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诉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教育行政处理纠纷案
摘要1：【要旨】（１）考试机构的内设机构无权作出“确认考试成绩无效”的处理决定；（２）直接以网上公告方式告知陈述申辩权违反正当程序。
摘要2：
【笔记】如何认定行政机关行政行为超越职权？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对六六一厂不服禄丰县公安局没收雷管行政处罚一案适用法律问题请示的电话答复》（【2000】行他字第4号，2000年11月14日）：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或者领导。”《人民警察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人民警察的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发现其作出的处理或者决定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撤销或者变更。”根据上述规定精神，禄丰县公安局在上级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被认定错误与撤销之前，作出与省公安厅审批行为相冲突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超越职权行为。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1996]豫法行字第6号请示的答复》(1997年4月12日，[ 1997]法行字第2号)
【摘要】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乡人民政府认定无效或予以撤销的行为，属于超越职权的性质。
【笔记】联合体部分成员无施工资质联合体签订施工合同是否有效？
摘要1：解读：联合体部分成员无施工资质，联合体签订施工合同无效。
摘要2：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鲁行终2238号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因此，在被诉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的情况下，章丘区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协调有关单位满足上诉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如果涉案房屋确已不具备恢复水电气的条件，章丘区政府亦应当通过其他方式予以补救，对造成的损失应依法予以补偿或适当赔偿，切实及时保障上诉人基本的生活和居住权益，而非必然要求其他被上诉人恢复水电气等服务。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720号
摘要1：——重复起诉的构成要件
【判决要旨】（1）构成重复起诉的要件之一是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行政行为的违法性是撤销判决适用条件的核心，如果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要求撤销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即产生被诉行政行为并非违法的既判力，当事人不得在后诉中主张行政行为违法，后诉之法院亦受不得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之拘束。（２）撤销（或确认违法），在程度上只是一般违法；确认无效，则须达到“重大且明显违法”因而“自始无效”的程度——无论原告的诉讼请求是确认无效，还是请求撤销（或确认违法），法院通常都会对是否违法以及违法的程度作出全面的审查和评价，在对前诉实体上判决驳回之后，后诉即因前诉已经进行了全面的合法性审查而构成重复起诉。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773号
摘要1：【裁判摘要】提起确认无效之诉不能成为规避程序之诉起诉期限的手段——由于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与撤销行政行为或者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一样，都是基于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因此的确存在一种可转换的关系。．．．．．．在行政行为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违法但并未达到“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也不是一概会转而作出撤销判决或者确认违法判决，其前提必须是在其提起确认无效之诉时尚没有超过撤销之诉的法定起诉期限。否则，提起确认无效之诉就会成为规避撤销之诉起诉期限的“武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关于“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但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772号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本案中，根据葛××、如皋开发区有限公司在本案一、二审和申请再审时的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请求以及本案和相关民事案件的审理、裁判情况，可以认定葛××与如皋市政府及如皋开发区有限公司等的争议实质为对涉案房屋权属的争议，即如皋开发区有限公司主张改制前的如皋市经济开发区工程建设公司作为开发企业基于建造涉案房屋等行为而设立物权，而葛××主张应由其基于葛××与薛××于1999年签订协议及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取得涉案房屋相应民事权利进而认为被诉房屋登记侵犯了其权利。该争议系对房屋登记基础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争议，葛××如认为其对涉案房屋享有权利且该权利受到如皋开发区有限公司的侵犯，应先行通过民事诉讼等方式解决民事争议，而不应通过对相关房屋行政登记单独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民事权属争议、实现其民事权利。二审法院对被诉房屋登记过程中涉案房屋权属相关材料的认定，系对如皋市政府作出被诉房屋登记行为相关事实依据的审查意见，不能直接等同于对不动产物权的司法确认。本案中，一、二审法院均已对被诉房屋行政登记行为作出实体审查，二审法院认定如皋市政府颁发72372号《房屋所有权证》未尽到全面审查义务，违反法定程序，同时认定72372号《房屋所有权证》已被如皋市政府收回并予以注销，不具有可撤销内容，判决确认如皋市政府颁发给如皋开发区有限公司的72372号《房屋所有权证》违法，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363号
