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摘要】非直接前手可否以持票人与直接前手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进行抗辩？｜在票据真实有效且背书连续的情况下，非直接前手的票据债务人主张持票人与直接前手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关系或主张持票人取得票据不合法的，其应当承担“持票人是以欺诈、盗窃或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或者因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举证责任，否则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国投太平洋公司上诉认为涉案汇票实为安民木业公司与金涌公司合伙套取国投太平洋公司财产的行为，安民木业公司与金涌公司并不存在真实交易关系，因此金涌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票据纠纷若干规定第十四条明确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国投太平洋公司作为票据债务人，以真实交易关系不存在为由提出的该项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活动为各方通谋的虚伪行为，持票人主张的票据权利不应予以支持，票据债务人可以对其进行抗辩——票据行为具有无因性，但该无因性并不是绝对的，如果持票人取得票据的过程存在违法性则丧失票据权利。本案中，不仅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知晓前手红鹭公司取得票据不是用于真实交易，而且民生银行南昌分行贴现亦明知是为了发放贷款的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关于“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规定，原判决认定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不享有票据权利，而只能向有色金属公司主张还款责任，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意思表示真实，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的规定，本案通谋虚伪的票据活动所订立的《阴极铜购销合同》及其《补充协议》、《贴现宝合作协议》、《贴现申请书》、《担保合同》均为无效。故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再审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基础合同关系不真实，持票方应返还银行承兑汇票
【宗旨】未支付对价且取得票据存在重大过失不享有票据权利。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持票人未根据《票据法》第１７条规定的时效期间行使票据权利则票据权利消灭，票据债务人可进行抗辩——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票据权利在该期限内不行使则消灭。鹏翔公司持案涉商业承兑汇票于2016年4月28日向中铁公司申请付款被拒，至此鹏翔公司得行使追索权且应在六个月期限内行使，然而现无证据显示鹏翔公司在此期间内曾向雷恩公司行使追索权，也无证据证明原告雷恩公司向鹏翔公司支付的款项系因鹏翔公司行使追索权而支付，且原告雷恩公司自认鹏翔公司于2017年8月向其行使追索权，故鹏翔公司因未在自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其前手即原告雷恩公司行使追索权，其对前手的票据权利消灭，原告雷恩公司亦无权行使再追索权。被告永安公司关于原告雷恩公司无权向其前手行使再追索权的相关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上诉人援引商业承兑汇票相关规定，但本案所涉的票据为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的付款人为银行，而商业承兑汇票的付款人为出票人，上诉人主张本案应适用《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本院不予支持。第四，江南矿业公司在其被法院裁定破产前6个月内，向上诉人个别清偿1500万元债务，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管理人华明会计公司请求法院撤销该个别清偿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注解】票据出票人破产，票据付款人可以通过申报债权的方式受偿为票据所支付的款项。
摘要2：
摘要1：解读：《票据法》第５３条第１款规定了汇票提示付款期限；第６１条第１款规定“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第６５条规定“持票人不能出示拒绝证明、退票理由书或者未按照规定期限提供其他合法证明的，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但是，承兑人或者付款人仍应当对持票人承担责任。”——上述规定隐含了持票人未按期提示付款将丧失对前手追索权的含义。因此，未按期提示付款的持票人将丧失对前手（不包括票据持票人）的追索权。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票据法》第《票据法》４０条第２款规定，汇票未按照规定期限提示承兑的，持票人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第５３条第２款规定，已承兑的汇票未按期提示付款不影响持票人对承兑人行使付款请求权——持票人因没有按期提示丧失对前手追索权，还可以继续行使对付款人（承兑人）的付款请求权，并且仍可以对出票人行使追索权。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根据《票据法》第１１条第２款规定，前手是指在票据签章人或者持票人之前签章的其他票据债务人，该前手概念包括出票人；（２）但《票据法》上“前手”有时候是指直接前手，有时候是指所有前手，有时候是指出票人以外的前手，需要根据文义体系和立法目的作出合理解释。