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侵权事实存在，但侵权造成的损害数额大小无法确定或者难以确定的，法院如何处理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在已能认定损害确实存在，只是具体数额尚难以确定或者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法官可以结合一些间接证据和案件其他事实，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进行自由心证，适当确定侵权人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但这一规则只适用于侵害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民事案件，不适用于合同纠纷等其他民事案件。
摘要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京民申690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京民申690号
【裁判摘要】双方的协议中虽然仅列明了两个床、两个衣柜，并没有列明具体的种类，但对外出售时公开的家具是特定的，且祁某看房时家具也与实际交付的不一样，结合证人王某的陈述和日常生活经验，二审判决认定看房时的家具应为陈某应向祁某交付的家具，并无不当。关于实际应交付家具的价值，祁某主张15万元，二审法院结合证人王某的陈述酌情确定为10万元，判决陈某不能交付应交付的家具时，赔偿祁某10万元，并无不当。
摘要2：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渝民申2238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渝民申2238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邹某某于2011年5月从中慧房地产公司接房后，在装修时发现房屋的底层墙体、地面有返潮、结露、外墙渗水等问题，中慧房地产公司多次维修均未能解决。根据邹某某的投诉，质量监督站于2014年3月、2015年6月两次发出整改通知，中慧房地产公司对该整改通知未提异议，并按通知要求进行整改、维修，但仍不能解决案涉房屋存在的上述问题。一审法院并非仅仅依据质量监督站的整改通知就认定案涉房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也未认定案涉房屋不符合相关的设计标准，而是根据案涉房屋长期存在上述问题的事实，结合质量监督站的整改通知内容及中慧房地产公司多次整改的实际情况，认定案涉房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并无不当。二审中，中慧房地产公司亦认可案涉房屋地面未按“自然通风的架空楼板”项目设计要求进行施工。根据生活经验，案涉房屋存在的底层墙体、地面有返潮、结露、外墙渗水等问题与中慧房地产公司未按项目设计要求对案涉房屋地面进行施工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中慧房地产公司虽主张案涉房屋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是邹某某装修不当，破坏了房屋的设计和结构，但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综上，一、二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存在质量问题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中慧房地产公司关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首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房屋存在底层墙体、地面有返潮、结露、外墙渗水等质量问题的原因是部分墙体紧靠堡坎，无法开窗、通风不畅以及案涉房屋地面未按“自然通风的架空楼板”设计要求进行施工。在本案二审中，中慧房地产公司亦未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就案涉房屋质量问题提出整改方案，进一步说明邹某某购买案涉房屋的目的不能实现，责任完全应由中慧房地产公司承担。故中慧房地产公司关于其对案涉房屋质量问题只承担维修责任，一、二审判决不应当适用《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判决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其次，虽然邹某某就案涉房屋存在的质量问题于2011年6月装修时就已发现，但中慧房地产公司进行了多次整改、维修，直到本案二审终结前，仍然未能解决案涉房屋长期存在的严重返潮、结露等问题。中慧房地产公司未举示证据证明其曾经催告邹某某行使法定解除权，亦未举示其他证据证明邹某某在一审起诉前就知道或应应当知道案涉房屋存在的质量问题必然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加之我国法律亦未规定因房屋质量问题而产生的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的权利行使期间为一年，故邹某某通过诉讼方式请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二审判决予以维持并无不当。中慧房地产公司关于邹某某的法定解除权已经超过一年行使期间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赔申30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赔申309号
【要旨】违法强拆案件中如何认定财产评估标准？——（１）房屋强拆行为被确认违法后，对于相关损失的国家赔偿范围，法院应当结合拆迁补偿方案中的补偿规定综合考虑，不得低于补偿标准；（２）按照诉前评估报告已不足以弥补被拆迁人损失的，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依法委托具有评估资质的评估机关重新评估。估价时点和方法应当根据估计目的合理确定。（３）违法强拆房屋导致屋内财产灭失，无法确定财产具体损失的，法院应当对证据综合审查后，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全面、客观、公正地确定赔偿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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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四终字第1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四终字第19号
【裁判摘要】工商登记机关登记的公司章程记载的双方出资额和经公证出资协议约定的双方应出资额不一致，应全面审核认定证据，运用逻辑推理并结合日常生活经验进行确定（二审法院最终出资协议约定的出资额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6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69号
