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885号
【裁判摘要】合同约定“签章后生效”，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字合同即成立，不要求再加盖公司公章——就约定价款为128万元的《环保治理施工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的问题，根据该合同约定，合同经双方当事人签章后生效，但并未明确要求合同生效需要同时具备当事人的签字、盖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行使职权，其在合同上签字的行为，代表法人的意思表示，并不要求再加盖公司公章而使合同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3民初96号
【裁判摘要】保理合同与借贷合同区别——保理合同与借贷合同虽然都具有融资功能，但二者构成要件不同。借贷是直接的融资方式，保理则是以应收账款转让为工具的融资方式。本案中，嘉茂通公司与武汉绿能公司之间存在应收账款转让的合意及事实，双方之间的合同符合保理合同的特点，体现在：其一，有真实有效的基础合同。庭审中，武汉绿能公司与长春中天公司均认可自愿签某《天然气采购合同》，故《保理合同》中涉及的应收账款有合理依据。其二，对应收账款转让进行了登记。武汉绿能公司与嘉茂通公司就涉案应收账款的转让在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登记，嘉茂通公司有理由相信应收账款的真实存在。其三，将应收账款转让情况告知了债务人。武汉绿能公司通过《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将上述应收账款转让情况告知了债务人长春中天公司，长春中天公司对此并未提出过异议。其四，长春中天公司作为《天然气采购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还为《保理合同》即应收账款的转让提供了担保。青岛中天公司作为长春中天公司的关联公司，邓天洲作为青岛中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某作为长春中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宁某某作为黄某的配偶，也均为《保理合同》的履行提供了担保。上述这些事实均符合保理合同权利义务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保理合同》的真实有效性。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102号
【裁判要旨】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化时，要判断原法定代表人是否为被执行人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本案中，申诉人提交的证据确认徐某与王某某于2018年10月26日签订的铭友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恶意串通，损害了第三人利益，应为无效合同，故唐山中院执行异议、河北高院复议裁定书中认定的“徐×已不是铭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其持有的股份已全部转让给现法定代表人王××，并有证据支持”的裁定依据已发生变化。执行异议及复议裁定驳回吉利木业的异议、复议请求确有不当，应予撤销。执行法院应根据案件执行情况，决定对徐某是否继续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决定书(2017)最高法执复73号
【裁判要旨】被执行单位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将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法院可以被执行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的身份对原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的，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限制出境。”据此，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情况下，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对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具体到本案而言，根据本案据以执行的（2014）鲁民四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侯某某原为新大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及董事。而后，新大地公司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鞠某某，而侯某某本人也向执行法院表示其为新大地公司与日本水产公司案涉贸易项目的经办人，在本案执行中曾协调新大地公司的关联公司代为清偿本案债务，并实际负责与申请执行人沟通债务偿还方案。综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侯某某仍实际负责新大地公司的管理运营，并对该公司的债务清偿安排产生直接影响。此外，虽然侯某某主张其积极配合法院执行工作，但其提出的债务偿还方案尚未得到申请执行人的认可，即截至目前新大地公司尚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且未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限制其出境有利于保障法院执行程序顺利进行，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因此，山东高院根据日本水产公司的申请，认定侯某某为新大地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在本案执行中对其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332号
【裁判摘要】合同加盖公司印章虽然与备案印章不符，但在其他场合中使用过，应认定该合同系该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山东衡信司法鉴定中心接受一审法院委托作出（2010）技鉴字第28号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的鉴定结论否定了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上邯郸华大公司印章与该公司工商年检报告书中的印章系同一枚，但该鉴定中心作出的（2010）技鉴字第60号鉴定意见书认定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上邯郸华大公司印章印文与2005年8月23日《同意协议》中邯郸华大公司的印章印文同一，证明邯郸华大公司除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备案的公司印章外，还有其它的公司印章在实际使用。而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显示，代表邯郸华大公司签章的系王某某，当时办理最高额担保所提供的邯郸华大公司营业执照中法定代表人亦为王某某。