摘要1：【裁判摘要】视同工伤中”４８小时“起算时间标准｜４８小时的起算时间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非病发时间、非入院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关于“48小时”的起算时间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若干问题的意见》（劳社部函〔2004〕256号）中明确：“48小时的起算时间，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本案中，根据王××的住院病历记载，其于2012年9月16日晚突发疾病被送至定西市人民医院抢救，9月17日0时10分收治入院被初步诊断为“1.高血压脑出血；2.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组”，故48小时的起算时间为2012年9月17日0时10分，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的死亡时间认定问题。通常情况下，如无相反证据证明，一般应以医疗机构出具的病历等材料为准。本案中，王××的死亡证明、死亡报告、死亡记录上载明的死亡时间均为2012年9月20日。王××的病程记录从2012年9月17日0时30分一直记录到2012年9月20日18时40分，临时医嘱单、危重患者护理记录单一直记录到2012年9月20日18时35分。来某、刘某作为王××的主治医生，亲自参与王××整个救治过程，通过医疗器械来监测病人的心电、血压、呼吸、体温等数据，因此，其关于王××于2012年9月20日死亡的证言更为科学和客观。针对病历材料中的部分时间瑕疵问题，来某、刘某已作出合理解释，二审判决已进行详尽阐述，本院予以认可。综合全案证据，王××的死亡时间应为2012年9月20日18时35分，距入院初步诊断时间2012年9月17日0时10分，已超过48小时，不符合视同工伤的规定。定西人社局作出的6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一审判决撤销6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不当，二审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魏××诉讼请求正确。
摘要2：【解读】根据王××的住院病历记载，其于2012年9月16日晚突发疾病被送至定西市人民医院抢救，9月17日0时10分收治入院被初步诊断为“1.高血压脑出血；2.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组”，故48小时的起算时间为2012年9月17日0时10分，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0944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上班途中突发疾病死亡不能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井×因在上班途中突发疾病死亡，而非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故井×的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该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职工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职工有前款第（三）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该条文规定的“视同工伤”的三种情形，是对第十四条“应当认定工伤情形”的补充规定，视同工伤不要求必须是工作原因导致的伤害，而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平正义的原则，对职工的一种倾斜性保护，给予职工以工伤保险待遇。对视同工伤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不宜再作扩大解释。对因突发疾病死亡视为工伤的认定，必须同时具备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和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本案中，双方争议较大的是，关于乘车途中是否等同于在工作岗位的问题。“工作岗位”通常理解为职工日常履行工作职责所在的岗位或受本单位领导指派其从事工作的岗位。由于“视同工伤情形”的认定是对“应当认定工伤情形”的扩充，因此对“工作岗位”只能从立法本意出发，按照普通人的一般理解进行判断，而不宜再作延伸、扩充解释。井×生前的工作职责是协调处理采油厂与当地群众之间的关系，保证采油厂正常的生产秩序。其工作岗位应在合水县第十二采油厂板桥作业区内或者在合水县的相关工作区域内。在岗的前提是到岗，井×在8月9日既未到达采油厂岗位，也未到达合水县其负责外联工作的区域之内的岗位。而薛××将上班乘车途中等同于工作岗位的理由属于对该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工作岗位”的扩大解释，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因井×不属于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13554号
摘要1：【裁判摘要】职工在单位设备间（休息室）死亡，不能排除在工作时间死亡的可能，应当认为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呼市人社局作出涉案认定工伤决定，认为刘××的死亡符合上述规定情形，认定视为工伤。经汇雅风尚公司申请，呼市政府作出被诉复议决定，撤销了涉案认定工伤决定。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刘××2017年3月17日正常上班，中午外出用餐后返回单位，3月18日上午刘××被发现在其工作单位死亡。本案虽无证据证明刘××的准确死亡时间，但不能排除刘××在工作时间死亡的可能。刘××的死亡地点为存放其工作所需工具的设备间，即使该设备间兼具休息室的功能，亦不能排除刘××系在工作岗位上死亡的可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刘××的亲属李××认为刘××是工伤，涉案认定工伤决定亦认定刘××的死亡视为工伤，汇雅风尚公司认为不是工伤，但其所提刘××死于休息时间、事发前曾饮酒等理由，亦仅是其所作的推断，而无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依据上述法规规定，汇雅风尚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诉复议决定撤销涉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一审判决撤销被诉复议决定、判令复议机关限期重作，二审判决驳回上诉，均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63号
摘要1：【裁判摘要】伪造授权委托书代理诉讼且被代理的当事人事前知情、事后认可亦不能认定该代理行为具有合法性——肇州工信局在本案一审、二审中没有委托授权李某进行诉讼，李某使用伪造的肇州工信局公章制作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等诉讼代理手续参加本案一审、二审审理。虽然肇州工信局在之后表示对李某等诉讼代理行为以及裁判结果予以认可，但是诉讼代理不同于民事代理，且李某伪造肇州工信局公章已构成犯罪，其行为严重扰乱了人民法院的正常审判，即使肇州工信局事后认可也难以认定李某的虚假代理行为具有合法性，故本院认为李某的诉讼代理行为无效，本案一审、二审确存在错误。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申28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单位为职工缴纳各种社会保险法定义务不能通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约定进行变更或放弃；（２）由职工自行负担应由单位负担的社保费用违反了国家社会保险征缴强制性规定而无效——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二条分别规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单位为职工缴纳各种社会保险，是完善、执行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要求，维护的是不仅仅是职工个人利益，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此项法定义务不能通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约定进行变更或放弃。因此，二审法院认为约定由职工自行负担应由单位负担的社保费用，违反了国家社会保险征缴强制性规定，作出无效的认定，机械公司没有充分理由推翻。其次，机械公司主张双方对王×个人缴纳全部社会保险的约定无异议并一直这样履行。但根据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3年至2014年王×医保缴费中，机械公司应负担部分系由机械公司全部缴纳。机械公司该项主张依据不足。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0466号
