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以具有不良影响的标志作为显著识别部分的包装装潢不能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847号
【裁判要旨】包装装潢中包含具有不良影响的商业标识，且该标识构成包装装潢的主要识别部分，该包装装潢不能作为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获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
【摘要】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一项规范的对象是市场竞争环境下仿冒商业标识的行为。竞争本身并非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对象，反不正当竞争法仅制止有损竞争秩序的特定竞争行为。因此，在判断是否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仿冒行为时，既需要审查竞争行为的正当性，也需要经营者证明其所遭受损害的利益乃正当的竞争利益。如果主张受到保护的竞争利益非法或者具有不正当性，对此类竞争利益的争夺通常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关于仿冒商业标识行为项下的竞争利益是否正当的问题。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一项规定，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同时，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标志，当事人请求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予以保护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对于包装、装潢的仿冒行为，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利益，应当符合以下两个层次的要求：1、被仿冒的包装、装潢不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标志。2、被仿冒的包装、装潢有一定影响，具有可识别性。其中，不违反法律对商业标识的禁止性规定是第一层次的判断，如果包装、装潢属于法律规定禁止作为商业标识使用的情形，则无需进一步判断该包装、装潢是否具有一定影响。即使其能够产生独立的识别性，也不应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首先，通常情况下，商标标志与包装、装潢形成一个整体，共同发挥识别作用。商品的包装、装潢一般由商标、商品名称以及装饰性图案、颜色等要素组合构成。商标是识别商品来源的标志，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通常产生溢出效应，能够使相关公众将含有该商标的包装、装潢与商品提供者建立一定的联系。因此，含有商标的包装、装潢，可以在整体上发挥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当然，在商标以外的其他包装、装潢元素也产生了独立的市场价值，
摘要2：（续）能够独立发挥识别作用时，也需要考虑包装、装潢中其他构成要素的利益保护。．．．．．．其次，判断单个的包装、装潢元素能否成为正当的竞争利益，需要考虑商标标志与装潢元素的关系。．．．．．．最后，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条的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在于通过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经营者请求保护的包装装潢只有在不损害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才能够成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合法权益。换言之，如果包装、装潢的显著识别部分是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商业标识时，包装、装潢与该商业标识均不具有获得法律保护的正当性基础。否则，将导致无法依据商标法获得保护的标志，反而能够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获得保护的不良导向。综上，本案中，涉案包装、装潢的构成要素均指向特种兵，在特种兵商标已被生效判决认定具有不良影响，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情况下，将“特种兵"文字作为显著识别部分的涉案包装、装潢同样不应当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有一定影响的包装、装潢进行保护。据此，苏萨公司关于超鑫湘汇公司生产的椰汁采用的包装、装潢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 日期： 04-24 21:0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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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2621号
【裁判摘要】诉讼类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而要实现此一目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诉讼种类之完善。如果对于侵犯公民权利的每一种国家权力行为都有一个适当的诉讼种类可供利用，则公民合法权益的受保护程度势必会得到大幅提高。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虽然没有直接引入诉讼种类的概念，但通过判决方式的丰富和整合，事实上完成了诉讼类型化改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解释》）第二条通过对“具体的诉讼请求”的解释，也对各诉讼种类作出了明示性规定。设置诉讼类型的目的既然在于为公民权利的保护提供一种具体方式，那么选择一个适当的类型就不应成为公民的任务甚至额外增加的负担。诉讼类型制度的根本意义更在于对法院的诉讼行为作出规范，以使法院根据不同的诉讼类型选择最适宜的救济方式和裁判方式。通常情况下，原告对于诉讼类型并不表现得多么疏离，因为他在诉讼请求中表达的想要实现的目的本身就已经自然而然地体现为一个具体的诉讼种类。对于诉讼类型不习惯、不熟悉甚至有意排斥的往往是法官，因为他已经在单一的撤销之诉的环境之中浸淫太久，以至于对于任何争议都习惯性地运用合法性审查的方法。
本案中，郭××针对补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他的诉讼请求，除了要求撤销补偿决定，还包括要求对其房屋全部按照商用房给予577.35万元的征收补偿。从诉讼类型上说，提出这种金钱支付请求通常属于一般给付之诉。由于一般给付之诉涉及的往往是行政事实行为，而本案之前已有一个补偿决定，因此更进一步归类于作为一般给付之诉亚类的义务之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履行职责之诉。义务之诉与撤销之诉的趣旨有所不同。撤销之诉旨在撤销一个对原告不利的行政行为，一经撤销，该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就会随之消除，原告所寻求的权利救济也就不待执行即已实现。义务之诉却不像撤销之诉那样源于经典的干预行政，而是产生于给付行政。义务之诉的原告，总是希望通过他的请求获得授益，总是希望通过判决达到一种较之于初始状态更佳的境况。义务之诉中也可能有一个撤销行政决定的请求，但撤销行政决定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必须，原告的终极目的是要求法院判决行政机关履行他所期待的某项义务。正因为如此，法院在义务之诉中并非只是
摘要2：（续）对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决定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一撤了之，而要进一步对行政机关的义务进行裁判。只要原告对所申请的行政行为有请求权，法院就应当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具体到针对补偿决定的诉讼，法院不能仅仅止于对违法的补偿决定的撤销，更要根据原告的请求，对于具体补偿问题作出裁判。本案一审法院对被诉补偿决定进行了合法性审查，以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予以撤销；对于原告要求判令被告补偿577.35万元的诉讼请求则不予支持，理由是“确定涉案房屋征收行政补偿金额并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系被告行政职权范围，原告可在被告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过程中提出证据主张自己相应的权利”，很显然是不适当地采用了撤销之诉的审理方式，其结果是将本来是案件审理重点的补偿问题一推了之。诚然，在义务之诉中也并非所有的案件都能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作出这种具体到位的判决，需要原告具有请求权，也需要裁判时机成熟，也就是所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前提皆已具备。在有些情况下，法院可以一方面通过责令行政机关补作所欠缺的事实调查，另一方面通过自己判定尚不清楚的法律问题等途径，促使裁判时机成熟。如此一来更能减少循环诉讼、实质解决纠纷。但在有些情况下，如果这种事实调查过于繁重，或者存在行政裁量或判断余地之情形，法院也可以作出一种答复判决，即法院不是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而是责令行政机关按照法院的法律观重新作出决定。显而易见的是，原审法院尽管表示了司法权对于行政权的必要尊重，但却忽视了作出一个必须作出的答复判决。再退一步讲，即使仍然适用撤销判决的方式，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重作判决针对的正是行政行为被撤销后仍有需要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情形。
【注解】撤销之诉与义务之诉区分——法院在义务之诉中并非只是对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判决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一撤了之，而是要进一步对行政机关的义务进行裁判，只要原告对所申请行政行为有请求权，法院就应当直接宣布行政机关义务。
- 日期： 04-26 14:3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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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
摘要1：【案号】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鄂01行终524号
【裁判摘要】工伤保险制度的最主要的宗旨是维护工伤职工的救治权与经济补偿权，并促进工伤预防与职业康复及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本案中，被上诉人吴某某在未完全脱离工作场所的合理区域的情况下，利用工作时间内合理的间隙休息时间，在仓库大楼院门口右侧铁栅栏旁吸烟，其行为的实质是实现自身的休息权利，应视为工作的延续，故其由此受到的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立法目的。结合原审法院对证据的审查与采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对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作出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认定，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充分，故原审法院作出撤销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上诉人市人社局限期重作的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摘要2：
- 日期： 05-03 08:4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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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起诉期限和诉讼时效制度差异：（１）立法目的不同；（２）法律性质不同；（３）作用的权利不同；（４）可变性不同；（５）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６）司法审查的主动性不同；（７）当事人提出抗辩或者司法审查的时间限制不同。
摘要2：
