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摘要】劳务派遣单位未按规定在用工单位所在地而是在劳务派遣单位为被派遣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仍然有效——关于参保地的问题。虽然根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七条第二款等规定，劳务派遣单位跨地区派遣劳动者的，应当在用工单位所在地为被派遣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按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的规定缴纳工伤保险费，但是该规定并不意味着劳务派遣单位在用工单位所在地以外为被跨地区派遣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的行为一律无效。本案中，劳务派遣单位为劳动者在劳务派遣单位所在地缴纳工伤保险，并不违反《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而是对劳动者权益的一种保护。因此，应认定南阳海汇劳务外包服务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为孙××在汤阴县办理的参保有效。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签字主体和履行主体不一致时如何确定合同主体？｜对民事合同主体的审查，不能仅仅依据载明的签字人，特别是签字人具有多重身份时，还要结合合同内容及履行情况来判断——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的合同主体是否为中伟基公司与龙祥公司；龙祥公司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首部列明：甲方，王××；乙方，于××；尾部只有王××、于××二人签字，未加盖公章。因此，中伟基公司主张签订案涉合同的是两位自然人，因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案涉合同无效，龙祥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无权向中伟基公司主张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均应遵守。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中伟基公司在本案原一审、再审的审理过程中，均认可其与龙祥公司系合作开发关系，在其举示的相关证据和再审申请书中，亦自认系两个公司之间合作开发案涉工程项目。并且，人民法院对民事合同主体的审查，不能仅仅依据载明的签字人，特别是签字人具有多重身份时，还要结合合同内容及履行情况来判断。王××、于××在签订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时，分别担任龙祥公司、中伟基公司法定代表人。从合同约定内容看，本项目以中伟基公司名义开发建设，由其对外签订并履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建设工程监理合同》，以及有关建筑装饰材料、设施、设备的《买卖合同》等，并按照投资比例分享收益、负责项目方案设计、规划、房屋销售等事宜，均指向具有开发资质的公司法人。从合同实际履行看，中伟基公司实际取得案涉工程土地使用权、办理相关立项开发手续、与肇源县棚改单位签订委托开发合同、与肇源县祥生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债券项目投资开发合同》、与龙祥公司签订《退股转让协议》。一审、二审法院认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中约定“乙方”的权利和责任，实际由中伟基公司承担并无不当，于××作为中伟基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中伟基公司承担。一审、二审法院认定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合同主体是龙祥公司与中伟基公司，双方系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
摘要2：（续）因龙祥公司与中伟基公司均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案涉合同应当认定合法有效。龙祥公司以双方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提起本案诉讼，符合原告主体资格条件。中伟基公司以诉讼主体不适格为由主张驳回龙祥公司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实际施工人不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关于吴道全是否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问题。吴××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其应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本案中，吴××与丰都一建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吴道全并非承包人而是实际施工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是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即实际施工人有条件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但并未规定实际施工人享有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仅规定承包人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亦未规定实际施工人也享有该项权利。因此，吴××主张其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隐名发包人应当与名义发包人共同成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本案中，鑫科合作社与衣××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衣××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为无效合同。鑫科合作社将双孢菇标准化种植示范区工程承包给衣××，而临时工程通知单显示郝××为甲方负责人即鑫科合作社，衣××在二审提交整改通知书显示监理工程师为郝××、建设单位为鑫北公司，黑龙江×××××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检材中有临时工程通知单工程量的认定，给付上诉人衣××工程款1000000元又是鑫北公司，鑫科合作社与鑫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均是王×，案涉工程立项在穆棱市发改局登记为鑫北公司、穆棱市下城子镇人民政府文件下政呈[2018]7号《关于穆棱市双孢菇标准化种植示范园区项目办理设施农业用地备案的请示》：体现建设单位为鑫北公司、穆棱市双孢菇工厂化种植示范园区项目建设方案盖有鑫北公司公章、案涉土地流转合同说明也是鑫北公司，同时穆棱市设施农用地备案表体现申请单位为鑫科合作社而又盖有鑫北公司公章，说明人格混同，与衣××提交的整改通知书监理工程师、临时工程通知单为郝××整改通知书盖有鑫北公司相一致，已证实鑫北公司是案涉工程的用地单位、土地使用权人、建设单位并享有收益权，且在施工合同履行中也直接向衣××支付了1000000元工程款，虽然衣××与鑫科合作社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而鑫北公司应视为施工合同的隐名发包人而与鑫科合作社共同成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享有权利并承担合同义务，因此，衣××与鑫北公司签订的工程结算单为有效协议，衣××主张工程结算单应属于结算协议的理由成立，本院应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工程款债权转让合同依法有效——关于债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问题。