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仪等与朱建新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三中民(商)终字第03447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协议虽非本人签字，但本人知道他人代本人签字并办理工商登记事宜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应确认其效力。
摘要2：
【笔记】招标投标中未中标人能否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宣告中标合同无效？
摘要1：【要旨】招标投标产生的纠纷，除“招标投标买卖合同纠纷”、“串通投标不正当竞争纠纷”两种案由外，其他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未中标人直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人民法院宣告中标合同无效的，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
摘要2：【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１条第１款第３项规定：“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认定无效。（１）该规定系针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当事人之间就施工合同主张无效之情形，针对的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认定；（２）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相对人无权基于中标无效请求确认施工合同无效。
金秀国税局与金秀炉料经营部追收税款纠纷案
摘要1：《税收征收纠纷的民事诉讼解决机制及其限度 ——以税务机关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为视角》
【来源：《商事审判指导》2010年第1辑)(总第21辑)】
【提示】税务机关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税务纠纷限于行使代位权和撤销权的情形。
【裁判要旨】税务征收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税务机关对此债权债务关系通过民事诉讼加以解决的，仅应以《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0条规定的情形为限，而不宜成为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的主体。
摘要2：无
【笔记】税务机关对于纳税人欠缴税款能否行使债权人代位权和撤销权或者请求确认合同无效？
摘要1：【要旨】税务机关对于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行使债权人代位权和撤销权，但税务机关不宜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请求确认纳税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无效。
摘要2：无
西安××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宣判
摘要1：【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双方之间形成了商品房预售合同法律关系。
闻天公司在自身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情形下，非但不积极履行应尽的合同义务，面对房地产市场出现价格大幅上涨，反而主张合同无效的做法，违背诚实信用原则。闻天公司签约时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虽然违反了有关“商品房预售应当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规定，但是并不必然导致其签订购房合同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闻天公司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对房屋预售所需符合的条件应当是清楚的，对自身不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即预售商品房行为的违法性应当是明知的。现闻天公司以自身原因造成的违法事实为由提起本案诉讼，真正目的在于获取超出合同预期的更大利益，其行为显然与社会价值导向和公众认知相悖。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司法公正，人民法院对此种行为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2：
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吉08民终629号
摘要1：【案号】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吉08民终629号
【裁判摘要1】农村承包土地互换是指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作或其他需要，对承包地块进行交换，同时交换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民事法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该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第四十条规定：“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同一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李河与刘会于1997年基于耕种方便对各自家庭承包的土地地块进行互换，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农村土地承包法》相关的规定不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口头互换土地合同的效力。互换土地口头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亦不损害他人的权益，且双方已实际换地耕种达20多年，故应依法确认双方达成的口头互换土地合同有效。
【裁判摘要2】换地未办理变更登记，不影响换地协议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承包方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方仅以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未报其备案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从此法条可以看出，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要求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登记手续，但这一规定并非强行性的，没有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并不影响互换合同的效力，只是不能对抗已经办理登记的第三人。另外，《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互换、转让方式流转，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可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采取的是自愿登记原则，不登记只是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双方互换合同合法有效，并且已经履行，双方虽未办理登记手续，在互换合同生效时在当事人之间仍然发生物权变更的效力，只是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人而已。
摘要2：
《崂山国土局与南太置业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
摘要1：【提示1】国家相关政策可能导致有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变更或者解除，影响到相关合同能否实际履行以及是否解除，不影响和限制合同的效力。
