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读：（１）《民法典》第１９５条第４项规定“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诉讼时效中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１条第８项规定“其他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项”，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２）当事人在在另案中提出抗辩（认为原告构成根本违约，被告有权迟延履行给付义务），改变了其怠于行使权利的状态，是主张权利一种方式，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063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在债权诉讼时效期届满后作出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必须清晰、准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当事人之间的债务成为自然债务，债权人丧失胜诉权。但是债务人作出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或自愿履行债务的，不能事后又以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反悔。由于债务人作出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或自愿履行债务，均是其自愿放弃诉讼时效利益、重新为自己设定义务的行为，故该等意思表示必须清晰、明确。本案双方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间届满日为2005年9月18日，故至2007年9月19日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债务人罗某的配偶郑某于2013年9月29日虽然在原欠条复印件上签名，但同时附加书写了“2013-9月29日，我比200元”。上述内容不能清晰地体现出郑某已经作出了同意偿还全部债务的意思表示，就其归还200元的行为看，也没有自愿履行全部债务，故不能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原判决据此认为罗某、郑某对尚欠款项仍享有诉讼时效利益，债权人李某某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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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民法典》第１９２条第２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９条第１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债务人在债权诉讼时效期届满后作出“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必须清晰、准确，而不能推定债务人“同意履行”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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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该条款的起草目的在于将诉讼时效抗辩权的行使阶段限制在终审判决作出前，原则上是一审阶段，特殊情况下是二审阶段，并未限定其作为重审前的一审阶段或者二审阶段。发回重审后的一审阶段适用一审程序的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提出诉求和抗辩。因法律并未规定诉讼时效抗辩权的行使时间限于重审前的一审、二审阶段，故一审法院认定金色阳光公司在发回重审后无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缺乏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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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489号
【裁判摘要】被告在第一次一审中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二审发回重审后不能再主张诉讼时效已经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三元公司在本案第一次一审审理期间，并未就诉讼时效提出抗辩，其在本案已经过二审程序发回重审后主张诉讼时效已经经过，依据不足。且由于受到整合政策的影响，本案昌晋苑公司与三元公司股权比例存在由70%、30%到49%、51%的变化过程，双方就此一直存在争议，昌晋苑公司并不存在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形。三元公司主张昌晋苑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民再821号
【裁判摘要】在一审法院未剥夺被告答辩权的情况下，发回重审亦与被告行使答辩权无关，一审法院重审时不应再接受被告的诉讼时效抗辩——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本案发回重审后人民法院应否接受钰科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诉讼时效的制度设计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避免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同时之于义务人而言，诉讼时效是其享有的一种抗辩权，其行使抗辩权的行为并不导致实体权利消灭，如其不行使抗辩权亦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据此，义务人原则上只能在一审期间行使诉讼时效抗辩，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在二审期间提出。本案因发回重审，当事人经历了两次一审，人民法院应否接受钰科公司在发回重审时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重点在于审查人民法院在第一次适用一审程序审理本案时，是否剥夺或限制了钰科公司的答辩权利。经查，益佳公司起诉后，一审法院通过邮寄送达、公告送达方式向钰科公司送达相关诉讼文书，并且到钰科公司住所地张贴了传票，一审法院的送达程序并无不当，而且钰科公司称公司住所地一直有员工留守，故钰科公司在本案第一次适用一审程序审理时，其不参加诉讼不提出答辩意见的行为，应视为其放弃包括诉讼时效抗辩在内的答辩权，相应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钰科公司在收到原一审判决后，其在上诉中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但其提交的新证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中国联通山东邹平城南新区营业所出具的证明均与诉讼时效抗辩无关，因此，在一审法院未剥夺钰科公司答辩权的情况下，钰科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系在二审中提出，本案发回重审亦与钰科公司行使答辩权无关，故一审法院重审时不应再接受钰科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否则既会消解缺席审判制度预设的法律后果，也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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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闽民申56号
【裁判摘要】关于陈某某在本案重审一审阶段能否提出诉讼时效抗辩问题。本院认为，诉讼时效抗辩权是义务人的一项民事权利，可以对权利人未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权利提出抗辩，是基于维护交易秩序和安全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对诉讼时效抗辩权的行使阶段进行了限制，原则上义务人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应在一审中提出，二审提出的，一般不予支持。但本案中，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7日作出的（2015）宁民终字第1446号发回重审民事裁定中认定陈某某在原一审未到庭参加诉讼的过错原因主要在李某某，故陈某某未在原一审庭审中而在重审一审阶段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具有正当理由。据此，二审对陈某某的抗辩权利予以保障，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01民终3679号