虽然在债权转让时，双方未通过结算的方式明确债权数额，但这并不妨碍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建工公司享有的抗辩权可以向受让人超越公司来行使，事实上在诉讼中其也提出了抗辩。故该债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和形式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不损害他人利益，该转让协议有效，建工公司关于债权转让无效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规定：“发包人与承包人约定放弃或者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损害建筑工人利益，发包人根据该约定主张承包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该条文的规定，首先是尊重意思自治，承包人与发包人有权就包括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内的各项权利进行讨价还价，建设工程价款作为私权，原则上允许当事人依法处分；其次是维护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立法目的，即承包人与发包人有权就事先放弃或限制建设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约定不得损害农民工等建筑工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导致建筑工人的工资权益受到损害。本案中，源天公司认为其与大兴公司约定及向仁化农信社承诺放弃建设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损害了工人的利益，是无效的。首先，源天公司作为承包人，其可以与发包人大兴公司约定放弃建设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这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虽然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市场地位可能不平等，导致缔约地位不平等。但对于此种不平等，只要不超出一定的范围和界限，法律和司法应当予以尊重。承包人和发包人主要是商事主体，在商事交易中，应着重维护契约自由、市场秩序、交易效率和交易安全。这与民事交易中的价值取向有所区别。因此，对于源天公司事先与大兴公司约定部分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及向仁化农信社承诺放弃全部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为，应予尊重。其次，源天公司不仅与大兴公司约定放弃其所负责施工的涉案工程一、二期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其还向仁化农信社出具《承诺书》，承诺放弃全部优先受偿权。源天公司认为其放弃的只是一、二期工程的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并未放弃三期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但其在出具《承诺书》时应能理解全部与“一、二期”的含义，且源天公司在《周田水电站土建二期工程施工补充协议》与《承诺书》中所作的表述并不一致，这反映其对自己放弃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范围有充分的认识。再次，如果损害了建筑工人的利益，即使承包人与发包人约定放弃建设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也不会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但源天公司所提交的四份结算汇总表只是其单方提供的剩余工程结算尾款的汇总材料，反映的是与有关单位和个人的结算，但不能据此证明源天公司拖欠了建筑工人的工资，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源天公司至今仍拖欠上述剩余工程结算尾款。
摘要2：（续）源天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放弃涉案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会损害建筑工人的利益。一审法院对源天公司主张涉案工程折价或拍卖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1：——未经股东会同意处置重大资产行为的效力
【裁判书字号】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商初字第00029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就上市公司而言，其资产与负债情况影响社会公众的利益，故包括处置重大资产在内的影响公司资产与信用的诸多事项需对全体股东进行公告披露，且就某些决定应在披露前召开股东大会并形成有效决议。如未经股东大会同意而处置重大资产，应属重大违规行为，因其侵害了众多投资者的利益，扰乱了证券市场的秩序，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安兴公司于2012年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向霞客公司分红1400万元，霞客公司于2013年亦实际取得该1400万元并入账。2014年7月，霞客公司同意就其获得的上述1400万元分红撤销并返还安兴公司，实际系处分霞客公司的重大资产，且会对霞客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等产生重要影响，该同意返还1400万元分红的行为应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才能予以实施。但霞客公司既未就上述事项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亦未就该事项进行披露，而直接在2014年7月的《股东会决议》中盖章，该行为应认定为无效，对霞客公司不发生法律约束力。霞客公司既已获取分红，则无义务向安兴公司返还该笔款项。故对安兴公司要求确认享有霞客公司 1400万元债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案涉施工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而补充合同未约定纠纷主管的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九条规定，“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故施工合同的效力不影响仲裁条款的效力。其次，双方未在补充合同中约定纠纷主管问题，即未变更施工合同关于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因此，双方在施工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合法有效。
