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皖08民辖终190号
【裁判要旨】探矿权转让合同不属于不动产纠纷，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约定管辖法院。
【裁判摘要】探矿权是用益物权，探矿权纠纷是物权纠纷，而探矿权转让属于合同纠纷，探矿权纠纷不能涵盖探矿权转让纠纷，不能认为是物权纠纷，原审裁定认为按照不动产纠纷处理的依据不足。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因双方约定“如不能协商解决将通过诉讼处理，诉讼地为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法院”，该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双方均应受到协议管辖的约束，本案有管辖权的法院是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法院。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65号
【裁判要旨】铁路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引起的侵权纠纷不适用铁路运输法院专属管辖。
【裁判摘要】鑫丰公司以北京铁路局铁路建设项目压覆其矿产资源，给其造成损失为由，要求北京铁路局给予赔偿，故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侵权纠纷是正确的。北京铁路局所称本案属于“与铁路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施工有关的合同纠纷，应当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的上诉意见，因北京铁路局与鑫丰公司之间并无合同关系，故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铁路运输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本案不属于铁路运输法院专属管辖的案件。本案的侵权结果发生地在河北省辖区。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受理本案并无不妥。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赣立终字第17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高速公路公司、南昌至上栗高速公路项目办因修建公路压覆鑫云公司所拥有探矿权的矿区而引发的纠纷，虽压覆涉案矿区确因修建公路所需且须经相关部门批准，但鑫云公司认为该压覆行为给其在该矿区的相关利益造成了损失，侵害了其合法民事权益，故本案应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侵权行为，即属于侵害探矿权的侵权责任纠纷。高速公路公司、南昌至上栗高速公路项目办上诉提出本案应按照相关行政程序先行处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中，双方就压覆矿区的相关补偿并未签订合同，本案不属于履行补偿合同引发的纠纷，高速公路公司、南昌至上栗高速公路项目办上诉提出本案系双方在履行补偿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与案件事实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侵权行为地即涉案矿区所在地、原审被告南昌至上栗高速公路项目办住所地均在江西省宜春市所辖范围内，故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赣立终字第61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沪昆客专江西公司因新建铁路压覆丰广实业公司所拥有探矿权的土矿而引发的纠纷，虽压覆土矿确因修建铁路所需且经相关部门批准，但该压覆行为给丰广实业公司在该土矿的相关投资造成了损失，侵害了其合法民事权益，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侵权行为，即本案属于侵害探矿权的侵权责任纠纷。本案中，双方就压覆土矿的相关补偿并未签订合同，本案不属于履行补偿合同引发的纠纷，也非沪昆客专江西公司上诉提出的属于铁路建设过程中发生的合同纠纷和与铁路运输有关的纠纷，即本案不属于由铁路运输法院专门管辖的案件。即使按照《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指定南昌铁路运输两级法院受理民商事纠纷案件范围的规定》（赣高法（2003）83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指定南昌铁路运输两级法院受理民商事纠纷案件范围的补充规定》（赣高法（2007）136号）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为铁路企业的侵权纠纷案件可以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但并非由铁路运输法院专门管辖，当事人也可以选择有管辖权的地方人民法院起诉。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侵权行为地在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133号
【裁判要旨】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中存在两种以上解决方式，但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未进行勾选的，视为未明确约定争议解决方式，该争议解决条款未生效，当事人请求适用该条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约定管辖是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或纠纷发生前即约定对纠纷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是当事人对诉讼管辖这一基本诉讼权利的约束与放弃，因此，需要当事人具有明确约定管辖权法院的意思表示。本案中，案涉《转贴现合同》虽然有争议解决方式的条款，但从该条款内容来看，约定的两种解决方式系由双方当事人进行选择，而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未进行勾选，即并未明确选择争议解决方式。因此，在合同条款没有对管辖进行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并不存在浙江稠州银行所称仲裁条款约定无效后适用另一项约定的情形。浙江稠州银行以《转贴现合同》中已约定管辖为由要求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据法律规定将本案移送被告所在地法院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处理，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144号
【裁判要旨】
1.协议管辖法院并不仅限于《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五类法院之一。
2.当事人约定由合同一方主体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该地是否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若该地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当事人仅以“协议管辖条款中约定的合同一方主体不是本案诉讼当事人”为由主张该条款为无效条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关于协议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该条规定赋予了合同当事人通过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的权利，虽然从文义看是以列举的方式明确了“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属于当事人可选择的管辖范围，但亦用“等"字表明当事人还可选择除上述五地之外的其他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该规定在对“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进行必要指引和限制下，赋予了当事人更多的选择权，意在充分尊重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意思自治。具体到本案，徐州丰利公司、长证资管公司与长江证券公司所签《三方协议》第七十四条对管辖问题做了如下约定：“本协议执行中如出现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甲乙丙三方同意提交丙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丙方"即长江证券公司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是否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是解决本案争议的关键问题。．．．．．．长江证券公司虽然不是本案当事人，但作为诉争协议的签约一方、诉争法律关系当事人一方，该地人民法院可由当事人在协议管辖时予以选择。
