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703号
【裁判摘要】关于以违法犯罪所得的资金出资是否导致出资无效的问题，由于货币是种类物，货币占有人推定为货币所有人，因此货币出资投入公司后，公司作为善意相对人即对该笔货币出资享有所有权，出资相应转化为公司的独立财产，故出资资金来源非法并不影响出资行为的有效性，亦不影响出资人据此取得的初始股东资格。对于以违法犯罪所得的资金进行出资的行为，司法机关应当追究、处罚该违法犯罪行为，并有权以拍卖或者变卖的方式处置股权，即追缴出资人已经取得的股权，剥夺其股东资格。本案中，根据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和处理结果，因李某某具有犯罪情节轻微、案发后已退还全部赃款等情节，决定对李某某不起诉，故司法机关最终并未对李某某利用涉案资金取得的股权予以处置及追缴。因此，李某某仍然具有合法的股东资格，并基于股东身份而享有股东优先购买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3民终12764号
【裁判要旨】注销网签并不必然导致合同解除（不能推定双方合意终止履行，只能推断中止履行），但注销网签后一方在合理期间内怠于积极磋商且影响房屋过户登记的（视为预期违约），视为以行为表示不履行合同，对方取得法定解除权有权解除房屋买卖合同。
【裁判摘要】根据刘某、李某与史某某共同申请注销网签的行为及其在撤销网签后并未积极主张进行重新网签，且刘某、李某亦未按照《房屋买卖居间合同》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史某某享有合同的法定解除权，并无不妥。史某某向金某某、刘某发送告知函要求解除合同，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摘要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 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提交下列材料：
（一）不动产权属证书；
（二）买卖、互换、赠与合同；
（三）继承或者受遗赠的材料；
（四）分割、合并协议；
（五）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生效的法律文书；
（六）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七）相关税费缴纳凭证；
（八）其他必要材料。
不动产买卖合同依法应当备案的，申请人申请登记时须提交经备案的买卖合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332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焦点是：林某某是否可以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林某返还案涉款项。本案中，因双方均无充分证据证明所争议的案涉款项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二款“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的规定，本案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键在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我国现行法律基本确认了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基础的证明责任分配体系，即主张权利的人应就权利产生的法律要件事实举证。对于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因此通说认为，不当得利的基本要件有四：一方获得利益，一方受到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获得利益及利益受损均无法律上的原因。现林某某主张其享有不当得利请求权，应当对本案是否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负举证责任。虽然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中，无法律上的原因往往是一种消极事实，举证较为困难。但结合本案事实，林某某自始至终以及新提交的（2013）思民初字第172号民事判决，都在证明其给付行为系民间借贷关系，且林某某的给付对象和给付金额非常明确，说明林某某完全是基于其真实意思控制财产的变动。二审法院认定本案不存在给付意思欠缺或意思错误的情形，不构成不当得利正确。至于已生效的（2012）宁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的既判力问题，虽然该判决因林某某主张债权依据不足，其诉请被驳回，但依据该判决结果并不必然推定出林家德的给付行为欠缺意思表示。只是基于现有证据，林某某的给付原因无法认定，在给付原因未查明之前，不能有责推定，直接视为无法律上的原因。故林某某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因缺少足够证据再以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林华返还款项，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足。至于林某某和林华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与否，本院对此不予审查。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337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述规定中“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应作严格解释，即债务人应当明确表示抛弃时效利益，同意履行剩余的还款义务，如达成还款协议、签订债权确认书等。根据本案事实，金色阳光公司并未明确表示同意履行剩余借款的归还义务，双方亦未达成还款协议。故原审判决认定不能将金色阳光公司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归还300万元的行为认定为该公司放弃对全部债务的诉讼时效抗辩权，并无不当。
摘要2：【摘要】关于案涉《担保函》《股东会议决议》中金色阳光公司有关在本案借款到期后五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承诺，是否实质上变更了《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本案中，金色阳光公司是主债务人，其向张帆出具《担保函》《股东会议决议》，承诺为其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但根据我国担保法相关规定，主债务人仅可为其自身的债务提供抵押或质押两种形式的担保，而主债务的保证人只能是主债务人之外的第三人。即主债务人与保证人应是不同主体，同一主体不能既是主债务人又是保证人，否则该保证担保行为对保障债权的实现毫无意义，亦有违担保法立法目的。因此，金色阳光公司在《担保函》《股东会议决议》中承诺的保证期限不能推定为系对《借条》中约定的借款期限的变更。原审判决依据《借条》中约定的借款期限确定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亦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民申字第1622号
【裁判要旨】采矿权拍卖公告载明的资源储量与实际情况不符，但出让人已事先进行风险提示的，受让人无权以此为由请求解除采矿权出让合同返还出让价款并赔偿损失。
【裁判摘要】冕宁县国土资源局采矿权拍卖挂牌出让公告上明确说明“以上采矿权范围内由有资质地勘单位作过地质勘查或资源储量核实工作，但因地勘工作程度较低，仍存在一定风险，竞买人应仔细研阅拍卖文件、踏勘现场，自行承担竞买及采矿风险。”由此可知，凉山彝族自治州国土资源局在拍卖伊始就已经明确说明了采矿权竞买的风险，并声明不对竞买和采矿风险承担责任，亦即不对拍卖标的矿山提供担保。因此凉山彝族自治州国土资源局已经进行了风险提示，且该公告中明确载明了竞买冕宁县拖乌玛什斤硅石矿的详细竞买信息，即出让面积为0.061平方千米，保有量332+333资源量为3.4万吨。这与周某甲、周某乙其后进行的鉴定存在不符的情形。但凉山彝族自治州国土资源局已经明确说明地勘工作程度较低，开采存在风险，周某甲、周某乙应该仔细阅读拍卖文件，实地勘察现场。本院认为，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推定周某甲、周某乙在明确知悉其竞买的标的只有初步勘探，事实可能与初步勘探不符的情况下，自愿承担竞买所带来的商业风险，并高价购得涉案矿山。购得矿山后的具体情况与拍卖时不符，为其可以预见范围内的风险，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对于周某甲、周某乙认为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国土资源局风险提示无效，凉山州国土资源局不能免责的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4987号
