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73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二)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三)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万方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审存在上述问题。其主张原审法院未及时送达起诉状副本及民事判决书，审理期限过长等问题，均不属于严重程序问题，不足以导致本案应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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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法律问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法定程序即未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而擅自实施的以公司名义对外担保行为的效力如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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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340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从本案情况看，刘某某一审庭审中增加、变更的诉讼请求并未增加中瑞公司答辩和举证的负担。况且，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中瑞公司对于刘某某增加、变更的诉讼请求也并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未就刘某某增加、变更诉讼请求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不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不损害中瑞公司的诉讼权利。此外，未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故中瑞公司关于一审法院未重新指定举证期限构成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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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粤执监92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焦点问题为在执行回转过程中，第三人通过法院拍卖程序取得的财产是否应当返还。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执行依据（2013）惠博法民一初字第212号民事判决经再审程序已经被撤销。因此，本案应当执行回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10条规定，“执行回转时，已执行的标的物系特定物的，应当退还原物。不能退还原物的，可以折价抵偿。”就本案而言，执行的特定财产是案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买受人惠州市诺和置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13日在第三次公开拍卖中以2357376元的最高价竞得该财产。2015年11月2日，执行法院作出（2014）惠博法执字第876-3号执行裁定，裁定案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及相应的其他权利归买受人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九十三条规定，“拍卖成交或者依法定程序裁定以物抵债的，标的物所有权自拍卖成交裁定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接受抵债物的债权人时转移。”根据前述法律规定，案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在执行依据被撤销前已经归属于买受人。人民法院在执行中依法采取拍卖、变卖措施，是基于国家公权力的行为，具有公信力，买受人通过法院的拍卖程序取得财产的行为，不同于一般的民间交易行为，对其取得的财产权益应当予以保护。买受人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不应再执行回转并返还给申诉人，而应当由原申请执行人向申诉人折价赔偿。
摘要2：【解读】买受人作为善意取得财产的第三人，作为无过错的一方，其通过人民法院拍卖程序取得的财产应当受到保护，执行回转时要求将买受人取得的财产予以回转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045号
【裁判要旨】在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中，人民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就其中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举证质证，并非开庭审理程序，由合议庭一名审判员进行而合议庭其他成员未参加并不违反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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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复3号
【裁判摘要】执行异议案件立案后未通知当事人系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销——在执行过程中，当事人有对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权利，相关当事人有参与异议程序并选择进行或者不进行答辩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执行异议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或者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立案，并在立案后三日内通知异议人和相关当事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申请。”根据该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执行异议案件后，首先应当在三日内将执行异议案件立案的事实通知异议人和相关当事人，使相关当事人了解执行异议的内容，从而做参与异议程序的相应准备，以充分保障其辩论权利的行使。就本案而言，经查阅湖北高院原审在卷材料，未发现该院在异议案件立案后及时通知农行武当山支行和相关当事人的记载，该行为导致农行武当山支行无从知悉本案执行异议程序的开始和进行，进而导致其无法参与执行异议程序并对武当山农商行提出的执行异议作出抗辩。综上，湖北高院的异议审查，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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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执行异议立案后执行法院应当在３日内通知异议人和相关当事人；（２）执行法院未通知当事人直接作出执行异议裁定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销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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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仲裁机构在纠纷发生前作出的“先予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不符合《仲裁法》第２条“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之规定，属于《民事诉讼法》第２３７条第２款第３向规定的“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或者裁定驳回执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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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京03执复162号
