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01-03 14:5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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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11民终422号
【裁判摘要】合同中约定的价款是含税价还是不含税价系双方对交易价格的特别约定，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为有效——买卖合同中所涉及的税通常为增值税，结合本案庭审情况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案涉合同约定“本单价不含税，若需方需要税票，需方支付货款总额的6%税款”所指“税”及“税票”为增值税及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增值税普通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武某作为案涉货物销售方系相应增值税纳税义务人，应依法向税务部门缴纳相应增值税。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价款是含税价还是不含税价，系双方对交易价格的特别约定，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第二十条规定，所有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在购买商品、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支付款项后，应当向收款方取得发票。武某作为自然人，在其与戴某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应依法向戴某出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戴某应依法向武某索取增值税普通发票，相应增值税税率为3%。本案中，武某与戴某关于“若需方需要税票，需方支付货款总额的6%税款”的约定至少包含三层含义：1、如戴某不需要，武某可以不向戴某出具增值税发票；2、如戴某要求武某出具增值税发票，则戴某应当支付武某相应税金；3、税金计算方式为合同总价款的6%。关于第一层含义，因出具发票及收取发票系法定义务，该约定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损害国家利益，依法应当认定无效。第二层含义涉及税负转嫁。虽然我国税收法律法规对于各种税收的征收均明确规定了纳税义务人，但并未禁止纳税义务人与合同相对人约定由合同相对人或者第三人负担税款。因此，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由纳税义务人以外的人承担税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此外，增值税以包含在货物价格范围的方式
摘要2：（续）进行转嫁亦是一般买卖合同的交易模式。武某与戴某约定案涉交易所产生税费由戴某负担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予以确认。第三层含义特指案涉交易税费的税率为6%，因税率法定，双方当事人对案涉税率的约定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综上所述，武某应依法向戴某出具增值税发票，戴某向武某支付相应税费。戴某主张其要求武某出具的系增值税专用发票，而非增值税普通发票，因其与武某之交易应出具增值税发票类型依法确定，其此项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信。武某主张按照戴某按照合同价款的6%支付相应税费亦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就案涉交易，武某共向国家税务总局文水县税务局共计补缴增值税428420.91元，该部分税费按照双方约定由戴某向武某支付。已经生效的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1民终514号民事判决确认李某作为戴某配偶，对戴某所欠武某货款与戴某共同承担清偿责任。因本案所涉税费承担亦属于武某与戴某买卖合同范畴，故按照生效民事判决，该部分增值税费由戴某、李某负担。
- 日期： 01-03 15:0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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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浙杭商终字第959号
【裁判摘要】合同中仅约定“不含税单价”未对税款如何负担作出明确约定，开具发票义务人买方承担其应缴纳的税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认为，增值税具有可转嫁的性质，纳税人可以将其所承担的增值税纳入产品的价格之中，从而转嫁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卡卡公司系货物销售方即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其在向鸿鑫公司销售钢材时可以将其所承担的增值税纳入产品的价格中、从而将增值税转嫁给购买方的鸿鑫公司。然而本案中，卡卡公司在签约时确认合同约定的价格为“钢材单价按‘我的钢铁网’杭州市场价格（此价格为不含税单价）”，并未主动将增值税纳入价格中，亦未就税款负担问题与鸿鑫公司作出明确约定，在此后的每月货款结算及最终货款总确认过程中，卡卡公司亦从未向鸿鑫公司作出转嫁其应承担的增值税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销售货物应按规定开具发票，并计算缴纳税款。卡卡公司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在交易发生之时就知晓必须履行交纳税款及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义务，而无论鸿鑫公司是否向其索要发票。根据卡卡公司的前述行为可以确认，卡卡公司已经放弃了向鸿鑫公司转嫁增值税的权利。本院还注意到，在（2012）浙杭商终字第1110号案件审理中，卡卡公司并不否认“我的钢铁网”公布的钢材单价是含税价，但认为双方约定以此作为不开票的结算价。也就是说，在“我的钢铁网”公布的钢材单价系含税价的情况下，卡卡公司与鸿鑫公司之间却特别约定为不含税价、是“不开票”的结算价。显然，从上述约定内容看，合同价格对鸿鑫公司并无优惠。卡卡公司对此解释，“我的钢铁网”公布的钢材单价系一级代理商送货到码头的价格，因卡卡公司不是一级代理商，还需另行承担运费、装车费、卸车费以及赚取利润等，因此双方达成的不含税价格并未违背正常的市场交易价格。本院认为，即便如此，卡卡公司完全可以明示的方式在合同中对价格进行调整或者直接将增值税额纳入价格中，以达到其期待的利益。而卡卡公司先是以不含税的价格成交，并以不开票为条件，待本次交易完成后再向鸿鑫公司追索税款，显然有逃避税收之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即便合同中有“不含税单价”的约定，也不能因此而
摘要2：（续）免除相关义务。同样，无论鸿鑫公司是否向卡卡公司索要增值税发票，都不能当然免除卡卡公司交纳税款的义务。涉案合同签订于2010年12月，卡卡公司于2012年2月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鸿鑫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等，在该案审理期间鸿鑫公司履行了支付货款本金及支付利息的义务，此后，卡卡公司又于同年7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鸿鑫公司支付该笔交易的税金。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卡卡公司以不含税的价格成交，现交易已完成且鸿鑫公司也已履行付款义务，卡卡公司又因税款承担问题再次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卡卡公司的上述行为不但存在规避税收的嫌疑，还造成了交易的不稳定，况且，在合同中仅对“不含税单价”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双方并未对税款如何负担作出明确约定，因此，卡卡公司作为开具发票的义务人，要求鸿鑫公司承担其应缴纳的税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 日期： 01-09 20:2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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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仅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通用条款约定竣工结算文件自动成就条款而在专用条款未约定，不能得出发包人接受了通用合同条款所预设的法律后果的解释，承包人提交的竣工结算文件不能作为工程款结算的依据。
摘要2：【注解】（１）《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发包人收到承包人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是否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的复函》（[2005]民一他字第23号）明确适用拟制结算的条件“当事人之间约定了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则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２）适用拟制结算须由双方当事人在施工合同的专用条款中或通过补充协议的方式作出类似“发包人逾期不答复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的明确约定，而不能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格式文本中的通用条款的内容来予以认定（通用条款是示范合同中的建议条款，体现的是行业通常做法，无法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和特别约定）。