【裁判摘要】上诉人郑某在二审庭审时对一审判决查明认定的被上诉人陈某某于2018年2月向其催讨借款及双方进行协商还款的事实没有异议且上诉人郑谋在本案第一次一审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而是在二审及发回重审后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十二条规定，上诉人郑某关于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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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1)最高法民申3160号
【裁判摘要】一般理解，公告催收、公告送达需在债务人下落不明、正常无法送达情形下才予以适用，但并非绝对。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2008年9月1日起施行)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这些特别规定即包含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等司法解释或者司法政策性文件涉及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处置过程中对批量债权进行公告催收可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此种情形不以债务人下落不明为前提，而是针对银行批量不良债权剥离、处置的特殊情形作出的特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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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4号
【裁判摘要】已支付购房款但未取得产权方能否起诉未支付购房款取得产权登记方构成不当得利？——樊××认为，生效判决认定史××取得房屋所有权，但其未支付房款，故而构成不当得利。二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不当得利纠纷正确。．．．．．．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樊××已证明涉案房产为其向洛溪地产购买，而在该房产被认定为属史××所有的情况下，樊××有理由请求史××向其支付购房款。对此，史××须举证证明其已经向樊××支付了购房款，方可构成有效抗辩，否则，樊××关于史××未支付购房款而取得房屋产权构成不当得利的主张即为成立。质言之，樊××支付了案涉房产的购房款，但未能取得该房产的所有权；与此相对应，史××取得了该房产的所有权，如不能证明已经支付了对价，其因此取得的利益正是樊××所遭受的损失，两者之间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由此可见，本案的关键在于，史××能否证明其向樊××支付了购房款。二审法院认为，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史×ד无法律上的原因”取得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证书导致自身受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明显错误，应予纠正。第三，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史××向樊××支付了购房款。在本案再审庭审中，史××认可本案存在两个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一是樊××从洛溪地产处购买案涉房屋，二是樊××将该房产转卖给史××，并主张其已经支付了购房款。．．．．．．综上，史××不能证明其已实际向樊××支付了案涉房屋的购房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应向樊××支付案涉房屋的购房款及利息，以及与购房相关的转名费、印花费、房产证费等樊××交纳的税金或费用。
摘要2：【摘要】不当得利诉讼时效起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史××于2013年以案涉房屋所有权人的身份起诉樊××１的弟弟樊××２之后，樊××１便起诉请求确认其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此时双方对于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归属仍存有争议，直至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8日作出生效判决后，案涉房屋才确定归史××所有。因此，樊××１知晓不当得利事实的时间应为该判决送达之日，其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17年6月8日，原审法院认定其起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1740号
【裁判观点】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
【裁判摘要】法院首次向被告邮寄诉讼文书被签收，该地址即应视为被告确认的送达地址——现代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载明的地址是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李家巷镇石泉村新318国道与疏港公路交汇处，现代公司工商登记的住所地亦为该地址，其二审提交的地址确认书亦为该地址。原审法院最初按该地址向现代公司邮寄应诉材料被签收，之后按该地址向现代公司邮寄管辖权异议裁定和开庭传票均未被签收，但最后按该地址向现代公司邮寄宣判传票及原审判决书又被签收。原审法院邮寄的邮单信息上写明收件单位为现代公司，收件人为现代公司法定代表人马保原，电话号码亦为涉案合同留存的联系电话。即使现代公司注销上述电话号码，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将变更联系电话的情况告知吉联公司或原审法院。综合考虑上述情况，管辖权异议裁定及开庭传票等邮件因“收件人不在收件地址，电话无人接听”导致邮件被退回系由于现代公司的原因，邮件被退回即应视为送达。
摘要2：【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原审中，现代公司在收到应诉材料的情况下，并未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并且现代公司二审中亦未基于新的证据证明吉联公司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所以，现代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不能成立。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89号