【裁判摘要】丰隆公司向通州区人民法院提出异议称，请求法院依法组织（2018）京0112执5733号案件的执行，并为申请执行人杨某行使股东知情权设定合理期限．．．．．．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过程中或者执行保全、先予执行裁定过程中的下列行为违法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进行审查：（一）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以物抵债、暂缓执行、中止执行、终结执行等执行措施；（二）执行的期间、顺序等应当遵守的法定程序；（三）人民法院作出的侵害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上述规定没有明确其中所涉及的执行行为的具体指向，司法实践中执行行为异议一般亦是针对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的积极执行行为，请求撤销、补正或者中止、终结，但上述法律规定也并未排除对消极执行行为的异议。据此，对于部分消极执行行为，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第二百二十五条提出执行行为异议。通州区人民法院认为执行行为异议必须是针对执行法院已经作出的违法积极行为的观点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中，丰隆公司作为被执行人，其完全可通过自身积极履行行为完成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履行全部义务后可向执行实施机构主张解除相应的执行措施，对于生效法律文书履行情况及结果应属执行实施机构判定的范畴，故丰隆公司的本次复议请求不属于执行异议复议的审查范围，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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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２０２１年《行政处罚法》修订内容之十：完善处罚无效制度，严格区别违法与无效的界限——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第３８条规定了行政处罚无效三种情形：（１）行政处罚没有依据；（２）行政处罚实施主体不具行政主体资格；（３）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仅限于“构成重大且明显违法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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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复字第15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诉讼程序中第三人未对法院作出的保全被执行人对其享有的到期债权裁定提起复议，执行法院在执行阶段是否还应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告知其异议权利，以及能否在未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的情况下迳行裁定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分析如下：
一、关于诉讼程序中第三人未对法院作出的保全被执行人对其享有的到期债权裁定提起复议，执行法院在执行阶段是否还应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告知其异议权利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5条规定：“债务人的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但对第三人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债权人的申请裁定该第三人不得对本案债务人清偿。该第三人要求偿付的，由人民法院提存财物或价款。”根据该条法律规定，诉讼中人民法院可以作出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对被执行人在第三人处的到期债权采取保全措施，冻结到期债权的实质是冻结抽象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不是直接冻结第三人所拥有或支配的财产，该冻结对第三人没有实质财产的损害。对第三人到期债权的保全裁定只是要求第三人对债务人在第三人处的到期债权不得清偿，如果第三人未向被告清偿即履行了保全裁定确定的义务，第三人此时的法律地位是协助执行人，只要其未支付财产，即视为履行了义务，就不应承担责任。这种协助执行义务，实际上是一种消极的不作为义务，因在此阶段第三人的财产并不会被真实处分，故第三人可能不会提出复议，但其不提出复议并不表明其认可到期债权的真实存在，更不表明其在案件转入执行阶段后，会认可执行法院对到期债权的执行，更不意味着执行法院可以剥夺其在执行阶段的法定程序权利。
进入执行程序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1条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以下简称履行通知）。履行通知必须直接送达第三人。履行通知应当包含下列内容：（１）第三人直接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其对被执行人所负的债务，不得向被执行人清偿；（２）第三人应当在收到履行通知后的十五日内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３）第三人对履行到期债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履行通知后的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出；（４）第三人违背上
摘要2：（续）述义务的法律后果。”上述法律规定是强制性规定，且无除外情形，执行法院应当遵守上述法律规定开展执行活动，采取执行措施。从第三人的角度看，在执行程序中提出执行异议是法定权利也是可期待权利。执行法院不能因第三人在诉讼阶段对保全到期债权未提起复议，就推断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到期债权真实成立。河北高院向同为公司发出的是协助执行通知书而不是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在协助执行通知书内亦未赋予该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的权利，实际上就是变相剥夺了第三人的异议权利。上述行为明显程序违法，应予纠正。