- 日期： 01-17 10:2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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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622号
【裁判摘要1】在工程交付后，若发现需要整改修复的部分，青海泰阳公司应当首先通知东阳三建公司整改，确认整改项目及工程量，若东阳三建公司拒绝整改，其方可委托第三方进行整改。现青海泰阳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通知东阳三建公司而东阳三建公司拒绝整改，故一审判决认定青海泰阳公司自行委托第三方进行整改的费用不应作为已付工程款予以扣除，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2】青海泰阳公司认为因东阳三建公司未交付竣工资料，故工程款支付条件尚不成就。对此，本院认为，建设工程通常按照施工、提交竣工验收报告、经过竣工验收合格、提交竣工结算资料、完成竣工结算、工程交付使用的流程进行。但案涉工程已于2012年9月15日先行交付使用，即东阳三建公司已经履行施工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青海泰阳公司以东阳三建公司交付竣工资料的次要义务抗辩其支付工程款的主要义务，与权利义务对等的公平原则不符，不具有合理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案涉工程于2012年9月15日交付使用，一审判决认定该日为应付款时间并按照东阳三建公司主张的付款时间即2013年1月17日开始计算欠付工程款利息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3】关于东阳三建公司是否应当向青海泰阳公司支付拖欠工人工资的罚款1000000元的问题——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47条补充条款第17项约定：“承包方在垫资工程施工期内，不得因无故拖欠工人工资而影响工程进度或其他不良后果，否则，甲方有权对承包方（第一次扣罚人民币1000000元，第二次清退出场并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和一切损失）进行处罚。”该条款系双方针对东阳三建公司拖欠工人工资影响施工的违约责任作出的特别约定。从东阳三建公司于2008年12月23日给青海泰阳公司的复函及于2008年12月31日给西宁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书写的保证书的内容来看，东阳三建公司承认其在垫资施工期内存在因拖欠工人工资引起工人上访滋事的情形，对施工造成不良影响。依据双方合同约定，一审判决东阳三建公司承担罚款即违约金1000000元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1-17 15:4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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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68号
【裁判摘要】股东投资协议与公司章程关系——股东投资协议通常是指公司设立前，由全体投资人所共同参与订立的协议，其主要作用在于表明发起人设立公司的目的、确定公司的基本性质和结构，以及分配和协调发起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协议本质应属于合同，依法受我国《合同法》一般规则的规范和调整。至于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由认缴注册资本的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则具有公司自治规范的性质，依法属于我国《公司法》所规制的范围，并对签署股东、公司以及公司董事、监事等人员具有规范和约束的效力。因此，股东投资协议与公司章程系由投资人形成的两种在本质存在不同的协议安排，两者之间应为相互平行而非前后承接的法律关系。基此，股东投资协议的效力存续与否，同公司章程的制定不存在效力上的关联性，依法只受限于该协议本身的约定条款内容以及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调整规范。事实上，在投资人订立的股东投资协议中，既有调整公司设立完成之前的事项，同时又有调整公司成立后股东之间、公司与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容。且基于各种原因，其中的许多内容并未被纳入之后所订立的公司章程之中。况且，有时股东投资协议中确实存在某些不便载入公司章程的约定内容。此外，往往还由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求按照其统一制定的样本格式起草公司章程的原因，造成许多股东间特别约定的协议内容无法被载入公司章程之中。在此情形下，股东投资协议实际承担了公司章程之外的规则性协议的功能。因此，在公司完成工商登记设立后，由全体投资人所共同参与订立的股东投资协议仍具有法律效力，其中涉及以公司成立后的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协议内容，只要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与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冲突，对各缔约投资股东依法具有规范和约束的效力。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国公司立法中体现有这种效力的认定精神，我国《公司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发起人不依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应当按照发起人协议承担违约责任。”上述规定表明，在公司成立后发起人协议的法律效力仍被确认。上述分析意见表明，公司成立后，股东投资协议在没有被修改、变更、解除以及与公司章程的内容相悖的情况下，其效力并不自然终止或被公司章程的效力所取代，只是在具体个案的司法诉讼中，两者具有不同的证明和适用对象，不存在以两者中哪个为准的问
摘要2：（续）题。……关于原审法院作出的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予以强制罢免的事由，应严格限定在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这一范围之内的判决认定意见。经查，我国现已颁布的民商事法律及最高人民法院法院作出的相应司法解释中，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解除的法律规定问题，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1月27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中有相应的规定内容，该司法解释的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虽然上述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的条款只是针对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的情况，规定公司可以通过股东会决议予以解除相应股东的股东资格。但由此并不能得出，我国法律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予以强制罢免或解除的事由，只限定在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这一范围内。相反，从上述司法解释条款的内容可以证明，公司可以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解除股东的股东资格。
- 日期： 01-21 11:2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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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条款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716号
【裁判摘要】合同解除后如何处理合同解除以前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若没有特别约定，合同解除后如何处理合同解除以前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而具体确定。以时间因素在合同履行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为标准，合同可以分为一时性合同和继续性合同。对于一时性合同而言，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解除的合同自始不成立，合同解除前已履行的部分，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对于继续性合同而言，合同解除不具有溯及力，合同解除的效力仅使合同向将来消灭，解除之前的合同权利义务仍然有效存在，当事人无须恢复原状。
摘要2：
- 日期： 02-03 16:2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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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从合同