【裁判摘要1】公司保证人系新贷与旧贷保证人，股东在公司为新贷提供保证的股东会决议签字捺印时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系借新还旧，股东关于因案涉贷款系借新还旧、其作为新贷保证人应免除保证责任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该条规定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时需承担保证责任的法理基础，不仅是在结果上并不会加重保证人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在此情形下推定保证人在为新贷提供担保时对借新还旧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案中郑××不因案涉贷款系借新还旧而免除保证责任的逻辑是：首先，安正公司作为案涉旧贷和新贷的保证人，其在明知存在旧贷的情况下，新贷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借款用途为“贷款重组”，即对借新贷系用于偿还旧贷的事实系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安正公司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体现为代表安正公司作出相应意思表示的自然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次，郑××作为持股安正公司90%的股东，在安正公司为新贷提供保证的股东会决议签字捺印时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系借新还旧，即其作为个人的担保也是在明知借新还旧的情形下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非独立于安正公司的单纯个人认识。因此，郑××关于因案涉贷款系借新还旧、其作为新贷保证人应免除保证责任的申请再审事由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强制执行申请被法院裁定驳回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五项规定，申请强制执行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申请强制执行对诉讼时效的中断效力在申请行为发生法律效力是即已发生，一经发生即为不可逆转，不应强制执行申请被裁定驳回而否定申请行为本身的法律效力，进而否定其对诉讼时效的中断效力。本案中，南郊联社依据包头市路诚公证处的强制执行公证书对案涉贷款向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即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南郊联社申请强制执行行为并不因强制执行申请被裁定驳回而丧失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因此，郑××关于案涉贷款的强制执行公证书因被裁定不予执行而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法律效果的申请再审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民终153号
【裁判摘要３】经查一审判决第6页倒数1-3行载明“郑××辩称：……南郊联社在担保期内并没有要求郑××偿还。”该抗辩应包含诉讼时效抗辩的意思，二审判决关于郑××在一审中未进行诉讼时效抗辩认定错误。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202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对案涉催收通知书签章确认仅表明其收到该催收通知书，并无同意履行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的债务的意思表示，不构成对债务的重新确认——本案中，案涉债权最后一笔到期日为1999年12月21日，而农行屈原支行最早催收时间为2007年5月10日，故农行屈原支行在催收案涉债权时，案涉债权早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中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对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债务的重新确认须具备债务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的要件。本案中，从原审查明的事实来看，营田镇政府对案涉催收通知书签章确认仅表明其收到该催收通知书，并无证据证明债务人有同意履行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的债务的意思表示，并不构成对债务的重新确认。据此，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债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并驳回信达公司湖南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退一步讲，即使将营田镇政府在案涉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盖章的行为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诉讼时效期间于2007年5月10日、2010年4月8日重新起算，案涉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也于2012年4月7日再次届满。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市分行于2011年10月12日、2013年10月9日、2015年9月25日分别在《湖南日报》《三湘都市报》发布催收公告，对营田镇政府债权进行公告催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本案中，营田镇政府一方并非下落不明，信达公司湖南分公司亦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情形。
摘要2：（续）据此，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市分行在《湖南日报》《三湘都市报》发布催收公告的行为并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原审认定信达公司湖南分公司于2019年向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当。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岳阳市屈原管理区营田镇人民政府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湘民终568号
【解读】2007年5月10日，农行屈原支行向营田镇政府发出（430710101）屈农银催通字（2007）第48号《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致：营田镇政府：截止二00七年四月十二日，贵单位仍欠我行债务本金人民币壹仟陆佰贰拾肆万陆仟元整及利息陆佰零贰万柒千肆佰叁拾贰元叁角贰分。详见下列《欠款清单》……。上述债务均已逾期，贵单位已构成违约，请履行还款业务，特此通知"。营田镇政府加盖公章，确认收到上述催收通知书。2010年4月8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直属支行向营田镇政府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营田镇政府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确认已收到《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民终523号
【裁判摘要】（一）破产撤销权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维护债权人的整体利益，实现公平清偿的价值。通过对债务人相关行为的撤销，以保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维护债权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实现破产财产在全体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分配。《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该条规定，表明了对债务人特定情况下的个别清偿行为（即偏颇性清偿行为）应予以依法撤销的立法意旨。《破产法解释二》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对《破产法》第三十二条作了总体属于限缩例外情形倾向的解释，该司法解释还强化了管理人怠于行使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民事责任；债务人频临破产状态下的债务抵销行为，有可能损害债权人整体的公平清偿利益，实质是一种偏颇性清偿行为。为此，《破产法》第四十条对债务人频临破产时抵销权的行使作了有别于一般民法上的抵销权的规定，旨在落实《破产法》对偏颇性清偿的规制。《破产法解释二》第四十四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债务人与个别债权人以抵销方式对个别债权人清偿，其抵销的债权债务属于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管理人在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该抵销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规定通过对《破产法》第四十条的严格解释，排除了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行为人行使民法上抵销权的法律效力。审判实践中，应准确把握破产撤销权制度的价值导向和立法、司法解释的意旨，严格适用。商业银行在依法维护金融债权过程中，应制定合理合规的风险控制和资产保全措施，充分评估《破产法》有关破产撤销权、抵销权规定对其相关风险控制和资产保全措施的影响，避免相关措施因违反《破产法》的规定而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情形的发生。（二）《破产法》和《破产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对于偏颇性清偿行为的规制，都是以债的合法存在为前提，而对于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恶意或善意），则无特别的要求。建设银行绍兴分行以其和保达公司在行为时不存在主观恶意作为上诉理由，没有法律、司法解释的依据。