摘要2：【注解】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五地”之外的其他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作为纠纷管辖法院。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105号
【裁判要旨】若协议管辖条款约定的管辖法院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协议管辖范围，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且不存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条款合法有效。
【裁判摘要】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与大福公司在《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协议管辖条款中，约定双方发生争议协商不成时向贷款人即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与有色金属公司在《保证合同》的协议管辖条款中，也约定双方发生争议协商不成时向债权人即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住所地法院起诉。上述两协议管辖条款内容明确，条款所约定的管辖法院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的管辖法院的范围，且不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的免除或者限制合同一方当事人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等需要格式合同提供方提示对方注意的情形和应当认定无效的情形，上述两协议管辖条款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本案中主合同和担保合同中均约定了合法有效的协议管辖条款，一致明确有关纠纷由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住所地法院管辖。本案诉讼标的额超过一亿元，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不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辖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本案达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级别管辖标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终109号
【裁判要旨】原告与本案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应不予受理。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人民法院对光大银行南宁分行的起诉是否应予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光大银行南宁分行的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应不予受理。．．．．．综上，光大银行南宁分行的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裁定对光大银行南宁分行的起诉不予受理，并无不当。此外，光大银行南宁分行主张其已完成立案阶段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剥夺了其实体阶段的诉讼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需要补充必要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在补齐相关材料后，应当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的规定，对于光大银行南宁分行提交的证据材料，一审法院认为不能证明其起诉符合起诉条件，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26号
【裁判摘要】从郑某某起诉的情况看，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肖某某从郑某某处购买了云南三七牙膏后，郑某某主张肖某某未支付全部货款，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肖某某履行给付货款的义务，故本案的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合同履行地为接收货币一方即郑某某的住所地湖南省隆回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肖某某住所地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和合同履行地湖南省隆回县人民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湖南省隆回县人民法院在先立案的情况下，将本案移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342号
【裁判摘要１】合同法规定的撤销权有两类，一类是该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债权人撤销权；另一类是该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当事人撤销权。债权人撤销权的主体是债权人，其行使的条件是：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或者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当事人撤销权是指合同成立后，因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或不自由，从而赋予一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使合同自始归于无效的权利。当事人撤销权的主体仅限于意思与表示不一致的合同当事人。合同法所称当事人，是指以合同一方主体身份出现，并与对方当事人进行要约和承诺活动的人。
【裁判摘要２】即使张某某对于案涉股权的共有权能够成立，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精神，买卖不具有处分权的标的物的行为，对于负担行为即买卖合同仍然有效，只不过转移标的物权属的处分行为无效，不发生股权变动的效力而已。股权虽非物权法意义上的物，但以股权为买卖标的的合同与受让物之所有权的合同在性质上相同，均以权属变动为合同目的。据此，如果张某某认为，中城建公司和李殿忠及李忠华处分股权的行为侵犯了其共有权，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关于“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但受让人善意取得的除外”之规定，另行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返还股权之诉。