二、关于执行法院能否在未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的情况下即迳行裁定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的问题。所谓到期债权，一是有确定的债权，二是债权已经到期。在司法实践中，对被执行人在第三人处的到期债权采取执行措施时，并不能确定该债权真实存在，也不能确定该债权已到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3条明确规定了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间内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对提出的异议不进行审查。故人民法院在执行第三人到期债权的过程中，对于未经实体审判并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执行机构不应当对被执行人与第三人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实体判断，如果第三人提出异议，即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河北高院在执行程序中剥夺第三人的异议权利，直接裁定由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实际上就是以执行程序代替审判程序，在执行阶段对债权是否真实存在、债权是否到期以及债权数额多少进行了实体审查，剥夺了当事人合法的诉讼权利，明显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应予纠正。本案中，申请执行人若认为被执行人对同为公司享有到期债权，或者被执行人存在规避执行行为，完全可以通过诉讼程序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解读】代位保全次债务人未异议，不能以此推定其认可债务真实性。
摘要1：常某某诉南京秦房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2020)参阅案例13号］
【裁判摘要】业主委员会有权按照法定程序对小区公共区域的管理作出决定。在法律未对共享单车停放做出明确规定的前提下，业主委员会做出的不允许小区内部骑行、停放共享单车的决定对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物业管理公司据此拒绝业主将共享单车骑入小区的，不构成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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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774号
【裁判摘要】法院缺席审理后又联系到被告但未再组织庭审即作出判决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中，原审法院经合法的公告送达后开庭审理符合法定程序，在雅电公司未参加原审庭审的情况下缺席审理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在庭审后接到雅电公司来电，已向其邮寄送达了起诉状以及证据材料，并且告知其可以提交答辩意见及提供证据，雅电公司亦提交了《代理意见》并表示没有证据提供。上述事实表明，原审法院保障了雅电公司的诉讼权利。在此基础上，原审法院未再次组织庭审，依据在案证据作出原审判决并未违反法定程序。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31号
【裁判要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行政行为被撤销可以归结为两种原因，一种是该行政行为违法，包括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等；一种是行政行为的内容明显超出合理限度，即明显不当。本案贵阳市政府依据一条龙公司提供的虚假材料作出的土地权属变更登记行为，属于“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该变更登记行为，即颁发筑国用（2010）第3039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因此系违法行政行为。
【解读】行政诉讼解决的是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即使行政机关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也不能否定依据虚假材料作出的行政行为违法的性质。事实上，是否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只是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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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970号
【裁判摘要１】合同各方当事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其意思表示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只要合同各方协商一致、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则应对缔约各方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当事人如意思表示发生变更，一般应以明确的方式作出，并以变更后的意思表示来确定缔约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民事案件的案由反映了案件所涉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是人民法院为便于当事人诉讼、规范审判管理和司法统计，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合同约定的内容等，对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和总结。
【裁判摘要２】法院在解除双务合同时未向当事人释明可一并提出返还原物或折价补偿、赔偿损失不违反法定程序——根据《民商事审判工作纪要》第36条第二款、第49条的内容，关于双务合同解除时人民法院的释明问题。第一审人民法院虽未予释明，如果返还财产或者赔偿损失的范围确实难以确定或者双方争议较大的，也可以告知当事人通过另行起诉等方式解决，并在裁判文书中予以明确。故韩某某等三人关于一审法院未向其释明可提出返还请求，程序违法应予发回重审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第３６条、第４９条之规定，当事人仅主张解除合同法院应向当事人释明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第一审人民法院未予释明，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直接释明并改判；如果返还财产或者赔偿损失的范围确实难以确定或者双方争议较大的，也可以告知当事人通过另行起诉等方式解决，并在裁判文书中予以明确。（２）因此，当事人以法院未释明合同解除法律后果违反法定程序为由主张发回重审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1】当事人仅主张解除合同，法院可以向当事人释明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１）当事人如增加诉讼请求法院可以一并审理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２）如果当事人坚持不提出请求，可以在裁判文书中指出通过另行诉讼的方式解决，以便尊重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51.当事人仅主张解除合同，法院应否一并审理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
【注解2】（1）一审法院可以释明对合同未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2）一审法院未释明（一审法院并没有违反职权，没有出现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当事人不得以一审法院未释明为由提起上诉），当事人提起上诉的，二审法院可以直接释明并改判（二审法院认为应当对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作出判决，可以直接释明并改判）；（3）如果返还财产或者赔偿损失的范围确实难以确定或者双方争议较大的，也可以告知当事人通过另行起诉等方式解决，并在裁判文书中予以明确。——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71.二审法院对合同未成立、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后果的释明及处理
