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沪01民终7933号
【裁判要旨】在部分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公司直接作出增加注册资本的股东会决议，对增资不知情的股东可以起诉要求确认其持股比例维持在增资前的股权比例。
【裁判摘要】《增资扩股投资协议书》约定：在协议生效后，工商登记变更前另有增资扩股安排并影响到高某前款的股份比例时，需经高某书面同意。现在高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天歌置业公司增资到1.20亿元。对天歌置业公司内部股东而言，该增资行为无效，不应以工商变更登记后的1.20亿元来降低高某在天歌置业公司的持股比例，而仍就应当依照1/17的股权比例在股东内部进行股权分配。
摘要2：【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沪民再1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198号
【裁判要旨】股东内部不按实际出资比例持有股权的约定有效——股东持有股权的比例一般与其实际出资比例一致，但有限责任公司的全体股东内部也可以约定不按实际出资比例持有股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67号
【裁判要旨】隐名股东认为其权利因公司持股结构的变化受到损害，可依据协议向显名股东主张权利。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桂民一终字第21号
【裁判要旨】采矿权合作合同当事人签订跨越采矿证到期日为履行期限的合同，且对采矿权证到期后可能出现的损失风险双方没有约定，可以酌情考虑由双方共担停产损失的风险。
【裁判摘要】本案是合同之诉，非侵权之诉，对损失如何赔偿要围绕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内容来分析。如前所述，南星公司与韦某某间是一种非法人型的矿业权合作，对于合作的利益分配在《斜井工区及选厂合同》第四条有约定，“1、自2007年4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止，南星公司按窿口与选厂合作项目产出销售总额的20%提取，再扣除合作项目使用的材料和管理费用后，余下的作为劳务费支付给韦某某；2、自2013年7月1日至2015年7月30日止，斜井工区合作期限满后，选厂合作项目所剩两年合作期按南星公司51%、韦竣严49%的比例持有股份，经营所得按持股比例分配，合作期限届满无偿归南星公司所有。”双方明知采矿证的到期日仍签订跨越该日期为履行期限的合同，且对采矿证期满后可能出现的损失风险负担双方没有约定，双方主观上均有过错，可以酌情考虑由合作双方共担。综合本案合作双方投资与收益的比例及最终产权归属的情况，南星公司与韦某某各负担50%的停产损失较为公平合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496号
【裁判摘要１】虽然案涉《承包合同转让协议》于2016年12月30日被生效裁判文书撤销，但在本案诉讼中，龙威公司与黄某某均多次确认在转让协议被撤销后，双方并未恢复《项目承包合同》的履行，而是由龙威公司收回案涉项目并自行开发至今。虽然林某、**堂上诉认为龙威公司、黄某某并未提交书面协议等证据证明《项目承包合同》终止履行的事实，但合同终止并非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亦能产生合同终止的法律效果。
【裁判摘要２】龙威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原审法院根据股份有限公司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持股比例及时间的要求来审核林某、**堂的起诉是否符合条件，该项法律适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一审法院认为】《承包合同转让协议》虽被判决撤销，也不意味着龙威公司与黄某某之间的《项目承包合同》恢复履行。．．．．．．林某、**堂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项目实际仍由黄某某承包经营，仅以龙威公司未与黄某某协商解除合同，未对黄某某承包期间投入进行结算为由，主张《项目承包合同》尚未解除，理由不能成立。在《项目承包合同》效力已实际终止的情况下，林某、**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提出的解除合同、返还相关证照以及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13民终1650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及国务院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为了保证公司资本的充实，维护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股东应按照公司法规定和公司章程或公司设立协议约定的出资方式和出资额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缴纳出资。股东出资包括公司注册资本、公司资本公积金及公司未分配利润等。股东注册资本之外的出资，属于资本公积金，为公司后备资金，股东可以按出资比例向公司主张所有者权益，但股东出资后不能抽回，也不得转变为公司的债务计算利息，变相抽逃。本案中，被上诉人曾某某与上诉人邹某某等于2015年4月口头协议约定由其货币出资300万元，由邹某某等人以货抵资出资500万元共同成立公司，经营二手复印机批发业务。同年9月10日由曾某某经手正式注册登记成立广州市今柳贸易有限公司，该公司的《公司章程》虽仅记载认缴注册资本100万元，但并未否定或更改之前其双方口头约定的股东出资额与持股比例。且公司成立后，也仍然是延用上诉人邹某某收取曾某某出资款的个人账户经营公司业务，另根据二审证据显示，该公司成立前、后的实际业务运营资本亦远超100万元，故本案中被上诉人曾某某超出认缴注册资本之外的出资应为公司资本公积金，不宜认定为公司或公司股东的个人债务，其要求股东退还超出认缴公司注册资本之外的出资款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摘要2：【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湘民再30号
【摘要】本院认为，从上述双方开办及经营公司的过程综合分析，曾某某投入300万元后，在确定其注册资金占30万元时，双方并未对余款处理作出约定，从最新约定曾某某参与公司部分经营并出任法人代表看，对于余款应当认定作为了公司运营的资金。由于双方在公司管理中运营机制不健全，双方财务账目不清，虽经结算但无法达成一致。且邹某某提出，公司的运营资金流向还牵涉到双方在广西开办的公司。曾某某投入的公司运营资金其盈亏情况双方应当予以结算。在没有查清广州市今柳贸易有限公司实际投资情况和亏损情况前，不宜简单判决是否由邹某某返还曾益平剩余投资款。双方的纠纷实质上涉及的是公司结算及股东权益问题，对此，原审法院应当予以释明但没有释明。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1民终13429号
