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玉环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台玉商初字第1997号
摘要1：【裁判摘要】对账单项下的货款在原告无法证明系不含税的情形下依法推定为含税价。
摘要2：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渝一中民终字第243号
摘要1：【裁判摘要】空白支票可以申请挂失支付和申请公示催告程序——沙区五交化商行取得空白支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根据我国《票据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同时本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了“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票据的途径。以上法条制定的初衷即在于方便商业交往中的票据流通，减少背书次数和被追索的程序和次数，也符合商业交易惯例。本案中，出票人海来公司因业务上的关系，将未填写收款人名称的支票交付精益重庆公司，即可推定出票人授予他人对收款人名称的补充权，而且对收款人的范围可理解为未作限制。持票人精益重庆公司可以不记载自己为收款人，而依单纯交付方式将票据让予他人。被上诉人沙区五交化商行正是基于其同精益重庆公司的买卖关系，合法取得精益重庆公司交付的空白支票并补记自己为收款人，其作为最后持票人，依法享有票据付款请求权。关于除权判决的法律效力。沙区五交化商行作为本案支票的最后持有人，在遗失票据后，及时要求海来公司协助办理了银行挂失手续，并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法院依法判决宣告遗失的支票无效，申请人自判决公告之日起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19号
摘要1：【要旨】实时通付款凭证具备票据形式要件、无不可更改的瑕疵且可推定功能用途可认定其为票据。
【裁判摘要】二审法院调取了新证据，并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则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的情形，二审法院未进行开庭审理即予以判决审理程序存在错误——关于开庭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下列上诉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可以不开庭审理：（一）不服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和驳回起诉裁定的；（二）当事人提出的上诉请求明显不能成立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的；（四）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需要发回重审的。"本案中，二审法院既然调取了新证据，并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众世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则本案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的情形。二审法院未进行开庭审理即予以判决，审理程序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2011）松民二（商）初字第717号；（2011）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569号
摘要1：——支票出票日期留白对基础关系的法律影响
【裁判要旨】基础关系当事人通过出票日期留白的支票进行欠款清偿，该支票虽为未完成票据，但仍发生基础关系当事人合意变更基础债务到期日的推定效力。其效果使原先确定的基础债务到期日转化为概括性的不确定到期日，并在持票人填写完整出票日期并为提示付款时再行确定，基础债权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也应依此判定。
【案号】（2011）松民二（商）初字第717号；（2011）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569号
摘要2：【注解】支票出票日期空白——支票付款时间也因以出票日期补充记载而定。
【摘要】空白支票因出票日期补充记载而确定定，诉讼时效应当从支票退票时起算，而非以结算协议约定的付款之日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根据结算协议，利胜石材应于2008年10月16日付清系争货款76830元。但实际履行中，双方并未依约以116号支票清偿欠款，而是就以117号支票付款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发生了支票的更换。在更换时，117号支票交付时出票日期空白，故通过117号支票支付系争货款的付款时间在高时石材填写完毕出票日期、收款人，并进行提示付款时方得以确定。现高时石材填写的117号支票的出票日期为2011年2月28日，并在此后的支票付款期限内进行了提示付款，利胜石材履行票据债务以支付系争货款的付款时间也在高时石材提示付款时明确。2011年3月9日，117号支票因存款不足发生退票，系争货款未受清偿，相应的诉讼时效从该支票退票时起算，而自退票之日至高时石材提起本案诉讼之日未逾两年，故利胜石材提出的诉讼时效上的抗辩不成立，其仍应偿付欠款。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8851号
摘要1：【裁判摘要】行政机关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是否准予延续行政许可的决定应推定其准予延续——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申请，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根据该规定，为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如果行政许可机关逾期既没有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也没有作出不予延续的决定，应推定为行政许可机关准予延续。本案中，威海市政府未在法定的期限内作出是否准予续期的决定，但根据上述规定，威海市政府在海域使用权期限届满后作出续期批准并核发海域使用权证书的行为，符合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且上述批准并未影响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
摘要2：
【笔记】行政机关在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未作是否准予延续决定是否视为准予延续？
摘要1：解读：（１）对于本来具备办理延期条件，行政机关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是否准予延续行政许可的决定应推定其准予延续；（２）但对于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本已不具备办理延期实质条件的行政许可延期申请，并不应因行政机关的逾期答复而自动获得续期，否则将与相关法律法规形成冲突，使相关公共利益处于风险之中。
摘要2：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3民终2166号