- 日期： 05-07 10:4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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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1年第7期（总第297期）第37-44页】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70号
【裁判摘要】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判断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所主张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应当依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对于民事权利(益)的规定，对相关当事人关于执行标的的民事权利(益)的实体法性质和效力作出认定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法律规范之间的层级关系、背后蕴含的价值判断以及立法目的进行探寻与分析，并结合不同案件中相关当事人的身份职业特点、对于执行标的权利瑕疵状态的过错大小，与执行标的交易相关的权利行使状况、交易履行情况，进一步分析执行标的对于相关当事人基本生活保障与秩序追求的影响等具体情况，综合加以认定。
摘要2：
- 日期： 05-08 16:0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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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611号
【裁判摘要】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宗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当符合该立法宗旨。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法律救济途径。对于行政争议，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寻求权利保护。人民法院既要充分保障当事人正当诉权的行使，也有义务识别、判断当事人的请求是否具有足以利用国家审判制度加以解决的实际价值或必要性，从而避免因缺乏诉的利益而不当行使诉权的情形发生。．．．．．．彭××提起包括本案在内的多起行政诉讼案件以期扩大影响，并不具有依法应予保护的诉讼利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旨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相悖，浪费了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已构成信息公开申请权及诉权的不当行使。一、二审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和驳回上诉，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5-15 19:5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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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江苏常州中院判决悦达公司诉常州市国税稽查局等税务行政处理案——以地沟油为原料生产的生物重油应征收消费税
【案号】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7)苏04行终6号
【裁判要旨】消费税有调节产品结构、引导消费行为、促进节能环保等功能。对以地沟油为原料生产的达不到纯生物柴油国家标准的生物重油征收消费税，符合国家现行税收政策及消费税的立法目的。
【裁判摘要】《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经法定的审批机关批准减税、免税的纳税人，应当持有关文件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减税、免税手续。”悦达卡特公司认为涉案生物重油符合免征消费税的条件，但其未持有关文件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免税手续。市国税稽查局对悦达卡特公司销售的涉案生物重油按燃料油的税率征收消费税，适用法律正确。
【法条链接】《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经法定的审批机关批准减税、免税的纳税人，应当持有关文件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减税、免税手续。减税、免税期满，应当自期满次日起恢复纳税。／享受减税、免税优惠的纳税人，减税、免税条件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15日内向税务机关报告；不再符合减税、免税条件的，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未依法纳税的，税务机关应当予以追缴。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2016）三十一、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修改为：“享受减税、免税优惠的纳税人，减税、免税期满，应当自期满次日起恢复纳税；减税、免税条件发生变化的，应当在纳税申报时向税务机关报告；不再符合减税、免税条件的，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未依法纳税的，税务机关应当予以追缴。”】
【注解】修改后，法律规定减免税的纳税人不需要先办理减免税手续才能享受减免税。
摘要2：江苏悦达卡特新能源有限公司与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稽查局、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再审行政裁定书
【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苏行申1743号
【摘要１】国家税务总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稽查局应当按照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意见书制作税务处理处罚决定等相关文书，加盖稽查局印章后送达执行。《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对经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程序作出的决定不服的，审理委员会所在税务机关为被申请人。本案中，申请人对经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程序作出的80号税务处理决定不服，应以审理委员会所在的原常州市国税局为被申请人向其上一级税务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80号税务处理决定却告知申请人向原常州市国税局申请行政复议，原常州市国税局亦受理申请人的复议申请并作出了3号复议决定，显然违反上述规章的规定。
- 日期： 05-21 14:3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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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起诉期限不同于诉讼时效，起诉期限不能中断或者中止；（２）起诉期限属于法院主动审查事项。
摘要2：【注解】起诉期限和诉讼时效制度差异：（１）立法目的不同；（２）法律性质不同；（３）作用的权利不同；（４）可变性不同；（５）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６）司法审查的主动性不同；（７）当事人提出抗辩或者司法审查的时间限制不同。
- 日期： 07-03 10:3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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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5民终1228号
【裁判摘要】（１）破产撤销权行使期间１年的起算点不包括破产受理当日，而应当以破产受理日为基准向前起算１年期间；（２）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担保的行为包括对破产债务人自身既存债务和对破产债务人以外第三人既存债务追加担保的行为——德清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4日受理关于德润公司的破产申请，依据《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破产管理人有权依法请求法院撤销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破产债务人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行为。关于一年法定期间的计算方式，上诉人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8条之规定，以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天的自然计算法计算，被上诉人则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按照历法计算法计算，即以到期月的对应日为期间届满日。对此，本院认为，《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一年期间为法定期间，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了“民法所称的期间按照公历年、月、日、小时计算”，但其未区分法定期间和约定期间，亦未进一步明确该期间依历法计算法予以计算，鉴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8条进一步规定了约定期间以自然计算法计算，在法定期间并无明确计算方式的情况下，可以参照约定期间的计算方式，故该一年期间应以三百六十五天为限。关于上述一年法定期间在本案中的开始时间，上诉人戴××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的规定，行政清理程序或强制清算程序转入破产程序时，《破产法》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可撤销行为的起算点应为行政监督机构作出撤销决定之日或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强制清算申请之日，故该条文实为间接明确了上述一年法定期间应从破产受理日当天起算。对此，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的文义看，可以认为间接规定破产撤销权的一年期间以破产受理日为“起算点”，但“起算点”的表述并非特有的法律概念，结合《破产法》第三十一条中“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的表述，文义上有以受理日为一年期间的起算日和以受理日为基准向前起算一年期间两种理解。因此，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规定按照日、月、年计算期间的，开始的当天不算入，从下一天开始计算”，
摘要2：（续）且其法律效力位阶上要高于作为司法解释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上述“起算点”的表述应采以破产受理日为基准向前起算一年期间该种理解。因此，鉴于2016年系历法上的闰年，其二月份有二十九天，故本案中关于德润公司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的期间应为2015年10月25日至2016年10月23日。宏达公司于2015年8月20日至9月1日期间向上诉人戴××借款240万元，德润公司于2015年10月25日与宏达公司、戴××签订《借款及抵押协议》为上述借款本息提供抵押担保，并于次日办理抵押登记，订立抵押合同及办理抵押登记均在上述一年破产临界期间内，且系德润公司为他人既存债务提供财产抵押担保。《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明确规定“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之行为应予撤销，基于该条款的文义，既包括对破产债务人自身的既存债务追加担保的行为，也包括对破产债务人以外第三人的既存债务追加担保的行为。同时，基于《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的立法目的，破产撤销权的设立意在纠正破产债务人损害全体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实现公平受偿，而为破产债务人以外第三人的既存债务追加担保的行为明显增加了设立优先受偿权的财产范围，损害了其他破产债权人公平受偿的权利，应当予以撤销。因此，德润公司在其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为宏达公司与戴××间的既存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属于《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所规定的可撤销行为。