【裁判摘要】煤矿的合法承包经营权人与煤矿整合存在一定利害关系，而合法承包经营权人与采矿权人之间的承包经营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因再审申请人与冀拉爱签订的是承包经营合同，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是顺道村二煤矿的采矿权人，因此，娄烦县政府在作出《太原市娄烦县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工作方案》时，并无告知再审申请人的义务。此外，适用20年起诉期限的必要条件为当事人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顺道村二煤矿于2006年被整合关闭，2007年4月27日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向整合后的山西天池店煤业有限公司颁发了采矿许可证，且根据原审法院在另案中查明的事实，山西省国土资源厅于2007年7月17日在《山西日报》就上述颁证行为进行了公告。据此可以推定，再审申请人至迟应在公告后即应当知道顺道村二煤矿被整合的情况，再审申请人主张其在2014年12月30日才知道自身权利遭受侵害，该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应适用2年的起诉期限。因此，再审申请人于2015年6月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在结果上并无不当，本案无再审之必要。
摘要2：
摘要1：1.天津市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
【要旨】检察机关将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有关具体整改任务作为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理的重点,督促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推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有效解决。
2.辽宁省盖州市入海河流污染渤海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要旨】检察机关通过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督促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及时履行职责,采取相关措施治理入海河流污染问题,保护渤海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工作取得双赢多赢共赢的效果。
3.江苏省如东县船舶修造企业危废处置污染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要旨】船舶修造企业将其生产经营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废油漆桶,违规弃置于厂区及通海河岸,存在较大环境污染风险。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发改委等政府部门和镇政府等相关行政机关均未能及时履行相应监督管理职责。检察机关向相关单位分别发出检察建议,推动形成合力认真开展整治工作。
4.浙江省平阳县守护南麂岛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要旨】针对中央环保督察挂牌督办的海洋自然保护区污染问题,检察机关结合区域实际开展海洋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督促各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全力助推综合保护的实现。
5.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漳港海岸线餐饮酒楼违法排污行政公益诉讼案
【要旨】检察机关组织多个行政机关召开圆桌会议,围绕案件争议焦点、行政职责分工、形成监管合力等取得共识,并持续推进多部门协同执法,促进解决因职能交叉、“多头治理”导致的公益治理难题。
6.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居民小区生活污水直排入海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
【要旨】检察机关针对老旧居民小区生活污水直排入海的情况,秉持标本兼治的理念,依法开展类案监督,以专项监督推动地方党委政府专项治理,治污和截污同步推进,并以聘请“公益诉讼义务监督员”等方式,探索“检察监督+社会监督”模式,形成公益保护合力,提升了办案实效。
7.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污水直排污染红树林生存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要旨】检察机关在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通过磋商可以促进行政机关积极履职;通过个案办理督促行政机关建立健全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的长效机制,以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关键词】长效机制；民事公益诉讼；非法倾废 ；无人机取证；一体化办案；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定置网；技术改造；行政公益诉讼；违法建设码头；怠于履行职责；跟踪监督；
摘要2：8.海南省海口市海洋非法倾废行政公益诉讼案
【要旨】综合运用无人机等先进技术手段突破海洋公益诉讼取证难题;上级检察机关带头办理重大案件,采取多种监督手段提升海洋生态保护的质效。
9.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定置网破坏渔业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
【要旨】检察机关向相关海洋执法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推动行政机关联合开展清网行动,助推定置网技术改造,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促进了历史遗留问题的综合治理。
10.山东省招远市违建码头整治行政公益诉讼案
【要旨】针对违法占用海域建设小码头的行为,行政主管部门虽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但违建小码头一直未拆除,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后,在行政机关仍未依法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应当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全面履行监管职责。
11.浙江省舟山市人民检察院诉杨某某等人破坏海洋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系列案
【要旨】对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赔偿诉讼,应向海事法院起诉;非法收购、运输、出售海龟的违法行为人应认定为共同侵权者,承担连带责任。
12.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检察院诉高某某等6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系列案
【要旨】以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为切入点,通过诉讼判决被告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督促渔政部门全面依法履职,提供检察职能综合解决方案,落实“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司法理念,切实将办案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
