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71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签订的20161026A号《产品购销合同》应否解除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应当对三角洲公司主张的事实予以认定，即本案的真实交易关系为，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三角洲公司系实际买卖关系主体，《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系真实交易关系的体现，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系通过茂昌公司向三角洲公司支付货款，案涉多份《产品购销协议》系为完成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三角洲公司之间的交易流程而签订，茂昌公司与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之间，以及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之间均无买卖货物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协议》的行为系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无效，《产品购销协议》为无效合同，故对于茂昌公司诉请解除20161026A号《产品购销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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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34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故合同履行地与被告所在地的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约定合同履行地。而对于合同没有约定履行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不宜再以送货地、收货地、验货地来确定合同履行地，也不能以实际履行地作为认定标准，要根据当事人争议或案件纠纷所针对的合同项下的某项特定义务来确定。本案中，原告是因被告违反了支付货款的合同义务，诉请被告给付货款，故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应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即本案原告张晨的所在地滨海县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滨海县人民法院作为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其裁定移送管辖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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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554号
【裁判摘要１】夫妻一方在对外承建工程中所负侵权之债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关于余某承担的8589159.13元的债务是否属于曾某与余某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本案中，余某与曾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外承建工程的过程中发生火灾，经生效判决承担赔偿8589159.13元的债务，该笔债务产生的原因为财产损害赔偿，自然不存在曾某签字同意或事后追认的问题。从余某与曾某2011年11月1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可以看出，双方的共同财产除住房、汽车等生活类财产外，还包括土地、林地、铺面、泰和公司股权等生产经营性资产，应视为曾某与余某共享了生产经营的利益。余某对外承建工程属于正常的生产经营，由此产生的债务亦应视为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所负的债务。曾某仅主张发生火灾时，双方感情不和，处于分居状态，不足以证明余某所负债务为个人债务，亦不足以对抗债权人。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余某承担的8589159.13元债务为曾某、余某的夫妻共同债务，曾某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2】关于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1.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2.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3.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2016）藏01民初88号案件的诉讼标的为财产损害赔偿，诉讼请求为判令曾某同余某共同赔偿四丰公司损失8531407.5元；而本案诉讼标的为夫妻共同债务，诉讼请求为余某对四丰公司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判令曾某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审判决认为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并予以实体判决，并无适用法律不当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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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苏执复209号
【裁判摘要】裁判返还原物或者恢复原状等行为履行无明确品牌、规格、面积、标准等具体履行内容，执行内容不明确的，驳回执行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权利义务主体明确；（二）给付内容明确。”本案中，被执行人的金钱履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对于其行为履行义务，仲裁裁决书中没有明确要对房屋内设施修复及恢复原状财产的品牌、规格、修复面积、修复标准等具体内容，故张×请求执行的行为履行义务内容不明确。且经南京中院协调，双方未能就该不明确的行为履行义务内容进一步加以确定，南京仲裁委员会亦未对上述恢复原状的物品明确细化，故本案执行标的不明确，不具备执行条件。
摘要2：【解读】仲裁裁决书第３项：郭××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将所损坏缺失的房屋内的设施修复并恢复原状（包括补齐空调遥控器3个、房门钥匙3把、厕所门钥匙1把、阳台塑钢拉门钥匙1把、内幕帘1付、电视机顶盒及内卡1台；修复损坏的写字台1个、1米×1米床板1个、内幕帘1付、所有被污染的墙面、大厅与客卫交接处的地板、主卧室房间卫生间的地砖、进户门及门套、3个房间的门及门套、一个厕所的门及门套、主卧室厕所的玻璃拉门、主卧室厕所坐便器的水箱盖、房屋内锁扣损坏的窗户、部分窗户的纱窗、所有损坏的吸顶灯、室内所有电源插座、室内所有排风扇）。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335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法律法律效力的裁定不包括按撤回起诉、按撤回上诉处理的民事裁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向本院申请再审针对的裁判文书应当是二审法院作出的已经生效的判决或裁定。本案中，二审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文书系按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一条关于“当事人认为发生法律效力的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错误的,可以申请再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并不包括按撤回上诉处理的民事裁定，本案二审裁定并不属于可以申请再审的范围。