摘要2：（续）（三）一审判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保护存款安全的规定、本案《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对于扣款还贷的约定内容以及抵销属于观念交付而不是现实交付等规则和法理层面，阐明了建设银行绍兴分行扣款行为不属于可以对抗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法定或约定抵销行为的理由，有相应的依据。本案《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内容不构成准予建设银行绍兴分行行使相应抵销权的明确合意，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本身并未对于金融机构扣款行为是否属于受到《破产法》规制的抵销行为作出规定，结合《破产法解释二》第四十四条对《破产法》第四十条有关抵销权行使的限缩解释的意旨，建设银行绍兴分行在本案中的扣收款项行为不产生对抗保达公司管理人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效力。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151号
【裁判摘要】（１）提起诉讼的行为不论是否撤诉均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２）人民法院不仅仅是当事人双方的信息传递者，更重要的是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审判权，只要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就意味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诉讼时效随即中断——根据原审查明，无论是2014年9月1日黄××与中宇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书》，还是2014年9月16日张××、钟××向黄××出具的《借条》，都约定应当在2014年12月1日前归还借款。黄××于2016年7月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而后因未交诉讼费而按撤诉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根据上述规定，黄××于2016年7月6日提起诉讼的行为，不论是否撤诉，均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人民法院不仅仅是当事人双方的信息传递者，更重要的是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审判权，因此，只要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就意味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诉讼时效随即中断。2017年3月27日黄××再次提起本案诉讼时，是在重新计算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内，原审认定黄海明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614号
【裁判摘要】司法解释具有溯及力，只是其溯及力受到被解释法律的时间效力范围限制——司法解释是对法律的释明，虽在被解释法律实施后制定，但应视为被解释法律的一部分，其在生效之日就应适用于审判实践，故其具有溯及力，只是其溯及力应当受到被解释法律的时间效力范围的限制。民间借贷解释第三十三条也规定，本规定公布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故二审法院适用民间借贷解释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肖某某、赣州纵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赣民终101号
【摘要１】民间借贷可以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对双方往来资金进行结算——纵横公司、肖××与王×一致同意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按月息3分、先利后本原则对双方往来的资金进行结算。一审法院委托赣州中诚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借款及还款按照“先利后本、月息3分”的原则进行了财务司法鉴定。赣州中诚会计师事务所于2017年2月17日出具了《司法技术鉴定书》……
【摘要２】本案肖××、纵横公司行使的是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故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原审判决适用该规定第六条，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2015年9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借款人归还的超过月利率3%的利息可以请求返还，此前并无法律或司法解释对此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虽对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作出了规定，但并未规定已经超额支付的利息依法有权请求返还。故肖××、纵横公司直至2015年9月1日才知道或应当知道王×对其存在应当返还的不当得利的事实，其诉讼时效的行使期间应从2015年9月1日开始计算，其于2016年2月29日提起诉讼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摘要2：【摘要３】基于民间借贷关系而提出返还借款和不当得利不同诉讼请求，诉争法律关系的实质为民间借贷纠纷，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案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法[2011]42号）的规定，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本案中肖××、纵横公司在本诉中诉请王×返还其多支付的利息，从肖××、纵横公司的诉讼请求来看，本诉中双方诉争的法律关系在形式上体现为不当得利纠纷，但不当得利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基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纠纷。王×提起反诉诉请肖声富、纵横公司向其归还尚欠的借款，反诉中双方之间诉争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中双方均是基于2008年至2014年期间发生的民间借贷关系产生的纠纷而提出不同的诉讼请求。因此，本案双方诉争法律关系的实质为民间借贷纠纷，一审判决对本案定性正确，对王×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摘要1：破产受理前6个月，银行债权人扣划债务人账户资金清偿其债务，属于个别清偿行为，管理人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终523号
