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周龙潭申请确认财产保全和执行程序违法一案的答复（2007年1月23日 [2006]确他字第6号）
【摘要】你省盘锦市双台子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周龙潭诉张海军个人合伙纠纷一案的诉讼过程中，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1条的规定履行财产保全措施；在执行程序中，亦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规定》第41条第2款关于向有关管理机关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规定，且在对土地证的丢失、补办及收回中又存在严重的过失行为。又由于被执行人已无财产可供执行，已经给确认申请人造成了损失。因此，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第一种意见，对盘锦市双台子区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应当确认违法。
摘要2：
摘要1：【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案件，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同时根据该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四)项的规定，在符合法定情形时，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10条第(2)项亦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在再审程序中的适用作出规定，人民法院提审或者按照第二审程序再审的案件，在审理中发现原一、二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判的，应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在再审程序中的理解适用，应当与同一条款中第(三)项具有一致性，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中的“原审人民法院”亦应理解为“第一审人民法院”。
【要旨】适用二审程序审理的民事再审案件若裁定发回重审，应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1)民二终字第93号
【裁判要旨】
当事人的追加，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发现有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人民法院通知或依当事人参加诉讼的一种活动。我国现行法律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七条进一步明确“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无理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理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
法院审查追加当事人的申请是否合理，关键在于其所申请追加的当事人是否为案件的必要共同诉讼人。具体到本案中，则需审查首都机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请求追加的被告在本案借款合同纠纷中是否对其负有共同还款义务，能否在同一法律关系中得以解决。在案件未经实体审理前，法院应重点审查形式上的关联性，上诉人提供的材料显示了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符合形式标准，从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的角度出发，应将上海久盛投资有限公司追加为本案被告。卓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吊销营业执照后法人诉讼地位尚存，应先由法人对外承担债务清偿责任，要求股东承担清算责任之诉与本案债务清偿之诉并非同一诉讼标的，故不应将覃俭、曲继发、饶卫平、覃辉四人追加为本案被告。
【裁判规则】
①当事人因借款纠纷起诉公司，被告公司因故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由于借款纠纷不能与公司清算案件合并审理，故原告向法院申请追加公司股东或控制人为被告的，法院应不予支持——借款人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股东或控制人应承担清算责任。因借款人法人资格存在，依法应以自己名义进行诉讼，故贷款人以借款纠纷起诉借款人，并申请追加借款人股东或控制人的，因借款合同纠纷不能与公司清算案件合并审理，依法应裁定驳回贷款人的该项追加申请。
②贷款人以借款合同纠纷起诉借款人后，又以其他主体实际占有该款项为由要求追加共同被告的，在案件未经实体审查前，法院应重点审查形式上的关联性。如起诉人提供的材料显示了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符合形式标准，从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的角度出发，法院应将被要求负有共同还款义务的主体追加为被告。
摘要2：【摘要１】首都机场公司申请追加久盛公司为被告的理由为，其向卓京公司提供的借款系用于上海香樟花园商办楼项目的投资，而该项目又由卓京公司以实物出资的方式向久盛公司出资，该项目现在由久盛公司实际享有财产权益，因此久盛公司与其签订《备忘录》，目的即为偿还本案借款。首都机场公司对久盛公司的上述起诉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立案条件，其陈述的事实与本案债务关系存在一定关联，且首都机场公司为此也提供了初步的证据材料证明，依法应准许其申请追加久盛公司为本案被告。
【摘要２】首都机场公司申请追加饶某某、覃某１、曲某某、覃某２为被告的理由为，卓京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饶某某、覃某１、曲某某、覃某２为卓京公司股东或者控制人，应承担清算责任。因卓京公司法人资格存在，依法应当以自己名义进行诉讼，本案审理的是借款纠纷，不能与公司清算案件合并审理，依法应裁定驳回首都机场公司的该项申请。
摘要1：——是否属于财产案件并非确定案件级别管辖的依据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二终字第125号