摘要2：【注解】按撤回起诉／撤回上诉处理的民事裁定不能申请再审。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510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李××是否应当向南长城公司开具建安税票问题｜发票的主管机关是税务部门，对拒不开具发票的行为，权利遭受侵害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税务部门投诉，由税务部门依照税收法律法规处理。对南长城公司的该项主张，因缺乏合同依据，一审判决未作处理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关于碧江区政府是否应当对南长城公司的欠付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问题｜碧江区政府作为甲方与南长城公司签订的《招商引资合同》约定竣工验收合格后一年内结清南长城公司工程款。一审判决综合审计报告内容、案涉工程项目部系碧江区政府设立、已付工程款的真正付款人、碧江区政府系案涉道路工程的最终受益方、碧江区审计局的碧审报〔2015〕43号审计报告中内容，以及碧江区政府欠付南长城公司的工程款大于南长城公司欠付李××的工程款等事实，认定碧江区政府对李××的工程款与南长城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446号
【摘要】南长城公司在申请再审期间提交了《鉴定意见书》《客户明细帐》及所附支付凭证作为新证据，用以证明原审判决认定的李××实际施工范围及对应的工程款和南长城公司实际支付的工程款数额错误。但由于《鉴定意见书》系以签证单等原始施工文件单方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而上述签证单及《客户明细帐》及所附支付凭证在原审诉讼前即已经存在，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新证据，也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对李××施工范围及对应工程造价的认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13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因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保险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如果保险标的物是运输工具或者运输中的货物，原告可以按照一般地域管辖原则，选择向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起诉。同时，也可以选择特殊地域管辖，即向运输工具登记注册地、运输目的地、保险事故发生地的人民法院起诉。本案中，原告选择向运输工具登记注册地即机动车行驶证上载明的住址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起诉，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予以了登记立案。但立案后，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在未核实案涉机动车登记注册地的情况下，即以被告帅建山的户籍地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为由，将该案移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管辖不当。为便于查清案涉财产保险合同和被保险车辆的有关情况，由重庆法院管辖本案更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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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民辖80号
【裁判摘要】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不属专属管辖——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不属专属管辖。因合同产生的纠纷，合同如果没有约定管辖的，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院认为，根据原告唐××起诉的诉求、所述的事实、理由及提交的证据材料，本案不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故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关于不动产专属管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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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晋立商终字第38号
【裁判摘要】锅炉安置工程适用专属管辖规定——本案系因双方当事人在履行《蒸汽锅炉及附属系统安装工程合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对该合同性质的认定是确定管辖法院的前提。案涉合同系为蒸汽锅炉及附属系统安装工程建设施工事项而订立，合同对建设工期、工程造价及付款结算方式、施工图纸的交付、竣工验收等均作出了明确约定，其内容均属施工合同内容，因此本案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专属管辖的相关规定，裁定本案管辖权在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中国航空规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主张本案为承揽合同，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管辖移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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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浙02民辖终120号
【裁判摘要】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一种特殊的承揽合同，其发包人和承包人都需要一定的资质要求，本质上其完成的工作后果添附在不动产物上，并最终形成了与不动产物一体的、不可分割、不可拆分的部分。案涉《承包合同》是被上诉人作为工程承包人与原审第三人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作为发包人协商一致，就位于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海龙路1号的湿式电除尘改造工程约定发包承包活动权利义务的合同。该《承包合同》从其名称、工程承包方式和双方的各项权利义务等多方面考察，均符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特征，故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之间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之规定，本案应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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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35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涉案《定向资产计划受益权转让协议》第十条约定：“甲乙双方之间发生的关于本协议的一切争议，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需诉讼的，由原告方所在地法院管辖。”民华公司作为本案原告提起诉讼时，约定的“原告方所在地法院"即有了确定性。故该协议条款约定内容明确，不违反法律规定，为合法有效的管辖权约定条款，应当作为认定本案管辖权的依据。至于上诉人恒丰银行主张的双方约定的管辖条款未明确级别管辖，依法应为无效管辖约定的主张，本院认为，级别管辖主要解决上下级法院之间就审理一审案件范围的分工问题。只要当事人约定的地域管辖明确，在约定法院所辖行政区域内具有相应级别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协议约定行使管辖权。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涉案《定向资产计划受益权转让协议》关于地域管辖的约定，结合其级别管辖的受理案件标准，认定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并无不当。
摘要2：【摘要】恒丰银行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二）原告所在地法院与原告住所地法院的概念和法律含义不同。原告住所地依法指原告工商注册登记的法定地址，其具有唯一性和特定性，而原告所在地可以是其法定地址也可以是其主要机构所在地、日常经营地等，并不具有住所地的特定和唯一性法律特征。因此，涉案合同的“原告方所在地法院"的管辖权约定也属于合同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协议约定不明确、不特定、不唯一，导致选择管辖协议条款无效的情况。．．．．．．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恒丰银行认为，原告所在地与原告住所地并非相同概念，对此法院认为，对于民华公司所在地，在民华公司与恒丰银行签订的《定向资产计划受益权转让协议》中已予以了确认，民华公司的住所地为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乌察路15号,恒丰银行无证据证明民华公司还存在其他所在地或住所地。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962号
