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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闽行再2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其中“予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非选择性的处罚措施,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的规定,卢××辉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厦门交警支队在卢××被追究刑事责任后,对卢××辉处以吊销其所有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是针对其驾驶资格的一种处罚,该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卢××醉酒无证驾驶无牌摩托车造成他人轻微伤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卢××对该违法行为亦无异议。厦门交警支队在拟作出吊销机动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前依法告知卢××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等权利及相应义务,卢××明确表示不陈述申辩,也不要求听证,厦门交警支队依法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综上,一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二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予以纠正。抗诉机关的意见正确,予以支持。厦门交警支队的再审理由成立,予以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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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某诉福建省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道路交通行政处罚检察监督案(检例第146号) 

摘要1:【要旨】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行为人持有的所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对行政执法与司法裁判存在适用法律不一致的共性问题,可以采取个案监督和类案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在监督纠正个案的同时,推动有关机关统一执法司法标准,保障法律正确统一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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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湘08民申9号

摘要1:【裁判摘要】依据院长发现程序提起再审案件只限于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错误情形,反之就不能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98的规定提起再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未申请再审、人民检察院未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发现原判、裁定、调解协议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确有错误情形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的规定提起再审。”可见,依据院长发现程序提起再审案件只限于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错误情形,反之就不能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的规定提起再审。否则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将失去意义,成为摆设。本案不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形,原审判决也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错误情形。总之,刘××的再审申请不仅过了法定期限,同时也不不符合依院长发现程序启动再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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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川34民再2号

摘要1:【裁判摘要1】股东资格确认是否可以适用调解确认?|股东资格确认可以适用调解——公司是基于股东间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而设立的法人性质的经济组织,股东投资入股、股份的转让、股权的确认依照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约定进行,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具有法律效力。人民法院在对关于股东身份及股权转让、股份确认纠纷审理过程中,组织当事人参与调解,根据自愿达成的协议确认股东身份及股权份额,符合民事诉讼自愿和处分原则。法人内部身份关系的确认不同于自然人,自然人的身份关系来源于自然繁衍和法律规定,法人内部身份关系则主要来自于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一审原审调解结案,根据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制作调解书、确认股东身份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为原调解书运用调解方式确认股东身份属法律适用不当的认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2】本案原审第三人罗××因刑事犯罪,被判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已经生效。本案一审原民事调解过程中,在未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严格审查,而认定杨晓雷持有晨鑫公司2%的股权,可能导致国家对没收财产的减少,损害国家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未申请再审、人民检察院未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发现原判决、裁定、调解协议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确有错误情形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提起再审。”,一审法院据此启动再审程序,对民事调解案件进入再审,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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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抗字第25号

摘要1:【裁判摘要】抗诉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进行,检察机关抗诉理由不成立,但再审请求成立的,法院可以依法支持该再审请求——基于此,处理本案李××与蔡××等7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以《合伙合同书》以及双方认可的相关内部协议为依据,不应适用抗诉机关所引用的合伙企业法,一、二审对此适用法律亦属不当,应一并纠正。《合伙合同书》为李××与蔡××等全体协议合伙人所签订,并加盖有更生五矿印章;李××的出资款由更生五矿收取,投入生产经营。若更生五矿应向李××返还相应出资款,蔡××等其他协议合伙人作为《合伙合同书》的合同相对方,且均在处理李××退伙问题的会议纪要中签字同意,故应当对出资款的返还负有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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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粤13民申14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系经本院二审作出(2009)惠中法民一终字第100号民事判决书后,经当事人申请本院裁定进入再审,本院作出(2017)粤13民再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再审发回重审,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一审作出(2017)粤1302民初1173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二审作出(2019)粤13民终2949号民事判决书,再审申请人潘××对(2019)粤13民终2949号民事判决书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2019)粤13民终2949号是经再审程序处理的再审判决,再审申请人潘××对再审判决(2019)粤13民终2949号提出再审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再审申请人可以向人民法检察院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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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辽审一民抗字第60号

摘要1:【裁判摘要】鉴定机构出具新的相反的鉴定意见,应当发回重审——本案在原审期间,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曾于2009年9月8日出具鉴定意见,即“依据现有送检材料,刘××患急性偏瘫病因尚不清楚,现缺乏足够的医学依据确定患儿刘××急性偏瘫的发生与盛×医院的诊疗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其于2009年11月9日出具《关于鉴定异议的说明函》,即“支原体感染致患儿右侧大脑中动脉起始端闭塞、左侧肢体偏瘫的因果关系尚缺乏医学依据认定”。原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之后,该鉴定中心于2014年7月24日又出具了《关于刘××案件相关问题说明函》,主要意见为“通过现有临床医学研究发表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出,肺炎支原体感染与大脑血管,尤其是大脑中动脉病变产生的血流中断、脑梗塞病情发生的因果关系,就现有医学研究结果表明存在可能性”。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据此提出抗诉。鉴于该鉴定中心就诉争问题出具了新的鉴定意见,且与其之前出具的鉴定意见相悖,若采信该证据则有可能导致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发生变化。为了进一步查清案件基本事实及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审级利益,依据《民法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综合全案考虑,故将本案发回原一审法院重新审理为宜。重审时应围绕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进行审查,并对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出具的《说明函》等证据质证后,再行作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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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09民再33号