【裁判要旨】依《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财产案件和非财产案件的受理费交纳标准不同，是否属于非财产案件系确定案件受理费依据，而非确定案件级别管辖依据。
【裁判摘要】（１）《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的非财产案件系确定案件受理费的依据，而非确定案件级别管辖的依据，与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法院的主要标准诉讼标的额没有必然关系；（２）公司决议效力纠纷请求确认决议无效之决议涉及增资数额2亿元，确认之诉的诉讼标的额应为2亿元，并以此确定级别管辖——关于本案确认之诉的级别管辖问题。一审法院以本案确认之诉是否属于非财产案件为标准确定其级别管辖，法律依据不足。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财产案件和非财产案件的案件受理费交纳标准不同，是否属于非财产案件系确定案件受理费的依据，而非确定案件级别管辖的依据。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级别管辖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应依据案件的影响、案件的性质、案情的复杂程度、诉讼标的金额的大小等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9] 17号）第十条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的规定，应当作为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08] 10号）确定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法院的主要标准是诉讼标的额，根据法发[2008] 10号文件的规定，江苏高院可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本案系公司决议效力纠纷，各方当事人对该决议涉及的增资数额为2亿元并无异议，故本案确认之诉的诉讼标的额为2亿元，华晖公司、宁国公司住所地不在江苏高院辖区，且本案不属于法发[2008] 10号文件规定一般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婚姻、继承、家庭、物业服务、人身损害赔偿、交通事故、劳动争议等案件以及群体性纠纷案件。故本案的确认之诉部分应由江苏高院作为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审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1)民二终字第30号
【裁判要旨】生效判决书的认定在其他案件中具有司法确认的证据效力——另案生效判决虽非确权之诉，所确认的事项没有既判力和执行力，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第4款之规定，上述生效判决作出的相关认定，无需当事人再行举证、质证，即有在另案中作出司法确认的证据效力，从而对本案事实认定及处理结果将产生根本性影响。
【裁判规则】债权人发出并经债务人确认的《企业询证函》，在有其他证据佐证，形成有效证据链条的情况下，可作为认定债权债务实际存在的证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1999）经终字第72号
【裁判要旨】二审法院在管辖权异议的二审程序中可以审查一审法院的受理是否正确，并能直接裁定驳回原审原告对不适格被告的起诉。
【裁判摘要】甘肃地毯公司对河北畜产公司和河北地毯公司（以下简称两河北公司）的起诉是依据其与德国公司签订的购销甘肃羊毛地毯合同和德国公司负责人王守明出具的还款计划书，该购销合同和还款计划书与两河北公司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甘肃地毯公司在本院审理期间提出了德国公司是两河北公司的分支机构、两河北公司是德国公司的主管单位的主张，但不能提供相关证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在甘肃地毯公司没有具体的事实和理由的情况下，受理了其针对两河北公司的起诉，并以甘肃地毯公司与德国公司购销地毯合同的签订地是兰州为由驳回了两河北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起诉与受理的有关规定，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之规定，本院裁定如下：一、撤销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甘法经初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二、驳回甘肃省地毯进出口公司对河北省畜产进出口公司、河北省地毯进出口公司的起诉。
摘要2：无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湛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重庆钢铁公司湛江工贸联合（集团）公司与湛江市日用杂品供应公司购销合同纠纷一案指定管辖的通知（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６日 法经（１９９４）１７２号）
【摘要】湛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重庆钢铁公司湛江工贸联合（集团）公司（下称联合公司）与湛江市日用杂品供应公司（下称供应公司）签订的９２４０７３号购销合同，双方当事人虽然明确约定了交货地点，但是，供应公司给付定金后，联合公司未能履行交货义务。由于双方住所地均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１８条的规定，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作为被告住所地对本案有管辖权。霞山区人民法院在两地法院之间的管辖权争议未解决前，进行实体审理，并作出缺席判决是不妥当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指定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钦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应将有关材料移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鉴于霞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民事判决时，因两地法院发生管辖权争议，可能影响有关当事人及时行使上诉权利。因此，霞山区人民法院应在收到本通知后书面通知当事人，如不服霞山区人民法院判决，在接到通知的次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上诉。如当事人提起上诉，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中应认真审查，依法公正审理。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济南电工设备总公司诉山西省机械设备成套局购销汽轮发电机组合同纠纷案指定管辖的函（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８日 法经＜１９９３＞２１７号）