【案例要旨】个别清偿行为以债的合法存在为前提，对于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恶意或善意）则无特别的要求。破产受理前6个月，银行债权人扣划债务人账户资金，损害了债权人整体的公平清偿利益，是个别清偿行为，管理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裁判摘要】（一）破产撤销权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维护债权人的整体利益，实现公平清偿的价值。通过对债务人相关行为的撤销，以保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维护债权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实现破产财产在全体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分配。《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该条规定，表明了对债务人特定情况下的个别清偿行为（即偏颇性清偿行为）应予以依法撤销的立法意旨。《破产法解释二》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对《破产法》第三十二条作了总体属于限缩例外情形倾向的解释，该司法解释还强化了管理人怠于行使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民事责任；债务人频临破产状态下的债务抵销行为，有可能损害债权人整体的公平清偿利益，实质是一种偏颇性清偿行为。为此，《破产法》第四十条对债务人频临破产时抵销权的行使作了有别于一般民法上的抵销权的规定，旨在落实《破产法》对偏颇性清偿的规制。《破产法解释二》第四十四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债务人与个别债权人以抵销方式对个别债权人清偿，其抵销的债权债务属于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管理人在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该抵销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规定通过对《破产法》第四十条的严格解释，排除了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行为人行使民法上抵销权的法律效力。审判实践中，应准确把握破产撤销权制度的价值导向和立法、司法解释的意旨，严格适用。商业银行在依法维护金融债权过程中，应制定合理合规的风险控制和资产保全措施，充分评估《破产法》有关破产撤销权、
摘要2：（续）抵销权规定对其相关风险控制和资产保全措施的影响，避免相关措施因违反《破产法》的规定而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情形的发生。（二）《破产法》和《破产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对于偏颇性清偿行为的规制，都是以债的合法存在为前提，而对于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恶意或善意），则无特别的要求。建设银行绍兴分行以其和保达公司在行为时不存在主观恶意作为上诉理由，没有法律、司法解释的依据。（三）一审判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保护存款安全的规定、本案《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对于扣款还贷的约定内容以及抵销属于观念交付而不是现实交付等规则和法理层面，阐明了建设银行绍兴分行扣款行为不属于可以对抗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法定或约定抵销行为的理由，有相应的依据。本案《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内容不构成准予建设银行绍兴分行行使相应抵销权的明确合意，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本身并未对于金融机构扣款行为是否属于受到《破产法》规制的抵销行为作出规定，结合《破产法解释二》第四十四条对《破产法》第四十条有关抵销权行使的限缩解释的意旨，建设银行绍兴分行在本案中的扣收款项行为不产生对抗保达公司管理人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效力。（四）建设银行绍兴分行在本案中的扣收款项行为在本案《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中有相应的约定，得到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前的保达公司的认可，保达公司对建设银行绍兴分行扣收款项行为亦有相应的预期，与保达公司主动实施的个别清偿行为对债权人整体的公平清偿利益的损害有相同的效果，应认为符合《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偏颇性清偿行为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相应的认定理由应予维持。（五）建设银行绍兴分行主张其扣收款项行为发生时保达公司还不具备破产原因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就此，一审判决已经阐明了相应的理由，本院予以认同。
【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民终52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370号
【裁判摘要１】上述事实证明，尽管崔××并非以自有货币进行出资，但绿地公司认可崔××的股东身份以及其享有股东权益。综上，在绿地公司知道崔××的出资款并非来源于崔××本人的情况下，仍然在2012年首届二次股东会决议（01号）中写明崔××的股东权益和股权对价，其他股东不持异议，可以认定绿地公司、受让方股东愿意按照股东会决议给付崔××股权转让款和股权收益。该股东会决议并未将崔××应以其自有货币进行出资、其应将自有出资货币交付给公司作为其可以取得案涉股权转让款的对价。．．．．．．至于为何崔××的资金来源于吴××，崔××是否为名义股东，是与本案争议焦点不同的另一法律关系，当事人可以另行解决。综上，二审判决认定崔××必须补足出资之后才能获得相应的股权对价存在错误。
【裁判摘要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崔××与吴××事后没有对给付股权对价的时间达成合意。在崔××请求吴××给付股权对价时，吴××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故崔××请求吴××给付股权对价款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崔××第一次向吴××主张权利、吴××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
摘要2：【注解】通过股东账户缴纳注册资本即应当认为属于该股东的出资，该股东已经完成出资。
摘要1：【案号】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25民终1185号
【裁判摘要】关于票据追索权是否超除斥期问题。根据庭审已查明事实，重汽公司以大唐锡林公司及诺普信公司为被告向原审法院起诉时间为2019年10月17日。之后，重汽公司又向原审法院申请追加票据前手的背书人康宁公司、金燕公司、鑫昊公司为共同被告时间为2019年10月30日，依照《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行使而消灭。由此可见，重汽公司向诺普信公司、康宁公司、金燕公司及鑫昊公司行使票据追索权尚未超过法定六个月的除斥期间，且在一审中诺普信等四公司未提出时效抗辩，二审也未能举出新的已超时效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诺普信等四公司的前述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２２）最高法民申727号