摘要1：解读：当事人在主合同中约定其争议纠纷由仲裁机构解决，对于没有约定争议纠纷解决方式的补充协议可否适用该约定，其关键在于主合同与补充协议之间是否具有可分性——（１）如果主合同与补充协议之间相互独立且可分，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对于两个完全独立且可分的合同或协议，其争议解决方式应按合同或补充协议约定处理；（２）如果补充协议是对主合同内容的补充，必须依附于主合同而不能独立存在，则主合同所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也适用于补充协议。
摘要2：【注解１】当事人之间的补充协议是对主合同内容的补充，主合同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的条款适用于补充协议。
【注解２】主从合同发生纠纷时依据主合同确定管辖的原则不适用于仲裁管辖的认定。
摘要1：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前海蛇口自贸区内保理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试行）（2016年12月22日本院2016年第11次法官大会讨论通过）
摘要2：【目的依据】【基本内涵】【诉讼案由】【仅起诉债权人时管辖权的确定】【仅起诉债务人时管辖权的确定】【将债权人、债务人一并起诉时管辖权的确定】【保理合同审理中第三人参加诉讼】【基础合同审理中第三人参加诉讼】【债务加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上诉的情形】【保理商提出撤销之诉的情形】【合同效力的认定】【虚构基础合同】【债务人确认债务真实性时的处理】【转让范围】【转让原则】【禁止转让约定对保理商的效力】【禁止转让约定对债权人的效力】【未经通知对债务人不生效】【对通知方式有特别约定的处理】【视为通知的情形】【通知的效力】【通知前债务人已支付应收账款的处理】【保理商的救济途径】【按照基础合同向债务人主张】【按照保理合同向债权人主张】【按照保理合同向债权人、债务人同时主张】【约定连带责任】【未约定违约金的处理】【以已转让应收账款要求抵销回购义务的处理】【追索权的确定】【保理款余额的返还】【基础合同不得擅自变更】【擅自变更时保理商的救济方法】【抗辩权】【抵销权】【放弃抗辩权、抵销权的情形】【保证金的处理】【登记的效力和善意的认定】【应收债权先质押后转让】【应收债权先转让再质押】【应收债权重复转让】【无涉外因素的法律适用】【有涉外因素的法律适用】【参照适用】【适用冲突时的处理原则】【解释机构】【生效时间】
- 日期： 02-19 20:4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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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256号
【裁判摘要】黄河公司在本案提起诉讼的诉讼请求是判令黄河公司以40390600元价款回购鑫远公司和昱成公司持有的166490000元特别债权及新盛投资49%股权和新盛工贸45.95%股权。根据该诉讼请求，结合鑫远公司与黄河公司、新盛工贸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本案所涉昱成公司协议履行的主要义务是股权转让。履行股权转让义务时，须在公司注册地工商登记机关办理相关手续。原审考虑本案转让股权的公司注册地情况，驳回昱成公司对本案提出的管辖异议，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履行股权转让义务时须在公司注册地工商登记机关办理相关手续，因此若无特别约定，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地为公司住所地。
- 日期： 03-29 09:5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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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得价
净拿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苏06民终32号
【裁判摘要】房屋买卖合中约定“卖方净得价”（卖方净得房屋成交价６９５０００元，买卖行为产生的费用和所得税收由买方承担），房屋在银行的贷款应由卖方自行承担，不包括在总的购房价中——合同约定，案涉房屋的成交价格为695000元。双方在合同中并没有约定还需要由吴洪凤承担周×的银行贷款。如果双方真有此约定，作为对案涉房屋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因素，应当在合同中作特别约定。虽然合同约定由此买卖行为产生的费用和所有税收由吴××承担，但约定文义明确，仅指交易过程中的税费，显然不包括周×的银行贷款。而且按照社会一般认知，房屋买卖合同中的卖方净得指的是卖方不承担相应的税费，但不存在还需要由买方承担卖方贷款的交易惯例。从双方的聊天记录来看，只能看出双方的磋商过程体现要由吴××一方先负责帮其归还银行贷款，亦不能得出明确结论该归还的贷款不包含在总的房价中。至于上诉人提出的违反公平原则的问题，本院认为，二手房房价并没有固定标准，即使同一小区，不同的房屋亦存在较大差别，上诉人亦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案涉房屋价格严重背离市场行情。至于上诉人提出受到欺诈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清晰知道签订合同的法律后果，上诉人提出所谓欺诈的事由均非欺诈的法定事由，故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 日期： 03-31 15:0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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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被执行人股份被执行拍卖后所生红利的归属认定
【案号】（2019）苏0826民初6311号；（2020）苏08民终1379号
【裁判要旨】被执行人的股份被执行拍卖后产生的其持股期间未分配的红利属于法定孳息，实质上是股权附属的权利，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应当视为该权利在股权拍卖时已经一并转让给买受人。
摘要2：【案号】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苏08民终1379号
【摘要】【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冻结、拍卖上市公司国有股和社会法人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规定，股权冻结的效力及于股权产生的股息以及红利、红股等孳息。《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质物在质押期间所产生的孳息（包括送股、分红、派息等）随质物一起质押，故本案争议的现金分红、送股属于孳息，且是法定孳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该规定中的资产收益就是股东依据所持股份享有的收益，而且是包括股权收益在内的全部收益，当然应包含该股权的股息、红利以及其他衍生的孳息，因为这些权益都是股权价值的构成部分。本案中上诉人拍得300万股并登记成为涟水农商行股东之后，那么300万股项下的全部权益应归上诉人所有，包括对300万股产生红利享有的权利，该权利实质是股权附属的权利，在没有特别声明的情况下，应当视为该权利已经在上诉人通过拍卖取得案涉股份时一并转让给了上诉人，故上诉人作为该股份新的所有者理应对其享有所有权，这既符合股权的权属特性，亦符合对价购买300万股全部权益的合同目的。
【来源：《人民法院报》2021年05月27日第07版】
摘要1：解读：被执行人的股份被执行拍卖后产生的其持股期间未分配的红利属于法定孳息，实质上是股权附属的权利，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应当视为该权利在股权拍卖时已经一并转让给买受人。
摘要2：
- 日期： 04-16 09:3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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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公司法》第３３条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２）查阅可以延伸为摘抄（摘抄不等同于复制），应该将摘抄认定为辅助股东行使知情权、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一种手段。（３）因此，股东行使知情权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包含摘抄会计账簿。
摘要2：【注解】在公司章程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股东行使知情权过程中有权对会计账簿进行适度摘抄。
摘要1：解读：（１）商业汇票出具只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款一种支付方式，商业汇票没有得到承兑的情形下不产生偿付工程款的效力，承包方有权要求发包方继续履行支付工程款的义务；（２）在双方并未约定商业汇票出具后原因债权就消灭的情况下，要求承包人只能依据票据法律关系另行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注释１】（1）票据到期被拒付——持票人可以向出票人、承兑人、背书人、保证人等追索票据款项；（2）除合同双方约定“交付票据后基础法律关系项下的付款义务即消失”外，持票人还可以基于基础法律关系向票据直接前手主张对应款项——票据直接前手主张“已通过背书转让票据的方式履行完毕了合同项下付款义务，持票人享有的合同付款请求权已消灭”属于无效抗辩。
（备注：个别判例不支持基础法律关系主张债权请求权｜持票人遭到付款人拒付后应当依法行使票据追索权而非基于基础法律关系向直接前手主张债权请求权。——参考案例：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晋10民终366号）