摘要1：解读：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第７条之规定，（１）股东对未届履行期限的未缴纳部分的认缴出资享有表决权，即股东应按认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２）例外情形有二：一是公司章程规定按实际出资比例或者其他标准行使表决权；二是股东（大）会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修改章程决议不按认缴出资比例而按实际出资比例或者其他标准确定表决权。
摘要2：
摘要1：解读：无正当理由未提起上诉的当事人申请再审一般不予准许。
摘要2：【注解１】未提起上诉且二审未改变判项内容申请再审不予审查｜（１）当事人对一审判项未上诉且二审裁判未改变一审判决对该问题的判定，当事人就该问题提出再审不予审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168号；（２）对于一审胜诉或部分胜诉的当事人未提起上诉，二审判决维持原判且该当事人在二审中明确表示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的当事人，因为其缺乏再审利益，对其再审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483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256号
【注解２】原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存在错误或者违背法定程序，即使当事人未提起上诉也应当保护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024号
【注解３】主动撤回上诉却又申请再审的当事人，缺乏再审审查的必要性，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京03民申77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最高法民再144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寒地黑土集团在减少注册资本过程中，存在先发布减资公告后召开股东会、变更登记时提供虚假材料等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减资程序规定的情形，但作为寒地黑土集团股东的省农资公司并未利用寒地黑土集团减资实际实施抽回出资的行为。省农资公司虽将其登记出资由5000万元减至3000万元，但寒地黑土集团的权益并未因省农资公司的行为受到损害，资产总量并未因此而减少、偿债能力亦未因此而降低。省农资公司的行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不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二审法院判决不得追加省农资公司为被执行人，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减资行为不同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的抽逃出资的行为，不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的抽逃出资行为追加减资股东为被执行人。
【注解】（１）法律规定可以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并未规定可以追加减资股东为被执行人。减资行为是否合法不属于追加被执行人程序审查的范围。（２）公司减资虽未通过法定程序，但减资前后公司财产未发生变化，该减资仅是形式上的减资，减资股东并未取回公司资产，此时，不应追加减资股东为被执行人。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3民初279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漂族驿站公司在明知对外存在债务未清偿的情况下，未根据前述法律规定通知原债权人高某某和韦某，及在债权转让已向其通知的情况下，通知债权受让人张某某，漂族驿站公司的股东高某某和高某将漂族驿站公司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资至10万元，且高某某和高某在减资登记的相关债务情况说明中，承诺截止至减资登记日，漂族驿站公司对外不存在任何债务，由于该情况说明内容而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漂族驿站公司及股东高建文和高洁承担，所以本院认为高某某和高某洁的减资行为违法，使张某某丧失了行使要求公司漂族驿站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的权利的机会，降低了公司的承担责任能力，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应视为抽逃出资，其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其承诺在其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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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沪01执异289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人违法减资，申请执行人可否在执行程序中，以被执行人的股东抽逃出资为由，向执行法院申请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之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执行人原上海华能联合贸易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本案的第三人向农业银行借款后，于1997年10月将注册资本金减为人民币2000万元，违反法定程序未通知债权人，导致申请执行人长城公司受让了农业银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无法清偿，与股东抽逃出资在本质上并无不同。申请执行人以抽逃出资为由，申请追加被执行人的股东为被执行人，依法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广安公司关于诉讼时效抗辩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执行人增资时股东的虚假出资责任与违法减资股东的抽逃出资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责任，债权人农业银行对债务人原上海华能联合贸易开发有限责任公司3000万注册资本金有信赖利益。否则，也会导致本院（1999）沪一中经执字第302号追加裁定无效。申能公司主张已履行了出资未足额到位的责任，不应重复承担抽逃出资责任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广安公司、久事公司、申能公司、陆家嘴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股东或受让股东，对被执行人广能公司违法减资均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申请执行人长城公司在执行程序中请求追加被执行人广能公司的股东广安公司、久事公司、申能公司、陆家嘴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在违法减资、抽逃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申请，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17)京03执异49号
【裁判摘要】在执行过程中，变更或追加执行当事人的，应当严格按照执行方面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变更或追加执行当事人的，不得变更或追加。本案中，被执行人经工商部门变更登记，将注册资金减资。现申请执行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第三人存在抽逃资金的行为，故对其追加被执行人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申请执行人所述被执行人的减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可通过其他程序另行解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辖终289号
