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苏商终字第00491号
【裁判摘要】公司清算不但周期较短，而且其只消耗、不增加公司财产，所以公司的清算状态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形。天一公司正处于清算程序中，本案原审原告作为公司股东，如其认为同基公司可能损害天一公司的利益，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代表诉讼，无须履行书面请求公司清算组起诉的前置程序。而且原审裁定作出后，天一公司清算组会议已讨论过本案诉讼，但天一公司（清算组）并未起诉。清算组组长致李建群（东江房地产公司诉讼代理人）、蒋小东（东江建安公司诉讼代理人）的函件中亦称本案诉讼由东江房地产公司、东江建安公司具体实施，清算组及其本人不做任何实质操作。故本案原告的起诉符合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立法目的。至于其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则属于实体审理范畴，本案二审阶段不予理涉。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鄂民二终字第00078号
【提示】共同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可向其他担保人追偿其应承担的担保份额。
【裁判要旨】法律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并无关于禁止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人请求其他担保人承担清偿责任的规定，混合担保的担保人之间可互有清偿请求权的制度设置更符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等债法基本规则。
摘要2：【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8条第一款赋予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向其他担保人主张应当清偿的份额，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并未明确上述权利，因而引发关于法律渊源的争议。对此，本院认为：1、从法律特征来看。法理通说认为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继受了债权人地位，因此对债务人的追偿以及对其他担保人的清偿请求，均源自于债权的效力，所发生的法律关系也属于债法范畴，不属于物权法调整范围；2、从法律功能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在于规范包括人的保证和物的担保在内的担保行为，因此，该法律及其司法解释应当对涉及混合担保的情形做出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则主要规范基于物上权利所发生的物的担保的行为，人的保证不在其调整范围之内，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对混合担保仅做衔接性规定即赋予担保人向债务人追偿权利而对担保责任消灭后各担保人之间是否具有追偿权不做进一步的明确规定，应属受其立法目的和法律功能的限制，并非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混合担保的担保人互有追偿权条款的否定；3、从公平原则来看。如果保证人和物上保证人没有就承担担保责任后如何分担进行约定，则其权利义务的事后平衡应当适用公平原则予以实现。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其他担保人担保责任随之免除，就其所订立担保合同面临的风险而言，获得了实际的法律利益，如禁止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人请求分担清偿则会显失公平；4、从恶意危险防范来看。保证人和物上担保人在实现担保权程序中均为维护同一债权人利益，两者权利之间并不产生冲突。另因并未在同一物上产生物权与债权的堆叠冲突、物权优先于债权原则排除适用，故而应当允许债权人可以选择通过履行人的保证或物的担保来实现债权。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所采保证人绝对优待主义到该法司法解释第38条第一款所采平等主义的变迁足以看出。但如果禁止担保人之间的追偿，则会鼓励债权人与某一担保人串通、恶意选择其他担保人承担责任从而免除其应负担保责任的滥用选择权情形发生，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鲁商终字第117号
【裁判摘要】债务承担是不失债之同一性，而由债权人或债务人通过与第三人订立债务承担合同，将债务全部或部分地转移给第三人承担。按照承担后原债务人是否免负责任为标准，可分为免责的债务承担（又称债务转移）和并存的债务承担（又称债务加入）。免责的债务承担中除有第三人愿意承担债务人债务的意思外，还需有债权人免除原债务人债务的意思，并存的债务承担则只需第三人愿意承担债务，而不存在债权人免除原债务人债务的意思。在免责债务承担的当事人为债权人与第三人时，债权人可通过书面或口头合同表示其同意原债务人不再承担债务之内心意思。在对是否免除债务人的债务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就应当推定为不免除债务人的履行义务，应定性为债务加入。本案中，作为债权人的被上诉人云海工贸并未明确表示免除原债务人贝隆经贸的债务，故不成立免责的债务承担关系即债务转移。债务加入在性质上与保证的规定最为接近，债务加入的当事人与保证关系的保证人均出于与原债务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为了债权人债权的实现而使债务人受益，并单方面的增加了自己的义务。保证关系中保证人代替债务人履行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这与债务加入关系中第三人清偿债务后可向债务人追偿相似，故在法律性质上，可将债务加入视为一种保证。判断一个行为究竟是保证，还是并存的债务承担即债务加入，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如承担人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中有较为明显的保证含义，可以认定为保证，如果没有，则应当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立法目的出发，认定为并存的债务承担。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53号