【裁判要旨】无论是否是实际出资人，表决权归公司登记的股东。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其一，张某某是耿博公司登记在册且持股比例70%的股东，有公司登记机关企业信息和公司章程为证，姚某对此事实亦予以确认。公司法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公司法并未规定股东会会议由实际出资人行使表决权。至于实际出资人是否同意代其持股人的表决行为，是实际出资人与代持股人之间内部的纠纷，与公司股东表决权无涉。故而，不论张某某是否为耿博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其作为公司登记在册股东，依法享有公司法赋予的表决权；其二，根据耿博公司章程，张某某作为耿博公司持股比例70%的股东，有权按照其出资比例享有70%表决权，因此系争股东会会议表决结果达到了公司法和耿博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其三，姚谋曾于2018年4月12日通知张某某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公司的账目、利润及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事宜，双方均到场参加会议，说明其认可张某某的股东身份，并邀其共商决议。现姚某认为张某某无权作出股东会决议，其主张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第二，．．．．．公司法虽然规定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出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张某某虽然未能提交会议记录，但其提供证据足以证明系争股东会会议在公证监督下实际召开并经表决通过，姚某未就其提出的系争股东会会议并未实际召开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仅以系争股东会会议没有形成会议记录进行反驳，理由并非充分，难以采信。．．．．．．
摘要2：【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公司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应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进行审查。本案中，张某某系耿博公司登记股东，持有公司70%股份，耿博公司将在2018年7月18日于指定地点召开临时股东会的会议通知已提前向公司另一股东姚谋送达。根据公证书记载，该次股东会会议如期召开，对决议事项进行了表决并形成系争股东会决议，作出表决结果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和耿博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没有证据证明系争股东会会议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故应当认定系争股东会决议成立。姚谋主张系争股东会会议未实际召开，有违事实。姚某主张张某某不是耿博公司实际股东，张某某对此不予确认，在没有相反证据否定张某某股东身份的情况下，张某某依法享有行使股东表决权在内的股东权利。姚谋以无股东会会议记录及股东会决议未向其送达为由主张系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缺乏法律依据，应不予采纳。
【解读】代持股关系在公司内部治理中的规则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没有明显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40号
【裁判要旨】受让人以公司债权转让作为股权转让对价未损害股东合法权益，且受让人已实际代公司对外清偿债务，无案外债权人提出异议的，应为有效。
【裁判摘要】
（１）2004年9月30日，曹某某与张某某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曹某某（备注：出让方）将其持有的万隆钢铁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张某某（备注：受让方），转让价款为740万元。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认定为有效。
（２）2004年9月30日，张某某将万隆钢铁公司对万隆房产公司的540万债权转让给曹某某（备注：债权受让方），并向曹某某出具了一份盖有万隆钢铁公司印章的《承诺书》，内容为：承诺人同意将其在万隆房产公司的540万债权转让给曹某某，作为张某某支付曹某某的股权转让款项，相关手续由承诺人办理。
（３）原审判决认定，张某某不能擅自将公司的财产用以偿还个人债务，张某某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损害了公司和其他股东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张某某的行为也是不能被法律认可的。该认定实质是否定了540万元付款《承诺书》的效力。
（４）．．．．．．万隆钢铁公司的全体股东已经以签订《承诺书》以及内部决议的方式认可了公司的债权转让行为。张某某作为万隆钢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承诺书》上加盖公司印章的行为已经得到了全体股东的授权。故案涉债权转让行为并未损害万隆钢铁公司四名股东的合法权益。由此产生的张某某应当向万隆钢铁公司偿还其所获得的利益，因张某某已实际代万隆钢铁公司对外清偿了债权人的债务，且无案外债权人对本案债权转让行为持有异议，故可以认定该债权转让行为亦未损害万隆钢铁公司以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综上分析，曹某某以《承诺书》违反了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而应当认定为无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87号
【要旨】受让人已经支付大部分股权转让款，余款未付不构成根本违约，不应解除合同。