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到期前的提示付款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呈持续状态，期前提示付款的效力及于汇票到期后的提示付款期，具有法定提示付款期限内提示付款的效力——长春公司认为，其已在提示付款期内向承兑人的开户行提示付款，在票据到期日前也已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提示付款，故已有效行使付款请求权；凯杜公司则认为，根据《票据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以及《支付结算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长春公司应当在票据到期日起十日内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提示付款，在票据到期日之前提示付款不能产生提示付款的法律效果。本院认为，首先，根据《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电子商业汇票的提示付款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故长春公司在提示付款期内向宝塔财务公司开户行寄送书面材料的行为，不能认为有效行使了付款请求权。其次，《票据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了定日付款票据的持票人应当自票据到期日起十日内向承兑人提示付款，《支付结算办法》第三十六条明确了持票人超过规定期限提示付款的法律后果，但两者均未对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前提示付款作出限制性规定。《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前提示付款的，承兑人可付款或拒绝付款，或于到期日付款。承兑人拒绝付款或未予应答的，持票人可待票据到期后再次提示付款"，对于持票人若未在票据到期后再次提示付款是否导致丧失部分追索权，本院认为，提示付款期间的设置主要是为了敦促持票人早日行使票据权利、消灭票据上的全部权利义务关系，以提高经济交易的快捷和效率，并使除承兑人或付款人之外的前手能够合理预期其责任是否解除，防止除承兑人或者付款人之外的前手是否应承担相应票据责任在汇票到期后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或者承担因持票人长期未提示付款而导致被拒绝付款后的风险。长春公司于2018年9月4日、9月10日分别对两张争议汇票提示付款后，该提示付款由于宝塔财务公司未予应答而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呈持续状态，汇票到期后宝塔财务公司在系统中可以看到该提示付款申请，故长春公司期前提示付款的效力及于汇票到期后的提示付款期，具有法定提示付款期内提示付款的效力。虽然长春公司在两张争议汇票提示付款期后又撤销了原先的提示付款，重新发起提示付款，导致目前票据状态为“逾期提示付款"，但如前所述，因长春公司已有效行使了付款请求权，故并不丧失对于出票人、承兑人之外其他前手的追索权。
摘要2：（续）凯杜公司称长春公司未依法行使付款请求权并因此丧失对其追索权，该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解读：即使持票人对出票人和承兑人的付款请求权因为经过２年时效期间归于消灭，持票人对出票人和承兑人仍享有追索权。
摘要2：【注解】只要持票人追索权尚未完成时效，即不受主债权（付款请求权）时效的影响，持票人对付款人和出票人的追索权仍未消灭，可以向其行使追索权。
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追索权行使条件——首先，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件，所谓票据追索权是指持票人在票据不获付款或期前不获承兑或者有其他法定原因时，在依法行使了或保全了票据权利后，向其前手请求偿还票据金额、利息及其他法定款项的一种权利。由此可作理解的是，持票人在票据到期不获付款或期前不获承兑或有其他法定原因时，在依法行使了或保全了票据权利并将拒绝事由通知前手后，既可以向其直接前手提出偿还请求，也可以在其前手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要求偿还，还可以向全体前手提出偿还请求。票据权利人的追索权可以基于第二债务人的主动偿还而实现，也可以基于权利人的非诉讼请求而实现，还可以通过权利人的诉讼请求即权利人通过向法院提起追索权纠纷诉讼的方式得以实现。其次，需要说明的是，追索权在性质上是票据的第二次请求权，它只能是在行使付款请求权不获实现或者出现“票据到期之前承兑人或者付款人死亡、逃匿，或者被宣告破产或者因违法责令终止业务活动”的情形下才能行使。在不获承兑或者不获付款时，必须在法定期间内作成拒绝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时，应当提供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的证明。取得并出示拒绝证书或者拒绝证明文件是证明票据权利人的兑付请求权被拒绝或者不能实现的形式要件，也是票据持票人行使追索权的必要条件。第三，本案中，上诉人大连金玛系案涉汇票的出票人和付款人，作为收款人的被上诉人通辽金玛通过背书将汇票权利转让给被上诉人上海智硼，上海智硼系合法持票人，在其提示承兑被拒付并已经取得《拒绝付款理由书》的情形下，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八条关于“汇票的出票人、背书人、承兑人和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持票人可以不按照汇票债务人的先后顺序，对其中任何一人、数人或者全体行使追索权。持票人对汇票债务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已经进行追索的，对其他汇票债务人仍可以行使追索权。