【提示】约定由晋江市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属于中级法院受案范围，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
【裁判摘要】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协议管辖不得违反级别管辖。但因级别管辖是上下级法院之间就审理一审案件范围的分工，其主要立法目的是在贯彻审级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各级法院职能的合理定位及工作量的平衡，且人民法院级别管辖的划分标准会随着社会发展、各地法院受案状况等因素而不断调整，许多情况下当事人难以准确预期。因此，协议管辖违反级别管辖规定并非绝对无效，人民法院不能仅以协议管辖违反级别管辖为由否认其法律效力，还应结合具体情况分别予以认定。本案中，曾某某与林某某二人在借条中明确约定“由晋江市人民法院管辖”，而晋江市系曾某某的住所地，双方合意选择晋江市人民法院作为解决争议的管辖法院，确有在该法院所在地解决争议的意思表示，法律应维护其对双方当事人的约束力。原二审裁定基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将当事人在地域上选择管辖的真实意愿结合级别管辖规定，确定由晋江市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即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43号
【提示】抵押物已被扣押后，抵押权人对抵押物的租金可优先于租金应收账款质权人受偿。
【裁判要旨】法院通过查封对抵押财产施加以公权力之后，抵押人收取孳息的权利即被剥夺，不论抵押权人是否通知孳息的清偿义务人，抵押权效力已及于孳息。从物权法第197条第1款规定的立法目的及抵押权的性质来看，对法定孳息清偿义务人的通知并非抵押权效力及于法定孳息的生效要件而是对抗要件。
【裁判摘要】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致使抵押财产被人民法院依法扣押的，自扣押之日起抵押权人有权收取该抵押财产的天然孳息或者法定孳息，但抵押权人未通知应当清偿法定孳息的义务人的除外。”抵押财产被法院扣押后，即使抵押权人怠于通知，抵押权效力已经及于孳息，但清偿义务人因不知抵押财产被扣押的情况而将法定孳息支付给抵押人的，仍产生清偿的效力，抵押权人不得主张清偿无效，即不得对抗清偿义务人。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的对法定孳息清偿义务人的通知，并非抵押权效力及于法定孳息的生效要件，而系对抗要件。
【解读】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目的性限缩的方式将《物权法》第197条关于通知法定孳息清偿义务人的规定限缩解释为对抗要件而非生效要件。
摘要2：【摘要１】《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据原判决查明的事实，2015年1月13日广东高院受理本案，同年3月24日天津一中院裁定受理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同年4月2日天津一中院指定天津市泛华清算有限公司担任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管理人。由于本案诉讼先于破产案件受理，根据破产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本案诉讼应在天津一中院指定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管理人且管理人接管该公司财产之后继续进行，而不应将本案移送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亦即天津一中院按确认之诉审理。本案判决生效后，天津一中院可依据本判决对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申报的债权进行确认，该破产债权亦将在重整程序中统一受偿。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有关原判决错误适用法律，对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的债权个别清偿将损害该公司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２】自2013年12月31日和2014年12月25日该两份协议签订并生效之日起，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对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即享有请求支付案涉维权费用的债权，该债权的产生早于2015年3月24日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破产申请受理的时间。虽然该维权费用的具体数额系于破产申请受理之后由本案判决确定，但债权数额的确定并不影响该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之前已经产生的事实。故原判决判令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对案涉维权费用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有关该维权费用系参加重整程序的费用，不属于破产债权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３】根据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关于“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之规定，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按照原判决第四项和第七项就主债务的利息部分所承担的担保责任，应自天津一中院受理该公司破产申请时起停止计算。．．．．．．若破产申请被驳回，则不存在停止计息的问题。因此，本院不宜在本案中对停止计息问题进行判定，而应由受理破产申请的法院即天津一中院根据该破产案件的具体审理情况，确定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就主债务的利息部分承担担保责任的截止时间，其在确定利息计算截止日期时，可不受本案判决关于利息计算截止时间的约束。
