人员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中联环公司具有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在本案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且债权人、保证人均有过错的情形下，中联环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应超过黄某某不能清偿部分的1／2。
- 日期： 09-21 21:2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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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民终字第00606号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未经股东会决议，以公司名义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构成越权代表，债权人应当知道其代表越权，不属于受法律保护的善意第三人，进而认定担保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王某在2850万元的借条担保人处加盖钢材公司印章并以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名，虽然工商登记材料显示王某系钢材公司法定代表人，但王某的上述代表行为应属越权担保，且蒋某应当知道王某已超越代表权限，故该代表行为对钢材公司不生效力，其法律后果应由行为人王某自行承担。
摘要2：
- 日期： 09-21 21:3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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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71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十一条关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徐某某作为中度旅游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以保证人的身份在《借贷协议》上签字盖章，而中度旅游公司又未能举证证明徐泽宪超越权限订立担保合同且李某作为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徐某某超越权限，因此，徐某某以中度旅游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对第五笔借款做出的担保行为，对中度旅游公司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2：
摘要1：——上市公司股权代持协议应认定为无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454号
【裁判观点】随着证券二级市场的活跃及公司上市融资的兴起，上市公司股权代持现象出现得越来越多，由此引发的纠纷亦频频出现。关于上市公司隐名持股的问题，针对代持协议的效力目前在实务及学界均存在不同的认识。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已对有限责任公司的隐名持股问题进行了规定，但对于股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隐名持股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对于上市公司隐名持股问题没有作出直接的禁止性规定，但相关监管部门明确规定公司上市股权应当清晰明确，不允许上市公司存在隐名持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公司上市需要遵守如实披露的义务，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公司上市发行人必须股权清晰，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这是证券行业内部的基本要求，也是上市公司应当知晓的基本共识。本案对股份公司股权转让形成隐名持股的事实进行了分析认定，并对上市公司股权隐名代持的效力作出无效的认定，对于司法实践中大量出现的此类纠纷提供了处理方案。
摘要2：【解读】代持股协议虽未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效。
- 日期： 10-06 12:1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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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赌协议
摘要1：——私募股权投资中股东承诺投资保底收益的效力
【裁判要旨】上市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协议书中向原告承诺保底收益，原告基于此向法院要求两被告补偿其股权投资损失，因协议书是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且协议书中约定的赔偿主体是上市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而非上市公司本身，此种补偿并不损害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及其债权人的利益，应予支持。
【案号】（2012）闵民二（商）初字第1832号；（2013）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574号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