【裁判观点】当事人以案件属于“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为由提出级别管辖权异议的，应当对案件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的认定，需结合涉案法律关系的性质、诉讼标的额、社会影响力等因素予以综合判断。一般来说，“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通常应具备案情十分复杂、涉及金额巨大、社会影响广泛等特点。即使认为属于需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也应由最高人民法院依职权自行决定是否审理，或由原审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有关“下级人民法院对它所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审理”规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并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是否审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沪01民终6622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此条文虽然没有直接表述对已知债权人和未知债权人如何进行通知，但根据通常理解，对所有已知债权人应当采用通知的方式告知，只有对那些未知的或者不能通过通知方式告知的债权人才可以通过公告的方式。通知和公告的目的主要是告知公司债权人，以便让他们决定对公司的减资是否有异议，是否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因此，通知已知债权人是公司在减资过程中必须履行的法定程序。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22号
【裁判摘要】对于中储国际控股公司上诉提出上海昊阁公司在减资后又将注册资本增至37000万元，未影响上海昊阁公司偿债能力的问题。在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制的情况下，公司减资后又增资，确实没有导致公司清偿能力和责任财产的减损。但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的情况下，交易相对人对公司清偿能力和注册资本的信赖只能基于对股东的信赖，公司减资后又增资，导致公司股东发生了变化，对股东的信赖也就丧失了基础。本案系债权人以债务人违反法定程序减资导致债权实现受损为由主张的侵权赔偿之诉，根据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2016）沪0230执1124号执行裁定和该院向一审法院发来的（2016）沪0230执1124号函，可以认定，上海昊阁公司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且案涉多项担保均未得到实际履行，曲阳煤炭物流公司的债权未因上海昊阁公司的增资和多个担保人提供担保而得到清偿，上海昊阁公司的增资行为未对曲阳煤炭物流公司的债权实现产生影响，债权不能实现的损害结果已实际发生。故中储国际控股公司提出上海昊阁公司已将注册资本增至37000万元，未影响公司偿债能力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作为减资股东，中储国际控股公司的不当减资行为违反了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导致上海昊阁公司不能全面清偿其减资前所负债务，损害了债权人曲阳煤炭物流公司的利益。中储国际控股公司主张其减资行为与曲阳煤炭物流公司债权受损没有因果关系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1210号
【裁判摘要】朗坤公司上诉主张，该司法鉴定系在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法院在对本案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委托鉴定机构进行的，且存在鉴定材料获得程序违法，未按照委托范围进行鉴定等问题，故该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此，本院认为，其一，涉案司法鉴定意见书系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并出具的，本案管辖法院的变更并不影响鉴定机构依法独立做出鉴定以及其出具的相关鉴定意见的客观性。．．．．．．
【解读】对案件无管辖权法院委托鉴定机构作出鉴定意见书具有法律效力——原告向法院起诉后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后该案移送至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在移送管辖前原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委托鉴定机构就案涉相关事项进行鉴定并由鉴定机构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的出具符合法定程序，本案管辖法院的变更并不影响鉴定机构依法独立作出司法鉴定以及其出具的鉴定意见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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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移送管辖前原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并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依法具有法律效力，不因管辖法院变更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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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执行异议之诉中商业银行股权转让效力的认定
【裁判要旨】银行作为股权转让的直接参与者，享有信息和资源优势，对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掌握和遵守更应严格，如其漠视与懈怠法定程序的履行及审查，将极大增加金融风险和不法行为的逃避。对股权转让，银行负有严格遵守及审查法定程序的义务和责任。
【案号】一审：(2015)鄂宜昌中民一初字第00133号；二审：(2016)鄂民终字278号
【摘要】枝江农商行作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广润豪公司作为持有股本总额7.57%的股东，其变更申请，应由银监分局或所在城市银监局受理，银监局审查并决定。因广润豪公司对夕卜转让股权未获有关部门批准，亦未得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未在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公示，广润豪公司与永富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尚未完成。
摘要2：【来源】《人民司法·案例》2017年第32期
【注解】股权转让应经有关部门批准而未经批准，不符合法定转让条件，且未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未在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公示，案外人以其系该股权受让人为由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110号