【注释２】票据到期被拒付持票人选择依据基础法律关系向票据直接前手提起诉讼条件｜（１）基础法律关系涉及的合同中不存在“交付票据即合同价款请求权归于消灭”等类似条款；（２）持票人持有承兑人出具的拒付证明；（３）票据被拒付不可归责于持票人；（４）被拒绝承兑汇票要能否返还给直接前手。——参考案例：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苏08民终237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赣民再119号
【注解２－１】在持有人因过错导致丧失对前手追索权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基于基础法律关系起诉直接前手付款。——参考案例：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浙04民申6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渝05民终7173号
【注解１】发包人以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工程款到期未兑付，后续所生纠纷应按基础法律关系处理还是票据法律关系处理？——债权的产生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商业汇票的出具只是一种支付方式，在商业汇票没有得到承兑的情形下，不产生偿付工程款的效力，承包人可要求发包人继续履行施工合同的支付义务。
摘要2：【注解２】除双方另有特殊约定，承包人作为持票人享有行使追索权或者主张工程款的选择权——（１）除双方另有特殊约定，承包人作为持票人既可以依据票据法律关系行使票据追索权，也可以依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主张工程款；（２）法律未限制当事人的选择权，上述两项权利的主张并无必然的先后顺序，承包人可择一主张权利。
【注解３】在发包人要求以商票方式支付工程款时，承包人应避免与发包人约定“商票出具后视为工程款已支付”等消灭工程款请求权的条款，或者要求发包人出具关于商票到期无法承兑后可继续向其主张工程款和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承诺函。
【规则１】在双方无特别约定交付票据则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情况下，债务人为清偿债务而交付票据时基础法律关系中的债务并不消灭，只有当票据权利实现时基础法律关系中的债务才随之消灭。
【规则２】持票人因票据拒付能否向直接前手行使原因债权？｜当原因债权与票据债权存在竞合时，债权人可任意选择其中一种债权行使——(１)持票人因票据拒付向直接前手行使原因债权的，持票人可先行使票据权利（票据追索权），若票据债权兑付后，原因债权自然消灭；（２）若债权人实现原因债权须同时返还相关票据（如债权人无法返还相关票据，债务人也无须履行原因债务）。
【注释３】选择以基础法律关系主张权利以票据转让给后手即票据权利未发生转移为条件。——参考案例：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粤01民终1530号之一
【注释４】（１）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开具并交付商业汇票不能认定为履行完毕执行依据确定的债务；（２）汇票到期不能兑付，债权人可以请求对债务人继续强制执行。——指导案例117号：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执行复议案；其他参考案例：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２０２２）湘０７０３执异２号；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苏１０执复４７号
【注解５】票据未到期之前持票人可否基于基础法律关系向直接前手主张债权？｜持票人能够举证证明汇票到期后将无法兑付，持票人有权在汇票未到期之前以预期违约为由向直接前手主张合同权利。——参考案例：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陕01民终11042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陕民申2237号
- 日期： 06-01 17:2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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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59号
【裁判摘要】在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司法网拍竞买人不承担补交土地使用税——《拍卖公告》第六条载明，“．．．．．．办理过程中所涉及的买卖双方所需承担的一切税、费和所需补交的相关税、费（包括但不限于所得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契税、过户手续费、印花税、权证费、水利基金费、出让金以及房产及土地交易中规定缴纳的各种费用）及物管费、水、电等欠费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具体费用请竞买人于拍卖前至相关单位自行查询。”．．．．．．首先，从文义解释上看，《拍卖公告》第六条用概括加列举的方式约定了买受人需自行承担的税费，概括即“办理过程中所涉及的买卖双方所需承担的一切税、费和所需补交的相关税、费”，列举即括号中列明的相关税费。按通常理解，买受人应承担的税费应先以列举项目为准，如果某项税费不属于列举项目，则应判断是否属于“概括”范畴。案涉城镇土地使用税并非括号列明项目。“办理过程中所涉及的买卖双方所需承担的一切税、费和所需补交的相关税、费”明确表明买受人需承担的仅限于“办理过程中所涉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土地使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依照规定税额计算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是基于土地使用权人实际占用土地而征缴的税种，是为提高土地使用效益设置的税种，与土地权属变更无关，不属于“办理过程中”的税费。因此，城镇土地使用税不属于《拍卖公告》第六条约定的需补交税费。其次，从体系解释上看，《拍卖公告》第六条由三句话组成，第三句话是对买受人自行承担税费的约定，前两句话为“标的物过户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拍卖成交买受人付清全部拍卖价款后，凭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及拍卖成交确认书自行至相关管理部门办理标的物权属变更手续”。可见，第三句关于税费负担的约定系在权属变更语境下作出的，并不包括权属变更过程之外的税费，即不包括案涉城镇土地使用税。再次，从交易规则或习惯来看，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项和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司法拍卖中应当说明拍卖财产现状、权利负担等内容，并在拍卖公告中特别提示拍卖财产已知瑕疵和权利负担。拍卖财产的瑕疵和权利负担等类似信息应当为被执行人掌握。
摘要2：（续）本案中，执行法院明确要求爱华医院提供案涉土地相关材料，爱华医院也承诺自行承担资料不齐造成的不利后果。但是，爱华医院并未举证其提供了与案涉土地相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欠缴情况，《拍卖公告》未对该笔税费欠缴情况进行说明和提示，《评估报告》也未说明该欠缴情况及其对土地评估价格的影响。基于对《拍卖公告》《评估报告》披露信息的信赖，金创盟公司在参与竞买时对承担城镇土地使用税未有预期应属正常。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税务机关应当依法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情况保密”，竞买人一般无法从税务机关查询到被执行人欠税信息，即金创盟公司一般无法自行查询案涉城镇土地使用税欠缴情况。因此，在爱华医院未披露欠缴城镇土地使用税具体情况下，由金创盟公司承担拍卖时不属于权属交易行为产生的且无法预见的1579094.16元城镇土地使用税，有违公平原则。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九项规定，法院应当在拍卖公告中公示“拍卖财产产权转移可能产生的税费及承担方式”，据此，竞买人一般仅对权属变更本身形成的税费负担有合理预见。城镇土地使用税虽与案涉土地直接关联，但竞买人对需要补交城镇土地使用税一般不会有预见，且其本身属于爱华医院纳税义务范畴。如若未经特别说明，即要求金创盟公司承担该税费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因网络司法拍卖本身形成的税费，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相应主体承担；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法律原则和案件实际情况确定税费承担的相关主体、数额。”据此，网络司法拍卖本身形成的能够预见的权属变更税费，原则上尚且由法律规定的纳税义务人承担，与权属变更无关的超出竞买人预见的税费更应由法定纳税人承担，除非买卖双方当事人有明确具体的特别约定。本案中，案涉城镇土地使用税属于与权属变更无关的税费，应由其法定纳税人爱华医院承担，而非买受人金创盟公司承担。
【注解】司法拍卖中与权属变更无关的税费应由法定纳税人承担——城镇土地使用税作为与土地权属变更无关的税费，竞买人不应承担交税义务。
- 日期： 06-28 08:2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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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冀民一终字第447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转让不通知保证人保证人不免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之规定，除保证合同有特别约定外，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同时，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中也没有“债权转让不通知保证人，保证人即免责”的规定，故上诉人智腾公司第一个免责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2：