【裁判摘要３】依照当时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之规定，裁定驳回起诉仅适用于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情形，又依照2012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只要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告的起诉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受诉法院管辖，人民法院就必须立案受理并进行实体审理。2015年2月4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也对以裁定驳回起诉规定了相同的条件。本案显然不符合这一法定的以裁定驳回起诉的情形，因为，当事人是否具备撤销权的主体资格属于实体审查的范围，如果经过审理认定当事人不具备撤销权主体资格的，应以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请求指令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广东中谷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属下广西博白县中创糖业发展限公司和广西玉林雅桥糖业有限公司重整案的请示案的答复［（２００９）民二他字第２６号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３日］
【摘要】鉴于目前债权人向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广东中谷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七家公司进行整体重整，而且广东中谷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七家公司的主要资产在湛江市，其债权人亦主要分包在广东省境内，湛江市政府也针对位于广西境内的两家公司制定了相应的维稳方案和措施，由广东省湛江市中级法院一并受理广西博白县中创糖业发展限公司和广西玉林雅桥糖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件，有利于重整方案的制定和执行，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重整案件的顺利审理。同意你院关于同意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广东中谷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七家公司（包括广西博白县中创糖业发展限公司和广西玉林雅桥糖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案件的意见。
摘要2：【注解】多家企业实质合并破产债权停止计息时间统一截止至先破产企业破产裁定受理日——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65号《郑某某、湖州镭宝投资有限公司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苏06行终624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八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本案被上诉人崇川城管局以上诉人朱某某未经规划许可进行违法搭建、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而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上述行为并自行拆除，这是被上诉人崇川城管局依照职权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针对上诉人朱某某的搭建行为而实施的阶段性行为，是整个行政处理行为的一个环节。虽然被诉《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上诉人朱某某立即停止上述搭建（建设）行为，但因该搭建（建设）行为早于2001年即完成，故被上诉人崇川城管局所作的“立即停止上述行为”对上诉人朱某某的合法权益不可能产生实际影响。被诉《责令改正通知书》所载“逾期未改正的，本机关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的相关内容，也表明可能对上诉人朱某某产生实际影响的是行政机关依照调查结果最终作出的行政处理等具体行政行为，而非行政调查行为。故上诉人朱某某对《责令改正通知书》提起行政诉讼，起诉时机尚不成熟。一审法院以被诉《责令改正通知书》不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裁定驳回上诉人朱顺华的起诉，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解读】行政诉讼法意义上的行政行为是指具有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作出的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理论上的行政行为成熟原则，对于行政程序中的对相对人权利义务未产生实际影响的过程性、阶段性行政行为，司法权不应过早介入进行司法审查，以免破坏行政权行使的独立性、完整性。
摘要1：解答：（１）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２）关联企业破产案件的核心控制企业不明确的，可以考虑由债务人的主要财产所在地法院管辖。
摘要2：
摘要1：解答：（１）破产案件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内部关于业务的分工范围为标准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２）纳入国家计划调整的企业破产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３）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一般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４）执转破实行以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为原则、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为例外的管辖制度。（５）破产案件集中管辖须经当地高级人民法院批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178号
【裁判要旨】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应按合同标的额确定管辖法院，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属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可以由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这是确定一般合同纠纷地域管辖法院的基本原则。本案一审原告西昌电力公司提起的是确认其与上诉人水利水电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之诉，该诉讼属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本案合同履行地在四川省辖区内，一审法院以合同履行地确定地域管辖并无不当。．．．．．．对于诉讼标的额的计算原则，应根据原告请求判决的权利主张将给原告带来的经济利益来确定。本案所涉合同标的金额为7470.5022万元，一审原告西昌电力公司提起的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关系到7470.5022万元的合同是否继续履行，与一审原告西昌电力公司利益直接相关。故一审法院以合同标的额作为确定级别管辖的诉讼标的额并无不妥。
摘要2：【解读】
（１）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的诉讼标的应以合同所涉标的额作为级别管辖的依据；
（２）在预收案件受理费时按合同标的额计算对应的诉讼费用。
摘要1：解答：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应按合同标的额确定管辖法院。
解读：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属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可以由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
摘要2：【注解１】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在预收案件受理费时应按合同标的额计算对应的诉讼费用。
【注解２】确认合同效力案件按件收取案件受理费。——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143号
【备注】确定管辖法院标准和案件受理费标准是不同概念——（１）确认合同效力案件应按合同标的额确定管辖法院；（２）确认合同效力案件按非财产案件收取案件受理费。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73号