【裁判摘要１】票据时效可以发生中断——关于票据权利时效是否可以发生中断。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一)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见票即付的汇票、本票，自出票日起二年；(二)持票人对支票出票人的权利，自出票日起六个月；(三)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四)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票据的出票日、到期日由票据当事人依法确定。”票据时效是消灭时效，不等于主张票据权利不能依法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关于票据时效能否发生中断，虽然票据法未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票据权利时效发生中断的，只对发生时效中断事由的当事人有效。”可见，票据时效是可能发生中断情形的。票据法相对于民法而言属于特别法，因此，票据法有规定的适用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无规定的则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定。本案三一重装公司起诉发生于2018年11月14日，应当适用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总则。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其中，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是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方式，能够引起诉讼时效中断。本案三一重装公司以起诉方式行使追索权，符合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中断情形的规定。
【裁判摘要２】提起诉讼即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而撤诉仅产生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法律后果——关于三一重装公司提起诉讼是否产生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因此，提起诉讼即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而撤诉仅产生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法律后果。本案中，三一重装公司于2018年11月14日向西安新城区法院提起诉讼时，即产生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无论起诉状副本是否送达对方，无论三一重装公司是否撤诉，
摘要2：（续）均不影响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再审申请人以其对三一重装公司2018年11月14日的起诉不知情为由主张不发生票据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的理由，不符合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解读：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对保证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后，又撤回起诉或者仲裁申请，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未送达保证人的，不应当认定债权人已经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行使了权利。
【解读】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行使权利采取意思表示送达主义＝在保证期间内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副本已经送达连带责任保证人。
摘要2：【注释１】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３１条第１款规定“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后，又撤回起诉或者仲裁申请，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未再行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保证人主张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撤诉或撤回仲裁申请对一般保证期间影响：（１）保证期间不存在中断；（２）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后又撤回起诉或者仲裁申请，相当于没有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债权人并没有取得执行依据，如果保证期间经过，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注释２】（１）《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３１条第１款规定：“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后，又撤回起诉或者仲裁申请，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未再行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保证人主张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０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１）起诉（不论是否送达起诉状）均导致诉讼时效中断；（２）起诉或申请仲裁未送达起诉状或仲裁申请书不产生主张连带保证责任的效果，已经送达起诉状或者仲裁申请书产生主张连带保证责任的效果；（３）起诉或者申请仲裁不论是否送达只要撤诉或撤回申请均不产生主张一般保证责任的效果。
【注解１】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对连带责任保证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又撤回诉讼或者仲裁申请是否发生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效果？——如果债权人在撤诉或者撤回仲裁申请之前，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已经将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给了保证人，发生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效果；否则，不产生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效果。
【注解２】（１）债权人在保证期间最后一日向法院起诉，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未超过保证期间；（２）但在起诉状副本送达保证人之前又撤回起诉不能视为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行使了权利。——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313号
摘要1：【裁判摘要】申请执行期间届满后被执行人作出自愿履行的意思表示后不得再以该期间已届满为由进行抗辩——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十九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新的协议，债权人主张义务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即执行程序中，在申请执行期间届满后，如一方当事人已作出自愿履行的意思表示的，对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执行申请，再以申请执行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依法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根据《土地置换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沐林公司应于2005年5月底前付清土地使用权转让款6000万元。而沐林公司提供的付款证据显示，2005年5月底之前，沐林公司仅支付宏基公司土地转让款144.307202万元。沐林公司逾期付款的行为构成违约。宏基公司上诉主张沐林公司逾期付款导致其以土地转让款另行竞价取得新地块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有权解除合同。经审查，《土地置换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土地中心同意由宏基公司将上述182.32亩土地共计6937.766万元以土地置换的方式转让给沐林公司，由宏基公司自选地块，通过国土挂牌竞价取得出让土地……”从该约定看，宏基公司取得置换土地需通过公开竞价的方式，这一交易方式存在不确定性，即便沐林公司如期支付转让款，宏基公司仍存在竞拍失败的可能，故沐林公司逾期付款与宏基公司不能取得置换土地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宏基公司以此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即便当时宏基公司享有解除权，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法定或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一方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本案中，宏基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向沐林公司送达了解除合同、终止履行的通知。相反，2005年5月之后，宏基公司仍继续受领沐林公司的付款，直至2008年1月18日以其受领的转让款清偿了银行贷款本息。宏基公司受领付款的行为应视为其同意继续履行合同。……本院认定沐林公司已付清《土地置换协议书》项下土地使用权转让款。在沐林公司已履行合同主要义务且宏基公司接受后，宏基公司无权再以沐林公司违约为由请求解除合同。
