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公司违规为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无效
【裁判要旨】公司实际出资人向第三人借款，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经股东会决议加盖公司印章为实际出资人的借款提供担保，属于越权担保；因法律已规定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必须经股东会决议，故第三人理应知晓并遵守该规定；第三人没有审查公司章程、没有要求提供股东会决议，未尽审慎注意义务，不构成对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行为的善意，不属于受法律所保护的善意相对人。第三人要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不予支持。
【案号】一审：（2018）苏0281民初14453号；二审：（2019）苏02民终297号
摘要2：
摘要1：解读：公司越权担保时债权人未审查公司决议不构成善意。
摘要2：【解析１】（１）对公司担保决议的形式要件审查，不限于审查公司是否提交了股东或董事签署的公司担保决议（无异于不审查）；（２）相对人应进一步与公司章程比对决议上签章的股东的一致性（但并不审查签章的真实性）、计算签章股东所持表决权是否达到《公司法》或公司章程所定最低比例（董事会作出决议时无此要求）。
【解析２】“合理审查”应当从两个方面理解：（１）相对人所负有的审查义务的标准为形式审查，并不对担保决议中签章的真实性、程序是否合法等内容作出实质性审查；（２）相对人应当区分关联担保与非关联担保，依据《公司法》第１６条及公司章程的指引对公司担保决议进行审查，判断法定代表人是否具有对外担保的权限。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603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单纯要求上市公司在保证合同中声明或保证其已履行完内部决议程序的，不构成债权人善意履行的注意义务——公司章程中并未授权法定代表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决定权，亿阳信通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曲飞在《保证合同》上加盖名章、决定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行为，超越了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权限。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对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权限的规定，案涉《保证合同》的相对人柳河农商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亿阳信通公司在拟决定签订该《保证合同》时应当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权限行事。据此，柳河农商行在受让债权时，应当合理审慎地审查亿阳信通公司的章程及有关决议或者决定文件。一审中，柳河农商行起诉主张亿阳信通公司为案涉借款签订的《保证合同》合法有效、《保证合同》中载明亿阳信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已经经过亿阳信通公司股东会决议。但是，柳河农商行并未提供审查亿阳信通公司股东会决议材料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鉴于柳河农商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亿阳信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决定签订《保证合同》超越权限，该《保证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148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647号
【摘要】虽然《保证合同》中载明亿阳信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已经经过亿阳信通公司股东会决议，但是柳河农商行并未提供其审查过亿阳信通公司股东会决议材料的证据。据此，原判决认定《保证合同》无效，并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633号
【裁判摘要】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问题，《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该规定在公司对外担保事项上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了法定限制，因此在判断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该规定越权签订担保合同是否对公司有效时，还应考察该行为是否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表见代表，相对人是否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是否为善意。具体到本案，谢某某在代表圣帝隆房地产公司向敬业担保公司出具《反担保保证书》时未提供《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圣帝隆房地产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等相关文件，而敬业担保公司作为专门从事担保业务的专业机构，本应对谢某某是否越权尽到更为谨慎的审查义务，但其并未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因此不构成善意。与此相应，谢某某越权出具《反担保保证书》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表，该保证书对圣帝隆房地产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故二审判决关于敬业担保公司未尽到审查义务、圣帝隆房地产公司不应对谢某某的越权担保行为承担保证责任的认定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７条第３款仅规定了相对人对公司决议审查的善意标准，未涉及公司章程。（２）债权人未审查公司章程不能认定为非善意相对人，除非公司证明债权人明知公司章程内容。
摘要2：【解析１】（１）对公司担保决议的形式要件审查，不限于审查公司是否提交了股东或董事签署的公司担保决议（无异于不审查）；（２）相对人应进一步与公司章程比对决议上签章的股东的一致性（但并不审查签章的真实性）、计算签章股东所持表决权是否达到《公司法》或公司章程所定最低比例（董事会作出决议时无此要求）。
【解析２】“合理审查”应当从两个方面理解：（１）相对人所负有的审查义务的标准为形式审查，并不对担保决议中签章的真实性、程序是否合法等内容作出实质性审查；（２）相对人应当区分关联担保与非关联担保，依据《公司法》第１６条及公司章程的指引对公司担保决议进行审查，判断法定代表人是否具有对外担保的权限。