- 日期： 07-10 06:4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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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苏09民终4152号
【裁判摘要】转包人破产后其对发包人就转包项目享有的工程款债权属于转包人财产而不能向实际施工人单独清偿——首先，《企业破产法》第三十条的规定：“破产申请受理时属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以及破产申请受理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债务人取得的财产，为债务人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除债务人所有的货币、实物外，债务人依法享有的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用益物权等财产和财产权益，人民法院均应认定为债务人财产”。根据上述规定，实际施工人对转包项目享有的工程款债权属于转包人财产，当转包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其对转包项目享有的工程款债权应由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进行清收，所得工程款应纳入破产财产，并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进行处置，而不能将该工程款向实际施工人单独清偿。至于实际施工人基于承包或转包协议对转包人享有的债权，可按照《企业破产法》第五章的相关规定向管理人另行申报。其次，《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务人的债务清偿无效”。据此，发包方与总包单位签订有施工合同的，发包方欠付的工程款应当认定为总包单位的债权，由管理人予以清收，总包单位与实际施工人之间的债务应当由实际施工人申报债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三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向人民法院提起该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所列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其中就包括了“主张次债务人代替债务人直接向其偿还债务的”情形。因此，建设工程违法转包后，转包人进入破产程序的，其所欠付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不应再进行个别清偿。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前述规定的立法目的和宗旨是为了保护劳务分包关系中的农民工主体利益，保障农民工工资，确保劳动者的生存权，不应作扩大化解释。
摘要2：【摘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的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向人民法院提起个别清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五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债权人在提起破产债权确认诉讼之前已依法申报债权，且对管理人所确认债权有异议而管理人不予认可的，是提起债权确认诉讼的必备要件。本案中，祁××、周××提起给付之诉，如果本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关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规定，则属于变相将属于总包单位的债权向个别债权人进行单独清偿，侵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不符合法律规定。且祁××、周××未提交证据证明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已向管理人申报过债权，且未能证明管理人已书面回复是否确认该债权。综上，祁××、周××提起本案给付之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
【解读】祁××、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祁××、周××为盐城竹溪11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变电站土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判令盐城供电公司在未支付工程款范围内支付工程款82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4月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判令盐城供电公司支付投标保证金20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4月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盐城供电公司承担。
- 日期： 07-10 08:2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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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浙08民终1171号
【裁判摘要】（１）个别清偿被撤销后原抵押人仍应承担担保责任；（２）抵押物登记已注销、抵押物已被交易但全部交易收益归抵押人所有，抵押人应在抵押合同约定的最高余额内以抵押物的交易价值为限承担补充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进入破产程序的债务人的个别清偿行为被撤销，主合同债务恢复且为主合同担保的抵押权登记已注销，抵押人对主合同债务应否承担责任，如果承担应为何种责任。第一，本案抵押合同应予恢复。第三人物保属于符合破产撤销权行使条件下应予恢复原状的撤销利益。首先，在第三人为破产债务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下，对债权的个别清偿具有双重的偏颇效果，对获得个别清偿的主债权人为一重，对担保人则为另一重。虽然债权人对担保人的追偿之债属于或然之债，但该债权实际上在担保关系成立时就已经产生，属于破产受理前的既存债权，我国破产法第五十一条允许担保人以其对债务人的求偿权申报债权。该债权同样将因对主债权人的个别清偿而归于消灭，因而也具有偏颇效果。如果不允许恢复抵押合同，则无异于禁止主债权人保有偏颇清偿却允许担保人保有。这有违破产法公平清偿债务的立法宗旨。其次，我国担保法第一条规定，担保制度的立法目的，就是通过担保合意将主债务不能履行之风险转移至担保人。破产程序中个别清偿制度撤销债务人对主债权人的个别清偿，但不应也不能否认担保法对风险转移的制度安排。并且根据我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是否办理抵押权登记并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虽然本案中抵押物登记已注销，但这并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第二，被上诉人承担的应是补充责任。虽然抵押物登记已注销、抵押物已被交易，但全部交易收益归被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应在抵押合同约定的最高余额内以抵押物的交易价值为限承担责任。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然而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明确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抵押合同有效但抵押登记注销情形，法律对担保人的责任形态未作明确规定，本案当事人也未约定承担连带责任，故原抵押人应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在抵押合同约定的3220000元最高余额内以抵押物交易价值为限承担补充责任，根据被上诉人二审中陈述的原两套抵押房产交易金额不少于3000000元，应以3000000元为限承担补充责任。
摘要2：
- 日期： 07-10 11:2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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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65号
【裁判摘要】多家企业实质合并破产债权停止计息时间统一截止至先破产企业破产裁定受理日——镭宝公司、天外公司等七家关联公司资金使用和收益难以按各个企业进行区分，人财物高度混同，无法准确界定各企业资产、债权债务的对应性，构成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符合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的要件。七家企业均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本案进行合并破产清算，统一各个合并破产企业的普通债权清偿率，有利于保障债权人等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公平，也有利于厘清各公司债权债务，提高破产清算效率。原判决有关“孳息债权计算统一截止至先破产企业镭宝机械破产裁定受理日”的做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条“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立法目的，也不违反该法第四十六条“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的规定，并且充分保障了全体债权人能公平有序受偿的立法目的。而且原判决已经释明，本案所涉债务，主债务人为唐××、胡××，镭宝公司、天外公司仅为担保人，对担保人停止计息，并不影响郑××向主债务人唐××、胡××继续主张清偿剩余孳息债权的权利。
摘要2：
- 日期： 07-27 15:2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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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353号
【裁判摘要】登记机关对权属有争议（客观上存在权属争议）房屋不得颁证——所谓“权属有争议的”，应当是指在登记机关审查、颁证过程中，客观上申请人申请办理转移登记的房屋存在权属争议的情形。无论是登记机关主动发现，还是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只要客观上申请转移登记的房屋权属存在争议的情形，登记机关就应当停止变更登记程序，不得办理转让登记手续。待相关权属纠纷依法解决之后，登记机关才能继续变更登记程序，并依照权属争议处理结果，依法对变更登记申请作出处理。．．．．．．客观上存在争议，是指办理转移登记的房屋产权有可能不属于或者不完全属于转让一方所有，存在转让一方无权处分，办理转移登记可能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2001年《房屋登记办法》第十条规定：“房屋权属登记依以下程序进行：（一）受理登记申请；（二）权属审核；（三）公告；（四）核准登记，颁发房屋权属证书。”“本条第（三）项适用于登记机关认为有必要进行公告的登记。”根据上述规定，“公告”程序确属登记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当符合立法目的的需要。．．．．．．因此，在登记房屋权属可能存在异议的情况下，登记机关均应当适用“公告”程序，否则，构成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中，房屋的实际占有人孙贺忠已经提出权属异议，即便沈阳市房产局认为其权属异议不能成立，颁证过程中也应当予以“公告”，未适用“公告”程序，属于滥用程序裁量权的行为，原审生效判决认定被诉颁证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并无不当。．．．．．．