【裁判摘要２】当事人通过人大代表反映情况的方式寻求救济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权利人提起诉讼、向对方提出要求以及向有权解决民事纠纷的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均可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本案中，沐林公司迟延履行，宏基公司至迟于2005年5月31日即应知晓其权利受到侵害，其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该日起算。其后，宏基公司向土地中心提出权利请求、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及向本院申请再审均可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然而，2013年2月26日本院通知不对关联行政案件提起再审后，宏基公司未及时向沐林公司主张权利。
摘要2：（续）宏基公司虽主张其通过向人大代表反映情况的方式寻求救济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但该行为不属于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可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宏基公司在知晓本院2015年3月19日作出的复函后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请求权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557号
摘要1：【裁判摘要】无法证明下落不明直接通过登报催收导致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本案中，富龙公司上诉称曾××、王××在2017年10月23日签收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之后不再愿意出具书面的还款材料，自此，富龙公司即应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应当及时主张权利。在富龙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曾××、王××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即在《石嘴山日报》上发出催收公告，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催收债权的方式，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以本案诉讼时效已经经过为由判决驳回富龙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故因基于投资关系产生衍生的违约请求权也不应适用诉讼时效——本院查明天然气公司已依据案涉《投资协议》、《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之规定，按期足额缴纳全部认缴出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综上，瑕疵出资股东应当承担的义务，属于法定的债权请求权，并非意定债权请求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的规定：“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被告股东以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三)项：“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的规定，由于本案系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故因基于投资关系产生衍生的违约求权也不应适用诉讼时效，且上诉人瑕疵出资的行为对于已按期缴纳出资的股东的侵害系持续性的侵害行为，据此，一审法院对于本案是否应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因股东迟延履行出资义务而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该请求权虽然是因投资关系而产生，但其基础关系仍然是违约责任，并非是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应适用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被告股东以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本案中，长治高科公司、长治南烨公司因深圳淼浩高科公司迟延履行出资义务而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该请求权虽然是因投资关系而产生，但其基础关系仍然是违约责任，并非是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所以，长治高科公司、长治南烨公司主张深圳淼浩高科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请求，应适用诉讼时效。而在本案中，2012年6月26日，虹源固态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对深圳中电淼浩公司的无形资产进行处置的事实，应属于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之后，2013年5月22日，长治高科公司、长治南烨公司就本案纠纷提起诉讼，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因此，深圳淼浩高科公司提出本案纠纷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目公司对股东享有的缴付出资请求权与守约股东对瑕疵出资股东享有的违约金请求权，该两项请求权的债权主体不同，请求权基础亦不相同，违约金作为意定债权请求权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在案涉《出资人协议》《增资协议》项下，陆道培公司的认缴出资本质系其对目标公司的负债，目标公司基于投资关系对陆道培公司享有缴付出资请求权，此系组织法意义上的法定债权请求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规定股东出资责任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三项亦规定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本案中，陆道培公司迟延履行出资义务，负有向守约股东给付违约金的责任，此系合同法意义上的约定之债。高×、翔鸿伟业公司要求陆道培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该请求权虽缘起于投资关系，但基础关系仍基于股东合同约定产生的违约责任。可见，目标公司对陆道培公司享有的缴付出资请求权与守约股东对陆道培公司享有的违约金请求权，该两项请求权的债权主体不同，请求权基础亦不相同。