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藏民终字49号
【裁判要旨】公司流动资金关系公司的发展和所有股东利益，双方的约定违反公司资本维持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是否分配利润、利润分配的形式、份额等事项属于公司意思自治，但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违反资本维持原则。在股东会没有决定是否分配利润时，股权转让合同中公司股东无权决定利润分配事宜，该约定违反公司章程也违反公司法中关于资本维持的原则，为无效条款。
摘要2：【解读１】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处分公司资产违反了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范而无效。
【解读２】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出让方需要向受让方交付公司的设备、设施等资产但无须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的约定，是出让方向受让方履行股权交付义务的一部分（属于股权转让的附随义务），不属于处分公司资产的约定。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二中民终字第05702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合作协议书中关于无偿转让北京藏药公司19％股权的约定属于赠与合同还是转让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赠与合同是单务、无偿合同，而转让合同则属于双务、有偿合同。泰升祥商店主张其受让北京藏药公司19％股权是以履行合作协议书中各项约定、并向北京藏药公司出资300万元为对价，故其受让北京藏药公司19％股权并非无偿、单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应属于股权转让合同。但是，泰升祥商店出资300万元后已经获得了北京藏药公司30％股权作为对价，泰升祥商店亦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以其他对价获得19％股权的事实，故泰升祥商店的该项主张没有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泰升祥商店主张晶珠藏药公司未依约办理“晶珠”商标使用权的作价入股，泰升祥商店提供全部流动资金，作为对价应获得19％的股权。上述问题，属于公司股东之间的出资纠纷，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亦不能成为泰升祥商店获得该19％股权的对价，故泰升祥商店的该项主张亦不成立。据此，关于本案争议的北京藏药公司19％的股权转让问题，双方在合作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系无偿转让，泰升祥商店亦未实际支付相应对价，确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赠与合同关系，故本案所涉合作协议书第四条第4款属于赠与条款。关于撤销无偿赠与行为告知书的效力认定问题，晶珠藏药公司虽然未依照双方合作协议书的有关约定将本案诉争的有关股权赠与泰升祥商店，但基于赠与合同的法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在该19％股权的所有权变更前，晶珠藏药公司向泰升祥商店发出撤销无偿赠与行为告知书的行为合法有效，故泰升祥商店无权要求晶珠藏药公司强制履行本案诉争的股权赠与行为。
摘要2：【解读】股权无偿转让属于赠与合同关系，在股权的所有权变更可以撤销赠与，受赠方无权无权要求强制履行股权赠与行为。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3民终5299号
【裁判摘要】关于可得利益损失问题。首先，虽然三方签署涉案股权交易的合同名称采用了“意向协议"的表述，协议中有关股权估值及转让价格也采用了“暂定"的表述，但协议对标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及期限、人员安排、尽职调查、国有股权挂牌转让步骤、违约责任等内容均做了详细的约定，已经具备股权转让合同所需的主要条款。而且，康佳集团在签订协议后依约积极履行了一系列行为，包括经其董事会审议通过股权转让议案、委托中介机构评估审计资产并出具法律意见、经其控股企业华某城集团审批、在国有资产评估项目登记备案、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等等，本院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履行《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完成股权转让，无须在本案协议以外另行达成新的合意，因此，《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具有本约合同的性质。顺威公司关于《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为预约合同，顺威公司违反预约合同的赔偿责任仅限于信赖利益损失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其次，《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第九条“违约责任"第2款明确约定，如果顺威公司不举牌，顺威公司应当赔偿康佳集团挂牌预期收益，即可得利益损失。该约定表明“挂牌预期收益"在《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约定的损害赔偿范围之内，顺威公司在订立协议时对于其不举牌所造成的康佳集团可得利益损失是应当能够预见的。本案中，虽然协议约定在发现存在对交易有实质性影响的重大事实或康佳集团、壹视界公司提供虚假、误导信息，影响顺威公司对壹视界公司价值判断的情况下，受让方顺威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但是，同时也约定顺威公司应在约定的期限内对壹视界公司的资产、业务、财务状况及涉诉情况等进行尽职调查和审计。顺威公司在其已承诺按照不低于7200万元参与标的股权的举牌、康佳集团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一系列义务的情况下，无证据证明已进行相关的尽职调查和审计工作，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对涉案交易有实质性影响的重大事实或康佳集团、壹视界公司提供了虚假的信息影响其对标的股权的价值判断，其直至标的股权公开挂牌后才以“降低投资风险"为由放弃举牌，违反了协议的约定，且顺威公司对于自己不履行合同义务会导致康佳集团不能实现可得利益这种后果是能够预见的，故顺威公司应当就康佳集团的可得利益损失予以赔偿。最后，关于可得利益赔偿的具体数额，虽然协议明确约定顺威公司不举牌时应赔偿康佳集团挂牌预期收益，但
摘要2：（续）对可得利益赔偿计算方法并未做出约定。康佳集团主张以股权转让约定价扣减康佳集团持有的壹视界公司60%股权对应的净资产，再扣减各项费用后的最终所得计算损失。本院认为，股权的交易只是股权价值的变现，公司股份的价值由多种因素组成，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金、知识产权、产品竞争能力以及人员素质等多方面因素。公司的净资产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但由于不能体现公司资金的流转等公司运作的重要指标，因而不能全面反映公司经营的实际状况及股权的价值。而且，康佳集团主张的此种损失计算方法是顺威公司签订合同时不能预见到的，因此，本院对康佳集团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计算方法不予采纳。本院综合考虑本案协议的履行情况、股权交易的价格、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定顺威公司赔偿康佳集团可得利益损失720万元。
【案情】康佳集团（乙方）、壹视界公司（丙方）与顺威公司（甲方）签订《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约定康佳集团将其持有的壹视界公司６０％股权提交国有产权交易所进行公告挂牌转让，顺威公司同意以不低于７２００万元参与标的股权的举牌。之后顺威公司未按协议约定在公告期内举牌。
【解读】《股权转让意向协议》性质为本约合同而非预约合同：首先，虽然三方签署涉案股权交易的合同名称采用了“意向协议"的表述，协议中有关股权估值及转让价格也采用了“暂定"的表述，但协议对标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及期限、人员安排、尽职调查、国有股权挂牌转让步骤、违约责任等内容均做了详细的约定，已经具备股权转让合同所需的主要条款。而且，康佳集团在签订协议后依约积极履行了一系列行为，包括经其董事会审议通过股权转让议案、委托中介机构评估审计资产并出具法律意见、经其控股企业华某城集团审批、在国有资产评估项目登记备案、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等等，本院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履行《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完成股权转让，无须在本案协议以外另行达成新的合意，因此，《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具有本约合同的性质。顺威公司关于《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为预约合同，顺威公司违反预约合同的赔偿责任仅限于信赖利益损失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四终字第50号