【摘要】双方约定股权转让款为740万元，张某某已经支付了540万元，尚欠200万元未予支付，应当构成一般性违约。本案《协议书》约定，“如到期张某某未付清全部款项，曹某某有权选择依本协议索要相关款项或者继续行使余款的相应股权”。根据两审查明的事实，张家口德泰全特种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一方面股东情况由出让时的四个自然人股东变更为现有的两个；另一方面，注册资金也由股权转让时的1800万元变更为现有的5000万元，且均经过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双方的实际履行情况，应认定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已经基本实现。曹某某起诉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判令张某某返还价值10260万元的22.22%万隆钢铁公司股权。因张某某欠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并未构成根本性违约，不符合上述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亦不属于《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情形，故双方应当继续履行《协议书》，由张某某向曹某某偿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相应的利息。经本院释明，曹某某仍然坚持原诉讼请求，要求解除本案《协议书》，返还全部股权。因该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得到支持。原审法院以张某某未能支付740万元股权转让款为由，按照曹某某原有的持股比例判令张某某返还曹某某对张家口德泰全特种钢铁集团有限公司22.22%的股权，属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改判。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民再62号
【裁判摘要】案涉对赌协议签订时扬锻集团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且该公司全体股东均在对赌协议中签字并承诺确保对赌协议内容的履行。该协议约定扬锻集团公司及其原全体股东应在华工公司书面提出回购要求之日起30日内完成回购股权等有关事项，包括完成股东大会决议，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支付有关股权收购的全部款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扬锻集团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华工公司发生任何损失，扬锻集团公司及其全体股东承担连带责任。上述约定表明，扬锻集团公司及全部股东对股权回购应当履行的法律程序及法律后果是清楚的，即扬锻集团公司及全部股东在约定的股权回购条款激活后，该公司应当履行法定程序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该公司全体股东负有履行过程中的协助义务及履行结果上的保证责任。我国《公司法》并不禁止有限责任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不当然违反我国《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在履行法定程序后回购本公司股份，亦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及债权人利益，亦不会构成对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的违反。在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对赌协议约定的股份回购主体的情形下，投资者作为对赌协议相对方所负担的义务不仅限于投入资金成本，还包括激励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以公司上市为目标的资本运作等。投资人在进入目标公司后，亦应依《公司法》的规定，对目标公司经营亏损等问题按照合同约定或者持股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案涉对赌协议中关于股份回购的条款内容，是当事人特别设立的保护投资人利益的条款，属于缔约过程中当事人对投资合作商业风险的安排，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股份回购条款中关于股份回购价款约定为：华工公司投资额＋（华工公司投资额×8%×投资到公司实际月份数/12）－扬锻集团公司累计对华工公司进行的分红。该约定虽为相对固定收益，但约定的年回报率为8%，与同期企业融资成本相比并不明显过高，不存在脱离目标公司正常经营下所应负担的经营成本及所能获得的经营业绩的企业正常经营规律。华工公司、扬锻集团公司及扬锻集团公司全体股东关于华工公司上述投资收益的约定，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亦不属于合同法所规定的格式合同或者格式条款，不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扬锻公司及潘云虎等关于案涉对赌协议无效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解读】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对赌协议有效且可以履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08号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兼控股股东签订保证合同，同时加盖公司公章和本人私章的行为构成代表公司保证的意思表示。
【裁判摘要】朝日环保的公司章程并未对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作出特别程序性规定，且其法定代表人林某为持有公司65%股权的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及持股比例达65%的控股股东亲自签订保证合同、同时加盖公司公章和本人私章的行为本身，足以使兴业银行南昌分行确信签订保证合同为鑫澳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是朝日环保的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844号
【解读】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第１９条规定规定，控股股东应当是２／３（６６.６７％以上）以上表决权股东。
摘要1：解答：《公司法》第３４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因此，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必须经“全体股东约定”，未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会作出不按实缴出资比例分红或变相分红的股东会决议或者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无效。