摘要1：【裁判摘要】空白票据授权补充方式法律既未明文规定也未进行限制，书面方式、口头方式、默认授权均无不可——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五条规定：“支票上的金额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使用。”依据该条规定、结合相关票据原理，支票金额事项虽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但支票金额事项允许空白，若没有补记，则金额空白支票因缺少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而无效；若经过补记，则金额空白支票和一般有效支票无异，为有效支票。至于出票人授权方式，我国法律既未明确规定，也未进行限制，书面方式、口头方式、默示授权均无不可。实践中，一般认为，空白支票的交付即可推定为附带有补充记载权的授予。本案中，涉案支票签发时未记载金额，为空白支票，且附带有补记金额权利的授予，现梁××所持涉案支票金额已经补记，无论金额为何人记载均不影响出票时金额空白的涉案支票为有效支票。第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出票日期为支票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之一，出票人出票时未填写出票日期的，一般应当认定支票无效，但在持票人正当、善意持有支票的前提下，已经填写出票日期的，应当适用票据文义性原则，以票面记载内容为准，认定支票有效，不考虑出票人是否填写出票日期以及不填写出票日期的原因。本案中，涉案支票签发时虽未记载出票日期，但现梁××正当、善意持有涉案支票，且已填写出票日期，故涉案支票不因中建光耀公司出票时未填写出票日期而无效。基于以上论述，涉案支票签发时虽为空白支票，但现已记载完全，为有效支票，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双方有关基础法律关系举证情况、中建光耀公司开具支票长期不收回却未采取限制持票人权利等明显违反财务制度的情形，判令中建光耀公司应当支付票面金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笔记】债权人向债务人发出询证函是否具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
摘要1：解读：询证具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债权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债务人发出《企业询证函》，债务人在《企业询证函》盖章确认，且《企业询证函》载明欠款金额，该《企业询证函》可以中断诉讼时效。
【注释１】询证函具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关键审查权利人是否有催收意思以及义务人是否同意履行义务——（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哈尔滨市商业银行银祥支行与哈尔滨金事达实业（集团）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如何处理问题的答复》表明，“可以表明该询证函既有贷款人追索欠款的意思表示，又体现了借款人对所欠债务的确认”因此诉讼时效中断；（２）从最高院的论述，法院审查询证函之重点，在于询证函是否体现权利人追索欠款及义务人确认债务的意思表示。
【注解２】超过诉讼时效后回复或发送询证函是否构成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１）诉讼时效届满后，只有义务人表示继续履行义务或实际履行的才引发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放弃。（２）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向权利人发送了询证函但注明“仅用于复核账目，不用于催款结算”，不足以构成新的还款承诺，不构成诉讼时效重新确认。——参考案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粤民申8553号；其他参考案例：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鄂民终1399号
摘要2：【注解１】（１）债务人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主动向债权人发出询证函的法律后果，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参考案例：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渝高法民终字第00331号；（２）如果债务人在诉讼时效届满后主动发出债务询证函的，应当认定债务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诉讼时效重新起算。——参考案例：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津民申1203号；（３）参考依据：《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债务人向债权人发出确认债务的询证函的行为是否构成新的债务的请示的答复》（[2003]民二他字第59号）
【注解２】债权人超过诉讼时效向债务人发出《企业询证函》，债务人在《企业询证函》盖章确认，不视为推定其有偿还已过诉讼时效债务的意思表示，也不能视为债务人对原债权的重新确认，不能中断诉讼时效。——参考案例：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黔04民终1359号
【注释】询证函在债务证明效力上属于证明性书证，不具有直接证明所载内容的证据力，应由法院结合案件具体事实进行判断，对方当事人对于证明性书证所确认的内容有权直接提出异议，无需也不用行使撤销权——（１）债权人发出并经债务人确认的《企业询证函》，在有其他证据佐证，形成有效证据链条的情况下，可作为认定债权债务实际存在的证据；（２）债务人只有在《询证函》上盖章，没有其他证据补强，在债务人提出相反证据进行抗辩的情况下，债权人所主张的事实达不到我国民事诉讼要求的盖然性占优势证明标准，债权人据此所主张的债权便依据不足，此时负有举证责任当事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01民终5386号
摘要1：【裁判摘要】虽然询证函载明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但可推定为其认可案涉债务的存在并有归还的意思表示——关于本案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2012年至2017年8月期间，嘉德公司与鞋帽公司之间多次通过询证函互相征询复核案涉欠款数额，虽然询证函载明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但不论是嘉德公司主动向鞋帽公司声明尚存债务还是针对鞋帽公司的询证确认欠款金额的行为，均可推定为其认可案涉债务的存在并有归还的意思表示。现有证据表明，嘉德公司至迟于2017年8月6日再次向鞋帽公司询证欠款事宜，鞋帽公司亦予以反馈，故鞋帽公司主张债权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应当自2017年8月重新计算，本案之诉并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嘉德公司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黔04民终1359号