13.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诉周某某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要旨】对于非法捕捞破坏海洋生物类公益诉讼案件,需要根据海洋生物的种类、性质,捕捞水域的属性等多重因素,充分听取相关科研机构和行政机关的意见,科学认定渔业资源的价值。
14.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诉陈某某等5宗10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系列案
【要旨】对于非法捕捞水产品的刑事案件,附带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制定证据清单,探索刑事、民事“一站式”取证,建立非法捕捞水产品生态损害认定模型,以增殖放流方式替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提高司法监督效能。
【关键词】海洋野生动物保护；全链条司法保护；连带责任；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非法捕捞；生态损害；长江经济带；洄游生物；非法捕捞；渔业资源价值认定；海洋渔业资源；一站式取证清单；水生生态损害认定；增殖放流
摘要1：
摘要2：
摘要1：解答：合同中约定任何修改、变更和解释以及补充协议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即当事人约定书面形式合同，如当事人对合同的修改、变更和解释以及补充协议未采用书面形式，未采取书面形式的属于实践性合同，除非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且对方接受才具有约束力，否则对合同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
摘要2：【风险提示】合同约定书面形式可以有效避免将来合同履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主张双方已经达成口头变更协议（如通过证人证言证明合同达成口头变更协议等）。约定书面形式合同将当事人非书面形式变更合同局限于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且对方接受之情形，可以有效避免合同履行中被口头变更的法律风险。思之，慎之！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二终字第25号
【裁判要旨】以资抵债协议未实际履行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原债务。
【裁判摘要】关于本案债务是否被后签订的《以资抵债协议》所取代的问题，本院认为，秦毅公司与中宁农行签订的《以资抵债协议》对抵偿的债务名称和债务数额约定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亦无法确定和推定，且该协议第三条载明：“乙方（秦毅公司）上述抵债资产抵偿甲方（中宁农行）贷款债务数额以上述资产实际处置变现金额为准”，该协议至今已经七年，约定的抵债资产没有变现抵债，也没有实际过户到债权人名下，中宁农行的原债务数额没有因上述合同发生变动，债务没有得到清偿，《以资抵债协议》的合同目的并未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宁农行有权就现有全部债务向秦毅公司主张权利。秦毅公司关于部分金融债务已经被《以资抵债协议》所替代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债权人经强制执行未获清偿时债务人破产原因的认定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再284号
【裁判观点】审判实践中，不少法院对债务人是否具备破产原因的认定标准认识不一，是导致当前破产案件受理难的重要成因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对破产原因和申请人提出破产申请的条件做了区分，第七条分别针对债权人、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的条件予以细化。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只需举证证明债务人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即可，之后的举证责任转换至由债务人举证证明其不存在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否则即应认定债务人具备破产原因，人民法院应裁定受理债权人的破产申请。尤其债务人已在生效判决执行过程中被执行法院认定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其亦自认已处于资不抵债状态并同意债权人的破产申请，应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应依法能动司法，启动“僵尸企业”市场退出机制，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摘要2：【解读１】债权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时，只需举证证明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即可。在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的情形下，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既是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条件，也是债务存在破产原因的推定依据。
【解读２】根据《破产企业法》第１０条第１款规定、《企业破产法解释一》第６条第１款“债务人对债权人的申请未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规定，应由债务人在法定期限内举证证明其非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也非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债务人举证不能的，人民法院应收受理对债务人的破产申请。
【注解１】（１）债权人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时只需证明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即可；（２）此后应由债务人在法定期限内举证证明其既不属于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也非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债务人举证不能的，法院应当受理对债务人的破产申请。
【注解２】执行程序中执行法院作出的参与分配函、分配方案草案等认定债权人的债权未获清偿，应当认定债务人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债权人可据此申请对债务进行破产清算。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160号
【裁判要旨】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情况、债务人的财产状况不确定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裁判摘要】本案中，中林实业公司与中林物业公司之间存在多起诉讼案件尚未审理终结，并无证据证明以上诉讼系中林物业公司恶意滥诉，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情况、中林物业公司的财产状况目前还不能确定。而且，中林实业公司申请再审中提及的司法审计报告系阜新中院于2011年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该公司的净资产作出的司法审计，不是对被申请人中林物业公司所作的司法审计，该审计报告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三条规定的情形，不能据此推定作为股东的中林物业公司资不抵债。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中林物业公司具备破产原因。
摘要2：