【裁判要旨】所属行政区划变更造成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双方均无过错，应依据公平原则确定损失承担。
【裁判摘要】《协议》第四条第5款约定：“本协议生效后，自项目部分地块详细性规划正式报批之日起一年内，如华航公司仍未取得项目部分地块建设规划许可初审意见或设计要点的，嘉凯城公司有权解除本协议，宝亚公司应在嘉凯城公司提出书面解除协议通知之日起10日内返还嘉凯城公司已支付的所有款项，并应按照嘉凯城公司已付款项以年利率10%（自正式报批日起算）计算资金使用费补偿给嘉凯城公司。”当事人之间约定该条款，目的是为了保证华航项目地块具有可开发性，嘉凯城公司从宝亚公司受让华航公司股权后可以尽快获得相应审批手续，从而进行项目开发。该条款是赋予嘉凯城公司的权利。．．．．．．至2014年1月27日嘉凯城公司向宝亚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时，华航公司“仍未取得项目部分地块建设规划许可初审意见或设计要点”，时间已超过一年，符合《协议》第四条第5款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因此，嘉凯城公司有权依据《协议》第四条第5款的规定行使合同解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据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因此，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1月29日宝亚公司收到嘉凯城公司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时，双方签订的《协议》及《补充协议》即告解除是正确的。宝亚公司关于嘉凯城公司不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公平原则，在判令宝亚公司向嘉凯城公司返还1.4亿元股权转让款的同时，判令宝亚公司从股权转让款实际支付之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一年期一般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21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级别管辖规定几个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5号）第一条规定：在当事人双方或一方全部没有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发生纠纷起诉至法院的，如当事人在诉讼请求中明确要求全部履行合同的，应以合同总金额加上其他请求额作为诉讼标的额，并据以确定级别管辖。本案中，钦国鸿公司与永通公司于2017年4月1日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第二条约定“钦国鸿公司为永通公司设立专用账户，并一次或分批注入流动资金2.8亿元人民币（仅限于双方所签合同产品的生产所需，永通公司必须向钦国鸿公司公开每日资金的使用明细）作为合作条件，确保永通公司的生产线（高炉炼铁-AOD炼钢-板坯连铸）正常生产运营”。双方在该《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一个多月后，即就合同是否继续履行产生争议，钦国鸿公司于2017年5月1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案涉《战略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并继续履行；判令永通公司支付违约金5000万元。因此，本案诉讼标的额应当是合同总金额加上其他请求额之和，即3.3亿元。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诉讼标的额达到河南高院受理一审民商事案件的级别管辖标准，其对本案有管辖权，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618号
【裁判摘要】即使农行徽县支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三十六条的规定，也并不影响本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抵押合同》的效力。该法第三十五、三十六条规定系严格审查条款，是从商业银行风险控制角度加以规范，属管理性规范，即使违反该规定，亦不影响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效力，何况华宇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农行徽县支行违反了该规定。
摘要2：【解读】《商业银行法》第３５条系严格审查条款，是从商业银行风险控制角度加以规范，属管理性规范，即使违反该规定不影响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的效力。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06号
【裁判要旨】银行已经履行了借款合同约定的放款义务，借款人也自愿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后，根据《合同法》第３７条规定，无论案涉合同上借款人的公章和签章是否真实，所涉合同均已成立并生效。保证人以签章不真实借款合同无效为由主张免除保证责任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０日银行与鑫贵公司签订总合同，同日银行与姚某、李某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２）后双方签订承兑汇票合同、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截至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鑫贵公司尚有借款本金未还。原告引起起诉鑫贵公司返还借款本息，并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３）保证人李某称鑫贵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姚某并未在总合同上签字，且其他合同上姚某签字也不是真实的，故上述合同均未成立生效，进而主张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４）一审、二审法院均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28号
【裁判摘要】政策文件并未使合同履行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不构成情势变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之规定，适用情势变更应具备的条件包括：有情势变更的事实即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如果继续维持合同效力，会对当事人显失公平。本案中，各被告在诉讼期间提交的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其内容旨在“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同作用，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并未具体涉及对有关石油企业的政策调整。各被告在诉讼期间提交的《辽宁银监局办公室关于辖区内银行机构建立债权人委员会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主要内容是“为落实银监会关于建立债权人委员会的部署和要求，……确保债权人委员会各成员步调一致…”而制定的，并提出要“切实加强金融债权管理，加大辽宁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持力度”，亦未提到对相关石油企业的支持措施。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本案的合同履行中已发生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重大变化”。其次，本案所涉合同为《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及《最高额保证合同》，法律关系为借款及担保法律关系，盛京银行民主支行作为出借人出借款项，石化物资公司、沈阳中油物资公司、天津钢管公司、上海中油公司作为借款人和担保人，对所借款项偿还贷款本息及承担担保责任，权利义务对等，并不存在明显不公平的情形。因此，本案各被告主张本案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96号