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人超过诉讼时效向债务人发出《企业询证函》，债务人在《企业询证函》盖章确认，不视为推定其有偿还已过诉讼时效债务的意思表示，也不能视为债务人对原债权的重新确认，不能中断诉讼时效——被上诉人顺易公司与金桥公司、同鑫公司签订的《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的债权诉讼时效届满之日为2016年12月4日。被上诉人金桥公司在2017年1月23日向卓×发送《企业征询函》，金桥公司在该函上加盖印章。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是指债权人要有催收逾期贷款的意思表示，债务人签字或盖章认可并愿意继续履行债务。但本案中的《企业征询函》明确载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其名称和内容均无催收贷款的明确表示，债务人已经收到该征询函，但不能推定为其有偿还已过诉讼时效债务的意思表示。因此不能把企业征询函简单理解为“催款通知单”，也不能把双方当事人发出和签收企业征询函的行为视为对原债权的履行重新达成协议。因此该函不能达到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原审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苏民终352号
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人向连带保证人中一人主张权利虽具有的保证期间作用消灭和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起算之效力及于其他连带保证人——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部分连带共同保证人主张权利的行为，其法律效力应及于其他保证期间尚未届满的连带共同保证人，债权人向部分连带共同保证人主张权利所产生的开始计算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法律后果，应当对其他连带共同保证人同样发生效力。如若未被债权人主张权利的连带共同保证人保证期间继续计算，该连带共同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即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其他承担责任的连带共同保证人将无法向其追偿，这显然不符合连带共同保证制度的立法意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该规定也表明债权人向部分连带共同保证人实施的法律行为的效力及于其他连带共同保证人。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632号
【摘要】递交起诉状时间而非立案时间为主张权利时间——人民法院立案时间并不等同于当事人递交起诉状时间，根据一审卷宗中送达回证显示，新沂农商行于2014年10月20日向一审法院递交起诉状，要求大地粮油公司、岳××、刘××、陈××、赵×１、赵×２、顾×承担保证责任。虽然人民法院立案时间在后，但不能以此否定新沂农商行已在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的事实。送达回证是人民法院基于当事人的诉讼行为所形成的书面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之规定，二审法院根据送达回证载明的日期便可推定出新沂农商行提交起诉状的时间，无需组织当事人进行举证质证。时集粮库、刘××、陈××、顾×对此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原审认定新沂农商行主张权利的时间为2014年10月20日，并无不当。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京73民终3339号
摘要1：【裁判摘要】合作作品著作权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合作作品不可以分割使用的，其著作权由各合作作者共同享有，通过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当理由的，任何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以外的其他权利，但是所得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有合作作者。由于《先心病童故事》剧本为不可分割的作品，作为著作权人之一，王××有权行使除转让以外的其他权利。本案中，中国移动公司认可被诉视频是在王××2016年10月28日创作完成的剧本基础上进行修改后由王××拍摄完成的，据此可以推定中国移动公司使用《先心病童故事》剧本得到了王××的许可，因此，被诉视频《你的随手转发，也许就可以救助一个先天病儿童》并未侵犯博纳风行公司对剧本《先心病童故事》享有的著作权。一审法院对博纳风行公司基于剧本《先心病童故事》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此外，关于该剧本所得收益的分配问题，博纳风行公司可另行向王××或者中国移动公司主张。
摘要2：【注解】合作作品不可以分割使用的，只要获得著作权人之一的许可即不构成侵权。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穗中法知民终字第389号
摘要1：【裁判摘要】被申请人拒不配合或妨碍法院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由被申请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若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而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的，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原审法院执行保全措施时的现场取证照片显示，凡拓公司经营场所内的计算机确实安装有Adobe Photoshop CS5、Adobe After Effects CS4、Adobe After Effects CS5.5等软件，但由于受到凡拓公司的恶意阻挠，原审法院无法对凡拓公司经营场所内计算机上安装使用的Adobe系列计算机软件及软件信息予以逐一登记，应视为凡拓公司持有不利于自己的证据但拒绝提供，已构成证据妨碍。再结合广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在本案起诉前曾对凡拓公司侵犯软件著作权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本院依法推定凡拓公司存在未经许可商业使用奥多比公司计算机软件的侵权行为。再次，关于原审法院确定的赔偿数额是否合法合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本案中奥多比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凡拓公司的违法所得，而由于凡拓公司的恶意阻扰，原审法院也无法查明凡拓公司使用侵权软件的数量，从而也无法计算奥多比公司的实际损失。故原审法院综合考虑凡拓公司使用涉案软件的商业目的、凡拓公司的经营规模、计算机使用状况、凡拓公司的主观故意状态、实施侵权行为的方式及后果、涉案软件的一般市场售价、凡拓公司恶意阻扰法院进行证据保全等因素，全额支持奥多比公司提出的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50万元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民（知）终字第1039号
摘要1：【参阅要点】