【裁判摘要】涉及到起诉期限的争议，在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否认自己“知道”行政行为的情况下，对于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应以当事人“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所谓“应当知道”，即在当事人不承认“知道”但结合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其“知道”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为“应当知道”。在判断是否属于“应当知道”时，应当结合案件的相关事实以及相关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结合生活经验、生活常识进行综合判断。起诉期限是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条件之一，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判断直接关涉当事人能否通过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涉及到对争议证据和事实的分析认证。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对于是否超过起诉期限问题应当进行充分阐释，具体分析如何认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时间的理由，客观的确定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时间。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39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395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确定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是本案审查的重点，在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否认自己“知道”行政行为的情况下，对于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应以当事人“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所谓“应当知道”，即在当事人不承认“知道”但结合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其“知道”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为“应当知道”。在判断是否属于“应当知道”时，应当结合案件的相关事实以及相关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结合生活经验、生活常识进行综合判断。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05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059号
【裁判摘要】综合分析全部证据材料的基础上作出事实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对证据进行分析判断时，既要注重对单个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更要综合分析全部证据材料，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对争议事实作出客观、公正的认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赔申18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赔申186号
【裁判摘要】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是赔偿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也就是说，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侵害。没有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损害并非国家公权力行为造成，均不符合国家赔偿的法定条件。本案中，银海区政府强制拆除再审申请人李某某在中信国安公司北海生态旅游区项目用地范围内的虾塘及附属设施，已被另案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但是，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涉案虾塘所在地块属于已征收的土地，是中信国安公司依法取得的项目用地，而再审申请人不能提供其在涉案用地范围内搭建虾塘养殖设施和挖塘养殖经营的相关批准手续，且一审庭审时再审申请人对其虾塘未办理相关手续的事实亦予以认可，因此，银海区政府强制拆除的是再审申请人不具有合法经营使用权的虾塘。再审申请人请求恢复土地原状，没有合法利益可保护，再审申请人主张赔偿涉案虾塘及附属设施的建造费和虾塘三年可获的利润损失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本案中，银海区政府在实施强制拆除过程中，并未依法对再审申请人被拆除的虾塘及附属设施内的养殖物和相关物品损失进行清点、登记、保全，造成目前无法对再审申请人被拆除的虾塘及附属设施内的合法财产损失准确认定，银海区政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尽管再审申请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合法财产遭受的具体损失情况，但一、二审法院基于公平原则，根据当地的生活水平、再审申请人的经济状况以及银海区政府的违法情节等，酌定银海区政府赔偿再审申请人损失30000元，符合本案实际，合乎情理，且与再审申请人在一、二审时提出赔偿其他损失30000元的主张一致，本院予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400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4006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江南区城市执法局野蛮强拆，未对屋内物品进行清点造册、妥善保管，确实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但是，行政赔偿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在原、被告均不能举证证明具体损害事实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采信证据，准确认定损害事实，而不是简单按照原告的主张认定损害事实。
【摘要】拆除违法建筑中责成行为是内部行为不可诉——应当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作出被诉强制拆除行为的行政机关是江南区城市执法局，江南区政府并未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江南区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责成”江南区城市执法局强制拆除违法建筑，是依法分配行政强制执行职权的内部职权分配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63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634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五）项规定，“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也就是说，依据生活常理能够推定的事实，无需当事人举证证明。本案中，尽管被申请人未举证证明房屋被强拆后实际支付了房租，但是，在居住房屋被强制拆除的情况下，被申请人必须要另找生活居住的地方。无论是租住他人房屋，或者另行购房居住，还是投亲靠友借住他人家中，在获得赔偿之前，被申请人因失去原有住房另行安排住处的损失都是实际存在的。即便是投亲靠友，未实际支出房租，客观上房租损失也是依然存在的，只是亲朋好友免除了被申请人的房租损失而已。而在法律上，并不能因为亲朋好友的馈赠而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因此，根据经验法则可以推定：在房屋被强制拆除的情况下，被申请人的房租损失是必然存在的。据此，二审判决在被申请人未出具实际支付租金证据的情况下，认定租金损失存在，符合行政诉讼事实认定的基本规则。房租损失的具体金额认定应当科学合理，以保障被征收人的基本居住条件为原则。沈阳市政府办公厅发布的98号通知规定：临时安置补助费18元／平方米，按照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计算，每户每月最低600元，最高1000元。二审判决以该安置补偿标准为基准，结合案件实际情况，酌定租房损失为每月900元予以赔偿，判决结果依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