【裁判要旨】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过高的认定标准——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12月1日之后宽限补偿金及违约金按年利率24%计算，适用法律是否错误。2015年6月17日，华融资产河南分公司和江苏地华公司、汝州雨润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华融资产河南分公司将剩余债务还款宽限期延长至2015年11月30日，宽限期内重组宽限补偿金收益率为年利率9.6%。如未能按协议约定偿还重组债务本金的，则自到期日的次日起，华融资产河南分公司有权将重组收益率提高至年利率22.5%；同时，自到期日的次日起至江苏地华公司、汝州雨润公司清偿该应还未还部分重组债务本金之日期间，该应还未还部分的重组债务本金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由江苏地华公司、汝州雨润公司向华融资产河南分公司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约定的宽限补偿金按年利率22.5%计算，已达到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的四倍左右，在此基础上再行收取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明显过高，并将华融资产河南分公司诉请的2015年12月1日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的重组宽限补偿金、违约金按照年利率24%计算，并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此外，江苏地华公司主张按年利率9.6%上浮30%计算宽限补偿金及违约金，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黔民终1125号
【裁判摘要】评估机构对于实际损失的评估结论可以作为赔偿的依据，但不宜再评估结论的基础上再上调违约金——大众房开主张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应予调整，并就佳诚公司停业202天的损失申请评估，经一审法院委托评估，佳诚公司2014年10月31日至2015年5月22日的停业损失为7915850元，流动资金成本572853元，南关桥店员工人工成本1133182元及管理人员人工成本损失金额42631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守约方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是指现有财产的减损、灭失以及费用的支出，是一种现实的财产损失。间接损失即可得利益损失，是指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导致对方当事人本来可以获得的利益没有得到，即失去了原来可以预期取得的利益。本案中，评估意见中的停业损失和成本符合法律规定，且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所租买房屋用于超市经营，并未超出大众房开订立合同时能够预见的合理范围，评估意见应予采信。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佳诚公司的损失已经评估明确，应以评估结论作为大众房开违约赔偿的依据，结合佳诚公司已接收涉案房屋作经营超市之用，以及并无证据证明大众房开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况，本案不宜在评估结论的基础上再作上浮，即佳诚公司因大众房开迟延交房造成的损失为10048198元（7915850元+572853元+1133182元+426313元=10048198元）。一审判决上浮30%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339号
【裁判摘要】《不予出具执行证书决定书》属于发生了新的事实，不构成重复起诉——成吉思汗支行于2014年3月7日第一次提起与中星量子公司、汇利安公司、金谷担保公司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之诉，一审法院于2016年10月24日作出（2016）内民终143号之一民事裁定，撤销了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呼商初字第00012号民事判决，并驳回成吉思汗支行的起诉，理由是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均经过蒙正公证处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成吉思汗支行在未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情况下，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不符合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该案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2016）内民终143号之一民事裁定生效后，经成吉思汗支行申请，蒙正公证处以出具《执行证书》期限已过为由，于2016年12月2日作出（2016）呼蒙正决字第16号《不予出具执行证书决定书》。至此，在成吉思汗支行与中星量子公司、汇利安公司、金谷担保公司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已经发生了新的事实。2015年2月4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该规定与2014年6月6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民事权利义务有争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受理。但是，公证债权文书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除外”的规定，并不矛盾。一审法院受理成吉思汗支行的起诉，并无不当。汇利安公司上诉认为人民法院受理该类案件的唯一条件就是经过执行程序并作出不予执行裁定，其他任何情况和事实均不构成法院受理的新事实，系对上述规定的错误理解，不予采信。申请执行是当事人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实体权利的司法程序，法律规定申请执行期限的目的在于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执行，虽然丧失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但并不导致实体权利的消灭。汇利安公司上诉认为《不予出具执行证书决定书》宣告了成吉思汗支行债权作废，系对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82号
【裁判摘要】（一）关于六十日除斥期间……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六十日为除斥期间，计算不得中断、中止。经过六十日，撤销权人不行使权利的，撤销权消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虽然齐某某于2007年3月29日提起股东撤销之诉时存在遗漏，未将副食品公司列为被告，但该诉讼行为表明齐某某已在法定期限内积极行使其作为公司股东所享有的法定撤销权，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六十日除斥期间，故对副食品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2007年3月6日股东会的召集与通知……公司法第四十二条及公司章程第二十条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通知全体股东。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实际参加股东会并作出真实意思表示，是决议有效的必要条件，因此股东会的召开，不仅要在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内通知全体股东，且应以一定的方式有效地通知股东。公司未依法通知全部股东参加股东会而作出决议，剥夺了包括齐某某在内的未受通知的股东就公司重大事项表达意见、参与决策等重大权利，故2007年3月6日股东会的召集程序违反了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三）关于2007年3月6日股东会决议的表决权计算——首先，对于总表决权数额，齐某某主张应以公司注册资本82.5万元以及载于股东名册上的职务配股31万元，共计113.5万元计算总表决权数额。副食品公司则主张31万元的职务配股未经验资、工商登记，不应予以认定，只应以公司注册资本82.5万元计算总表决权数额。……虽然公司将该笔资金作为流动资金挂在其他应付款帐中，未按照规定报验资机构审核检验，但股东之间已就该笔职务配股的资金达成合意并形成有效文件、进行实际出资。即使部分股东尚未履行出资义务，公司也未进行验资登记，公司可以根据部分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的实际情况对其财产方面的权益作出合理限制，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补缴与违约责任，不影响股东依据其出资比例在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中主张并行使基于出资而享有的表决权。故应以113.5万元计算表决权，对齐某某的该项主张予以支持。……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实质上的权利人因自身过错未完成股