摘要2：【解读１】股东的出资比例和持股比例不一致的约定，需经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方可生效｜尽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比例和持股比例是否一致属于股东意思自治的范畴，但是，为了防止出现大股东或者多数股东欺压小股东或者少数股东的情况，应严格限制该约定的生效条件为全体股东一致同意。
【解读２】股东之间可否通过协议约定按实际出资比例确定表决权？——解答：（１）《公司法》第４２条规定若不按认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应由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之间协议只有符合《公司法》第３７条第２款书面一致决定才符合公司章程的形式要件；（２）股东之间通过协议约定确定表决权比例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但其属于双方或多方法律行为仅对参与该协议的股东产生拘束力，不对公司产生拘束力，除非股东之间协议符合《公司法》第３７条第２款书面一致决定的公司章程形式要件才对公司具有约束力。
【注解１】《公司法》规定不按实缴出资比例分取红利采取一致决方式即需经“全体股东约定”（（《公司法》第３４条规定）。
【注解２】对不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采取多数决方式即只要按照“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即可：（１）《公司法》第４２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２）《九民会议纪要》第７条规定“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摘要1：【案号】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沈河民三初字第1040号
【裁判摘要】在原告没有对其股权作出处分的情况下，除非沈阳紫光软件公司进行了合法的增资，否则原告的持股比例不应当降低。依据被告沈阳紫光软件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增资应由股东会作出决议，被告沈阳紫光软件公司关于增资的股东会决议上时某某签字非本人所签，原告对于增资事宜不知情，对于原告而言，该增资行为无效，对于原告没有法律约束力，且股东认缴增资部分至今未到位，不应以工商变更登记后的人民币2，000万元注册资本金额来降低原告在被告沈阳紫光软件公司的持股比例，而仍旧应当依照5%的股权比例在股东内部进行股权分配。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时某某自2012年5月9日起持有被告沈阳紫光启明软件技术有限公司5%股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202号
【裁判要旨】公司经有效股东会决议为股东提供担保不违反《公司法》第１６条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为有效。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本案中，根据义腾公司工商注册登记信息记载，2015年4月10日温某某、朱某某与义腾公司签订《债务偿还合同》约定义腾公司为朱继中提供担保时，义腾公司的股东为温某某、朱某某与中亿金通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27.5%、67.5%、5%。根据义腾公司章程第十八条规定，公司对外融资、担保事项应由超过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因朱某某作为被担保人，不能参与股东会对义腾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表决，故应由其他股东即温某某、中亿金通公司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温某某作为债权人，同时是持有义腾公司27.5%股权的股东，其在《债务偿还合同》上签字的行为表明，其同意义腾公司为朱某某提供担保。故义腾公司为朱继中提供担保并不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以及义腾公司章程的规定。义腾公司上诉所提因该事项未经股东会决议，故《债务偿还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中关于义腾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约定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373号
【裁判要旨】公司维持是交易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应当尽量避免公司解散，维持社会关系稳定。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公司解散属于公司的生死存亡问题，关涉公司股东、债权人及员工等多方利益主体，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安宁。因此，人民法院对公司解散应慎重处理，应综合考虑公司的设立目的能否实现、公司运行障碍能否消除等因素。只有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严重损害股东利益，且穷尽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才能判决解散公司。
摘要2：【解读１】公司会议机制仍能运转，持股比例较低股东若认为其意见不被采纳进而损害自己利益，可采取退出公司等方式维护权益，不能据此主张解散公司。
【解读２】不能仅因股东之间存在矛盾而解散公司，股东纠纷可采取内部解决方式解决。
【解读３】股东分红及知情权的行使并非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不能成为主张公司解散的条件。
【解读４】公司经营亏损不属于法定解散事由。
【解读５】公司连续多年不开会未必符合公司解散条件——未召开股东会并不等于无法召开股东会，更不等于股东会议机制失灵；如果持有公司多数股份的股东可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有效决议，即使公司常年未召开股东会也不应认定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不宜判决解散公司。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987号