【裁判摘要1：国家政策不导致合同无效但或导致无法继续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条的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除必须遵守法律外，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还应当遵守国家政策。国务院下发的有关规范整顿土地出让市场秩序的通知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颁发的贯彻配套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属于国家政策。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在2002年7月1日前未经市、县政府前置审批或者签订书面项目开发协议而在此后协议出让经营性用地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改为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完善招标拍卖挂牌手续的，属于对有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变更或解除，影响到相关合同能否实际履行以及是否解除问题，不影响和限制合同的效力。
【裁判意见1】
①国务院下发的有关通知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颁发的贯彻配套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属于国家政策。
②不允许以地方性政策作为影响合同履行的借口。
③国家政策不允许情形，虽不会导致所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但却影响该合同在客观上无法继续履行。当出现当事人的该项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时，应当依法明确驳回当事人在个案中提出的具体诉讼请求。
【提示2】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在办理有关手续过程中简化或者遗漏程序，但经事后追认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有效。
【裁判摘要2】土地行政管理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前，由于简化程序或遗漏程序，没有办理建设用地批准书的，不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其事后按照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提供了用地，并将供地情况上报主管机关备案的行为，可以表明双方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已经履行了相关手续，该合同效力得到了补正，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提示3】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不能作为人民政府审查确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的依据。
【裁判摘要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4条的规定，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作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作为依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
摘要2：【续】同》中约定的土地用途与规划和评估报告中的土地用途不同，如果可能导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低于订立合同时当地政府按照国家规定确定的最低价的，属于影响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价格条款效力的因素，但不导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
【提示4】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未经审批效力待定，事后完成审批则合同效力得到补正，该合同有效。
【提示5】当事人的个人犯罪行为不能作为损害国家利益的直接证据。
【裁判摘要5】根据崂山区国土局提供的已经生效的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1月13日作出的(2004)泰刑二初字第2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路国强在2001年8月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预约协议》后，送给于志军价值3万元的购物卡。于志军于2003年1月以购车为由，向路国强索要33万元。于志军利用时任崂山区国土局局长职务的便利条件受贿和索贿，是其个人犯罪行为，已由有关法院对其追究了相应的刑事责任。崂山区国土局与南太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预约协议》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具体落实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政府有关招商引资项目，于志军在签订有关协议时虽然担任崂山区国土局局长，但不具有决定有关协议和合同是否签订的权力和责任。作为时任崂山区国土局局长的于志军，在签订有关协议后向对方索要 33万元购车款的事实，不能证明崂山区国土局与南太公司签订有关国有土地使用权预约协议和出让合同时，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没有证据证明崂山区国土局与南太公司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过程中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故崂山区国土局以此为由主张认定有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证据不足，不予采信。
【裁判规则】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必须通过独立的形成之诉予以保护，在无当事人主张的情况下法院不能依职权径行裁判。
【裁判意见】胜诉方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告负担）——由于双方纠纷成讼以及原告关于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的根本原因，是被告的行为造成的，被告应当为诉讼成本付出代价，即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要旨】以政府审批行为作为合同生效条件视为未附条件——根据《合同法》规定精神，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将法定的审判权作为合同生效条件的，视为未附条件。将法律未规定为政府机关职责范围的审判权作为包括合同在内的民事法律行为生效条件的，同样视为未附条件，所附“条件”不产生限制合同效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黔民终415号
摘要1：【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黔民终415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的规定，该规定中“一年”的期间属于除斥期间，是不变期间，不发生期间的中断、中止或延长问题，权利人在该期间内不行使其权利，其权利即被除斥。一审判决依据该规定驳回原告关于请求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诉请并无不当。另外，虽然确认合同无效属于形成权的范畴，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但是转让股东与股东以外的他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通过合同建立的是一种债权关系，债权有相对性，对合同之外的人没有约束，故该股权转让合同的存在及效力如何，不影响公司其他股东依据《公司法》享有的法定优先权。且根据上述分析，原告要求确认优先购买权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已经无法实现，原告与该股权转让协议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一审法院对原告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谷尔丹诉张岚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高民(商)申字第3467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共同共有人以其共有财产设定抵押，未经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抵押无效。《借款抵押合同》中张某某提供抵押的房产系其与郝某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应属于张某某与郝某某的共同财产，因张某某签订《借款抵押合同》未经过郝某某同意，故一、二审判决判定《借款抵押合同》无效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4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47号