摘要1：【裁判摘要】因行政协议是一类特殊类型的行政行为，对行政协议效力的判断首先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行政协议作为体现双方合议的产物，又可在不违反行政诉讼法的情况下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重大且明显"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规定了四种情形：（一）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二）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三）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四）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在对行政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要对依法行政、保护相对人信赖利益、诚实信用、意思自治等基本原则进行利益衡量，从维护契约自由、维持行政行为的安定性、保护行政相对人信赖利益的角度，慎重认定行政协议的效力。……弋江区政府将陶××作为丁××家庭的成员进行补偿安置并未构成行政协议无效的情形，丁××１、丁××２、王××要求确认涉案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一、二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5229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被告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合法，但未依法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补偿。根据前述规定，“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或者“给予补偿”判决均是法律责任条款，适用前述责任条款的前提是要对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行政协议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判断。该条第一款的适用条件是被诉行政协议行为违法情形下的责任判决方式；第二款是被诉行政协议行为合法情形下的责任判决方式。责任判决方式不能单独适用。本案中，2018年5月25日潍坊高新区管委会出具《告知函》，明确因为国家法律政策调整，不再履行49号土地出让协议义务，协商补偿事宜。对于不履行协议义务行为的合法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断，在此基础上才能考虑对原告的赔偿或补偿问题。
【裁判摘要２】除非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另有规定，行政机关不能既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又承担协议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十六条第十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行政行为造成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财产损害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直接损失”就是实际损失，包括已经发生的财产损失和必将发生的可得利益损失。未按约定履行协议义务行为违法，造成行政协议相对人合法财产利益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行政机关赔偿直接损失。本案中，潍坊高新区管委会未按照49号土地出让协议约定履行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义务行为违法，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应当返还刘××、刘×交付的土地出让金；同时，土地增值利益属于土地权利人的必得利益，由于潍坊高新区管委会补办征地手续过于延迟，未按约定履行土地出让协议约定的办证义务，并最终因土地出让法律程序改变导致土地受让人不能取得协议约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一、二审判决按照涉案土地2008年出让给他人的市场拍卖价款减去49号土地出让协议约定土地价款的差价作为直接损失予以赔偿，符合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一、二审判决认为，已支付土地出让金的利息损失包含在土地增值价值之中，二者不能重复计算，进而驳回刘××、刘×关于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续）至于违约损失，行政协议案件的赔偿责任实质是行政协议行为侵权的国家赔偿责任与行政协议违约责任的法律竞合。民事诉讼中，发生民事侵权与违约赔偿法律责任竞合的情况下，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一提起民事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行政诉讼只能是行政行为侵权的国家赔偿责任，除非法律、法规或规章另有规定，行政机关一般不承担违约责任，更不能判决行政机关既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又承担协议违约责任。
【裁判摘要３】行政协议案件属于行政案件，在法律适用上当然要优先适用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实体法律规范，而不是既可以适用行政法律规范，又可以适用行政法律规范。民事法律规范仅仅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的补充规则。即，行政法律规范没有规定的，在不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补充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案件时，往往会涉及协议本身的合法有效性问题。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或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的主要理由，就是认为协议无效。在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或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提起诉讼的案件中，行政协议仅仅是案件的主要证据和依据，并非被诉行政行为。这与征收案件中，当事人对征收补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理由是征收决定违法或无效，情形时一样的。