1.著作权法对作品的保护是对其中具有独创性的表达的保护。文学作品中，具有独创性的人物设置及人物关系、情节、情节串联整体等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
2.侵害著作权行为的认定可以遵循“接触+实质性相似”的判断思路，实质性相似的认定可以采用抽象分离法或整体观感法。判断文学作品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将两种方法结合使用，同时需要排除合理借鉴的情形。
3.停止侵害是侵害著作权诉讼中基本的责任承担方式，对不承担停止侵害责任的情形应当予以严格限制，是否对权利人的停止侵害请求权予以限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权利人和侵权人之间是否具有竞争关系，侵权人的市场获利是否主要基于对权利人作品的使用，权利人的主观意图和侵权人的实际状况以及社会公共利益。
——思想与表达的划分、涉文学作品侵害改编权的判定思路
【裁判要旨】
著作权的客体是作品，但并非作品中的任何要素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思想与表达二分法是区分作品中受保护的要素和不受保护的要素的基本原则，其内涵是著作权法保护思想的表达而不保护思想本身。
文学作品的表达既不能仅仅局限为对白台词、修辞造句，也不能将文学作品中的主题、题材、普通人物关系认定为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文学作品中，情节的前后衔接、逻辑顺序将全部情节紧密贯穿为完整的个性化表达，这种足够具体的人物设置、情节结构、内在逻辑关系的有机结合体可以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
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改编权所直接控制的行为是改编行为，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行为，新作品应当保留原作品的基本表达，否则仅仅根据原作品的思想创作出来的新作品不受改编权的控制。
判断被诉行为是否侵犯权利人的改编权，通常需要满足接触和实质性相似两个要件。接触是指被诉侵权人有机会接触到、了解到或者感受到权利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接触可以是一种推定。实质性相似的认定可以采用抽象分离法或整体观感法。判断文学作品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将两种方法结合使用，同时需要排除合理借鉴的情形。
摘要2：——侵害小说剧本著作权纠纷中接触加实质性相似原则的适用及侵权责任的承担
【案件索引】一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初字第07916号（2014年12月25日）；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民（知）终字第1039号（2015年12月16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再244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我国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知识产权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与财产权客体的具体类型无关;（２）著作权中财产权利的转让应当参考物权善意取得的规定——我国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知识产权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为保障交易安全，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应取决于其构成要件和价值目标，与财产权客体的具体类型无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权处分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权处分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建立的是一套全方位的善意取得之制度，不仅仅是适用于动产与不动产，还可以适用于其他物权。因此，在没有例外规定的情况下，著作权中财产权利的转让也应当参考物权法关于物权善意取得的规定。善意取得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受让人受让该财产时是善意的，所谓“善意”是指“不知情且无重大过失”，不知情是指对真实的权利状态不了解，而是相信、信赖了物权享有的公示推定效力，如不动产的登记效力与动产的占有公信力；无重大过失是指对他人是否享有物权尽到了一般理性人在一般交易场合下的审查义务，而仍然无从发现真实权利状态与公示出来的权利状态不一致。第二，受让人支付了合理对价，即该物权的转让是一种有偿转让，且支付的对价符合交易习惯等。第三，转让的财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本案中，如前所述，乔××是涉案作品的推定著作权人，因此作为一般理性人的久邦数码公司有理由相信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归乔××所有，进而相信乔××有权对涉案作品进行处分。久邦数码公司在网络上传播涉案作品的时候，潇湘书院已经与作者签订《文学作品独家授权协议》，可以认定久邦数码公司已经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主观上善意且无重大过失。久邦数码公司也已经将涉案作品上传至网络平台进行传播，足以证实潇湘书院已经将涉案作品交付给久邦数码公司。但是久邦数码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了合理对价。
摘要2：（续）因此，本案不符合善意取得的基本构成要件，久邦数码公司不能善意取得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其未经许可在信息网络上传播涉案作品的行为侵害了花季文化公司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锡知民终字第0039号
摘要1：——举证妨碍制度在出版社拒绝提供印刷委托书时的运用
【裁判要旨】出版单位多次侵权出版，能够提供却拒绝提供依法必须备案的印刷委托书，权利人主张该印刷委托书的内容不利于出版单位的，推定该主张成立，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出版单位自行承担。
【案号】一审：(2015)新知民初字第0016号 二审：(2015)锡知民终字第0039号
【裁判摘要】能够证明合法来源的发行者应当停止侵权但不承担赔偿损失法律责任——被控侵权作品由作为正规出版社的吉林音像出版社公司出版，有明确的书号，并由拥有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等相应资质的煊坤公司向无锡××网公司提供，因此无锡××网公司已尽必要的审查义务，可以认定无锡当当网公司所销售的被控侵权图书有合法来源，尽到了合理注意的义务，因此无锡当当网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无锡当当网公司应停止销售涉案侵权的吉林音像出版社公司版《傅雷家书》图书。故对于傅敏要求无锡当当网公司连带赔偿其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25号
摘要1：——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成立时权利人维权合理开支的承担
