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10-04 11:4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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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151号
【裁判摘要】原判决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在2016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正式施行前成立未生效，2016年10月1日后生效，且该合同不具有约定或法定解除情形，并无不当。首先，原判决适用“从旧兼有利”原则，认定《股权转让合同》于2016年10月1日后生效，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于2016年修正后，对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变更，由行政审批制转为备案管理制，不属于合同的效力要件。鹰城房地产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在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列，案涉股权转让依法不需要再提交行政审批。原判决认为《股权转让合同》因法律修改而使得合同效力要件不复存在的情形下，应当适用新法，认定《股权转让合同》于2016年10月1日后生效，并无不当。鹰城集团、张顺义、张磊关于《股权转让合同》应适用旧法而不生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其次，《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自审批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并不具有阻却合同生效的效力。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法律规定合同应经审批机关批准后生效，2016年10月1日后，合同因法律规定的修改而不再具有审批的可能性，备案的规定亦不是合同生效的要件，原判决认为《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不再具有限定合同生效条件的意义，并无不当。鹰城集团、张顺义、张磊以合同约定经审批生效的理由主张合同未生效，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10-04 11:5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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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792号
【裁判摘要】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在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等过程中订立的合同，依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后才生效的，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未经批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当事人请求确认该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前款所述合同因未经批准而被认定未生效的，不影响合同中当事人履行报批义务条款及因该报批义务而设定的相关条款的效力。”第二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在内地投资设立企业产生的相关纠纷案件，参照适用本规定。”据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从2013年4月28日签订成立时起至2016年9月30日，因未能获得主管部门审批通过而处于未生效状态。其次，2016年10月1日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四部法律的决定》，明确将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资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等的设立及变更事项，由审批制改为备案管理。2016年10月8日施行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本办法实施前商务主管部门已受理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事项，未完成审批且属于备案范围的，审批程序终止，外商投资企业或其投资者应按照本办法办理备案手续。”第三十三条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投资者投资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参照本办法办理。”此时，一审判决因双方当事人提起上诉而未生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仍需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认定。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以转让案涉股权，二审判决适用修改后的法律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生效，能够促成双方当事人的交易以及保障交易安全，更有利于保护双方的合同权利和利益。二审判决适用法律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宁波太平洋公司提出的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申请再审事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在外资审批制度改革实施后仍未审结的，应按改革要求认定合同效力。
- 日期： 11-03 11:0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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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645号
【裁判摘要】起诉期限不同于诉讼时效不能中断或者中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行政诉讼实行的是起诉期限制度。所谓起诉期限，是指法律规定的当事人不服某项行政行为时向法院请求司法救济、行使行政撤销权的时间限制。它是比照民法上的除斥期间和诉讼上的上诉期间进行设计和变造，在性质上属于程序法上的法定期间，不能中断或者中止，特殊情况下才可申请延长或扣除被耽误的时间。设置起诉期限制度的目的和功能，在于维护行政行为的效力，以确保行政法律关系的尽早安定。而民法通则对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有所不同。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而且，诉讼时效期间为可变期间。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但这是基于行政协议的履行之诉与民法上的合同履行之诉有诸多相同点而做出的特别规定，起诉行政机关作出的单方行政行为，仍然要适用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的规定。本案中，陈某某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五河县政府征收其土地的行为违法，就是针对行政机关单方作出的一个征收土地行为提起的诉讼。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陈某某于2012年9月底便已知道被诉土地征收行为的内容，其于2015年7月21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经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二年起诉期限。二审法院裁定驳回陈永利上诉，维持一审驳回起诉的裁定，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陈某某还主张，五河县政府并未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应当视为放弃时效抗辩权利，故二审法院不得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驳回起诉裁定。本院认为，固然，民法上的时效不是权利消灭的原因，它只给予义务人一个抗辩权。如果义务人不作为，即不行使他的抗辩权，则请求权可以通过司法程序得到执行。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也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但在行政诉讼中，通常并不适用时效制度，而是适用起诉期限，已如前述。