摘要2：【摘要】关于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予以赔偿问题｜（2005）行他字第5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后地上房屋拆迁补偿有关问题的答复》规定：“行政机关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之后，被征用土地上的原农村居民对房屋仍享有所有权，房屋所在地已被纳入城市规划区的，应当参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对房屋所有权人予以补偿安置。”法释（2011）2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亦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最高人民法院上述答复意见和司法解释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即，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如果未同时对被征收的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补偿，经过若干时间后，原坐落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所在区域已经被纳入城市规划区，基本实现了城镇化，此时再对原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实施征收，可以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予以安置补偿。司法解释之所以作如此规定，其目的在于避免同区域内原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低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充分保障原集体土地上房屋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注解】行政机关因违法强拆除产生的行政赔偿责任其赔偿标准不得低于行政机关依法实施征收补偿的标准——根据因违法强制拆除被征收人获得的行政赔偿不应低于合法征收获得补偿的基本原则，行政赔偿应当包含被征收人依照地方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合法征收中可获得的优惠。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65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658号
【裁判摘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七条第（三）项，第八条第（一）、（三）项规定，当事人之间依法达成的林权争议处理协议，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设立时的总体设计书所确定的经营管理范围，以及能够准确反映林木、林地经营管理状况的有关凭证等证据，均可以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参考依据。《湖南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已经双方协商解决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其协议书一律有效；同一起争议有多次处理结果的，以最后一次为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根据上述规定，市、县政府在处理土地、山林权属纠纷的过程中，如果相关争议曾由有关政府或部门组织调处，历史上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以该协议为准确定争议土地、山林权属；根据协议仍不能准确确定争议权属的，应当综合分析认定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公平、公正确定权利归属。
摘要2：【解读】权属纠纷如经调处达成协议，应当以该协议为准确定权属；根据协议仍不能确权，应当综合分析认定证据材料确认权属。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5号
【裁判摘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赔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该规定中的“类似房地产”，应当综合考虑房地产区位、房屋结构、物业管理、绿化环境等配套设施情况予以确定，而不能理解为相邻地块的建筑即为“类似房地产”。本案中，李某某主张应当参照邻近的万达广场商品房价格确定其房屋的赔偿价格，因万达广场的房屋结构、物业管理、绿化环境等配套设施情况，与李某某被拆除房屋相关配套设施情况完全不同，两者并非“类似房地产”，李某某以万达广场商品房市场价格主张被拆除房屋的赔偿价格，与事实不符。
【摘要】强制拆除损失举证责任转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新抚区政府违反法定程序、越权强制拆除李帮伦的房屋，导致李帮伦无法举证证明屋内物品损失，为此，依法应当免除李帮伦对行政赔偿损失事实的举证责任。鉴于新抚区政府在违法强制拆除房屋过程中，未对屋内物品进行清点登记造册，亦无法证明损失的具体情况，根据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法庭应当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结合案件实际，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认定损失。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赔申18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赔申188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被告举证责任并非直接支持原告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此处两种举证责任在证明目的、证明对象、不利后果等方面并非完全一致，具体而言，对于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无法认定的巨额损失是否存在，原告仍应承担初步证明责任，否则主张消极事实的被告将无从举证。而对于损失数额，被告穷尽举证手段仍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实际情况，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结合当事人诉求合理酌情确定，并判决行政机关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而非直接支持原告所有赔偿请求。
【裁判摘要２】拆除违法建筑的建筑材料应否赔偿？——关于建筑材料，案涉房屋被认定为违法建筑，构成该违法建筑的材料虽属洪奇生猪养殖合作社的合法财产，但建筑材料在拆除过程中无可避免的会受到部分损毁；而对拆除后的残存建筑材料，永川区政府并无职责进行清理、保管。故其要求对违法建筑的建筑材料予以赔偿的理由不成立。
