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赔申14号
【裁判要旨】采矿权被行政机关违法关闭的，采矿权人有权取得国家赔偿——行政机关违法关闭采矿权造成采矿权人合法权益的实际损失，依法应当予以赔偿，赔偿范围包括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营性费用开支、其他直接损失。
【裁判摘要】“停产停业期间经常性费用开支”的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六）、（八）项的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二审判决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对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予以调整，确定的赔偿范围和赔偿数额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营性费用开支，是维系企业被停产停业期间生存所需的基本开支，包括职工基本工资、税金、水电费等费用。由于停产停业，企业失去收入来源，相关损失应当由作出违法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予以赔偿。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609号
【裁判摘要】二审判决支持赔偿可得利益损失，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并未限定于直接损失，交易机会损失亦在实际损失范围之内。本案中，标榜公司因鞍山财政局的不诚信行为导致丧失实际交易机会，存在客观合理的交易损失。鞍山财政局因其不诚信行为而获得出售股权的价差利益，应对标榜公司的交易损失予以赔偿。鞍山财政局关于缔约过失责任只承担直接损失，不应赔偿交易机会损失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355号
【裁判要旨】
（１）在民事租赁使用合同成立的前提下，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使用人活着实际占有人，在行政行为对合同标的物造成影响时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２）行政行为的作出应对符合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在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的前提下，选择对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害最小的手段。法院在审查行政强制行为时，应对着重考察行政强制措施是否符合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及最小侵害性原则。
（３）根据国家赔偿理论和现行法律规定，行政主体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对行政相对人及其他人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或补偿责任。对于赔偿或补偿非直接财产损失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根据查明的事实，扑杀的奶牛虽不属新惠奶牛合作社所有，但鉴于新惠奶牛合作社与养殖户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奶牛被扑杀后，必然会对新惠奶牛合作社产生一定的经济影响，故新惠奶牛合作社与姜堰区政府扑杀奶牛等系列行政行为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
摘要2：【解读１】行政赔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制度。行政赔偿要求行政行为具有侵权性、损害性及直接性。
【解读２】行政补偿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因其合法行为给相对人造成特别损失，国家予以补偿的制度。
【解读３】行政赔偿与行政补偿本质区别：
（１）两者发生基础不同：行政赔偿以违法为前提，行政补偿是合法行为引起、不以违法为前提；
（２）两者性质不同：行政赔偿是国家对其违法行为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行政补偿是一种非违法责任；
（３）两者发生时间不同：行政赔偿职能发生在损害产生之后，行政补偿可发生在损害产生之前并由法律直接规定；
（４）两者补救范围不同：行政赔偿只赔偿直接损失，行政补偿一般以直接规定的损失为限（往往小于直接损失额）。
【解读４】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民事主体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15)行提字第25号
【裁判摘要】关于赔偿方式问题｜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据此，返还财产是国家赔偿首选的赔偿方式，既符合赔偿请求人的要求也更为方便快捷；但其适用条件是原物未被处分或发生毁损灭失，若相关财产客观上已无法返还或恢复原状时，则应支付相应的赔偿金。本案中，文昌市政府的涉案收地行为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时，涉案土地已因建设文昌火箭发射场设备运载码头这一公共利益需要被划拨给文昌港湾港务有限公司进行建设。文昌市政府和惠普森公司在本院组织的现场勘查中，均认可涉案土地现状因上述原因已无法返还。故在涉案土地确已无法返还的情况下，本案应当以支付赔偿金的方式进行国家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的规定，本案应当以赔偿直接损失为原则。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09民终1235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本案因缺相供电导致电机烧毁、对虾缺氧死亡的客观事实存在，虽然福鼎市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在事故发生后，形成《调查报告》，估算涉案白对虾损失达到20000斤，但是福鼎市海洋与渔业局、福鼎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并不具备法定评估资质，相关工作人员也不具有评估资质专业证书，故该《调查报告》因相应机构及人员不具有法定资质，不能作为认定鹏飞园合作社相关损失的依据使用。以该《调查报告》虽可以证明白对虾因缺氧死亡的事实，却无法得出养殖白对虾不正常死亡达到20000斤的结论，因此，一审法院结合《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鹏飞园合作社因电力缺相造成南美白对虾的直接损失为560000元，扣除事故发生当日鹏飞园合作社以15元/斤出售的死虾900斤（合计13500元），可认定对虾的损失为546500元，依据不足，不应得到支持。而作为主张积极事实的一方当事人，鹏飞园合作社对于其因本案事故遭受损失负有举证证明的义务，在发生案涉事故后，鹏飞园合作社完全可以与相关单位共同核实相关损失情况并及时通过法定程序予以固定，现其无法提供相关合法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其没有其他证据可以印证白对虾实际损失的情况下，鹏飞园合作社要求国网福鼎市供电公司承担对该项损失的赔偿责任的主张，依据不足，不应得到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788号