【裁判摘要1】无论民间借贷、还是金融借款，年利率24%以内的借款收益是合法的、受保护的，可不认定为“过高”——实践中，借款成本或贷款收益通常要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而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并非计算损失的唯一标准；是否系合理标准，则需结合具体案件情形予以考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就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2号)第2条指出，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因此，无论民间借贷、还是金融借款，年利率24%以内的借款收益是合法的、受保护的，可不认定为“过高”。
【裁判摘要2】违约方主张违约金过高应当承担证明责任，不能以守约方没有就其所遭受损失进行举证为由主张违约金过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年修正)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违约方请求调减违约金，是主张变更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法律关系，故根据前述规定，元阳公司应对“支持该主张的基本事实”负证明责任，而非信远公司。故元阳公司关于违约金标准明显过高，远超信远公司所遭受到的损失，而且信远公司也没有就其所遭受到的损失进行举证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3】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公司客户委托贷款合同》第13.2条约定，元阳公司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支付利息的，应当承担信远公司和交行五羊支行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相关费用。而元阳公司虽认为信远公司主张的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缺乏依据、并非必然发生、是信远公司故意扩大损失，且属于违约金范畴等，但元阳公司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与案涉合同的约定亦明显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0〕24号)第十条规定，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提交指导性案例作为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说理中回应是否参照并说明理由；提交其他类案作为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释明等方式予以回应。元阳公司于本案中提交的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1民初881号民事判决并非指导性案例。元阳公司虽认为保全保险费用不是案涉债权实现的合理、必要支出，但该公司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面，信远公司申请诉讼财产保全时选择何种担保方式，以及该选择是否合理、必要，产生的费用是否与债权实现相关等，均应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予以分析、评判。两案所涉合同在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承担问题上的约定并不相同，故就“财产保全责任险”费用的承担问题无法参照、参考。一审法院综合全部案件情况后，以信远公司主张的法律服务费、评估费、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等，均属于因元阳公司违约，信远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必要费用、未超出合理范围，且信远公司已提供实际支出的证明为由，判令元阳公司向信远公司赔偿上述费用，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39号
【裁判摘要】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交货地点应视为约定了合同履行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拓盛兴公司通过传真向卓超公司发送《购销合同》的行为是向卓超公司发出要约，卓超公司根据《购销合同》向拓盛兴公司交付货物的行为是以行为的方式作出承诺。案涉《购销合同》自卓超公司向拓盛兴公司交付货物时依法成立并生效。从《购销合同》看，注明了交货地点是甲方（拓盛兴公司）仓库，《送货单》的送货地址也是拓盛兴公司，因此应认为《购销合同》约定了合同履行地。即使不考虑管辖条款的问题，被告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都是拓盛兴公司所在地，因此虎丘区法院将本案移送宝安区法院管辖，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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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渝05民辖终195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买卖胶印设备引发的纠纷，属买卖合同纠纷。涉案《销售合同》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向起诉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该约定即为向原告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协议管辖的规定，应为有效。香河懋通公司和重庆俊蒲公司按照《销售合同》的约定向各自住所地的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和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起诉，两个法院对各自受理的案件分别具有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不得重复立案；立案后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裁定将案件移送给先立案的人民法院。鉴于，香河懋通公司现在举示的新证据形成锁链，足以证明两个案件均为案涉《销售合同》的履行发生争议，属因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引发的两个诉讼，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受理起诉立案在先，故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后受理的本案应当移送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处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363号
【裁判摘要】一、刘××不是8143号判决的第三人，不具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刘××虽然与苏××是夫妻，但是他对张××诉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不是该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且，8143号民事判决没有认定该笔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也没有判决刘××承担还款责任。执行中虽然查封了刘××与苏××的共同财产，但是并没有裁定执行刘××的个人财产，也就是说案件处理结果与刘××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刘××不是8143号案件的第三人，不具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二、刘××的起诉明显超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七条“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二百零五条以及本解释第三百七十四条、第三百八十四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二十二条、第四百二十三条规定的六个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的一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据此，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期间是不变期间。