摘要1：——担保行为未损害担保人利益的，不应以缺乏担保人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认定担保行为无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69号
【裁判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该法律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防止法定代表人等公司工作人员超越权限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该法规定的决议前置程序旨在确保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系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保证人以自身名义为债务人提供担保，符合保证人控股子公司履行《代持股合作补充协议书》项下的义务，该担保行为不损害保证人的自身利益，应认定为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保证人虽未提供其公司董事会决议，但根据本案相关证据可以认定案涉《担保函》的出具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保证人关于涉案《担保函》无效的上诉理由，明显违反诚信原则。
摘要2：【解读】（１）《公司法》第１６条规定的决议前置程序旨在确保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系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２）母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提供担保，其担保行为不损害母公司的自身利益，应认定为母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9号
【裁判要旨】建设工程的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裁判规则】工程进度款滞纳金系欠付工程进度款产生的违约赔偿，金钱债务的迟延履行对守约方造成的损失可视为欠付款项的利息损失，当事人约定违约金过高的，可以调整为年利率24%计算。
【要旨】代建模式下业主和代建单位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投资人是业主，代理单位承担项目管理责任，获取管理费、咨询费和相关提成。
【摘要1】西宁交投虽拥有项目产权，但从其与明瑞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及合作方式来看，西宁交投将案涉项目的开发建设权授权给明瑞公司，由明瑞公司作为全资投资人进行开发建设，该协议并非建设工程合同，并且西宁交投也未与其他主体签订任何建设工程合同，也不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故西宁交投并不具备建设工程法律关系中的发包人地位，其并非案涉项目的发包人。明瑞公司通过合法招投标程序取得案涉项目工程发包主体资格、具备支付工程价款能力并承担付款义务，应认定为案涉项目的发包人。
【摘要2】在发包人与实际施工人并无合同关系时，发包人仅在特定条件下就欠付工程款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连带责任，其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但该条因突破了合同相对性故对其适用有严格限制：首先，该条的立法目的在于解决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和救济途径问题；其次，除合同相对方破产、下落不明等实际施工人难以保障权利实现的情形外，原则上不准许实际施工人提起以不具备合同关系的发包人、总承包人为被告的诉讼；同时，还需存在转包、非法分包、借用资质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就本案而言，并不符合上述条件，不能适用该条款。因此，美建公司以西宁交投系发包人为由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3】构成债务加入必须有第三人明确的意思表示，同意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本案《钢结构施工合同》的付款义务人是明瑞公司，西宁交投支付的2090万元系代明瑞公司付款，该行为并不能证明西宁交投有与明瑞公司共同承担支付工程款义务的意思表示，不构成债务加入。
【摘要4】即便从代建的角度讲，委托代建与工程施工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也不应由委托人对工程欠款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6241号
摘要1：——对房地产项目转让中一物数卖行为的认定处理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122号
【裁判要旨】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认为构成一地两卖。最高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08）民申字第677号裁定认定《协议书》包含了长新公司与李某某转让”莲湖山庄“项目的法律关系和股权转让关系，该协议是将股权转让和项目转让一并进行约定。麦某某代表长新公司与李某某签订《协议书》将长新公司股权及涉案”莲湖山庄“项目转让后，又与利成公司、宝源公司签订《转让合同书》再次转让”莲湖山庄“项目的行为构成一地二卖。
【裁判摘要】由于麦某某代表长新公司通过签订《协议书》约定将长新公司股权及“莲湖山庄”项目转让给李某，李某已先后向麦某某支付股权转让款和项目转让款共计6363万元，并经麦某某和长新公司的授权，已实际接管长新公司和合法先行占有包括涉案11块土地在内的“莲湖山庄”项目并进行了开发建设，涉案标的物不动产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物权法》占有制度的立法目的，在占有人有权占有的情况下，为保持和维护现有物的事实秩序和法律秩序，事实上已不能按照《转让合同书》的约定履行交付涉案标的物。虽然利成公司、宝源公司在与长新公司签订《转让合同书》后也先后向长新公司支付了6000多万元的项目转让款，但作为签约在先的李某已先行合法占有涉案土地，也先行支付了涉案土地使用权的部分转让价款并进行开发建设。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事实上不能履行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利成公司、宝源公司要求长新公司继续履行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6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的212-214页】