【裁判要旨】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不属于不动产纠纷，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本案是因合作开发有关“棚户区改造项目”而引发的纠纷，不属于该司法解释所列举的不动产纠纷类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案涉《合作开发协议》第十一条关于“因履行协议发生争议…协议各方同意将提交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解决”的约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湖南省湘潭物资贸易中心与广东省湛江市海林实业开发总公司房地产开发合同纠纷案指定管辖的通知（1995年6月5日）
【摘要】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因房地产开发而产生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本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指定本案由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应将该案移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应依法审理，公正作出裁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一终字第280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因双方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引发的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应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因双方合作协议的履行地在河北省香河县，且根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规定，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本案一审起诉的标的额符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受案标准。国兴公司主张其主要机构在北京市，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该主张不影响本案以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
摘要2：【解读】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125号
【裁判摘要】关于管辖问题。从本案双方诉辩争点看，核心问题是对于讼争房地产项目合作利润是否应分配以及应如何分配的问题，而非直接涉及讼争房地产本身，故本案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动产专属管辖的情形。同时，在董大见、蒋佰民向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秦皇岛中院）提起本案诉讼后，中天公司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该管辖权异议一案经过一、二审审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冀立民终字第12号民事裁定已以本案被告之一的中宇公司住所地在秦皇岛为由认定该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该认定并无不妥之处。综上，中宇公司关于即使按照一、二审判决的认定，本案属于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则基于不动产专属管辖的相关规定，本案应由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而非秦皇岛中院管辖等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01民终7410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级别管辖规定几个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全部没有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发生纠纷起诉至法院的，如当事人在诉讼请求中明确要求全部履行合同的，应以合同总金额加上其他请求额作为诉讼标的额，并据以确定级别管辖。本案中，智行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主要包括两项：一是赔偿经济损失约1549719.27元；二是继续履行《关于共同合作经营福建省台胞医疗服务中心的协议书》、《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台胞医疗服务中心）合作协议》。其中，《关于共同合作经营福建省台胞医疗服务中心的协议书》的总金额为7895.67万元，《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台胞医疗服务中心）合作协议》的总金额约4亿元，再加上智行公司主张的经济损失约1549719.27元，本案所涉标的额已近5亿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本案应属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管辖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本院没有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一审法院以其不具有管辖权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不仅增加当事人诉累，更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闽民终字第1882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原审原告诉请继续履行租赁承包合同，故本案纠纷争议范围所对应的价额，即为自起诉时至租赁期结束的租金承包金额，该金额应作为本案的诉讼标的额。根据讼争《租赁承包合同》第四条“费用构成”中关于“租赁物每年的租金为人民币100万元”、“乙方应按承包经营租赁物及承包经营甲方公司所产生的纯利润的70%上缴甲方，该笔资金为乙方向甲方支付的承包经营费”的约定，以及原审原告在起诉状中关于本案诉讼标的金额为1400万元的主张，本院认为，《租赁承包合同》余下的租金承包金额超过800万元，即本案的诉讼标的额已超过800万元。关于本案争议的级别管辖问题。本院认为，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应适用原告提起诉讼时正在施行的案件级别管辖标准，管辖法院的确定不因之后级别管辖标准的变化而改变，本案原审原告于2015年2月11日提起本案诉讼，诉讼标的金额超过800万元，根据当时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3月31日发布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规定，本案应由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管辖。上诉人主张本案无具体的诉讼标的额的上诉理由，与诉讼标的额确定规则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主张的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规定由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上诉理由，因违反管辖恒定原则，亦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正确，应予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874号