摘要1：【摘要１】综合整治指挥部是城市管理局内设协调机构，不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城市管理局应为适格被告——因综合整治指挥部是城市管理局的内设协调机构，且2002年8月21日晚暂扣原告陈×物品行为是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实施的，该局是依法成立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行政组织，故本案中城市管理局应作为适格的被告，暂扣陈×物品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城市管理局承担。故综合整治指挥部不具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区人民政府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无直接的法律关系，也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摘要２】上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视为申请撤诉，并且应当负担对方当事人因诉讼而支付的直接、合理的费用——城市管理局在一审被判决败诉后，虽然提起上诉，却怠于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未向法院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也未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在接到第一次开庭传票后，既未申请延期开庭也未提供任何材料且拒不到庭，后也未按要求提供有关不能到庭的正当理由的说明；第二次接到开庭传票后，仍然拒不到庭且不说明任何理由，应视为申请撤诉。由于城市管理局不正当地行使了自己的诉讼权利，实际上加重了被上诉人陈某的负担，基于公平原则，城市管理局应当负担陈某因此次诉讼而支付的直接的、合理的费用，即二审期间的委托代理费用及诉讼参与人两次往返必需的交通费用共计人民币1570元。
摘要2：
摘要1：【判决书字号】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07）行字第74号
【裁判摘要】参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由申请人负责。本案中，远兴商贸公司于2006年5月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提交的文件齐全，符合《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上述规定，房山工商分局已尽到形式上的审查义务，但鉴于刘某某已于2002年5月29日去世，其在签署日期为2006年5月3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名显系伪造。在此情况下，房山工商分局依据并非刘某某本人签名的股权转让协议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虽无主观过错，但缺乏事实依据（判决撤销登记）。
摘要2：——行政机关作出股权变更登记的事实根据缺失的，应当撤销该股权变更登记
【要旨】公司通过提交虚假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的手段骗取股权变更登记，违背了有关公司登记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变更登记即使形式上合法，实质上也是不合法的。因其所依据的事实虚假，符合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的法定情形，法院应当判决撤销该股权变更登记。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民终274号
【裁判摘要】该章程已在巨潮资讯网上备案公示，并可当庭查询。故而对瀚辉公司而言，随时可以查询并知晓慧金公司章程对担保所作限制性规定。瀚辉公司既然主张其系善意相对方，则其应对自己尽到了审查义务进行举证，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鉴于慧金公司是一家上市的公众公司，系争担保超越法定代表人权限，且瀚辉公司对此应当知晓，并非善意相对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最终认定系争担保无效，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77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178号
【裁判摘要】永华公司系一人公司，虽然其股权结构具有特殊性，但目前我国法律并未禁止一人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由于一人公司只有一名股东，在对外提供担保时，无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召开股东会进行决议，因此，永华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认定应以其担保行为是否得到股东英德邦公司同意而定。本案中，《担保函》出具之时，迟某某担任永华公司和英德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实际控制两家公司，本案并无证据证明英德邦公司的另一名时任股东吴某反对永华公司提供担保，故永华公司出具《担保函》为英德邦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应视为征得其唯一股东英德邦公司的同意，永华公司担保行为合法有效，应受《担保函》约束，其依法应承担担保责任。二审法院认定永华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87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对公司对外担保的法定限制，应为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债权人知晓并遵守，未经决议程序对外提供公司担保的，属于越权行为；债权人接受公司担保时对公司章程及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未尽到形式审查义务的，不属善意相对人；若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未予追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该担保行为无效。本案中，按照2017年11月20日《差额补足承诺函》出具时捷尔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对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作出决定，应事先征得董事会一致同意，否则决定无效。