【解读】一地数卖均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已先行合法占有投资开发土地的受让方优先取得土地。
摘要1：【案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105民初61656号
【裁判要旨】承租人将房屋整体转租后，不再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可不经提起通知直接出售租赁房屋。
【裁判摘要】优先购买权是指房屋租赁关系中，承租人按照法律规定所享有的，在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给第三人时，得以同等条件优先于他人而购买的权利。该制度设立的立法目的在于减少纠纷，降低交易成本，同时便于房屋的占有、管理和使用，以发挥其最大效用。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不能离开房屋租赁权而单独存在，也不得与所依附的原权利分割而单独转让，承租人行使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的首要法定条件是承租人和出租人存在合法有效的房屋租赁关系。本案中，根据王某提交的证据显示，杨某在向朱XX出售涉案房屋时，涉案房屋的实际承租人为高X，王某并未占有和使用涉案房屋，其不应再享有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故王某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337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述规定中“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应作严格解释，即债务人应当明确表示抛弃时效利益，同意履行剩余的还款义务，如达成还款协议、签订债权确认书等。根据本案事实，金色阳光公司并未明确表示同意履行剩余借款的归还义务，双方亦未达成还款协议。故原审判决认定不能将金色阳光公司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归还300万元的行为认定为该公司放弃对全部债务的诉讼时效抗辩权，并无不当。
摘要2：【摘要】关于案涉《担保函》《股东会议决议》中金色阳光公司有关在本案借款到期后五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承诺，是否实质上变更了《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本案中，金色阳光公司是主债务人，其向张帆出具《担保函》《股东会议决议》，承诺为其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但根据我国担保法相关规定，主债务人仅可为其自身的债务提供抵押或质押两种形式的担保，而主债务的保证人只能是主债务人之外的第三人。即主债务人与保证人应是不同主体，同一主体不能既是主债务人又是保证人，否则该保证担保行为对保障债权的实现毫无意义，亦有违担保法立法目的。因此，金色阳光公司在《担保函》《股东会议决议》中承诺的保证期限不能推定为系对《借条》中约定的借款期限的变更。原审判决依据《借条》中约定的借款期限确定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亦无不当。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2民初292号
【裁判摘要】原告与德和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符合合同成立的一般要件，如不存在无效情形，应自成立时生效。案涉项目目前虽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但案涉项目已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等项目开发手续，工程已经封顶，前述条件亦是行政机关颁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审查的必要条件，故案涉项目已经基本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商品房预售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立法目的在于否定不符合预售条件的房屋交易行为的效力，根据《合同法》和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精神，在案涉项目已经取得必要手续情况下，不宜仅以目前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否定原告与德和公司的买卖关系效力。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民终48号
摘要1：【案号】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琼02民终794号
【裁判摘要】关于金泰公司对外销售瑞海花园小区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是否属于要约的问题。金泰公司在对外销售瑞海花园小区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中，对在2万平方米的休闲绿地上修建网球场、篮球场、游泳池等各项休闲配套设施作出明确承诺，该承诺中所载明的小区配套设施具备瑞海花园小区服务功能，且明确为瑞海花园规划配套设施。其所称绿地及附属设施虽然实际上不在瑞海花园小区开发规划范围内，但金泰公司的宣传广告足以让被上诉人相信是在瑞海花园小区开发规划范围内，故应视为“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应适用《最高院关于商品房纠纷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最高院关于商品房纠纷的解释》第三条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制裁商品房销售中的虚假广告行为，严格规范商品房销售广告中的许诺，根据该条规定，开发商对小区规划范围内作出的虚假承诺尚且要承担违约责任，其对规划范围外作出具体明确的虚假承诺，其性质更为恶劣，更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对该第三条应做扩大解释，即对本案中金泰公司对外销售瑞海花园小区的房屋时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应适用该第三条规定。至于金泰公司抗辩的其销售广告并未导致瑞海花园小区的销售价格高于同期周边小区的问题，根据生活常识，显然会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故金泰公司的这一抗辩理由不成立。因此，金泰公司对外销售瑞海花园小区的宣传广告属于要约。