【裁判要旨】法院按营业执照载明的单位名称和地址邮寄法律文书，即使系他人代收亦视为送达成功。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按照南充农商行营业执照载明的单位名称及地址邮寄法律文书，被送达主体为南充农商行，快递单回执载明邮件妥投、唐某代收。被送达人及送达地址均无误，至于代收人身份、签收过程、内部转交程序等均非法院送达的审查内容，且一审法院与案涉转让合同注明的南充农商行联系人、时任南充农商行副总经理陈某某电话确认邮件收讫，故一审法院以妥投回执认定法律文书成功送达并无不妥。南充农商行对法院直接或通过舒兰农商行向唐某提供单号致使其截取快递并隐瞒诉讼的怀疑，亦缺乏事实依据。综上，对南充农商行关于一审法院未合法有效送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摘要１】对于舒兰农商行支付的律师费是否应当作为违约损失予以赔偿的问题。《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第十四条约定，南充农商行违反合同约定义务视为违约，应当赔偿舒兰农商行因此遭受的损失；该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支付违约金和赔偿损失。因南充农商行违约产生本案纠纷，舒兰农商行委托律师提起诉讼的费用系维权的必然支出和直接损失，且该收费标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故一审法院认定律师费为违约损失由南充农商行负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２】本案在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南充农商行并未提起上诉，亦未提供客观上导致其不能行使诉权的合理理由。在此情况下，南充农商行直接向本院申请再审，规避了诉讼费缴纳义务及有关管辖的规定，故仅从程序上而言，其再审申请亦应直接驳回。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赔申11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所谓“直接损失”是指行政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包括当事人因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和其他必得利益。本案中，刘某某等人通过拍卖程序，以210万元的价款获得第73-7号裁定项下土地的合同权益，因五指山市国土局将其中部分土地出让给他人，造成刘某某等人直接损失主要是210万元本金及其利息。考虑竞拍过程中的其他实际支出，一、二审判决酌定五指山市政府赔偿刘某某等人430万元，已经充分保护其合法权益。刘某某等人主张应当按照土地拍卖价格予以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五）项规定，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该项规定的适用条件是拍卖或者变卖财产的权利性质与当事人享有的权利性质完全相同。刘某某等人取得的仅仅是第73-7号裁定项下的债权，而五指山市国土局拍卖的则是国有土地使用权，两者权利性质并不相同。刘某某等人主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上述规定，返还已拍卖土地拍卖款，剩余土地照价赔偿，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03号
【裁判摘要】金泓公司主张一、二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返还财产的规定错误，其主张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院认为，国家赔偿法中该两条法律规定并不存在冲突，第三十二条是关于损失赔偿方式的规定，而第三十六条是损失赔偿范围的规定，一、二审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对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原属金泓公司两宗土地依法被法院执行后，执行后剩余款项应当给付金泓公司，金泓公司的直接财产损失就是茂名市国土局错误扣缴的204.0038万元土地闲置费及该款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就损失赔偿的方式而言，一、二审认定茂名市国土局错误扣缴土地闲置费，适用返还财产方式赔偿的法律规定，判决茂名市国土局返还错误扣缴的土地闲置费及该款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赔再4号
【裁判摘要】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赔偿案件时，确定赔偿数额时要坚持全面赔偿和公平合理的理念，既要体现对行政机关违法拆除行为的惩戒，也要确保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在房屋征收强制拆除的行政赔偿案件中，依照现行法律规定确定行政赔偿项目和数额时应当秉持的基本原则是，赔偿数额至少应不低于赔偿请求人依照安置补偿方案可以获得的全部征收补偿权益，不能让赔偿请求人获得的赔偿数额低于依法征收可能获得的补偿数额，以体现赔偿诉讼的惩戒性和对被侵权人的关爱与体恤，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赔偿制度在维护和救济因受到公权力不法侵害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方面的功能与作用。此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中关于赔偿损失范围之“直接损失”的理解，不仅包括赔偿请求人因违法拆除行为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还应包括其作为被征收人所可能享有的全部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权益，如产权调换安置房、过渡费、搬家费、奖励费以及对动产造成的直接损失等，如此才符合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二）应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第二十二条规定，因征收房屋造成搬迁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向被征收人支付搬迁费。涉及到国有土地上的房屋补偿，按照上述规定，依法应当给予被征收人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如前所述，在房屋征收强制拆除的赔偿案件中，计算“直接损失”时应当包括当事人因违法强拆行为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和其他必得利益。当事人在正常的征收补偿程序中依据安置补偿方案应得的利益，均应认定为其所受到的直接损失，应予赔偿。
摘要2：【解读】赔偿数额不低于依法征收可能获得的补偿数额。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857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财产权益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第三十六条第（四）、（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侵害，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对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原则上应当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在土地、房屋征收过程中，对因违法强制拆除造成被征收人房屋等相关财产损失的，参照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予以行政赔偿，确保被征收人因违法强制拆除行为造成损失获得的行政赔偿，不低于行政机关合法征收拆除房屋给予被征收人的行政补偿，这一做法符合国家赔偿法关于“直接损失”补偿的基本原则，不违反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54号