摘要2：【解读】本案例为行政行为违法拆除违章建筑赔偿经典案例。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苏民申4439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苏民申4439号
【裁判摘要】员工调岗拒绝到新岗位报到视为旷工——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方能变更劳动合同的约定，但不能因此完全否定企业的用工自主权，劳动者的劳动权与企业的用工自主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二者不可偏废。企业确因生产经营需要调整员工的工作岗位是企业用工自主权的重要内容，是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须。劳动者对企业合理调岗予以配合，也是劳动关系人身从属性的具体体现。本案中，斯坦雷公司因组织架构调整，张某原有岗位取消，将张某调至同为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普通担当者”的其他岗位，劳动报酬及其他劳动条件并未作不利变更，该具体工作岗位的调整符合必要性、合理性与正当性的判断标准，张某有服从安排的义务。然而张某始终拒绝到新部门报到，经斯坦雷公司多次依据公司规章制度对其作出警告处理后，其仍然滞留原部门，甚至影响、妨碍其他同事工作，对公司生产经营秩序造成影响，张某主张因斯坦雷公司阻扰造成其未能正常出勤，并要求按正常出勤享受工资待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最后，作为善良与诚实信用的劳动者应当知晓，到用人单位报到乃是提供新一阶段劳动的开始，在拒绝报到的前提下当无法正常提供劳动，张某主张未按公司要求报到不属于旷工既违反日常生活经验，也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斯坦雷公司《员工轮岗管理制度》第七条是关于“轮岗期间的薪资待遇的规定”，强调员工轮岗期间在新岗位上的薪资待遇仍按其《劳动合同》及斯坦雷公司《工资规定》执行，但拒绝服从公司的岗位安排且拒绝到新岗位报到的员工则只能享受待岗薪资待遇，并非规定拒绝服从公司岗位安排且拒绝到新岗位报到的员工可无限期待岗。因此，张某不满调岗决定拒绝至新岗位报到，且已经过一定待岗期间，在斯坦雷公司书面催促其报到，并明确否则将根据规章制度处理的情形下，张某仍然未至斯坦雷公司上班，一、二审判决认定该行为构成旷工，斯坦雷公司依据《赏罚规定》解除与张某的劳动合同属于合法解除，并无不当。
摘要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民终792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民终792号
【裁判摘要】晨峰投资公司主张其于2015年8月12日通过中通快递向联星房地产公司寄发了2015年8月11日的《催款函》，并提交了中通快递的发件联、中天快递查询单予以佐证。在本院审理期间，晨峰投资公司还提交了该公司工作人员与联星房地产公司原工作人员的短信记录，用以证明晨峰投资公司向联星房地产公司邮寄了2015年8月11日的《催款函》。但晨峰投资公司提交的中通快递的发件联上并未记载该快递所寄送的物品名称，晨峰投资公司据此主张其寄送了2015年8月11日的《催款函》，没有证据支持。晨峰投资公司在本院审理期间提交的新证据亦不能佐证其上诉理由，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采信。据此，中通快递签收记录对于案涉待证事实已无意义。
摘要2：【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晨峰投资公司向本院提交的2015年8月寄送给联星房地产公司工作人员王×邮件的邮单，因不能证明该邮件的寄送材料就是《催款函》，晨峰投资公司亦未提交充足有效的证据证明与王×本人存在业务上的沟通和联络，在王×本人出庭作证否认收到晨峰投资公司所寄文件的情况下，上述邮件不能起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晨峰投资公司针对邮件签收情况提出的调取证据申请，本院认为无必要、无意义，故不予准许。关于加盖有联星房地产公司公章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26日的《回函》，本院认为存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问题，本院对《回函》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理由如下：第一，《回函》内容为联星房地产公司将于2016年10月20号前还清所有欠款，但在晨峰投资公司2016年4月向联星房地产公司邮寄的《催款函》里，却对上述《回函》只字未提，这不符合常理，逻辑上亦存在冲突之处；第二，《回函》的行文、落款名称和时间、公章加盖的位置等重要事项存在蹊跷之处，且由于文字和公章位置的分离，导致该《回函》是先有文字、后有公章还是先有公章、后有文字这一重要争议事实无法查清；第三，晨峰投资公司主张系嘉华控股公司副总经理马×将《回函》直接送到晨峰投资公司办公室交给吴×本人，但并无充分证据予以佐证；第四，晨峰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曾担任联星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兼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不排除预留联星房地产公司印鉴的可能性。
【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首先，在晨峰投资公司提交的该回函中，．．．．．．该《催款函》的内容与晨峰投资公司提交的联星房地产公司出具的回函的内容相对照，显然存在不合常理以及矛盾之处。晨峰投资公司对于上述不合常理以及矛盾之处，并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其次，晨峰投资公司主张该回函系由马×交付吴×，但马×在一审中出庭作证对晨峰投资公司的主张予以否认。晨峰投资公司对于该回函如何取得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亦未举证予以证明；第三，该回函的行文、落款位置和公章加盖位置等确实存在不合常理之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一审法院对于晨峰投资公司提交的回函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2号
【裁判摘要】本案属于原审法院“应保全而未保全”的情形。原审法院以“缺乏被诉侵权事实有关证据”为由而驳回中隧桥公司的诉讼请求，但缺乏被诉侵权事实有关的证据恰恰是因为原审法院未予及时保全所致，故在本案仍具备查明相关侵权事实条件的情形下，应当由原审法院重审本案，在进一步查明相关侵权事实的基础上准确作出侵权与否的判断。如此，既给予专利权人充分救济的机会，又保障了双方当事人的审级利益，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统一。……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未准确适用证据保全的相关法律规定，应采取保全措施而未采取，导致本案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原审判决应予撤销，并由原审法院重新审理。
摘要2：【裁判观点】
1.证据保全是补强当事人举证能力、推动查明案件事实的重要手段。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证据保全申请，对于满足法律规定的申请，应予支持，通过及时采取恰当的保全措施，切实减轻当事人的证明负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依申请进行证据保全适用于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形。由于侵权行为的复杂性，尤其是在侵权行为通常较为隐蔽的知识产权领域中，人民法院在衡量个案情形是否符合法律关于依申请证据保全的条件时，应当基于申请人提交的初步证据和在案事实，充分运用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在全面审查申请保全所依据的初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证据保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因素的基础上，对是否准许证据保全申请作出综合判断。审判实践中，证据保全是否存在必要性，一般需要审查以下几个方面：申请保全的证据是否与案件事实存在关联性，并具有较强证明力；申请保全的证据是否存在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紧迫性；申请人是否穷尽了合理合法的取证手段仍不能取得相关证据。