【裁判要旨】双方在招投标前进行谈判并达成合作意向，签订框架协议书，应根据该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影响了中标结果认定施工合同的效力。
【裁判摘要1】本案中，双方在招投标前进行了谈判并达成合作意向，签订了《建筑施工合作框架协议书》。该协议书中没有约定投标方案等内容，未载明开工时间，合同条款中还存在大量不确定的约定,如关于施工内容，双方约定“具体规划指标与建设内容以政府相关部门最终的批复文件为准”，关于合同概算，双方约定“项目建筑施工总概算约人民币叁亿元，具体概算数值待规划文件，设计方案确定后双方另行约定”。《建筑施工合作框架协议书》签订后，双方按照《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履行了招投标相关手续，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工程在招投标过程中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可能影响合同效力的情形。华诚房地产公司虽称其自身违反《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致使中标无效，但该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影响了中标结果，华诚房地产公司未予以证明。本案亦不存在因招投标活动不符合法律规定，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致使相关人员被追责的情形。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真实有效，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裁判摘要2】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重要目的在于防止因为无效合同的履行给国家、社会以及第三人利益带来损失，维护社会的法治秩序和公共道德。而本案中，华诚房地产公司作为违法行为人恶意主动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如支持其诉求，意味着体现双方真实意愿的合同约定不仅对其没有约束力，甚至可能使其获得不正当的利益，这将违背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宗旨，也将纵容违法行为人从事违法行为，使合同无效制度沦为违法行为人追求不正当甚至非法利益的手段。综上。华诚房地产公司在二审中主张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该主张有违诚信原则，故，华诚房地产公司关于其与铁建大桥工程局于招投标前就合同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行为违反了《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导致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74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743号
【裁判要旨】招标人未实际施工而将工程转由其他公司施工，依法应认定中标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的，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的，违反本法规定将中标项目的部分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的，或者分包人再次分包的，转让、分包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案涉工程经招投标程序，于2009年10月17日由发包人宁德高速公司与中标人中铁四局四公司签订《A10合同段合同协议书》。......中标人中铁四局四公司未实际进行施工，而是将工程转由中铁四局七公司施工，中铁四局七公司又将70%以上的工程分包给十五冶金公司第四工程公司施工，依据前述法律规定，案涉2009年10月17日《A10合同段合同协议书》和2009年12月15日《A10合同段施工合同协议书》均应认定为无效。
【解读】本案《A10合同段合同协议书》无效的原因应该是挂靠中标无效。
摘要2：【摘要】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财产案件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段累计交纳；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本案中,十五冶金公司诉讼请求为确认《A10合同段施工合同协议书》无效、中铁四局七公司和中铁四局四公司共同给付工程款77866019.80元及利息4380619.98元等。十五冶金公司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目的是为了主张剩余工程款，原审按照十五冶金公司诉状中所述其完成工程总价款的金额310527470元计算案件受理费不当,本案按照十五冶金公司请求的工程余款及利息计算案件受理费较为合理。因此，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应为453033.20元，十五冶金公司多预交的部分，应予以退还。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黔高民一终字第130号
摘要1：【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黔高民一终字第130号
【裁判要旨1】清算协议具有独立性，不受原合同无效或终止影响——合同终止或无效后，当事人重新达成合意，对由此产生的债权债务予以清结的，构成新的合同，该合同具有清算协议的性质，其效力具有独立性，不受原合同终止或无效的影响。清算协议被法律评价为合法有效的，则依其内容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约束力。
【裁判要旨2】为逃避责任主动确认合同无效的，构成恶意抗辩——合同因违反效力性规定而无效，当事人明知无效原因仍订立，后为逃避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主动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构成恶意抗辩，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不宜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7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70号
【裁判摘要】案涉《房屋买卖协议》中的房屋建立于不锈钢厂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之上，因此其处分房屋时必然涉及划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国务院《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亦明确规定，未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划拨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的规定，上述条例属于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房屋所涉及的土地为划拨取得，土地使用权人不锈钢厂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不具有对土地使用权进行处分的权利，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另外，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的相关规定，本案在起诉前也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案涉《房屋买卖协议》亦应认定为无效。
摘要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京民申2879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京民申2879号
【裁判要旨】农村房屋经多手转让，最终买受人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前手出卖人不能再主张买卖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本案中，经过了王某某与卢某某的买卖以及卢某某、李某某之间的抵账行为，127号房屋及宅基地归李某某所有，李某某系房屋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即127号房屋最终属于安家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一、二审法院驳回了王某某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及要求卢某某腾退房屋的主张正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24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241号