捷尔公司、工行九龙坡支行均认可《差额补足承诺函》系保证担保，工行九龙坡支行既未提交证据证明《差额补足承诺函》的出具得到捷尔公司董事会的一致同意，亦未有充分证据证明捷尔公司出具《差额补足承诺函》时直接或间接控制韵恒公司，或征得捷尔公司唯一股东西藏华慈公司的同意，或者捷尔公司与韵恒公司之间存在相互担保等商业合作关系，其关于捷尔公司系一人公司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差额补足承诺函》合法有效，应由捷尔公司对韵恒公司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能成立。捷尔公司关于《差额补足承诺函》无效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14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56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该规定就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了限制，因此，在判断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该规定越权签订担保合同是否对公司有效时，还应考察其行为是否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表见代表，即相对人是否为善意，是否尽到了合理的审慎义务。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048号
【裁判摘要】本案300万元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为泽苑公司，泽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某某亦是中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泽公司又是本案《保证合同》订立时瘦西湖酒店的股东，由此，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借款主体及担保主体均发生在关联主体之间，有事实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股东会大会决议。本案中，徐某某在签订《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时，未要求许某提供瘦西湖酒店同意为借款担保的股东会决议，未尽到谨慎审查义务，原审判决认定徐有赞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案涉担保对瘦西湖酒店不生效，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267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彭某某作为鹏跃公司法定代表人，向中行宣威支行提供了鹏跃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公司股东身份证、公司股东签字及公司公章印文样本、登记于公司名下的房地产权属证书。本院认为，中行宣威支行尽到了审慎的审查义务，属于善意相对人。第一，鹏跃公司虽然不是专门提供担保业务的机构，但是法律并不禁止公司以自有资产对外提供担保。鹏跃公司主张提供担保超出其经营范围，缺乏法律依据。第二，鹏跃公司股东会决议上四位股东的签字，肉眼无法确认是同一人笔迹，且股东会决议上加盖的鹏跃公司印章，经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确认，与彭庆跃提供的公司公章印文样本一致。鹏跃公司主张该股东会决议明显虚假，缺乏事实依据。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该股东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股东会就该事项的表决，且该事项要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由于饲料公司并非鹏跃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彭庆跃在鹏跃公司股东会为饲料公司提供担保事宜中的表决权并不在上述法条明确禁止之列。即使因彭某某同时担任两公司法定代表人而排除他在案涉担保事宜上的表决权，其他投赞成票股东所持表决权亦超过了参会股东表决权的半数。鹏跃公司以彭某某参加表决违反法律规定为由主张股东会决议无效，不能成立。第四，案涉抵押物登记在鹏跃公司名下，中行宣威支行有理由相信鹏跃公司有权对其名下的房地产设定抵押。鹏跃公司主张其不是抵押物的真实权利人，不影响案涉抵押权的效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617号
【裁判摘要】关联担保中债权人应审查股东会决议上同意担保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之和是否过半数——就本案来看，该股东会决议有神龙亚飞公司的签章和神龙亚飞公司法定代表人崔某某与股东崔某的签字，因崔某某同时担任神龙亚飞公司、神迪公司和山西神龙亚飞汽车连锁店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其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的行为可以推知神迪公司已经知晓为神龙亚飞公司提供担保事宜。且除神龙亚飞公司外，持有29%股权的股东崔某也已经签字同意，不存在损害小股东利益的问题。因此，神龙亚飞公司主张担保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非关联担保中相对人对公司章程规定的决议机关没有审查义务。（２）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但公司能够证明债权人明知公司章程对决议机关有明确规定的除外。
摘要2：【注解１】（１）《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７条第３款确定了善意相对人的“合理审”义务，未简单沿袭《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关于相对人仅负形式审查义务的规定，形式审查与合理审理标准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应否审查章程；（２）因此，非关联担保中相对人对公司章程规定的决议机关有“合理审查”义务。
【注解２】章程规定由股东（大）会决议而实际上出具董事会决议，相对人对章程规定是否负有审查义务？——（１）相对人负有合理审查义务，包括对章程审查义务（形式审查与合理审查标准的区别在于应否审查章程）；（２）章程明确规定对外担保需要由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下，法定代表人仅提供董事会决议，不能认定相对人为善意相对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114号