【裁判摘要】对公司是否已丧失“人合性”，是否应当解散应综合判断。股东之间的矛盾首先是公司内部的管理问题，为维护商业经营的稳定和安全，不能仅因公司股东之间存在矛盾就将公司解散，更不能因为一个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存在矛盾而解散公司，只有达到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符合公司解散的法定条件方可解散，否则会对社会经济尤其是公司经营所涉及的其他社会关系造成损害和不稳定。二审判决认为按照持股比例，陈某某、程某某、翁某某可以形成有效决议，骄龙公司股东会机制未失灵，依然可以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管理公司并无不当。二审判决正是基于本案尚未达到法定解散实质要件的事实而作出骄龙公司是否存续牵涉多方面社会关系的论述，并非牺牲王某某的合法权益去保护其他人的利益，故王某某的此项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44号
【裁判要旨】公司章程与合作合同对利润分配与额外投资的返还均是通过不同条款单独列明，因此额外投资返还是与利润不同收益分配方式，相关纠纷不属于盈余分配纠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民事案件案由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福德公司的诉讼请求为判令黄黄公司向其支付应分未分的额外投资返还款项及利息，其诉请的依据是《章程》第48条对额外投资返还的约定。．．．．．．因此，本案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是围绕合作企业黄黄公司是否应依据《章程》给付额外投资款而产生。当事人有权选择不同的途径依据不同的基础法律关系向不同的主体主张权利，本案福德公司不是依据合作合同向交投公司主张权利，而是依据公司章程向合作公司主张权利。黄黄公司工商登记的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本案属于公司的股东与公司之间因公司章程规定的权利义务发生的，与公司的独特属性有关，并主要由公司法调整的商事纠纷，本案的案由应确定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故交投公司关于本案系合同纠纷的主张不成立。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是指股东基于其股东地位依法享有的请求公司按照自己的持股比例向自己分配股利导致的纠纷。但本案福德公司要求黄黄公司履行的是“额外投资返还”义务，而非基于持股比例要求分配股利。无论是公司章程还是合作合同，对利润分配与额外投资的返还均是通过不同的条款单独列明的，也说明额外投资返还是与利润不同的收益分配方式，一审判决将案由确定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依据不足，本案案由应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
摘要2：
摘要1：【要旨】法定代表人代表行为有效说。撤回公司对外投资不属于必须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的事项。本案中，即使就案涉退股事宜召开股东会，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法定代表人的意见也将因其持股比例而成为股东会多数意见。因此，作为法定代表人、绝对控股股东亲自签订案涉合同，可以认定案涉交易属于公司有效意思表示。
摘要2：【解读】（１）撤股行为不是必须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的事项；（２）作为法定代表人、绝对控股股东亲自签订合同，可以认定属于公司有效意思表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12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依该规定，股东会决议瑕疵包括内容瑕疵和程序瑕疵两种情形。决议内容瑕疵是指股东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中如果是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而引起的，其法律后果是该决议自始无效，如果是因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而引起的，其法律后果则为该决议可被撤销。程序瑕疵是指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等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一般适用于会议召集程序瑕疵、会议通知程序瑕疵、表决事项瑕疵、表决瑕疵、决议方法瑕疵等，其法律后果一律为可撤销。就本案而言，江南实业公司于2014年2月26日通过的《股东会决议》内容为七位股东按原持股比例对公司进行增资，共增资1亿元，其中艾某某增资300万元，何某某增资100万元。公司增资及股东认缴的协议内容本身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决议无效的情形。艾某某、何某某主张江南实业公司未通知其参加股东会，其也未在决议上签字，实际上艾某某、何某某是对股东会的召集程序提出异议。关于股东会的召集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对于股东会召集程序上存在的瑕疵，可以采取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行使撤销权的救济方式。该六十日的性质为除斥期间，除斥期间届满以后，则权利本身消灭。艾某某、何某某没有在除斥期间内及时提起撤销之诉，撤销权消灭，二审判决认定《股东会决议》有效，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１）股东主张公司未通知其参加股东会，其也未在决议上签字，实际上是对股东会的召集程序提出异议，可以采取自决议作出之日起６０日（性质未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２）股东没有在除斥期间内及时提起撤销之诉，撤销权消灭，该《股东会决议》有效。
摘要1：【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云民终197号