【裁判摘要】在行政协议法律关系中，作为行使行政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更应当诚实守信地履行其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签订的行政协议，若确因重大政策调整或出于维护公共利益需要而无法继续履行协议的，也应当尽到相应的附随义务，即在合理时间内及时通知协议另一方并说明不能继续履约的理由。此外，也应对因不能继续履约而给协议另一方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或采取补救措施等。本案中，再审被申请人逾期多年未履行案涉协议中约定的义务，也未能说明其不履约有何正当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关于“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之规定，一、二审法院判决再审被申请人继续履行案涉的《土地置换协议书》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对于再审申请人提出的要求赔偿其因置入土地无法建设导致的经济损失之主张，实际上是要求对其应享有的合同按期履行后可获取的经济利益的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以及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之规定，尽管一、二审法院已经判决再审被申请人继续履行案涉协议约定的义务，但毕竟再审被申请人逾期十年多未将置换土地交付给再审申请人使用，即便本案二审判决后再审被申请人将置换土地交付给再审申请人，也仅仅是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并不能弥补再审申请人在这十年多因无法使用该置换土地而失去的经济利益，因此，再审申请人的赔偿请求也属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正当诉求，应予支持。一、二审法院以基于涉案行政协议的公益性，只赔偿再审申请人直接损失，认定再审申请人所提损失不属于直接损失为由，驳回其赔偿请求，属于认定有误，行政协议的公益性质本身并不能免除行政机关应负有的违约赔偿责任。
摘要2：【解读】行政协议的公益性质本身不能免除行政机关应负有的违约赔偿责任，该违约则的承担可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行提字第21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机关作出时未载明相应的法律依据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定安县政府作出收回（清理）其授权对外发包的国有土地的《公告》，属于行政决定性质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该行政决定，应当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但是，《公告》内容中并没有载明定安县政府作出该收地决定的法律依据。在诉讼过程中定安县政府答辩称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条（该条内容是：“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全面规划，严格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制止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规定作出《公告》，定安县政府认为王某与多益村签订的《土地联合经营合同》无效，王某承包本案争议土地属于非法占用土地行为，故依据该条规定，定安县政府收回王某经营土地属于制止非法占用土地。．．．．．．此外，认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应当以行政机关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法律是否合法为审查内容，而非为该具体行政行为寻找合法性依据，原一、二审法院在定安县政府并未主张的情况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一项或第二项之规定，认定定安县政府作出《公告》行为合法，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２】当事人与村委会签订《土地联合经营合同》且持有《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县政府不得认定当事人用地行为属于非法用地——多益村与王华签订《土地联合经营合同》系有定安县政府、定城镇政府的授权，并且王某也持有定安县原建设与国土环境资源局下发的《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即使存在他项权证上载明的土地面积大于定安县政府批复同意安排定城镇政府出租面积的情况，但在王某持有的《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没有被依法撤销，王某与多益村签订的联营合同没有被解除或认定无效前，定安县政府不能直接认定王华系非法占用土地，亦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条收回王某合法占有的土地，其发布《公告》、作出收地决定的具体行政行违法。
【裁判摘要３】在法律未授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的情形下，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清理地上附着物、青苗的行为属于超越职权的行政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定安县政府为执行《公告》、《通知》的收地决定，对涉案土地上青苗和附着物清理的行为系行政强制执行行为。
摘要2：（续）定安县政府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定安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具有责令王某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涉案土地上青苗和附着物的强制执行权。但是，如前所述，定安县政府在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确认王某非法占用土地的情况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行使强行清理的强制执行权，缺乏相应的合法依据。综上可见，定安县政府作出收回土地的《通知》和两次强制清理涉案土地上青苗及附着物的行政行为，均缺乏相应的合法依据。
【裁判摘要４】因政府强制收回承包经营土地的剩余承包期的可得利益不属于直接损失，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对于王某的损害，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后续21年可得利益损失不属于直接损失，王某在本案行政赔偿中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法条链接】《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非法占用土地的法律责任】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并处罚款；对非法占用土地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超过批准的数量占用土地，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八条第（七）项规定，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应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但未经证实的不确定利益不能作为直接损失。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九中民一初字第09号
