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四终字第3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四终字第31号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代表公司，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越权的，该代表行为无效。
【裁判摘要】凯利公司上诉认为，聚融公司已经出具《借款确认函》，故双方借款关系有效成立，即使印章不真实，王某作为聚融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也能够代表聚融公司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借款确认函》不能代表聚融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聚融公司无法律约束力。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0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06号
【裁判摘要】虽然一尺水公司提交的广西司法鉴定中心《文书司法检验鉴定意见书》表明，涉案《借款合同》、《借款担保合同》、《委托担保合同》中一尺水公司的印章与一尺水公司现在使用的印章样本不一致，但其法定代表人丁某的签字是真实的，丁某时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是真实的，王某有理由相信作为一尺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丁某履行职务行为的真实性，丁某的行为代表了一尺水公司的行为。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间持有的公司印章与任职前、免职后的公章是否一致，必须经过鉴定机关的鉴定方能识别，若将此全部归属于贷款人的审查义务范围，则已超出贷款人合理审查范围，亦有违合同法保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稳定的立法初衷。王某基于对丁某的法定代表人身份真实性的信赖，已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主观上构成善意。
摘要2：【解读】借款合同上印章与公司现使用的印章不一致，但其法定代表人身份和签字是真实的，该合同对公司具有约束力。
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法官会议纪要涉及的典型民商事法律问题及观点采纳
摘要1：【目录】1. 合同的违约责任条款不仅约定了违约金，还约定了如违约方未在约定期限内支付违约金须另行支付违约金的利息，合同当事人依据该约定主张违约金利息，是否应予支持；2. 《抵押担保合同》虽未列明抵押物的具体名称和位置，但根据相关资料可以明确抵押物的范围，是否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以抵押合同对抵押财产约定不明为由认定抵押不成立；3. 当事人未明确提岀解除合同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是否有权径行认定合同解除，并判令当事人承担合同解除的相应责任；4. 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已经预见合同履行不能，其是否有权向违约方主张可得利益损失；5. 破产程序对执行异议之诉的影响和本案再审程序终结诉讼的审理路径；6. 案涉合同条款性质和效力的判断；7. 受让房地产开发项目的部分区域开发经营权的受让方是否应与转让方对整个项目的工程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8. 在连续交易不动产但均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情形下，如果被执行人及其后手均主张自己因生效法律文书取得不动产所有权，而最终交易方已向其前手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不动产，此时最终交易方作为案外人所提出排除执行的主张应否得到支持；9. 另案查封之后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的能否排除执行；10. 甲银行是否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11. 乙银行作为一般债权人，是否是本案适格的原告，能否有权请求涂销抵押登记；12.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能否出租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13. 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时，担保人的过错认定与责任；14. 虚增诉讼标的规避级别管辖的处理；15.合同标的物已使用情形下，购买人提出产品质量异议的认定；16.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起诉条件的认定；17. 刑民交叉案件中民事案件不应径行判令被挪用资金的最终受让人承担返还责任；18. 对当事人就再审裁判提出申诉的处理；19.公文书证真实性的证明责任；20.在承包人与发包人约定以银行贷款走账的情形下，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认定；21.再审审查中发现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处理;22.恶意串通行为之认定;23.绝对控股股东以法定代表人名义撤回对外投资的效力及责任承担;24.同抵押中对各项抵押财产担保债权数额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摘要2：【目录】01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利息不应得到支持、不宜轻易以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财产不明为由认定抵押合同不成立；02认定合同是否解除不应拘泥于当事人明确提出该诉讼请求，预见合同履行不能则无权主张可得利益损失；03破产程序对执行异议之诉的影响；04对合同性质应结合在案证据予以综合判断；05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当事人之间对内部责任的划分对承包人不具有约束力；06不动产买受人所享有足以排除执行之民事权益的认定；07另案查封之后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的能否排除执行；08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资格的认定；09债权人请求涂销抵押登记的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10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出租；11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时担保人的过错认定与责任；12合同标的物已使用情形下，购买人提出产品质量异议的认定；13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起诉条件的认定；14刑民交叉案件中民事案件不应径行判令被挪用资金的最终受让人承担返还责任；15对当事人就再审裁判提出申诉的处理；16公文书证真实性的证明责任；17在承包人与发包人约定以银行贷款走账的情形下，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认定；18再审审查中发现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处理；19恶意串通行为之认定；20绝对控股股东以法定代表人名义撤回对外投资的效力及责任承担；21共同抵押中对各项抵押财产担保债权数额有约定的从其约定；22虚增诉讼标的规避级别管辖的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02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029号
【裁判摘要】其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之规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世晟公司为金秋公司向工商银行祥云支行的借款提供担保时履行了上述决议程序。其二，世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直接控制了该公司的公章，不能仅以《保证合同》上加盖世晟公司的公章而直接推断出该公司对法定代表人的越权担保行为进行了追认。其三，在世晟公司未提交公司权力机关决议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作为专业金融机构的工商银行祥云支行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订立担保合同时对世晟公司的相应决议进行了审查，故该行不能构成善意第三人。
摘要2：【解读】（１）不能仅以保证合同有公司的公章而直接推断出该公司对法定代表人的越权担保行为进行了追认；（２）在公司未提交公司权力机关决议的情况下，债权人未提交证据证明订立担保合同时对公司的相应决定进行了审查，不能构成善意相对人。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79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791号