被追索人清偿债务后，与持票人享有同一权利”的规定，向大连金玛和通辽金玛行使追索权，要求大连金玛和通辽金玛就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法院支持票据利息按照《商业汇票贴现协议》的约定的利息——关于利息，其一，民生银行东营分行主张黄河工贸公司自2018年6月1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民生银行东营分行于2018年6月15日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支付票款，故利息应自支付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票据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所称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民生银行东营分行主张的利率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二，民生银行东营分行主张东明石油公司既根据票据法的规定支付利息，又根据《商业汇票贴现协议》的约定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民生银行东营分行不应重复主张利息，对于两部分利息择一予以支持，因当事人约定利息高于法定利息，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根据《商业汇票贴现协议》的约定对民生银行东营分行对东明石油公司主张的利息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空白支票可以申请挂失支付和申请公示催告程序——沙区五交化商行取得空白支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根据我国《票据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同时本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了“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票据的途径。以上法条制定的初衷即在于方便商业交往中的票据流通，减少背书次数和被追索的程序和次数，也符合商业交易惯例。本案中，出票人海来公司因业务上的关系，将未填写收款人名称的支票交付精益重庆公司，即可推定出票人授予他人对收款人名称的补充权，而且对收款人的范围可理解为未作限制。持票人精益重庆公司可以不记载自己为收款人，而依单纯交付方式将票据让予他人。被上诉人沙区五交化商行正是基于其同精益重庆公司的买卖关系，合法取得精益重庆公司交付的空白支票并补记自己为收款人，其作为最后持票人，依法享有票据付款请求权。关于除权判决的法律效力。沙区五交化商行作为本案支票的最后持有人，在遗失票据后，及时要求海来公司协助办理了银行挂失手续，并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法院依法判决宣告遗失的支票无效，申请人自判决公告之日起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摘要2：
摘要1：【要旨】具有申请公示催告资格的主体为票据失票前最后合法持有人。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行为人私下交易丧失对票据的占有不具有申请公示催告的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票据法》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失票人，是指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在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有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在本案中，原告并非丧失本案票据占有的失票人，原告工作人员将涉案票据交给潍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进行贴现，欲将票据权利转化为相应的对价。原告系因贴现行为将涉案票据进行了处分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而非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因此不具有申请公示催告的主体资格。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因贴现行为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而非涉案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不具有申请公示催告的主体资格——根据200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涉案票据只有在被盗、遗失或者灭失的情况下，利津强盛公司才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本案中，利津强盛公司自认其工作人员将诉争票据交给潍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进行贴现，潍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虽未当场支付对价，但出具了约定支付期限的证明，利津强盛公司因贴现行为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而非涉案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因此，利津强盛公司已经不具有申请公示催告的主体资格，原判决驳回其主张诉争票据权利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申请人不足以证明其是最后合法持票人，提起公示催告的申请应当予以驳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票据法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失票人，是指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在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对于“最后合法持票人”的概念，本院认为，票据权利的产生、转让和行使都以票据记载的主体为准，从汇票作出并交付相对人之时，相应的票据权利就从出票人转移到收款人，如若再经过背书，则相应的票据权利又从收款人（背书人）转移给被背书人。公示催告申请人基于票据遗失等事由申请公示催告应举证证明票据背书说辗转形式连续。本案中，申请人任丘市××传动配件有限公司为证明其是最后合法持票人提供顺丰速运电子回单截图、临沂市蓝山区××机械厂的证明、丢失汇票的正面复印件、发货单，申请人提供的上述现有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其是最后合法持票人，故任丘市××传动配件有限公司依据现有材料作为申请人提起公示催告的申请，应当予以驳回。