据此，烟台银行有理由相信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系邯郸华大公司的真实意愿。另外，李某某在二审庭审中所陈述的证言可以认定，王某某电话询问时任邯郸华大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李某某为烟台华大公司贷款担保一事时，李某某表示同意担保并指示由王某某具体办理；且李某某并没有明确否认案涉《同意协议》上邯郸华大公司公章及签字的真实性。因此，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二审判决认定该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并无不当，邯郸华大公司应当受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束，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第４１条之规定，法院对印章真实性申请鉴定不予准许情形包括——（１）签约人为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２）现有证据能够认定被告方签约人构成职务代理；（３）现有证据能够认定被告方签约人构成一般委托代理；（４）即使印章不真实，现有证据也能够认定签约人构成表见代理。２.法院准许被告对印章真实性鉴定申请的情形包括——（１）合同书只加盖印章无签约人签名且无法确定签约人；（２）签约人无权代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245号
【裁判摘要】在处理无资质的企业或个人挂靠有资质的建筑企业承揽工程时，应区分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的协议因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属于无效协议。而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效力，应根据合同相对人是否善意、在签订协议时是否知道挂靠事实来作出认定。如果相对人不知道挂靠事实，有理由相信承包人就是被挂靠人，则应优先保护善意相对人，双方所签订协议直接约束善意相对人和被挂靠人，该协议并不属于无效协议。如果相对人在签订协议知道挂靠事实，即相对人与挂靠人、被挂靠人通谋作出虚假意思表示，则当事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本案中，信诺公司与林九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林九公司为承包方，该合同上加盖了林九公司公章和林九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某某的私人印章。该合同及附属合同亦未将牛某某列为当事人。林九公司与牛某某之间签订《内部承包协议书》，只能证明林九公司与牛某某之间的借用资质或者转包关系。信诺公司明确表示，其与林九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附属合同，在签订合同时不知道林九公司与牛某某之间的关系。本案无证据证明信诺公司在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附属合同时知道系牛某某借用林九公司的名义与其签订合同，故信诺公司在签订上述合同时有理由相信承包人为林九公司，是善意的。本案应优先保护作为善意相对人的信诺公司的利益。信诺主张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附属合同有效，有法律依据。该协议直接约束信诺公司和林九公司。一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附属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粤03执复38号
【裁判摘要】就限制消费措施的具体适用对象而言，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进行界定。即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以单位财产实施上述规定第三条第一款所禁止的消费行为。但是，上述人员应当是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并履行职责，或者虽不具有上述特定身份，但能够通过其行为直接对单位的实际经营活动以及相关债务的履行产生重要影响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因此，人民法院在确定限制消费措施的具体适用对象时，应当结合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并根据适用对象的主体性质、履行能力、职务、身份以及相关行为的影响、后果等进行综合判断。就本案而言，盐田法院执行案件对中太绵阳分公司的财产状况进行查证后并未发现其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且目前尚无证据证明中太绵阳分公司以及其负责人存在直接影响执行案件所涉债务履行、规避抗拒执行的行为或其能够通过自身的行为直接对被执行人中太集团公司的实际经营活动以及相关债务的履行产生重要影响。在此情形下，对中太绵阳分公司及其负责人有关消费行为进行限制并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应予解除。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直接利益冲突是指因自身利益，继续代理可能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情形。包括：
（１）在对抗性案件中，律师在同一案件中担任双方当事人的代理人，或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的；
（２）律师代理对抗性案件或者非诉讼业务，其近亲属是对方当事人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的；
（３）在对抗性案件中，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同时担任双方当事人的代理人，或者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一方当事人的代理人，而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律师或工作人员是该案件中的对方当事人；
（４）在非诉讼业务中，除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外，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同时担任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的代理人；
（５）在刑事案件中，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同时担任同一刑事案件被害人的代理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但在该县区域内只有一家律师事务所且事先征得当事人同意的除外；
（６）在刑事案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而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律师是该案件的被害人；