【裁判摘要】华海公司主张两份委托贷款协议属于无效合同，合同无效产生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从法院确认合同无效时起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本案华海公司反诉主张的不当得利系弘瑞丰公司因转让3.5亿元债权所获得的高额利息，该利息实因双方前三笔借款所产生，如存在不当得利，应是基于违反法定利息标准而产生，与两份委托贷款协议无关，故委托贷款协议的效力问题并不影响上述认定，亦不能改变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华海公司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并且，华海公司所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无效合同所涉诉讼时效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没有法律效力，其后也未颁布正式稿对该问题作出规定，其该项主张亦缺乏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认定华海公司于2015年7月提出反诉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华海公司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9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99号
【裁判要旨】出让股权未在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未办理评估备案，但在没有充足证据证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关否定的情况下，不宜直接认定出让行为无效。
【裁判摘要】安联公司与安恒达公司签订《交易框架安排协议》约定安联公司将涉诉世纪中珠公司49%股权转让给安恒达公司，因该49%股权系国有资产，所以协议各方应当依照国有资产转让的法律法规完善相关程序和手续。安联公司提供的其控股股东及上级主管企业安徽交控集团2011年8月12日《会议纪要》，虽然安恒达公司不认可其真实性，但因安恒达公司未提供证据予以推翻，故对上述《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应予采纳。该《会议纪要》表明上级主管企业安徽交控集团对安联公司出让涉诉股权并无异议，安徽省国资委2014年6月16日作出的《监督检查意见书》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涉诉49%股权转让未脱离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关的监管，所以，即使安联公司出让上述股权未在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未办理股权资产评估备案，但在没有充足证据证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关否定股权转让的情形下，不宜直接认定安联公司出让涉诉股权的行为无效。
摘要2：【解读】《巴菲特投资有限公司诉上海自来水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7）沪二中民三（商）初字第81号）是以国有股权转让未在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为由判决确认合同无效；本案增加限制适用条件即如果该交易行为得到国有监督管理机构审核同意则不宜认定合同无效。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07民终1037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07民终1037号
【裁判摘要】关于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法律及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依据。《关于调整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有关政策的通知》为国务院部门规范性文件，不属于法律及行政法规，该通知中关于外国人购房的有关规定属管理性规定。武夷山隆达公司提出林光旭系澳大利亚公民，其购房违反国家部委的相关政策，应认定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系买卖双方转让讼争房产的合同，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有效。一审判决驳回武夷山隆达公司的反诉请求正确，应予维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8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87号
【裁判要旨】双方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以自用为目的，就划拨土地签订合作建房合同，并没有擅自变更划拨土地用途，没有将划拨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项目以售房等开发行为获益，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作建房合同合法有效。
摘要2：【基本案情】（１）１９９３年，中南汽修公司与宝丰支行签订《合作建房合同》，双方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合同约定由中南汽修公司出地（工业用途划拨土地），宝丰支行出资金，合作建１２层综合办公楼，建成后双方按５:５分配为各自办公使用，中南汽修公司负责为宝丰支行办理产权转让手续；（２）办公楼建成后双方按照约定比例进行分配，宝丰支行占有使用至今，中南汽修未为宝丰支行办理产权转让手续；（３）宝丰支行起诉中南汽修公司和另一公司为其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中南汽修公司反诉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宝丰支行立即腾房；（４）一审判决认定合同有效，中南汽修为宝丰支行办理转让过户登记手续；二审发回重审；重审一审判决合同无效；重审二审维持合同无效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定合同有效，驳回宝丰支行要求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
【摘要】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继续履行“为乙方（中行宝丰支行）办理相关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的合同义务，如需变更用地性质为出让，尚需履行规划审批及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土地管理部门签订出让合同等法定程序；如不改变用地性质，变更部分划拨用地的使用权人，也需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故中行宝丰支行主张确认其分得房地产的所有权的请求，目前尚不具备办证的法定条件，中行宝丰支行的该项请求应予驳回。但中行宝丰支行对讼争房屋的占有使用具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属合法占有，二审判决其从湖北省武汉市汉江区青年路308号房屋中腾退，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解读】（１）划拨土地使用权人以自用为目的用划拨土地合作建房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作建房协议不因此而无效；（２）投入资金一方不能依照合同直接取得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仍需按照划拨土地上房屋转让的相关规定向政府部门报批办理相关手续。
福建省沙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沙民初字第716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沙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沙民初字第716号