摘要2：（续）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是否遵守起诉期限属于起诉条件的一种，对于起诉条件的审查，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不用等待当事人的申请，也不用基于当事人的抗辩。对于”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
- 日期： 11-11 14:5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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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3692号
【裁判摘要】应当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应当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只有在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完全合法的情形下，人民法院才能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诉行政行为结果正确，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的，人民法院不能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当遵循司法谦抑原则，尊重行政机关的裁量权，不应以不同于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和法律适用，在肯定被诉行政行为结果的正确性后，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摘要2：【解读】只有行政行为完全合法方可作出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
【摘要１】复议申请最长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行政复议制度与行政诉讼制度系相互衔接、功能一致的同类法定救济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仅仅在第九条设定申请人知道行政行为内容情形下普通的申请行政复议期限，没有关于当事人不知道行政行为内容情形下最长申请行政复议期限的规定。为了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性，维护行政管理秩序的稳定性，行政复议机关参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因不动产申请行政复议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决定不予受理，符合行政复议设立申请行政复议申请期限制度的本意，不违反法律规定。换句话说，涉及不动产的行政行为作出之后，申请人一直不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复议机关参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作出不予受理复议决定，不违反法律规定。
【摘要２】明显超过期限的复议申请属于申诉信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参照该条规定，申请人就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实质上是对原行政行为不服，向上级行政机关的申诉上访；上级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行为，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三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给予指导和释明，告知起诉人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退回诉状并记录在册；起诉人坚持起诉的，裁定不予立案，并载明不予立案的理由。
【摘要３】《行政复议条例》实施前的行政行为不属于复议范围——《行政复议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本条例自1991年1月1日起施行。该条规定就是法不溯及既往的具体规定，即只有在1991年1月1日后作出的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才能够按照该条例的规定，依法申请行政复议；1991年1月1日之前作出的行政行为，除非当时的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利害关系人无权依照《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
摘要1：【要旨】（１）继承从被继承人生理死亡时开始；继承从被继承人被宣告死亡时开始。（２）死亡先后顺序推定规则：推定无继承人的先死亡→长辈先死亡→同辈同时死亡。
摘要2：【注解１】（１）《民法典继承编解释一》第１条第１款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生理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时开始。（２）下落不明未被宣告死亡的情况下要求继承“遗产”不能得到支持，应当以不存在被继承人死亡、继承未开始为由驳回起诉。——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１１１．诉请继承意外事故中下落不明满２年的人的“遗产”能否得到支持
【注解２】（１）在保险金作为遗产继承时，相互有继承关系的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死亡时间推定应适用《保险法》第４２条第２款的特别规定；（２）除此之外其他财产的继承仍应以《民法典》继承编第１１２１条为依据。——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１１２．保险金作为遗产继承时的死亡时间推定应适用《保险法》的特别规定
摘要1：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４条之规定，可以将规划作出行政机关和规划审批行政准机关列为共同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2：【解读】
（１）２０１８年２月重新制定颁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１９条规定：“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即内部批准行为不可诉，属于一般规定。
（２）２００９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４条规定属于行政许可的特别规定（时任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赵大光在《法律适用》杂志２０１０年第４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之解读》一文中认为“在上级机关不批准或者下级机关不予初审、不予上报的情况下，利害关系人仅起诉决定机关难获有效救济。实践中，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做法不一。我们经讨论认为，如果上级机关的批准行为和下级机关的初审是法律规定的一个必经程序，则上级机关的批准和不批准或者下级机关的初审不作为，就产生外化的法律效果，此时应当承认利害关系人的诉权。”）