但是，考虑到2011年9月2日孔××已经将涉案房屋卖给了刘××，并已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为保护善意第三人刘××的合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三款“被诉房屋登记行为违法，但判决撤销将给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房屋已为第三人善意取得的，判决确认被诉行为违法，不撤销登记行为”的规定，原审生效判决确认沈阳市房产局的颁证行为违法，亦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8-14 17:1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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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768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金钜公司原股东林××１与林××２系姐弟关系，作为金钜公司现股东的赖×与林××１系夫妻关系，股权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存在亲属关系；赖×主张其以475万元对价受让金钜公司股权，却未提供转款凭证、资金往来等相关证据，其在一审庭审时述称以现金方式支付上述款项，但未举示款项交付凭证等证据。综上，原判决认定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金钜公司的原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公司承建项目资金投入与股东对公司出资并非同一概念，二者在功能、作用上存在重大区别，即便股东对公司的实际投资超出其认缴的出资也不能仅因此而免除股东出资不实的责任——赖×主张，资本充实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债权人，而林××１、林××２、赖×对金钜公司及其承建项目投入的资金远远超过其认缴的资本，已经完成对金钜公司的资本充实义务，不应要求其就金钜公司的债务在400万元范围内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股东对公司的出资在公司会计账簿上表现为公司的资本，是股东缴付给公司用于对公司全体债权人承担责任的特定财产，是公司债权人实现债权的重要保障。而股东对于公司承建项目的资金投入与股东对公司出资并非同一概念，二者在功能、作用上存在重大区别，即便股东对公司的实际投资超出其认缴的出资，也不能仅因此而免除股东出资不实的责任。赖×提出的此点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新民再227号
【裁判摘要】关于路巡公司是否构成欺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路巡公司收购并销售案涉车辆，黄×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案涉车辆，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路巡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是处理本案的核心和基础。欺诈一般是指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在当下二手车市场中，交易较为混乱的情形时有发生，让消费者承担证明销售者存在故意欺诈的全部责任，不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立法目的不符，亦无法督促市场经营者诚信、敬业经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参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的规定，消费者具有知情权，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存在“以次充好”“以虚假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的”“不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等情况时，一般可以认定属于欺诈消费者行为，除非经营者可以证明消费者在购买该商品或者接受该服务前已经知道其存在瑕疵，或者经营者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能够证明自身不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商品或服务存在的缺陷的情形。销售者对商品做出承诺，消费者购买后发现商品存在瑕疵，与销售者的承诺不符，此时销售者仅表示其对该瑕疵不知情，不能因此认定销售者不存在欺诈行为。销售者做出虚假承诺是否出于故意，是否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相关瑕疵的情形，应根据该瑕疵是否属于合理的注意义务范围之内，如瑕疵的隐蔽情况、发现难度、重要性等因素，结合全案事实进行综合认定。如果属于销售者应当知道的情形，其又做出虚假承诺，则应据此推定销售者的相关行为构成欺诈。最高人民法院17号指导性案例：张莉诉北京合力华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买
摘要2：（续）卖合同纠纷一案亦指出，销售者不能证明已履行告知义务且得到消费者认可的，构成销售欺诈，消费者要求销售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具体到本案中，首先，路巡公司在与黄×签订的《二手车买卖合同书》中明确载明“甲方保证此车无事故(翻车、重大碰撞)……购车公里数85604-105604”。而根据原审查明事实，该车辆于2014年5月8日、2019年10月4日进行了两次事故维修。2019年10月4日进行事故维修时的里程数为196323公里，上述情况特别是车辆的实际里程数与路巡公司在销售时的承诺差别巨大，不属于轻微瑕疵，必然将影响黄×签订案涉合同的真实意愿，路巡公司的相关销售承诺已属于以虚假的商品说明的方式销售商品。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安部、工商总局、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二手车经营活动或者与二手车相关的活动，适用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二手车卖方应当向买方提供车辆的使用、修理、事故、检验以及是否办理抵押登记、交纳税费、报废期等真实情况和信息。买方购买的车辆如因卖方隐瞒和欺诈不能办理转移登记，卖方应当无条件接受退车，并退还购车款等费用。”上述两次事故维修均在4S店进行，路巡公司出售案涉车辆前在任何一个品牌授权的4S店均可对车辆的行驶里程、维修记录进行核实，属于其作为经营者的合理义务和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基本义务，特别是路巡公司在销售时还进行了专门的承诺。路巡公司是否具备二手车辆买卖的资质，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不属于免除或减轻其以二手车销售者身份从事相关经营行为时所应当承担责任的正当事由，不能以此为由免除其作为出卖方向黄×负有的，披露所销售的二手车的维修记录、行驶里程等车辆重要参数的真实信息的义务。最后，虽然路巡公司在二审中提交证据证明，案涉车辆系马雪涛于2019年11月26日从他人手中购买，但并不足以证明其向黄×销售案涉车辆时对实际里程数不知情，其亦未提供证据对所承诺的汽车里程数等情况已进行了合理的检测后，仍未发现相关问题，即路巡公司未能证明其不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案涉车辆里程数的虚假情况。
- 日期： 10-02 08:0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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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约定违约金是意思自治原则在违约损失赔偿领域的体现，作为民事合同的主要救济方式之一，具有可以保障合同顺利履行与补偿守约方损失的功能。对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有观点认为司法干预应当保持克制，不应予以调整。另有观点认为，不能将违约金条款全部留待当事人约定，尤其是对不公正的违约金条款。本文摘自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2021年第18次法官会议纪要，以供参考。
【乙说：无效说】当事人请求法院对违约金数额进行调整，是《民法典》第585条赋予民事主体请求司法保护的法定权利。事先约定放弃违约金司法调整请求权，将可能使当事人的法定权利被约定所剥夺。《民法典》第585条确定的违约金调整规则具有强制性规范性质，若允许通过意思自治事先排除违约金调整规则的适用，不利于平衡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违公平正义。
【法官会议意见：采乙说】
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应以公法提供的公共秩序为基础，民事法律行为的自由须限定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范围之内。当事人请求法院对违约金数额进行调整，本质上属于公法性质的诉讼权利。
《民法典》第585条第2款规定的违约金司法调整制度，是为平衡当事人利益而对契约自由适当限制的结果。如果允许当事人通过预先约定放弃向法院请求调整违约金的权利，容易造成意思自治对公共秩序的冲击，法定的违约金调整规则将大概率被规避，进而影响市场交易安全并提升虚假诉讼的风险，《民法典》第585条第2款的立法目的有可能被架空。因此，当事人事先约定放弃违约金司法调整请求权，违约方再向法院请求调整违约金数额的，法院原则上应予以准许并依法进行审查处理。
摘要2：
- 日期： 10-07 09:2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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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03民终23818号
【裁判摘要】电子商业汇票持票人未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行使追索权不产生追索法律效力——关于线下行使电子商业汇票追索权的法律效力问题。这一问题至少需要考量三个因素：其一，《电子商业汇票管理办法》能否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其二，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是否满足票据的要式性；其三，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的法律后果。具体分析如下：首先，《电子商业汇票管理办法》能否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票据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依照本法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中国人民银行依据该授权，于2009年10月16日以中国人民银行令〔2009〕第2号颁发并实施《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并随后下发系列配套管理办法。《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系中国人民银行在职责权限范围内，为规范电子商业汇票业务，保障电子商业汇票活动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直接授权而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适用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民商事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与法律、法规不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在其它法律法规均未就电子商业汇票管理作出规定的情形下，鉴于电子商业汇票的特殊性，《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作为专门规范电子商业汇票的部门规章，在立法目的正当、程序合法且与上位法不冲突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审理案件的裁判依据。其次，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是否满足票据的要式性。票据行为具有法定的形式，凡违反票据法关于票据行为要式规定的，除法律另有明确规定者外，所为行为无效。票据的签章系票据行为要式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规定：“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票据当事人在电子商业汇票上的签章，