在此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对作为本案证据的前置行政行为是否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进行审查。不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的，一般不宜否定其证据效力。行政协议作为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职责的一种方式，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标准判断其是否属于无效。进而判断协议约定内容是否可以作为判断被诉行政行为以行为是否合法的证据和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9651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行政协议同时具有行政性和协议性，但是，将其明确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主要是基于其行政性特质，而非协议性。因此，前述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要优先适用行政法律规范。行政法律规范没有规定时，在不与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不是说行政协议既有行政性又有协议性，所以既可以适用行政法律规范，也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当事人请求确认行政协议无效，实质是对订立行政协议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进行审查判断；订立协议行为是否合法有效，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和相关行政实体法律规范进行审查判断，民事法律规范的适用仅仅是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没有相应规定情形下的一种补充适用。本案中，苏××的诉讼请求是确认补偿协议无效，实质是对订立行政协议行为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其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起诉条件进行审查判断，不能根据合同法规定判断是否符合起诉条件。
摘要2：【裁判摘要２】未发生法律效力的预征收补偿协议属于附条件的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集体土地预征收过程中，征收管理部门与被征收人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属于附条件的行政行为，只有在省级人民政府作出征收批复，市县人民政府发布正式的征收公告后，征收补偿协议才能够发生法律效力，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征收补偿协议，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苏××与仁厚镇政府签订的补偿协议属于预征收过程中签订的补偿协议，应当在河北省政府作出同意征收涉案土地的批复，唐县政府发布正式的征收公告后发生法律效力。未生效的补偿协议对苏××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二审裁定驳回苏××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黑民再374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用人单位约定员工发生负全责或主责交通事故解除劳动合同无效；（２）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不符合法律规定属于无效约定；（３）用人单位超出法律规定情形以外约定劳动合同终止条件无效——《劳动合同法》规定了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协商解除三类解除劳动合同情形，均规定了明确的法定解除程序和条件。其中《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以列举的方式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的情形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并不包括用人单位以其与劳动者预先在劳动合同中约定条件行使解除劳动合同权利的情形，故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因不符合法律规定,属于无效约定。本案中，优先公司与马××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如发生由马××负全责或者负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优先公司有权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优先公司抗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出现，劳动合同即行终止。”，其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情形。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不得在《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情形之外约定其他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优先公司在超出法律规定情形以外约定劳动合同终止条件，该约定内容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综上，优先公司解除与马××之间的劳动关系既不符合用人单位单方解除的法定条件，亦无合法的合同依据，系违法解除，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民辖26号
摘要1：【裁判摘要】湖北消费金融公司与秦××签订的《个人消费贷款合同》(即主合同)第13条明确约定：双方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向合同签订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但是，湖北消费金融公司未提供证据材料用以证明案涉合同的实际签订地在北京市西城区，同时，湖北消费金融公司住所地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借款人秦××的住所地在河北省赵县，均不在北京市西城区，北京市西城区与本案争议没有实际联系。此类小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存在着面广量大的情形，虽然协议选择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管辖，系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进行的明确约定，但是，在无证据材料可以用以证明北京市西城区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情况下，就此认定北京互联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势必造成大量的“异地”案件通过协议管辖进入约定法院，破坏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公法秩序，故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无效。
摘要2：