摘要2：（续）东名册上的股东名义变更，不能对抗公司。故不应以转让后的股份数额计算表决权，对齐某某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最后，对于表决权的计票方式，……对于公司股东的身份认定，应当遵循内外有别的标准，如果属于公司外部法律关系，应当贯彻公示主义与外观主义，以公司进行工商登记注册的内容为准；如果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则应当坚持实质要件优先于形式要件。本案中，虽然副食品公司主张在公司注册登记时选出了5名持股代表进行工商登记，但在工商注册登记的《股东名册》中列明了全部103名股东的信息，并且在公司成立后制备了由103名股东组成的股东名册，向103名股东出具了《海拉尔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企业转制股东身份确认书》。由于本案为公司决议纠纷，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不涉及第三人，故首先应当认定副食品公司股东人数为103人。在此基础上，因副食品公司5名出资代表与其他98名股东签订了股东代表委托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因该代表委托书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有效，应认定该代表委托书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应当由5名出资代表代其余98名股东行使表决权。同时，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即委托人拥有随时解除权。因此，当被代表的普通股东参加股东会并自行行使表决权时，应视为对原委托的撤销，故对于本案中参加股东会会议并在会议决议上签字的普通股东，其表决权应当予以计算。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302号
【裁判摘要】银行就其与同一贷款人签订的多份借款合同一并起诉，法院合并进行审理，不违反法律规定——建设银行根据其与博信公司订立的七份《银行承兑协议》和八份《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提起本案诉讼，该十五份借款主合同项下贷款人均为建设银行，借款人均为博信公司，建设银行将借贷双方所涉该十五份同类借款合同纠纷一并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受理后进行合并审理，属于诉的客体合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的规定，是就主体合并审理必须经当事人同意作出的规定，其前提是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必须为二人以上。我国法律并无客体合并审理必须经当事人同意的强制性规定。涉案十五份借款合同的贷款人与借款人相同，一审法院合并审理上述借款合同纠纷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博信公司对一审法院合并审理涉案十五份借款合同产生的纠纷提出异议，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671号
【裁判摘要】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未提供支付凭证）能够证明律师费发生，无需提供其他支付凭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承诺承担本合同项下有关费用的支出，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公证、鉴定、评估、登记、拍卖、律师服务等事项的费用。枣阳农商行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证明枣阳农商行为实现合同目的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发生的合理费用，符合借款合同约定。昊天公司申请再审认为原审判决关于律师费的事实认定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民终523号
【裁判摘要】（一）破产撤销权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维护债权人的整体利益，实现公平清偿的价值。通过对债务人相关行为的撤销，以保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维护债权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实现破产财产在全体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分配。《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该条规定，表明了对债务人特定情况下的个别清偿行为（即偏颇性清偿行为）应予以依法撤销的立法意旨。《破产法解释二》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对《破产法》第三十二条作了总体属于限缩例外情形倾向的解释，该司法解释还强化了管理人怠于行使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民事责任；债务人频临破产状态下的债务抵销行为，有可能损害债权人整体的公平清偿利益，实质是一种偏颇性清偿行为。为此，《破产法》第四十条对债务人频临破产时抵销权的行使作了有别于一般民法上的抵销权的规定，旨在落实《破产法》对偏颇性清偿的规制。《破产法解释二》第四十四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债务人与个别债权人以抵销方式对个别债权人清偿，其抵销的债权债务属于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管理人在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该抵销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规定通过对《破产法》第四十条的严格解释，排除了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行为人行使民法上抵销权的法律效力。审判实践中，应准确把握破产撤销权制度的价值导向和立法、司法解释的意旨，严格适用。商业银行在依法维护金融债权过程中，应制定合理合规的风险控制和资产保全措施，充分评估《破产法》有关破产撤销权、抵销权规定对其相关风险控制和资产保全措施的影响，避免相关措施因违反《破产法》的规定而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情形的发生。（二）《破产法》和《破产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对于偏颇性清偿行为的规制，都是以债的合法存在为前提，而对于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恶意或善意），则无特别的要求。建设银行绍兴分行以其和保达公司在行为时不存在主观恶意作为上诉理由，没有法律、司法解释的依据。
摘要2：（续）（三）一审判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保护存款安全的规定、本案《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对于扣款还贷的约定内容以及抵销属于观念交付而不是现实交付等规则和法理层面，阐明了建设银行绍兴分行扣款行为不属于可以对抗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法定或约定抵销行为的理由，有相应的依据。本案《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内容不构成准予建设银行绍兴分行行使相应抵销权的明确合意，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本身并未对于金融机构扣款行为是否属于受到《破产法》规制的抵销行为作出规定，结合《破产法解释二》第四十四条对《破产法》第四十条有关抵销权行使的限缩解释的意旨，建设银行绍兴分行在本案中的扣收款项行为不产生对抗保达公司管理人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效力。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闽民终字第76号