【裁判摘要】对此本院认为，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除具备有效的形式要件（加盖商融担保公司有效公章，并由时任法定代表人刘某某签字）外，商融担保公司另向民生银行太原分行提供了加盖该公司公章的董事会决议复印件，可以证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在签订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对商融担保公司董事会决议进行了形式审查，已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即使刘某某的行为越权，因其时为商融担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民生银行太原分行为善意的情况下，也应认定其行为构成表见代表，对商融担保公司仍发生法律效力。且商融担保公司性质系以为他人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担保公司，案涉担保业务属于商融担保公司主要业务范围，无论商融担保公司机关决议是否对刘某某进行了授权，均不能认定担保合同的签订违反了商融担保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有关商融担保公司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问题，对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并不构成影响，因此原审判决就此问题不存在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处理的违反法定程序之情形，商融担保公司二审中就此提出的鉴定申请亦缺乏必要性，本院不予准许。
摘要2：【解读】担保公司性质系以为他人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担保公司，担保业务属于担保公司主要业务范围，无论担保公司机关决议是否对法定代表人进行了授权，均不能认定担保合同的签订违反了担保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90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90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该条规定，就公司为他人担保设置了决议前置程序，其规范目的在于避免公司法定代表人滥用代表人的地位，以公司资产为他人提供担保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本案二审中，农行福州分行提交了由超大集团股东签名并加盖了超大集团公章的《股东会决议》，该决议明确表述同意超大集团为浩伦集团的案涉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对该份《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与证明效力，超大集团质证后表示无异议。故超大集团与农行福州分行、浩伦集团签订的《保证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据此，超大集团关于上述《保证合同》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以及该合同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其不应当承担本案保证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承兑合同》《保证合同》《抵押合同》均属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合同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解读】在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的情形下，其法律效果应类推无权代理，即越权担保行为是否有效应由公司进行选择：（１）若公司对该行为进行追认，则越权担保行为的效果归属于公司；（２）反之则效果不归属于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如何对限制高消费提异议?（附5个典型案例）
摘要1：【典型案例】
一、对被执行人公司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措施后，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
典型意义：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法院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在公司法定代表人依法进行公司登记信息变更后，则不能再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对原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二、法院以异议人为被执行人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由对其采取限制措施后，异议人主张其并非被执行人公司法定代表人，而是其身份信息被冒用成为被执行人公司法定代表人
典型意义：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法院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认定应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异议人主张工商登记信息有误，应通过其他法律途径予以纠正。
三、异议人认为法院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不当，径行提出执行异议
典型意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第18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被纳入失信名单申请纠正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失信名单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程序和时限及时审查并作出处理决定。对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申请纠正的，参照失信名单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办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申请纠正的，执行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纠正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纠正；理由不成立的，决定驳回。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驳回决定不服的，可以自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决定。
四、法院认定异议人为被执行人公司实际控制人，据此对其采取限制措施后，异议人主张其并非被执行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典型意义：该案涉及到“实际控制人”认定的问题。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散见于《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且认定标准并不一致。而在执行程序中没有对“实际控制人”和“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的明确界定，导致实践中认定标准不统一。鉴于现执行工作方面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标准，执行实施和裁判部门可以参照《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进行认定。
五、法院以异议人为被执行人公司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为由对其采取限
摘要2：
【笔记】未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长私刻印章对外签订合同能否构成表见代理？
摘要1：解读：未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公司董事长，私刻公司印章对外签订合同，构成表见代理。
摘要2：【注解】董事长+盖章具有表见代理外观。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2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232号
【裁判摘要】（１）并无法律规定公司法人代表人必须在起诉状上签字法院才可以立案受理；（２）未经工商变更登记的现任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提起诉讼——并无法律规定，企业法人提起诉讼时必须由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起诉状上签字，人民法院才能立案受理。因此，荣钦公司主张一审立案程序违法，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叶开公司在二审期间已提交《说明》《股东名录》《通知》《股东会决议》《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经理任免职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等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叶开公司已免去徐某法定代表人职务，并任命潘某某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虽然具有公示效力，但未办理登记并非法定代表人变更的生效要件。工商部门未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亦不影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提起诉讼；故叶开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进行诉讼。特别是叶开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明确表示，未授权徐某代表该公司出庭诉讼。因此，原审法院对徐某要求解除叶开公司与麻某某律师的委托代理关系及申请撤诉的请求不予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