【裁判摘要】在因评标委员会认识错误下的行为造成投标人的损失时，投标人有权获得司法救济，评标委员会的非实体及无自身利益的性质决定了其不应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评标委员会的行为的法律后果由招标人承担，其错误否决投标的，招标人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五、四十六、四十八条关于中标的规定，应认为招标人进行招标，投标人参加投标，直到最后中标人确定前，整个招标投标活动都处于合同的缔约阶段。缔约过程中的赔偿责任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的规定，本案所涉工程是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在缔约阶段虽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强制性规定必须以招标投标的形式确定中标人，但在合同的缔约过程中招标人与投标人地位是平等的，缔约活动是自由的，主要应以民法来调整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评标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委员会的专家委员虽是招标人从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专家库中抽取的，但专家委员的专业素养并不保证其认识及评标行为永远正确。在因评标委员会认识错误下的行为造成投标人的损失时，投标人有权获得司法救济，评标委员会的非实体及无自身利益的性质决定了其不应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专家委员在评标过程中的认识错误实质是专家依凭专业知识进行主观性判断时难以彻底避免的风险。招标人虽不能控制这种风险，但这种风险早已隐藏在招标人组建评标委员会时所包含的对专家委员的信任关系之中，即便此等信任是因国家强制力而引起，信任中的风险亦应由招标人承担。另评标委员会虽以独立于招标人的意志进行评标，但其工作任务在于确定招标人提出的招标项目的中标人，类似于受托人完成委托人的委托事项。故评标委员会与招标人可界定为委托关系，评标委员会行为的法律后果由招标人承担。评标委员会的评标活动应依法进行，做到客观、公正。本案中，评标委员会以原告湖南建总擅自变更法人委托人为由作出了废标决定，但是评标委员会依据的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七部委第30号令及《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均没有规定投标人擅自变更委托人可予以废标。参加投标作为投标人的一种经营活动，委托及变更委托均为投标人的意志自由，
摘要2：（续）受托人行为的法律后果由委托人承担，受托人的变更并不影响委托人的信用，对于合同缔约相对方而言不形成任何商业风险。投标人湖南建总的工作人员持投标人的委托书参加投标，评标委员会作出废标决定属错误理解行政法规，违背了合同缔约过程冲的诚实信用原则，对投标人造成的损失应由评标委员会的委托人招标人九江市林科所承担。原告湖南建总诉请“判决三被告取消我公司天花井森林公园道路、隧道工程投标资格的行为无效”，虽然评标委员会的废标决定没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依据，但鉴于该工程已确定了中标人，中标人的施工亦接近尾声，投标人的投标资格是否有效没有现实意义，且对原告要求赔偿损失的支持足已包含对评标委员会废标决定的否定性评价。故在判决主文中对该项诉请不作为一项判决内容单独进行确认。原告湖南建总诉请“三被告共同赔偿581013．68元”，包括了原告认为的预期利润550163．68元，因本案适用缔约过失责任，赔偿范围不能包括预期利益损失，故550163．68元的损失赔偿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投标保证金10000元，招标文件约定：“投标截止以后，投标人不得撤回投标文件，否则其投标保证金将被没收”，按照投标人与招标人平等地位的理解，投标保证金于特定情况下的惩罚性质应对等适用于双方，故此投标保证金具有定金的特征。投标人于招标人违反招标文件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时，有权利要求招标人双倍返还投标保证金即20000元。评标委员会违反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废标决定，此行为后果理应由招标人承担，招标人应向投标人双倍返还投标保证金20000元。关于旅差费1342．3元，虽有部分发生于2003年9月15日开标评标会之后，但原告为处理此纠纷发生的旅差费系因错误的废标决定而起，理应包括在赔偿范围之内。原告已花费的标书制作费6000元、工本费350元、图纸押金1500元，均为原告湖南建总缔约过程中的直接损失，招标人第一被告九江市林科所亦应予以赔偿。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闽民终字第758号
【裁判摘要】尽管双方尚未订立书面合同，但招标文件中有关合同纠纷、事故处理办法（包括违约责任）的规定应对于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效力；中标人弃标的，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赔偿招标人的损失——本院认为，招标文件第三章评标办法中已经明确将“投标人对合同纠纷、事故处理办法未提出异议”作为评审标准之一，而上诉人自愿参加投标并在投标函中明确表示其已仔细研究了施工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且通过了评审，即说明其投标时未对招标文件中的合同纠纷、事故处理办法提出异议，并认可了有关合同纠纷、事故处理办法对其适用。同时，上诉人已经收到了中标通知书，故双方合同关系成立。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双方应严格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故尽管双方尚未订立书面合同，但招标文件中有关合同纠纷、事故处理办法（包括违约责任）的规定应对于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效力。．．．．．．本院认为，上诉人仅以其中标价低于工程概算造价和工程最高控制价（不含暂列金）为由，认为其中标价低于成本价的主张缺乏依据，依法不予认定，且中标价格低亦不能构成导致其无法履约的不可抗力原因。因此，上诉人应对其中标后拒绝履约的行为承担违约责任。由于招标文件已经对当第一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时，招标人可直接依排名顺序确定中标人，以及中标人非因不可抗力原因放弃中标导致招标人从其他中标候选人中重新确定中标人的情况下，招标人直接损失的计算方法进行了明确规定，即“直接损失=中标人的中标价与评标推荐排序次中标候选人投标报价差额”。故被上诉人以第一中标价格与第二中标价格之间的差价2776445.67元作为其直接经济损失的主张并无不当。综上，本院认为，上诉人同被上诉人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在未存在不可抗力的情况下，上诉人拒绝履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依约向被上诉人赔偿因第一中标价格与第二中标价格之间差价造成的损失2776445.67元。故除由被上诉人没收的投标保证金70万元外，上诉人还应向被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2076445.67元。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佛中法民二终字第124号