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公示催告期间未经法院许可的擅自解付并不属于《票据法》规定的付款行为，不产生付款的法律效力——公示催告程序是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以公示的方式催告不明的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间内申报权利，如无人申报，则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作出除权判决的程序。被上诉人以持有的支票被他人冒领为由，向原审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原审法院据此向上诉人发出止付通知。上诉人收到人民法院支付通知书后，应当停止支付，直至公示催告程序终结。上诉人未经原审法院许可的擅自解付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规定的付款行为，不产生付款的法律效力。人民法院作出的除权判决生效后，他人对该票据享有的权利受到排除，判决书代替所丧失的票据成为支付凭证，被上诉人持除权判决向上诉人请求支付，上诉人即有付款义务。至于被上诉人在票据中的地位，与本案无关。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四十九条规定,公告期间不得少于六十日,且公示催告期间届满日不得早于票据付款日后十五日。在石河子市人民法院(2018)兵9001民催3号案件中，该院公示催告期间届满日早于票据付款日。因此，被上诉人作为涉案票据的利害关系人因公示催告程序中未按法定方式公告，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在石河子市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之后提起撤销之诉，理由正当，合法有据。票据具有无因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规定，票据一经签发并进入流通领域，就与其原因关系相分离，持票人可不问前手当事人之间设立票据的原因如何、有无契约纠纷或其他瑕疵，持票人得以背书的连续性证明其票据权利。本案一、二审查明，宝光公司是涉案支票的最后持有人，其合法取得涉案支票。而睿盛公司应对宝光公司系票据非法持有人承担举证责任，现睿晟公司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至于宝光公司与沃尔特公司之间债权债务诉讼，不影响票据持有人的票据权利，如宝光公司行使了票据权利，宝光公司与沃尔特公司之间的纠纷可另行解决。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公示催告期间，以公示催告的票据质押、贴现，因质押、贴现而接受该票据的持票人主张票据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公示催告期间届满以后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以前取得该票据的除外”。本案中，大兴公司于2011年10月17日向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2011年10月24日莱芜市钏锋矿业有限公司持案涉汇票向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申报权利。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遂终结公示催告程序。根据上述规定，山东钢铁莱芜公司在公示催告程序终结后除权判决以前，通过真实的交易关系取得案涉票据，其取得汇票行为合法有效。原判认定山东钢铁莱芜公司因重大过失取得票据，不享有票据权利依据不足，应于纠正。故，山东钢铁莱芜公司作为案涉票据最后合法持票人，依法享有票据权利。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公示催告期间票据转让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现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公示催告期间，以公示催告的票据质押、贴现，因质押、贴现而接受该票据的持票人主张票据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公示催告期间届满以后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以前取得该票据的除外”。依上述法律规定，公示催告期间票据转让无效。本案中，上诉人淮安东大公司因与新沂辉寰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向新沂辉寰公司交付涉案银行承兑汇票用于支付货款的行为发生在涉案银行承兑汇票公示催告期间，且涉案承兑汇票已被法院生效判决依法宣告无效，新沂辉寰公司未能取得涉案票据的相关票据权利，因而，淮安东大公司在票据基础法律关系即与新沂辉寰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中支付相应对价的合同义务事实上没有履行，新沂辉寰公司基于基础买卖合同关系向淮安东大公司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淮安东大公司依法应承担向新沂辉寰公司付款100000元的民事责任。对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涉案票据挂失后未及时向其通知，同时也未将涉案票据及时退还，导致涉案票据被作废，给其造成损失，被上诉人应予赔偿。本院认为，该主张属于上诉人基于票据法律关系提出的新的请求，二审中本院依法不予理涉。至于上诉人主张为减少诉累，人民法院应迳行判决涉案票据最初出具方承担付款责任，因该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审查。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法定的票据无因性原则——票据行为的效力独立存在，其效力如何，完全取决于该行为在形式上是否符合票据法的要求，而不受由基础关系（特别是实质原因关系）引起的法律行为的效力的影响。引起票据行为、产生票据关系的实质原因，不构成票据行为的自身内容。所以，当形成票据债权债务关系时，原则上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基础关系所产生的抗辩事由对抗票据债权的行使。持票人只要依票据法的规定，能够证明票据债权的真实成立和存续，就当然可以行使票据权利。亦即，权利人享有票据权利只以持有符合票据法规定的有效票据为必要，至于票据赖以发生的原因在所不问；即便原因关系无效或存在瑕疵，也不影响票据的效力。这就是法定的票据无因性原则。