（３）根据《立法法》第９２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行政许可优先适用行政许可法司法解释的特别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926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有权提起诉讼，这是因为，对于不利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而言，侵权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因而其原告资格总是显而易见。但对于“非相对人”而言，该款则特别规定，他必须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这里所说的“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自然包括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相关证明。具体来讲，作为“非相对人”的起诉人，不仅必须要证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权利，而且还要表明，该权利受到了那个并非针对他的行政行为的可能侵害。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再审申请人曹某某请求撤销的是再审被申请人长治市政府为原审第三人牛某某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再审申请人对此主张，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的房屋系其购买，并由其一直使用至今，故认为其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长治市政府为牛某某颁发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众所周知，房屋所有权是一种典型的不动产物权。．．．．．．据此，在行政诉讼中主张其不动产物权受到侵害，就应当出具不动产权属证书以为权利证明。不能提供相关权属证书，也就不能证明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起诉，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二审法院认为曹某某与涉案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其房屋均有利害关系的观点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３】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专门增加了在行政诉讼中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规定。即，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但是，如果行政案件的审理需以民事诉讼的裁判为依据，则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裁定中止行政诉讼，待基础民事争议先行解决后再恢复行政案件的审理。裁定中止行政诉讼，适用于行政案件和相关民事案件都在审理且都尚未审结的情形，而本案的情况则不同。根据生效的晋民再终字第44号民事判决的认定
摘要2：（续），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的房屋所有权处于不确定状态，这一基础民事法律关系事关行政诉讼的原告是否具有诉权，关乎行政案件能不能受理，必须在立案前先行解决。因此，二审法院认为曹某某应当在涉诉国有土地使用证上房屋所有权的民事基础法律关系确定之后，再对本案涉诉的土地行政登记行为的合法性提起行政诉讼，并据此维持一审驳回起诉裁定，并非如再审申请人所称是对诉讼条件的限制。
【裁判摘要４】行政行为“案卷”以外的证据可以在行政行为作出后搜集和提出——行政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这一规定既是案卷主义的要求，也是中立原则的要求。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行为合法性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受“先取证，后裁决”规则的约束，被告提供的旨在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只能限于其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的证据。人民法院在审查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时，同样受案卷主义的约束，既不能接受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也不能为了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如果被诉行政行为是在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作出的，该行政行为就已经构成违法。但是，行政诉讼的证明对象具有多样性，行政诉讼证据也绝不仅仅限于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那些行政行为“案卷”以外的证据就可以在行政行为作出后搜集和提出，包括起诉条件在内的那些诉讼程序事实，人民法院就可以依职权调取。
【注解】行政诉讼的证明对象具有多样性，行政诉讼证据也不仅仅限于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那些行政行为“案卷”以外的证据就可以在行政行为作出后搜集和提出，包括起诉条件在内的那些诉讼程序事实，人民法院就可以依职权调取。
- 日期： 03-18 11:0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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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835号
【裁判摘要】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举证责任——《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主要适用于行政机关针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的损益性行政行为，因为按照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行政机关在作出一个损益性行政行为时，必须已经搜集到充足确凿的证据，行政机关在诉讼中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则人民法院对该不利行政行为难以支持。但在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简单适用这一规则，则是将不利后果转嫁到第三人的头上。正因如此，《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特别规定：“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这一特别规定还表明，行政诉讼的证据并非只应由行政机关提供，凡是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合法证据，都能成为行政诉讼的定案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032号
【裁判摘要】行政协议能否以口头协议的方式订立以及再审申请人所称的口头协议是否存在。正如再审申请人所说，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但这种适用属于补充适用，如果行政法律、法规规定某项行政协议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应当优先适用特别规定。在没有相反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合同法》对于合同形式的相关规定。固然，《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但在实践中，口头形式的合同一般也只适用于标的数额不大、内容不复杂而且能即时清结的合同关系。这是因为，尽管口头形式的合同具有简便易行、直接迅速的特点，但因缺乏文字证据，一旦发生纠纷，将会难以举证，不易分清责任。在本案，再审申请人所称的口头协议标的数额高达150万元之巨，似乎就不宜以口头形式订立。事实上，也的确对于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协议产生了争执。当对是否存在一个口头协议产生争执时，主张方应当对口头协议确实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据一审法院查明，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口头协议确实存在，因此再审申请人起诉要求确认该口头协议有效并判令再审被申请人履行该口头协议缺乏事实根据。
摘要2：【解读】行政协议能否以口头方式订立？——当对是否存在一个口头协议产生争执时，主张方应当对口头协议确实存在承担举证责任。
- 日期： 04-17 14:3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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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担保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6281号