【裁判摘要】招标人拒绝订立合同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以信赖利益损失为限进行赔偿，不包括赔偿预期利益诉讼——缔约过失责任是一方因违反先合同义务而造成对方信赖利益损失而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在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情况下，应以信赖利益损失为限进行赔偿。信赖利益损失是指一方因信赖合同的成立和有效，但由于合同不成立和无效的结果所蒙受的不利益。（一）关于工程报价8%的设计费用损失应否予以支持。广铝公司提交的投标文件中只包含投标函和投标报价书，并未显示有涉案工程的设计方案和设计图纸，广铝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存在设计费的实际支出，故其要求宏啟公司赔偿工程报价8%的设计费用损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对工程报价5%的利润损失应否予以支持。对信赖利益的保护，旨在使无过错方因信赖合同的订立而支付的各种费用得到返还或赔偿，从而使当事人处于合同从未订立之前的良好状态。信赖利益损失不应包括因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所应获得而未实际获得的各种利益（如利润），利润损失属于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不属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范围。广铝公司主张工程报价5%的利润损失属于合同成立和生效后的预期利益损失，属于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不属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范围。由于本案中宏啟公司应承担的是缔约过失责任，故广铝公司关于赔偿工程报价5%的利润损失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宏啟公司应向广铝公司赔偿工程报价5%的利润损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三）对工程报价6%的管理费损失应否予以支持。首先，对管理费损失广铝公司在一审陈述为间接损失，在二审陈述为直接损失，其陈述前后矛盾。其次，广铝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确实存在上述支出或者损失，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后，结合广铝公司在二审中所作出的将管理费在每个工程项目中进行分摊的陈述，从工程报价6%的管理费与前述5%的利润均记载于综合单价分析表中可知，该管理费应属履行工程合同所支出的有关费用，如前述理由，该管理费损失不属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范围。因此，本院对广铝公司关于赔偿其管理费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 （四）宏啟公司应向广铝公司支付的赔偿数额。宏啟公司以在《投标须知表》第14项载明“投标人应承担编制、提交投标文件所涉及的一切费用，无论投标过程中的做法和结果如何，招标人在任何情况下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为
摘要2：（续）由，主张其可以对广铝公司的投标损失免责。首先，宏啟公司在《投标须知表》第20项载明“招标人在发出中标通知书前有权接受任何投标、宣布投标无效和拒绝任何投标……”，宏啟公司已经向广铝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其应受该通知书约束，依约与广铝公司签订工程合同。其次，广铝公司在投标活动中能够接受在未中标的情况下自行承担相关费用的原因在于，其信赖一旦中标则有关投标活动费用能够在日后签订和履行工程合同时得到补偿，即其为了获得订立和履行合同的机会甘愿承担在不中标的情况下无法收回投入费用的风险，而该投入在一旦中标后即可通过订立和履行合同以获得补偿，这符合投标人和招标人的风险和利益的平衡原则。本案中，招标人宏啟公司在发出《中标通知书》确定广铝公司中标之后违反允诺而拒绝签订合同，损害了广铝公司基于信赖一旦中标即可通过订立和履行合同以降低因投标而带来的商业风险和补偿所投入的成本损失等相关利益，宏啟公司应当为其缔约过失行为对广铝公司造成的损害作出赔偿。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的，或者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宏啟公司已经向广铝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后，又拒绝和广铝公司订立合同，其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据此，宏啟公司的免责主张于理不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广铝公司上诉主张宏啟公司应赔偿其投标损失有理，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1：【案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渝民申2214号
【裁判摘要】受害人医院治疗实际住院天数不合理应当根据鉴定意见关于合理住院天数计算相关损失——关于许某某住院天数认定的问题，许某某在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受伤后于2019年2月27日入院治疗，2019年5月7日出院，实际住院69天。一审中，阳光财保涪陵中心支公司申请对许某某的住院合理期限等进行鉴定，2019年12月10日，重庆市獒鉴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3.许××伤后的护理期为23日；4.许××合理住院期限为23日。”鉴定机构根据许某某病情、病历资料、治疗过程等因素从专业角度确定许某某基于事故的合理住院天数，该合理住院天数更能体现伤者因事故受伤造成的直接损失情况。此外，医院医嘱单记录，2019年3月21日之后医院已停止对许某某静脉滴注药物，治疗均为口服和外用药物，此种情况可无需住院治疗。故二审法院根据重庆市獒鉴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许某某合理住院期限为23日计算许某某的相应损失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黔民终1125号
【裁判摘要】评估机构对于实际损失的评估结论可以作为赔偿的依据，但不宜再评估结论的基础上再上调违约金——大众房开主张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应予调整，并就佳诚公司停业202天的损失申请评估，经一审法院委托评估，佳诚公司2014年10月31日至2015年5月22日的停业损失为7915850元，流动资金成本572853元，南关桥店员工人工成本1133182元及管理人员人工成本损失金额42631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守约方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是指现有财产的减损、灭失以及费用的支出，是一种现实的财产损失。间接损失即可得利益损失，是指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导致对方当事人本来可以获得的利益没有得到，即失去了原来可以预期取得的利益。本案中，评估意见中的停业损失和成本符合法律规定，且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所租买房屋用于超市经营，并未超出大众房开订立合同时能够预见的合理范围，评估意见应予采信。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佳诚公司的损失已经评估明确，应以评估结论作为大众房开违约赔偿的依据，结合佳诚公司已接收涉案房屋作经营超市之用，以及并无证据证明大众房开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况，本案不宜在评估结论的基础上再作上浮，即佳诚公司因大众房开迟延交房造成的损失为10048198元（7915850元+572853元+1133182元+426313元=10048198元）。一审判决上浮30%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沪民终57号
【裁判摘要】滥用诉权行为之构成要件应为：第一，存在滥用诉权的行为，如滥用起诉权、反诉权等不依法行使诉权的行为；第二，滥用诉权的行为造成了损害结果，侵害了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权和名誉权等，客观上浪费了司法资源；第三，滥用诉权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滥用诉权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损害后果的发生；第四，当事人主观上存在过错，即明知其行为的不合法、不合理而实施滥用诉权的行为，主观上为故意或者恶意。……对于上述反复起诉、撤诉、再起诉行为的动因，东信公司没有作出合法、合理的解释。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东信公司的上述系列行为构成滥用诉权。王某某作为东信公司滥用诉权行为期间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同时又是《框架协议》的经办人，其个人意志决定了东信公司的法人意志，操纵了诉讼行为的不当进行，符合意思联络性、行为协同性和结果同一性，与东信公司构成共同侵权，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东信公司滥用诉权导致损害结果的认定。．．．．．．故一审法院认定与本案有关的律师费支出分摊为248.33万元。另，海隆公司为本案诉讼实际支出律师费30万元，可一并作为损失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22条规定：当事人存在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1马某某诉某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不予赔偿决定依法属于行政赔偿诉讼受案范围。