【裁判要旨】合法来源抗辩仅是免除赔偿责任的抗辩，而非不侵权抗辩；销售者的合法来源抗辩成立，既不改变销售侵权产品这一行为的侵权性质，也不免除停止销售侵权产品的责任，仍应承担权利人为获得停止侵害救济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裁判观点】
1.如果技术特征中除了对功能或者效果的限定之外，同时也限定了与该功能或者效果相关的结构特征，本领域技术人员仅通过阅读权利要求书，即可直接、明确地确定该结构特征的具体实现方式，并且该具体实现方式可以实现该功能或者效果的，则这种同时使用“结构"与“功能或者效果"限定的技术特征并不属于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功能性特征"。
2.在认定权利要求中某一技术特征是否属于“功能性特征"时，不仅需要考虑技术特征文字本身的含义，还需将该技术特征纳入到该权利要求限定的整体技术方案中进行理解。
3.在侵害专利权纠纷中，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能否成立，需要同时满足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这一客观要件和销售者无主观过错这一主观要件。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是指销售者通过合法的进货渠道、通常的买卖合同等正常商业方式取得所售产品。对于客观要件，销售者应当提供符合交易习惯的相关证据。对于主观要件，销售者应证明其实际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其所售产品系制造者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上述两个要件相互联系。如果该销售者能够证明其遵从合法、正常的市场交易规则，取得所售产品的来源清晰、渠道合法、价格合理，其销售行为符合诚信原则、合乎交易惯例，则可推定该销售者实际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其所销售产品系制造者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即推定该销售者无主观过错。此时，应由权利人提供相反证据。在权利人未进一步提供足以推翻上述推定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成立。
4.合法来源抗辩仅是免除赔偿责任的抗辩，而非不侵权抗辩。合法来源抗辩成立，并不改变销售侵权产品这一行为的侵权性质，而维权合理开支系基于侵权行为而发生，故在合法来源抗辩成立的情况下，权利人为获得停止侵权救济的合理开支仍应得到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1781号
摘要1：【裁判观点】
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能否成立，需要同时满足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这一客观要件和销售者无主观过错这一主观要件。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是指销售者通过合法的进货渠道、通常的买卖合同等正常商业方式取得所售产品。对于客观要件，销售者应当提供符合交易习惯的相关证据。对于主观要件，销售者应证明其实际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其所售产品系制造者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上述两个要件相互联系。如果该销售者能够证明其遵从合法、正常的市场交易规则，取得所售产品的来源清晰、渠道合法、价格合理，其销售行为符合诚信原则、合乎交易惯例，则可推定该销售者实际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其所销售产品系制造者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即推定该销售者无主观过错。此时，应由权利人提供相反证据。在权利人未进一步提供足以推翻上述推定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成立。
被诉侵权产品系“三无产品”可以作为认定销售商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考虑因素之一，但其既非合法来源抗辩不成立的充分条件、亦非必要条件。合法来源抗辩成立与否的判断，仍须回归到商业语境，落脚到产品的取得是否符合商业惯例、提供的证据是否符合交易习惯。
摘要2：【摘要】根据前述已查明的事实，张××合法来源成立，不应承担赔偿经济损失责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合法来源抗辩仅免除赔偿经济损失的责任，而维权合理开支系因侵权行为而发生，权利人为获得停止侵权救济的合理开支仍应得到支持。换言之，合法来源抗辩成立的情形下，不能免除支付维权合理开支的责任。因此，张××仍应支付董××为本案维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694号
摘要1：——合同解释与变更的认定和应用
【裁判要旨】认定讼争软件是否属于合同项下争议软件，可从该软件的命名是否系臆造词、是否与软件开发合同的相关开发项目名称重合，原告主张著作权的软件上传时间是否正值双方软件合同履行期，两者的开发团队人员是否基本一致，争议软件是否具有线上属性等自身特质，受托方是否深度参与争议软件开发，争议软件在整个委托开发的软件架构中的定位及其是否属于合同约定范围，开发及交付的相关产品是否符合约定要求，原被告双方有无动机独立于合同之外进行开发等角度出发，合理应用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举证规则进行审查。
【案号】一审：（2017）浙02民初1495号；二审：（2019）最高法知民终694号
——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中开发标的的认定
【裁判要旨】系争软件是否属于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开发标的的判断，不应拘泥于合同的字面约定，而应考虑涉案合同的目的、系争软件与合同约定软件的关联性或者功能配套性以及合同履行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
摘要2：【裁判摘要】对于被控侵权软件是否属于合同范围的理解不应机械、静态的分析其是否属于线上还是线下软件，特别是考虑到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根据业务需求以及软件开发的进程亦有可能对开发范围进行调整。故应该综合考虑涉案合同的目的、被控侵权软件与合同软件的功能配套性以及合同履行情况进行判断——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控侵权软件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范围，进而应由快发公司享有著作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本案中，××××公司认为被控侵权软件系线下的购票机软件，不属于涉案合同约定的“QCHouses线上平台开发”项目。对此，本院认为对于被控侵权软件是否属于合同范围的理解不应机械、静态的分析其是否属于线上还是线下软件，特别是考虑到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根据业务需求以及软件开发的进程亦有可能对开发范围进行调整。故应该综合考虑涉案合同的目的、被控侵权软件与合同软件的功能配套性以及合同履行情况进行判断。根据涉案合同的约定，××公司为快发公司设计和开发的项目版权归快发公司所有。因此，判断被控侵权软件是否属于合同范围不应拘泥于其是否属于线上软件，而是综合判断被控侵权软件是否属于合同范围内为快发公司设计和开发的项目。．．．．．．综上，现有证据能够形成被控侵权软件属于涉案合同范围的证据优势，可以证明被控侵权软件系在涉案合同范围内为快发公司的业务需要而开发设计，根据涉案合同的约定，被控侵权软件的著作权应当归快发公司所有。