【裁判摘要】不属于国有资金控股或者占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招标项目，招标人可自主决定采用邀请招标方式——云金集团主张其为国有资金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企业，涉案项目应当公开招标，邀请招标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本院认为，本案项目招标发生于2012年10月至2013年1月间，根据云金集团二审提交的公司章程记载，在2013年11月以前，云金集团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为36.6%,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为63.4%，故云金集团不属于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公司，涉案项目也不属于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项目，采用邀请招标的形式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云金集团与利安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云金集团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762号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桂01民初319号
【裁判摘要】投标人之间仅有相同股东或者为同一股东控股，都不能据此认定其相互之间存在控股、管理关系，不影响其参加同一招标项目的投标资格——根据查明的事实，吴某某在冷辉公司中拥有60%的股份并担任监事，在康鑫辉公司中拥有20%的股份并担任监事。本院认为，两公司投资人之一相同，并不属于沃尔特公司主张的投资参股关系。吴某某在康鑫辉公司中持股比例仅有20%，对公司决策并不享有决定性的表决权，根据两公司的公司章程，其担任的监事亦不能决定公司的决策。仅根据上述事实，不能认定吴某某为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更不能认定两公司存在财产利益、盈余分配等方面人格混同的情形。此外，冷辉公司与康鑫辉公司的关系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的“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解读：原始会计凭证是否属于股东行使知情权范围存在（１）支持（原审会计凭证是会计账簿组成部分）和（２）不支持（《公司法》未赋予股东查询原审会计凭证的权利，未将原审会计凭证列入股东可以行使知情权范围）两种不同观点。
摘要2：【注解１】支持股东查阅原审会计凭证相关案例：（２０２０）苏民申８２９７号、（２０２１）赣民终２０６号、（２０２１）鲁民申１００８号、（２０２１）湘民申１８４号、（２０２０）沪民申１１１３号、（２０２０）京民申４６９８号、（２０２０）川民申６３５８号；
【注解２】不支持股东查阅原始会计凭证相关案例：（２０１９）最高法民申６８１５号、（２０２１）京民申２０３８号、（２０２１）川民申１２１号、（２０２０）粤民申７６４０号、（２０２０）豫民申６６８７号、（２０２０）津民申１２４１号、（２０２０）冀民申５１２１号。
【注解３】最高人民法院改判案件（２０２０）最高法民再字第１７０号阿特拉斯设备有限公司、河北阿特拉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撤销二审生效判决，改判支持股东有权查阅原始凭证，并有权指定审计师对合资账目进行审计——（１）虽然公司法第３３条第２款规定股东可以查阅会计账簿，并未规定股东可以查阅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但该条规定的意旨主要是防止小股东滥用知情权，干扰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本案中，合资双方持股比例为５０％，不存在小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妨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形；（２）章程也规定双方有权聘请审计师查阅账簿，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权利范畴。
【注解４】在合同、公司章程没有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原审凭证的情况下，一般需要证明公司存在财务造假的初步证据才能获得支持。
摘要1：【案号】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鄂0112民初2656号
【裁判摘要】伪造股东签名增资行为损害股东权益应属无效——被告走马岭建工公司自2001年9月3日至2015年2月3日期间，对公司注册资本进行了变更登记，并将公司营业期限自2015年1月14日延至2035年1月14日。审理中，原告朱某某及第三人张某某陈述，历次工商变更登记股东会决议并非本人所签，也未授权他人代签，被告走马岭建工公司虽辩称股东会决议均系授权委托人代签，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而根据走马岭建工公司的章程，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应由股东会作出决议，由此可以认定历次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均未通过合法、有效的股东会决议。走马岭建工公司由宗某某、朱某某等四股东设立，公司设立时朱某某持有22.22%股权，在朱某某没有对其股权依公司章程及法律规定作出处分的前提下，除非走马岭建工公司进行了合法增资，否则朱某某的股权比例不应降低。但走马岭建工公司历次增资的股东会均不能证实朱某某知晓，其作出的决议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在走马岭建工公司、宗某某不能举证证明朱某某知晓并在股东会上签名同意公司增资的情况下，对走马岭建工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内部而言，该增资行为损害了原有股东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对朱某某没有法律约束力，不应以工商变更登记后的注册资本金额来降低朱某某的持股比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475号