【裁判摘要】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签订的担保合同，相对人是否对公司担保决议尽到形式审查义务，其法律后果是担保合同的效果是否归属于公司而不是担保合同是否有效——案涉担保系诺奇公司为其股东丁某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和诺奇公司章程之规定，该担保事项应经诺奇公司股东会决议，且丁某应当回避表决。而在本案中，既没有证据证明诺奇公司的其他股东就案涉担保事宜以会议的方式作出决议，也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案涉担保得到了诺奇公司其他股东多数表决权的同意。故原审法院关于案涉担保系越权担保的认定，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因案涉越权担保行为系违反法律关于代表权限的强制规定，在陈某某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有理由相信该担保系诺奇公司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担保合同的效果并不归属于诺奇公司。申请人陈某某关于其系善意相对人、案涉担保不损害诺奇公司及其债权人利益的申请理由，并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越权代表行为是否有效的法律后果，是效果是否归属于诺奇公司，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范范围。申请人陈某某关于诺奇公司应当对无效担保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申请理由，对法律的理解并不正确，本院不予支持。在案涉担保合同的效果不归属于诺奇公司的情况下，对案涉保证的保证期间的讨论即无必要，故本院对申请人陈某某关于案涉保证合同并未超过保证期间的申请理由，不再予以理涉。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892号
【裁判摘要】根据上述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王某某作为浙商公司总经理，对于涉案《担保函》及《关于的补充约定》中中通公司印章系伪造、提供担保并非中通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是十分清楚的。而且《担保函》、《关于的补充约定》、《合同展期协议》等主要涉案材料均是按照王某某的意志所形成，王某某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其行为目的难谓善意。因此，在浙商公司总经理王某某明知李某某无权代表中通公司提供担保，甚至王某某主导设计中通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浙商公司不属于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中的善意相对人，李某某的越权担保行为对中通公司而言不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163号
摘要1：解读：相对人非善意的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合同尽管对公司不发生效力，但公司对非善意相对人未必完全免责，而是参照适用担保合同无效法律后果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但上市公司除外）。
摘要2：【解析】（１）相对人非善意的公司越权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非担保合同无效）；（２）担保合同不对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公司参照适用担保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上市公司除外）。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995号
【裁判摘要】公司对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行为的追认也可以在诉讼中不提出异议而默示认可——本案讼争发生后，鑫盛源公司对其法定代表人付某某在《担保合同》上签名捺印并加盖鑫盛源公司印章的事实没有提出异议，且一审判令鑫盛源公司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鑫盛源公司没有上诉，故应视为鑫盛源公司自认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邓某某明知或应当知晓付某某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即以公司为其自身债务提供担保，不应再主张某某的行为可得构成表见代理。鑫盛源公司自认承担担保责任，是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好思嘉公司抗辩担保未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而不应承担担保责任，邓某某确又对此明知或应当知晓，故二审改判好思嘉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正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67号
【裁判摘要】本案无证据证明联泰公司在与深航公司签订该五份《保证协议》过程中对深航公司相关股东会决议进行了审查。联泰公司作为债权人，明知深航公司系为其控股股东提供担保，且知道或应当知道深航公司没有相关股东会决议及其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仍然与深航公司订立保证合同，对于保证合同无效具有重大过错，对于保证合同无效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深航公司未尽到对其法定代表人、公章的管理和注意义务，对于保证合同无效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次要责任。因此，本院综合实际情况及双方当事人过错程度，依法酌定深航公司就汇润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879号
【裁判摘要１】我国民事诉讼的举证时限制度并未采取绝对的逾期证据失权原则，对于逾期提交的证据法院可以视情形决定是否才能——甘肃源祥公司提出二审法院采信的部分证据系甘肃古典公司在二审庭审结束后提交且未经质证，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从该条规定可知，我国民事诉讼的举证时限制度并未采取绝对的逾期证据失权原则，对于逾期提交的证据，人民法院可以视情形决定是否采纳。本案中，二审法院根据查明事实之需，接受甘肃古典公司逾期提交的与本案争议的基本事实相关的证据，并依法传唤甘肃源祥公司进行质证，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甘肃源祥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质证，应自行承担放弃质证权利的法律后果。