北京知识产权法民事判决书(2019)京73民终1855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在无相反证据情况下通过署名推定作品的作者并不意味着通过署名即成为作者；（２）在有明确证据证明他人通过购买合同获得授权的情形下，并不因为作品播出时的片尾署名从而成为作品的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鉴于涉案作品属于电影作品，除有相反证据外，可以根据电影、电视剧等影视作品上明确标明的权属信息确定著作权人。．．．．．．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通过署名推定作品的作者，并不意味着通过署名即成为作者，在有明确证据证明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通过购买合同获得授权的情形下，中央电视台并不因为涉案作品播出时的片尾署名，从而成为涉案作品的作者，因此，央视国际公司的该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民终405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为配偶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为配偶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意思表示而并未作出共同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认为：因《退款计划书》未约定保证期间，故姚×及金都公司的保证期间均为六个月。许某未在保证期间内要求姚×、金都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故姚×、金都公司的保证责任免除。案涉股权转让发生在姚××与姚×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姚×亦在《退款计划书》中作为保证人签字，故可以认定姚×具有与姚××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许某要求姚×对姚延中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符合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二审法院认为：关于姚×应否承担共同支付讼争股权转让款义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退款计划书》明确约定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姚×亦在“担保保证人”处签字。据此，姚×在《退款计划书》中明确作出的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而并未作出共同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认定姚×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合同依据，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
【裁判摘要２】约定“一方因丧失履约能力行使解除权，双方需签订解除协议书”，一方向另一方寄送解除合同通知书但双方未达成解除协议书则合同尚未解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一方因丧失履约能力行使解除权，双方需签订解除协议书。灿瑞公司虽在诉讼中向许某寄送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但双方并未达成解除协议书，故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尚未解除。二审法院认为：讼争股权转让合同第八条第8.2款约定，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可变更或解除协议，但双方需签订变更或解除协议书。根据上述约定，以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为由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以双方签订解除协议书为条件。姚×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已签订解除协议书，其关于讼争股权转让合同已经解除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2：【案号】(2021)最高法民申5290 号
【裁判要旨】夫妻一方为配偶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时，仅能证明该方对其配偶举债的行为知情，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不同于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无法推断出夫妻双方具有共同还债的意思表示，因此人民法院不能据此将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注解】（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千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２）配偶一方仅是担保保证人处签字，其作为配偶以保证人身份签字的行为并不能当然推定其具有愿意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该签字行为仅能证明对其配偶举债的行为知情，但知情并不等于愿意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其作出的仅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而非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此种签字并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第一条所规定的“共同意思表示”。
【笔记】对方控制下证据能否申请法院调查收集？
摘要1：解读：证据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不属于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而应当适用“书证提出命令”制度、举证妨碍推定制度、证据保全制度等解决。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2)最高法执监33号