- 日期： 07-10 14:1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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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粤执复344号
【裁判摘要】主债务恩破产停止计息的原则不及于保证人——第一，担保债权作为从债权，其范围当然不能超过主债权，此为担保法基本原理和规则，本案当事人对此亦无争议。担保的从属性包括效力的从属性和灭失的从属性，前者指的是担保合同的生效要以有效的主合同为前提，后者指的是主债权债务消灭，担保权利亦随之消灭。破产是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种方式，破产法规定的是债权人可以通过破产程序实现债权的一种方式，而债权消灭应当具备民法、合同法等实体法律规定的条件，因此，尽管破产法规定了破产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停止计息，但对于破产受理之后的利息作为劣后债权予以保护，该部分债权并未消灭。《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是破产债权的范围，并不能推导出破产受理之后的利息债权消灭，该债权实质上仍然存在，只不过无法在破产程序中得到保护，故将破产受理之后的利息纳入担保范围并不违反担保的从属性。第二，担保制度的目的和功能就是为了预防债务人不能清偿（包括因缺少或者没有偿债能力而破产）的风险，债权人与担保人订立担保合同、提供担保的本意也是要防范这一风险，以期在债务人不能清偿时从担保人获得救济。债务人破产本身就是担保人所要承担的担保风险，除非当事人在担保合同中明确约定主债务人破产情形下减轻或者免除担保责任，否则担保人即应对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如果打破当事人的约定，把担保责任限定在破产债权范围，则与担保制度的目的和当事人的初衷相违背。因此，《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二十四条、《担保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分别对破产重整、和解和清算程序担保人继续承担担保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抵押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如无特别约定，担保人应对债权人的全部债权未能清偿的部分承担担保责任。本案中，当事人借款合同纠纷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并判决债务人吴泰集团公司偿还新华信托公司借款本金、利息、实现债权费用，新华信托公司对亘泰金旺公司、亘泰商务港公司的抵押财产在判决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因此，本案担保责任的范围应为基于担保合同产生的债权（即本案执行依据所确定的债权），而非仅限于债权人申报的截至债务人破产申请受
摘要2：（续）而非仅限于债权人申报的截至债务人破产申请受理之日的债权，不存在担保从债权范围大于主债权的问题。（三）担保人承担的担保责任超过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申报的债权并不影响担保人行使追偿权。．．．．．．对此本院认为，《担保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为债务人抵押担保的第三人，在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本案被执行人亘泰金旺公司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即承担了抵押担保责任）后，有权向主债务人吴泰集团公司追偿。即使如吴泰集团公司破产管理人给肇庆中院的复函所称：“无论是新华信托公司申报还是吴泰集团公司的该笔债务的担保人亘泰金旺公司代偿后申报，其债权的计算方法均只能根据《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依债权本金加上计息到2016年3月2日止的利息，所有债权人一视同仁。”亘泰金旺公司向吴泰集团公司追偿的债权数额可能会少于其实际代偿数额，但不能等同于其追偿权落空，或者说违背追偿权的法律规定。法律虽然规定担保人在履行担保责任后有权向主债务人追偿，但法律并没有也不能确保追偿权得以实现。追偿权是否能够实现，要看主债务人的实际清偿能力。如果主债务人清偿能力不足或者丧失清偿能力，则担保人应当自行承担此种风险，且该风险也是担保人设定担保时应当预料的后果。如果因主债务人清偿能力不足或者丧失清偿能力而减轻或者免除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则使债权人的担保权落实，对债权人显然不公平，有违债权保护的基本原则，亦与担保法律制度不相符。（四）本案应当根据执行依据确定被执行人应当履行的债务数额。如前所述，本案讼争借款担保纠纷已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本案被执行人亘泰金旺公司应当以其抵押财产变卖款清偿债务，并应根据执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计算被执行人应当履行的债务数额，不受《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约束。本案执行过程中，新华信托公司同意债务利息计至2017年4月5日，没有超过生效判决确定债务的范围，肇庆中院据此作出21号通知书，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
- 日期： 07-29 15:0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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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178号
【裁判摘要】从增信承诺文件的文义、目的、双方当事人后续履行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与系列交易安排的利益关联程度等角度综合分析，不能确定承诺人有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的，应当认定为保证而非债务加入——本案中，瑞安中华汇公司依据《五方协议》第4.2条主张中天宏业公司在该协议中就山风公司所负的股东贷款等债务作出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中天宏业公司则主张其在上述合同中系承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未作出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首先，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应当坚持文义优先原则，联系当事人签订合同的上下文，依照措辞表述进行相应定性。《五方协议》中，其条款排布主要划分为“前言"“第一条定义"“第二条第一笔股东贷款的偿还"“第三条委托贷款"“第四条额外补偿款项"“第五条通知"“第六条其他事项"。从上述标题设置和具体约定内容可见，一是合同方在“第二条"项下明确了涉案贷款11199990美元的本金清偿、利息支付以及担保的方式，载明中天宏业公司就上述贷款本金及利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条款可印证中天宏业公司关于作出连带责任保证意思表示的主张。二是合同方在第四条项下针对“额外补偿款项"作了安排，其条款虽提及“连带责任"，但用语中未使用“债务加入"的措辞。在无其他特别说明或者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中天宏业公司关于第四条中的“连带责任"系对应于第二条“连带保证责任"的理解，更符合合同文本前后用语含义的一致性与延续性，应当更贴近当事人签约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相较而言，瑞安中华汇公司将该“连带责任"另行引申为作出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理据相对欠缺。其次，审查实际履约行为，进一步确认合同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五方协议》签订之后，中天宏业公司与瑞安中华汇公司的关联公司瑞安建业签订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在“背景"一栏列举了中天宏业公司所负债务等背景情况，其中涵括中天宏业公司对涉案贷款的清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由此，能够证明中天宏业公司对涉案贷款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前后一致。虽然瑞安中华汇公司表示双方当事人曾就涉案债务的清偿再次进行磋商，但其提供的《备忘录》讨论稿等文件出现的是连带责任保证的字样，未体现中天宏业公司作出债务加入意思表示的内容，且双方也未就涉案债务的清偿再次共同签署文件。直至本案诉讼发生前，
摘要2：（续）瑞安中华汇公司未曾向中天宏业公司提出债务加入情形下的清偿主张。综合前述签约、履约情况，原审法院认定《五方协议》第4.2条中的“连带责任"应当解释为连带责任保证，事实与法律依据充分，并无不当。瑞安中华汇公司关于中天宏业公司在《五方协议》作出债务加入意思表示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基于债务加入情形而提出的贷款本金、利息清偿的诉讼请求属无本之木，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票据权利与原因债权竞合时应尊重债权人选择权