【裁判摘要】《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设立担保物权，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订立担保合同。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规定，在法律对独立物保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才能认定独立物保有效，否则，独立物保无效。该条排除了当事人约定独立物保的有效性。由于该条是对担保人提供独立物保的规定，而本案规定的是提供独立保证的情形，物保与人保并不相同，故本案不能直接援引《物权法》的该条规定进行裁判。《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根据该条规定，当事人对独立担保有约定的，可以从约定。但基于法理，对该条规定应做限缩解释，即：考虑到独立担保责任的异常严厉性，以及使用该制度可能产生欺诈和滥用权利的弊端，尤其是为了避免严重影响或动摇我国担保法律制度体系的基础，在司法实践中独立担保只能在国际商事交易中使用，不能在国内市场交易中运用。基于上述分析，原审判决认定案涉《担保合同》中当事人关于独立担保的约定无效，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5-05 09:5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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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修改】
摘要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62号）：《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已经2019年12月1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9年第5次委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摘要2：关于修改《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决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第191号
《关于修改〈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决定》已经2021年10月2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21年第6次委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1月15日起施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易会满
2021年10月30日
关于修改《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决定
一、第四条修改为：“根据挂牌公司发展阶段、公众化程度以及风险状况等因素，充分考虑投资者需求，以全国股转系统创新层、基础层分层为基础，实施挂牌公司差异化的信息披露制度。”
二、第十一条修改为：“挂牌公司定期报告包括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凡是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均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年度报告中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经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第十二条修改为：“年度报告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中期报告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的上半年结束之日起两个月内编制完成并披露。”
四、删除第十三条。
五、删除第十六条。
六、删除第十七条。
七、删除第二十二条。
八、第二十四条修改为第二十条，删除第二款。
九、第三十一条修改为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六）项修改为：“（六）未公开信息的保密措施，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要求，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和保密责任”，第三款修改为：“创新层挂牌公司应当按照全国股转公司的规定设立董事会秘书。基础层挂牌公司可以设立董事会秘书，不设立董事会秘书的，应当指定一名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选任、履职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全国股转公司的有关规定。”删除第四款。
十、第三十二条修改为第二十八条，改为：“挂牌公司董事长、经理、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应当对公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和公平性承担主要责任。挂牌公司董事长、经理、财务负责人应对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和公平性承担主要责任。”
十一、第四十九条修改为第四十五条，删除第（五）项。
十二、删除第五十三条。
十三、第六十七条修改为第六十二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国家有关部门对公司信息披露有特别规定的，公司还应当遵守其规定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决定自2021 年11
- 日期： 06-06 09:0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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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行政处罚地域管辖是指同级但不同地域的行政机关之间受理行政处罚案件的分工及权限：（１）以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行政机关管辖为一般原则；（２）以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特别规定为例外。
摘要2：
- 日期： 06-20 14:2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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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710号
【裁判摘要】（一）关于西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主债权停止计息的效力是否及于深圳品牌公司的问题——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主债务停止计息的效力不应及于保证人。理由如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受理时起停止计息"，该条是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债权利息如何止付所作的特别规定，但仅规定破产债务人与其债权人之间如何在该程序中计息问题，并未涉及担保人。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当事人之间约定担保就是为了保障在债务人破产等不能完全清偿约定债务情况下，债权人仍可通过请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来如期实现约定债权（含类似本案的正常利息）。保证人按照约定的范围和方式承担保证责任，也未超出保证人订立保证合同的预期，亦不违反民法公平原则。深圳品牌公司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主债务停止计息的效力及于保证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 日期： 06-20 14:3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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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054号