摘要1:【裁判摘要】原审法院于2017年10月27日再次开庭审理时未依法向申诉人送达开庭传票,剥夺申诉人的辩论权利,程序违法。同时,原审判决对本案的事实未予认定,存在认定事实不清。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部分有理,予以采纳。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审理程序违法,应发回重审。

摘要2:【案号】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0902民初4047号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2)最高法执监33号

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和解协议仅对本金履行作出安排,不能以此推定申请执行人放弃利息及违约金,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申请执行人就和解协议未约定部分申请执行应予准许——首先,关于双方当事人在执行过程中是否就全部案款给付问题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问题。在案材料显示,温商公司共向乌铁中院出具两次《还款计划》:一次是2016年1月20日,即在温商公司2015年12月29日支付案款10740000元后,其对剩余本金作出还款计划,并提出因温商公司对利息及违约金已申请检察院抗诉,待抗诉结束后再履行;另一次是2016年12月1日,温商公司提出因资金紧张,且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受理其抗诉申请,故希望剩余案款自2016年12月25日起,每月按时支付案款3000000元。对这两次《还款计划》,中天公司表示同意。从两次《还款计划》内容来看,温商公司均仅对本金的履行时间和方式作出安排,对利息及违约金则明确要等待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结果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结束后再履行。中天公司未有明确的放弃剩余利息和违约金履行的意思表示,温商公司亦未有对剩余利息和违约金不再履行的意思表示。按照乌铁中院计算,温商公司先后总计支付案款107453413.44元,该数额接近于中天公司于2015年申请执行时计算的执行款项,但其在申请执行书中明确,利息和违约金的数额只是暂计算至2015年8月2日,后续利息及违约金应继续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由此可见,双方就还款达成的一致意见仅涉及中天公司申请执行时明确的截至2015年8月2日的本金、利息、违约金,并未涉及其后产生的利息及违约金。在中天公司尚未明确放弃执行利息、违约金,双方亦未就温商公司依生效判决应支付的全部案款进行结算并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乌铁中院将案件做结案处理,不当。乌铁中院和新疆高院认为双方已就还款事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与事实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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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粤执监60号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做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一百零九条第二款规定:'执行回转应重新立案,适用执行程序的有关规定。'黄××诉恒源公司一案,原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法院于2003年11月21日作出(2003)东法民一初字第229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恒源公司归还黄庆昌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广州中院根据黄庆昌的申请已执行总支付1160963元给黄××,广州中院亦于2007年11月交付款项给黄××。该案后因检察机关抗诉,广州中院经再审于2014年12月24日作出恒源公司(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332号民事判决,驳回黄××全部的诉讼请求。之后恒源公司根据上述生效判决向执行法院申请执行回转,请求黄××返还已取得(2004)东法执字第1079号案的执行款及相应利息,执行法院为此重新立案执行并向黄××发出《执行通知书》,依法有据。黄××以执行法院立案错误及未送达《执行通知书》为由请求终结执行的异议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越秀法院和广州中院驳回其异议请求和复议申请并无不当,其申诉理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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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76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未追缴部分不能以刑事被告人为民事诉讼被告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根据检察机关提出的抗诉理由,本案再审双方争议的主要问题是“霍××收到按60%比例清偿款项后,能否就尚未收到清偿的部分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经审查本案的事实,本案是因张××违反国家规定,未经有关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劵业务向霍××收了20万元而引发纠纷。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09)天法刑初字第588号刑事判决认定张××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刑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公安机关通过追赃,已冻结赃款1332454.85元,于2010年10月1日发还给霍××60%,即122682.54元,仍有77317.46元款额未收回。现检察机关以2000年12月19日公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5条,对公安机关未追收回的77317.46元款项,要求法院按民事诉讼立案受理。经查,一、二审法院于2011年作出对霍××未收回77317.46元款项不属于法院民事收案范围的裁定,该裁定属于程序上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已于2013年1月1日施行,该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新程序法生效后,司法机关对所有实体尚未处理完毕的案件,均应依据新的程序法处理。因此,检察机关以2000年12月19日公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5条规定,要求法院对未作判决追赃收回的款项按民事收案范围进行立案受理,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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