（７）在委托关系终止后，同一律师事务所或同一律师又就同一法律事务接受对方当事人的委托的；
（８）律师在担任法律顾问期间，为顾问单位的对方当事人或者有利益冲突的当事人代理、辩护的；
（９）曾经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二年内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曾经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以代理人、辩护人的身份承办在原任职单位期间自己办理过的案件；
（１０）担任所在律师事务所其他律师任仲裁员的仲裁案件的代理人的；
（１１）在同一非诉讼法律事务中，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不得同时接受对立双方或者利益冲突各方委托而接受委托的；
（１２）其他依据律师执业经验和行业常识能够判断为应当主动回避且不得办理的直接利益冲突情形。
摘要2：解读２：间接利益冲突包括——
（１）在对抗性案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一方当事人的代理人，而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律师是该案件中对方当事人的近亲属；
（２）在刑事案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而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律师是该案件被害人的近亲属；
（３）同一律师事务所接受正在代理的对抗性案件或非诉讼业务当事人的对方当事人所委托的其他法律业务；
（４）同一律师在结束代理当事人的对抗性案件或非诉讼业务后6个月之内，又担任该当事人在其他对抗性案件或者非诉讼业务中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
（５）律师事务所与当事人存在法律服务关系，在某一对抗性案件中该当事人未要求该律师事务所担任其代理人，而该律师事务所其他律师担任该当事人在该案件中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
（６）律师在代理某当事人的对抗性案件或非诉讼业务期间，转所至另一律师事务所，该律师在转入的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当事人在同一对抗性案件或非诉讼业务中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
（７）律师曾在某单位担任中层以上管理职务，转入律师事务所后12个月内担任该单位在对抗性案件或者非诉讼业务中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
（８）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当事人的对抗性案件或非诉讼业务，而该律师的近亲属是对方当事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代理人，或与对方当事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代理人有利害关系；
（９）除通过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持有公司股份外，律师为该公司的股东，又担任该公司在对抗性案件或者非诉讼业务中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
（１０）同一律师事务所代理当事人的对抗性案件或非诉讼业务，违反与当事人的约定代理该当事人主要竞争对手的对抗性案件或非诉讼业务的；
（１１）同一律师事务所在接受两名或两名以上的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未告知委托人并经其同意的；
（１２）其他与本条所列情形相似，且依据律师执业经验和行业常识能够判断为间接利益冲突的行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10号
【裁判要旨】（１）名义股东通过让与担保的方式获得标的公司90%的股权，其目的在于保证自身的借款安全，如果允许另一股东不经其同意即以公司资产对外提供担保，可能损及担保财产的价值，从而导致该担保目的不能实现。（２）本案另一股东私刻印章、以公司名义为其父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该行为超出了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特定目的范围，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应当认定该担保行为系越权行为，亦系故意损害名义股东利益的侵权行为。相对债权人在接受标的公司提供的担保时，对另一股东实施的侵权行为至少存在应知而未知的重大过失，故标的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原审判决以印章真伪、法定代表人身份等形式要素来判断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另一股东代表权的有无和第三人信赖利益的范围，对法律的理解并不准确。
摘要2：
摘要1：盖章行为的法律意义（最高法院民二庭第18次法官会议纪要）
【法律问题】法定代表人加盖伪造公章的合同是否有效？
【法官会议意见】在合同上加盖公司公章的法律意义在于，盖章之人所为的是职务行为，即其是代表或代理公司做出意思表示。但章有真假之分，人也有有权无权之别，不可简单根据加盖公章这一事实就认定公章显示的公司就是合同当事人，关键是要看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盖章之人为，法定代表人或有权代理人的，即便其未在合同上盖章甚至盖的是假章，只要其在合同书上的签字是真实的，或能够证明该假章是其自己加盖或同意他人加盖的，仍应作为公司行为，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反之，盖章之人加盖的是真公章，该合同仍然可能会因无权代表或无权代理而最终归于无效。
摘要2：
摘要1：【法律问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法定程序即未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而擅自实施的以公司名义对外担保行为的效力如何认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801号