【案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2571号（2020年4月1日）
【裁判要旨】在债务人向债权人交付票据而该票据被拒绝付款的情况下，债权人有权基于基础法律关系向债务人主张原因债权，但要遵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在当事人未约定以票据授受代替债务履行的情况下，债权人选择依据原因关系主张原因债权，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摘要2：【案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沪0115民初2571号
【注解】在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当事人接受票据作为支付合同款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其放弃基础法律关系中的债权，在票据到期未被承兑的情况下，其有权继续向直接前手主张合同款。
- 日期： 10-01 15:4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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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根据合同独立性原则，在没有作出特别约定的情形下，分包合同的工程价款结算独立于总包合同，不受总包合同结算原则的制约，双方各自结算；（２）在分包合同的结算条款没有被撤销或变更之前，总包人应根据分包合同的结算标准向实际分包人支付相应的工程价款。
摘要2：
- 日期： 11-08 08:1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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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２２）最高法民申706号
【裁判摘要１】不能仅以存在通谋虚伪便认定合同无效（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无效但隐藏意思表示有效不能直接认定合同无效）——《合伙协议》《收购协议》作为案涉民事法律关系的载体，尽管双方约定设立合伙企业并定期回购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系通谋虚假意思表示，依法应属无效，但隐藏的关于借贷的相关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殷××自愿为该借贷提供担保而作出的《承诺函》亦应为有效。二审判决在认定本案应按当事人隐藏的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处理的同时，直接将作为案涉法律关系载体的《合伙协议》《收购协议》确认无效，表述有失妥当，但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
【裁判摘要２】（１）在当事人对违约金和利息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违约金等同或者混同于利息；（２）在没有特别约定时违约金并在优先抵充的顺序之列——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就本案而言，各方当事人确认博森企业已收取91617021.62元，且对该部分款项的清偿顺序没有特别约定，依法应遵循实现债权的费用、利息、本金的清偿顺序进行抵充，而违约金并不在优先抵充的顺序之列。一、二审判决将乔普公司已支付的91617021.62元款项先抵充违约金，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明显相悖，适用法律有误。具体分析如下：首先，违约金不等同于利息。违约金与利息的内涵、性质并不相同，在当事人对违约金和利息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违约金等同或混同于利息。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违约金是依照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一方当事人违约时应向另一方支付的金钱或相应财产；违约金具有担保债务履行的功效，又具有补偿守约方损失及惩罚违约方的效果，往往作为违反合同义务的一种责任承担方式；而利息作为本金的孳息，是指资金所有者因出借资金而取得的报酬，在经济学上系指生产者使用该笔资金发挥营运职能而形成的利润的一部分，是货币资金向实体经济注入并回流时所带来的增值额。由此，违约金与利息的内涵、性质并不相同，具有不同的制度功能、目标定位。鉴于民商事交易的意思自治原则，
摘要2：（续）法律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约定违约金、利息的有无以及相应的具体标准。就本案而言，《收购协议》中约定的目标权益收购溢价款实则为年利率12%的借款利息，逾期还款，则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就上述约定而言，双方就利息和违约金的约定均是明确的，不存在因约定不明而将违约金视为利息的情形。其次，违约金、利息合计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同时支持，但不意味着可以同时先行抵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施行)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规定是对逾期利息、违约金及其他费用合计最高限额的规定，当事人在总计不超过年利率24%的范围内一并主张，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实际上，在不存在先付款项以及抵充顺序的情形下，违约金、利息并不一定需要进一步区分，但若存在先付款项以及抵充顺序的情形，就有必要进行区分。就本案而言，博森企业已收到91617021.62元，应先行抵充借款本金157000000元依约产生的利息(按年利率12%计算)，若有余款再抵充本金；因余款已不足抵充本金，故不存在再抵充违约金的问题。当然，案涉逾期付款违约金可依约正常核算，并作为乔普公司应付款项的一部分依法给予认定，但不能优先抵充。最后，二审判决认为借款期限内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加上逾期日万分之五违约金，合计并未超过总借款金额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总和，系理解错误，二者合计实为30%，显然已经超过当时生效司法解释所保护的24%最高年利率上限。基于上述审查分析，一、二审判决认定已付款项91617021.62元应先行抵充违约金，然后再抵充借款本息，适用法律有误，进而导致最后认定的尚欠借款本息存在较大错误，需要重新核查认定相关具体事实。二审法院再审本案过程中，应严格依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遵循先息后本的抵充顺序重新核算尚欠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依法确定应支持的金额。
- 日期： 11-24 16:2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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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029号
【裁判摘要】合同约定“自动解除”是否需要通知解除？｜未履行合同义务不可能成为附解除条件而只能是约定的解除条件，仍需通知解除——关于案涉保险合同特别约定是否属于附解除条件。《合同法》第四十五条是关于附解除条件合同的规定，第九十三条和第九十六条是关于约定合同解除条件的规定。附解除条件是行为人为了限制自己行为的效力，以意思表示对法律行为所加的附款，而合同解除通常不是合同的附款。解除条件成就，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当然且自动地消灭，不需要当事人再作意思表示；但合同按约定解除必须有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保险合同规定未按期缴付保险费的，保险合同解除，而按保单中列明的付款日期缴付保险费属于投保人的主要义务，故未履行该义务不可能成为附解除条件，而只能是约定的解除条件。
摘要2：
- 日期： 03-11 10:5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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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投保单内容的认定等有关问题的复函(保监办函〔2003〕85号)
【摘要】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十条和第十三条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保险人向投保人签发的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中应当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投保单、保险单以及保险人签发的其他保险凭证均对投保人与保险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了约定，都属于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要求保险赔偿以及保险人进行保险理赔的凭证和依据。
二、投保单是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的书面证明，如果保险人对投保单中“特别约定栏”内容不予承保，应当以合理的方式告知投保人，并作出明确说明。保险人是否履行了说明、告知义务，由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加以认定。