【摘要】
１９８８年７月２０日，中国济南电工设备总公司（下称济南公司）与苏州锅炉自动仪表厂（下称仪表厂）签订了一份编号为８８－７０２号的购销汽轮发电机组合同。合同规定由济南公司供给仪表厂汽轮发电机组一套，“质量按汽机出厂标准，试供运行７２小时后交付需方验收使用”，“运杂费由需方负担”。１９８８年７月２５日，仪表厂与山西省机械设备成套局（下称成套局）签订了一份协议，仪表厂将其与济南公司在８８－７０２号合同中规定的权利义务转让给成套局，成套局取代了８８－７０２号合同中的需方地位。对此，济南公司予以认可。１９９０年５月和９月，济南公司先后两次按成套局提供的到货地点和收货单位将汽轮发电机组从洛阳发走，铁路货票上记载的托运人是洛阳发电设备厂，收货人为山西省祁县明星硅铁厂发电部。之后，成套局以济南公司供给的汽轮发电机组缺少“转子”等零部件，致使机组无法成套安装运行为由，拒付剩余货款并与济南公司交涉，双方发生纠纷。济南公司以成套局为被告，诉诸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１９９２年７月７日立案。成套局以济南公司为被告于１９９３年６月３日诉诸山西省晋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由于本案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约定交货地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１９条之规定，应当以交货方式确定合同履行地。本案合同约定“运杂费由需方负担”，实际履行时是由洛阳发电设备厂从洛阳车站发运汽轮发电机组，属于代办托运方式，洛阳为合同履行地。因此，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合同中约定的“质量按汽机出厂标准，试供运行７２小时后交付需方验收使用”，不构成对交货地点的特殊约定，因此，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法（经）复＜１９９０＞１１号批复的规定，晋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不能据此行使对本案的管辖权。鉴于河南、山西两省法院为本案管辖权问题发生争议，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实体判决并送达后，当事人未行使上诉权，因此，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应再次给予当事人行使上诉权的机会，并书面告知当事人新的上诉期限的起算时间。如果当事人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注意从实体上认真审查，依法公正处理。
摘要2：
摘要1：【要旨】拖欠电话费纠纷按租赁合同纠纷定性并确定管辖。
【摘要】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２４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的住所地虽然在北京市西城区，但由于被告拖欠的费用中含有租赁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２１条的规定，“财产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以租赁物使用地为合同履行地。”原告是有权向租赁物使用地的法院起诉被告的。移动电话机的所有权属被告所有，但其在使用时，必须租赁原告管理的通讯设备，才能达到通话目的。从事实上看，以前被告按时向原告交纳月租费，也是对租赁合同的认可。原告的通讯设备，恰恰位于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辖区内。我们还应看到，原告在卖出手机后，对用户提供服务，收取两项费用，其职责也是对用户的手机进行确认和对用户租用其通讯设备的服务。由此可见，本案既可以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向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起诉，两地法院对此案均有管辖权。对此，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原告有选择其中一地法院起诉的权利。
摘要2：无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肥晓峰摩托车有限责任公司诉浙江黄岩模具六厂、许守德加工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指定管辖的通知（2001年3月2日 [2001]民立他字第8号）
【摘要】本案加工承揽合同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为晓峰公司和模具厂，许守德既不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亦未以保证人身份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其单方向晓峰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的保函，未经模具厂事先同意或事后认可，不能与模具厂处于共同被告的诉讼地位。原告将许守德列为本案共同被告有规避法律争夺管辖之嫌。本案被告模具厂所在地和加工行为地均在浙江省台州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条规定，合肥市及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于法无据，本案应由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要旨】将不具备诉讼地位的人列为共同被告以规避法律争夺管辖的处理。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领取营业执照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是否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的复函（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２日 法函〔１９９７〕９８号）