故甘肃源祥公司主张二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受送达人已收到法院发送的开庭短信，其主张因无法判断短信真伪而导致耽误参加庭审以及法院未穷尽其他送达方式而直接以短信方式通知开庭违反法定程序的理由不能成立；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差不属于延期开庭的法定事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电子送达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移动通信等即时收悉的特定系统作为送达媒介。"本案中，一审法院在甘肃源祥公司住所地张贴开庭公告，并向甘肃源祥公司法定代表人发送短信告知其开庭时间、地点，甘肃源祥公司法定代表人收到该短信并申请延期开庭。同时，甘肃源祥公司在二审上诉理由中称未能参加一审庭审的原因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外出差申请延期未获准许。由此可见甘肃源祥公司知晓一审开庭时间，其主张因无法判断短信真伪而导致耽误参加庭审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判决以甘肃源祥公司可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法定代表人出差不属于延期开庭的法定事由为由，认定一审送达程序合法，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597号
【裁判摘要】担保人过错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该条规定的“担保人有过错”并非是指担保人知晓主合同无效，而是担保人知晓导致主合同无效的事实。欧沃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刘某某虽然未必知道案涉借款合同会被认定无效，但根据（2014）西刑初字第124号刑事判决书，欧沃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刘某某犯骗取贷款罪，欧沃公司在内部管理上缺乏对其法定代表人的必要监督与约束，其对于案涉借款合同的签订具有过错，故二审法院判令欧沃公司承担不超过炜圳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的民事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228号
【裁判摘要１】接受公司提供的担保但未审查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对担保不认可的，担保无效——对于公司对外担保的程序问题，《公司法》第十六条做了明确规定。根据该规定，担保行为并非公司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是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本案中，富控公司、宏达公司均为上市公司，其公司章程亦规定，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保或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富控公司、宏达公司与恒丰烟台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盈浩公司提供担保，应当经过股东大会决议。但实际上，富控公司、宏达公司均未召开股东大会对案涉担保进行决议。该行为不仅违反了《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也违反了公司章程。恒丰烟台分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对《保证合同》是否经富控公司、宏达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未进行审查，应视为其知道《保证合同》系富控公司、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其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该代表行为无效。一审判决对于《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裁判摘要２】公司越权担保无效，接受担保一方就担保合同无效应承担主要责任，但提供担保公司就其存在人员、公章等内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承担１０％责任——关于《保证合同》无效后的责任承担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具体到本案，恒丰烟台分行在知道富控公司、宏达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未经公司机关决议的情况下与两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对《保证合同》无效应负主要过错责任。富控公司、宏达公司虽无需就《保证合同》承担担保责任，但其存在人员、公章等内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对于《保证合同》无效亦有一定过错。综合考虑本案情况以及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一审判决酌情确定富控公司、宏达公司分别对主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债务向恒丰烟台分行承担10%的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再289号
【裁判要点】同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全部三项条件才构成重复起诉。前诉和后诉依据的事实虽然相同或者具有关联，但后诉当事人、诉讼请求、请求权基础与前诉不同，后诉的诉讼请求亦不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应对后诉予以受理并进行实体审理。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重复起诉应同时满足三项条件：第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第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第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
摘要2：【解读】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承担偿还借款判决生效后，出借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３条第２款“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请求企业偿还借款本息，不属于重复起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817号
【裁判观点】