三、投保单、保险单以及保险人签发的其他保险凭证都是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对于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约定应当一致。如果不一致且有争议的，根据《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摘要2：
- 日期： 03-11 11:1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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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机动车交强险承保工作管理的通知（保监厅函〔2009〕91号）
【摘要】各公司可在交强险承保工作中采取以下适当方式，以维护被保险人利益：一是在保单中“特别约定”栏中，就保险期间作特别说明，写明或加盖“即时生效”等字样，使保单自出单时立即生效。二是公司系统能够支持打印体覆盖印刷体的，出单时在保单中打印“保险期间自×年×月×日×时……”覆盖原“保险期间自×年×月×日零时起……”字样，明确写明保险期间起止的具体时点。
摘要2：
- 日期： 03-26 09:2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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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财产保险单上特别约定第一受益人，有投保人签字确认应为合法有效；（２）投保人并非被保险人，投保人不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不符合起诉条件——本案系保险合同纠纷，皮××诉请中包含保险求偿和撤销合同条款两项诉请。原审法院已查明，2016年9月6日，皮××与海通恒信公司签订《融资回租合同》，约定皮××将其将要取得的车辆所有权转让给海通恒信公司，由海通恒信公司支付510000元至皮××指定账户，海通恒信公司取得车辆所有权后回租给皮××使用。其后海通恒信公司、皮××、智德盛公司三方签订了《租赁车辆委托管理协议》，约定由智德盛公司办理租赁车辆上户、年检手续；三方同意海通恒信公司为租赁车辆的第一受益人，如智德盛公司私自对租赁车辆私自投保或理赔，应将理赔款全额支付海通恒信公司。智德盛公司作为投保人向人保财险咸宁分公司营销服务部对涉案出租车辆进行商业保险投保，保险单中特别约定：本保单以海通恒信公司为第一受益人，未经第一受益人同意，任何人不得变更第一受益人，所有理赔款付至海通恒信公司账号。涉案相关的合同、协议等均有皮××本人的签字确认，应为合法有效，皮××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上述合同存在法定无效或应予撤销的情形。且皮××未能提供投保单，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为涉案车辆登记的所有人，其提交的保险单副本中显示被保险人系智德盛公司。故原审法院认定皮××不享有涉案车辆的保险金请求权，不符合起诉条件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4-01 09:5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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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不定值保险价值应当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车辆的实际价值来确定，保险合同约定以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价值无效——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一、二款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约定的保险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投保人和保险人未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由该规定可知，在定值保险中，以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约定的价值为保险价值；在不定值保险中，则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保险价值，故平安保险天府支公司的抗辩虽符合车辆保险单特别约定第四条，但违反了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其次，保险价值的确定，涉及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事关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车损险属于不定值保险，在不定值保险中，保险公司制定的格式条款对保险价值的确定采取双重标准：当全车损失时，以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车辆）的实际价值作为保险价值，而在车辆部分受损时，则以车辆购置价作为保险价值。采取双重标准确定保险价值的结果，当车辆发生部分损失时，由于保险价值增大，超过保险金额，形成不足额保险，减轻了保险公司的责任，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且违反了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故该格式条款无效，保险价值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来确定。第三，案涉车辆于2002年11月购买，购置价174000元。2012年10月13日发生保险事故，该车使用已10年，按月折旧率0.6%计算，该车发生交通事故时的价值不足5万元，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保险金额为69600元，此时保险金额大于保险价值，故本案并非不足额保险，原审适用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四款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本案属于不定值保险，保险价值应当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车辆的实际价值来确定，保险合同约定以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价值无效，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改判。
摘要2：
- 日期： 04-07 10:4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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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1】现行法排除了在法定解除情形之外另行约定解除条件的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从该规定可见，该法中关于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是强制性规定，用人单位不得突破该法，另辟解除劳动合同的蹊径，否则就构成违法解除，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易言之，用人单位只能依据该法明确规定的情形施以解除行为：用人单位可以依据第三十六条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可以依据第四十条规定的三种用人单位无过失情形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可以在满足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时，依法定程序进行经济性裁员，又或者如本案中的东华公司一样，依据第三十九条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但是，第三十九条列明的情形非常具体且没有兜底性条款，其用意之一就是严格限制用人单位随意突破法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以实现该法第一条阐明的立法目的——维持劳动关系的稳定、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通过以上分析可见，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体系下，实际上排除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跳出法定解除情形之外另行约定解除条件的空间。
【裁判摘要2】能否通过劳动合同约定对劳动规章制度的内容做扩充？——由于劳动合同第十三条的相关约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原则上不能直接将其视为东华公司的劳动规章制度。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五十条进一步强调，“用人单位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也就是说，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劳动规章制度，只有经过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的民主程序制定、修订的，才能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因此，通过劳动合同特别约定的方式，将劳动规章制度中没有规定的、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内容也视为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实际上是用人单位变相规避了劳动合