第三人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6个月内提起撤销之诉。超过该期间的，第三人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行救济，但不能提起撤销之诉。刘××于2019年6月24日提出执行异议时已知道8143号民事判决的内容，至2019年12月30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已经超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期间。三、刘××没有举证证明8143号民事判决错误且损害刘××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了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前提条件，即“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本案一、二审及本院本次审查过程中，刘××均未能举证证明原判错误致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故刘××的起诉不具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前提条件。
摘要2：【注解】债务人所涉借贷案件执行中被法院查封夫妻共同财产，其配偶无权以第三人身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摘要1：【案号】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冀02民终8867号
【裁判】诉争应收账款不存在，缺乏执行异议之诉审查基础，应裁定驳回起诉——本案属于案外人异议之诉，旨在审查案外人对案涉标的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中，关于滦县佳和畜牧有限公司在滦州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处的应收账款，在本案审理之前，滦州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11月23日、11月27日、2019年1月11日已向惠商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支付合计2308426.96元应收账款，并向滦南县人民法院作出说明称“滦县佳和畜牧有限公司在其处的未结奶款已全部转让给了惠商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且因滦县佳和畜牧有限公司单方停止向其交奶原因，已无后续奶款产生”，据此本案所需审查的案涉标的即上诉人惠商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所主张的应收账款已不存在，故本案缺乏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审查基础。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河北省滦南县人民法院（2019）冀0224民初264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惠商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起诉。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京01民辖终153号
【裁判摘要】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财产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以租赁物使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为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租赁机械使用地为北京市延庆区，故本案合同履行地为北京市延庆区。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民辖终28号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本案中，邦汇公司以其与恒波公司签订的《保理融资业务合同》为依据，要求恒波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并依据邦汇公司与刘××、詹××、前海佳浩公司签订的同意为恒波公司提供担保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要求刘××、詹××、前海佳浩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该《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主合同《保理融资业务合同》的担保合同。因此，本案应当根据主合同《保理融资业务合同》确定案件管辖。．．．．．．因此，《保理融资业务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有效，本案据此判定案件管辖。
【裁判摘要２】关于保理商所在地的确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是指执行法人的业务活动、决定和处理组织事务的机构所在地。本案中，虽然邦汇公司注册地在上海市，但在《保理融资业务合同》首部写明：保理商邦汇公司住所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院，并在16.1条进一步确认有效送达地址为“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院A座13层”。同时，根据当事人提交的现场照片，佐以物业公司书面证明、《房屋转租协议书》为证，邦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其总裁办均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院A座13层办公，是执行邦汇公司业务活动、决定和处理邦汇公司组织事务的机构所在地，即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因此，合同条款中的保理商所在地为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院A座13层。故，本案管辖权即属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有管辖权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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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京03民辖终16号
【裁判摘要】保理商向借款人主张还款如按照合同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可以按照保理商为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确定管辖法院——中宏公司系依据蒙××为其出具的《借据》提起的本案诉讼，并请求判令蒙××偿还借款7万元等，故本案属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中宏公司系接收货币一方，根据中宏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中宏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故北京市朝阳区为本案合同履行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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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9津民辖终25号