摘要1：【案号】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内07民终74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违反公司章程限制性规定，该股权转让对目标公司没有约束力，受让方要求公司履行注销、签发出资证明书等义务不能得到支持。
【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某要求国旅公司发放出资证明书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根据国旅公司的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所持股份在股东之间转让时需经董事会同意方可进行"的规定，公司章程系公司股东一致的意思表示，载明了公司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准则，公司股东负有义务遵守和执行。左某、李某同为国旅公司股东，在公司章程上亦签字认可，故该股权转让应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虽然李某提供了一份申请，亦有部分董事会成员签字，但该申请并不能当然等同于董事会决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关于"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起规定"的规定，法律是允许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进行限制的，且李某作为国旅公司股东，应当知晓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李某又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公司章程的规定违背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李某应当遵循国旅公司章程。该股权转让违反了章程限制，相对于国旅公司而言，该股权转让对国旅公司并无约束力。即使国旅公司未针对股权转让事宜及时召开董事会，也不能当然推定国旅公司董事会对此事表示认同，或当然发生股权变动的效力。故一审法院判令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１）股权转让协议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并不因违反章程的限制性规定而导致合同无效；（２）违反章程的限制性规定的股权转让协议对公司并无约束力，受让人要求公司履行注销、签发出资证明等义务的，公司有权拒绝。
摘要1：【案号】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浙07民终932号
【裁判摘要】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在涉案股权转让前的一个月左右已负责龙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对龙鼎公司的财务状况包括未纳税情况应当知情，且在涉案股权转让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同为龙鼎公司的股东，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股权转让中隐瞒了龙鼎公司偷税漏税的情况，显然与事实不符。涉案股权转让价款并非以公司净资产作为计算基础，而是双方协商确定的。结合上诉人在受让涉案股权前已实际管理公司的情况，该转让价款的确定是在上诉人对公司资产、债权债务、财务状况等各方面充分了解的情况下作出的。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
摘要2：【解读】在《股权转让协议》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公司因偷税被罚，股权受让方能否向出让方主张赔偿？
（１）受让实际主张的是转让人承担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赔偿责任。
（２）本案股权受让方在股权转让前系公司股东，其已作为公司的管理人实际履行总经理之前，可以推定其在受让股权前对公司纳税情况应属知情，股权转让价格在此基础上协商确定，故无权向出让人主张损失。
摘要1：解读１：法院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申请标准（《企业破产法》第２条第１款）——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举证）＋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债务人举证）。（１）债权人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证明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企业破产法解释一》第２条）即可；（２）应由债务人在法定期限内举证证明其非“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企业破产法》第１０条、《企业破产法解释一》第３条），也非“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企业破产法解释一》第４条）；债务人举证不能的，法院应当受理对债务人的破产申请。
【注解】（１）企业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在合理期限内清算完毕，视为具备破产原因；（２）除债务人在法定异议期限内举证证明其未出现破产原因外，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清算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企业破产法解释一》第４条）
解读２：法院受理债务人重整标准——（１）债务人符合破产申请标准（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２）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
摘要2：【注解１】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的受理条件为“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１）《破产法》第７条第２款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６条第１款规定：“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的，应当提交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有关证据。债务人对债权人的申请未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裁定受理破产申请。”
【注解２】根据《企业破产法》第２条第２款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是债权人提出债务人破产申请的条件（债权人向法院提出申请时通常需要证明债务人不能清偿其到期债务即可），也是债务人存在破产原因的推定依据：（１）债务人不能清偿其到期债务的具体原因以及是否同时存在“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不在债权人举证责任范围内；（２）只要债权人提出申请能证明债务人不能清偿其到期债务且债务人未能提出相反的证据，法院即可当然推定债务人出现了破产原因。
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新民一终字第67号