摘要1：【裁判摘要】执行和解协议仅对本金履行作出安排，不能以此推定申请执行人放弃利息及违约金，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申请执行人就和解协议未约定部分申请执行应予准许——首先，关于双方当事人在执行过程中是否就全部案款给付问题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问题。在案材料显示，温商公司共向乌铁中院出具两次《还款计划》：一次是2016年1月20日，即在温商公司2015年12月29日支付案款10740000元后，其对剩余本金作出还款计划，并提出因温商公司对利息及违约金已申请检察院抗诉，待抗诉结束后再履行；另一次是2016年12月1日，温商公司提出因资金紧张，且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受理其抗诉申请，故希望剩余案款自2016年12月25日起，每月按时支付案款3000000元。对这两次《还款计划》，中天公司表示同意。从两次《还款计划》内容来看，温商公司均仅对本金的履行时间和方式作出安排，对利息及违约金则明确要等待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结果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结束后再履行。中天公司未有明确的放弃剩余利息和违约金履行的意思表示，温商公司亦未有对剩余利息和违约金不再履行的意思表示。按照乌铁中院计算，温商公司先后总计支付案款107453413.44元，该数额接近于中天公司于2015年申请执行时计算的执行款项，但其在申请执行书中明确，利息和违约金的数额只是暂计算至2015年8月2日，后续利息及违约金应继续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由此可见，双方就还款达成的一致意见仅涉及中天公司申请执行时明确的截至2015年8月2日的本金、利息、违约金，并未涉及其后产生的利息及违约金。在中天公司尚未明确放弃执行利息、违约金，双方亦未就温商公司依生效判决应支付的全部案款进行结算并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乌铁中院将案件做结案处理，不当。乌铁中院和新疆高院认为双方已就还款事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与事实不符。
摘要2：
【笔记】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申请执行人还能否就执行和解协议未约定部分申请执行？
摘要1：解读：（１）《执行和解规定》第８条“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应理解为“对全部执行请求达成和解的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作执行结案处理；（２）仅就部分执行请求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不应作执行结案处理，申请执行人就和解协议未约定部分申请执行应予准许。
【风险提示】执行和解协议未就全部执行请求达成和解协议存在风险！
摘要2：【注解】执行和解协议仅对本金履行作出安排，不能以此推定申请执行人放弃利息及违约金，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申请执行人就和解协议未约定部分申请执行应予准许。——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2)最高法执监33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191号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诚明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显示，在2013年1月诚明公司增资前，傅××已为诚明公司股东之一。一、二审法院结合傅××三明农商银行钢都支行开设账户、诚明公司委托德昌公司办理公司注册资本金增资业务以及工商部门变更登记股权等事实，认定傅××在诚明公司增资过程中提供了其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并无不当。即使上述行为并非傅××本人办理而系由他人代为操作，因傅××在此之前已为诚明公司股东之一，傅××不能举证证明在增资过程中存在他人冒名办理的情况，仅以自己不知情、没有参加相关股东会、没有从事与增资有关的行为等作为抗辩，显然未尽到必要的举证证明责任，故不影响其自身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法律后果。另外，2013年1月4日，诚明公司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变更为500万元，傅××出资额亦由30万元变更为150万元，上述工商登记具有对外公示效力。而傅××自2013年1月增资完成至本案诉讼发生时长达六年多时间内，并未就诚明公司该次增资事宜提出异议。因此，在傅××无法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前述事实认定的情况下，认缴120万元的公司增资应当推定为傅××的真实意思表示。一、二审中傅××均确认其未缴纳增资款，故而傅××应当对公司增资承担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的法律后果。
摘要2：
【笔记】申请执行人与部分被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能否减轻其他被执行人清偿义务？
摘要1：解读｜申请执行人与部分被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１）申请执行人明确该减免或者免除仅对指定的部分被执行人发生效力的——其他被执行人的债务保持不变，其他被执行人在清偿债务后仍可向被免除债务的被执行人追偿；（２）申请执行人未明确仅免除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被执行人债务的——应当推定在被免除债务的被执行人应承担的责任范围内减轻或者免除其他被执行人的债务。
摘要2：
【笔记】终本后被执行人违反限制消费令能否恢复执行？
摘要1：解读：终本期间被执行人违反限制消费令推定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应当恢复执行。
摘要2：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鲁执复34号
摘要1：——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再次申请仲裁等行为是否构成执行时效的中断
【裁判摘要】申请执行仲裁裁决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期间裁定不予执行——本案的焦点问题为本案是否存在申请执行时效中断的事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申请执行时效因申请执行、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根据上述规定，结合复议申请人的复议理由，本院认为，可以将本案的焦点问题分为两个：一是能否认定复议申请人高士通公司在申请执行时效内提出了履行要求；二是能否认定被执行人魅力四射公司在申请执行时效内作出了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关于能否认定复议申请人高士通公司在申请执行时效内提出了履行要求的问题。第一，复议申请人向北京四中院提起了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以及向贸仲提出了新的仲裁申请，两申请的审查结果虽然与0786号仲裁裁决能否申请执行有关联，但这两个申请的内容并非是对0786号仲裁裁决所确认的债权主张权利，与申请执行不具有同等导致申请执行时效中断的效力。因此，上述两行为并不能引起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断。