摘要2：（续）为该当事人可靠的电子签名。电子签名所需的认证服务应由合法的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提供。可靠的电子签名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电子商业汇票是以数据电文形式制作的票据，需要通过特定的信息系统的记录、解读才能以被人理性感知的形式呈现，必须依赖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这一载体来运行和完成，电子商业汇票业务活动中应当使用数字证书作为票据活动的电子签名，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审核的电子签名系电子商业汇票唯一合法有效的签章。《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电子商业汇票的出票、承兑、背书、保证、提示付款和追索等业务，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因此，电子商业汇票的线下追索因不具备有效签章，不符合《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五条关于电子商业汇票签章和追索等票据行为要式性的要求而无效。最后，从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的法律后果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第二款规定：“被追索人清偿债务时，持票人应当交出汇票和有关拒绝证明，并出具所收到利息和费用的收据。”如果电子商业汇票采用线下追索的方式，则可能产生以下后果：1.因持票人客观上无法依法交付票据，导致被追索人清偿后无法获得相应票据，无法行使再追索权；2.因线下追索未被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记载，导致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默认持票人已对除出票人、承兑人、保证人等外的前手丧失追索权；3.如果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之外以司法判决的形式另行确立、确认其他票据状态，导致法院判决认定的票据状态与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登记的票据状态不一致，造成该票据脱离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对电票领域的监管，加大电票参与者的经营风险，冲击甚至破坏已经建立的电子商业汇票规则和市场秩序，威胁票据金融市场安全等不良后果。综合以上考量因素，本院认为，工行高新园支行未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山东高速公司行使追索权，其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十四条的规定，不属法定的票据追索行为，对被追索人即山东高速公司不产生追索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故工行高新园支行自被拒付之日起六个月内未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行使追索权，对其前手山东高速公司的票据权利已消灭。
- 日期： 10-07 15:1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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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桂民终70号
【裁判摘要１】汇票记载事项欠缺出票人签章应为无效汇票——票号为001××××1712的案涉汇票记载其名称为“商业承兑汇票”，付款人为“桂林客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付款人的开户银行为“中行桂林分行营业部”，收款人为“梵高科(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肆仟万元”，出票日期为“贰零壹肆年零叁月壹拾肆日”，汇票到期日为“贰零壹肆年零玖月零玖日”，该汇票左下栏记载“本汇票已经承兑，到期无条件付票款”，并加盖桂客公司财务专用章以及时任桂客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赵×和时任桂客公司财务总监的张××的私人印章，该汇票右下栏记载“本汇票请予以承兑于到期日付款”，该栏的“出票人签章”处为空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二条“汇票必须记载下列事项：(一)表明‘汇票’的字样；(二)无条件支付的委托；(三)确定的金额；(四)付款人名称；(五)收款人名称；(六)出票日期；(七)出票人签章。汇票上未记载前款规定事项之一的，汇票无效”的规定，案涉汇票未记载出票人签章，应为无效票据。铭信嘉德公司辩称案涉汇票记载了出票人签章，系指该汇票左下栏处加盖了桂客公司及法定代表人的签章，该栏记载的是桂客公司以汇票付款人的身份承诺在汇票到期日支付汇票金额，而非桂客公司作为汇票出票人签发票据并将其交给持票人，故铭信嘉德公司该辩解不能成立。铭信嘉德公司还辩称，根据《退票说明》记载的退票原因，案涉汇票被退票的唯一原因是付款人桂客公司在中行桂林分行的余额不足而非缺乏出票人签章。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支付结算办法》第八十九条第二项“商业承兑汇票的付款人开户银行收到通过委托收款寄来的商业承兑汇票，将商业承兑汇票留存，并及时通知付款人……(二)银行在办理划款时，付款人存款帐户不足支付的，应填制付款人未付票款通知书，连同商业承兑汇票邮寄持票人开户银行转交持票人……”的规定，中行桂林分行作为桂客公司的开户银行，在收到铭信嘉德公司通过渤海银行天津保税区支行委托收款寄来的商业承兑汇票后办理划款时，付款人桂客公司存款账户不足支付的，应填制付款人未付票款通知书，连同商业承兑汇票邮寄持票人铭信嘉德公司的开户银行转交持票人。因此，中行桂林分行于2014年9月15日出具的《退票说明》实际为付款人未付票款通知书，只是一项事实说明，不能以此认定案涉汇票具备出票人签章
摘要2：【裁判摘要２】票据权利时效是指票据权利的消灭时效，即票据权利人在一定时间内不行使票据权利的，票据债务人可以拒绝履行票据义务。．．．．．．铭信嘉德公司于2020年4月13日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邮寄本案起诉状，此时案涉汇票已过票据权利时效。因此，案涉汇票权利时效已过，且案涉汇票欠缺出票人签章，属无效票据，铭信嘉德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规定主张民事权利依法有据。综上所述，本案案由应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票据纠纷，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关于票据追索权的相关规定有所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３】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的起点应为票据权利时效届满次日——关于案涉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是否已经届满。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特别规定而产生的权利，其立法本意是通过补偿丧失票据权利人的损失来谋求票据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具有普通民事债权的属性。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行使需要满足以下构成要件：一是持票人系合法取得票据；二是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三是出票人或者承兑人享有与未支付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为普通民事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票据权利人应当知晓行使票据权利的期间，如果在相应期间内未行使权利的，即应知晓自己已经取得了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且权利已经受损。如果持票人因自身懈怠导致票据权利灭失，属于自身过失，诉讼时效从案涉汇票被承兑人拒付之日起计算则意味着其可在票据权利消灭之后无期限任意时点主张权利，显然与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相悖，也与公平、诚信原则相冲突。因此，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的起点应为票据权利时效届满次日。
【裁判摘要４】持票人铭信嘉德公司主张返还票据利益，应就出票人桂客公司获有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承担举证责任。由于出票人依法签发票据以后就负有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故铭信嘉德公司陈述票据未获兑付的事实并出示未兑付的票据即完成举证责任。桂客公司否认其在签发票据时获有利益的，应当就此提供证据。
- 日期： 10-09 21:4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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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浙06民终1355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综合考虑下述情形，不能认定案涉违约金过高。首先，本案中，电力作为具有公共属性的特殊商品，国务院《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系保障供用电双方利益的行政法规，其确定的逾期支付电费违约金幅度可以作为衡量案涉供用电合同约定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重要参考。根据国务院《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用户逾期为交付电费的，供电企业可以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照电费总额的1‰至3‰加收违约金，案涉供用电合同对逾期交付电费的违约金约定为“1．当年欠费部分，每日按欠费总额的千分之二计算；2．跨公历年度欠费部分，每日按欠费总额千分之三计算”，该约定在《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规定的范围内，并不超出该行政法规确定的违约金约定幅度。其次，违约金兼具惩罚性和补偿性的目的。本案中，上诉人在2011年1月至2020年1月期间，共计86个月未能按期缴纳电费，在316次电费结算中，违约241次，从合同的履行情况及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违约金的立法目的来看，案涉违约金亦不属于过高。再次，本案中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该约定违约金过分高于实际造成的损失。最后，本案中，上诉人系请求退还已经支付的违约金，对于已经支付的违约金，在没有证据证明系受欺诈、胁迫支付该违约金的情况下，当事人请求退还该违约金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摘要】电力属于具有公共属性的特殊商品，法律规定，未予许可，其他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作为供应方。因供电主体单一，所以供电人在订立供用电合同时处于极其有利地位，用电人对合同条款没有议价的余地。因此，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对逾期违约金的规定(该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用户逾期未交付电费的，供电企业可以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照电费总额的1‰至3‰加收违约金，具体比例由供用电双方在供用电合同中约定)在规范性质上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是对供电人的行政监督，旨在引导供电人合理确定违约金。该条款的意图虽不是要求法院按此标准进行裁判，但其确定了国家允许的违约金计收幅度，法院可作为衡量约定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具体而言，如果供用电合同对逾期违约金约定高于《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标准的，用电人请求调低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按该条例标准进行调整；如果供用电合同对逾期违约金约定低于《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标准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处
摘要2：（续）理。经审核，本案供用电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在《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规定的范围内，现原告要求调低，依据不足。