3.在适用证据保全时还需注意以下问题：证据保全属于在特定案情下对当事人举证能力的补强，而不是替代、免除、转移当事人的举证义务和责任；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时应当注意比例原则，充分考虑证据保全措施对利害关系人的影响，必要时可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证据保全的范围应当以当事人的申请为基础，以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为限。
【笔记】购房消费者无其他用于居住房屋是否要求其配偶、子女都没有用于居住的房屋？
摘要1：解读：《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２９条第２项中规定的“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１）系买受人在被执行房屋所在地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２）系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而不要求购房者的配偶、子女名下也都没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
摘要2：【注解１】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是否有地域限制？——（１）“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是指买受人在被执行房屋所在地长期居住，而在同一地点其名下无其他能够用于居住的房屋。——江必新、刘贵祥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４３３页。（２）按照通常的生活经验，同一地点应当是指买受人工作、生活的地点，设区的市限于市区范围，不应限定在区的范围内；不设区的市、县限于市、县城区范围。
【注解２】买受人配偶名下有居住的房屋如何适用《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９条？——应作严格的文义解释，不能扩大解释至其配偶名下有用于居住的房屋（从条文本身无法解读出及于买受人配偶的意思）。
【笔记】如何认定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和起诉期限？
摘要1：解读：（１）知道被诉行政行为的方式并不局限于由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告知，如果当事人通过诉讼、信访、政府信息公开等方式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也属于知道行政行为内容的情形；（２）“应当知道”即在当事人不承认“知道”但结合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其“知道”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为“应当知道”，在判断是否属于“应当知道”时应当结合案件的相关事实以及相关法律规定，运用辑推理，结合生活经验、生活常识进行综合判断。
摘要2：【注解】（１）村民小组长知道行政行为，一般即可视为村民小组已经知道；（２）如果村民小组能够证明负责人存在与第三方恶意串通或基于其他原因故意隐瞒的情形，并且该村民小组其他成员未通过其他途径获知相关事实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129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1298号
【裁判摘要1】执行异议之诉审查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执行异议之诉作为与执行异议衔接的后续诉讼程序，是一个独立于执行异议的完整的实体审理程序，其价值取向是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通过实质审查的方式对执行标的权属进行认定，进而作出案外人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判断，以实现对案外人民事权益的实体性执行救济。基于二者的关联性和共通性，在针对执行异议之诉具体审查标准的法律规定或者司法解释出台前，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可参照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的相关规定，对案外人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进行审查认定。《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5条指出，《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符合下列情形的，应当支持商品房消费者的诉讼请求：一是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是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是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人民法院在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时，可参照适用此条款。但是，基于二者审查方式和判断标准的不同，在案外人异议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中关于可以排除强制执行认定标准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也不宜当然认定案外人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而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关于“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规定，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对案外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进行实质审查，并依法作出是否支持案外人诉讼请求的判断。
摘要2：【裁判摘要２】而根据一般生活经验，购房人交易前了解当地商品房限购政策以及案涉房屋查封保全情况并不需要特殊的专业知识或者能力。因此，肖×基于对网站信息的信任且未见案涉房屋的查封公告、封条等，认为其不可能知道案涉房屋已被预查封的情况，且在购房中已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故不存主观故意和过错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92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920号