【裁判摘要】合伙企业筹备期间合伙人抢先设立与合伙企业同业竞争的企业构成合伙人竞业禁止义务违反——从双方合伙过程来看，双方于2010年3月1日订立《协议书》约定共同创办桐木桐景茶厂（后协商更名为“武夷山市桐木桐福茶厂”），而后投资、建厂房，目的显然是为了设立合伙企业。但何××、李××在明知合伙体将成立合伙企业的情况下，却在合伙体厂房建成后，抢先于2011年8月29日以武夷山市星村镇桐木村皮坑竹山洲厂房为经营场所注册成立了个体工商户“武夷山市金易茶厂”。此行为不仅有违诚实信用的原则，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合伙人不得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何××、李××的行为显然属于违约，对此应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在本案诉请判令被上诉人立即自行注销其擅自设立的武夷山市桐木金易茶厂，并履行与上诉人共同到工商部门继续办理武夷山市桐木桐福茶厂工商登记的合同附随义务。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在一方违约的情形下，守约方有权选择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以维护其合法权益，对上诉人的该部分请求予以支持。上诉人另外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利息、可得利益等经济损失20万元，因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可得利益损失的客观存在，故本院亦仅对利息损失予以支持。何××、李××于2011年8月29日设立武夷山市金易茶厂后，实际上占用了上诉人投入的资金而物化的厂房、设备等合伙财产。上诉人的投资总额为1233233．56元，其中，双方确认合伙期间生产出成本价值为230621.25元茶叶，上诉人自认已收到的成本价值为127639.88元茶叶并进行了销售，尚余102981.37元茶叶在被上诉人处，故可视为双方已对此部分合伙财产作出处理，不属于被上诉人所占用的资金范围，不应计算利息。即何××、李××应按1002612.31元金额，以银行同期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从2011年8月29日起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
摘要2：【解读】二审判决：．．．．．．三、何××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自行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销武夷山市金易茶厂，并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与程×共同办理合伙企业（原预登记名称为武夷山市桐木桐福茶厂）的工商登记手续。
摘要1：破产受理前6个月，银行债权人扣划债务人账户资金清偿其债务，属于个别清偿行为，管理人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终523号
【案例要旨】个别清偿行为以债的合法存在为前提，对于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恶意或善意）则无特别的要求。破产受理前6个月，银行债权人扣划债务人账户资金，损害了债权人整体的公平清偿利益，是个别清偿行为，管理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裁判摘要】（一）破产撤销权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维护债权人的整体利益，实现公平清偿的价值。通过对债务人相关行为的撤销，以保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维护债权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实现破产财产在全体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分配。《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该条规定，表明了对债务人特定情况下的个别清偿行为（即偏颇性清偿行为）应予以依法撤销的立法意旨。《破产法解释二》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对《破产法》第三十二条作了总体属于限缩例外情形倾向的解释，该司法解释还强化了管理人怠于行使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民事责任；债务人频临破产状态下的债务抵销行为，有可能损害债权人整体的公平清偿利益，实质是一种偏颇性清偿行为。为此，《破产法》第四十条对债务人频临破产时抵销权的行使作了有别于一般民法上的抵销权的规定，旨在落实《破产法》对偏颇性清偿的规制。《破产法解释二》第四十四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债务人与个别债权人以抵销方式对个别债权人清偿，其抵销的债权债务属于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管理人在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该抵销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规定通过对《破产法》第四十条的严格解释，排除了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行为人行使民法上抵销权的法律效力。审判实践中，应准确把握破产撤销权制度的价值导向和立法、司法解释的意旨，严格适用。商业银行在依法维护金融债权过程中，应制定合理合规的风险控制和资产保全措施，充分评估《破产法》有关破产撤销权、
摘要2：（续）抵销权规定对其相关风险控制和资产保全措施的影响，避免相关措施因违反《破产法》的规定而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情形的发生。（二）《破产法》和《破产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对于偏颇性清偿行为的规制，都是以债的合法存在为前提，而对于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恶意或善意），则无特别的要求。建设银行绍兴分行以其和保达公司在行为时不存在主观恶意作为上诉理由，没有法律、司法解释的依据。（三）一审判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保护存款安全的规定、本案《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对于扣款还贷的约定内容以及抵销属于观念交付而不是现实交付等规则和法理层面，阐明了建设银行绍兴分行扣款行为不属于可以对抗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法定或约定抵销行为的理由，有相应的依据。本案《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内容不构成准予建设银行绍兴分行行使相应抵销权的明确合意，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本身并未对于金融机构扣款行为是否属于受到《破产法》规制的抵销行为作出规定，结合《破产法解释二》第四十四条对《破产法》第四十条有关抵销权行使的限缩解释的意旨，建设银行绍兴分行在本案中的扣收款项行为不产生对抗保达公司管理人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效力。（四）建设银行绍兴分行在本案中的扣收款项行为在本案《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中有相应的约定，得到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前的保达公司的认可，保达公司对建设银行绍兴分行扣收款项行为亦有相应的预期，与保达公司主动实施的个别清偿行为对债权人整体的公平清偿利益的损害有相同的效果，应认为符合《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偏颇性清偿行为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相应的认定理由应予维持。（五）建设银行绍兴分行主张其扣收款项行为发生时保达公司还不具备破产原因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就此，一审判决已经阐明了相应的理由，本院予以认同。
【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民终523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浙民再70号
【裁判摘要】（一）破产撤销权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维护债权人的整体利益，实现公平清偿的价值。通过对债务人相关行为的撤销，以保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维护债权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实现破产财产在全体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分配。《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该条规定，表明了对债务人特定情况下的个别清偿行为（即偏颇性清偿行为）应予以依法撤销的立法意旨。《破产法解释二》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对《破产法》第三十二条作了总体属于限缩例外情形倾向的解释，该司法解释还强化了管理人怠于行使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民事责任；债务人濒临破产状态下的债务抵销行为，有可能损害债权人整体的公平清偿利益，实质是一种偏颇性清偿行为。为此，《破产法》第四十条对债务人濒临破产时抵销权的行使作了有别于一般民法上的抵销权的规定，旨在落实《破产法》对偏颇性清偿的规制。《破产法解释二》第四十四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债务人与个别债权人以抵销方式对个别债权人清偿，其抵销的债权债务属于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管理人在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该抵销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规定通过对《破产法》第四十条的严格解释，排除了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行为人行使民法上抵销权的法律效力。审判实践中，应准确把握破产撤销权制度的价值导向和立法、司法解释的意旨，严格适用。商业银行在依法维护金融债权过程中，应制定合理合规的风险控制和资产保全措施，充分评估《破产法》有关破产撤销权、抵销权规定对其相关风险控制和资产保全措施的影响，避免相关措施因违反《破产法》的规定而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情形的发生。（二）《破产法》和《破产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对于偏颇性清偿行为的规制，都是以债的合法存在为前提，而对于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恶意或善意），则无特别的要求。工行瑞安支行以其和新亚公司在行为时不存在主观恶意作为再审理由，没有法律、司法解释的依据。