摘要2：
【笔记】法定代表人醉酒之际签订的明显不利合同能否以乘人之危为由请求撤销合同？
摘要1：解读：（１）《民法典》实施后，法定代表人醉酒之际签订的合同只有符合“显失公平”才能请求撤销合同；（２）法定代表人于醉酒之际签订的明显不利合同如果不符合“显失公平”情形，不能请求撤销合同。
——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015.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公司法定代表人于醉酒之际签订的合同能否得到支持
【注释】（１）根据原《合同法》第５４条第２款规定，“乘人之危”只要违背真实意思即属于可变更、可撤销合同；（２）《民法典》不再单独规定“乘人之危”情形，而是根据是否属于“显失公平”来确定是否属于可撤销合同。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32号
【裁判摘要】《增资扩股协议》第三条对新旧唐华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了约定（备注：在新唐华成立后，如发现有其他债权和债务，其涉及的权利和义务由唐华公司的原股东承担）。……（一）在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前，唐华公司账户自2008年10月7日至2009年12月25日分别向．．．．．．共计转款7915900元，上述转款均发生在《增资扩股协议》签订之前。上述转款期间，唐华公司的股东除李某某外，其余股东杨某某１、杨某某２并未提出异议，不能证明损害了当时唐华公司的利益。．．．．．．（二）在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后，唐华公司自2010年1月4日至2010年1月25日向．．．．．．共计转款487万元。唐华公司以2010年1月8日唐华公司向延安骏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300万元转款已经通过另案解决为由，放弃了对此300万元及相应损失的主张，故对此300万元本案中不作认定。对于其余转款共计187万元因发生在《增资扩股协议》之后，需提供证据证明转款有合法事由。…… 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李某某作为唐华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其在代表公司履行职务时，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按照公司的意志行为。在上述转款期间唐华公司并非一人公司。现无证据证明上述1870000元转款经过唐华公司股东会授权或认可，也无证据证明上述转款的合法事由，李某某在任职期间从唐华公司账户向案外人转款1870000元，侵害了唐华公司的财产权益，李某某应对该转款及对应的利息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2：【解读】《增资扩股协议》约定新公司成立之前的权利义务由原股东承担：（１）在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前，原法定代表人对外转款不能证明不损害公司的利益；（２）在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后，原法定代表人对外转款需提供证据证明转款有合法事由，否则应承担转款本息赔偿责任。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3民终14642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3民终14642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徐×、林××、杨××是否应对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对国丰投资公司出资不实承担责任问题。该院认为，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1997年6月5日，国丰投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从1500万元增加到4000万元时，徐×在国丰投资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林××、杨××在国丰投资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其三人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即徐×、林××、杨××应尽到合理的谨慎义务。在国丰投资公司增资到4000万元期间，杨××同时作为登喜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法定代表人的权限和职责，认定杨××明知登喜富公司增资不实，其也有能力监督登喜富公司缴纳出资，但杨××未催缴股东登喜富公司出资，明显违反了董事的勤勉义务，使公司未能在资本充实的情况下经营。．．．．．．依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杨××应对涉案债务承担相应责任，根据本案情况，该院认定杨××的责任范围为登喜富公司对国丰投资公司增资时出资不实的本金800万元及利息。另，公司的经营活动存在风险，不能把所有的经营不利后果都归结于董事未尽勤勉义务，且公司法未对董事的勤勉义务作出明确规定；故在验资报告书、公司财务报表均显示资金到位的情况下，林××、徐×对监督各股东出资已经尽到了合理的谨慎义务，杨××对监督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的出资亦已经尽到了合理的谨慎义务；华融资产主张林××、徐×对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增资不足部分，杨××对国丰旅业、鑫南公司增资不足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关于董事的连带清偿责任问题。对于徐×、林××的连带清偿责任问题，一审已作充分详尽的论述，本院予以认同，在此不做重复。关于杨××的连带清偿责任，一审以其同时具有登喜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而认定其应对涉案债务在登喜富公司对国丰投资公司增资时出资不实的本金800万元及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董事承担“相应”责任，应有证据加以证明，并依据过错程度确定责任范围，权责相应，而不能仅因其同时具有股东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推定其违反法定义务。本案国丰投资公司债务的产生，是在（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761号案件中，就深圳天大实业有限公司对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南山支行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进一步追究对国丰投资公司增资不实的责任，其承担主体是其股东即登喜富公司，再进一步，因董事杨××具有登喜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而追究监管责任并无法律依据。本案债权人华融资产仅提供了初步证据，登喜富公司因无法完成举证责任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其增资不实乃是法律上推定的事实，而该证据已经时隔二十多年，远远超过会计法规定的财务凭证最长保存时间，此种情况下，因公司无法举证而要求董事承担未尽忠实勤勉义务的责任，对董事而言过于苛责。杨××对登喜富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该项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注解】《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３条第４款规定：”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规定董事承担“相应”责任，应有证据加以证明，并依据过错程度确定责任范围，权责相应，而不能仅因其具有董事身份或者股东的法定代表人身份推定其违反法定义务。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1民终10114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1民终10114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刘××向莱芜中天公司主张办理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系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该项诉讼请求系基于刘××已离职之事实，请求终止其与公司之间法定代表人的委任关系而产生的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应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我国实行单一法定代表人制度，作为法定代表人必须是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能够代表法人行使职权。本案中，刘××与莱芜中天公司已经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不再参与莱芜中天公司的经营管理，也并非莱芜中天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并没有形成由其成为“名实相符的法定代表人”的真实合意。根据莱芜中天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职届满后未连选连任，在刘××已经离职且存在职工权益纠纷、已不具有再担任其法定代表人合意的情况下，足见莱芜中天公司并无自行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意愿，内部救济途径可以认定已经穷尽且无法成功。