【裁判摘要１】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本案中，判断赵××行使抵押权是否超过法定期间，主要在于赵××行使抵押权时间的认定。抵押权是担保物权的一种。根据我国担保物权法律制度和规范，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担保物权人即可依法行使担保物权。担保物权人行使担保物权的方式和途径是：担保物权人既可以先行向人民法院提起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特别程序，如该申请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担保物权人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担保物权的普通诉讼程序；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担保物权的普通诉讼程序。在担保物权人以提起普通诉讼程序的方式行使担保物权时，既可以在主债权诉讼中一并提出，也可以在法定期间内单独以担保人为被告提起诉讼。在担保物权人初始提起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而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的情况下，虽然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担保物权人应当在多长期限内提起普通诉讼程序，但因上述特别程序与普通程序具有法定程序的接续性，只要担保物权人后续并未明显不合理地迟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则其初始提起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的时间，就应当认定为行使担保物权的时间，而不能简单的以后续提起担保物权诉讼的时间作为担保物权人行使担保物权的时间。本案中，无论抵押权人赵××是初始提起申请实现抵押权特别程序抑或是后续提起抵押权诉讼普通程序，均属于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的行使抵押权行为，只要其初始行使抵押权行为发生在抵押权的行使期间内，人民法院就不能在后续抵押权诉讼中再简单以行使抵押权超过法定期间为由而不予支持。本案赵××与债务人实华房地产公司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2014年9月12日至2015年9月11日，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的初始起算时点应为借款期限届满日之次日，即2015年9月12日。赵××于2016年10月18日对借款人实华房地产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偿还欠款诉讼，主债权的诉讼时效出现中断事由，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依法应当重新计算。赵××于2017年6月6日向本溪市平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实现抵押权，在2018年7月9日被裁定驳回后，于同年7月24日提起本案抵押权诉讼。本案应当认定赵××行使抵押权的时间是其向一审法院提起申请实现抵押权特别程
摘要2：（续）的2017年6月6日，而且其在实现抵押权申请被裁定驳回后在很短时间内（15日）即提起诉讼，显然也不存在明显不合理迟延起诉的问题。同时，本案在赵××行使抵押权的上述时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尚未施行，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两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来计算本案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因此，本案中赵××行使抵押权的时间，不论是以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的初始起算时点为准计算，还是以主债权诉讼时效中断后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起算时点为准计算，均未超过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的期间。
【裁判摘要２】关于抵押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问题。二审判决认为，抵押权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并以案涉抵押合同约定的担保期限为依据计算本案所谓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指出，抵押权是担保物权，并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否则有违传统民法理论。抵押权只存在行使期间的问题，只是依据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该行使期间与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相同，随着主债权诉讼时效中断、中止而变化。也就是说，抵押权行使期间只是以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为参照来计算，并不等于对抵押权也要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赵××在本案中主张的抵押权应予支持，系因其行使抵押权未超过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的法定行使期间，而非直接对其抵押权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结果。二审判决立足于诉讼时效制度裁判本案，明显违背了抵押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传统民法理论。同时，二审判决以案涉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担保期限即2014年9月12日至2015年9月12日，计算本案抵押权“诉讼时效期限”为自2015年9月13日起的两年期限，并据此得出赵××于2018年7月24日在一审法院提起行使抵押权诉讼“已超过法定二年诉讼时效“的结论，也明显不符合物权法二百零二条关于“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及担保法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约定的或者登记部门要求登记的担保期间，对担保物权的存续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969号
【裁判摘要】法院未将原告庭审后变更诉讼请求的事项告知被告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当发回重审——本院注意到，环兴公司在起诉时要求上海巴安公司、湖州巴安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对赔偿部分仅主张合理开支50万元。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原审法院向当事人释明基于涉案项目的公益性，如本案不判决停止侵害是否选择主张增加赔偿数额时，环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将与其委托人协商后回复原审法院。原审庭后，环兴公司书面回复原审法院，称其不认可涉案项目为公益项目；如法院认定该项目具有公益性，则将其诉讼请求中关于赔偿数额的部分提高到800万元，以代替关于停止侵权行为的请求。后原审法院未告知上海巴安公司、湖州巴安公司关于环兴公司已变更诉讼请求的相关情况，迳行判决上海巴安公司、湖州巴安公司向环兴公司支付300万元。本院认为，相较原审起诉时的诉讼请求，环兴公司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为要求上海巴安公司、湖州巴安公司赔偿损失800万元，远超过其在起诉时和原审庭审中主张的金额，但原审法院并未将环兴公司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告知上海巴安公司、湖州巴安公司，也未就此重新组织双方进行举证、质证和法庭辩论，剥夺了上海巴安公司、湖州巴安公司就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提供证据和辩论的权利，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应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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