【笔记】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后还能否起诉征收行为？
摘要1：解读：（１）被征收人已签订补偿安置协议、领取相应补偿费用且交出土地后,又起诉征收行为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２）但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保留提起诉讼权利,或者协议存在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损害国家利益等无效情形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法官专业会议纪要(五)》】8.补偿安置协议的效力
人民法院应当尊重依法订立的补偿安置协议的效力。补偿安置协议个别约定需要明确和调整的，当事人应当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解决补偿安置争议。
被征收人已签订补偿安置协议、领取相应补偿费用且交出土地后,又起诉征收行为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但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保留提起诉讼权利,或者协议存在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损害国家利益等无效情形的除外。
摘要2：【注解１】被征收人接受补偿并自愿交出房屋，其后房屋被拆除的不应认定为是强制拆除行为，对拆除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5565号
【注解２】被征收人签订相关补偿安置协议后不能当然视为其与征收拆迁行为即不再具有利害关系｜（１）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领取相应补偿费用后，如坚持认为征收行为违法，仍可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对征收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而不能认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或领取相应补偿费用后，被征收人即丧失相应原告主体资格，无权提起相关行政诉讼；（２）除非补偿安置协议对被征收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并取得相应之补偿，已经进行了明确约定。——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44号；其他参考案例：(2017)最高法行申1145号、(2018)最高法行申5133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1)新23行终29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法官专业会议纪要(五)(集体土地补偿领域)》规定：“8.补偿安置协议的效力。人民法院应当尊重依法订立的补偿安置协议的效力。补偿安置协议个别约定需要明确和调整的，当事人应当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解决补偿安置争议。被征收人已签订补偿安置协议、领取相应补偿费用且交出土地后，又起诉征收行为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但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保留提起诉讼权利，或者协议存在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损害国家利益等无效情形的除外。”故原、被告已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原告提起的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要求撤销、变更、解除行政协议或者确认行政协议违法。至此，可以确定上诉人是针对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提起诉讼。该《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是行政协议，当事人针对行政协议提起的诉讼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但行政协议行为不是一个单一的行政行为，包括协议的签订、履行、变更以及解除等一系列行政行为，上诉人必须明确具体的被诉行政协议行为，笼统请求撤销或者确认行政协议行为违法，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关于上诉人认为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评估价格偏低，内容显失公平，实质是对评估报告价格有异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5日内向原房地产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自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10日内进行复核，并将复核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该条保障了被征收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权利救济程序，即上诉人若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复核评估并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该程序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一审法院驳回起诉的处理结果正确，但说理不当，本院予以指正。
摘要2：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09民终778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股东会决议效力的确认｜公司自治是公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公司自治的范畴内应尽量减少司法的干预与介入。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自治的重要体现，如果当事人对股东会决议无争议，司法不应轻易介入。鉴于此法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规定了公司决议无效和决议可撤销两种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将公司决议纠纷分为确认决议不成立、确认决议无效和撤销决议三种类型，没有关于确认决议有效的诉讼制度。就本案而言，解除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一经作出，即被推定具有法律效力，诉讼中未发现有关主体请求确认决议不成立、无效或者请求撤销决议，决议的效力无须进行司法确认。然而，翁××提起确认之诉，系为给付之诉奠定法律基础，对确认决议有效具有诉的利益，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起诉条件，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一审作出确认决议有效的判决，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