【裁判摘要２】公示催告程序非因作出除权判决而终结时，在此期间转让的票据行为不能认定为无效——至于通达公司在庭审中提及的涉案汇票在通达母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期间背书流转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通达母公司虽在2017年7月14日向本院申请对涉案汇票的公示催告，但该案于2017年7月31日在《人民法院报》刊登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即该案的公示催告期间应从2017年7月31日起算。而最后持票人悦盛公司在此前的2017年7月28日就从五泉公司处背书取得该汇票，其背书转让行为是发生在该汇票登报公示催告之前，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关于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的规定。其次，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并非一律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款（新民诉法为二百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公示催告期间，以公示催告的票据质押、贴现，因质押、贴现而接受该票据的持票人主张票据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公示催告期间届满以后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以前取得该票据的除外。”由此可见，公示催告程序非因作出除权判决而终结时，在此期间转让的票据行为不能认定为无效。
摘要2：
摘要1：——失票人无权要求票据善意受让人返还票据
【裁判要旨】票据系文义证券，产生票据权利的票据行为应当以书面方式作出。票据法律关系当事人只能依据票据记载文义享有票据权利、承担票据义务。失票人未加入背书，也不持有涉案汇票，不能享有票据权利。正当持票人的权利优于失票人的权利，失票人丧失票据后，一旦被第三人善意取得，其即丧失了票据上的权利。善意第三人通过前手合法取得票据，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案号】（2012）扬广商初字第0117号；（2012）扬商终字第0121号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失票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应向法院说明曾经持有票据及丧失票据的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失票人一是在票据丧失以前最后持有票据的人；二是能够举证证明失票原因的人。而对最后持票人的涵义，应作宽泛解释，即不仅包括姓名或名称已被记载于票面上的权利人，而且包括基于票据权利人意思委托占有的保管人、代收款项人等，以及通过直接交付方式受让票据的人。票据受让人如能证明自己最后合法占有票据，亦可成为适格的票据权利人。本案中，广裕配件厂主张存在遗失票据的事实，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从案涉票据的背书内容来看，广裕配件厂从张家港中集圣达因低温装备有限公司处取得票据，但此仅能证明广裕配件厂曾合法持有票据，不能当然认定其系票据的最后合法持票人。即使广裕配件厂遗失票据，在其失票后一旦被第三人善意取得即失去票据权利，其失票受损的权利可向拾得或盗得等以恶意方式取得票据的人主张权利，而不应要求正当持票人返还，否则有违票据的流通性原则。综上，恒美纺织公司所举证据能证明其系通过支付对价方式且系在公示催告及承兑到期日前从其前手合法取得案涉汇票，广裕配件厂未能举证证明恒美纺织公司系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的手段，或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或因重大过失取得票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情形，故恒美纺织公司系诉争票据的合法持票人，依法享有票据权益，广裕配件厂要求恒美纺织公司返还其合法取得的票据及项下款项依据不足，二审法院驳回其诉请的处理，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要旨】实时通付款凭证具备票据形式要件、无不可更改的瑕疵且可推定功能用途可认定其为票据。
【裁判摘要】二审法院调取了新证据，并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则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的情形，二审法院未进行开庭审理即予以判决审理程序存在错误——关于开庭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下列上诉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可以不开庭审理：（一）不服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和驳回起诉裁定的；（二）当事人提出的上诉请求明显不能成立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的；（四）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需要发回重审的。"本案中，二审法院既然调取了新证据，并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众世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则本案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的情形。二审法院未进行开庭审理即予以判决，审理程序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支票上的出票人签章与银行预留签章不一致的，签章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该签章无效将直接导致票据因缺乏必要记载事项成为无效票据——本案系持票人苏冶公司在所持支票被付款行以印章不符退票后，向支票出票人一建公司南京分公司及建工集团主张票据利益返还而引发的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规定，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据此法律规定，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系对合法有效的票据权利因故丧失时的救济途径，应以票据权利合法生效为前提。