第二，复议申请人主张自己提出了履行要求，系由向贸仲提出解除合同的仲裁请求推定而来，并没有其他明确的证据证明其曾向被执行人提出过履行要求。因此，本院认为，不能认定复议申请人在申请执行时效届满前向被执行人提出了履行要求。 关于能否认定被执行人魅力四射公司在申请执行时效内作出了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被执行人魅力四射公司在2017年1月19日贸仲审理复议申请人高士通公司申请仲裁一案的庭审过程中对履行义务作出了承诺，但是，0786号裁决书系2014年9月11日作出，并及时送达了双方当事人。显然，在被执行人作出履行承诺时，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已经届满，而能够产生申请执行时效中断的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应当在申请执行期间内作出，期间届满后的履行承诺并不能产生申请执行时效中断的结果。因此，复议申请人以超出申请执行时效的履行承诺主张申请执行时效中断，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案既不能认定复议申请人高士通公司在申请执行时效内提出了履行要求，也不能认定被执行人魅力四射公司在申请执行时效内作出了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同时，本案也不存在其他导致申请执行时效中断的事由。因此，济南中院根据被执行人的申请裁定本案不予执行，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46号
摘要1：【裁判摘要】实际出资人以其基于股份代持关系取得的股份主张排除强制执行不予支持——首先，从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份代持法律关系看，股份代持关系本质上是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从合同相对性原则出发，代持协议仅在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发生债权请求权的效力，对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效力。．．．．．．其次，从信赖利益保护角度看，法定事项一经登记，即产生公信力，登记事项被推定为真实、准确、有效，善意第三人基于对登记的信赖而实施的行为，受到法律保护，即使登记事项不真实、不准确，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善意第三人也可依照登记簿的记载主张权利。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前述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体现了在商事领域应遵循的外观主义原则。虽然一般而言，外观主义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设置的例外规定，一般适用于因合理信赖权利外观或意思表示外观的交易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交易之外领域适用的绝对排除。尤其是在涉及强制执行程序中对名义权利人所代持的股份进行强制执行时，就更应当注意到申请执行人对于执行标的的信赖利益，并着眼于整个商事交易的安全与效率予以考量。一方面，执行债权人与被执行人发生交易行为时，本身也存在信赖利益的保护问题。因为执行债权人在与被执行人发生交易时，基于对被执行人的总体财产能力进行衡量后与之进行交易，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名下的所有财产均是对外承担债务的一般责任财产与总体担保手段。另一方面，即使执行债权形成于股份登记信息公示之前，债权人不是基于股份登记信息与债务人进行交易，在执行阶段，仍存在债权人的信赖利益保护问题。由于法律规定明确否定了超标的查封，申请执行人为实现对某项特定财产的查封，必须放弃对其他财产的查封申请，如果对该查封信赖利益不予保护，不仅对申请执行人有失公允，同时也损害了司法执行机构的信赖利益。因此，在案涉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与公示的名义股东不符的情况下，不应将善意第三人的保护范围仅限于就特定标的从事交易的第三人，将其扩张到名义股东的执行债权人，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再次，从案涉股份未登记到实际权利人名下的原因看，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股份不能由他人记名。．．．．．．最后，从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和实际出资人的权责与利益分配上衡量，
摘要2：（续）国家设立公司登记制度的原因在于公司的股东、经营状况等信息具有隐蔽性，公众无法知晓，将公司的必要信息通过登记的方式公之于众，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国家鼓励、引导公司以外的第三人通过登记信息了解公司股东情况和经营情况，对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代持关系，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却难以知悉，属于其难以预见的风险，不能苛求其尽此查询义务，风险分担上应向保护债权人倾斜，制度以此运行则产生的社会成本更小。而实际出资人的权利享有相应的法律救济机制，即使名义股东代持的股份被法院强制执行，实际出资人依然可以依据其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份代持协议的约定，请求名义股东赔偿自己遭受的损失。从风险与利益一致性的角度看，实际出资人选择隐名，固有其商业利益考虑，既然通过代持关系，获得了这种利益，或其他在显名情况下不能或者无法获得的利益，则其也必须承担因为此种代持关系所带来的固有风险，承担因此可能出现的不利益。因此，由庹思伟承担因股份代持产生的相应风险和不利益，更为公平合理。此外，从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及司法政策的价值导向角度看，代持关系本身不是一种正常的持股关系，与公司登记制度、社会诚信体系等制度相背离，股东之间恣意创造权利外观，导致登记权利人和实际权利人不一致，在给实际出资人提供便利的同时，放任显名股东对外释放资产虚假繁荣信号，给公司的法律关系、登记信息带来混乱，增加社会的整体商业风险和成本，该风险和成本应当由实际出资人自行承担。．．．．．．综上，庹××就案涉股份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法拍房“带租拍卖”，竞买人取得所有权后能要求承租人腾退吗？
摘要1：【摘要】成都高新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已登记的抵押权可以对抗后成立的租赁权，该租赁权的设立在其抵押权设立后，朱某通过拍卖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的行为不能推定出朱某认可曹某与卿某之间的租赁关系继续有效，故朱某作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人有权基于其不动产权益，要求曹某在其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之日即2022年11月4日腾退并支付自该日起因占用案涉房屋造成的房屋租金损失。实际租金损失可以按照原租赁合同约定的年租金10万元的标准自2022年11月4日起计算至曹某实际搬离之日止。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