摘要2：
摘要1：【典型意义】本案典型意义在于：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要求必须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行政机关既要严格执法以维护社会管理秩序，也要公正把握执法尺度，兼顾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为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身、财产安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权依法扣留违法车辆。存在裁量余地时，对违法车辆的扣留应以实现行政目的为限，尽可能选择对相对人合法权益损害最小的方式。违反法定程序，无正当理由长期扣留车辆，过度推诿卸责，严重突破实现行政目的的限度，且对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害，显已违背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执法要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纠正，救济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助推依法行政，促进法治政府如期建成。
摘要2：【注解】交警大队扣留涉案车辆后，既不积极调查核实车辆相关来历证明，又长期扣留涉案车辆不予处理，构成滥用职权。
【最高人民法院专业法官会议纪要】
法律问题: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涉嫌违法的机动车长期扣留不予处理，是否构成滥用职权?
法官会议意见:判断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的关键点为是否违反立法目的、严重不当行使职权。扣留机动车属于对机动车的暂时性控制。当事人提供相应的合法证明的，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法官会议纪要》(第一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22年版,第106-107页。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036号
【裁判摘要】《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第3条关于国有资产在转让前应当进行评估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上述规定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况且，对拟转让的国有资产进行评估应当是出让人煤炭公司的法定义务。现煤炭公司以自己没有履行法定义务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意图独占土地升值的利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支持。再次，《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第3条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国有资产，避免国有资产因低价转让而流失。但这并不等于在流通领域特别是市场主体间就财产流转发生争议时，要对占有、使用、经营国有资产的民事主体给予特殊保护。因为，平等保护所有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是我国一切民事法律共同确认的基本原则。如果在民事司法中支持转让国有资产的民事主体事后以财产未经评估，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为由请求认定合同无效的主张，则不仅会影响正常的市场流转秩序，也不利于国有企业以平等的市场主体身份参与市场竞争。综合上述分析，煤炭公司以本案国有资产未经评估，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由申请再审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解答：国有股权转让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属于未生效合同。
摘要2：【解读】国有股权转让是指国有资本入股的公司（包括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和国有资本参股公司）依法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国有股权转让涉及三个前置程序和条件：
（１）决策、审批程序：国有股权转让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属于未生效合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42号
（２）评估、定价程序：国有资产转让须经评估的强制性规定属于管理性而非效力效力性，违反该规定并不必然导致转让合同无效（另外裁判观点认为违反评估规定无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99号
（３）进场交易、公开竞价程序：立法目的在于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尽可能实现国有资产转让价格最大化、防止国有资产低价转让，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针对的是行为本身，并非仅仅是为了管理的需要或单纯限制合同主体的行为资格，应当被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的转让合同无效。——参考案例：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7）沪二中民三（商）初字第81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沪高民二(商)终字第22号