1.如果受送达人有证据证明邮寄送达的诉讼文书没有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而被退回，是由于非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属于邮政机构或者邮政机构工作人员的疏忽大意或者故意行为以及其他原因导致的诉讼文书被退回，则不产生送达的效力，受送达人不承担送达不能的法律后果。邮寄送达发生送达的法律效力条款的适用先决条件是“受送达人自己”已向法院提供或者确认送达地址。
2.对代为履行、分阶段付款的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的解除及违约责任进行判定时，即审查涉案合同是否已履行，是否符合解除条件，以及如果合同解除应当如何确定法律责任的承担，需对双方当事人各自的履约行为作进一步审查。
摘要2：【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受送达人能够证明自己在诉讼文书送达的过程中没有过错的，不适用前款规定。即，如果受送达人有证据证明邮寄送达的诉讼文书没有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而被退回，是由于非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属于邮政机构或者邮政机构工作人员的疏忽大意或者故意行为以及其他原因导致的诉讼文书被退回，则不产生送达的效力，受送达人不承担送达不能的法律后果。该邮寄送达发生送达的法律效力条款的适用先决条件是“受送达人自己”已向法院提供或者确认送达地址。
【摘要２】东华公司另行起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7年8月9日立案后，以邮政EMS快递方式于2018年7月向微创公司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案件诉讼材料，退改批条显示7月25日拒收；于8月3日送达开庭传票，退改批条显示8月4日要求延迟投递、8月7日“无收件人名，公司前台不收”，于2019年11月26日送达一审判决书，查询为前台代收。其中三次送达填写的地址均系微创公司的住所地地址，“收件人姓名”处，前两次均仅填写为“法定代表人”，第三次填写则为“法定代表人张某、唐某”。
【摘要３】经审查，原审法院对微创公司送达本案诉讼材料、开庭传票、原审判决书时，使用相同的住所地送达地址，且微创公司基于相同的地址，收悉东华公司此前的案件诉讼材料，并曾提出管辖权异议，也收悉本案的原审判决书，作为一个具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当事人，在涉案项目合同亦标注有联系人及电话的情况下，微创公司提交的证据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原审法院在尚未获得微创公司自行提交、确认的送达地址时，应采取而未采取法律规定的各种送达方式，导致微创公司缺席原审审判，程序存在瑕疵。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557号
【裁判摘要１】当事人为了尽快复工、减少损失，保障各方权利而根据实际情况协商一致对工程进度款支付条件进行变更，不是背离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应为有效——关于《7月29日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虽然补充协议中约定的“07某地块一、二标段的合同价款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计价依据总额不再下浮；工程进度款支付变更为按照月进度报表80%支付，如泰斗公司不能按约支付，应按年18%利率计取所有未支付的工程进度款的利息"等内容对中标备案合同的约定确有变更，但究其背景与缘由，是因泰斗公司工程进度款支付不到位、所提供的混凝土不能满足现场施工进度需要等原因导致工程全面停工，当事人为了尽快复工、减少损失，保障各方权利而根据实际情况协商一致的结果，而不是背离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通过签订“阴阳合同"或者“黑白合同"，作为不正当竞争的手段损害其他竞争者的利益、破坏竞争秩序，或者串通投标，达到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目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并不相冲突。《7月29日补充协议》由一建公司与泰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泰斗公司在一建公司按该补充协议继续履行施工义务、案涉工程现已交付使用的情况下，主张协议无效，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关于缺陷责任期最长二十四个月的规定，并非法律关于质保金返还期限不得超过二年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承包人请求发包人返还工程质量保证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当事人约定的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届满。（二）当事人未约定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的，自建设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满二年……"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质保金的返还期限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进行了明确约定，即“质保金在分部工程两年质保期满后退还，防水质保金在五年防水工程质保期满后退还"，因本案工程尚有部分地下安装工程需待消防工程完毕后方可施工完成，且五年防水工程质保金的返还期限尚未届满。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未予支持一建公司质保金返还的请求并无不当。一建公司主张《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第二条关于“缺陷责任期一般为六个月、十二个月或二十四个月，具体可由发、承包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规定系法律关于质保金返还期限不得超过二年的强制性规定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上诉请求返还工程质保金及利息，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7号
【裁判摘要】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行政机关应依法积极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职责，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同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亦应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形式，向行政机关内设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提出。行政机关对不符合法定申请形式、未依法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相应处理。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六：袁某某与江苏省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以法定形式向专门机构提出