2杨某某诉某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当事人对行政强制确认违法及行政赔偿同时提起诉讼，即使人民法院分别立案，仍属于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无需等待确认违法判决生效后再另行主张赔偿。
3李某某诉某县人民政府及县林业局林业行政赔偿案——由于第三人提供虚假材料，导致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违法，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违法行政行为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的作用大小，确定行政机关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
4范某某诉某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房屋及行政赔偿案——违法征收征用土地、房屋，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被征收人的行政赔偿，不得少于被征收人依法应当获得的安置补偿权益。
5易某某诉某区人民政府房屋强拆行政赔偿案——财产损害赔偿中，损害发生时该财产的市场价格不足以弥补受害人损失的，可以采用其他合理方式计算。
6李某某诉某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害，无法恢复原状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赔偿义务机关支付赔偿金和相应的利息损失。
7魏某某诉某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可以对行政机关作出赔偿的方式、项目、标准等予以明确，赔偿内容直接且确定的，应当作出具有赔偿金额等给付内容的判决。
8杜某某诉某县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原告的损失已经通过行政补偿途径获得充分救济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判决驳回其行政赔偿请求。
9周某某诉某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拆迁行政赔偿案——通过行政补偿程序依法应当获得的奖励、补贴等以及对财产造成的其他实际损失属于直接损失。
摘要2：
摘要1：【目录】连带责任；平均承担责任；第三人提供虚假材料责任承担；第三人行为侵权责任；不可抗力；精神损害抚慰金之“造成严重后果”和后果特别严重；赔偿标准；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直接损失；侵犯人身权利致人精神损害（第３５条）；侵犯财产权利（第３６条）；驳回原告行政赔偿请求情形（３２条）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浙民申字第2151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就丰联公司主张的因漏水导致的直接损失数额看，远小于丰联公司应于2013年8月27日支付的租金997230.2元。因此，丰联公司并没有拒付全部租金的合法抗辩事由，其不支付租金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华成国际发展大厦租赁合同》第7.2.5条第（1）项的约定，丰联公司不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逾期超过三十日的，华成公司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结合华成公司已提交邮寄凭证证明其于2013年10月16日向丰联公司邮寄了《解除合同通知》的事实，原审判决双方签订的《华成国际发展大厦租赁合同》已于2013年10月19日丰联公司拒收《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解除，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611号
【裁判摘要】汽开管委会不履行交房义务的行为应当被依法判决确认违法。同时，由于汽开管委会未建造符合约定类型最低条件的安置房，王×亦不接受不符合约定类型最低条件的安置房，判决继续履行合同没有实际意义，2011年9月27-28日王君与长春西开发区拆迁办签订的《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应当予以解除，汽开管委会应当对不履行交房义务违法行政行为给王君造成的损失，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房屋征收安置补偿交房义务的，被征收人的直接损失应当是安置房屋的市场价值以及迟延支付该价款期间的利息。．．．．．．应当指出的是，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案件明确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就应当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围绕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优先适用行政法律规范，进行审理和判决。一、二审按照合同案件、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对本案进行审理和判决，未明确被诉行政行为，未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判决不当，本院予以指正。
摘要2：【解读１】王×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解除与汽开管委会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并赔偿损失880015元，赔偿精神损害10万元。
【解读２】判决：一、解除王×与汽开管委会于2011年9月28日签订的《棚户区及危旧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二、汽开管委会补偿王×357693.9元，并赔偿王×从2013年3月28日起至支付补偿金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三、驳回王×第二项、第五项诉讼请求；四、驳回王×第三项起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217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案涉输电工程建设使得原本属于王家坝煤业公司的探矿权让位于输电工程所保障的公共利益。因此，对于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应当承担何种责任，应当着眼于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以实际投入成本为依据据实补偿。一审法院参照137号文的规定，确定由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按照“(1)矿业权人被压覆资源储量在当前市场条件下所应缴的价款(无偿取得的除外)；(2)所压覆的矿产资源分担的勘查投资、已建的开采设施投入和搬迁相应设施等直接损失”的标准补偿王家坝煤业公司的损失，妥当平衡了公共利益和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王家坝煤业公司的民事权益，应予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658号