【裁判摘要】加盖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个人印章但无法定代表人签字合同效力如何认定？——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虽加盖了安桐物业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陈某某个人印章，但无陈某某签字，且上饶银行吉安分行自认未与安桐物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面签。签订案涉抵押合同时，上饶银行吉安分行在明知安桐物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持股50%的股东陈某某不在公司，肖某某仅为安桐物业公司监事及持股50%的股东，肖某某与陈某某已解除婚姻关系等事实的情况下，未要求肖某某出具相关授权材料。上饶银行吉安分行主张其在放贷过程中已审核安桐物业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该决议有公司全体股东签字，但其该项主张缺乏证据证实，且与上饶银行吉安分行2020年12月10日出具的《关于吉瑞公司抵押贷款有关情况说明》中关于该行目前无抵押人安桐物业公司出具的股东会决议的陈述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吉安监管分局出具的《吉安银保监分局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答复意见书》中关于“银行留存的股东会决议无陈××签字字样”的记载不一致。综合以上情况，二审判决认定上饶银行吉安分行在签订案涉抵押合同过程中未尽到必要的注意和审查义务，案涉抵押合同无效，并无不当。．．．．．．鉴于安桐物业公司认可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上所盖的该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个人印章的真实性，二审判决认定其在公章管理上存在不当，对案涉抵押合同无效存在过错，并判令其对吉瑞公司案涉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50%的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妥。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376号
【裁判摘要１】该邮件被邮局以“无电话、无收件人”为由退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无论业务单号为1019623909213的快递单邮寄的时间是2014年11月19日还是2014年12月11日，因该邮件并未到达或应当到达食品进出口公司，锐信公司以发送信件方式主张债权不符合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诉讼时效未因此中断。
【裁判摘要２】中企嘉盛公司还主张，锐信公司2014年12月11日在《山东法制报》上发布债权催收公告再次构成时效中断。但一方面锐信公司并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锐信公司在报纸上发布公告的方式催收债权不能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另一方面，食品进出口公司并未变更住所地，业务单号为1019623909213的快递单未寄送成功系因为食品进出口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已经并非邮件上记载的收件人“赵经慧”，锐信公司因未向邮局提供准确的收件人以及联系方式导致信件无法送达的法律后果，应自行承担。中企嘉盛公司于2017年8月19日将《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邮寄给食品进出口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刘建丽”，该邮件寄送成功亦可以证明食品进出口公司并非“下落不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锐信公司在食品进出口公司并未“下落不明”时，即采用登报公告的方式催收债权，亦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摘要2：【解读】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债权人在债务人未“下落不明”而登报催收债权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注解】本案债权人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其在报纸上发布公告的方式催收债权不能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在债务人并未“下落不明”时即采用登报公告方式催收债权亦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摘要1：答：（１）主要负责人：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２）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摘要2：解析：根据《意见》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同为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2民终10221号
【裁判摘要】所有股东都未出资，公司有权只起诉一名股东要求出资——股东按期足额缴纳出资义务是法律规定的义务。本案中磐石公司确认作为上影公司持股30%的股东至本案诉讼一直未缴纳60万元出资额。理由是上影公司设立目的未实现，应予解散，不应再向股东追缴出资；且对公司资金安全存在担忧，所以不同意支付出资款。根据法律规定，磐石公司作为上影公司的股东，自公司设立起就负有法定和约定的出资义务，依法应当按期履行。磐石公司提出的公司设立目的未实现，公司应予解散，公司法定代表人负有巨额外债，对公司资金安全不放心等理由均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鲁01民终7033号
【裁判摘要】家庭成员设立的公司未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系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系为阻止公司独立法人人格和滥用，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对公司的债权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在本案涉案债务发生期间，乾钧公司登记股东为宋某和孙某某，但宋某系乾钧公司占股90%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且宋某一直代表乾钧公司与永勤公司开展涉案业务，其中有合同、往来文件加盖济南乾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公章，亦有部分合同、往来文件只有宋某本人签名。本院二审期间，宋某对其将股权无偿转让给其丈夫的父亲赵某某，并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赵某某的原因作出解释时明确陈述，是因为宋某继续担任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将可能承担责任。乾钧公司系宋某与其家庭成员所设立，宋某在乾钧公司已负债务的情况下以逃避债务为目的将股权无偿转让与其年事已高、明显不具备经营和偿债能力的其他家庭成员势必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同时结合孙某某的年龄、与宋某系婆媳关系及双方的举证情况，本院综合认定乾钧公司实际由宋某一人控制、经营，宋某虽主张孙某某不参与公司管理，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孙某某作为公司股东投资后的收益或分红情况。综上，宋谋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乾钧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宋目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５条规定，执行法院可以传唤到法院接受调查询问的人员包括：（１）被执行人；（２）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实际控制人、直接责任人员。