【裁判摘要】原被告签订的《关于顺发电站土地征用补偿协议》名为“征用”，实为“租用”。根据协议内容可以看出，被告使用原告的土地并未符合征用的特征，不是一次性对原告进行补偿，而是约定于2002年开始，每年支付土地征用费人民币1000元，每十年一次性支付，满五十年后，再作相应的调整，直至该电站废弃为止。且协议第五条约定：“甲方必须协同乙方对电站建设所需用地和地面作物做好征用的协调确认工作，不得将确认补偿范围内的电站建设用地作为村属土地、林木、毛竹林承包、转让、租赁、抵押给任何第三方（堆石碴面积除外）。”为此，该协议不是征用土地的协议，不存在签订合同主体不适格的问题。2.被告新建郑湖顺发水电站未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是属于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理由：（1）被告使用原告林地建设郑湖顺发水电站未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违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关于土地使用审批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第四十四条规定，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上述法律条文中规定了用地审批，但无规定未经用地审批必然导致合同无效。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规定,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不依照本法规定办理土地变更登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办理。通过该责任条款来看，没有办理用地审批的应给予行政处罚和限期改正，并没有规定合同无效。土地使用中的审批是国家加强土地管理的一项制度，是节约用地和保护耕地的一项措施，依法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尽管没有办理审批，也并不能认定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律法规中关于用地审批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而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范;（2）被告使用原告林地建设郑湖顺发水电站未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协议继续履行并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重大利益；（3）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未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被沙县国土资
摘要2：（续）源局作出行政处罚，此后又作出了“关于没收福建省沙县长虹电能投资有限公司郑湖顺发水电站厂房、宿舍楼各一座处置的决定”，同意将没收的被告的郑湖顺发水电站厂房、宿舍楼各一座又作价11160元卖给被告使用，被告也依约缴纳了相应的价款，且要求被告到有关部门依法办理用地手续，由此更确定对违反未办理建设用地审批的未规定为无效。被告违反未办理用地审批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而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范。3.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合同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7日在《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要求人民法院应当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为此，原告以合同签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六十三条规定为由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因该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违反该规范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
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订立的《关于顺发电站土地征用补偿协议》，名为土地征用实为土地出租，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成立，且双方已履行十余年之久，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并未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的利益，被告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其违反的是管理性强制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要求人民法院应当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本案的合同实为土地租赁合同，未强制性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才生效，因此，该合同有效,原告主张确认合同无效的依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48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487号
【裁判摘要】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情形的，合同无效。所谓恶意串通，通常是指当事人为了谋取私利，相互勾结，采取不正当方式，共同实施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第三人请求确认当事人订立的合同无效，应由提出请求的第三人就恶意串通和利益受损这两方面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由于恶意串通反映出当事人的一种主观心态，而第三人以此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对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影响较大，故法律上科以第三人较一般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更高的举证证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就本案而言，重庆拓洋请求确认《质押合同》因当事人恶意串通而无效，本院认为其已完成了相应的举证证明义务，可以确信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和第三人损害事实的存在。首先，本案证据足以让人相信，《质押合同》系李某和五岳公司之间恶意串通而订立。．．．．．．综上五个方面的分析，本院确信李某和五岳公司之间恶意串通的事实存在，并能排除其他合理怀疑。二者串通的目的是将五岳公司仅剩的无权利约束的深华新公司3963万股股票质押给利益关联人李某，防止五岳公司的有效财产被包括重庆拓洋在内的债权人强制执行。．．．．．．由此可见，李某和五岳公司订立的《质押合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重庆拓洋利益的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质押合同》应当认定无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2020修正）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2011年11月2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32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摘要】
开荒后用于农耕而未交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国有土地，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规定的农村土地。此类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加以规范。
对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当事人仅以转让方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当事人根据合同约定主张对方当事人履行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义务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
摘要2：