【裁判摘要】企业破产担保债务不停止计息——首先，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旨在尽快确定债务人破产债权总额以推进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实现破产程序概括式集体清偿立法目的，故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停止计息。本条立法目的并非免除保证人的保证债务。其次，债务因清偿、抵销、提存、免除、混同而消灭，主债务人破产并非保证债务消灭的原因。债务人破产申请受理后，付利息的债权停止计息系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并非债权人自愿免除该部分利息。故天祥通用公司关于在人民法院受理对主债务人的破产申请后对保证债务继续计息将会使保证债务大于主债务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第三，虽然从属性系担保的基本属性，担保人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不应当大于主债务。但是，承前所述，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对天人生态公司的债权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予以停息，但是，该债权并未实质消灭，故自天人生态公司停止计息后的期间内所产生的利息，天祥通用公司仍应承担保证责任并未违背担保债务从属性的基本原则。第四，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的目的即在于承担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替代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责任的义务，本质在于保障债权人的债权能够全部得到有效清偿，此系合同当事人订立保证合同的本意。本案中，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请求天祥通用公司就其因天人生态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而未能受偿部分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符合双方签订《保证担保合同》的真意，亦未超出天祥通用公司签订《保证担保合同》时的预期。虽然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将因主债务人已破产丧失清偿能力而无法进行有效追偿，但该风险理应由保证人自行承担。
摘要2：
- 日期： 06-20 16:0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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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皖04民终135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该条法律规定的目的系在债务人进行破产被受理后，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数额应当明确具体，故对于附期限和附利息的债权进行了规定。且该条规定的停止计息并未涉及保证人。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的目的在于承担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替代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本质在于保障债权人的债权能够全部得到有效清偿。在债务人破产申请受理后，附利息的债权停止计息是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并非债权人自愿免除该部分利息，且该债务亦未实质消灭。故在涉案债务人天木公司破产申请受理后，王某某要求保证人邱某某１、邱某某２、周某承担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的责任，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摘要2：【摘要】债权人未直接通知担保人但提起担保诉讼的方式间接使得担保人知晓债务人破产的事实，只要提起诉讼时担保人仍然能够行使预先求偿权则客观上亦达到通知效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规定，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破产，既未申报债权也未通知保证人，致使保证人不能预先行使追偿权的，保证人在该债权在破产程序中可能受偿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后，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各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应当作为一个主体申报债权，预先行使追偿权。借款人天木公司处于破产程序之中，保证人邱某某１、邱某某２、周某可以去申报债权，预先行使追偿权，被告三人免除部分保证责任的法定事由不成立，该抗辩不予支持。
- 日期： 08-03 06:0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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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999号
【裁判摘要】考虑普通消费者买房人不能便捷查询商品房抵押登记，不能当然推定消费者不能办理过户登记是因为其签订合同前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其自身存在过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法规标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本院认为，前述批复与规定系为保护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而在司法实践层面作出的特别规定。根据物权优于债权的原则，原则上物权期待权不能对抗担保物权。但是，在担保物权人和商品房买受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在满足一定的特殊条件下，对于作为商品房买受人的消费者就其享有的必要的居住生存权益等，可以给予适当的保护。《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该规定进一步对作为商品房买受人的普通消费者的物权期待权保护作出规定。根据前述规定，普通消费者以其享有的物权期待权可以对抗执行标的之上设立的物权，但是，须同时符合该规定的三项条件，且消费者自身无过错。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本院认为，在开发商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的情况下，消费者买房人基于对开发商取得预售许可而进行房屋销售的合理信赖，所签商品房预售合同可以认定为有效，且考虑普通消费者买房人不能便捷查询商品房抵押登记，不能当然推定消费者不能办理过户登记是因为其签订合同前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其自身存在过错。
摘要2：
- 日期： 08-28 15:3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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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协调决定书（2017）最高法执协34号
【裁判摘要】办理保全案件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保全法院在首先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后超过一年未对被保全财产进行处分的，除被保全财产系争议标的外，在先轮候查封、扣押、冻结的执行法院可以商请保全法院将被保全财产移送执行。但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保全法院与在先轮候查封、扣押、冻结的执行法院就移送被保全财产发生争议的，可以逐级报请共同的上级法院指定该财产的执行法院。共同的上级法院应当根据被保全财产的种类及所在地、各债权数额与被保全财产价值之间的关系等案件具体情况指定执行法院，并督促其在指定期限内处分被保全财产。根据上述规定分析如下：第一，被保全财产的种类及所在地。本案中，被保全财产为采矿权，且不在两家产生执行争议的法院所属省份，因此，无论是哪家法院执行，其执行难度、执行消耗并无太大差别。第二，各债权数额与被保全财产价值之间的关系。办理保全案件规定对此并未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首先查封法院与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处分查封财产有关问题的批复》理解与适用在分析上级法院协调时应考虑的因素时，对此有所论述，即优先债权数额占查封财产价值的比例越高，则移送的必要性越强。如果比例极低，比如优先债权100万，查封财产5000万，则移送的必要性不大；只要比例相当，原则上就应予以移送；如果比例超过了100%，则除非案件极为特殊，应一律移送。上述论述系针对优先债权占被保全财产价值的关系而言，但对于分析本案亦有一定的参照价值。