【裁判摘要２】总承包合同中约定仲裁条款的，发包人不可以就工程质量问题起诉实际施工人｜总承包合同中虽然约定了仲裁条款，但发包人对分包人、实际施工人主张工程质量责任的权利，是基于其与承包人之间的承包合同，因此发包人不可以突破仲裁协议直接起诉分包人与实际施工人——关于星月公司能否依据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五条规定，突破其与成都建工的仲裁协议，提起本案诉讼的问题。根据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五条“因建设工程质量发生争议的，发包人可以以总承包人、分包人和实际施工人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的规定，发包人可以基于与承包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就建设工程质量争议提起诉讼，也可以将承包人、分包人和实际施工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故星月公司关于本案属于必要共同诉讼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中，虽然由于仲裁条款的存在，星月公司不能将成都建工、富德公司、张××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但是如经由生效仲裁裁决确认成都建工应就案涉工程质量承担责任，那么成都建工仍可依据分包合同追究分包人富德公司、张××的责任，不存在星月公司所称本案排除法院管辖必然造成免除分包人实体责任的后果。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德珑公司在已经丧失涉案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构筑物和附属设施所有权的情形下，对储备中心与唐银公司签订《收地协议》先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收地协议》无效，经终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后，德珑公司再次以保税区管委会和保税区规划房屋局为被告，请求确认储备中心与唐银公司签订《收地协议》的行为违法，德珑公司没有原告主体资格，系重复起诉，一、二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１）经仲裁裁决或者民事判决解除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原土地使用权人与案涉土地不再具有利害关系，对行政机关涉案土地作出的相关行政行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２）原土地使用权不执行生效裁决继续占用土地不能以土地使用权人身份取得原告主体资格——本案中，（2003）大仲字第0178号仲裁裁决解除了大连保税区土地管理局与德珑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补充合同》，并判令德珑公司将涉案土地交还大连保税区土地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自仲裁裁决作出之日起已经转移给大连保税区土地管理局，德珑公司至此已经丧失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德珑公司主张保税区管委会未实施收回土地、注销土地登记行为，因此并没有丧失对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其主张与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不相符。本院认为，收回土地仅仅是物权转移后的具体实施行为，注销土地登记起到的也只是物权转移的对外公示作用，仲裁裁决生效后，即使有权的国家机关没有及时履行收回涉案土地、注销相关土地登记的法定义务，也并不影响仲裁裁决生效导致涉案土地物权转移的法律效果。因此，德珑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2014）大民三终字第712号民事判决确认，德珑公司已将地上构筑物及附属设施一并转让给唐银公司且已实际履行完毕，据此德珑公司对涉案土地上的构筑物及附属设施亦不再享有权益。
摘要2：【裁判摘要３】土地储备中心签订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土地储备中心根据《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第１３条规定与土地使用权人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民事合同，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签订《收地协议》的行为，实质是储备中心与唐银公司进行土地和地上构筑物及附属设施转让的民事行为，储备中心并非行政机关，不行使行政职权，转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交易行为，亦不存在受委托或者经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情形，与保税区管委会、保税区规划房屋局的行政职权没有关联性，不能视为两行政机关的行为。因此，德珑公司诉储备中心与唐银公司签订《收地协议》的行为并非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二审裁定驳回德珑公司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１】转租合同是否经出租人同意不影响转租合同效力——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无效而适用民法典的规定合同有效的，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案涉合同签订、履行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1号)第十六条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一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七百一十八条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是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出租人同意转租。”根据从旧兼有利的法律适用溯及力原则，结合上述司法解释关于出租人未在六个月提出异议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予以删除所确立的合同效力认定标准，出租人是否同意转租，以及其是否在六个月内提出异议，均已不再成为影响转租合同效力的因素。其次，房屋租赁权本质上属于债权，并未纳入我国法律规定的物权种类。转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的转租关系在法律性质上仍然属于租赁，属于债权范畴。基于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两分性的法理，转租合同是否经过出租人同意并不能影响合同效力。如果转租合同本身主体合法、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未违背公序良俗，应为有效。综上，《房屋转让租赁合同》是杨××与侯××、魏××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出租人游×是否事先同意及其是否在六个月提出异议，均不影响该合同效力。原判决认定《房屋转让租赁合同》有效，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摘要2：【裁判摘要２】租赁合同约定不得转租，在房屋所有人基于所有权及合同约定收回房屋后，次承租人在租赁期间的使用收益权已无法行使，其合同目的亦已无法实现，次出租人未尽到相应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次承租人有权解除租赁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因第三人主张权利，致使承租人不能对租赁物使用、收益的，承租人可以要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在租赁合同关系中，承租人与出租人订立租赁合同的目的是对租赁物使用、收益，如果第三人对租赁物主张权利，承租人订立租赁合同的目的就难以实现。因此，出租人有义务保证租赁物在租赁期间不被第三人追索，从而使承租人安全、有效地使用租赁物。具体到本案中，侯××、魏××作为出租人，负有担保承租人杨××对案涉商铺使用、收益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商铺所有人游×出租给侯××、魏××时，双方合同明确约定不得转租。因此，在房屋所有人游×基于所有权及合同约定收回案涉商铺后，杨××在租赁期间的使用收益权已无法行使，其合同目的亦已无法实现，侯××、魏××作为出租人未尽到相应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故杨××主张解除《房屋转让租赁合同》事实及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1】双方订立的《土地租赁合同书》均没用“可转租”的文字表述，故上诉人巩××将承租物部分转租给吴××使用亦应事先取得出租人公××的许可，或事后取得其追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巩××应对其转租行为已取得公××的事先同意或事后追认负举证责任。因其未能提供上述相关证据，故对巩××称转租“符合合同约定，亦不损害被上诉人的任何出租利益”、不应据此解除其与公××订立的租赁合同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判决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正确。