- 日期： 10-16 17:1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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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民再115号
【裁判摘要１】华众公司伪报票据丢失，不属于法定的申请公示催告情形，申请人在公示催告期间未申报权利，属于有正当理由。涉案票据出票人是徐州飞亚有限公司徐州飞亚木业有限公司，收款人是邳州市维利板材加工厂，付款行是中国银行邳州支行营业部，根据涉案票据记载，邳州市维利板材加工厂已将涉案两张票据背书给新疆新大新石油化工销售有限公司，然而其又于票据付款到期日前出具汇票转让证明，称将涉案票据转让给华众公司，显与事实不符，华众公司在申请公示催告时提交的汇票复印件上邳州市维利板材加工厂财务专用章的位置与涉案真实汇票上该章的位置不一致，该复印件明显不是由涉案真实汇票复印形成，故华众公司不可能持有涉案票据。华众公司申请公示催告属于伪报票据丧失行为，不属于法定申请公示催告的情形，则乌鲁木齐银行恒丰支行未申报属于有正当理由。
【裁判摘要２】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该条的文义和立法目的，应该是允许提起撤销除权判决之诉。既然赋于当事人起诉的权利，当事人起诉、法院审理后，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就可以撤销除权判决。本案因华众公司伪报票据丧失，恶意提起公示催告程序而作出的除权判决应予撤销。
摘要2：
- 日期： 10-23 15:3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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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复16号
【裁判摘要】不能将请求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作为申请执行人无条件的权利，应当允许执行法院在特定案件中根据被执行人的申请，根据双方在履行债务过程中的表现及过错等相关因素酌情减轻或免除加倍支付迟延利息——依照民诉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条规定于执行措施一章中，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制裁不按照生效法律文书指定期间履行的行为，达到促使债务人及时履行义务的目的，同时也进一步补偿债权人因迟延履行造成的损失。通常情况下，生效判决确定的债权未得到实现，执行程序被启动的，可以推定是因为被执行人迟延履行义务的结果，执行部门因而主动依法起算迟延履行利息。但是，在个案中查明债务人有积极履行债务的具体行动，而债权人对债务未履行负有一定责任的情况下，如果对此具体情况完全不予以考量，一律无条件要求被执行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则将对积极诚信履行债务的人施以制裁，此与设置迟延履行利息以达到促使债务人普遍积极履行义务的立法目的不符。因此，不能将请求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作为申请执行人无条件的权利，应当允许执行法院在特定案件中根据被执行人的申请，根据双方在履行债务过程中的表现及过错等相关因素酌情减轻或免除加倍支付迟延利息。本案需要考虑以下因素：首先，本案判决生效后，武汉国土局为了履行债务作了如下工作：一是在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间内提请财政审批拨付了案款；二是在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间内采取邮政快递、报纸公告等方式通知债权人受领案款；三是2015年2月12日发函并派员前往审判部门询问债权人账户信息并请求将案款付至法院账户。上述做法表明，武汉国土局在判决生效后并无怠于履行债务、拖延还款的意图，其曾已经取得了财政部门审批准备了案款，具备了向时利和公司支付的条件，且通过一定途径向债权人发出通知，向审判机关寻求帮助，即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准备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此种诚信履行义务的积极行动应当得到肯定。人民法院缺乏在判决生效后、执行程序启动前接受债务人向法院账户支付债款的相关制度，也是债务人不能及时解除责任的原因之一。而时利和公司作为债权人，对于武汉国土局履行债务应当给予基本的配合，即提供账号信息。如果在此期间时利和公司与武汉国土局取得联系，
摘要2：（续）则完全不需要启动强制执行程序而使判定债权得到实现。由于时利和公司未预留账户信息，住所地无人办公，未在判决确定的期限内与武汉国土局联系，致使武汉国土局未能在具备案款支付条件时顺利履行判决确定的债务，时利和公司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其次，武汉国土局亦并未充分尽到使债务得到履行的责任。当然本院认为该责任不在于其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进行提存。依该条规定，债务人可以选择提存方式清偿债务，但该选择应是债务人的权利，而非债务人的法定义务。提存公证收费的通常做法是，提存公证的申请人先行交纳公证费用，办理提存后，受领人受领时可以提取的是提存本金及其产生的活期存款利息。因此，如果确实进行提存，不仅增加债务人负担，债权人在利息方面的利益也将受到减损。且武汉国土局申请财政审批该费用确实存在现行财务规则方面的障碍。因此，将武汉国土局未办理提存公证视为其未尽到履行责任，不尽合理。．．．．．．第三，本案生效判决将武汉国土局支付一般债务利息的截止期限设定为“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即判决生效后三十日。此类判项实际上是适应2014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前，人民法院在执行实务中将判决确定的一般债务利息计算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日期，此后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双倍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做法。但本案判决生效于上述司法解释之后，依该解释，人民法院在执行中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方法发生了变化，将迟延履行利息区分为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的迟延履行利息，一般债务利息按照判决确定的方式计算，加倍部分的迟延履行利息的利率标准统一确定为日万分之一点七五，其计算结果接近于一般债务利息。鉴于本案债务未能实际履行的客观情况，可考虑以加倍部分的迟延履行利息弥补债权人一般债务利息的损失。综合以上因素，本院酌定将湖北高院审判人员就武汉国土局询问时利和公司账户信息及向该院账户付款的请求作出明确答复之日作为加倍部分迟延履行利息计算的时间节点。自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截止该答复之日，可视为武汉国土局的行为不构成迟延履行，不承担该期间内的迟延履行利息；从该答复之日起，武汉国土局应当承担迟延履行利息。
- 日期： 11-26 10:4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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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1年第7期（总第297期）第37-44页】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70号
【裁判摘要】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判断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所主张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应当依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对于民事权利(益)的规定，对相关当事人关于执行标的的民事权利(益)的实体法性质和效力作出认定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法律规范之间的层级关系、背后蕴含的价值判断以及立法目的进行探寻与分析，并结合不同案件中相关当事人的身份职业特点、对于执行标的权利瑕疵状态的过错大小，与执行标的交易相关的权利行使状况、交易履行情况，进一步分析执行标的对于相关当事人基本生活保障与秩序追求的影响等具体情况，综合加以认定。
摘要2：【摘要】房屋买受人请求继续履行诉讼请求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审理范围——对于王××主张的由何×协助其办理案涉房屋权属转移登记的请求，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关于执行异议之诉的规定，执行异议之诉所要解决的是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在强制执行程序中的冲突问题，除根据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案外人同时提出的确认权利的诉讼请求因与民事权益的认定密切相关而可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一并审理并裁判外，案外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同时提出的要求被执行人继续履行合同、协助办理权属转移登记、交付标的物或支付违约金等给付内容的诉讼请求，因与排除强制执行的诉讼目的无关，故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范围，也不宜合并审理。因此，本案中，王××提出的有关何×协助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转移登记的请求，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
- 日期： 12-17 16:4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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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只有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９条规定情形的商品房买受人才能够排除金钱债权人基于抵押权而申请启动的对买受人所购房屋的强制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先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但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能对抗已经交付全部或者大部分所购商品房价款的消费者。据此，已经交付全部或者大部分所购商品房价款的消费者，对于所购房屋所享有的民事权益，可以排除基于抵押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等优先受偿权的强制执行。故抵押权人申请执行登记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但已销售给消费者的商品房，消费者提出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是这种情况是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商品房预售不规范现象，为保护消费者生存居住权利而作出的例外规定，应当严格把握条件，避免扩大范围，以免动摇抵押权具有优先性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在这一问题上，根据现行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并非只要是支付了全部或大部分对价款、合法占有了房屋、对未办理过户登记没有过错的买受人均可排除基于抵押权等优先受偿权的强制执行，而是对此种情形下的房屋买受人的范围进行了限定，即限于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商品房的人,不包括一般的房屋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因此，在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房屋买受人能否排除对所购房屋的强制执行时，亦应当遵循上述原则。也就是说，只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情形的商品房买受人，才能够排除金钱债权人基于抵押权而申请启动的对前述买受人所购房屋的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本案中，2014年8月16日，黄××即与盛景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日，黄××与海峰建设公司签订《黄水“明月绿洲"室内装修合同》，并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其他税费、装修款。上述时间既早于案涉房屋被设定抵押的时间，