摘要2：
- 日期： 09-06 15:0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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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189号
【裁判摘要】执行异议申请人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９条可以对抗抵押权人；符合第２８条规定不能对抗抵押权人——（１）《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七条确立了享有担保物权的申请执行人的优先受偿地位，同时基于对一些特定权益优先保护的必要，通过“但书”予以排除。根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交付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的商品房消费者的权利优先于抵押权人优先受偿权，此即属于“但书”条款所言的例外规定，该规定是基于生存权至上的考虑，突破合同相对性和债权平等而设置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需要严格审查和把握，以免动摇抵押权的优先性基础。《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正体现了对商品房消费者物权期待权的优先保护。本案中，吴某某、邝某某所购标的物为永秀国际小区A栋一层01商铺，具有鲜明的投资属性，不属于消费者生存权的保护范畴，不能参照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２）《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了一般房屋买受人可以对抗执行的情形，但该类情形并不具有优先于抵押权的生存权至上的价值基础。一般不动产买受人即便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也不能对抗抵押权人，其只能对抗普通债权人。
摘要2：
- 日期： 09-17 08:3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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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160号
【裁判摘要】公告催收、公告送达需在债务人下落不明、正常无法送达情形下才予以适用，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定规定除外｜一般理解，公告催收、公告送达需在债务人下落不明、正常无法送达情形下才予以适用，但并非绝对。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2008年9月1日起施行)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这些特别规定即包含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等司法解释或者司法政策性文件涉及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处置过程中对批量债权进行公告催收可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此种情形不以债务人下落不明为前提，而是针对银行批量不良债权剥离、处置的特殊情形作出的特殊安排。根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中关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的规定，农行湘西分行与长城资产湖南省分公司于2017年1月24日在湖南日报发布《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具有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行为特征，应无异议。
摘要2：
- 日期： 10-30 21:5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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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根据《立法法》第93条规定，（１）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是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昨天的行为不能适用今天的法律”）；（２）有利溯及的例外情形，是指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摘要2：【释义】法的溯及力是关于法是否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的问题，即法对它生效前所发生的事件和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乔晓阳：《﹤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导读与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９１页
【注解】法不溯及既往——法的“溯及既往”是指是否溯及“事件和行为”本身，而非“事件和行为”的对象或者“客体”。
- 日期： 11-16 08:4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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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928号
【裁判摘要】储蓄合同案件中银行不能以自身无过错而免责——在储蓄合同关系中，银行在对外付款时，要核实取款人的身份，尤其是在取款人并非存款人本人时，要核实有无合法有效的授权。本案中，沈阳农商行于洪支行未尽核实义务，在谢某没有取得合法有效授权的情况下向案外人付款，该付款行为不能导致案涉储蓄合同关系的消灭，科力经销部依据储蓄合同请求沈阳农商行于洪支行承担付款责任于法有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故原审判令沈阳农商行对沈阳农商行于洪支行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要旨】
（１）储户与银行签订存款合同并将货币存入银行后，双方据此成立存款合同关系，银行未依约向储户或者储户授权的主体支付款项，不能构成存款合同项下的有效清偿，储户可以基于存款合同请求银行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
（２）因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违约责任原则上实行严格责任，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当认为存款合同实行严格责任，银行不能仅通过举证证明自身无过错而免责，而只能通过举证证明持卡人具有过错，才能减轻或免除自身的责任；
（３）储户预先收取较高利息，并不意味着储户在存款合同项下存在过错，该部分预先收取的利息应当在存款本金中予以扣减。
- 日期： 11-23 08:4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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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1)最高法民申5103号
【裁判摘要】虽然《担保制度解释》第九条制定的依据是《公司法》第十六条，且《公司法》并未修改或者废止，但由于《公司法》第十六条并无关于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特别规定，因此《担保制度解释》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规定属带有规则创制性质的法律解释，不应赋予其溯及既往的效力，故《担保制度解释》第九条对本案亦不适用。
摘要2：