【裁判摘要２】转租合同的效力问题。巩××将租赁公培生的房屋再转租给吴××，并签订了转租合同，该转租合同的签订是巩××与吴××的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款（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目前尚无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合同无效。故，巩××与吴××签订的转租合同不违反国家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因转租合同的基础合同（公××与巩××的租赁合同）的解除，而引起转租合同的解除，巩××与吴××波可另行主张权利。原审法院认定转租合同无效无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次承租人可以列为共同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履行期限届满或者解除，出租人请求负有腾房义务的次承租人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中已经明确，次承租人负有向出租人腾房的义务，据此，一审根据资产经营公司的申请追加次承租人张×为本案被告，符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做法。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宝驰公司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是否有权确认通顺达公司与庄子营村委会之间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无效；．．．．．．本院认为，依据京顺国用（2006出）字第0021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宝驰公司现为涉诉土地的使用权人，通顺达公司与庄子营村委会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的效力直接影响宝驰公司对涉诉土地的管理和使用。因此，宝驰公司是涉诉土地的利害关系人，其有权提起本案之诉。
【裁判摘要２】依据北京市国土资源局顺义分局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的内容，本案所涉土地在2003年时的土地现状为建设用地，村委会虽然没有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但不影响该宗地在2003年的土地性质为集体建设用地，因此，通顺达公司与庄子营村委会于2003年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就是庄子营村委会作为土地使用者将土地使用权租赁给通顺达公司使用，由通顺达公司向庄子营村委会交付租金的合同，其性质属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不属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基于涉诉土地属于集体建设用地的性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并不排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效力，因此，宝驰公司称通顺达公司与庄子营村委会擅自改变了农村土地的性质，将农业用地用于非农建设一节，因无相应的事实及法律根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对于宝驰公司据此要求确认通顺达公司与庄子营村委会之间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无效之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集体土地承租人对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利害关系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通顺达公司租赁使用涉案土地的权利，来源于其与庄子营村委会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案外人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驰公司）虽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该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无效，但本院于2016年5月30日作出的（2016）京03民终4448号《民事判决书》已终审判决驳回宝驰公司的诉讼请求，故在未经法定程序否定该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效力的情况下，顺义区政府核发17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直接影响通顺达公司对涉案土地的租赁使用。因此，通顺达公司与顺义区政府核发17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应当有权提起本案诉讼。
摘要2：
摘要1：解读：已通过行政诉讼程序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当事人再行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无须经过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程序。
解析：未经过行政诉讼程序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当事人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和“视为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注释】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并非行政赔偿前提条件——
（１）未经确认行政行为违法：
Ａ．当事人均可以直接向行政机关申请行政赔偿（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程序），对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程序不服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３条２款规定的“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进行救济；
Ｂ．当事人也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和“视为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２）已经确认行政行政行为违法——（１）当事人可以根据《国家赔偿法》第９条规定选择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程序或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途径；（２）但是，已经行政诉讼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属于当事人选择“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途径，当事人再行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仍然属于“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无须适用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程序。