综上，刘××已不再具备担任莱芜中天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条件和资格，亦无继续担任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合意和义务。因此，莱芜中天公司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变更的义务主体，应涤除刘××作为其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事项，尽快完成新任法定代表人的选任及相关的变更登记手续。因丁×系莱芜中天公司负责人，应当协助公司办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事项。关于刘××主张的解除股权代持关系和变更工商登记股东名录的诉求，在丁×否认股权代持关系的情况下，涉及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与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属于两个法律关系，不符合诉的合并情形。经释明刘××坚持合并起诉的情况下，为减少当事人诉累，在既定案由前提下，对解除股权代持关系和变更工商登记股东名录的诉求，本院不予一并审查，刘××可另行主张权利。．．．．．．判决：一、莱芜中天绝缘材料有限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涤除刘××作为莱芜中天绝缘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事项；若逾期未变更，视为刘××不再担任莱芜中天绝缘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二、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莱芜中天绝缘材料有限公司办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备案手续；三、驳回刘××的其他诉讼请求。
摘要2：【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一、刘××不仅与莱芜中天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现在也已经离开莱芜中天公司，不再参与莱芜中天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在(2019)鲁0116民初5258号劳动争议案件中，莱芜中天公司亦自认“仅仅是法定代表人写的刘××的姓名”，故让刘××担任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与《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明显不符，背离了立法宗旨。二、刘××在莱芜中天公司的原职务为执行董事，从而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关于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三条第一款规定“董事任期届满前被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有效决议解除职务，其主张解除不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公司与董事之间为委托关系，根据股东会的选任决议和董事同意而成立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委托合同的双方均有任意解除权，股东会有权解除刘××职务，刘××也有权解除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辞去执行董事职务，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判决涤除刘××法定代表人身份无误，本院应予维持。刘××在一审中提交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确认丁×系莱芜中天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一审判决丁×履行协助义务并无不妥。三、涤除刘××法定代表人职务后，莱芜中天公司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另行选任法定代表人，不能以此作为刘××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理由。
【解读】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3.判令丁×、莱芜中天公司以及山东中天公司协助刘××涤除其作为莱芜中天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事项；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2民终1812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2民终1812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迈尚鼎峰公司应否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依据查明的事实，周×与龚××签订了《店铺及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周×向龚××转让迈尚鼎峰公司的股权，但对法定代表人变更事宜未明确约定。周×主张，《店铺及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变更法人开户行”的约定，存在标点符号的遗漏，实质应为“变更法人、开户行”，龚××对此不予认可，周×亦未提供进一步证据证明双方就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达成一致意见，故对周×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周兵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88号案件的裁判意见，应支持其上诉请求，但该案件焦点问题为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再审申请人关于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与本案情况不同，且该案亦明确“该项诉讼请求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否应予支持，应通过实体审理予以判断”。故对周×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但本案中，自迈尚鼎峰公司设立起周×即为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任期亦未届满。虽然周×与龚××签订了股权转让的书面协议，但未对变更法定代表人事宜作出明确约定，协议签订至今亦未有股东会决议变更公司执行董事或法定代表人。周×起诉要求变更公司登记，一审法院依据查明事实，支持了周×关于将其转让给龚××的迈尚鼎峰公司股权变更至龚志刚名下的诉讼请求，并驳回周×要求变更迈尚鼎峰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解读１】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迈尚鼎峰公司、龚××依法变更公司登记，将龚××受让的周×的股权变更登记到龚××名下，同时，将登记的周×作为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龚××或迈尚鼎峰公司、龚××指定的其他人；2.诉讼费由迈尚鼎峰公司、龚××负担。
【解读２】一审判决如下：一、北京迈尚鼎峰健身管理有限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办理公司变更登记，将龚××受让的周×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龚××名下；二、驳回周×的其他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71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714号
【裁判摘要】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京皖公司申请再审的事由，本案焦点问题是京皖公司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首先，京皖公司起诉状中使用的印章与其在工商部门备案登记的印章印迹明显不符，京皖公司自认该印章系其私自刻制，其行为违反了《印章管理办法》第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制作、使用印章”以及第十三条“需要刻制印章的单位，只能申请刻制一枚单位法定名称章”的规定，不能证明该起诉系京皖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京皖公司提交法定代表人张××的情况说明，但张××的身份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印章亦与备案公章不一致，不能证明该情况说明系张××本人出具。最后，京皖公司持续使用私刻印章，并不能证明私刻的印章已具备公司备案印章的效力。综上，京皖公司未使用其在工商部门备案登记的印章提起诉讼，起诉主体不适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摘要2：【案号】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内民终59号
【摘要1】一审法院认为，……京皖公司以其私刻的不合法的公章提起民事诉讼，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应驳回其起诉。