【裁判要旨】出让方未告知受让方股权转让之前已经质押登记属于隐瞒重大事实的行为，受让方享有撤销权。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构成欺诈，是否应予撤销。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闫某某在与于某某签订协议时并未告知涉案股权在签订协议之前已进行质押的事实，闫某某亦无证据证明其对质押等情况进行如实的披露，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上未载明上述情况，况且闫某某保证向于某某转让的股权不存在第三人的请求权，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据此可以认定闫某某未履行告知义务，应当属于隐瞒重大事实的行为。而上述情况必然成为于某某考虑是否签约的重要因素，闫某某的行为对于于某某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有实质性影响，致使其做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另，《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根据该规定，闫某某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出质登记的行为产生股权质权的创设效力，而非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故闫某某关于其在工商行政管理局部门办理股权出质登记之日起，就意味着股权出质的事实已向社会公众公开，于某某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已知晓涉案股权已质押、闫某某没有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等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被撤销后，当事人需承担返还财产的民事责任。由于系争协议上载明的合同签订方为于某某、闫某某，故原审法院判令撤销于某某与闫某某于2013年1月17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及8月1日签订的《新疆和能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解读１】公示公信并不等于公众知晓或应当知晓的信息，公众并没有义务去查询该信息。因此，股权出质登记虽然具有公示公信效力，但是不属于公知的信息，除非当事人有法定或者约定的查询义务，否则不能以此推定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股权已质押的事实。
【解读２】出让方未告知受让方股权已经质押登记的事实，受让方享有合同撤销权；同时设定质押登记的股权不能办理变更登记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受让方享有合同解除权也可以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
摘要1：——涉外管辖协议的效力认定
【裁判要旨】审查涉外管辖协议效力适用的法律为法院地法，即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的法律，不应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的准据法；涉外管辖协议选择的法院可以只确定到特定国家或法域，并非必须确定到特定国家或法域内某一法院；协议选择的外国法院，只要与争议有实际联系，且不属于我国法院专属管辖的涉外管辖协议即应予认可；如果涉外管辖协议没有明确表明为非排他性的，则应推定解释为排他性协议；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前提是我国法院对案件本身享有管辖权，且必须同时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32条规定的六项条件。
【案号】一审：(2016)沪02民初4号之一；二审：(2016)沪民辖终99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辽民终211号
【裁判摘要】首先，关于徐某某与曾某某就案涉房屋存在真实的“借名买房"关系，徐某某是实际购买人并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的事实，业经上述阐述，不再赘述。徐某某虽然以曾某某名义购买案涉房屋，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在曾某某名下，但不动产登记行为并非是行政赋权行为，行政登记行为只能产生权利推定效力，登记行为本身并不产生物权。当不动产登记与真实权利状态不一致时，仍然要依据权利的实际归属情况来确定物权权利人。《物权法解释一》第二条也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该条规定说明物权登记与实际权利状况不符时，要以实际权利状况为依据认定事实。“借名买房"系“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的一种情形。本案中徐某某与曾某某就本案的诉争房屋存在借名买房关系，而且徐某某已经证明其是案涉房屋的实际出资人和占有人，因此，当徐某某主张该房屋的物权应当归属于自己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或者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需要，应当对真实的权利主体予以审理认定。其次，案涉房屋的代持行为，不能导致物权丧失。借名买房在合同形式上，属于债的关系，而实质上，是双方当事人通过借名买房的外在形式，将真实的物权登记于出借名人的名下，是双方当事人对物权的一种安排或处分方式，借名人实际上享有真实的物权。因此，当借名买房双方当事人如果因为借名买房的物权归属发生争议时，真实权利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物权的归属，而不是仅仅可以请求出借名人变更登记，行使的不是债权请求权。另外，物权的消灭必须有法定事由，即使购买案涉房屋的行为违反了有关地方政府关于商品房限购文件的规定，由于上述文件并非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也不因此而无效，而应当认定有效。我国法律也没有违反限购政策将导致物权消灭的法律规定，且案涉房屋的代持行为亦无证据证明存在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情形，认定徐某某不享有案涉房屋的物权，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一审判决认定徐某某以案涉房屋享有物权期待权而非物权，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认定徐某某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裁判结果正确，应予以维持。
摘要2：【摘要】商事外观主义是指在商事交易活动中，以商事主体的行为外观认定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相对人如果对商事主体对外公示的外观事实产生合理依赖，并依此从事相应的行为，即使外观事实与真实事实不一致，仍然依照外观事实进行认定。．．．．．．中集哈深公司申请人民法院的查封行为，不是基于商事交易行为，非基于信赖房屋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而使自己作出相应的商事交易行为、付出相应的对价，亦无信赖利益可言。故中集哈深公司主张其对案涉房屋享有信赖利益应依法执行的上诉请求，理由欠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借名购房违反限购政策但不因此无效（”限购令“属于调控市场的管理性规定，违反不导致合同无效；”借用“他人购房资格不影响调控的市场总量，不损害公共利益）；（２）借名人享有物权并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注解】该案裁判观点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328号改变：（１）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不能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２）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也不能当然成为房屋所有权人。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沪01民终6521号
【裁判摘要】
（１）本案的争议在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涉案房屋是否存在借名购房协议，还是仅为购房款的借贷关系。针对于此，双方虽均未能提供购房款的直接支付凭证，但被上诉人通过提供涉案房屋的产权证、原始购房发票、部分缴费凭证、出租合同及录音等证据，已经证明了涉案房屋系由其出资并实际控制使用、出租收益的事实，且在涉案房屋取得产证八年的时间内上诉人均未提出任何异议；而上诉人对其与被上诉人为购房款借贷关系的主张却未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对于涉案房屋实际由被上诉人占有使用的事实也无法合理说明或进行反驳，故一审按照举证责任规则采信被上诉人关于双方之间就涉案房屋实为规避动迁房上市交易政策而借名购房的主张，更具有合理性，于法不悖，本院予以支持。现涉案房屋过户已无障碍，上诉人理应按照诚信原则，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被上诉人名下。