【裁判摘要１】强制拆除违章建筑的法定程序——（１）建设工程所在的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的有关部门，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强制拆除违法建筑；（２）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应当事先予以公告，并在法定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届满后实施；（３）实施强制拆除前，应当发出催告履行通知书，要求被处罚人在合理的期限内自行拆除；（４）实施强制执行行为方式、方法应当合理、适当，不得实施野蛮强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条规定，行政强制的实施，应当适当。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三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限期履行义务。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根据上述规定，建设工程所在的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的有关部门，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应当事先予以公告，并在法定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届满后实施；实施强制拆除前，应当发出催告履行通知书，要求被处罚人在合理的期限内自行拆除；实施强制执行行为方式、方法应当合理、适当，不得实施野蛮强拆。
摘要2：【裁判摘要２】强制拆除违章建筑赔偿损失——（１）只有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行政机关才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２）赔偿的范围限于直接损失，不包括将来可得利益损失；（３）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对损失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由于被告违法野蛮强拆等原因，造成原告无法举证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当事人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受害人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但是，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根据上述规定，只有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行政机关才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赔偿的范围限于直接损失，不包括将来可得利益损失；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对损失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由于被告违法野蛮强拆等原因，造成原告无法举证的除外。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43号
【裁判摘要1】变更连带责任主体是否超出二审范围？——南通晟凯公司一审起诉第三至五项请求为，判令贵州锦江公司支付违约金；赔偿直接损失；萧峰建设集团等11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二审上诉请求为改判萧峰建设集团等11公司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直接损失，贵州锦江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从形式上看，上诉请求变更了债务性质及债务人的主从关系，超出一审诉讼请求。但是考虑到如下因素，本院认为南通晟凯公司的上诉请求属于二审审理的范围：第一，关于萧峰建设集团等11公司是否对贵州锦江公司签订股权转让的行为进行了授权与追认，各方当事人争议很大。一审庭审中，萧峰建设集团等11公司的表态有一定的模糊性，这在客观上影响了南通晟凯公司关于案涉债务性质及债务人顺序的判断。第二，一审庭审后，贵州锦江公司、萧峰建设集团等11公司补充提交了《贵州铜仁锦江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作为萧峰建设集团等11公司已进行授权的证据。南通晟凯公司根据该决议调整诉请并提交了书面申请，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包含上诉请求。虽然南通晟凯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是在贵州锦江公司、萧峰建设集团等11公司补充提交股东会决议近一年之后，但毕竟在一审判决作出之日的4个月之前。一审判决采信《贵州铜仁锦江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作出相应判决，却未准许南通晟凯公司变更诉讼请求，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第三，南通晟凯公司起诉、上诉主张贵州锦江公司、萧峰建设集团等11公司承担的是连带责任，变更诉讼请求未实质影响双方当事人的抗辩与责任的最终承担。
【裁判摘要2】投资人主张对方赔偿其因投资而对外借款所产生的利息损失不予支持——至于南通晟凯公司上诉请求萧峰建设集团等11公司按照（2016）苏0682民初10562号民事判决赔偿南通晟凯公司因融资支付股权转让款产生的损失，本院认为，直接损失通常指资金占用利息，本案南通晟凯公司诉请的是因投资对外借款而产生的利息损失，不属于直接损失范围。一审判决认定该损失属于南通晟凯公司商事自担风险行为所致是恰当的，南通晟凯公司此项上诉请求亦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3】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都同意解除合同，一审法院以双方协议一致作为合同解除原因并无不当，且合同解除原因也未影响一审法院关于违约责任的判断与承担，南通晟凯公司的此项异议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消防机构做出的火灾损失统计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为确定火灾事故的级别做出的统计；（２）消防机构做出的火灾统计能否作为民事证据使用要看该统计有没有原始证据支撑。
摘要2：【注解１】《火灾损失统计方法》（ＸＦ１８５－２０１４）（２０１４年５月１日执行）４.１条规定统计范围：火灾损失统计包括火灾直接经济损失和人身伤亡。４.２条规定火灾直接经济损失分类：火灾直接经济损失包括火灾直接财产损失、火灾现场处置费用、人身伤亡所支出的费用。
【注解２】（１）统计火灾损失是消防机构的法定职责，损失只包括直接损失而不包括间接损失；（２）火灾损失统计可以作为损失鉴定的重要资料，也可以和其他证据共同作为确定损失的证据。