【裁判摘要】判决论理部分并非是认定事实部分，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无须举证证明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该规定是针对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卫某某申请再审所称的原判决针对相同事实作出了与《374号判决》不同的认定是指判决论理部分，并非是指认定事实部分，《374号判决》所作出的相关认定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无须举证证明的事实。再者，《374号判决》系铭方公司起诉卫某某等人返还出资，主要围绕卫占青等人是否抽逃出资进行审理，与本案的审理范围不同。因此，原判决未以《374号判决》作为本案裁判依据，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股东签订共有协议约定各方按持股比例持有公司资产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股东对公司出资后，其出资权益转化为公司股权，股东依据股权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等权利。黄河公司股东康某某与赵某等人签订《共有协议》，约定各方按比例持有黄河公司资产，损害了黄河公司利益及其债权人利益，原判决认定《共有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民终295号
【裁判要点】如股份隐名代持协议涉及上市公司兼并重组过程中的股份权属，协议效力认定应根据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考量协议是否触及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包括是否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公序良俗等，并结合股东持股比例、对上市公司影响大小等因素进行审慎判断。如代持协议认定无效，相关投资收益归属、损失分担应结合公平原则、过错程度等因素予以综合判断。
摘要2：
摘要1：（参考性案例第117号）
【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9）沪民终295号
【裁判要点】如股份隐名代持协议涉及上市公司兼并重组过程中的股份权属，协议效力认定应根据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考量协议是否触及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包括是否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公序良俗等，并结合股东持股比例、对上市公司影响大小等因素进行审慎判断。如代持协议认定无效，相关投资收益归属、损失分担应结合公平原则、过错程度等因素予以综合判断。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763号
【裁判摘要】在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情况下，部分股东同意放弃资本公积金转增权利，资本公积可以定向转增注册资本——关于三再审申请人是否已放弃案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问题。根据一、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华锐公司在2014年底面临股票暂停上市、公司债券无法兑付的双重风险。如无法妥善化解，华锐公司全体股东和债权人将遭受重大损失。在此情形下，华锐公司引入外部投资人富海中心、汇能中心，签订应收账款转让协议，由富海中心、汇能中心收购华锐公司部分应收账款，相关资金专项用于兑付要求回售的债券，同时华锐公司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将相关转增股份让渡给富海中心和汇能中心。华锐公司在上述背景下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并非是为了向公司现有股东送股，而是为引入投资人富海中心、汇能中心而支付相应对价。三再审申请人对华锐公司当时面临的困境及华锐公司进行该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实际意义系明知。其在2014年12月15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上对《关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投了同意票，并就该转增股本事项分别出具了承诺函，承诺不可撤销地放弃该次转增股份的全部权利，相应转增股份由华锐公司直接向投资企业派发，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计入投资企业的股东账户等。后富海中心、汇能中心按约付款，华锐公司因此走出了2014年底面临的经营困境，三再审申请人作为华锐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已实际受益。据此，二审判决认定富海中心、汇能中心投入资金与华锐公司发起人股东让渡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互为因果，发起人股东同意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与其同意放弃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具有一致性和整体性，三再审申请人已放弃其按持股比例获得的转增股份，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申111号
【裁判摘要】违反贷款清偿完毕前不得分配利润约定不应导致利润分配方案股东会决议内容无效——原审认为，案涉2014-2016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系金安桥公司依据当年度审计报告载明的利润情况,通过董事会决议作出后报经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符合法律规定并经各方股东认可,不存在无效事由，金安桥公司亦多次确认。至此,股东会作出利润分配决议后,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转化为具体利润分配请求权,性质等同于普通债权,股东可以债权人身份要求公司根据利润分配决议分配利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2020年修正)第十四条“股东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有效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公司拒绝分配利润且其关于无法执行决议的抗辩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公司按照决议载明的具体分配方案向股东分配利润。”规定，云南能投公司作为金安桥公司持股比例8%的股东，有分配利润的请求权。．．．．．．原审认为，《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中虽有“合同项下贷款全部清偿完毕前,未经银行方书面同意,金安桥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其股东分配本项目的经营利润”的约定,但该约定不应构成对股东基本权利的限制,违反该约定的后果也不应导致前述股东会关于利润分配方案决议内容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456号