摘要2：【注解１】根据《国家赔偿法》第9条第2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权人要求赔偿两种途径——（1）行政机关先行赔偿途径；（2）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一并提出赔偿途径（即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中同时提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和行政赔偿请求）。
【注解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３条１款规定“视为视为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是指行政行为未被确认为违法，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只提出行政赔偿诉讼而不请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形，此种情形“视为视为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行政机关在判决时仍需对行政行为是否违法进行确认）。
【注解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３条２款规定的“行政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包括——（１）行政行为被有权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无效；（２）实施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因该行为被生效法律文书或监察机关政务处分确认为渎职、滥用职权的。
【注解４】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仅指行政机关先行赔偿的救济途径之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３条２款规定的“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是指行为行为已经被确认为违法（不包括包括行政诉讼确认违法），当事人单独请求行政赔偿诉讼的条件，必须“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者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即此种情形仅限于赔偿义务机关不予处理或者对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处理不服的情形，性质上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行政机关先行赔偿途径”的后续救济途径。
【注解５】对于行政诉讼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形不属于单独提起行政诉讼而是“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一并提出赔偿”而无须“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者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１）行政诉讼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形性质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一并提出赔偿途径”，即不论是行政诉讼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和后续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均属于“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一并提出赔偿”；（２）对于行政诉讼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形不属于单独提出行政赔偿诉讼，无须“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者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的条件。
摘要1：【裁判摘要】在一个诉讼请求中，被诉的行政行为，一般仅指一个行政机关作出的一个行政行为，或者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作出的一个行政行为，而不包括同一行政机关或者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的两个以上行政行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这是因为，诉讼请求是原告提起诉讼时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在诉讼中应当被实现的实体权利主张，它构成诉讼的标的和对象，决定了人民法院审理和判决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其明确诉讼请求。”这一规定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诉讼是由原告发起，因此在起诉时必须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第二，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既有要求其明确的职责，又有帮助其明确的释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请求判决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等等。可见，通常情况下，具体的诉讼请求往往会指向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结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在一个诉讼请求中，被诉的行政行为，一般仅指一个行政机关作出的一个行政行为，或者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作出的一个行政行为，而不包括同一行政机关或者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的两个以上行政行为。就本案而言，再审申请人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是，“确认荥阳市人民政府在执行荥阳市2010年度第四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中涉及征收原告冯庄三组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这个诉讼请求因包涵的内容量过多，难以让人民法院确定具体指向哪一个“执行荥阳市2010年度第四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中涉及征收冯庄三组的行政行为”。在人民法院释明之后，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仍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提出一个符合法律规定的明确具体的诉讼请求，终究是原告的义务，再审申请人认为“一审法院错误行使释明权，致缩减了原诉讼请求所包涵的内容量”，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在起诉期限届满后另行提起不履行法定职责之诉能否受理问题的答复（［２０１５］行他字第１号，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６日）
【摘要】