【摘要】证券公司营业部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授权的分支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的有关规定批准设立，专营证券交易等业务的机构。其领有《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具有一定的运营资金和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开展证券交易等业务的行为能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４０条第（５）项之规定，证券公司营业部可以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
摘要2：
摘要1：【要旨】原告增加请求应该得到支持。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意见》)第156条之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终结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该规定明确了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是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终结前，现原告在法庭辩论前提出增加诉讼请求，符合上述规定，故应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383号
【裁判要旨】第三人撤销之诉在立案阶段不必达到足以证明被请求撤销的裁判文书确有错误的高度。
【裁判摘要】最高法院认为：在高某某1与张某的离婚诉讼中，二人通过广东高院（2013）粤高法民一提字第32号民事调解书将本案所涉登记在高某某1名下的房产处分给了其子高某某2。高某某3认为，该房产是由高某某3出资、以高某某1名义购买的回迁安置房，高某某3与高某某1之间存在购房指标转让关系，且高某某3出资装修房屋并一直占有使用，高某某3是该房产的所有权人。因此，就高某某1与张某琪离婚案件即（2013）粤高法民一提字第32号案而言，高某某3应被认定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高某某3并非（2013）粤高法民一提字第32号民事调解书的当事人，且其对此并无过错，即存在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而未参加诉讼的情形。同时，高某某3在提起本案诉讼时提交了经济适用房买卖合同、购房款付款凭证及收款收据、物业费发票、借款合同、高某某1出具的承诺书等证据材料。在立案阶段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要求，虽然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较普通民事案件而言要求高，但并不要求达到足以证明被请求撤销的裁判文书确有错误的高度。高某某3在起诉时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初步证明（2013）粤高法民一提字第32号民事调解书部分内容错误，并损害了其民事权益，因此，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百九十二条关于提交证据材料的规定。此外，高某某3自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民事调解书的法院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因此，高某某3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广东高院应予受理。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级人民法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对没有严重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当事人采取的强制措施能否纠正问题的批复（１９８６年４月２日 法（研）复[1986]14号）
【摘要】关于上级人民法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对没有严重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当事人采取的拘留强制措施，能否纠正和纠正的方法问题，经研究认为：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关于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监督的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如果发现下级人民法院采取拘留强制措施不当时，应及时予以纠正。纠正的方法，可以口头或者书面通知下级人民法院纠正，也可以使用决定书，撤销下级人民法院的拘留决定，解除强制措施。
摘要2：【备注】已被《最高人民法院予以废止的2000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目录（第五批）》废止（原因：已被1992年7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法发［1992］2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代替）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法发[1996]28号司法解释问题的批复（1998年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60次会议通过 1998年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告公布 自1998年2月19日起施行 法释[1998]3号）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法发[1996]28号)，是一项关于人民法院案件管辖问题的程序性规定。不论购销合同是在该规定生效前签订的还是生效后签订的，凡在该规定生效后起诉到人民法院的购销合同纠纷案件，均应适用该规定，而不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的规定。