【提示】向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邮寄信件能否视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并指定机构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第十九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编制、公布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并及时更新。根据上述规定，江苏省人民政府以多种形式向全社会公开发布了《江苏省政府办公厅信息公开指南》，规定省政府办公厅负责向社会主动公开省政府以及省政府办公厅的政府信息，具体受理机构是江苏省政府办公厅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该指南还进一步规定，申请人通过信函方式提出申请的，要在信封左下角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字样，邮寄至江苏省政府办公厅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申请人通过传真方式提出申请的，要相应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字样，传真至江苏省政府办公厅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所指定的电话号码。因此，在江苏省人民政府已经建立了完备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的情况下，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江苏省人民政府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应按照上述规定要求和指引，按照规定的样式向江苏省政府办公厅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提出。本案中，再审申请人袁某某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写信要求公开或者责成地方人民政府公开相关信息，然而，该信件既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形式要件，也非向符合规定的受理机构提出；且袁某某所申请公开的征地补偿等信息，也明显不是江苏省人民政府制作或者保存的信息，江苏省人民政府依法不具有公开上述信息的职责和义务。而根据人民法院前已生效的判决认定，袁某某也已经实际获取相关信息的主要内容。因此，江苏省人民政府根据信件内容未将其视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而是作为信访件进行处理，并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也不存在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的情形。
【典型意义】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确立了向行政机关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正确方式，明确了对明显不符合法定申请形式、未依法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提出申请的行政处理原则和司法审查标准。
摘要1：【案号】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佛中法行终字第99号
【裁判摘要】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上诉人是依法到被上诉人的办公场所进行现场检查，并非进行搜查，且根据上诉人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及其对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区某某的《询问笔录》等证据材料可以看出，上述笔录中均记载上诉人的执法人员有两名，且在执法过程中亦出示过行政执法证，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执法程序违法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吉行再12号
【裁判摘要】先行登记通常不具有可行性，但如果没有最终处理结果则具有可诉性——先行登记保存属于证据收集和保全行为，而非行政强制措施，其是一种执法手段，是行政行为中的一个环节，不是最终的处理结果，通常不具有可诉性。但法定的先行登记保存期限是七日，七日内行政机关就应当作出处理。结合行政案件查处的一般程序和案件实际情况，这种处理可能是予以返还，送交检验、检测、检疫、鉴定，也可能是采取查封、扣押措施，作出处罚没收违法物品，或者是解除先行登记保全措施。本案中，榆树市盐务局作出法定代表人处载明“张××”的《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之后，直至今日没有后续的处理行为，其行为明显对当事人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故大连齐澺制盐厂的起诉符合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受理条件。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25号
【裁判要旨】（１）法人具有独立的主体人格，公司的控股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不属于公司未参加诉讼的合理事由。（２）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之规定，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其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的工作人员签收的，即为送达。公司主张开庭传票的签收人员不能代表申请人，应举示证据证明法院专递未送达到公司住所地，在签收单上签收的人员不属于中安信公司主要负责人或者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的工作人员。现公司仅主张签收人不是其控股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不足以认定原审存在未能通知其到庭参加诉讼的程序错误。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