人民法院老年人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老年人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目 录】一、唐某三人诉俞某某返还原物纠纷案（关键词：居住权保护、老有所居）；二、王某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某支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关键词：老年人理财、金融机构提示说明义务）；三、高某诉刘某、龙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关键词：以房养老、打击“套路贷”）；四、陈某某赡养费纠纷案（关键词：“常回家看看”、精神赡养）；五、刘某芽赡养纠纷案（关键词：子女赡养义务、检察院支持起诉）；六、郗某某、周某四人与凌海市某老人之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某分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机构的合理注意义务）；七、贾某诉李某某继承纠纷案（关键词：分配遗产中照顾老年人利益、优良家风家教、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八、于某某诉北京某旅行社及其分公司旅游合同纠纷案（关键词：老年人旅游、团体性维权）；九、周某诉龚某侵权责任纠纷案（关键词：“强行啃老”、保护老年人合法财产权益）；十、柳州市社会福利院申请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监护人案（关键词：社会福利机构、老年人监护）
摘要2：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湘民初66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湘民初66号
【裁判摘要】五天实业公司认为，案涉担保不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的规定要求。本院认为，该《通知》在制定依据中明确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就上市公司对外担保有关问题通知如下"，而上述法律中并无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对外担保需由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的规定。该《通知》第一条第七项规定，“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比照上述规定执行。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应在其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做出决议后及时通知上市公司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从该项规定看，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由子公司的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仅要求其及时通知上市公司披露信息，该信息披露是子公司及上市公司的义务，并不是债权人的义务。退一步说，即使认为该文件有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需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的限制规定，该限制不是对债权人的限制，也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限制，不能套用“法律一经公布，即视为社会公众知道或应当知道"的规则，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的规定，不能以违反部门规范性文件认定合同无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38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3832号
【裁判要旨】对行政机关在签订行政协议后又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由提出协议无效的主张法院应当更加严格进行审查。
【裁判要点】
（１）行政协议对行政职权、签约资格和签约程序的特殊要求：无论是行政协议还是民事合同，缔约双方的主体资格都是关涉合约法律效力的基础性条件。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中的权利主体可以通过事前委托或者事后追认程序赋予无权处分人签订的合同效力，签订行政协议中行政主体一般须具有法律、法规、规章等赋予的行政职权。与民事合同中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认定相比，无行政职权、无签约主体资格的行政主体签订的行政协议的效力认定，在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等有关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的效力转换条件应更为严格。无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行政主体签订的行政协议，将可能因合同归于无效而无法得到履行。
为了保护公平竞争权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法律文件规定必须采取招拍挂程序签订行政协议的，不能以契约自由为借口，通过协议程序，取代法律规定的竞争性招拍挂程序。
（２）行政协议无效后的无效后的损失确定与责任承担：一般认为，合同无效情形下产生的赔偿责任系缔约过失责任，合同有效情况下的赔偿责任系违约责任；合同无效的赔偿责任范围主要是信赖利益损失，违约责任范围则包括履行利益损失。信赖利益损失主要指过错方赔偿对方因合同无效（不成立或被撤销）而遭受的损失，即过错方赔偿对方因信赖合同有效成立而实际遭受的损失，包括缔约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损失、为履行合同而增加的场地设施设备价值减损损失、为履行合同而发生的其他费用损失等。赔偿信赖利益损失的目的，在于使无过错方利益能够恢复至合同签订之前的状态：即如果不是为了签订和履行合同，无过错方本不会发生上述费用；而如果合同有效，无过错方发生的上述费用将从合同履行的利益中得以补偿。但是，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依法不应包括若合同有效而可能获得的预期履行利益损失；只有在合同有效且违约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守约方才可以主张履行利益，以及主张合同履行后可以期待获得的利益，且履行利益不得超过违约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３）行政协议无效后行政机关采取补救措施的附随义务:实践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引发的纠纷，有通过民事诉讼程
摘要2：（续）序解决，也有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解决。选择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解决的，人民法院在适用《合同法》等民事法律规范认定合同效力、确定损失范围、分配违约责任的同时，还应依据行政实体法律规范和《行政诉讼法》对行政机关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定职权、是否滥用职权、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遵守法定程序、是否明显不当、是否履行相应法定职责等进行合法性审查。由于行政协议的一方主体恒定为行政机关，且行政协议均系为实现公共利益而签订，行政协议应当比民事合同更加强调合同效力的稳定性，以尽快实现行政管理目的和公共服务目标；否定已经依法成立并生效的行政协议的效力应当更加审慎。人民法院在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条款，特别是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确认合同无效时，应当采用比普通民事合同更加严格的标准；认定合同是否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应当权衡所保护的法益类型、违法性程度以及交易安全等因素综合考量。与行政协议相对人相比，行政机关更加熟悉并知晓所签订行政协议领域的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定，居于签订行政协议的优势地位，对签约主体、协议条款的合法性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因此，对行政机关在签订行政协议后又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由提出协议无效的主张，人民法院应当更加严格地进行审查；坚持将行政机关诚实守信作为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行政协议，不支持因市场环境变化、政府换届、领导人员更替等原因动辄以行政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由违约、毁约。