摘要1：解读：虽然《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９条制定的依据是《公司法》第１６条，且《公司法》并未修改或者废止，但由于《公司法》第１６条并无关于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特别规定，因此《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规定属带有规则创制性质的法律解释，不应赋予其溯及既往的效力。
摘要2：
- 日期： 12-05 21:0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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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572号
【裁判摘要１】本案是否超过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规定，承包人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前提是发包人未按约定支付工程价款。本案中，华泽公司与华宸公司未就工程款进行结算，2016年9月1日华宸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工程款，一并主张了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未超过六个月的期限，一审认定优先受偿权并未超过行使期间正确。
【裁判摘要２】优先受偿权的范围是否包括工程款利息——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法律为保护建筑工人利益的特别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范围包括全部工程价款。欠付工程款利息属于孳息，未物化为工程，不属于承包人为建设工程实际支出的费用，不属于工程价款的组成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承包人就逾期支付建设工程价款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明确规定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范围不包含工程款利息。一审判决认为利息与工程款本为一体，扩大了工程款的范围，导致其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 日期： 12-06 09:3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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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1)最高法民申3160号
【裁判摘要】一般理解，公告催收、公告送达需在债务人下落不明、正常无法送达情形下才予以适用，但并非绝对。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2008年9月1日起施行)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这些特别规定即包含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等司法解释或者司法政策性文件涉及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处置过程中对批量债权进行公告催收可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此种情形不以债务人下落不明为前提，而是针对银行批量不良债权剥离、处置的特殊情形作出的特殊安排。
摘要2：
- 日期： 12-12 14:3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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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目录】一、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法定条件；二、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方式；三、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应当提交的书面材料；四、到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提交申请再审案件材料的要求；五、向最高人民法院邮寄提交申请再审案件材料的要求；六、在线提交申请再审案件材料的要求；七、涉外民事案件申请再审的特别规定；八、其他
摘要2：
- 日期： 01-03 12:2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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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093号
【裁判摘要１】无法证明一人公司与股东财产是否相互独立的审计报告不能作为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是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原则性规定，适用于所有的公司形式，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中的特殊形式。因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只有一个自然人或者一个法人股东，股东与公司联系更为紧密，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更强，股东与公司存在人格混同的可能性也更大，因此，在债权人与股东的利益平衡时，应当对股东课以更重的注意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独立的事实，确定了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当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在其未完成举证证明责任的情况下，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为法律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应当优先适用。本案中，从举证情况看，能源公司虽提交了置业公司2013年度和2014年度的审计报告以及所附的部分财务报表，但从审计意见的结论看，仅能证明置业公司的财务报表制作符合规范，反映了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无法证明能源公司与置业公司财产是否相互独立，不能达到能源公司的证明目的。而且，根据审计报告所附的资产负债表，2013年10月15日置业公司成立后，即有对张家口华富财通公司投资款2900万元，与能源公司在本院二审庭审中关于置业公司只开发案涉国储大厦，无其他业务和对外活动的陈述相矛盾。能源公司与睿拓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约定看，不管是能源公司还是睿拓公司，与置业公司的财务均不是独立的，在股权转让中，双方又将置业公司的财产进行了处置。因此，在能源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其应当对置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于睿拓公司，其在本院二审庭审中自认，在受让能源公司股权时对置业公司欠付工程款一事知情，这与《股权转让合同》第二条“乙方陈述与保证"中睿拓公司“已知悉天津国储置业有限公司全部债务情况"的约定一致。而且，案涉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与签订《支付协议》均在睿拓公司受让能源公司股权，成为置业公司一人股东之后。在其未提供证据证明置业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财产的的情况下，应当就置业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裁判摘要２】工程款支付方式由预付款加进度付款改为承包人全垫资施工属于实质性变更——《总包补充协议》与中标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相比，工程款支付方式由预付款加进度付款改为承包人全垫资施工。而款项支付方式系工程价款的重要内容，因此，应认定《总包补充协议》构成对中标合同的实质性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该协议无效，对双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南通二建依据《总包补充协议》第26条第2项约定，请求置业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利息，依据不足。