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中一般不宜直接认定民事合同的效力，当事人认为行政行为依据的民事合同无效或者应当撤销的，当事人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起诉期限届满后，又以行政机关拒绝改变原行政行为为由，起诉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但法律规范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出现新的证据等法定事由后应当改变原行政行为的除外。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加部分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法〔2019〕261号）
【摘要】一、知识产权授权确权案件（一）在第10“农业行政管理”第（3）“其他（农业）”项下增加11类子案由：（1）植物新品种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2）植物新品种权无效行政纠纷（3）植物新品种权更名行政纠纷（4）植物新品种权强制许可行政纠纷（5）植物新品种权实施植物新品种强制许可使用费纠纷（6）植物新品种权行政复议（7）植物新品种权行政裁决（8）植物新品种权行政处理（9）植物新品种权行政处罚（10）植物新品种权行政赔偿（11）植物新品种权其他行政行为（二）在第16“专利行政管理”部分增加14类子案由：（1）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2）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3）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4）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5）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6）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7）发明专利权强制许可行政纠纷（8）实用新型专利权强制许可行政纠纷（9）专利行政复议（10）专利行政裁决（11）专利行政处理（12）专利行政处罚（13）专利行政赔偿（14）专利其他行政行为（三）在第42“其他行政管理”部分增加10个子案由：（1）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2）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撤销行政纠纷（3）使用集成电路布图设计非自愿许可行政纠纷（4）使用集成电路布图设计非自愿许可报酬行政纠纷（5）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行政复议（6）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行政裁决（7）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行政处理（8）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行政处罚（9）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行政赔偿（10）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其他行政纠纷。
二、涉及垄断的行政案件 在第42“其他行政管理”部分增加7个子案由：（11）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12）反垄断行政复议（13）反垄断行政裁决（14）反垄断行政处理（15）反垄断行政处罚（16）反垄断行政赔偿（17）反垄断其他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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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针对不予告知送达这类程序行为本身不能单独提起诉讼——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是要求判令襄阳市政府依法向其送达襄政行复决字〔201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本院在（2017）最高法行申5817号行政裁定中曾经指出，行政行为作成后的“告知送达”，是一种重要的行政程序。一方面，是为了使当事人知悉行政行为的内容；另一方面，亦为行政行为的生效要件，书面的行政行为自送达相对人及已知的利害关系人时才对其发生效力。未予告知送达的行政行为属于无效的行政行为，但是，针对不予告知送达这类程序行为本身，却不能单独提起诉讼。这是因为，法律尚无针对程序行为设置单独的法律保护，针对程序行为的法律救济手段，只能在针对最终的实体决定提起诉讼时同时采用，除非这个程序行为再也不能纳入实体决定的整体之中一并得到解决。就本案而言，再审申请人在逾期没有收到复议决定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提起要求判令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的诉讼，而不是单独针对送达程序提起履责诉讼。事实上，再审申请人在本案之前，已经以襄阳市政府“违反法定程序，未向其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为由提起确认违法之诉，并已获得了案涉行政复议决定。在此情况下，其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
【裁判摘要２】起诉条件审查不仅限于立案阶段，在立案之后甚至开庭审理后仍然会涉及起诉条件的审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对于起诉条件的审查，一般应当在立案阶段进行。经审查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裁定不予立案。但是，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相对复杂，有些起诉条件在短时间内难以查清，有些起诉条件可能需要通过言词审理才能查清，所以，起诉条件的审查不仅限于立案阶段，在立案之后，甚至在开庭审理之后，仍然会涉及起诉条件的审查问题。正因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才规定：“已经立案的"，如果有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情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报价，不得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投标人不得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禁止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第四十三条规定，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涉案工程经过了公开招投标程序，但在招投标之前睢宁曼哈顿公司、南通四建公司双方已经就工程的实质性内容进行了磋商，且签订了《睢宁曼哈顿商业广场工程总承包补充协议》，南通四建公司交纳了履约保证金1500000元，并实际进场做前期准备工作，属于法律禁止的“先定后招”或者“明招暗定”情形，损害了其他投标人公平竞争的合法权益，故涉案A、B两份合同虽然均进行了备案登记，但因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所以均应被认定为无效合同。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以得到乡土地管理部门认可但未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的房屋作为租赁标的的租赁合同仍应认定无效——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第四十一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乡、镇人民政府报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经查实，本案中涉诉房屋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亦无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又根据该解释第一条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房屋，是指城市、镇规划区内的房屋。