摘要2：（续）（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保护存款安全的规定、本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对于扣款还贷的约定内容以及抵销属于观念交付而不是现实交付等规则和法理层面，二审法院阐明了工行瑞安支行扣款行为不属于可以对抗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法定或约定抵销行为的理由，有相应的依据。结合《破产法解释二》第四十四条对《破产法》第四十条有关抵销权行使的限缩解释的意旨，工行瑞安支行在本案中的扣收款项行为不产生对抗新亚公司管理人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效力。（四）工行瑞安支行在本案中的扣收款项行为在本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有相应的约定，新亚公司对工行瑞安支行扣收款项行为亦有相应的预期，与新亚公司主动实施的个别清偿行为对债权人整体的公平清偿利益的损害有相同的效果，应认为符合《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偏颇性清偿行为的构成要件。因此，若本案对该笔划收款项行为的撤销并非否定工行瑞安支行所享有债权的真实性。
【裁判摘要２】首先,最高人民法院《破产法解释二》第四十四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债务人与个别债权人以抵销方式对个别债权人清偿，其抵销的债权债务属于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管理人在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该抵销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三个月属于除斥期间，不发生中止、中断和延长。但该条款适用的前提须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以抵销方式对个别债权人的清偿。结合本案，在新亚公司管理人起诉前，新亚公司并未与债权人工行瑞安支行以抵销方式对案涉款项进行清偿，且工行瑞安支行的扣划行为亦不构成法定的抵销，因此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法定期限。其次，工行瑞安支行系在一审诉讼中才提出抵销的抗辩，被申请人管理人据此提出抵销无效的诉请。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被申请人新亚公司管理人提起本案的诉讼未超过三个月的除斥期间。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终2805号
【裁判摘要】未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变更出资方式不能认定为出资——关于张××、吴××以个人名义购买的机器设备，向豪辰尔泰公司提供的流动资金，支付的员工工资等是否可以认定为出资的问题。公司股东对公司的投入不能等同于出资。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股东应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认缴的出资额及出资方式出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二十八条规定，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对财产价值进行评估，并依法办理财产权的转移手续。本案中，张××、吴××以个人名义购买的机器设备虽为豪辰尔泰公司使用，但未进行过财产价值评估，亦未依法办理财产权的转移手续，不符合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形式，不能认定为出资。张××、吴××以借款形式向豪辰尔泰公司提供的资金及其支付的员工工资等费用并非公司章程约定的出资方式，公司章程亦未因此进行过修改，不符合出资的形式。第二，2015年1月19日，张××、吴××以获取验资为目的，通过案外人万某乙提供的过桥资金，在当日内以将出资短暂入账并出账的形式进行了虚假出资行为，即其有以此过桥资金为出资的意思表示，则其此前购买机器设备、提供资金等行为的真实表示并非向豪辰尔泰公司出资。故张××、吴××认为其以个人名义购买机器设备，向豪辰尔泰公司提供流动资金，支付员工工资等行为均属履行出资义务，实际出资已到位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其向豪辰尔泰公司的相关投入，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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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皖08民终2523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的撤销权，是指当债务人放弃对第三人的债权，实施无偿或低价处分财产的行为而有害于债权人的债权时，债权人可以依法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所实施的行为。撤销权的主体是指因债务人的不当处分财产的行为而使债权受到损害的债权人，而该债权必须在债务人的处分行为发生之前就已有效存在。2014年7月28日，陈××转让安庆市中原电器制造有限公司股份时，陈××、昌胜公司同为中原绿水公司与徽商银行安庆华中支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借款方的保证人，陈××与昌胜公司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中原绿水公司是徽商银行安庆华中支行的债务人，徽商银行安庆华中支行亦并非是陈××和昌胜公司的债权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只有债权人才可撤销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和无偿、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陈××转让股份时，昌胜公司并非是其债权人，故无论陈××是否无偿或低价转让财产，昌胜公司均不享有撤销权人资格。2018年9月27日，昌胜公司为中原绿水公司代偿本金293万元，其依法取得向债务人和其他担保人追偿的权利，但并不能因此享有对2014年7月28日陈××转让股份行为的撤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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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187号
【裁判摘要】基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建行广东自贸区分行、永熙顺公司、华鸿公司之间签订的一系列合同主要有三类：建行广东自贸区分行、永熙顺公司、华鸿公司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二份《三方补充协议》，永熙顺公司与华鸿公司签订的五份《油品购销合同》，建行广东自贸区分行与华鸿公司签订的五份《银行承兑协议》及四份《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由此，永熙顺公司与华鸿公司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建行广东自贸区分行与华鸿公司之间形成借款合同关系，建行广东自贸区分行与永熙顺公司之间形成具有一定担保性质的债权债务关系。尽管建行广东自贸区分行、永熙顺公司、华鸿公司之间在形式上形成三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但从前述合同签订时间、约定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来看，三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紧密关联、相互依存，均服务于一个整体的交易目的，即华鸿公司向建行广东自贸区分行借款用于购买永熙顺公司的油品。综上，前述三类合同实际上形成一个整体，构成事实上的合同联立；在合同均合法有效的情况下，三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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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琼9003民初475号