摘要2：解析｜对必须接受调查询问人员，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的：（１）法院可以拘传其到场；（２）下落不明的，法院可以依照相关规定通知有关单位协助查找。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1民终11641号
【裁判摘要】法定代表人损害公司利益，监事有权以公司名义起诉法定代表人——萄享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仍显示顾某某仍为萄享公司监事的客观事实，顾某某委托律师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五）项，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提起本案诉讼，并将萄享公司列为本案原告，于法有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赣民终991号
【裁判摘要】中橙公司被法院判令解散后，在解散清算过程中，先后成立了两个清算组，一个是2018年3月4日，中橙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股东大会决议，成立了以赵某为组长的清算组，清算组成员还包括吕某、黄某某。另一个是2019年11月1日，刘某主持的中橙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以刘某为清算组负责人的清算组，其中清算组成员还包括邓某某、朱某某。对于以赵某为组长的清算组和以刘某为负责人的清算组，谁能够代表中橙公司行使“代表公司参与民事诉讼活动”的职权，以及两个清算组的成立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已经在中橙果业诉刘建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一案中由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赣07民终1087号民事裁定，要求该案原审法院江西省赣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重审时必须查明这些基本事实，目前该案还在赣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审理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规定，“公司依法清算结束并办理注销登记前,有关公司的民事诉讼,应当以公司的名义进行。公司成立清算组的,由清算组负责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尚未成立清算组的,由原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因本案被告属清算法人，案涉的两个清算组哪个合法有效，谁能在清算期间全权代表公司作出公司决议，行使公司的决策和执行职能，以及代表公司参加相关诉讼，是一审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应当解决的首要问题，在该问题通过当事人协商或专门诉讼程序解决之前，刘某提起本案诉讼并无实质性意义，因此原审裁定驳回其起诉，处理并无不当，也不影响其对自身权益的保护和另行诉讼权利的行使。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鲁民终1270号
【裁判摘要】一名董事中途离场不应当董事会作出的表决，不属于决议不成立决议——佳成公司提前通知了2017年8月10日召开董事会。当日，董事邹某某、肖某、游某某均到会。董事会会议上，肖某提议免去邹某某佳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邹某某表示不同意，离开了董事会会议会场。其他董事继续开会，形成董事会决议。．．．．．．邹某某离开董事会会场，放弃了相关权利，不影响其他董事继续开会并形成董事会决议。故邹某某关于董事会没有召开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沪0114民初23441号
【裁判摘要】公司未制作或保存会计账簿，董事、高管应当对股东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及章程约定，置备财务会计报告和公司会计账簿是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义务，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未依法履行职责，导致公司未依法制作或者保存财务会计报告和公司会计账簿给股东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关于原告的损失，本院认为，原告在2010-2016年的大部分期间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后又任监事，其对该期间财务会计报告和公司会计账簿亦负有制作或者保存的职责，导致上述材料缺失的，原告亦应承担相应责任。原告主张以50万元计算损失虽未提供计算依据，但考虑到原告的知情权确因被告行为受到损害，客观上影响了原告作为公司投资人的决策能力，故本院综合原、被告行为的违法程度等因素，酌情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5万元。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01民终3452号
【裁判摘要１】被剥夺股东资格的原股东有权提起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之诉｜一审法院认为：张×的原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结合本案，张×在2016年1月26日之前是蓝仕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股东会决议作出后，剥夺了张×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及股东资格，该股东会决议与张×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张×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据此，张×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本案中，蓝仕普公司在2016年1月26日并未召开股东会，亦无证据证明相关主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该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会议通知程序；该日股东会决议中虽有“张×"字样的签名，但并非张×本人所签，也无证据证明系张×授权他人代签或事后对签名进行了追认。因此，张×主张蓝仕普公司2016年1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第一项规定，依法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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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渝05民终8305号