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看，在案涉工程竣工验收前，置业公司未支付任何预付款和工程进度款。即便2018年2月7日南通二建向置业公司借款1000万元并自愿按照年利率4.5%支付资金占用费时，亦未提出抵扣前期预付款和进度款的主张。可见，双方并未实际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2018年8月17日双方签订的《支付协议》首部明确，“鉴于双方分别于2015年4月15日和2016年1月18日签订了国储中心大厦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补充协议》"。《支付协议》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完毕后对所有工程款数额的最终结算，并详细约定了工程款的具体支付时间。因此，虽然中标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了工程预付款和进度款的支付事宜，但双方并未实际履行，而且工程结算的《支付协议》中又对工程款支付作出新的约定，应视为是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款支付方式的变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以变更后的合同内容确定。《支付协议》并未约定预付款和进度款迟延付款违约金的事宜，南通二建关于支付2018年8月17日之前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主张，依据不足，一审判决对其该项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注解】《支付协议》具有决算性质，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 日期： 01-13 16:5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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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1民终11265号
【裁判摘要】已经工商变更登记的增资款不能适用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恢复原状”规定——其次，《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此，本案中上诉人虽主张恢复原状、返还钱款，但仍须基于系争合同的性质、钱款的性质，依照法律的具体规定处理解除后果。其三，从增资协议书的约定来看，上诉人投入的3,250万元是其作为目标公司新股东所需缴纳的出资，并非是对被上诉人西北工业公司、北方能源公司享有的普通债权。在经过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后，其股东身份、认缴数额、股权比例及公司注册资本均已对外公示，该3,250万元转化为公司资本性质，已形成公司资产。其四，上诉人所谓因增资协议书解除而要求返还出资，从本质上说，系基于其股东身份的退出。但正如上述认缴、出资、登记等均需由各方当事人按照《公司法》关于公司增资的程序完成，股东退出公司，包括采取何种退出方式、资本、股权的处分等等，亦应当适用《公司法》作为特别法的相关规定。其五，上诉人要求将其出资直接返还以“恢复原状”，实质上等同于股东未经法定程序任意抽回出资，将造成公司资产的不当减少，显然有违公司资本的确定、维持和不变原则，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能力和债权人利益保护。综上所述，本案系争增资协议书的解除虽然适用《合同法》规定，但协议解除的后果，实际系处理上诉人作为原增资股东的退出问题。在上诉人出资已转化为公司资本的情况下，应按照《公司法》的特别规定适用执行。现本案各方当事人虽均确认协议解除，但未予明确上诉人退出的具体方式，如通过股权转让、股权回购、公司减资、公司解散等，更未经相应的法定程序，上诉人仅就返还出资一节单独提出主张，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01-30 08:2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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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专属管辖与集中管辖冲突的法律适用
【裁判要旨】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由工程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企业破产法规定，人民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后，涉及该企业的普通民事案件由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集中管辖。后者相对于前者属于特别规定，二者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适用企业破产法关于管辖的规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意味着破产程序终结，不再适用破产案件集中管辖。
【案号】一审：（2019）苏1302民初3625号
摘要2：【来源：《人民司法·案例》2020年第20期第64-68页】
- 日期： 02-19 19:0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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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919号
【裁判摘要】被拖欠的工程款并非劳务分包费用并不具备《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２６条第２款规定的适用条件——现恒达机械厂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宏祥公司主张权利，其依据的是《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该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第一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比较第二款规定的文意内容，可以看出，实际施工人提起索要工程款的诉讼，原则上应当适用第一款规定，以不突破合同相对性为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第二款是突破合同相对性的特别规定，诣在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实际施工人是指因转包、违法分包、肢解合同等违法行为施工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实际从事工程建设的主体为实际施工人，为有别于施工人、承包人、建筑施工企业等法定施工主体的表述方式，《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使用了实际施工人概念。实际施工人可能是自然人、超资质等级施工的建筑施工企业、超资质许可施工范围从事工程基础或结构建设的劳务分包企业等。从实际施工人的人员构成看，在施工现场实际从事施工作业的人员多为农民工。实际施工人与其发包人形成了施工合同关系，实际施工人内部法律关系为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合同关系，农民工工资或劳务报酬在工程款中的占比很高，多为农民工的基本生活保障费用。为此，《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作出了特殊情况下准许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欠款的规定。本案恒达机械厂系经与成大公司之间签订的钢梁制作安装协议书而取得案涉钢梁制作安装工程，并按合同约定需提供钢梁的制作、运输、安装等作业，且包工包料，可见其提供的是专业技术安装工程并非是普通劳务作业，被拖欠的工程款并非劳务分包费用，并不具备《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适用条件。恒达机械厂已按合同约定完成的钢梁工程承包作业，也仅仅是宏祥公司与博源公司之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内容中的部分施工内容，属违法分包工程，并非全面履行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合同。因此，并不符合《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一、二审判决未判定宏祥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