行政协议确因缔约主体、缔约程序和缔约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行政机关需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承担法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在尊重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前提下，注重发挥行政权统一性和行政机关间的协同性，要求行政机关主动协调相关行政职能部门，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承担相应的附随义务，以促进行政协议目的实现。为了使行政协议所确定的行政管理目的和公共服务目标尽快实现，条件成熟的，人民法院可参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责令行政机关采取补救措施，通过完善手续和程序，变更协议主体或者重新依法定程序签订新的行政协议等方式，以保障行政协议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安全。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焦民二终字第00010号
摘要1：【案号】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焦民二终字第00010号
【裁判摘要】投标人不具备投标人资格条件，在投标文件中使用伪造、变造的有关生产许可证和产品鉴定证书等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中标无效，中标合同工亦无效——本案系中晶公司与众恒公司之间的招标投标买卖合同关系，中晶公司为买受人（招标人），众恒公司为出卖人（中标人）。众恒公司不具备中晶公司《招标文件》中对投标人资格条件的规定，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其《投标文件》中使用伪造、变造的有关生产许可证和产品鉴定证书等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该中标应为无效。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是基于中标而签订的，众恒公司违反我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规定，弄虚作假，骗取中标，故该《采购合同》无效。中晶公司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判令众恒公司返还设备款298万元，理由正当，应予支持。中晶公司变更诉讼请求并对其他经济损失依法保留追偿的权利，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4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48号
【裁判摘要】双方当事人按照《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履行了招投标相关手续，即使存在招投标之前就已经进场施工的情况，但并无证据证明涉案工程中的系列违法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不能判定中标无效——如果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没有招标即直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或者虽然进行了招标但中标无效后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应认定合同无效。涉案工程已经进行了招标，合同是否无效需依据中标是否无效进行认定。虽然招投标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该规定也系强制性规定，但招投标法第五十五条“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违反本法规定，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给予警告，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的规定表明：招标人违反本法规定，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只是对有关人员给予警告等处分，而非一概认定中标无效；只有在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行为影响中标结果时，才能认定中标无效。也只有在中标无效的前提下，才能认定由此签订的合同无效。在本案中，虽然双方在招投标前进行了谈判并达成合作意向，签订了框架协议，但该协议中没有约定投标方案等内容，未载明开工时间，约定的“项目建筑施工总概算约人民币3亿元"也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418332352.72元有明显不同。框架协议签订后，双方按照招投标法的规定，履行了招投标相关手续，即使存在铁建工程公司在招投标之前就已经进场施工的情况，华诚房地产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铁建工程公司在涉案工程中的系列违法违规行为影响了中标结果。因此，原判决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并在此基础上维持一审判决，并非仅依据一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合同无效意见的事实，而是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符合法律规定中标无效的情形以及合同的履行和违约事实认定的，不存在缺乏证据证明和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47号
【解读】双方当事人在招投标之前虽然进行了谈判并达成合作意向，签订协议书，但该协议书中没有约定投标方案等内容，未载明开工时间，合同条款中还存在大量确定的约定，不能证明可能影响中标结果，也不影响合同效力。招标人作为违法行为人恶意主动请求确认合同无效，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一：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西省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广州大优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保理合同纠纷案——次债务人不得以债权瑕疵为由对抗善意保理商【案号】（2017）最高法民再164号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二：顾某、汪某某、江苏瑞豪置业有限公司与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政府、盐城市大丰区国土资源局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合同解除权的默示放弃应设定严格的认定标准【案号】（2016）最高法民终822号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三：林某交通肇事案——行为人在驾照被暂扣期间驾驶车辆应认定为无证驾驶【案号】（2017）最高法刑申54号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四：内蒙古生力资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蒙古伊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审判实践中应区别不同情况处理民刑交叉关系【案号】（2017）最高法民终17号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五：陈某某与陈某、胡某某、淮安市浩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张某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方式应参照诉讼时效的规定【案号】（2017）最高法民再178号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六：袁某某与江苏省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以法定形式向专门机构提出【案号】（2017）最高法行申17号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七：上海磬天实业有限公司与无锡市广益汽配城发展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当事人诉请实质上否定已生效判决认定的构成重复起诉【案号】（2017）最高法民申210号