乡、村庄规划区内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可以参照本解释处理。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据此本院认定鑫德奥公司与美邦杰仕公司2011年6月2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无效，美邦杰仕公司上诉认为双方签署的《房屋租赁协议》无效的上诉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原审法院认定鑫德奥公司与美邦杰仕公司2011年6月2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有效系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企业间以担保为目的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有效
——企业间为担保借贷合同而签订的租赁合同不宜认定无效
【裁判要旨】企业间借贷行为，如不存在企业以放贷为主营业务且以此为企业主要利润来源的方式，以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等情形，应认定为借贷行为有效。对以签订租赁合同作为企业间借贷行为担保的新型担保形式，不宜否定此类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效力。
摘要2：【来源：《人民法院报》 2016年12月22日第6版：案例精选】
摘要1：【裁判摘要】该合同中已经约定，租赁期限内，蓝色港湾公司有权因经营管理的需要，对长天时代公司承租商铺的位置和／或经营面积进行变更或调整。此约定虽然对长天时代公司的权利产生了一定的限制，但考虑到双方均系依法注册成立的法人企业，具备相当的缔约能力，且合同原文采用“双方特别确认”的字样，可以理解为蓝色港湾公司已经尽到了一定的提示说明义务。加之长天时代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其在签约时即对该合同条款存有异议，在要求与蓝色港湾公司进行协商的情况下蓝色港湾公司不予协商。因此，基于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该条款无效，此项约定对双方双方亦同样具有约束力。虽然合同约定蓝色港湾公司有权因经营管理的需要，对长天时代公司承租商铺的位置和／或经营面积进行变更或调整，但该条款不应理解为长天时代公司拥有任意调整商铺之权利，对调整之事宜仍应经过双方协商确定。因该条款对调整面积幅度及调整后的租金变化均无表述，导致双方未能就调整商铺的位置、租金等达成一致意见并重新形成协议，现长天时代公司已搬离涉诉商铺，蓝色港湾公司已将涉诉商铺及拟调整商铺出租与他人，双方均认可合同已解除，应视为双方合同系因约定不明不能继续履行而解除。就长天时代公司陈述的违约行为，首先，蓝色港湾公司向长天时代公司发出《关于调整承租商铺位置的通知》符合合同约定，通知已载明就调整后承租商铺的新位置等具体事宜，长天时代公司不能证明承租商铺的新位置不能满足其经营需要；其次，长天时代公司提交的照片、视频虽显示其货物遭受污损，但不能证明系蓝色港湾公司施工所致，也不能证明蓝色港湾公司通过不合理的施工行为强令长天时代公司搬离涉诉商铺；最后，长天时代公司于2013年1月搬离涉诉商铺，蓝色港湾公司有权利在此之后将涉诉商铺另行出租；综上，长天时代公司主张蓝色港湾公司违约并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违约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蓝色港湾公司主张长天时代公司自行搬离涉诉商铺并要求退还租金，系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继续履行租赁，应系长天时代公司违约。对此，本院认为，首先，长天时代公司作为承租人，其主要义务系交纳租金，不能因其按照《关于调整承租商铺位置的通知》的要求搬离涉诉商铺而认为其违约；其次，蓝色港湾公司未就长天时代公司向其申请退款提交相应证据，故本院无法认定系长天时代公司主动要求退款；最后，根据蓝色港湾公司给长天时代公司送达的解除协议，双方系协商解除，
摘要2：（续）该解除协议因长天时代公司未签署而没有生效，但如长天时代公司不愿继续履行合同，其宁愿选择违约而不愿意签署更有利的解除协议不符合常理；综上，本院对蓝色港湾公司关于长天时代公司违约的主张不予采信。双方合同解除后，蓝色港湾公司收取的履约保证金应予以返还。蓝色港湾公司以长天时代公司违约为由要求不予返还履约保证金，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为长天时代公司自行搬离涉诉商铺应视为其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并据此驳回长天时代公司要求退还履约保证金的诉求不当，本院应予纠正。
【注解】商铺租赁合同中两个商事主体在合同中约定，出租方有权因经营管理的需要对承租方承租商铺的位置和／或经营面积进行变更或调整，并以“双方特别确认”的字样予以提示说明——（１）该条款虽对承租方的权利产生了一定的限制，但是不应认定该条款为格式条款并否定其效力；（２）因该条款对变更或调整面积幅度、具体位置及调整后的租金变化等均无表述，属于约定不明，如果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理解产生争议，应当先探寻当事人的真意，然后再结合诚实信用、交易习惯等原则来对该条款进行解释。
摘要1：【裁判摘要】（１）租赁合同领域扣点租金情况下的“末位淘汰制” 有效；（２）当解释和内部规则缺乏与承租人的合意即合同解除权的行使约定不明应视为合同解除条件未成就，不能据此行使末位淘汰解除权——首先，关于《租赁合同》第17.6条的效力。涉案合同第17.6条约定了爱琴海购物中心在一定条件下的单方解除权。该条款以销售坪效排名作为解除事由，实际上也就是确立了租赁合同领域的“末位淘汰制”。而销售坪效是衡量店铺经营效益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从王×与爱琴海购物中心约定的租金收取方式来看，双方约定的非固定租金，而是以销售额的18%作为租金的计算方式，即王×所承租商铺的经营状况与爱琴海购物中心的租金收益直接相关。在此情况下，出租人实际上与承租人共担经营风险、共享经营收益，客观上能促进双方共同改善和提高店铺的经营能力，对实体经营具有积极作用。因而，作为经营管理中的新形式，不能单纯因为该约定赋予了出租方末位淘汰解除权就认定该约定无效。在以扣点作为租金收益的情况下，约定末位淘汰不会使双方的利益失衡，也不会单方面加重承租人责任，故可以认定该约定有效。其次，《租赁合同》第17.6条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是否已经成就。从第17.6条的内容来看，解除合同的条件为“乙方在甲方的同一经营区域、同品类销售坪效列倒数三名，甲方有权书面通知乙方进行经营调整，直至提前解除本合同”。但合同对何为同一经营区域、何为同品类、销售坪效采用日还是月的标准、哪些商铺列入排名（有无例外情况）、销售额的统计办法等均没有给出确定具体的约定。而在本案中，王×就提出爱琴海购物中心提交的坪效统计表不完整，有遗漏商户以及品类划分前后不统一等问题。爱琴海购物中心也在本案中对此作出回应，称某些商铺因已准备撤铺、存在擅自转租、欠缴租金等多种不列入坪效排名的情况。解除权的行使，是会产生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重大民事法律行为。在约定末位淘汰解除权的情况下，爱琴海购物中心未就销售坪效考核制定任何书面的考核办法或规则，还单方面确定某些商铺不参加排名，其做法显然缺乏与承租方的合意，亦使人对其坪效统计表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综上，本院认为爱琴海购物中心单方解除合同的条件未成就，租赁合同因爱琴海购物中心的原因提前解除，王×作为承租人有权要求爱琴海购物中心就相关装修损失予以赔偿，具体数额本院根据装修举证情况、剩余租期、装修折旧等因素酌情判处。