【裁判摘要２】关于协助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依法应由公司申请变更登记，指的是在申请变更登记程序中应以公司作为申请人，向登记机关提交申请文件、材料，不意味着现实中公司在置备申请文件、材料时无须他人的协助配合，也不构成对公司作为办理变更登记义务主体的否定。本案中，闽东新能源公司在除名决议作出后，向登记机关提出了股东变更登记申请，登记机关以提交材料缺少股权交割证明为由决定不予受理。登记机关已明确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且缺少的材料见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股东变更登记提交材料》之规定，闽东新能源公司有理由相信登记机关的不予受理决定合法正当，与诉诸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相比，按照登记机关要求补齐材料显然更为理性。由此，翁××关于“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请，正是在协助公司置备申请文件、材料的意义上提出的主张，即由被除名股东签署股权交割证明，以便公司补齐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材料。马×等关于被除名股东并非法律规定的办理变更登记主体的辩解，混淆了公司申请变更与公司置备材料两个阶段的实质区别，理据不足，不予采纳。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依法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具体到本案，马×等人被除名后，应当本着善意的原则，妥善处理善后事宜，配合公司及缴纳相应出资的人员办理好股权交割手续，以保护对方的合理期待与信赖。
摘要2：（续）马×等人一方面以受翁一哈误导、决议违背意志为由拒绝配合，一方面又不否认解除行为有效，有规避法律、滥用权利之嫌，为诚信原则所排斥，有必要予以纠正。
【解读１】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闽东×××公司于2018年4月19日作出的关于解除马×、林××、郑××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2.判令马×、林××、郑××将其持有的闽东××公司全部股权变更为翁××持有，并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3.判令马×、林××、郑××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解读２】二审判决如下：．．．．．．三、马×、林××、郑××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签署股权交割证明，协助将福建闽东×××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登记在其名下的全部股份变更登记至翁××名下。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闽0505民初3207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前款规定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应当释明，公司应当及时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由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应的出资。在前款规定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应当释明，公司应当及时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由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应的出资。在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应的出资之前，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或者第十四条请求相关当事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公司可以以股东会决议解除某股东的股东资格，但是必须符合以下条件：(1)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2)公司履行了催告的前置程序，并给予股东弥补的合理期限；(3)公司以股东会决议的形式作出除名决议。本案中，被告陈××未按股东会决议向第三人自由港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经第三人通知后未果，第三人再次向被告进行催告，并再次给予被告补缴出资的期限，但被告仍未能缴纳出资，后第三人自由港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的形式作出除名决议。该决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另外，第三人已决定由公司另一股东即原告张××缴纳本应由被告缴纳的出资，且原告已实际交纳，故原告要求被告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解读】原告张××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陈××将原登记在其名下的8%股权变更至原告名下，并配合原告及第三人在泉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闽08民终1019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该规定并未禁止公司作为原告提起消极的确认之诉。启盛公司在本案中以吴××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对其提起股东资格消极确认之诉，要求确认吴××不再具有启盛公司股东资格并协助办理变更登记，启盛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有明确的被告及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符合民事诉讼法对起诉条件的规定，启盛公司系本案适格诉讼主体。．．．．．．启盛公司通过吴××在章程中预留的住所向其寄出《缴纳出资催告函》，邮件上收件人的联系电话系吴××使用的手机号码，吴××拒收邮件，应当视为已经送达。吴××既拒收邮件，又以邮件中是否为《缴纳出资催告函》无法确定为由，否认启盛公司曾向其催缴出资，显然不能成立。吴××经启盛公司催告后仍未如期出资的行为违反了公司章程的约定。启盛公司为此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免除吴××股东资格、由乐××认缴100万元补足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授权乐××办理公司登记事宜等议案，该股东会的召开程序及决议内容均合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吴××虽未主动提起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但为消除股东与公司法律关系不明状态，稳定当事人的法律地位，避免公司利益遭受损失，应当允许启盛公司提起消极确认之诉，依靠判决的公权性使纠纷得到直接、有效的解决。因此，启盛公司诉请确认吴××不具有该公司股东资格不违背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启盛公司亦已形成由乐××认缴100万元补足公司注册资本的继任者决议，故一审法院对启盛公司要求吴××协助办理股东除名变更登记的诉请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１】启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吴××不具有启盛公司股东资格；2.请求吴××立即协助启盛公司办理股东除名的变更登记；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吴××承担。