【裁判摘要】管辖权异议阶段确定双方纠纷的性质应主要根据起诉人的起诉请求、相应的事实理由及基本证据来确定。被上诉人即本案原告瀚溏公司主要提交了打款凭证，并主张所打款项为借款，已经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且上诉人中奥公司现提交的证据亦不能充分证明涉案款项的性质，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本案纠纷为借款合同纠纷，并依此确定本案管辖法院是正确的。因被上诉人瀚溏公司作为原告没有选择向被告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而是选择向合同履行法院起诉，故本案应依据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由于本案当事人没有约定合同履行地，且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因此，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的诉讼请求，认定被上诉人瀚溏公司为接收货币一方，其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瀚溏公司所在地位于天津自贸实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且本案标的额达到我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标准，故原审法院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合同履行地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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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湘01民辖终312号
【裁判摘要】合同约定市级法院未明确是哪个辖区法院，且根据现有证据也不能确定具体地点，该管辖协议约定不明确应属无效——根据被上诉人即原审原告上海盈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交的起诉状所写明的诉求、事实和理由以及提供的证据，本案系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涉案《认购协议》第十二条争议的解决约定为：“如果在接到要求解决争议的书面通知之日起第30日内仍不能通过协商解决争议，任何一方均可向湖南省长沙市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上海盈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为基层法院管辖的民事案件，合同中约定的长沙市当地人民法院，并未明确是长沙市哪个辖区，且根据现有证据也不能确定具体地点，依据管辖协议无法确定管辖法院，故该管辖协议约定不明确，应属无效。按照法定管辖的原则，本院向当事人进行释明，但被上诉人没有选择管辖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及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当事人对合同履行地点没有约定，上海盈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原审被告盈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等，应以接受货币一方上海盈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上海盈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故本案应由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处理。原审裁定不当，应予以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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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浙04民辖终202号
【裁判摘要】涉及以房抵债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属于合同纠纷而不属于物权纠纷，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根据被上诉人的诉请，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房屋买卖纠纷不是物权纠纷，故本案不属于不动产纠纷，不适用专属管辖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约定发生争议由被上诉人住所地法院处理，该约定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属合法有效。被上诉人住所地在原审法院辖区，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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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云民终645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对反诉不予受理裁定进行上诉一案。上诉人在上诉中提出：上诉人主张的房款支付和被上诉人起诉的民间借贷系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是同一支付行为，双方的诉讼请求具有明确的牵连性。因此，应当合并审理。经本院审查，上诉人在一审反诉提出的诉讼请求主要是针对被上诉人支付房款的纠纷，而被上诉人本诉的诉讼请求是针对上诉人的民间借贷纠纷，两者确实是不同的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也不具有因果关系。因此，上诉人的反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一审法院裁定对上诉人的反诉不予受理是正确的，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云南恒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吴××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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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1298号
【裁判摘要1】执行异议之诉审查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执行异议之诉作为与执行异议衔接的后续诉讼程序，是一个独立于执行异议的完整的实体审理程序，其价值取向是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通过实质审查的方式对执行标的权属进行认定，进而作出案外人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判断，以实现对案外人民事权益的实体性执行救济。基于二者的关联性和共通性，在针对执行异议之诉具体审查标准的法律规定或者司法解释出台前，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可参照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的相关规定，对案外人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进行审查认定。《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5条指出，《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符合下列情形的，应当支持商品房消费者的诉讼请求：一是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是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是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人民法院在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时，可参照适用此条款。但是，基于二者审查方式和判断标准的不同，在案外人异议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中关于可以排除强制执行认定标准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也不宜当然认定案外人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而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关于“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规定，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对案外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进行实质审查，并依法作出是否支持案外人诉讼请求的判断。
摘要2：【裁判摘要２】而根据一般生活经验，购房人交易前了解当地商品房限购政策以及案涉房屋查封保全情况并不需要特殊的专业知识或者能力。因此，肖×基于对网站信息的信任且未见案涉房屋的查封公告、封条等，认为其不可能知道案涉房屋已被预查封的情况，且在购房中已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故不存主观故意和过错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鲁02民初1473号