（２）但是，涉案房屋的物权登记不存在错误，涉案房屋为动迁安置房，上诉人系作为安置对象而取得涉案房屋，登记机关据此将涉案房屋产权证上权利人登记为上诉人，并不存在登记错误的情形。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其实是安置资格的买卖，只是因政策限制，被上诉人无法立时成为涉案房屋的登记产权人，故涉案房屋登记在上诉人名下确为双方当事人当初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本案并非所有权确认纠纷，而是被上诉人依据其与上诉人之间的借名购房协议提起的债权给付之诉，一审确定的案由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借名购房协议仅发生债权效力，该协议并非涉案房屋物权变动的原因，不足以否认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推定效力。故一审直接确认涉案房屋归被上诉人所有，于法无据，本院予以纠正。但一审判令上诉人协助被上诉人办理涉案房屋变更登记至被上诉人名下的过户手续，则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54号
【裁判摘要】委托贷款已纳入国家金融监管范围，由金融机构作为贷款人并履行相应职责，另一方面又因其资金来源等特性与民间借贷存在相通之处，在不同方面体现出金融借款和民间借贷的特点。在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通过分析委托贷款更近似金融借款还是民间借贷的特点，进而确定可参照的规则。鉴于委托贷款系根据委托人的意志确定贷款对象、金额、期限、利率等合同主要条款，且委托人享有贷款利息收益等合同主要权利，同时考虑到委托贷款与民间借贷在资金来源相同的基础上亦可推定其资金成本大致等同，人民法院确定委托贷款合同的利率上限时应当参照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则。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466号
【裁判摘要】关于曹某某与姜某某对涉案土地使用权是否系按份共有的问题。本案中，曹某某主张与姜某某2003年9月9日共同参加竞拍并成功竞得涉案土地的事实，已被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口中院1722号判决所认定，虽曾办理至曹某某、姜某某名下的涉案土地使用权被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海中法行初字第26号行政判决撤销，海口市国土管理部门至今未对涉案土地重新进行不动产登记，但涉案土地使用权证被撤销的事实，并不影响曹某某、姜某某于2003年9月9日共同参加竞拍并成功竞得涉案土地事实的认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了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本案中，《协议书》虽表述“双方共同投资购买该地块土地和新建昆源别墅（暂定名称）”的内容，但从该协议关于投资金额、项目投资股份及投资比例、股份转让、土地证的办理等情况看，均不能直接认定上述的表述即为涉案土地共同共有的约定，至少上述表述对双方是否为共同共有的约定并不明确，在双方不具有家庭关系等特定关系的情况下，二审判决推定双方的涉案土地使用权为按份共有，在适用法律上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最高法行再11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所谓“同一事实和理由"是指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依据的主要证据、事实和理由，与被撤销的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事实和理由基本相同，从而造成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直接与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相抵触的情形。如果生效判决仅仅是以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行政行为，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据新的证据，补充认定相关事实，完善决定理由，重新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处理结果相同的行政行为，不属于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行政行为的情形。
【摘要】本案中，原行政行为1号处理决定根据争议山林所在片区已经分割到户的事实，推定1979年茶溪生产队分成茶溪、岩咀两个生产队时，争议山林已分割、分配给杨某某，并根据杨某某1985年的自留山证，决定争议林地所有权归杨某某户所在的茶溪组所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归杨某某。生效的57号行政判决撤销1号处理决定的理由是，1号处理决定推定争议山林已经划给杨某某，并根据杨某某1985年自留山证确认争议山林权属，证据不足。新晃县政府依据57号行政判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过程中，依法重新进行调查和现场勘查，结合调查、现场勘查取得的新证据，综合分析判断、采信证据，认定林业三定时期，茶溪组、岩咀组对上层溪片区的山林，通过抓阄方式分割到组，又协商分配到户，杨某某分得争议山林；根据现场勘查，杨某某1985年自留山证“上层溪"山林四至中的“上至盖龙种"，实际为右至界线，并根据上述新的事实和理由，决定争议山林林地所有权归××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归杨某某。3号处理决定并非“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该决定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一、二审判决认为3号处理决定属于“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情形，系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摘要2：【解读】县政府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的过程中，依法重新进行了调查和现场勘查，结合调查、现场勘查取得的新的证据，综合分析判断、采信证据，县政府根据新的事实和理由作出的处理决定并非“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201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对此，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认定被征地农民“知道”征收土地决定有关问题的意见》（国法[2014]40号）（简称《意见》）第六条中亦明确，对于行政机关在征收土地决定作出后，没有告知被征地农民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或者申请期限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办理。根据本案被诉行为作出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据此，在行政机关未告知申请复议权利和申请期限的情形下，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其中，2年复议申请期限的起算点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如果当事人“应当知道”的时点已经确定，从“应当知道”之日起超过2年申请行政复议的，属于超过法定申请复议期限的复议申请。《意见》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征收土地公告有确定期限的，可以认定申请人自公告确定的期限届满之日起知道征收土地决定;征收土地公告没有确定期限的，可以认定申请人自公告张贴之日起满10个工作日起知道征收土地决定。本案中，兴宁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8月26日在杨新明所在村集体宁新街道文星村张贴了42号《征地公告》，公告中列明《建设用地批复》的批准机关、批准文号、征收土地四至范围、被征地村及面积、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及办法和办理征地补偿的期限、权利人提出意见的途径和方式等事项，并载明公告期限为10个工作日。据此，可以推定杨某某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即应当