【裁判摘要】购房人主张将购房款支付给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的付款凭证存疑，不能作为认定已经支付购房款的有效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的规定，商品房消费者针对金钱债权阻却执行须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条件。本案中，首先，关于购房款支付问题。一是白××主张的已付购房款系支付给利安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而非公司；二是白××提交的付款凭证上未注明款项用途为购房款；三是该款项支付时间为2013年12月27日，早于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时间一年多，而利安公司出具收据时间为2017年，晚于付款日之后数年；四是利安公司在本案诉讼形成之前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申请书》所附《债务清册》中，登记了其与白××之间存在债务。基于上述情形，原审判决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认定白××提交的付款凭证存疑，不能作为其已支付了案涉房屋购房款的有效证据，有事实依据。其次，根据原审查明事实，白××就案涉该房屋的执行提出异议时，其妻子郭×名下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一套面积为131.57平方米可用于居住的房屋。据此，白××请求排除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未予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203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2037号
【裁判摘要１】违章建筑的拆除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四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依法享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行为之前，应当以书面形式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并给予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权利；经催告当事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应当作出书面强制执行决定送达当事人。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强制拆除的，应当予以公告，并应当在当事人于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情形下，才可以实施强制拆除。本案中，滕××１、滕××２未经批准，擅自在柳沙公司柳沙三分厂江北片区建成涉案房屋，青秀区政府责成青秀区城管局对涉案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属于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应当符合行政强制法的上述规定。但是，青秀区政府、青秀区城管局在对涉案房屋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未按照行政强制法的上述规定，由规划行政部门事先对滕××１、滕××２的违法建设行为作出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未经书面催告履行，未制作强制执行决定，强制拆除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一、二审判决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违章建筑的赔偿范围（赔偿数额的酌定依据）。通常情况下，行政机关违反法律规定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物，原告请求国家赔偿，没有合法权益受损的事实，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行政赔偿案件中，根据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原告的损失确实是存在，需人民法院酌定损失时，亦应当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和案件的客观事实，有理有据、相对客观地酌定损失数额，绝对不能完全凭法官的主观感知任意地酌定损失数额。拆除违法建筑，钢筋、水泥、砖瓦等建筑垃圾，不具有可回收利用的价值，通常不应予以行政赔偿。只有存在可回收利用的钢架结构等特殊材料，因行政机关未妥善保管造成无法回收利用的，方可予以行政赔偿。
摘要2：【裁判摘要３】政府“责成”行为的不具有行政可诉性——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成行为是依法对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分配，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亦不得以政府“责成"行为将其列为强制拆除行为的共同被告。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65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658号
【裁判摘要１】强制拆除违章建筑的法定程序——（１）建设工程所在的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的有关部门，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强制拆除违法建筑；（２）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应当事先予以公告，并在法定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届满后实施；（３）实施强制拆除前，应当发出催告履行通知书，要求被处罚人在合理的期限内自行拆除；（４）实施强制执行行为方式、方法应当合理、适当，不得实施野蛮强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条规定，行政强制的实施，应当适当。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三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限期履行义务。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根据上述规定，建设工程所在的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的有关部门，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应当事先予以公告，并在法定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届满后实施；实施强制拆除前，应当发出催告履行通知书，要求被处罚人在合理的期限内自行拆除；实施强制执行行为方式、方法应当合理、适当，不得实施野蛮强拆。
摘要2：【裁判摘要２】强制拆除违章建筑赔偿损失——（１）只有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行政机关才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２）赔偿的范围限于直接损失，不包括将来可得利益损失；（３）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对损失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由于被告违法野蛮强拆等原因，造成原告无法举证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当事人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受害人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但是，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根据上述规定，只有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行政机关才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赔偿的范围限于直接损失，不包括将来可得利益损失；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对损失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由于被告违法野蛮强拆等原因，造成原告无法举证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860号