【裁判摘要】犇鑫公司依法成立，并取得合法的经营许可，其经营行为受法律保护，高某虽系犇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犇鑫公司的经营行为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且高某已离开土原公司，故土原公司关于犇鑫公司应停止生产和经营与土原公司同类业务的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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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87号
【裁判摘要】公司起诉后股东会出具撤诉申请无公司盖章、无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不具有撤回起诉的效力——本案中林贸易、中林物业以中林实业的名义向法院递交的撤诉申请不符合撤诉条件——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的核心理念，法人的意思是通过其意思机关来表达的。公司由股东会形成意思，董事会执行意思，法定代表人对外表达意思。因此，独立意思的存在或完整与否，是衡量公司独立人格的重要标准。公司之意思独立是公司法律制度赋予公司人格独立并以自己名义独立参与经济活动，独立进行民事法律行为之基本假设与制度前提，没有公司的意思独立，公司之民事权利能力即公司独立人格将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不复存在。多数情况下，公司意思通过公司法定代表人传递，法定代表人的意思传递行为在法律上一般即可视为公司的行为。因此，只要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对外从事与公司经营业务有关的法律行为，公司就应当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法律效果。本案中，辽工大提出的中林实业没有诉讼主体资格，中林实业股东会已经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撤诉申请应予准许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公司法》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人民法院对于诉状所表现出的公司意思的审查原则上应当只是形式审查。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首要条件是主体资格适格，公司作为企业法人，是适格民事主体。本案中林实业以自己的名义起诉，主体适格。公司印章以及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均是公司意思表示的初步证据，在起诉材料中只要有公司印章或者法定代表人签字，对人民法院而言，均可以推定为公司做出了发起诉讼的意思表示。中林实业的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构，不具有以其名义行使中林实业诉讼权利的主体资格，其决议是公司内部文件，是否能得到执行是公司内部事务。其撤诉申请没有中林实业盖章，也没有中林实业法定代表人签字，不能对外当然发生法律效力，不能认定为以中林实业名义提出。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中林贸易、中林物业以中林实业的名义向法院递交的撤诉申请，不具有中林实业撤回起诉的法律效力，本案不符合撤诉条件，对于其该项诉讼主张不予支持，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要旨】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其他当事人。债权债务概括转让须以相对人同意为生效要件，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
【注解】债权债务概括转让，必须经合同对方当事人同意。
摘要1：解读：公司起诉后股东会出具撤诉申请无公司盖章、无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不具有撤回起诉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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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314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冠福公司是否应当承担雪松信托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问题。案涉《借款合同》借款人的权利和义务第8.2.12条约定：借款人应当承担与本合同及本合同项下担保有关的律师服务、保险、评估、登记、保管、鉴定、公证等费用。雪松信托诉请冠福公司支付律师费有合同约定。雪松信托提供了其与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签订的《代理协议书》、转账凭证以及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雪松信托为实现本案债权支付了律师代理费537858元。故对雪松信托主张冠福公司承担律师费537858元，予以支持。
【裁判摘要２】并非事实不清，纯粹属于举证责任问题，法院未释明申请鉴定事宜不违法——对于《借款合同》等证据上加盖的冠福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私章的真实性，时任冠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原审中均予以认可，在此情形下，冠福公司否认上述合同上加盖的公司公章的真实性，应当由其举证证明。冠福公司作为上市公司，且在原审中委托了专业律师作为其诉讼代理人，应当知道诉讼中其享有的申请鉴定权及相关法律规定，其未提出鉴定申请，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冠福公司关于原审法院未向其释明申请鉴定事宜违反诉讼程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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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220号
【裁判观点１】公证机构跨核定地域进行公证所出具的公证书的证明力审查——公证机构跨核定地域受理公证业务是否存在程序瑕疵，与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书所记载的事实是否客观真实，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除涉及不动产的公证外，在现行法律未对异地公证作出明确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不能仅因公证机构跨核定地域受理公证业务，即对公证书的真实性与证明力不予认可。