【裁判摘要】《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鉴于本案再审申请人系自然人，被申请人一方亦主要为自然人，且被申请人一方人数众多，故程某、瞿某某向福建高院申请再审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福建高院对程某、瞿某某的再审申请立案审查并无不当。《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确有必要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应当报请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下级人民法院对它所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审理。根据该条规定，能够移送管辖的案件仅限于一审民事案件，对于二审案件以及再审审查案件，《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可以移送管辖。就此而言，福建高院在已经对程某、瞿某某的再审申请立案审查的情况下，将该案移送本院审查，不符合法律有关移送管辖的规定。福建高院应继续依法对程某、瞿某某的再审申请进行审查。综上，在福建高院已立案对程某、瞿某某的再审申请进行审查的情况下，程某、瞿某某不能再向本院申请再审，福建高院亦不能报请本院对该案进行再审审查。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裁定如下：终结审查程某、瞿某某于2015年向本院提出的再审申请。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1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隆某某诉隆回县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要求给予行政赔偿缺乏事实根据。．．．．．．基于以上理由，一、二审法院以隆某某提起诉讼缺乏事实根据，被告主体不适格，不符合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条件为由驳回隆某某的起诉，适用法律正确，理由正当，本院应予维持。
摘要2：【解读】被告不适格且在释明后仍不变更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终字第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对于条文中”重大、复杂”，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作出明确界定和解释，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性质、疑难程度、规则价值、社会影响等，全面分析考量认定。由于法律规定的抽象性、原则性，本条规定实质是赋予了高级人民法院对何谓”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一定程度的司法自由裁量权，上级法院一般应当尊重下级法院的判断。据此，中宇公司以被告为沈阳市政府、案情特别复杂、涉及面广、诉讼标的特别巨大等为由，主张本案应属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其理由是否成立，应属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自由裁量权范畴。
摘要2：【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也就是说，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对其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所谓”具体的诉讼请求”前提是要有明确的被诉行政行为。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初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如果不能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起诉人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中宇公司一审请求”确认沈阳市人民政府于2003年9月5日作出的将暂扣中宇公司证件移交沈阳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的会议处理决定违法”，但是，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沈阳市政府作出过相关的”会议处理决定”，其所提供的2009年12月3日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向其出具的《检察机关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也只能证明”2003年9月5日，联合调查组由中共沈阳市纪委牵头召开协调会……决定将暂扣证件移交市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不能证明沈阳市政府曾就相关移交事项作出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决定。因此，中宇公司的该项起诉不符合起诉的法定条件，原审裁定不予立案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解读１】行政起诉应明确被诉行为，证明被诉行为存在。
【解读２】起诉条件的审查范围——人民法院以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为由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的，应当对其他起诉条件一并审查：（１）认为符合其他起诉条件的，可以在裁定中释明，起诉人有权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２）认为不符合其他起诉条件的，也应当在裁定中予以明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22号
【裁判要旨１】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案件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经过复议维持的行政案件可以选择地域管辖但不能改变级别管辖。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的案件，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的，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也就是说，基于方便当事人诉讼的考虑，当事人对于经过复议维持的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在提起诉讼时既可以选择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也可以选择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是应当明确，虽然当事人在提起诉讼时享有地域管辖的选择权，仍应遵循有关级别管辖的规定。
【裁判要旨２】提级管辖应由法院裁量。
【裁判摘要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也就是说，行政诉讼法并未完全排除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管辖案件的提级管辖权，即在非法定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一审行政案件中，上级法院有权提级审理。但是，这种提级管辖应当由法院根据案件的性质、疑难程度、规则价值、社会影响等全面分析考量，自由裁量权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行使，而不以当事人的意志和请求为准，否则行政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将形同虚设。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现案件应由基层法院管辖，且不认同该案存在提级管辖的必要性的情况下，可以向当事人释明后由当事人另行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将案件直接移送至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本案中，一、二审直接裁定驳回许明法的起诉，处理方式确有不当，但当事人的诉权已经通过直接到基层人民法院起诉的方式得以行使。在本案二审裁定作出后，许某某已经根据该裁定的指引，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故本案无须再通过指令的方式要求某一基层法院对同一诉讼请求继续审理，原一、二审裁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9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了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的四项条件，即具有原告资格、明确的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但是，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行政诉讼中的起诉条件还应包括起诉期限在内。