摘要1：【裁判摘要】因限购政策限制了购房人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可能，不能享有物权期待权，不能排除强制执行——一般认为，前述规定中所涉物权期待权是指案外人对案涉房屋虽尚不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意义上的物权（所有权），但因具备了物权的实质性要素，依法可以合理预期通过办理不动产登记将该物权期待权转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意义上的物权（所有权），即对不动产所有权登记至其名下的期待。这显然与关×所称对有关商品房限购政策改变的期待，或等待取得购房资格的内涵不同。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尽管关×与永丰公司就案涉房屋签订《文昌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因其购买案涉房屋不符合当地商品房限购政策，故关×关于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的物权期待权应优先于房产调控行政管理需要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而原审法院以关×购买案涉房屋的行为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结果，无法请求出卖人永丰公司为其办理不动产转让登记为由，认定关×对案涉房屋没有物权期待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此外，根据一般生活经验，购房人交易前了解当地商品房限购政策并不需要特殊的法律专业知识，因此，关×认为其在购房中已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不存过错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宁商终字第36号
摘要1：【裁判摘要】被保险人的陈述自相矛盾，又不能提供病历、医疗费发票等证据证明其伤情严重程度的，不能认定在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保险公司可以依据保险条款的约定免责——冯××认可人保南京公司就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已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则保险合同第六条第（六）款约定的驾驶员有义务在发生事故后依法采取措施，对被保险人具有约束力，冯××应依约履行。．．．．．．围绕本案争议焦点，1、关于陈某是否“依法”采取措施的问题。……综上，本院认为陈某具备当即报警条件而未立即报警，应认定其未依法采取措施。2、关于驾驶员陈某是否存在“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的问题。本院认为，人保南京公司以驾驶员“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作为免责事由之一。“逃离事故现场”与“离开事故现场”虽在词义上有所不同，但其状态和结果均是驾驶员不在事故现场，致使出警人员对驾驶员驾驶状态和资质无从查证，故该条款需要结合生活经验和设立目的予以解释。按照前述交通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事故后驾驶员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保护现场，只有特殊情况下才允许撤离现场。如事故中出现人员伤亡需要及时医疗救治等，离开现场则具有了合理性和必要性。因生命权高于财产权，保险公司不应在危及生命的情形下苛求驾驶员不得离开现场。但驾驶员作为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否饮酒、是否具有驾驶资格、是否存在禁驾事由等因素，均是确定其是否承担驾驶事故责任及保险公司确定是否赔偿损失的依据。若允许驾驶员在无合理理由的情况下擅自离开现场，在目前道路交通事故频发的现状下易诱发道德风险，亦违反保险法中最大诚信原则。因此，轻微伤或者身体不适不能作为驾驶员离开现场的理由。据此，本院认为应根据受伤情况的程度来判断驾驶员离开现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本案中，驾驶员陈某称其因受伤急于诊治而离开现场，但无法提供相关急诊病历证明其受伤程度及医生诊疗经过。根据本院调取的检查申请单及冯××提交的江苏省人民医院20元“中清创”收据，且陈某系在现场等待父母及朋友到达后才离开，表明陈某仅受轻微伤，其离开事故现场没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此外，作为商业性质的车辆损失保险，在出现驾驶员发生事故后弃车离开现场的情况时，保障保险人援引上述免责条款行使赔付抗辩权，不仅有利于当事人慎重缔约、履约，更有利于鼓励驾驶员在发生事故后履行法定义务和践行违法行为自负的理念。
摘要2：（续）综上，案涉被保险车辆虽在保险期限内发生保险事故，但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员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擅自离开现场，属于保险合同第六条第（六）款约定的免责情形，人保南京公司据此要求免除赔偿责任，应予支持。
【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苏审三商申字第00068号
【笔记】行政赔偿、行政补偿案件如何进行举证责任分配？
摘要1：解读：（１）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２）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３）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摘要2：【注解】（１）行政诉讼法只规定原告对受损事实提供证据；（２）排除了行政赔偿案件中其他事项承担举证责任——侵权主体是行政机关或者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的存在；权益受到损害的事实；违法行为与权益受损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1453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只对应一个政府信息项目——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二）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名称、文号或者便于行政机关查询的其他特征性描述；……第三十条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内容不明确的，行政机关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自收到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出补正，说明需要补正的事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答复期限自行政机关收到补正的申请之日起计算。