作为意定债权请求权，在规范性法律文件并无例外规定的情况下，高峰、翔鸿伟业公司的诉请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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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违约金诉讼时效应从违约责任成立之日起开始计算——本案再审审查涉及的主要问题是长城公司请求通胜达公司支付逾期支付工程进度款违约金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长城公司与通胜达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书》专用条款第26条约定：双方约定的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方式和时间为每月5日前按已完成工作量90%比例支付，工程完工付至98%。专用条款第35.1条约定：发包人未按约定支付工程进度款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为进度款每拖延一天，按工程造价的百分之二支付违约金，工期顺延。因此，案涉工程进度款的履行期限为工程完工之日。案涉工程完工初验日期为2010年9月9日，实际竣工日期为2011年12月21日。原判决考虑到在完工至竣工期间，长城公司主张的仍是工程进度款，并据此认定通胜达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的履行期限应为工程实际竣工日期即2011年12月21日之前，对长城公司有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因而，案涉工程进度款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1年12月21日起开始计算。违约金的支付以主合同有效及违约行为存在为条件，通胜达公司在案涉工程完工之日未按约定支付相应的工程进度款，则其支付违约金的责任已经成立，故长城公司要求通胜达公司支付逾期支付案涉工程进度款的违约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也应从2011年12月21日起开始计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权利人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二年内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长城公司于2014年5月27日才第一次起诉要求通胜达公司支付逾期支付工程进度款违约金，已超过了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原判决据此认定其丧失了胜诉权，并无不当。长城公司主张案涉诉讼时效应从其第一次起诉要求通胜达公司支付违约金而被拒绝之时开始计算，本院不予支持。长城公司与通胜达公司之间的工程造价争议，并不妨碍长城公司行使要求通胜达公司向其支付违约金的权利。长城公司主张应待工程造价争议解决后才开始计算违约金的诉讼时效，依据不足。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解除合作协议通知函》中保留通过法律措施等途径追究对方违约责任的行为，属于主张权利、阻却诉讼时效完成的中断事由，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最后一期履行期限为2014年12月。海韵集团于2016年9月8日向中铁高新发出《解除合作协议通知函》，以中铁高新已经严重违约为由，通知解除与中铁高新所签订的一系列融资协议，并保留通过法律措施等途径追究中铁高新违约责任。海韵集团发函解除案涉系列协议并明确声明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中铁高新违约责任的行为，属于主张权利、阻却诉讼时效完成的中断事由，自2016年9月8日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海韵集团于2017年8月1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中铁高新关于海韵集团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双方对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一致，对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基本达成一致，仅就融资安排费的支付存在争议，法院可根据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合同全部事实，结合法律、法规及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认定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公平合理分配双方责任——从海韵集团发函请求免除3%融资服务费并解除合同，以及中铁高新要求海韵集团一次性支付300万元费用即同意不再继续履行合同的事实表明，双方对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一致，对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基本达成一致，仅就融资安排费的支付存在争议。一审法院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并综合全案事实，酌情判决海韵集团向中铁高新支付300万元融资安排费，对双方其他诉讼请求均未予支持，较为合理的平衡了双方实际利益，符合公平原则，金额不超过《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1：【裁判摘要】（１）最长诉讼时效仍然属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范畴，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２）诉讼时效届满后债务承担不能适用诉讼时效抗辩——陈××提供的领（借）款凭证上，领款单位名称栏载明为吉巷老区竹木工艺厂，并加盖有“古田县吉巷老区竹木工艺厂”公章，领款用途和领导批准意见栏载明“兹向陈××借现金用于发展再生产.议定每月利息3%计算.本款由竹席款回笼一次性还清本息。〈于97年8月4日内一次性还清〉”，以上书证内容明确了借款单位、用途、利息计算、还款资金来源和还款期限，可以证实老区竹木工艺厂向陈××借款意思表示的事实，张××抗辩其在领（借）款凭证上领款人盖章栏签字、并接收借款系职务行为，具有事实根据；陈××接受了该领（借）款凭证应视为其对老区竹木工艺厂为该笔借款的债务人的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是法律对保护民事权利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仍是属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范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一审主动适用诉讼时效并判决驳回陈××对老区竹木工艺厂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陈××该部分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即陈××对老区竹木工艺厂清偿讼争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部分可予支持。．．．．．．结合一审中陈××提交的手机信息的记录内容：1.2017年10月11日张××儿子在收到陈××发送建行卡号的回复信息“收到！12.1之前给您1万元，余下的2018.12.1之前全部给清。（这是约定好的付款方式）。最后我代父亲向您道歉，这么多年也感谢您的理解。”2.2017年11月21日张××儿子发给陈××的信息“元照伯伯，按约定12.1之前给您1万，现在已经将钱转到我吉巷××叔叔的账上，请这几天带上你和我老爸的欠账单到我叔叔处领钱。”以及陈××在诉讼中陈述的其找到张××弟弟要钱时，张××弟弟表示只支付2万元的情况。
摘要2：（续）可以证实2017年10月至11月间陈元照就讼争借款要求张××清偿借款本息，双方进行了协商。陈××向作为老区竹木工艺厂法定代表人的张××催讨借款本息，对此应以普通谨慎人的标准衡量权利人智识经验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陈××对由张××承担清偿责任持肯定的主观心态并追求该结果，张××通过儿子、弟弟××的一系列行为向陈××承诺愿意承担清偿借款本金2万元的意思表示，双方意思表示具备相应的匹配性，符合债务承担特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由于双方对原债务人之责任免除问题未能协商一致，前述债务承担在性质上应属于并存的债务承担即成立债务加入。该债务加入在陈××与张××之间成立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故张××应对讼争借款债务承担相应的最高限额为本金2万元的清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