摘要2：【解读】未告知复议权利或申请期限参照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确定申请复议期限——在行政机关未告知申请复议权利和申请期限的情形下，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其中，2年复议申请期限的起算点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如果当事人“应当知道”的时点已经确定，从“应当知道”之日起超过2年申请行政复议的，属于超过法定申请复议期限的复议申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634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五）项规定，“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也就是说，依据生活常理能够推定的事实，无需当事人举证证明。本案中，尽管被申请人未举证证明房屋被强拆后实际支付了房租，但是，在居住房屋被强制拆除的情况下，被申请人必须要另找生活居住的地方。无论是租住他人房屋，或者另行购房居住，还是投亲靠友借住他人家中，在获得赔偿之前，被申请人因失去原有住房另行安排住处的损失都是实际存在的。即便是投亲靠友，未实际支出房租，客观上房租损失也是依然存在的，只是亲朋好友免除了被申请人的房租损失而已。而在法律上，并不能因为亲朋好友的馈赠而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因此，根据经验法则可以推定：在房屋被强制拆除的情况下，被申请人的房租损失是必然存在的。据此，二审判决在被申请人未出具实际支付租金证据的情况下，认定租金损失存在，符合行政诉讼事实认定的基本规则。房租损失的具体金额认定应当科学合理，以保障被征收人的基本居住条件为原则。沈阳市政府办公厅发布的98号通知规定：临时安置补助费18元／平方米，按照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计算，每户每月最低600元，最高1000元。二审判决以该安置补偿标准为基准，结合案件实际情况，酌定租房损失为每月900元予以赔偿，判决结果依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
摘要2：【摘要】关于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予以赔偿问题｜（2005）行他字第5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后地上房屋拆迁补偿有关问题的答复》规定：“行政机关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之后，被征用土地上的原农村居民对房屋仍享有所有权，房屋所在地已被纳入城市规划区的，应当参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对房屋所有权人予以补偿安置。”法释（2011）2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亦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最高人民法院上述答复意见和司法解释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即，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如果未同时对被征收的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补偿，经过若干时间后，原坐落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所在区域已经被纳入城市规划区，基本实现了城镇化，此时再对原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实施征收，可以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予以安置补偿。司法解释之所以作如此规定，其目的在于避免同区域内原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低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充分保障原集体土地上房屋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注解】行政机关因违法强拆除产生的行政赔偿责任其赔偿标准不得低于行政机关依法实施征收补偿的标准——根据因违法强制拆除被征收人获得的行政赔偿不应低于合法征收获得补偿的基本原则，行政赔偿应当包含被征收人依照地方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合法征收中可获得的优惠。
摘要1：《抵押担保合同》虽未列明抵押物的具体名称和位置，但根据相关资料可以明确抵押物的范围，是否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以抵押合同对抵押财产约定不明为由认定抵押不成立
【要旨】抵押成立。《抵押担保合同》虽未列明抵押物的具体名称和位置，但根据相关资料可以明确抵押物的范围，则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以抵押合同对抵押财产约定不明为由认定抵押不成立，而应判令本应提供抵押物明细的抵押人继续履行办理抵押登记的义务。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十六条 抵押合同对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抵押财产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根据主合同和抵押合同不能补正或者无法推定的，抵押不成立。
法律规定登记生效的抵押合同签订后，抵押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拒绝办理抵押登记致使债权人受到损失的，抵押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解读１】不宜轻易以抵押合同约定抵押财产不明为由认定抵押合同不成立。
【解读２】《担保法司法解释》第５６条第１款规定了抵押权标的物特定化原则，抵押权人只能对特定的财产行使处分权，该条款中“抵押不成立”不仅指抵押权不成立，而且还包括抵押合同不成立。
【解读３】《抵押担保合同》对丙公司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和车位、商铺等非住宅房地产抵押物的约定虽然不明确具体，但是结合相关情况是可以明确的，因此，该抵押约定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依据《合同法》第１０７条的规定，丙公司应当承担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违约责任。
摘要1：【要旨】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的责任是缔约过失责任，担保人确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的责任是过错责任。所谓担保人的过错，通常指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为之提供担保，或者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促使主合同成立或者为主合同的签订提供中介服务等。在没有证据证明担保人存在明知主合同无效而为之提供担保促使主合同成立或为合同签订做中介或其他显见的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过错责任。