摘要2：【备注】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第十三批）的决定》废止（废止原因：依据已失效，不再适用）
摘要1：【案号】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周民终字第250号
【裁判摘要】根据建设部颁布的建设项目管理规范，项目经理部是由项目经理在企业的支持下组建并领导进行项目管理的组织机构，在项目竣工验收、审计完成后解体。本案中，扶项高速项目部是根据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规定成立的，属合法成立的组织，而且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在银行开设有账户，负责工程款的结算和支付，具有一定的财产，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这一其他组织的条件，具备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但由于扶项高速项目部不是独立的法人组织，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在工程项目建设中，它是代表河南路桥公司进行工程项目建设，因此其所从事的民事行为应由河南路桥公司承担。因此扶项高速项目部关于其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扶项高速项目部与河南路桥公司共同承担民事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晋商终字第59号
【裁判摘要】本案兆丰公司与泰兴公司签订《压覆资源补偿协议》，以确保其电解铝分公司一期技改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不因地表沉降遭受损失，双方在《压覆资源补偿协议》约定了违约责任。兆丰公司电解铝分公司一期技改项目竣工后，在南车间北侧发现车间墙体出现大规模的裂缝现象，呈现下沉态势，特别是62-84轴之间出现基础沉降，墙体出现较大裂缝等。依据山西家豪鉴定中心的结论：兆丰公司电解铝分公司厂房车间地下有15某煤采空区，采空区造成兆丰公司地表和厂房的沉降。兆丰公司即可以依据《压覆资源补偿协议》向泰兴公司主张违约责任，也可以依据《侵权法》的相关规定向泰兴公司主张侵权责任，当事人在一案中不能同时选择两个请求权，只能选择一个请求权提起诉讼，但可以在选择的请求权被驳回后，行使另一项请求权。但只要当事人有一项请求权得以实现，另一项请求权即归于消灭。本案中采空区形成的时间是认定泰兴公司及其他被告构成违约责任的基本事实，司法鉴定结论认为采空区应为2008年6月之后形成，即签订《压覆资源补偿协议》之后，兆丰公司的诉讼主张是签订《压覆资源补偿协议》之前就存在采空区，但其提供的证据及庭审陈述，均无法支持其主张。一审中兆丰公司选择以违约责任主张权利，就本案的事实而言，以侵权法律关系更有利于公平合理解决各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楚，适用法律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阳商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山西兆丰铝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起诉。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提字第42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二审生效裁定以金马股份公司不应列为本案被告为由，驳回原告环保公司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规定：“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上述条文说明，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的裁定都应适用于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件。本案应否驳回原告环保公司起诉，应审查案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此条规定为原告起诉的条件，从法院立案工作角度而言，也是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条件。民事诉讼法对受理条件的规定首先要求原告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此为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也称为原告的“适格性”，即适格原告应当是争议的法律关系的主体。但民事诉讼法对于被告的主体资格问题规定与之不同，仅要求起诉时“有明确的被告”，即原告能够提供被告住所地或住址、联系方式等信息，证明被告真实存在。至于被告是否为争议的法律关系主体、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并非人民法院审查受理时应当解决的问题。简言之，被告不存在是否“适格”的问题，仅存在是否“明确”的问题。人民法院不应以被告不是争议的法律关系中的义务主体或责任主体为由，裁定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起诉。只要原告提出了明确的被告，且符合其它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并进入实体审理程序，以判决形式对双方权利义务和民事责任做出裁判。如果人民法院经过依法审理，最终确认被告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可以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二审法院以金马股份公司不应当对环保公司主张的国债资金承担清偿责任为由，驳回环保公司的起诉，在程序适用上确有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裁判文书的效力分为对人效力和对事效力。对人方面，裁判文书应当只约束参加诉讼的原、被告和第三人等诉讼主体，对于没有参加到诉讼中的民事主体，裁判文书不应当对其权利义务作出认定。如果人民法院审理中认为其他民事主体与案件具有利害关系或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可在释明后，追加为案件当事人。