【裁判摘要】（１）当事人对合同效力未产生法律纷争，诉请确认合同有效不具备诉的利益，应裁定驳回起诉；（２）请求对过去状态的确认或者请求确认事实可在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中查明不具备通过裁判进行确认的必要性，应裁定驳回起诉｜一、关于马×要求确认案涉《合资经营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有效的请求。实质上，这是一个积极确认之诉，然而马×并不具备诉的利益，也即马×所提起的诉中并不具有法院对该诉讼请求作出裁判的必要性和实效性。当事人要求法院明确某一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或者存在的具体状态，是确认之诉的基本特点，然而在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案涉《合资经营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的效力均予认可，就其效力问题并未产生法律纷争。因此，马×该项请求并不具备诉的利益，也丧失了法院对案件实体问题作出裁判的前提要件。二、关于马×要求确认其对于鄢陵花木公司的1000万元出资占该公司33.33%权益的请求。首先，由于马×已转让其全部股份、退出鄢陵花木公司的合资经营项目，案涉《合资经营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效力已终止，马×的该项请求系对过去股权状态的确认；其次，关于该请求所涉事实，均可在鄢陵花木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股权变动信息中查明。因此，马×并不具备通过裁判对案涉协议履行状态及持股比例进行确认的必要性。
摘要2：【注解】各方对合同效力均无异议，一方当事人诉请确认合同效力系属不具备诉的利益——合同当事人要求确认合同有效系积极确认之诉，当事人要求法院明确某一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或者存在的具体状态，是确认之诉的基本特点，然而在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案涉《合资经营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的效力均予认可，就其效力问题并未产生法律纷争。因此，该项请求并不具备诉的利益，也丧失了法院对案件实体问题作出裁判的前提要件。
摘要1：【案号】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云28民终85号
【裁判摘要】共同购买股权不能认定为合伙关系而是形成合同关系——合伙协议是指两个以上的自然人为明确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所订立的协议。股权转让是指公司股东依法将自己的股东权益有偿转让给他人，使他人取得股权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根据被上诉人的诉请和双方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是为共同投资购买西双版纳傣泐大酒店51%股权及双方持股比例等内容来看，并不是实质意义的合伙性质，亦不属股权转让协议，故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为宜。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吴某某及陈某是合同相对方，故一审并未遗漏诉讼当事人。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016号
【裁判摘要１】预备合并之诉不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关于袁××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经查，袁××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确认袁××为利达公司的股东，确认袁××持有利达公司18%的股份，并责令利达公司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袁××股东身份及持股比例的登记工作；2.若上述诉请不能得到支持，则请求判令利达公司支付拖欠袁××的股权转让款1013.39万元、利息719.51万元，合计1732.9万元，并请求责令利达公司向袁××支付该1732.9万元的相应利息。据此可见，袁××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在第一项诉讼请求不能获得法院支持情况下的预备性诉讼请求，在诉讼法学理论上称之为预备合并之诉，并不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原审法院在审理认为袁××第一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的情况下对第二项诉讼请求予以审理并作出裁判，符合诉讼便利和经济的原则，也有利于法院对当事人争议裁判的协调统一，并无不当。利达公司认为本案应当驳回袁××诉讼请求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其他合伙未明确表示反对可推定其他合伙人同意合伙人转让合伙份额——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协议书》的法律性质及效力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袁××与晏××、廖××、王××、白×、熊××等人系共同借用利达公司的资质，以个人合伙形式共同投资馨园小区及禅博园项目的房地产开发，因此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协议书》转让的实为其在该项目中的合伙份额。尽管袁××转让合伙份额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协议书》未经全体合伙人签名，但是自2013年、2014年签订协议至今，并无证据表明签订案涉协议之外的其他两名合伙人对袁××转让合伙份额提出异议，且利达公司亦已经依照协议约定实际履行了大部分的付款义务，现利达公司以袁××转让合伙份额未经过其他合伙人同意为由主张案涉协议无效，缺乏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