【摘要2】二审法院认为：京皖公司提起诉讼时，起诉状加盖的公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公章亦与备案公章不一致。京皖公司私刻公章并以其私刻的公章进行民事诉讼活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章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以京皖公司使用未经备案私刻的公章提起本案诉讼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正确，京皖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注解】未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印章管理办法》
【笔记】能否将接收公司转账股东追加为被执行人？
摘要1：解读：股东与公司之间转款行为是否应认定为公司股东挪用、侵占公司财产或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应通过其他程序确认，而不能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
【注释】能否申请追加转移公司财产的法定代表人为被执行人？——（１）法定代表人转移财产不是《变更追加规定》等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事由，不能直接以法定代表人转移公司财产为由追加被执行人；（２）如果有充分证据证明法定代表人作为股东转移公司资产符合《变更追加规定》第１８条、第２０条规定的抽逃出资及一人有限公司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形，可以追加被执行人。
摘要2：【注释】（１）不能追加转移公司资产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为被执行人；（２）可以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参考案例：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琼民终48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680号
【笔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任职期间被列入失信名单能否直接诉请法院判决解除法定代表人职务？
摘要1：解读：法定代表人在任职期间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是否解除其法定代表人职务属于公司自治范围，应当由公司根据其章程规定并通过合法程序决定，直接诉请法院判决解除法定代表人职务不予支持。
摘要2：
【笔记】股东代表诉讼能否适用诉讼时效中止规定？
摘要1：解读：（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而公司不能行使请求权，构成“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的诉讼时效中止情形，股东代表诉讼诉讼时效中止的法律规定；（２）对于《公司法》第１５１条第３款规定的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而公司法定代表人怠于提起诉讼之股东代表诉讼，应当按照诉讼时效中止的一般规定认定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止情形。
摘要2：【注解】（１）股东代表诉讼所行使的实体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公司对损害公司利益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的赔偿请求权，该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原则上仍应依法从权利人即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２）如果公司法定代表人等高级管理人员曾经损害公司利益，公司当时虽然知道权利受损害，但公司法定代表人等高级管理人员长期管理公司形成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而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构成诉讼时效中止情形，应当适用关于诉讼时效中止的法律规定。
【笔记】执行法院能否直接追加恶意转移资产受让方为被执行人？
摘要1：解读：执行程序中即使被执行人恶意转移财产也不得直接追加受让人为被执行人，而需通过撤销权诉讼进行确认。
【注释】能否申请追加转移公司财产的法定代表人为被执行人？——（１）法定代表人转移财产不是《变更追加规定》等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事由，不能直接以法定代表人转移公司财产为由追加被执行人；（２）如果有充分证据证明法定代表人作为股东转移公司资产符合《变更追加规定》第１８条、第２０条规定的抽逃出资及一人有限公司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形，可以追加被执行人。
摘要2：【注解１】（１）不能追加转移公司资产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为被执行人；（２）可以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参考案例：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琼民终48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680号
【注解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２０条规定的恶意转移财产不属于法定追加被执行人事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14条规定，被执行人放弃债权、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害的，执行法院可以告知申请执行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本案中，被执行人转让财产，申请执行人如果认为该转让行为对其债权造成损害，申请执行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通过诉讼明确被执行人转移财产的协议以及申诉人占有案涉财产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进而明确能否继续执行案涉财产。执行程序上，对上述财产转让协议及占有行为无权作出裁定，依法应当通过诉讼解决。龙岩中院直接以财产无偿转让为由，在执行中追加福×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错误，应予纠正。——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执监字第00030—1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9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94号
【裁判摘要】（１）法定代表人被免职但一直未予变更工商登记的，判决公司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２）公司股东并非办理或者协助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主体——本案争议的问题是宝塔房地产公司应否为韦××办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宝塔房地产公司应当为韦××办理法定公司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理由如下：(一)宝塔房地产公司已经终止与韦××之间的法定代表人委托关系，韦××已经不具有代表公司的法律基础｜法定代表人是对外代表公司意志的机关之一，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具有公示效力，但就公司内部而言，公司和法定代表人之间为委托法律关系，法定代表人行使代表人职权的基础为公司权力机关的授权，公司权力机关终止授权则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的职权终止，公司依法应当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本案诉讼中，嘉鸿公司明确其知晓并同意公司决定，因此，可以认定宝塔房地产公司两股东已经就韦××免职作出股东会决议并通知了韦统兵，该决议符合宝塔房地产公司章程规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产生法律效力，双方的委托关系终止，韦××已经不享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宝塔房地产公司应当依法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二)宝塔房地产公司怠于履行义务，对韦××的权益造成了损害，依法应当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按照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的《企业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1999年修正)第六条“企业法人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应当向原企业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对企业原法定代表人的免职文件；(二)对企业新任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三)由原法定代表人或者拟任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以及第七条“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更换法定代表人需要由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召开会议作出决议……”之规定，宝塔房地产公司只需提交申请书以及对原法定代表人的免职文件、新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以及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召开会议作出决议即可自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摘要2：（续）本案中，韦××被免职后，其个人不具有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主体资格，宝塔房地产公司亦不依法向公司注册地工商局提交变更申请以及相关文件，导致韦××在被免职后仍然对外登记公示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宝塔房地产公司相关诉讼中被限制高消费等，已经给韦××的生活造成实际影响，侵害了其合法权益。