对事方面，裁判文书只解决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法律关系，案件的审理应围绕诉讼标的进行，审理对象应限于原告起诉及被告答辩的内容，对于原告没有提起的诉请，法院不得自行予以认定。对于没有参加到诉讼中来的民事主体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间的法律关系，也不属于裁判文书应当界定的对象。．．．．．．关于案外人金马集团的权利保护问题。从诉讼权利角度而言，金马集团并非原审案件的当事人，二审生效裁定判项中也并未实际确定或处分金马集团的权利或利益。一般情况下，金马集团在原审审理中并不享有或承担出庭、举证和质证等诉讼权利及义务。但二审生效裁定裁决理由部分认定“被兼并的朝阳微电机厂的债务应由兼并企业金马集团承担”，二审法院在没有通知或追加金马集团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对金马集团的民事责任做出认定，且该认定在另案中被引用作为金马集团应承担朝阳微电机厂债务的理由之一，金马集团的利益受到了实质性的影响，却没有获得出庭应诉、发表意见和举证质证的诉讼权利，其诉讼权利没有得到实现。原审法院在没有听取金马集团陈述答辩意见、组织其参加质证的情况下认定的事实，难以保证其真实性与可靠性。从实体权利角度而言，民事裁定中不应对实体权利作出认定。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对裁定的适用范围规定了十一种情形，均为对受理、管辖等诉讼程序性问题进行的处理。民事裁定书中不应对实体权利义务等问题作出认定。二审法院以裁定书的形式认定金马集团对国债资金的偿还义务也有不当。二审裁定认定被兼并的朝阳微电机厂的债务应由兼并企业金马集团承担，金马股份公司作为各股东投资新设立的目标公司对该债务不承担清偿责任，不仅仅属于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已经涉及到对案件实体问题的审理。民事裁定书仅适用于程序性事项，原审在对民事责任承担等实体问题做出认定后，又以裁定形式驳回起诉，确有不当。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委托其他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有关问题的答复（[2011]行他字第93号）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法官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等规定，人民法院是否准许其他公民作为诉讼代理人，应当考虑该公民的行为能力、是否存在法定的回避情形、是否可能损害被代理人利益以及是否可能妨碍诉讼活动等因素，不能简单以其曾受过刑事处罚或不具有相关法律知识为由否定其代理资格。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其他公民不宜作诉讼代理人的，应当做出书面或口头决定，并告知理由。口头决定的，应记录在案。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苏执监555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0条“被执行人在人民法院决定暂缓执行的期限届满后仍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担保财产，或者裁定执行担保人的财产，但执行担保人的财产以担保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为限”的规定，执行担保依法具有强制执行力，执行法院执行担保人的财产应以担保人承诺履行的债务数额为限。2.崔某某于2011年4月19日为本案申请执行人成志公司与被执行人旺旺达公司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所作担保不属于执行担保，系为执行和解协议所作担保。从崔某某于当日出具的担保承诺书内容看，崔某某系为成志公司与旺旺达公司达成的还款计划提供担保，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担保，担保人享有抗辩权，故该担保不属于执行担保。虽然2011年4月19日崔某某为上述执行和解协议担保，迟于2010年11月执行担保作出的时间，但不能够推翻崔某某已经向阜宁法院作出的执行担保，崔某某仍应在原执行担保的48.5万元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执行法院据此依法有权直接执行担保人崔某某的财产。．．．．．．3.执行和解协议不同于执行依据，其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崔某某2011年4月19日为执行和解协议所作担保系为截至2011年5月底前发生的应付款项进行担保，阜宁法院（2009）阜执字第1727-8号执行裁定裁定崔某某对2015年4月1日（裁定作出之日）所发生的全部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阜宁法院(2015)阜执异字第00027号执行裁定、盐城中院（2016）苏09执复52号执行裁定认定崔某某担保的范围是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的执行依据所确定的义务，是对旺旺达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整个案件标的提供担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复字第15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诉讼程序中第三人未对法院作出的保全被执行人对其享有的到期债权裁定提起复议，执行法院在执行阶段是否还应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告知其异议权利，以及能否在未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的情况下迳行裁定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分析如下：