【解读２】一审判决：一、确认吴××不再具有福建启盛实验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二、吴××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协助福建启盛实验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办理股东除名的变更登记。二审维持原判。
【笔记】当事人能否诉请法院确认公司决议有效？
摘要1：解读：（１）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无规定股东有权提起确认公司决议有效之诉，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有效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不符合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条件；（２）当事人不能诉请法院确认公司决议无效，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有效应依法予以驳回。
【解析】部分法院认为在公司决议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可以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有效。
摘要2：【注解１】在原告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有效，被告应诉答辩且有第三人对决议效力提出异议时，即具备法律上的争诉性，法院应予以受理审查。——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三中民（商）终字第10163号
【注解２】提起决议有效确认之诉，系为给付之诉奠定法律基础，对确认决议有效具有诉的利益，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起诉条件。——参考案例：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09民终778号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一中民终字第3405号
摘要1：【裁判摘要】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诉讼时效制度适用于债权请求权，而确认合同无效属于形成权，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属确认之诉，不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同时，合同当事人不享有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权利，只有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有权确认合同是否有效。合同效力的认定，实质是国家公权力对民事行为进行的干预。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589号
摘要1：【裁判摘要】发包人将工程的桩基项目肢解发包，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案涉《桩基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案涉工程项目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载明施工单位为宜兴建工公司与中建一局第五公司，并未显示苏南公司是施工单位，上述施工单位分别与新城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新城公司亦认可案涉安庆新城吾悦广场项目的总承包人是上述施工单位，苏南公司所做的案涉桩基工程包含在上述施工单位的总承包范围内，桩基工程是新城公司的指定分包。而且，安庆市住建委作出建设罚字[2016]第0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新城公司在与施工总承包单位签订总承包合同之外，将桩基部分分包给其他施工单位，并还与桩基部分的施工单位签订了分包合同，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四条“提倡对建筑工程实行总承包，禁止将建筑工程肢解发包”，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二款“建筑单位不得将建设工程肢解发包”的规定，对新城公司肢解发包行为进行处罚。新城公司将案涉工程的桩基项目肢解发包，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所以案涉《桩基工程施工合同》应为无效。一审判决认定《桩基工程施工合同》有效，应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1民终7159号
摘要1：【裁判摘要】劳动者离职时承诺再无争议没有证据不能反悔——乔××上诉主张其因融媒体中心未足额支付工资而提出离职，但其提交的《离职申请》等证据不能证明该主张成立，本院对其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纳。乔××上诉主张《离职证明》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其未能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签署该证明时存在导致该证明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纳。乔××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知晓所签内容的含义，并就其签署《离职证明》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情况，乔××系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并承诺其与融媒体中心不存在一切纠纷。故乔××要求二单位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未足额支付的工资差额、2018年年终奖奖金、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笔记】劳动者离职时承诺再无争议后能否反悔向用人单位主张赔偿？
摘要1：解读：劳动者离职时承诺再无争议，如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无效情形或者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可撤销情形的，劳动者反悔向用人单位主张赔偿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离职协议兜底条款——“劳动者认可在双方签署本协议书后，双方结束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再无任何争议，不再提出以用人单位为相对方的仲裁或者诉讼，亦承诺不会再通过投诉、举报等方式向用人单位主张劳动权利事项。”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苏11民终1774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案涉设备的价款问题。腾达公司与戴××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中约定了“不含税价"，“不含税价"意在销售方不开具发票给买方，或买方不要求销售方开具发票，即达到“逃税"的目的。