本案中，苏冶公司所持支票虽有出票人的签章，但由于出票人在银行预留签章包括3枚印章，分别为一建公司南京分公司财务专用章、陈××章和戴××章，而案涉支票因缺少戴××章，无法与银行预留印章核对一致而被银行作退票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一条第（四）项规定，支票上的出票人签章与银行预留签章不一致的，签章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而出票人签章又属于支票必要记载事项，该签章无效将直接导致票据因缺乏必要记载事项成为无效票据。苏冶公司以无效票据向一建公司南京分公司及建工集团主张利益返还请求权，要求支付票据账面金额于法无据，不能成立。且根据已查明事实，案涉票据的原因关系是因缪××欠王××借款，缪××以案涉票据对王××进行债务清偿，因苏冶公司未能取得支票款，缪××已另案起诉王××偿还借款并获生效判决支持，由此可知，苏冶公司对一建公司南京分公司不享有民事权利，亦未因本案票据关系遭受损失，一建公司南京分公司也未因此案有额外利益，故原审法院未支持苏冶公司诉请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支票的出票人在票据上未加盖与该单位在银行预留签章一致的财务专用章而加盖该出票人公章的，签章人应当承担票据责任——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持票人胡×持有出票人志成公司签发的支票向银行提示付款，银行以“出票人签章与预留银行签章不符”为由退票，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胡×是否有权向志成公司行使追索权要求其承担票据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出票人为单位的，支票上的出票人的签章，不符合该单位在银行预留签章一致的财务专用章或公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名或盖章的，该签章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第四十二条规定：“银行汇票、银行本票的出票人以及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人在票据上未加盖规定的专用章而加盖该银行的公章，支票的出票人在票据上未加盖与该单位在银行预留签章一致的财务专用章而加盖该出票人公章的，签章人应当承担票据责任。”本案中，志成公司签发的支票上的公司签章与该司在银行预留签章不一致，尽管志成公司关于支票印签不符存在多种解释，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该签章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签章人志成公司仍应承担票据责任。胡×作为支票的合法持有人，有权依据票据记载的金额请求出票人志成公司承担票据责任。胡×主张其因与万忠之间的买卖关系取得案涉支票，有其提交的相关报价单、提货单若干，《结婚证》及“中山市××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工商信息”等为证，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胡×合法取得案涉支票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志成公司主张胡×取得票据存在非法手段或者恶意、重大过失，但未对此举证证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此外，志成公司主张案涉支票遗失但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提起诉讼，而是在银行退票之后登报公告遗失支票，不能免除其票据责任。综上，胡×有权向志成公司行使追索权要求该司承担票据责任。双方当事人对于票据追索金额及赔偿责任的计算方式无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支票上的出票人签章与银行预留印鉴不符，该签章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银行可以将此作为拒绝付款的理由；（２）但对于其他的票据当事人，只要签章真实，支票仍然有效，持票人可以向出票人或者其他票据义务人行使追索权——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法人和其他使用票据的单位在票据上的签章，为该法人或者该单位的盖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章”，案涉支票上出票人的签章为华夏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加盖其法定代表人曹××的签章，故该支票的出票人签章符合票据法规定的形式要件。且被上诉人华夏公司对签章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故该签章真实，应视为出票人具有真实的付款意思表示。其次，银行基于其与出票人之间的资金委托支付关系，必须严格依据双方之间关于预留印鉴的约定进行形式审查，并在“签章与预留印鉴完全一致”的前提下履行付款义务，“印鉴不符”势必引发银行拒绝付款的后果，但“印鉴不符”并不当然导致支票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票据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以及下述规定的，该签章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四）支票上的出票人的签章，出票人为单位的，为与该单位在银行预留签章一致的财务专用章或者公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名或者盖章”，该条规定是指支票上的出票人签章与银行预留印鉴不符，该签章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银行可以将此作为拒绝付款的理由。但对于其他的票据当事人，只要签章真实，支票仍然有效，持票人可以向出票人或者其他票据义务人行使追索权。