摘要2：【解读１】通说认为，担保合同因主合同无效担保人承担的民事责任是缔约过失责任（是指担保合同无效的缔约过失）。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时，担保人原则上不承担担保责任，但担保存在过错的则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解读２】（１）本案《投资（合作）合同书》名为投资，实为借贷，依照当时的法律规定，企业间借贷行为因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２）但担保人未促使主合同成立或为主合同的签订做中介，对主合同的成立不存在缔约过失责任。（３）《投资（合作）合同书》的性质和法律效力有待司法审查方能确定的情况下不能苛责担保人在《承诺书》出具时即已准确预见《投资（合作）合同书》是实为借贷的无效合同，不能推定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而仍为之担保，担保人不存在过错。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67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关于“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的规定，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时，担保人无过错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为之提供担保，或者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促使主合同成立或为主合同的签订做中介等，应视为担保人有过错。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摘要】从合同文本文意解释的角度理解，双方之间是投资合作法律关系还是借贷法律关系并非确切无异议。在《投资（合作）合同书》的性质及效力问题有待司法审查方能确定的情况下，不能苛责恒业公司于《承诺书》出具时即已准确预见《投资（合作）合同书》是实为借贷的无效合同，亦即不能由此当然推定恒业公司明知主合同无效而仍为之提供担保。综合《投资（合作）合同书》的签订及履行情况、《承诺书》的出具背景及抵押物的登记情况分析，在中关村证券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担保人恒业公司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所规定的过错的情况下，原判决认定“……恒业公司在主合同为无效合同的情况下仍提供担保，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恒业公司关于其无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再审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要旨】证明责任未完成。公文书证经由具备相应职能、职责的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按照法定程序或方式作出，通常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但是，公文书证的真实性不能仅凭公文书证的签章以及文件外观推定，而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如证据提出时间，当事人之前是否有提交虚假证据的行为，当事人提交的公文书证与之前陈述、其他证据是否存在矛盾等情形综合判断。本案中易某提交的离婚证虽属公文书证，但其在原审一审中从未主张其与周某已离婚，且其曾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补发离婚证，相关行政部门又出具无离婚档案的书面证明。现易某提供第二份离婚证并申请再审，该离婚证的真实性未经证实，且反映的事实明显与本案其他证据反映的事实相矛盾，因此，认定易某未完成证明责任，应承担不利后果。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13号
【裁判摘要】一般而言，公文书证系具有公共信用的公共管理机关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在其职权范围内按照法定程序或方式做成，通常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易某某在再审审理中提交的1994年离婚证，应当首先推定为真实有效，如对方对该离婚证真实性有异议，应当由异议方承担举证责任。但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易某某应当对1994年离婚证的真实性进一步承担举证责任。首先，易某某在再审申请阶段提交的1993年离婚证已经鉴定证明加盖的公章与同期使用的印章不相符，且生效的行政判决亦撤销了2017年向易某某补发的离婚证，娄底市娄星区民政局也否认其在1993年8月20日向易某某发放过离婚证，娄星区石井镇民政室还出具了卢某某、易某某在该镇民政室无离婚档案的《情况说明》。在1993年的离婚登记未经证实的情况下，基于1993年的离婚登记所补领的1994年离婚证自难以确认。有鉴于此，卢某某１对1994年离婚证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具有合理性，易某某应负有进一步承担证明该书证真实性的义务。其次，从娄底市娄星区石井镇民政室两次就卢某某、易某某离婚登记事宜出具的《情况说明》来看，在1994年离婚证的发证部门亦不能证实卢某某、易某某有离婚登记档案的情形下，该1994年离婚证亦不宜认定为具有公文书证的性质。再次，易某某在另案诉讼中从未主张其与卢某某已经离婚，反而一直承认其与卢某某系夫妻关系。．．．．．．最后，易某某主张其本人所持有的1993年离婚证遗失后补办了1994年离婚证，同时又提出2015年5月3日其家中被盗时存放在保险柜中的离婚证（1993年）丢失。并且，在本案再审审查阶段之前以及另案行政诉讼当中，易某某一直未提供1994年离婚证，而在卢某某提供给易某某的1993年离婚证被证伪之后，易某某随即在本案再审庭审中提交1994年离婚证。易某某未能对1993年离婚证先后两次遗失作出合理解释，且1993年离婚证和1994年离婚证交替出现亦不合常理。综合考虑易某某在本案中存在不诚信诉讼的行为，有关民政部门未有其离婚登记档案，加之其在另案诉讼中对法院认定或证据显示其与卢某某仍为夫妻关系不持异议，以及离婚证件的办理及出示存在诸多不合常理等情况，易某某在本案中仅以1994年离婚证尚不足以证明其与卢某某于1993年离婚。在易某某未能进一步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与卢某某的婚姻关系已经
摘要2：（续）解除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其再审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浙03民终933号
【裁判摘要】本案富控公司因怠于行使自身权利，造成其对荣博公司的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富控公司要求荣博公司股东王某某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
（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庭审后，谢某、王某某向一审法院邮寄提交代理词，代理词内容包括：本案已超过最长诉讼时效，应当驳回富控公司诉讼请求。
（２）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谢某、王某某在代理词中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谢某、王某某不正当履行清算义务，损害了债权人富控公司的合法权益，据此富控公司享有要求谢某、王某某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富控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谢某、王某某以虚假《清算报告》骗取公司注销登记时起算。因谢某、王某某作为清算组成员，在办理荣博公司注销手续时未正当履行其向债权人的通知、公告义务，故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可推定富控公司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的时间为乐清市公安局乐成派出所向富控公司出具谢某、王某某的户籍信息及乐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富控公司出具荣博公司的公司登记基本情况、章程、《清算报告》、《股东会决议》、登报公告的2018年9月12日。因此富控公司于2019年4月11日起诉，系其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没有超过诉讼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