【裁判摘要】原告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是基于胡××、吉×的投资行为，而胡××、吉×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是基于司法拍卖。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依据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于2008年1月4日作出(2007)河民初字第5343号民事判决，申请对涉案房屋强制执行。该院于2008年4月1日立(2008)河执字第722号案予以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养鸡场以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查封的涉案房产归其所有为由向该院提出案外人异议。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养鸡场的异议不成立，于2008年9月15日作出(2008)河执字第722-2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养鸡场的案外人异议，但对于养鸡场不服该裁定如何处理未告知救济程序。养鸡场不服该裁定，向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诉，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2019)鲁13执监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撤销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08)河执字第722-2号民事裁定；二、由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重新作出裁定；三、驳回申诉人养鸡场的其他申诉请求。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针对养鸡场的异议，至今未重新作出裁定，养鸡场的救济程序尚未开始，目前原告的起诉尚不具备起诉条件，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青岛东澳之星商贸有限公司的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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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015号
【裁判摘要】不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其系股权实际权利人不能排除强制执行——韩××主张其系天信源公司80%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即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而本案中韩××并未提交直接证据证明其向宏铭公司实际出资的缴纳记录、公司分红、公司决策投票等与股权核心内容相关的事实，其所提交的与刘××之间签订的《委托协议》、宏铭公司出具的《证明》等材料欠缺证明效力，且并非为直接证据，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因此韩××的主张欠缺事实基础，原审法院认定“案外人韩××无证据证实其对涉案股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益”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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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961号
【裁判摘要】持有公司７０％股东能否以其他股东滥用股东权利造成其损失为由主张赔偿其出资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倪××主张彭××滥用股东权利致其损失应予赔偿，则应举证证明彭××存在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彭××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给倪××造成损失、彭××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与倪岩林××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等事实。．．．．．．倪××以对信合公司财务、资产进行审计能够证实其损失情况等为由向二审法院提出审计申请，实质上属于回避对自身主张应承担的举证义务。在倪××对其自身主张未进行初步举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结合案涉实际，未予准许其对公司内部资料予以调查取证及对公司资产进行审计的申请并无不当。倪××主张彭林秀××应返还其向信合公司的2100万元出资款欠缺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未予支持于法有据。
摘要2：倪某某与彭某某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民终274号
【摘要】二审法院认为：关于倪××主张彭××存在伪造其签名和股东会决议，违法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经理及违法决策等行为，应向其赔偿损失2100万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本案系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是倪××作为信合公司股东直接提起的侵权之诉。倪××不仅需要举证证明彭林秀存在损害其利益的侵权行为，还应当举证证明请求彭××赔偿2100万元的损害事实依据及2100万元损失与彭××损害其利益行为存在因果关系。通过庭审查明，倪××所主张2100万元损失系其向信合公司的出资。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法人存续期间，股东权利与公司财产权相分离。股东出资后,出资财产即脱离了原出资股东而归入公司财产。倪××以彭××侵犯其股东利益为由主张赔偿其2100万元向公司的出资损失，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且其所称的2100万元损失与其主张彭××的侵权行为也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认定倪××未能完成其基本的举证证明责任，未予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解读】倪××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彭××赔偿倪××210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彭××承担。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37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案外人鑫圯公司负有证明其对执行标的天迈公司股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民事权益的法定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一，现有证据无法否认陶×是天迈公司股权的实际持有人。．．．．．．陶×虽然未登记为天迈公司的股东，但其通过王×、陶××代持股权的方式并不改变其对天迈公司的实际控制关系。第二，王×、陶××向鑫圯公司转让股权无法认定。．．．．．．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王×、陶××向鑫圯公司转让股权证据尚不充分，并无不当。第三，刘××不应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加入本案诉讼。．．．．．．因此，本案不能一并处理陶×明与刘××离婚后的财产纠纷，对鑫圯公司申请刘××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的请求本院不予准许。至于陶×离婚时是否隐匿夫妻共同财产，刘××可另行主张权利，在本案中本院不予理涉。
【解读】一审法院(2017)苏执1号之三协助执行通知书认为，冻结陶×(鑫圯公司代持有)所持有的天迈公司100%股权及配股、收益、红利并非没有依据。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准许执行江苏高院(2017)苏执1号案件中陶×持有的(鑫圯公司代持)天迈公司100%股权。案件受理费291800元，由鑫圯公司负担。二审维持原判。