由此，虽案涉支票的出票人签章与银行预留印鉴不符，该签章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银行可以据此拒绝付款，但因签章符合票据法规定的形式要件，且签章真实，故案涉支票仍然有效，持票人来德公司可以向出票人华夏公司主张票据权利，故本院对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依据票据支付人民币44029元的诉请予以支持。因上诉人于2016年9月8日向银行提示付款，同日银行以印鉴不符为由予以退票，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该款自2016年9月8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合理有据，本院亦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收款人开户行不属于票据必要记载事项，可进行补正更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和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对持票人提出下列抗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欠缺法定必要记载事项或者不符合法定格式的；（二）超过票据权利时效的；（三）人民法院作出的除权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四）以背书方式取得但背书不连续的；（五）其他依法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第四十三条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九条以及《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票据金额的中文大写与数码不一致，或者票据载明的金额、出票日期或者签发日期、收款人名称更改，或者违反规定加盖银行部门印章代替专用章，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对此类票据付款的，应当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九条规定：“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必须符合本法的规定。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对票据上的其他记载事项，原记载人可以更改，更改时应当由原记载人签章证明”。根据上述规定，票据债务人基于票据填写错误的抗辩应系法定必要记载事项错误，而涉案汇票填写错误的收款人开户行不属于必要记载事项，亦可进行补正更改，故该事项填写错误不影响票据的效力，也不影响票据权利人票据权利的行使，中捷公司认为涉案汇票收款人开户行填写错误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约定以票据设立质权，将票据背书原记载“委托收款”字样划去并加盖“质押”字样但未在修改处签章的，不能产生票据法上质押背书效力——案涉票据质权是否设立。本案中，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金储物资公司签订了2015鄂银权质第103号《权利质押合同》，金储物资公司将案涉商业承兑汇票交付给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等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没有权利凭证的，质权自有关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的规定，应认定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享有质权。但该质权的设立仅产生普通担保效力即成立民法上的质权，仅在出质人金储物资公司和质权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之间产生法律效力。根据《物权法》第八条“其他相关法律对物权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若要以票据权利人的身份向票据债务人主张票据质权，则应举证证明案涉票据的质押背书符合《票据法》相关规定。关于票据质权的设立，《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汇票可以设定质押；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被背书人依法实现其质权时，可以行使汇票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以票据设定质押时，出质人未在票据或粘单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质押合同、质押条款的，不构成票据质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八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出质，出质人与质权人没有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以票据出质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以上规定均体现了票据质押的背书公示原则，即设立票据质权应以背书的文义记载为依据。故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若要行使票据质权，需证明案涉票据背书连续且记载“质押”字样。案涉票据背书原记载“委托收款”字样，金储物资公司在背书人签章处加盖了财务章及法人章，后该字样被划去并加盖“质押”字样，金储物资公司并未在修改的背书“质押”处签章。虽然金储物资公司出具《说明》一份，表示由于工作人员失误，在背书人签章处误写上“委托收款”字样并划去，金储物资公司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所有经济责任及损失，但根据前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票据权利应以背书记载为准，该《说明》并不能产生票据法上的背书效力，故不能认定案涉票据质权已设立。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