摘要2：（续）也早于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的查封时间，更早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的查封时间。无论华融资产重庆分公司申请再审所称的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进行查封的时间应认定为2017年7月14日的事实是否成立，无论“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的查封是否仅指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的查封，均不影响上述认定，更不会因此导致对相应法律问题的判断，故华融资产重庆分公司以此为由主张再审不能成立。对于“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条件不宜仅从文义出发作过于机械的理解，从该条规定系为保护消费者生存居住权利的立法目的看，在房屋数量上，商品房消费者名下虽然已有1套房屋，但购买的房屋在面积上仍然属于满足基本居住需要的，仍可以理解为符合该规定的精神；在范围上，可以在案涉房屋同一设区的市或者县级市范围内商品房消费者名下没有用于居住的房屋为标准加以判断。本案中，案涉房屋性质系住宅商品房，根据本院依职权调查的黄××在重庆市范围内的不动产登记信息，其仅在重庆市九龙坡区有一套建筑面积为110.88平方米的住宅房屋，在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范围内并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案涉房屋的建筑面积是36.53平方米，在面积上亦在正常的生活居住范围之内。综上所述，黄××对案涉房屋的权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情形，能够排除人民法院基于华融资产重庆分公司的申请而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华融资产重庆分公司的再审申请不能成立。
- 日期： 03-14 08:3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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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签合同照片
摘要1：【裁判摘要１】案涉《差额补足协议》的性质问题……综上，案涉《差额补足协议》不具备保证合同的从属性特征,广州农商银行上诉主张该协议为独立合同,符合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广东高院予以采纳。
【裁判摘要2】对方提供法定代表人面签合同的照片无须再对法定代表人签名进行鉴定——关于是否应当对《差额补足协议》上中×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进行鉴定的问题。广州农商银行在一审期间提交了其员工与中×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周××面签《差额补足协议》的多张照片，上面清晰显示了周××代表中×公司签署《差额补足协议》的过程。即使周××未在《差额补足协议》上盖章，甚至盖的是假章，只要周××在该协议上的签字是真实的，仍然应当视为周××代表中×公司与广州农商银行签署该协议。因此，在中×公司未能举证推翻上述照片真实性的情况下，其申请对《差额补足协议》上该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进行鉴定，缺乏必要性，一审法院对其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未经公司决议程序的差补协议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对外提供非典型担保的情形是否应当适用上述规定，立法未予明确。但根据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与本案相关事实，广东高院认为不足以认定案涉《差额补足协议》符合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理由如下：第一，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担保行为涉及公司以及股东的重大利益，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所作出的对外担保行为必须以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具体到本案，案涉《差额补足协议》对于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而言是纯负担合同，本案没有其他证据显示该三公司具有签订该协议的合理原因。因此，在对公司与股东利益的影响上，差额补足义务与担保责任是一致的，要求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订《差额补足协议》时应当经公司机关决议，符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适用范围进行目的性扩张的法律解释方法，符合“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要求。第二，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签订《差额补足协议》时，该三公司均为上市公司。
摘要2：（续）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其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程度较封闭公司更高，法定代表人的道德风险更大，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对法定代表人进行监督的成本很高。而上市公司的重大经营事项应当符合公开披露的要求在三公司均未对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的事项予以公告的情况下要求广州农商银行作为纯获利益的一方，在签订协议时负有甄别三公司法定代表人实施的行为是否符合公司真实意思的注意义务，并未不合理地加重其负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广州农商银行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尽到注意义务，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超越权限的情形，因此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主张其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对三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理据充分广东高院予以采纳。
【裁判摘要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2条，合同不成立时发生的损害赔偿责任问题应当参照上述规定，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就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而言，该三公司对其法定代表人负有选任监督的责任，对其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的行为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符合当时的司法实践与当事人的合理预期。就广州农商银行而言，其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对三公司签约代表人的权限进行审核的成本较低，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过错程度较大。一审判令广州农商银行及中×公司等各自承担50%的责任，与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不符，应予调整。因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系各自独立与广州农商银行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相互之间不存在意思联络，不符合共同承担责任的主观要件，应当分别向广州农商银行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根据各当事方的过错程度，广东高院酌定××公司、中×公司分别在95140万元（3171333333.33元×30%）的范围内对华翔公司不能清偿的案涉债务向广州农商银行承担赔偿责任。
- 日期： 03-24 09:2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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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因此认定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情形为工伤需要同时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履行工作职责三个条件。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以及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看，认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各方当事人无争议，但是否为“履行工作职责”是本案核心焦点。 (一)关于刘×受到暴力伤害是否因履行工作职责所致的问题。本案情形是否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关键不在于职工所受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在于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之间的关联性是否足以达到认定工伤的程度。根据(2015)高新刑初字第147号刑事判决书及附案询问笔录等在案证据，刘×与刘××在涉案纠纷发生前并不认识，二人并无个人恩怨。涉案伤害事件发生的起因是，刘×在工作中需使用塔吊机吊运钢材，在催促过程中与塔吊指挥人员刘××发生争执，在双方第一次争执打斗未造成严重伤害的情况下，刘××为报复刘×返回宿舍取刀后将其刺伤。从伤害事件发生的初始因素来看，刘×是在履行其工作职责，虽然刘×处理工作纠纷的方式方法欠妥，但从客观行为上看刘×在经过第一次打斗后并无与刘××继续争执的相关表现，其在笔录中自述找刘××的目的是配合其完成工作任务，说明刘×始终具有完成工作职责的主观意愿。二人之间的争执打斗系因工作原因引起，刘××心生怨气产生犯意致刘×受伤，且前后两次争执打斗时间连续、地点均在工作场所之内，具有较为明显的连贯性。换言之，刘×的伤害后果是工作原因与刘××的故意伤害行为共同导致，其中刘××的故意伤害行为虽是直接原因，但刘×受伤与工作原因之间亦具有因果关系，不能将刘××刺伤刘×归因于私人恩怨而否认刘×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故二被申请人关于“刘×受伤系私人恩怨所致不应认定为工伤”的答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工作纠纷发生后处理不当是否属于阻却认定工伤的理由。职工之间因履行工作职责发生争议时未能正确处理纠纷，甚至存在行为不当情形时能否认定为工伤，需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具体分析。正如二审法院所言，因履行职责发生争议时，劳动者应以恢复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状态为目的，并以适度的方法和手段达到该目的，行为不应超过合理、必要的限度。