除提起本案诉讼外，韦××已无其他救济途径，故韦××请求宝塔房地产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依法有据，应予支持。至于本案判决作出后，宝塔房地产公司是否再选任新的法定代表人，属于公司自治范畴，本案不予处理。综上，原一、二审判决以宝塔房地产公司未形成决议等为由驳回韦××的诉讼请求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另外，宝塔投资公司、嘉鸿公司仅是宝塔房地产公司的股东，且其已经就免除韦××法定代表人作出决议，依法也非办理变更登记的义务主体，韦××请求该两公司办理或协助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481民初5628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481民初5628号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葛××系秒购网络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作为原告诉请任职公司变更登记，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有明确的被告和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所依据的主要事实是葛××系秒购网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任职数月后担心因公司经营所带来的风险，且并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秒购网络公司亦未向葛××发放薪资报酬，故要求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而秒购网络公司不配合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侵害其合法权益。同时，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与公司之间的纠纷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秒购网络公司登记在滕州市，本院依法享有管辖权。综上所述，葛××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本院依法应予受理。
摘要2：【裁判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该条第二款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基于上述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是以公司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其行为后果由所任职公司承受。因此，法定代表人与所任职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应当定性为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在委托合同关系中，受托人有权随时解除委托合同，辞去代理。本案中，作为受托人的葛××有权解除委托合同，辞去法定代表人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及与本案，葛××第一项诉讼请求系基于其已不愿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之事实，请求终止其与秒购网络公司之间法定代表人的委托关系并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葛××自2021年5月份即提出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曾与股东赵×多次协商变更法定代表人未果，且多次至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办理变更法定代表人业务均被告知无法办理，表明葛××主观上已无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意愿，亦表明秒购网络公司并无配合葛××办理变更法人登记的意愿。因秒购网络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葛××并非秒购网络公司股东，股东赵×不配合办理法人登记变更，葛××则无法通过公司自治途径寻求解决问题之道。若人民法院驳回葛××的诉讼请求，则葛××因此所承受的法律风险将持续存在，而无任何救济途径。因此葛××要求秒购网络公司在登记机关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至于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由谁担任，应当由秒购网络公司决定，葛××无权干涉。因此，葛××在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要求将法定代表人由葛××变更登记为赵×，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因秒购网络公司为一人公司，赵×为唯一股东，因此秒购网络公司在登记机关变更葛××的法定代表人登记，赵×有义务办理。
诚信无价，驳回申请！蕉城法院审结首例被执行单位原法定代表人申请解除限制高消费措施案
摘要1：【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司法文件规定，解除法定代表人限制消费措施的应符合两个要件：1.证明原法定代表人并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或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即证明自己不再是上述“四类人员”；2.证明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确系因为公司经营管理需要而进行。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95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951号
【裁判摘要１】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件通常由公司作为原告进行诉讼，股东也有权代位提起诉讼——公司印章是每一个公司合法设立的象征，在公司存续过程中，印章起着代表单位意志的作用，成为公司意思与行为的象征。在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件中，通常由公司作为原告进行诉讼。本案中，禾山公司法定代表人形式上已变更为张××，公司相关印章及证照均由张××控制，因此，张××１、林××作为禾山公司成立时的股东，在禾山公司系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的情况下，有权向张××提起公司证照返还之诉。虽然禾山公司股东变更为张××与张××１，但根据已生效判决，此次股权变更系张××伪造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变动系无效行为，从法律上看，张××１、林××仍是禾山公司股东，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即便从股东代位诉讼内部前置程序来看，张××１、林××除系禾山公司股东外，在禾山公司股权变更前，林××为该公司唯一监事，而股权变更后，张××１为该公司监事，林××、张××１为现行登记以及股权变更无效前的公司唯一监事亦有权提起诉讼。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张××１、林××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裁判摘要２】对于公司中谁有权保留印章及证照，我国法律并无明确规定，现实中应当以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为准。公司经营中，大量公司印章与证照因日常处理事务方便所需，交由非特定人员保管亦较常见，导致印章及证照返还案件增多。因此，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印章及证照可由不同人员持有，在公司证照返还之诉中，应当以持有人非法侵占印章及证照为前提。本案中，根据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张××为禾山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禾山公司实际上长期亦由张××控制管理并经营，在禾山公司股权争议并未作出最终认定的情况下，张××作为禾山公司实际出资人控制该公司相关证照并不构成非法侵占。虽然张××１、林××系禾山公司原始股东，但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张××系非法侵占持有禾山公司印章及证照，故其要求张××返还公司证照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张某某等诉张某某１等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
【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民终453号