【裁判摘要】关于逾期缴纳电费的违约金问题，因双方对逾期缴纳电费未约定违约金，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计算方式没有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按照《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供电营业规则》及《海南省电力建设与保护条例》的规定计算违约金数额，本院认为《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为行政法规，《供电营业规则》为部门规章，《海南省电力建设与保护条例》为地方性法规，属于行政管理法规、规章，不适用于本案合同纠纷案件。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被告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本院认为因被告逾期缴纳电费给原告造成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被告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一般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自逾期付款之日起至实际支付电费之日止，计算利息支付给原告。原告诉请的违约金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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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冀02民终4818号
【裁判摘要】上诉人天地（唐山）矿业科技有限公司主张被上诉人唐山日晟安达商贸有限公司未能提交涉案票据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的有关证明，但被上诉人于涉案票据到期日2018年9月18日即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承兑人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提交了涉案汇票并提示付款，但承兑人并未签收，一直处于提示付款待签收状态，至被上诉人起诉时乃至本院二审审理中仍显示为此状态，故该行为实际为变相的拒绝付款的行为，一审认定此行为应属于承兑人拒绝付款的行为并无不当。被上诉人作为持票人，依法可对上诉人行使票据追索权，一审判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汇票票款100万元并自2018年9月1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支付相应利息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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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930号
【裁判摘要】（１）担保人以银行专户为银行提供担保，银行对保证金专户内资金享有质权，即便此前担保的债务已经清偿也应优先保护银行质权；（２）担保人的一般债权人不得申请执行该银行专户内保证金——渭城农商行与鼎诚公司长期合作，2015年12月28日，鼎诚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及贷款额度，在渭城农商行存入30万元余额保证金，虽然该笔贷款到期已归还，但30万元余额保证金一直存在渭城农商行专户中。2017年1月11日，鼎诚公司（甲方）、渭城农商行（乙方）、助添翼公司（丙方）签订《保证金质押合同》，约定由甲方在合同签署后2个工作日内将30万元存入其在乙方渭城经营部（经开社）开立的余额质押保证金账户，该账户内资金对丙方与乙方依主合同形成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该《保证金质押合同》系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虽然鼎诚公司未按照《保证金质押合同》重新交纳30万元保证金，但在渭城农商行已履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实际发放300万元贷款的前提下，原判决认为渭城农商行主张以鼎诚公司为前笔贷款所交纳尚未退还的30万元保证金作为本次贷款保证金具有合理性，并认定该30万元在本次贷款中依然作为余额保证金使用，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项“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的规定，原判决认定渭城农商行对执行标的30万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
摘要2：【注解】该判决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７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不符。
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人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专门违约金不予支持——关于包商银行巴市分行要求双河羊绒公司、海天房地产公司、杨永光、温红梅、杨永亮、代玉英分别支付保证担保违约金230万元的问题。对此，后者抗辩主张不应该承担包商银行巴市分行请求的违约金。双河羊绒公司和杨××１、代××及杨××２、温××分别与包商银行巴市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均约定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在违约责任中也均约定保证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应向债权人支付主合同项下本金的10%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债权人造成的全部损失。如前所述，借款人金天阳公司未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如期偿还包商银行巴市分行借款本金及利息，已构成违约，金天阳公司应按合同约定承担罚息、复利及违约金，双河羊绒公司、海天房地产公司、杨××１、代××及杨××２、温××作为抵押人或保证人，应当在其抵押、担保范围内对案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且《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从合同，其约定的抵押人、保证人承担的责任不应超过主债务人，因此，对于包商银行巴市分行要求双河羊绒公司、海天房地产公司作为抵押人分别承担230万元违约金及双河羊绒公司、杨××１、代××及杨××２、温××作为保证人各承担230万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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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本案系以承兑汇票及流动资金贷款形式不断借新还旧的过程，开始于流动资金贷款，结束于流动资金贷款，贵州银行遵义分行亦是依据借款合同主张权利，而不是依据汇票行使票据请求权，故双方之间成立的仍然是金融借款合同法律关系。酒都酒业公司、金力来酒业公司、胡××、王××、梅××、孙××称本案为票据法律关系而不是金融借款合同法律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票据无因性，是指票据行为与作为其发生前提的实质性原因关系相分离，从而使票据行为的效力不再受原因关系存废或其效力有无的影响。本案中，酒都酒业公司向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仁怀市支行出具承兑汇票业务申请书，后又与该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差额循环银行承兑协议，并出具其与贵州省仁怀市×××酒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基酒买卖合同，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仁怀市支行根据酒都酒业公司申请开具承兑汇票。据此，根据票据无因性，酒都酒业公司与贵州省仁怀市×××酒业有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交易关系不影响票据效力。