摘要2：【裁判摘要２】执行异议之诉程序不处理被执行人夫妻财产纠纷，被执行人配偶不应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刘××不应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加入本案诉讼。本案系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鑫圯公司因其系工商登记的天迈公司股权持有人申请解除对天迈公司100%股权的冻结，一审法院作出(2017)苏执异38号裁定中止对鑫圯公司持有的天迈公司100%股权的执行，周×认为鑫圯公司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之权利，请求法院继续对该执行标的进行执行的诉讼。故在本案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中，周×应为原告，鑫圯公司应为被告，陶×认为鑫圯公司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应与鑫圯公司列为本案共同被告。从判决方式看，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故执行异议之诉解决的是涉案财产能否被执行，对于涉案财产的归属并不作进一步的认定。因此，本案不能一并处理陶×明与刘××离婚后的财产纠纷，对鑫圯公司申请刘××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的请求本院不予准许。至于陶×离婚时是否隐匿夫妻共同财产，刘××可另行主张权利，在本案中本院不予理涉。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2年第2期（总第306期）第31-33页】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终480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双方发生与合同有关的争议，既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当事人关于仲裁的约定无效。但发生纠纷后，一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未提出异议并实际参加仲裁的，应视为双方就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争议达成了合意。其后双方就同一合同有关争议又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但一方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未在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期间内提出异议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本案明发公司与宝龙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对本合同各条款的执行与解释所引起的争执，合作双方应尽量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争议调节不成，可提交当地仲裁机构仲裁或辖区人民法院诉讼。”2009年11月26日，宝龙公司依据该约定向厦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明发公司收到厦门仲裁委员会受理通知及相关材料，未对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以及仲裁机构提出异议，全程参与仲裁活动，直至2018年10月30日厦门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书。宝龙公司、明发公司的行为符合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案涉合作合同第十二条关于仲裁协议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双方就案涉合作合同产生的纠纷均应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明发公司起诉，并无不当。明发公司关于参加仲裁仅视为其同意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仲裁案件中请求和反请求部分涉及的内容，并不能推定其同意通过仲裁方式解决案涉合作合同项下其他纠纷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浙08民终53号
【裁判摘要１】债务人在破产临界期内向银行债权人偿还借款，银行没有因清偿案涉债务提供新的贷款或授信产生后位新价值，在银行不能举证证明该清偿行为使债务人财产收益的情形下，属于偏颇性个别清偿应予撤销——个别清偿行为构成要件为：1.个别清偿行为是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行为，并且清偿的债务是已经届至清偿期的债务。2.只有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6个月内发生的个别清偿行为才属于可撤销的个别清偿行为。3.个别清偿行为必须在债务人已经出现破产原因后作出。首先，诉争清偿行为是债务人对单个债权人做出的。破产程序区别于一般债务清偿的最主要特点在于前者的目的是通过集体偿债程序公平清偿全体债权人的债权。因此，破产法禁止债务人在具备破产原因的情况下对个别债权人单独清偿。．．．．．．其次，清偿行为是否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的期间内。．．．．．．再次，清偿行为发生时债务人是否已出现破产原因。工行南区支行举证案涉清偿行为系与衢江石油公司的商业惯例，其接受清偿不具备主观恶意。然而，案涉清偿行为并非正常商业活动的支付，既不是对公共事业费用的支付，也不是对存货供应商的定时清偿，工行南区支行更没有因清偿案涉债务提供新的贷款或授信产生后位新价值。而且，工行南区支行未能举证证明衢江石油公司向其清偿本金2200000元及利息12320元的行为使衢江石油公司的财产受益。本案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个别清偿的例外情形。另，《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对于偏颇性清偿行为的规制，都是以债的合法性为前提，而对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恶意或善意）无特别要求。债务人衢江石油公司提交给税务机关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在2015年10月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为-25129604.15元，结合一审法院受理债务人衢江石油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裁定并综合全案及债务人衢江石油公司破产一案有关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清偿行为发生时衢江石油公司具备破产原因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本案纠纷系衢江石油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引起，工行南区支行在衢江石油公司申请破产清算前接受其清偿不存在主观恶意，故案件的一审诉讼费用由衢江石油公司管理人负担。
摘要2：【裁判摘要３】清偿时间为2015年10月21日，破产申请受理日期2016年4月21日，该清偿行为是否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的期间内？——第一，从通常理解，2016年4月21日的前一日，不应当是该21日本数日，而是指2016年4月20日，故无论是2016年4月21日前一月或是前六月，均不包含2016年4月21日本数日。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按照年、月计算期间的，到期月的对应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没有对应日的，月末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该条规定的一般是对未来期间的计算，依据该条规定以2015年10月21日作为时间点推算该日的后六个月，则后六个月的最后一天为2016年4月2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日、月、年计算的期间从次日算起，故该六个月不含2015年10月21日当天。据此进行反推，则2016年4月21日前六个月内，向前推算的时间结点为2015年10月21日，六个月的期间内包含2015年10月21日，不包含2016年4月21日。第三，破产撤销权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撤销债务人在破产程序开始前实施的有损一般债权人利益的财产处分行为，保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现有法律规定对“前六个月内”无明确清晰解释情况下，从目的解释角度，将2015年10月21日纳入六个月可撤销期间，更有益于维护债权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实现破产财产在全体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