行政诉讼中的起诉期限不同于民事诉讼中的诉讼时效，是法律设定的起诉条件之一，解决的是行政起诉能否进入司法实体审查的问题。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行政行为作出后除了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还影响到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的信赖利益。如果允许当事人超过起诉期限提起行政诉讼，则会使行政行为一直处于效力不明的状态，面临随时可能被撤销或变更的可能。一旦行政行为被撤销或变更，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相关行政机关的权利义务都随之发生变化不确定，导致社会成本提高，行政机关的社会公信力降低。法律规定起诉期限的目的，就是督促当事人及时提起诉讼，尽早解决行政纠纷，使社会关系达到稳定的状态。因此，即使当事人未提出有关起诉期限问题的抗辩，人民法院也应主动进行审查，并据以判断是否立案或继续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作了相同的规定。可见，对于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应当作为起诉条件进行审查，司法解释的制度安排在行政诉讼法修改前后并未发生变化，即对于行政起诉期限的审查应当贯穿于立案受理和审理阶段，在立案受理阶段发现应当裁定不予立案，如果进入审理阶段则应裁定驳回起诉。而且目前的行政诉讼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均没有关于法院对行政起诉期限不应主动审查的规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该条规定仅是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即当被告在诉讼中提出原告超过起诉期限的抗辩理由时，应当提交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是，从该条规定无法得出法院不能主动审查起诉期限的结论。
摘要2：【解读】起诉期限属于法院主动审查事项——行政诉讼中对于起诉期限应主动进行审查｜行政诉讼中的起诉期限不同于民事诉讼中的诉讼时效，是法律设定的起诉条件之一，解决的是行政起诉能否进入司法实体审查的问题。即使当事人未提出有关起诉期限问题的抗辩，人民法院也应主动进行审查，并据以判断是否立案或继续审理。对于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应当作为起诉条件进行审查，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一、二审均未审查起诉期限问题，进行实体审理并作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1：解读：《行政诉讼法》第４９条规定提起行政诉讼需符合４个法定条件应当理解为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１）绝对的起诉条件：Ａ．被诉的行政行为必须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Ｂ．起诉人必须与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Ｃ．没有超过法律的起诉期限；Ｄ．受其他诉讼案件的影响而不能提起行政诉讼；（２）相对的起诉条件：Ａ．起诉时未经过前置程序的；Ｂ．过复议前置程序而直接提起行政诉讼不予受理；Ｃ．未提交必要的起诉材料；Ｄ．提交的起诉材料书写不正确的。
摘要2：【注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４９条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条件包括——（１）原告资格、（２）明确的被告、（３）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４）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1：【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云民辖12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但一方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未在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期间内提出异议的除外。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工程专业设备购销合同》第八条第3项约定“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如协商不能解决，可申请昆明市仲裁委员会仲裁，或由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根据审查协议的公正性原则，判定协议内容效力的尺度应当统一，在原被告既选择仲裁又选择诉讼的情况下，原被告之间达成了两个合意，一个关于仲裁、一个关于诉讼，两个合意发生冲突，仲裁合意由于约定不明无效，则双方关于诉讼管辖的合意的效力也应当无效。就诉讼而言，双方当事人约定了两个互相排斥的纠纷解决方法，故应认定该条款整体无效，应根据法定管辖原则来确定管辖。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但一方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未在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期间内提出异议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合同双方在协议中既约定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又约定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故双方约定的仲裁协议无效，但仲裁协议无效，并不影响双方对诉讼管辖的约定。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由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该约定并未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应属有效。双方的合同签订地为昆明市西山区，故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在其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将本案移送耿马县法院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非合同当事人依据合同提起给付货币之诉的地域管辖确定
【案号】一审：（2018）宁民初109号之一；二审：（2019）最高法民辖终195号
【裁判要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关于以一方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的规定，该一方应仅指合同当事人。非合同当事人依据合同提起给付货币之诉，不能依据该条以其所在地确定地域管辖。
【摘要】最高法院认为，当事人没有约定时，根据标的之不同，《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从标的物所在地、行为地、权利义务的主体所在地分别确定了合同履行地。根据该规定，标的是给付货币的，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这里的一方应当指合同一方，即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而不是任何其他依据合同主张权利的非合同当事人。否则，如允许非合同当事人也适用上述规则，合同履行地显然陷入了随时变动的状态。
摘要2：【解读】债权受让人作为原告依据合同提起给付货币的诉讼时,不应以其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确定地域管辖：（１）民诉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所规定的“一方”应仅指合同当事人。非合同一方作为原告依据合同提起给付货币的诉讼时,不应以其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确定地域管辖。（２）代位权诉讼，债权受让人向债务人提起诉讼,均系非合同当事人诉请合同当事人给付货币,形式上缺乏直接的合同法律关系,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