酒都酒业公司认为开具票据的基础关系不存在，其不应承担偿付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法院支持票据利息按照《商业汇票贴现协议》的约定的利息——关于利息，其一，民生银行东营分行主张黄河工贸公司自2018年6月1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民生银行东营分行于2018年6月15日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支付票款，故利息应自支付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票据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所称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民生银行东营分行主张的利率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二，民生银行东营分行主张东明石油公司既根据票据法的规定支付利息，又根据《商业汇票贴现协议》的约定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民生银行东营分行不应重复主张利息，对于两部分利息择一予以支持，因当事人约定利息高于法定利息，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根据《商业汇票贴现协议》的约定对民生银行东营分行对东明石油公司主张的利息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三条“持票人应当按照下列期限提示付款：……(二)定日付款、出票后定期付款或者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自到期日起十日内向承兑人提示付款”的规定，因海纳科技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于2020年5月11日向承兑人力帆财务公司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视其于2020年5月11日向力帆财务公司提示付款，该日期已超过了自到期日十日内的提示付款期限，故应认定海纳科技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力帆财务公司提示付款。．．．．．．参照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支付结算办法》第三十六条“商业汇票的持票人超过规定期限提示付款的，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持票人在作出说明后，仍可以向承兑人请求付款”的规定，因海纳科技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承兑人力帆财务公司提示付款，其已经丧失对除承兑人力帆财务公司和出票人力帆乘用车公司之外的前手，即伯坦科技公司、伯高科技公司、腾利欣科技公司的票据追索权。
【裁判摘要２】（１）票据追索权纠纷中算法院仅支持１倍ＬＰＲ计算的利息；（２）持票人逾期提示付款利息起算点为提付付款日而非票据到期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可以请求被追索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二)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如前所述，因海纳科技公司于2020年5月11日向力帆财务公司提示付款，一审法院以2020年5月11日作为利息的起算时间，符合法律规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票据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所称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一审法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于法有据。海纳科技公司主张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2倍计算利息，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根据《票据法》第７０条第１款第２项、第７１条第１款第２项规定，票据追索权纠纷中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法院仅支持１倍ＬＰＲ计算的利息。
【注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２条规定：“票据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所称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应解释为“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参考案例：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渝民终13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辽民终973号
摘要2：【注解１】（１）持票人逾期提示付款利息起算点为提示付款日而非票据到期日（持票人请求前手支付票据到期日至提付付款日之间利息不予支持）。——参考案例：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渝民终13号；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川01民终1913号；（２）逾期提示付款以以汇票到期日为利息起算点。——参考案例：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111民初13408号
【注解２】持票人于票据到期日前提示付款被拒付后有权向前手主张自提示付款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利息。——参考案例：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桂0103民初3038号
【注解３】（１）持票人未于法定期间内向直接前手书面通知拒付事由丧失向直接前手主张逾期通知期间内利息的权利（利息自立案之日起算至清偿之日止）。——参考案例：山东省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鲁0191民初524号；（２）持票人未将拒付事由书面通知前手并不丧失追索利息的权利。——参考案例：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津03民终6号；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云0112民初5515号
【注解４】（１）票据法第７１条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持票人与出票人就票据兑付约定逾期付款利息依法有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888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1民终5767号；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鲁05民初603号；（２）持票人与出票人约定逾期利息高于LPR4倍的部分不予支持.——参考案例：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黔03民终3129号
摘要1：【裁判摘要】出票人进入破产程序，再追索权人只能向出票人主张自汇票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止利息——根据《票据法》第六十八条及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持票人对汇票债务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已经进行追索的，被追索人清偿债务后，与持票人享有同一权利，可以向其他汇票债务人行使再追索权，请求其他汇票债务人支付已清偿的全部金额、自清偿日起至再追索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发出通知书的费用。由此可见，再追索金额包括已清偿的追索金额、法定利息、再追索费用。已清偿的追索金额是指被追索人为满足其后手(包括持票人或者其他追索权人)的追索权而支付的全部金额；法定利息是指被追索人获得其前手清偿前这段时间里，被追索人向其后手已为清偿的全部金额所孳生的利息，从被追索人清偿之日起到其前手清偿之日为止，依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为准；再追索费用，是指被追索人向其前手发出拒绝事由通知，为此所发生的费用。本案中，原告豪晟公司已向持票人合创公司清偿债务，其主张由被告科林公司向其支付已清偿的全部金额218064元及利息（以218064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中电新德公司、祥天公司、中电太阳能公司作为背书人，应对被告科林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中电太阳能公司已进入破产诉讼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企业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故被告中电太阳能公司所负上述连带清偿责任中的利息，仅计算至破产申请受理前一日即2019年9月24日。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