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行政机关不再处理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号）第三条规定，为提高工作效率，方便申请人尽快获取所申请公开的信息，对一些要求公开项目较多的申请，受理机关可要求申请人按照“一事一申请"原则对申请方式加以调整：即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只对应一个政府信息项目。由此可知，申请人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所作的内容描述，应是能够据以指向特定政府信息的文件名称、文号或者便于行政机关查询的其他特征性描述，尽量特定化、具体化，以便使行政机关能够寻找、确定并提供给申请人希望获得的政府信息。如果申请人提供的描述过于笼统，必然会增加政府机关检索的工作量，影响政府机关的正常运作。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向莲池区政府申请公开其在履职过程中制作或者取得的关于乌马庄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所有信息，该申请并未指向具体、明确的政府信息。在此情况下，莲池区政府依据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四项规定，告知再审申请人对申请内容进行更改、补充，并在再审申请人提交《补正说明》表示其“提出的申请简单明确，任何有正常生活经验的人都能理解申请人的意思”的情况下，视为再审申请人放弃申请，不再处理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无不当。
摘要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苏民终352号
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人向连带保证人中一人主张权利虽具有的保证期间作用消灭和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起算之效力及于其他连带保证人——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部分连带共同保证人主张权利的行为，其法律效力应及于其他保证期间尚未届满的连带共同保证人，债权人向部分连带共同保证人主张权利所产生的开始计算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法律后果，应当对其他连带共同保证人同样发生效力。如若未被债权人主张权利的连带共同保证人保证期间继续计算，该连带共同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即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其他承担责任的连带共同保证人将无法向其追偿，这显然不符合连带共同保证制度的立法意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该规定也表明债权人向部分连带共同保证人实施的法律行为的效力及于其他连带共同保证人。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632号
【摘要】递交起诉状时间而非立案时间为主张权利时间——人民法院立案时间并不等同于当事人递交起诉状时间，根据一审卷宗中送达回证显示，新沂农商行于2014年10月20日向一审法院递交起诉状，要求大地粮油公司、岳××、刘××、陈××、赵×１、赵×２、顾×承担保证责任。虽然人民法院立案时间在后，但不能以此否定新沂农商行已在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的事实。送达回证是人民法院基于当事人的诉讼行为所形成的书面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之规定，二审法院根据送达回证载明的日期便可推定出新沂农商行提交起诉状的时间，无需组织当事人进行举证质证。时集粮库、刘××、陈××、顾×对此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原审认定新沂农商行主张权利的时间为2014年10月20日，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478号
摘要1：【裁判摘要】康××1、康××２都曾在易县信用社提交的电话录音中明确表示愿意还款。两人虽对录音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均未提出鉴定申请，亦没有提交其他证据推翻录音内容。原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并综合考虑当事人的情况，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认定案涉贷款未超过诉讼时效，康××２对鑫辰选铁厂不能偿还的债务与康××１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并无不当。
【注解】诉讼时效已完成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第１７条规定，连带责任人中一人对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放弃不能及于其他连带责任人——二审判决引用《诉讼时效规定》第１７条规定，认为对于连带责任人中一人发生诉讼时效抗辩权放弃效力的事实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责任人也发生诉讼时效抗辩的效力，该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但处理结果正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903号
摘要1：【裁判摘要】房地一并抵押按照规划建筑面积比例计算抵押土地面积——依照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以建筑物抵押的，该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抵押。以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的，该土地上的建筑物一并抵押。抵押人未依照前款规定一并抵押的，未抵押的财产视为一并抵押。因此，景德镇农商行对于3号、4号厂房、1号宿舍楼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享有抵押权。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地块一般具有可分割性。地块一般具有可分割性舍楼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地块与其他尚未实际建成建筑的地块并非不可分割。密胜公司提供抵押物的建筑面积为24859.15平方米，规划建设面积55260.05平方米，仅占规划建设面积的44.99%。原判决据此认定景德镇农商行就涉案全部土地使用权权益的44.99%享有优先受偿权并无不当。即使在3号、4号厂房、1号宿舍楼之外，规划建设土地上实际暂未建成其他建筑，也不影响该地块本身作为规划建设用地的性质。即，其余未建建筑地块本应用于建设其他建筑，而不应作为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景德镇农商行还主张案涉土地只有一份《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因此，建设用地使用权及于整块宗地。根据我国地籍管理规定，土地登记以宗地为基本单元，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所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以宗地为单元进行核发，宗地可以进行分割、合并。因此，景德镇农商行仅以此为由认为案涉土地不可分割，不予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