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未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建设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２）集体建设用地租赁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规定，乡、村庄规划区内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可以参照本解释处理，出租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出租人就未经批准建设的临时建筑，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涉案租赁物中包括使用面积869平米的一号楼及150平米的平房，指导中心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出租的上述房屋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一审法院到相关行政机关调取的证据亦证明指导中心出租的上述房屋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据此，《租赁协议书》中涉及一号楼、平房的约定内容应属无效。涉案协议约定206号院内占地面积为8200平米，涉案地块虽然属于黄杉木店村经济合作社所有集体土地，但在《租赁协议书》履行中，北京市朝阳区黄杉木店村经济合作社未对指导中心无权出租涉案206号院落问题提出异议，由此表明指导中心作为实际使用人有权对外出租涉案206号院的场地。指导中心、雅明公司在《租赁协议书》中未对租赁物的用途进行约定，根据206号院所在地块经过相关政府部门审批并取得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事实，在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租赁协议书》场地出租的约定内容因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的情形下，《租赁协议书》中关于206号院内场地出租的约定内容应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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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租赁合同有效——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用于非农建设合同不因此无效。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原审法院对火灾损失数额的认定是否有误。天海公司主张应依《火灾事故认定书》来认定火灾损失情况及数额。本院认为，关于火灾损失情况，《火灾事故认定书》仅在首段概括列明“火灾事故基本情况”，其在末段同时申明：对火灾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可依法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说明《火灾事故认定书》对火灾损失的认定仅是当地消防大队在灾后第一时间对现场损坏基本情况的概括描述，并不能仅据此来确定相关事故损失。同时经审查查明，因双方对鉴定机构选择存在分歧，无棣县法院依法委托滨州四环五海资产评估事务所对损失价值进行鉴定，不存在程序违法，故对天海公司有关主张不予支持。天海公司关于评估师王某某、刘某某的资质无效的主张，因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亦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互联网合同不存在地理意义上签订地，约定以签署地法院作为争议管辖法院无效——本案系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程××通过支付宝小程序“淘气租”平台，与××贸易(浙江)有限公司签订的《淘气租租赁服务协议》中第九条，约定了“任何一方应向本合同签订地(即上海市浦东新区)、或乙方所在地(即浙江省舟山市)法院提起诉讼(如发生债权转让的，由债权受让方所在地法院管辖)”的内容。分析上述约定，关于“向本合同签订地(即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提起诉讼”的约定，案涉协议是通过互联网签订的协议，在判断该约定管辖是否有效时，应审查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案件争议是否具有实际联系。首先，互联网合同不存在地理意义上的签订地，案涉合同系在互联网虚拟空间中签署确认。其次，案涉协议双方当事人住所地均不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亦无相应证据材料用以证明原被告任何一方在合同约定的签订地实施了签字或盖章行为。为维护正常诉讼管辖秩序，防止异地案件通过约定方式进入无连接点法院审理，考虑到此类互联网纠纷面广量大，该约定的“合同签订地”与争议无实际联系，这一约定应当认定无效；关于“乙方所在地(即浙江省舟山市)法院提起诉讼(如发生债权转让的，由债权受让方所在地法院管辖)”的约定，系合同当事人为第三方即将来的受让方涉诉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受让方不确定亦不可能参与缔结这一协议管辖条款，故该协议管辖条款应当认定未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作为被告程××住所地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海南省屯昌县人民法院裁定移送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管辖协议约定如发生债权转让的，由债权受让方所在地法院管辖，系合同当事人为第三方即将来的受让方涉诉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受让方不确定亦不可能参与缔结这一协议管辖条款，该协议管辖条款应当认定未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2：【注解１】管辖协议约定如发生债权转让由债权受让方所在地法院管辖应认定未发生法律效力。
【注解２】合同关于“如发生争议向债权人(最终受让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约定，该条款由于在约定时最终受让人并不确定且事实上也不可能参与缔结该条款，故上述管辖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民辖47号
【注解３】合同双方约定债权转让后受让人与债务人之间发生纠纷之管辖法院的条款无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民辖99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公安部门以“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为由撤销刑事案件，当事人可以重新起诉——本案焦点在于是否重复起诉问题。本案中，郑××要求确认土地转让《契约》无效的诉讼，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7日作出(2016)闽0803民初2317号民事判决，驳回郑××的诉讼请求。郑××不服提起上诉，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案件涉嫌刑事犯罪，作出(2017)闽08民终698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民事判决，驳回郑××起诉，并将案件有关材料移送永定公安部门。后公安部门以“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为由撤销郑××被诈骗案。郑××虽就案涉争议再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的规定，因永定公安部门以“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为由撤销了郑××被诈骗案，应当认为该案在原审裁定生效后发生了新的事实，郑××可以就涉案纠纷再次提起诉讼。其再次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