摘要2：（续）但二审法院认为“劳动者严重不当的行为会阻却履行工作职责与受到暴力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导致其不被认定为因‘履行工作职责’”，该认定对受到伤害的劳动者而言过于严苛。首先，虽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并未就职工对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负有一定责任时如何认定工伤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可以参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关于“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规定、第十六条关于“故意犯罪的、醉酒或者吸毒的、自残或者自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规定以及《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和原则进行认定。如果能够证明伤害后果系因职工故意或严重过失造成的，或者职工对伤害后果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的，即不属于意外伤害的范畴，不应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高新刑初字第14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刘×对纠纷的发生并无明显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上述事实表明，刘×对于暴力侵害行为的后果并无明显过错。其次，二人因工作纠纷发生争执后，双方均未能冷静处理确有一定过错，但刘×的过错并不应导致其受到暴力伤害，不足以阻却对履行工作职责的认定。况且二被申请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二人系因涉案工作纠纷之外的其他个人恩怨导致伤害后果的发生。最后，从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应当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作适度从宽解释。《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旨在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该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立法意旨是为了保护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后的救济。从制度价值的角度适用本款对是否属于工伤进行认定时，不能要求“纯洁的受害人”，即只有在暴力伤害中完全无过错的受害人才能够认定为“履行工作职责”，这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立法意旨有违。故本案情形不能成为阻却认定工伤的理由。
【解读】《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3项未就职工对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负有一定责任时如何认定工伤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如果能够证明伤害后果系因职工故意或严重过失造成的，或者职工对伤害后果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的，即不属于意外伤害的范畴，不应认定为工伤；反之，则应认定为工伤。
摘要1：解读：（１）虽然《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3项并未就职工对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负有一定责任时如何认定工伤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可以参考《工伤保险条例》第１４条第６项、第１６条的规定以及《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和原则进行认定——如果能够证明伤害后果系因职工故意或严重过失造成的，或者职工对伤害后果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的，即不属于意外伤害的范畴，不应认定为工伤。反之，则应认定为工伤。（２）从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应当对《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作适度从宽解释，不能要求“纯洁的受害人”，即只有在暴力伤害中完全无过错的受害人才能够认定为“履行工作职责”。
摘要2：【注释１】职工受到意外伤害不能认定为工伤情形——（１）因职工故意或严重过失受到意外伤害；（２）职工对意外伤害后果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注释２】职工对受到意外伤害后果的发生仅负次要责任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注解】当事人所遭受的暴力伤害与其履行工作职责之间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连续不构成工伤。——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8657号
- 日期： 04-10 07:4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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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摘要】在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中，如对意外受伤超过180天身故的一律不予赔偿，一方面，排除了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保险权利，违背了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的缔约目的；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导致被保险人在遭受意外伤害后不能获得积极有效的救治、护理，甚至遭到二次伤害，存在一定道德风险，有违《保险法》的立法目的，亦与公正、诚信、友善、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符。法院依法认定保险公司应当赔偿，传递的是“防范道德风险、尊重生命至上”的价值导向。
摘要2：
- 日期： 04-16 05:5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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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7年第1期（总第243期）】
【裁判摘要】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根据该条款的文义及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的立法目的，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必须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为前提，这里的赔偿请求权既可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实施的侵权行为而产生，亦可基于第三者的违约行为等产生，不应仅限于侵权赔偿请求权。
二、施工过程中造成发包人的设备毁损灭失，承包人以其对该设备也具有保险利益，且发包人已对该设备投保财产损失保险为由，主张驳回保险人对其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请求的，因承包人虽对施工所涉发包人设备也具有保险利益，但该保险利益系责任保险利益，不同于发包人对其设备具有的所有权保险利益。保险利益不同，可以投保的保险类别亦不同，不能相互替代。承包人欲将施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转由保险人承担，应当投保相关责任保险，而不能借由发包人投保的财产损失保险免除自己应负的赔偿责任。故其主张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2：
- 日期： 04-18 17:1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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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注解】在被任命为法定代表人的员工离职后，因已与公司并无任何关系，仍由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既给其造成极大不便，亦不符合公司法定代表人应能代表公司积极履职的基本法律精神。在此情况下，如公司不主动甚至经挂名人请求后亦不愿意变更法定代表人，在挂名的法定代表人经过公司自治程序难以救济时，应赋予涤除挂名法定代表人的诉权，并依法判定涤除法定代表人身份的请求，以恢复公司正常的法人秩序，实现公司法人制度立法目的。
摘要2：
- 日期： 05-01 09:1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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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2014年商标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其中“在先权利”应当理解为包括商号权，但只有在先形成并使用的商号在诉争商标申请注册前已经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且诉争商标在与在先商号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注册使用可能引起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从而导致在先商号的权利人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其才能成为诉争商标注册的障碍。．．．．．．2014年商标法第七条明确规定，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我国商标法的立法目的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作为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商标法必须为诚实的经营者提供全方位的、切实的、强有力的保护。诚实信用原则是一切市场活动参与者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亦是商标申请注册、核准和商标使用都应当严格遵循的基本准则。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必须诚实、善意、讲信用，行使权利不得侵害他人与社会的权益，履行义务应信守承诺和遵循法律规定。本案中，“AmCham”为中国美国商会的英文简称，独创性较强，在案证据可以证明该标志经过中国美国商会长时间的使用，在经济、贸易、商务与投资领域享有较高知名度。美国俱乐部的法定代表人爱德华•雷门于1996－1997年间曾任中国美国商会的董事，并曾建议中国美国商会将“AmCham”进行注册。可见，爱德华•雷门对中国美国商会在先使用的“AmCham”这一标志是充分知晓的。爱德华•雷门作为法定代表人的美国俱乐部在进行一切市场活动中，应对申请注册“AmCham”这一标志进行避让，以彰显商标法弘扬的诚实信用原则，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根据2014年商标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或者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该条规定的立法精神在于贯彻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序良俗原则，维护良好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营造良好的商标市场环境。依照该条款的文义，该规定适用于已注册商标的无效程序，而不适用于商标申请审查及核准程序。但是，对于在商标申请审查及核准程序中发现的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若不予制止，等到商标注册程序完成后再启动无效程序予以规制，显然不利于及时制止前述不正当注册行为。
摘要2：（续）因此，前述立法精神应当贯穿于商标申请审查、核准及无效程序的始终。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及人民法院在商标申请审查、核准及相应诉讼程序中，若发现商标注册申请人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申请注册商标的，可以参照前述规定，不予核准注册。本案中，如前所述，美国俱乐部在明知中国美国商会在先使用“AmCham”这一标志的前提下，仍然在多类别商品或者服务上，大量申请注册“AmCham”商标，其行为难谓正当，有违商标法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扰乱了正常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有损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依据2014年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关于禁止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商标注册的规定，美国俱乐部申请注册诉争商标的行为应当予以禁止，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不应予以核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