【摘要】股东资格的特征具有两类，即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是对股东出资的记载和证明，以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名册记载、工商部门登记为认定依据；实质要件是出资，即实际出资并参与公司管理。．．．．．．综合上述情况，从形式要件的角度来看，禾山公司的股东资格尚存争议，需要从实质要件的角度进一步考察。．．．．．．另外，张××１、林××陈述张××１保管印章直到2000年三、四月，结合张××的陈述和所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财务银行私章、财务会计资料及“金鹭花园”项目的所有资料，长期由张××保管。因此，从实质要件的角度，生效的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以及已查明的事实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确认以下事实，即张××是禾山公司的股东，履行了公司的全部出资义务，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且根据工商管理部门现今的登记情况，其仍然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张××持有公司印章和相关资料具有合法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259号
摘要1：【裁判摘要】除非有明确例外规定，当事人之间有关权利义务难以确定其性质时应作有利于债务人解释——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设立分析，多数人之债的成立应基于合同约定、法律规定或者可以推定的当事人的行为。当事人一方为两人以上的，当然可以形成多数人之债。但从本案事实看，前述两笔借款发生时，并无证据证明兴富公司以其意思表示或者具体行为参加到诚创公司与通达公司之间的借款法律关系中去。从权利义务的性质分析，不同性质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仅能根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当事人所能行使的请求权以及能够提出的抗辩权，应受法律关系的性质的限制。作为共同债务人的合同当事人，仅能基于债务人的地位，依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向债权人行使抗辩权。与此不同的是，基于保证之债的从属性，保证人既可以行使债务人对于债权人的抗辩权，也可以行使其自己作为保证人的身份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所享有的抗辩权。在对于当事人之间有关权利义务难以确定其性质时，除非有明确的例外规定，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是，应当作有利于债务人的解释。本案中，有关郭××代表兴富公司实施的行为究竟应当认定为共同借款行为还是保证行为存在不同理解时，如果无法确认具有明确的共同承担债务或者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的，应当将其认定为保证的意思表示。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内容分析，兴富公司法定代表人郭××以公司名义签署的《承诺书》《协议书》《确认书》载明：“兴富公司自愿为通达公司所付4500万元借款本金及全部利息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并承担共同还款人的还款责任……保证责任期限为至主债务本息还清”“如通达公司未能在上述规定时间内履行还款义务，兴富公司愿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上述内容，足以表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为在通达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兴富公司为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非诚创公司主张的兴富公司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至于兴富公司是否最终实际使用了案涉借款，并不能以此作为判断其为共同借款人还是保证人的依据或理由。本院综合前述分析，认定兴富公司为案涉借款的保证人。原审法院根据债权人诚创公司的主张认定兴富公司为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
摘要2：（续）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根据前述规定，兴富公司为其股东通达公司提供担保应经兴富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且通达公司应回避表决。但本案中兴富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振以公司名义签订《承诺书》《协议书》《确认书》提供关联担保，未经上述法定程序。诚创公司在接受兴富公司出具的承诺或者与兴富公司签订相关协议时，既未审核兴富公司股东会决议情况，也无证据证明本案存在无需决议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形，因此债权人诚创公司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存在过错。．．．．．．郭××作为兴富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公司名义对外签署关联担保合同的行为并非偶发行为，本案及关联案件中均存在类似情形，表明兴富公司内部管理不善，故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越权担保行为亦存在过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本案债权人诚创公司、担保人兴富公司对此均有过错，综合考量债权人和担保人各方的过错程度及款项实际使用情况，兼顾当事人利益平衡，兴富公司应对债务人通达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
【笔记】原法定代表人出具《承诺函》对交易对价进行重大变更是否有效？
摘要1：解读：原法定代表人出具《承诺函》内容涉及双方交易对价的重大变更，涉及公司的重大利益，与之前订立的合同内容明显不符，公司不认可，除该《承诺函》外双方又并未订立其他合同进行确认，从双方履约过程中的沟通情况来看均未涉及《承诺函》中的重大变更问题，且该《承诺函》形式上确存瑕疵，对《承诺函》不予采信。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粤民终1734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1：【裁判摘要１】案涉《差额补足协议》的性质问题……综上，案涉《差额补足协议》不具备保证合同的从属性特征,广州农商银行上诉主张该协议为独立合同,符合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广东高院予以采纳。
【裁判摘要2】对方提供法定代表人面签合同的照片无须再对法定代表人签名进行鉴定——关于是否应当对《差额补足协议》上中×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进行鉴定的问题。广州农商银行在一审期间提交了其员工与中×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周××面签《差额补足协议》的多张照片，上面清晰显示了周××代表中×公司签署《差额补足协议》的过程。即使周××未在《差额补足协议》上盖章，甚至盖的是假章，只要周××在该协议上的签字是真实的，仍然应当视为周××代表中×公司与广州农商银行签署该协议。因此，在中×公司未能举证推翻上述照片真实性的情况下，其申请对《差额补足协议》上该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进行鉴定，缺乏必要性，一审法院对其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未经公司决议程序的差补协议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对外提供非典型担保的情形是否应当适用上述规定，立法未予明确。但根据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与本案相关事实，广东高院认为不足以认定案涉《差额补足协议》符合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理由如下：第一，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担保行为涉及公司以及股东的重大利益，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所作出的对外担保行为必须以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具体到本案，案涉《差额补足协议》对于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而言是纯负担合同，本案没有其他证据显示该三公司具有签订该协议的合理原因。因此，在对公司与股东利益的影响上，差额补足义务与担保责任是一致的，要求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订《差额补足协议》时应当经公司机关决议，符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适用范围进行目的性扩张的法律解释方法，符合“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要求。第二，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签订《差额补足协议》时，该三公司均为上市公司。