据国务院《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此种约定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条款，并不能据此认定腾达公司放弃了其应买方要求开具发票后依法享有的转嫁税款的权利。戴××作为买方负担税款符合交易惯例，亦有利于维护交易公平。况且双方合同中还另行约定了“含税价"，所以腾达公司按照“含税价"向戴××主张剩余价款，符合法律及双方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关于案涉设备的价款问题，在腾达公司与戴××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中，同时约定了“不含税价"和“含税价"。本院认为约定“不含税价"意在逃避交税义务，此种约定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条款。故腾达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含税价"向戴××主张剩余价款，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一审法院判令戴××向腾达公司按含税价支付剩余价款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工业品买卖合同》不含税价款为260万元，含税价款为291万元（此款包含改造、安装费）；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豫01民终11678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关于2006年12月10日至2007年5月14日原、被告在钢材《出库单》上不含税价格、价款的约定是否有效的问题。原、被告在钢材交易过程中，原告出具的钢材《出库单》上均注明“以上价格为不含税，现款价”等内容，该内容应当系双方为促成交易而作出的关于钢材交易价格的特别约定，意思表示真实且已经实际履行，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并不违反《宪法》、《合同法》及《增值税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应为有效约定。原告主张确认原、被告2006年12月10日至2007年5月14日供应钢材《出库单》上不含税的货物价格、价款约定无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所诉的税款21,7837.27元是否应当由被告承担的问题。原告出具的《出库单》中除载明其向被告所供钢材的型号、吨数、单价及价款金额外，还同时注明“以上价格为不含税，现款价”的内容，据此应当确认《出库单》所载明的钢材价格、价款为不含税的交易价格、价款，至于交易税款应当由哪一方承担，双方没有约定。．．．．．．其次，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36号”通知规定，在2016年5月1日之前，被告系营业税的纳税人而不属于增值税纳税人，原告在此之前所缴纳的涉案销售钢材税款，被告依法不能享受增值税抵扣利益，原告诉请被告支付2016年5月1日之前的涉案税票税款183,134.21元（217,837.27元-34,703.06元），实际上增加了被告的购货成本，使其货物交易利益明显受损。．．．．．．2016年5月1日之后，虽然被告公司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而且原告于2019年1月7日及同年1月14日开具了3张购货方名称为被告公司、税款为34,703.0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因原告并未将该3份税票交付给被告，致使被告在客观上不能享受相应进项税、销项税额抵扣利益，在双方没有约定税款负担的情形下，原告主张此34,703.06元税款由被告负担的诉讼请求，既不符合《增值税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同时也有悖于公平、诚实信用的民事活动原则，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税款34,703.06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钢材买卖交易发生于2006年12月10日至2007年5月14日期间。一审在卷证据《出库单》上均注明“以上价格为不含税，现款价”等内容，但对于税款由谁负担，并未进行约定。在双方没有约定税款负担的情形下，上诉人兴发公司依据其提交的《纳税申报表》、增值税发票等纳税凭据，主张涉案税款应由买方即被上诉人负担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其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交有力证据证明其主张，且上诉人兴发公司长期滞后的申报、纳税行为有违企业应当及时缴纳税款的相关税法规定和一般缴税习惯，一审法院结合本案案情及在卷证据，认定上诉人承担案涉税款并无不当。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12民终1214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我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应当向购买方开具增值税发票，并在发票上分别注明销售额和销项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主要应当包括保险单、保修单、普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产品合格证、质量保证书、质量鉴定书、品质检验证书、产品进出口检疫书、原产地证明书、使用说明书、装箱单等。因此，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不开发票的行为，违反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南通四建公司要求上海凌拓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普通发票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但从双方签订的两份合同中关于单价约定内容的文义看，2014年7月22日合同约定的“综合单价（……各种社会保险费、税金、进退场车旅费等全部费用）”中“税金”两个字上面用笔划了一条杠，而“综合单价24元/米（按实际有效合格施工数量进行验收和计算）后面还有四个字也被用笔涂掉了，对照第二份合同被划掉的字应该是（不开发票）的字样，故该合同项下的价格，应当认为是不含税价，再结合2015年3月13日合同中明确约定“不开发票”，且前后两份合同中所供规格Φ250某1000的结算单价均是24元/根的事实，可见双方交易时约定的价格均应为不含税价。从诚信和公平的角度出发，现南通四建公司要求开具增值税发票，则开票需缴纳的6%的增值税税款应当由南通四建公司加付给上海凌拓公司。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结合两份合同签订的时间相隔不久、Φ250某1000的结算单价均为24元/米等因素，亦应认定2015年4月17日合同中的结算单价不包含税金。．．．．．．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开具发票，被上诉人对此并无异议。因双方约定的价格为不含税价，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税费不违反合同约定，一审据此作出判决并无不当。
摘要2：【注解】（１）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不开发票的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无效；（２）不含税由买方承担税费不违反合同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