摘要2：（续）同法第四条规定的民主程序，使未经法定民主程序的规则也可以作为劳动规章制度使用，这显然有悖于劳动合同法第四条以及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将使劳动合同法第四条形同虚设。
【裁判摘要3】考虑到在现实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难免有劳动者会出现种种难以预料的、有违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的行为，而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囿于制定条件，难以包罗万象、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都事先作出规定，此时，用人单位能否基于劳动者对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的违反而解除劳动合同？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技能，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由此可见，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是法律对劳动者的基本要求，也是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如果仅因为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没有对所有可能发生的违反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的行为全部覆盖，就令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则有违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也是对劳动者行为的过度纵容，从社会总体看，不利于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一条阐明的立法目的——构建和发展和谐的劳动关系。因此，本院倾向于认为，即便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中未作出明确规定，如果劳动者存在的违反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的行为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仍可以视为对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严重违反，用人单位得类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只不过这种类推适用，应当基于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充分考虑劳动者的主观过错程度、影响的严重程度，用人单位管理行为的必要性、妥当性以及是否存在激化矛盾等不当情形的基础上，对劳动者违反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的行为做审慎的审查，以期在平衡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的同时，避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类推适用被泛化。
- 日期： 04-07 11:0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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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用人单位不能通过劳动合同约定对劳动规章制度内容进行扩充——（１）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劳动规章制度，只有经过《劳动合同法》第４条规定的民主程序制定、修订的，才能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２）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合同特别约定的方式，将劳动规章制度中没有规定的、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内容也视为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实际上是用人单位变相规避了《劳动合同法》第４条规定的民主程序，使未经法定民主程序的规则也可以作为劳动规章制度使用，将使《劳动合同法》第４条形同虚设。
摘要2：【注解】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合同约定的“规章制度”内容不具有劳动规章制度的效力。
- 日期： 04-27 15:2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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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租赁合同》特别约定：租赁期内因国家或当地政府需征用上述租赁厂房时，国泰公司应按政府部门规定的时间将租赁厂房退还谢××，本合同自动解除，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国泰公司投入建设、改造和装修部分和营业损失等赔偿金归国泰公司所有。后《租赁合同》一方的谢××变更为诚实公司，泰格公司并于2018年10月11日出具书面的《厂房转租同意书》，允许诚实公司将以上厂房及宿舍转租，据此，应认定泰格公司知悉以上《租赁合同》并应予以认可，故《租赁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应确认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因2019年11月25日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政府发布宁区政(2019)13号《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塔南片区改造项目)》，所决定征收用地范围包括国泰公司所承租的以上厂房、宿舍。故国泰公司有权依《租赁合同》取得相应的拆迁补偿款。因泰格公司与宁德市蕉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签订《塔南片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塔南片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补充协议书》，泰格公司已取得包括土地补偿、房屋补偿、补贴、二次装修评定价值、移装费、机器设备搬迁(含不可搬迁设备)、构筑物及广告版、花木、搬家补助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近期签约腾空奖励费用，合计220105112元。泰格公司所取得的以上款项中，包括国泰公司应取得的拆迁补偿款。根据公平原则，国泰公司应承担将已实际取得的属于国泰公司的拆迁补偿款支付给国泰公司的责任。根据东侨收储中心提供的《二装及附属物价格评定表》，可确定国泰公司机修车间补偿费25045元，办公室补偿费255565元，宿舍补偿费119355元；《构筑物价值评定表》可确定国泰公司构筑物价值：5＃一层02钢、5＃一层03钢、5＃二层03钢、5＃一层04钢共计115188元；东侨收储中心提供的《企业拆迁-机器设备拆迁补偿评估明细表》，可确认国泰公司机器设备拆迁补偿费76120元。一审法院根据以上证据，认定泰格公司应支付国泰公司的拆迁补偿款包括：机修车间补偿费25045元，办公室补偿费255565元，宿舍补偿费119355元，5＃一层02钢、5＃一层03钢、5＃二层03钢、5＃一层04钢构筑物补偿费115188元，机器设备拆迁补偿费76120元，广告牌补偿费30035元，根据国泰公司提供的光盘内容，确认地面金刚砂垫层补偿费23
摘要2：
- 日期： 08-04 10:4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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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转让后因原基础合同履行发生纠纷，在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一般应当依原基础合同确定管辖法院。本案中，案涉《借款合同》中关于管辖作了“如发生争议向债权人(最终受让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约定，该条款由于在约定时最终受让人并不确定且事实上也不可能参与缔结该条款，故上述管辖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在借款合同约定的管辖条款未生效的情况下，可以依据合同纠纷的一般管辖原则确定管辖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关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关于“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案涉借款合同中出借人为合同约定的接收还款货币的一方，潞州农商行系本案基础合同的出借人，可以认定为接收还款货币一方，潞州农商行住所地可以认定为合同履行地。潞州农商行住所地为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本案可以由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