一、关于诉讼程序中第三人未对法院作出的保全被执行人对其享有的到期债权裁定提起复议，执行法院在执行阶段是否还应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告知其异议权利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5条规定：“债务人的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但对第三人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债权人的申请裁定该第三人不得对本案债务人清偿。该第三人要求偿付的，由人民法院提存财物或价款。”根据该条法律规定，诉讼中人民法院可以作出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对被执行人在第三人处的到期债权采取保全措施，冻结到期债权的实质是冻结抽象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不是直接冻结第三人所拥有或支配的财产，该冻结对第三人没有实质财产的损害。对第三人到期债权的保全裁定只是要求第三人对债务人在第三人处的到期债权不得清偿，如果第三人未向被告清偿即履行了保全裁定确定的义务，第三人此时的法律地位是协助执行人，只要其未支付财产，即视为履行了义务，就不应承担责任。这种协助执行义务，实际上是一种消极的不作为义务，因在此阶段第三人的财产并不会被真实处分，故第三人可能不会提出复议，但其不提出复议并不表明其认可到期债权的真实存在，更不表明其在案件转入执行阶段后，会认可执行法院对到期债权的执行，更不意味着执行法院可以剥夺其在执行阶段的法定程序权利。
进入执行程序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1条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以下简称履行通知）。履行通知必须直接送达第三人。履行通知应当包含下列内容：（１）第三人直接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其对被执行人所负的债务，不得向被执行人清偿；（２）第三人应当在收到履行通知后的十五日内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３）第三人对履行到期债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履行通知后的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出；（４）第三人违背上
摘要2：（续）述义务的法律后果。”上述法律规定是强制性规定，且无除外情形，执行法院应当遵守上述法律规定开展执行活动，采取执行措施。从第三人的角度看，在执行程序中提出执行异议是法定权利也是可期待权利。执行法院不能因第三人在诉讼阶段对保全到期债权未提起复议，就推断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到期债权真实成立。河北高院向同为公司发出的是协助执行通知书而不是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在协助执行通知书内亦未赋予该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的权利，实际上就是变相剥夺了第三人的异议权利。上述行为明显程序违法，应予纠正。
二、关于执行法院能否在未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的情况下即迳行裁定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的问题。所谓到期债权，一是有确定的债权，二是债权已经到期。在司法实践中，对被执行人在第三人处的到期债权采取执行措施时，并不能确定该债权真实存在，也不能确定该债权已到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3条明确规定了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间内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对提出的异议不进行审查。故人民法院在执行第三人到期债权的过程中，对于未经实体审判并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执行机构不应当对被执行人与第三人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实体判断，如果第三人提出异议，即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河北高院在执行程序中剥夺第三人的异议权利，直接裁定由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实际上就是以执行程序代替审判程序，在执行阶段对债权是否真实存在、债权是否到期以及债权数额多少进行了实体审查，剥夺了当事人合法的诉讼权利，明显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应予纠正。本案中，申请执行人若认为被执行人对同为公司享有到期债权，或者被执行人存在规避执行行为，完全可以通过诉讼程序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解读】代位保全次债务人未异议，不能以此推定其认可债务真实性。
摘要1：——撤销票据除权判决的条件与事由
【案号】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保民终字第82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关于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3）滨功民催字第3号除权判决能否予以撤销问题。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本案诉争的承兑汇票，是富士达公司于2012年12月27日交予案外人长兴公司业务员王××，用于支付富士达公司欠付天能公司的货款的，票据本身并未遗失或灭失，不符合申请公示催告的情形，而富士达公司却隐瞒事实，于2013年1月16日以票据丢失为由，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其行为违反了民事诉讼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按票据纠纷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津港公司在汇票到期后，向付款人提示付款被拒绝后，知道富士达公司已对涉案汇票申请公示催告并取得除权判决后，即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除权判决，确认票据所有权的归属，表明津港公司在知道除权判决后即及时行使了权利，并不存在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形，原审法院确认津港公司未在公示催告期间申报权利，具有正当性，并支持津港公司要求撤销（2013）滨功民催字第3号除权判决，确认津港公司为诉争承兑汇票合法持有人的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