【裁判观点２】共同销售行为的认定——派克公司购买被诉侵权产品取得的POS签购单系由宁玲百货店出具，购物小票则显示有“欢迎光临众客隆服饰广场”“版权所有：潍坊众客隆商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内容。亦即，被诉侵权产品的销售，系由宁玲百货店负责收取货款，由众客隆公司负责开具购物票据。结合众客隆公司与宁玲百货店的经营范围，以及众客隆公司二审自认其法定代表人与宁玲百货店经营者系夫妻关系等事实，可以初步证明众客隆公司与宁玲百货店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紧密的关联性，二主体客观上共同实施了销售被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
摘要2：【摘要】首先，根据公证法第二十五条关于“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办理公证，可以向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公证，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委托、声明、赠与、遗嘱的公证，可以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对于不涉及不动产的公证事项，法律并不强制要求申请办理公证的当事人只能向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提出公证申请。据此，本案被诉侵权行为地和被诉侵权事实发生地虽发生在山东省潍坊市，但并不构成派克公司向位于山东省潍坊市地域范围之外的公证机构即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的平阴县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公证的法律障碍。其次，公证机构跨核定地域受理公证业务是否存在程序瑕疵，与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书所记载的事实是否客观真实，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众客隆公司所援引的公证法规定属于行政管理性质的规定，并不涉及公证机构跨核定区域执业所出具的公证书的法律效力问题。除涉及不动产的公证外，在现行法律未对异地公证作出明确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不能仅因公证机构跨核定地域受理公证业务即对公证书的真实性与证明力不予认可。最后，众客隆公司在原审庭审中亦对第690号公证书记载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此，原审法院采信平阴县公证处出具的第690号公证书，并据此认定众客隆公司实施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并无不当。综上，派克公司原审提交的公证书可以作为定案的事实根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982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2011]42号）相关规定，民事案由是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是人民法院进行民事案件管理的重要手段，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由此，案由主要体现了法院对案件法律关系的认知，而非对案件作出实体处理的依据，案由的变更不等于法律适用有误。
【裁判摘要２】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滥用诉权案件中起主导作用与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海隆公司起诉请求判令东信公司、王某某赔偿因滥用诉权、不当保全而造成的损失，一、二审法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认定造成本案实际损失的侵权行为是东信公司滥用诉权。在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东信公司滥用诉权的系列诉讼中，王某某虽然不是相关案件的原告和财产保全申请人，但其曾作为东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行使诉权，其不再担任东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不再是东信公司股东后，仍然以东信公司员工的名义作为代理人参加诉讼。王某某参与相关诉讼活动，不仅是履行职务行为，也体现了其个人意志。一、二审法院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认定王某某作为东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相关诉讼的最终受益人之一，在相关诉讼过程中起到了积极和主导作用，与东信公司形成了共同意思联络，与海隆公司损失的产生具有因果关系，符合共同侵权的要件，故判决王某某作为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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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沪民终57号
【裁判摘要】滥用诉权行为之构成要件应为：第一，存在滥用诉权的行为，如滥用起诉权、反诉权等不依法行使诉权的行为；第二，滥用诉权的行为造成了损害结果，侵害了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权和名誉权等，客观上浪费了司法资源；第三，滥用诉权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滥用诉权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损害后果的发生；第四，当事人主观上存在过错，即明知其行为的不合法、不合理而实施滥用诉权的行为，主观上为故意或者恶意。……对于上述反复起诉、撤诉、再起诉行为的动因，东信公司没有作出合法、合理的解释。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东信公司的上述系列行为构成滥用诉权。王某某作为东信公司滥用诉权行为期间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同时又是《框架协议》的经办人，其个人意志决定了东信公司的法人意志，操纵了诉讼行为的不当进行，符合意思联络性、行为协同性和结果同一性，与东信公司构成共同侵权，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东信公司滥用诉权导致损害结果的认定。．．．．．．故一审法院认定与本案有关的律师费支出分摊为248.33万元。另，海隆公司为本案诉讼实际支出律师费30万元，可一并作为损失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22条规定：当事人存在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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