摘要2：（续）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其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程度较封闭公司更高，法定代表人的道德风险更大，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对法定代表人进行监督的成本很高。而上市公司的重大经营事项应当符合公开披露的要求在三公司均未对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的事项予以公告的情况下要求广州农商银行作为纯获利益的一方，在签订协议时负有甄别三公司法定代表人实施的行为是否符合公司真实意思的注意义务，并未不合理地加重其负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广州农商银行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尽到注意义务，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超越权限的情形，因此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主张其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对三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理据充分广东高院予以采纳。
【裁判摘要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2条，合同不成立时发生的损害赔偿责任问题应当参照上述规定，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就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而言，该三公司对其法定代表人负有选任监督的责任，对其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的行为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符合当时的司法实践与当事人的合理预期。就广州农商银行而言，其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对三公司签约代表人的权限进行审核的成本较低，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过错程度较大。一审判令广州农商银行及中×公司等各自承担50%的责任，与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不符，应予调整。因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系各自独立与广州农商银行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相互之间不存在意思联络，不符合共同承担责任的主观要件，应当分别向广州农商银行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根据各当事方的过错程度，广东高院酌定××公司、中×公司分别在95140万元（3171333333.33元×30%）的范围内对华翔公司不能清偿的案涉债务向广州农商银行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成都青羊区大通商贸公司企业经济性质问题的答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成都青羊区大通商贸公司企业经济性质问题的答复 （１９９８年５月５日，［１９９７］行他字第４号）
【摘要】成都市青羊区大通商贸公司是由成都市青羊区城乡管理委员会的下属单位环境卫生管理局申办的，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表明该公司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主管部门也由环境卫生管理局变更为青羊区城乡管理委员会。青羊区城乡管理委员会关于暂停许东风的大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的职务，暂停公司营业活动的决定是合法的，人民法院应判决予以维持。
摘要2：【注解】行政机关撤换企业法定代表人行为的可诉性。
【笔记】行政机关撤换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1：解读：（１）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是由政府及其主管部门任命产生的，企业不能以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提起行政诉讼；（２）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是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直接擅自撤换侵犯了企业对于法定代表人的人事自主权，企业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原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后续工商变更登记是否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请示的答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原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后续工商变更登记是否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请示的答复（2014年7月1日 〔2014〕行他字第7号）
【摘要】在原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其与后续工商变更登记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如对变更登记有异议，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因后续变更登记行为已经发生，若仅对涉及其本人的首次变更登记行为起诉，不利于解决实际纠纷，人民法院应当释明其对首次变更登记行为及后续变更登记行为一并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受理原公司法定代表人提出的复议申请，如果需要等待相关民事诉讼就公司股权纠纷的确认，可中止复议程序。
摘要2：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渝民终1802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持票人向前手主张权利即持票人向前手作出行使追索权的意思表示是采发出主义还是到达主义生效，我国现行法律并无相应规定——在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当适用一般规定。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二款中“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时生效”的规定，持票人向前手作出行使追索权的意思表示应当自到达前手时生效；（２）汇票持票人以线下发函方式向前手行使追索权，非因持票人过错导致未经前手签收而被退回，发生票据权利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三)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票据权利时效发生中断的，只对发生时效中断事由的当事人有效”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六个月期间应为票据追索权的消灭时效期间，持票人未在该期间内行使票据权利，追索权将消灭；持票人在该期间内向前手主张了权利，将发生票据时效中断的效果。然而，持票人向前手主张权利，也即持票人向前手作出行使追索权的意思表示是采发出主义还是到达主义生效，我国现行法律并无相应规定。本院认为，在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当适用一般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二款中“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时生效”的规定，持票人向前手作出行使追索权的意思表示应当自到达前手时生效。本案中，案涉票据被拒付之日为2019年12月27日，长丰汽车公司应于2020年6月27日之前向鹰明智通公司行使票据追索权。长丰汽车公司先后两次于2020年6月10日、2020年6月16日以鹰明智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熊×为收件人、鹰明智通公司工商登记地址(实际办公地址)为收件地址,邮寄了行使追索权的律师函。虽然邮件上收件地址在鹰明智通公司工商登记地址(实际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泰路××号×栋××层××号”前多写了“成都市新都区”，但在“天泰路××号×栋××层××号”清楚的情况下，不会因为该地址前同时出现了“成都市新都区”和“成都市高新区”而使邮件无法准确投递。同时，尽管该两封邮件投递结果均显示未最终妥投，但编号为11xxx42425的邮件在2020年6月16日寄出后，曾于2020年6月18日进行投递，未妥投，
摘要2：（续）时隔11天后于2020年6月29日再次投递，显示为“已签收，他人代收”，又经过十余天，于2020年7月10日由投递员收回该邮件再次投递，最后退回寄件人。该封邮件投递过程极为不正常。本院认为，长丰汽车公司在2020年6月27日届满前先后两次向鹰明智通公司邮寄行使追索权的信函，且在通常情况下，该邮件应当能够在六个月期限届满前送达鹰明智通公司。长丰汽车公司有积极行使追索权的意思表示且已依法定形式发出，依照常理，该意思表示应当在法定期间内到达鹰明智通公司，长丰汽车公司对意思表示未实际到达鹰明智通公司没有过错，其行使追索权的意思表示虽因未实际送达鹰明智通公司而略有瑕疵，但该瑕疵并不足以否定长丰汽车公司向鹰明智通公司行使追索权的意思表示行为的客观存在。因此，应该认定长丰汽车公司向鹰明智通公司行使了追索权，票据时效中断，长丰汽车公司对鹰明智通公司享有的票据追索权并未消灭。此外，长丰汽车公司邮寄信函的收件人虽为熊×而非鹰明智通公司，但熊×是鹰明智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向熊×作出行使追索权的意思表示即为向鹰明智通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据此，鹰明智通公司关于收件地址和收件人错误导致邮件并未送达，长丰汽车公司已丧失票据追索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