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八：被告王某某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案——行政机关职权改变的由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担任【案号】（2017）最高法行申137号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九：邵阳市宇圣石业有限公司与福建南电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民事裁定不属于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范围【案号】（2017）最高法民申1090号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十：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与连云港市远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结算协议应当作为建设工程价款的认定依据【案号】（2017）最高法民终20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63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635号
【裁判摘要】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请求确认合同有效不予受理——当事人在确认之诉中提出的确认请求必须具有权利保护的利益，否则不具有诉的利益，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对合同关系提出的积极确认之诉的权利保护利益是当事人基于合同享有的合同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二）……"。本案中，李某与前海公司于2013年12月7日签订案涉协议，约定李明将其持有的帕米尔公司15%的股权以36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前海公司，至2015年4月1日，李某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转移登记至前海公司名下，前海公司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价款和费用。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合同义务业已履行完毕，李明基于合同享有的合同权益已经实现。因此，李某提起本案确认之诉，不具备通过法院判决对案涉协议效力和履行状态进行确认的必要性，缺乏权利保护的利益。一、二审法院先后裁定驳回李某的起诉和上诉，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二审判决认为：（１）李某起诉的意图是要求法院确认其与前海公司于2013年12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有效协议。根据李某的陈述，双方均已按该协议履行了各自义务，李某明已将其持有的帕米尔公司15%的股权交付给前海公司，前海公司也已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了李某，且在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在合同相对人前海公司没有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并对合同效力进行仲裁、诉讼的前提下，《股权转让协议》亦已经履行完毕，所以李某的诉讼请求，既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也不需要法院和法律进行保护。所以，李某起诉要求确认该协议为有效协议，不符合起诉条件，法院不应受理。（２）对于李某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终止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对该协议履行完毕后，前海公司向李某发出了要求解除该《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对此双方就合同解除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双方可协商解决，亦可通过仲裁、诉讼等合法方式进行处理，此系双方当事人自身的权利。而李某的诉讼请求是想通过法院确认合同的履行状态，该诉讼请求并无需要特别保护的法律利益，法院亦不需要干涉当事人行使自身的权利。
【解析】确认合同无效必须具有确认之诉利益，否则不予受理。
【注解】履行完毕的合同不能再启动确认合同效力（有效）之诉——合同义务业已履行完毕，基于合同享有的合同权益已经实现，提起本案确认合同有效之诉不具备通过法院判决对案涉协议效力和履行状态进行确认的必要性，缺乏权利保护的利益。
【笔记】挂靠（借用资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否无效？
摘要1：解读：（１）发包人明知挂靠事实（借用资质）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认定无效；（２）发包人不知道挂靠事实而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依法有效。
摘要2：【注解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１条第１款第２项规定“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认定无效，应限缩解释为发包人明知挂靠而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发包人不明知挂靠事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
【注解２】另外裁判观点认为：无建设工程施工资质的人借用他人资质签订合同进行施工建设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国家行使公权力确认合同无效，不受当事人主观上是否知情的影响。——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232号《江苏合发鑫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刘某某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723号（1）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723号
【裁判摘要】非合同当事人是否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对债权人而言，《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七十四条所涉两种保护债权实现的方式，各有利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及权利处分原则，债权人可以在权衡利弊后做出选择。通常情况下，合同受益的双方当事人不会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如以合同相对性为由禁止与该合同约定事项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那么与合同约定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合同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将得不到保障，亦有违前述法律规定的立法精神。而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以起诉的方式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其必须以原告的身份起诉，故该第三人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及相应起诉条件。因此，第三人如与诉讼标的没有利害关系或者仅有事实上的利害关系，则不能作为原告起诉；而与涉案合同约定事项具有法律意义上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则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的诉讼。本案中，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原告诉请确认效力的行为，属于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转让财产的合同行为，据此认定本案属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而衡溢置业公司关于二审法院违背“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以及本案应属债权人撤销权纠纷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