【注解３】根据《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第２８条规定，火灾直接财产损失鉴定意见是火灾直接损失统计的基础。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违法的房屋抵押登记行为行政赔偿数额计算问题的电话答复》（［２００２］行他字第２号，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６日）：因违法的房屋抵押登记行为造成的损害，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八条第（七）项［备注：对应２０１２年修正的《国家赔偿法》第３６条第８项］规定的：“对财产造成的其他损害”，应当按照直接损失计算赔偿数额。请你院在处理特定案件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酌情确定行政赔偿数额。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被告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合法，但未依法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补偿。根据前述规定，“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或者“给予补偿”判决均是法律责任条款，适用前述责任条款的前提是要对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行政协议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判断。该条第一款的适用条件是被诉行政协议行为违法情形下的责任判决方式；第二款是被诉行政协议行为合法情形下的责任判决方式。责任判决方式不能单独适用。本案中，2018年5月25日潍坊高新区管委会出具《告知函》，明确因为国家法律政策调整，不再履行49号土地出让协议义务，协商补偿事宜。对于不履行协议义务行为的合法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断，在此基础上才能考虑对原告的赔偿或补偿问题。
【裁判摘要２】除非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另有规定，行政机关不能既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又承担协议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十六条第十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行政行为造成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财产损害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直接损失”就是实际损失，包括已经发生的财产损失和必将发生的可得利益损失。未按约定履行协议义务行为违法，造成行政协议相对人合法财产利益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行政机关赔偿直接损失。本案中，潍坊高新区管委会未按照49号土地出让协议约定履行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义务行为违法，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应当返还刘××、刘×交付的土地出让金；同时，土地增值利益属于土地权利人的必得利益，由于潍坊高新区管委会补办征地手续过于延迟，未按约定履行土地出让协议约定的办证义务，并最终因土地出让法律程序改变导致土地受让人不能取得协议约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一、二审判决按照涉案土地2008年出让给他人的市场拍卖价款减去49号土地出让协议约定土地价款的差价作为直接损失予以赔偿，符合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一、二审判决认为，已支付土地出让金的利息损失包含在土地增值价值之中，二者不能重复计算，进而驳回刘××、刘×关于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续）至于违约损失，行政协议案件的赔偿责任实质是行政协议行为侵权的国家赔偿责任与行政协议违约责任的法律竞合。民事诉讼中，发生民事侵权与违约赔偿法律责任竞合的情况下，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一提起民事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行政诉讼只能是行政行为侵权的国家赔偿责任，除非法律、法规或规章另有规定，行政机关一般不承担违约责任，更不能判决行政机关既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又承担协议违约责任。
【裁判摘要３】行政协议案件属于行政案件，在法律适用上当然要优先适用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实体法律规范，而不是既可以适用行政法律规范，又可以适用行政法律规范。民事法律规范仅仅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的补充规则。即，行政法律规范没有规定的，在不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补充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案件时，往往会涉及协议本身的合法有效性问题。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或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的主要理由，就是认为协议无效。在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或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提起诉讼的案件中，行政协议仅仅是案件的主要证据和依据，并非被诉行政行为。这与征收案件中，当事人对征收补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理由是征收决定违法或无效，情形时一样的。在此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对作为本案证据的前置行政行为是否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进行审查。不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的，一般不宜否定其证据效力。行政协议作为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职责的一种方式，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标准判断其是否属于无效。进而判断协议约定内容是否可以作为判断被诉行政行为以行为是否合法的证据和依据。
摘要1：【裁判摘要】对于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而言，无论是被征收人通过征收补偿获得补偿还是因被征收房屋被违法强制拆除而取得行政赔偿，就其被征收房屋所能得到的补偿权益或者赔偿权益均是以该房屋的价值为限，均是填平补齐其受损的财产权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房屋被强制拆除后，在就案涉房屋已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情况下，王××能否再行要求赔偿案涉房屋因被强制拆除导致的损失。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生效裁判文书已确认道外区政府作出的《限期拆除公告》行为及道外区执法局强制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违法。据此，如果王××因被诉行为违法而遭受损失，则相关行政机关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根据国家赔偿法相关规定精神，行政赔偿的赔偿范围为直接损失。行政赔偿领域中的直接损失是因遭受违法行政行为侵害而使现有财产的必然减少或消灭。案涉房屋系国有土地上房屋，道外区征收办与东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１）已经以案涉房屋作为标的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王××、王××１亦已实际领取了补偿款，其所受到的损害已得到救济。在王××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领取补偿款后仍存有损害的情况下，其再行请求赔偿于法无据。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