摘要1：——名为股权转让实为股权让与担保行为的认定
【裁判要旨】在双方当事人原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债务人未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由债务人将其所持公司股份转让给债权人，股权转让款由债权直接转化，且债权人仪按照原债权数额收取固定分红而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事后又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应认定为名为股权转让实为让与担保的行为。让与担保作为法律未规定的非典型担保行为的一种，应结合当事人的本意、立法目的等，综合认定该行为的效力。
【案件索引】一审：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2015）澄商初字第00446号（2015年10月13日）；二审：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民终字第01094号（2016年4月5日）
摘要2：【要旨】股权让与当行为的实质是通过让与股权所有权的方式担保债务的履行，而非一般的股权转让行为。双方约定以股权转让的方式作为债务的担保，系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合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该种担保方式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解读１】（１）双方一致认可原存在２５０万元的借贷关系未归还借款；（２）结合“陈某某将其在弘润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顾某某后，顾某某不参与弘润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并且享受每年不低于15％的保底分红”的内容，则说明顾某某为了保证自己的债权得以实现，要求债务人陈某某将股权转让给自己。该行为实质是通过让与股权所有权的方式担保债务的履行，而非一般的股权转让行为。双方约定以股权转让的方式作为债务的担保，系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合同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该种担保方式应认定为合法有效。（３）担保仅是为了保证主债务的履行，在双方当事人存在原借款合同关系的情况下，陈某某应首先履行归还借款的义务，而非强制顾宝良接受弘润公司的股权。退一步讲，即使陈某某无法清偿到期借款，也不能直接以其持有的弘润公司的股权直接变更登记给顾某某以用于抵偿结欠顾某某的债务，系因此行为符合流质契约的性质，应认定无效。（４）综上，《股权转让协议书》无解除的必要性，但陈某某应向顾某某偿还借款250万元及利息。
【解读２】在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受让方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而享有保底分红，应理解为股权让与担保。
摘要1：解答：《合同法》赋予守约方合同解除权是对守约方一种保护措施，但不得滥用。合同履行完毕，守约方再依约解除合同，不仅会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甚至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不符合当事人缔约时的初衷和尽量使合同有效的立法目的。故对守约方滥用合同解除权的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加以限制，以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维护公平正义。
摘要2：【注解】履行完毕合同和无效合同不存在解除合同问题。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0902民初5032号
【裁判摘要】原告出示《入职履历表》，被告认为原告签字的《入职履历表》可以视为简易的劳动合同，应当具有劳动合同的书面效力。由于双方均认可填有《入职履历表》，其争议的实质就是该《入职履历表》能否视为是双方的书面劳动合同。对此，本院认为应结合《劳动合同法》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予以双倍工资惩罚的立法目的予以分析。首先，《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该第二倍差额的性质并非劳动者的劳动所得而是对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规定的一种惩戒。二倍工资的立法目的在于提高书面劳动合同签订率、明晰劳动关系中的权利义务而非劳动者可以从中谋取超出劳动报酬的额外利益。其次，结合《入职履历表》分析，该表已基本实现了书面劳动合同的功能。表中明确约定了原告陈某某工作岗位、入职时间、试用期、工资待遇、工资收款账户等，并有双方当事人的签字，该审批表内容已经具备劳动合同的基本要件，之后双方在实际工作中也是按照上述约定内容履行的，因此，本院认为《入职履历表》能够既明确双方的劳动关系又固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具有劳动合同的性质。原告陈某某要求被告达成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通中商终字第0462号
【裁判摘要】根据《公司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被告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条规定，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通知以书面形式发送，并载明会议的时间、地点、内容及其他有关事项。本院认为，股东会会议通知是股东得以参加股东会并行使其干预权的前提，尤其是在经营者和控股股东合二为一的情况下，股东会已成为少数股东要求大股东解决其政策并提出反对意见的唯一场所。股东会会议通知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成功的向股东通知开会事宜，保障公司股东为开会事宜做好充分准备并按时参加股东会正常行使股东权利，防止控股股东利用突袭手段控制股东会。案涉股东会开会之前，召集会议的公司执行董事傅某某仅提前一两天通知其他股东，且没有明确告知开会的主要事宜，显然违反了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虽然新苏中公司之前召开股东会经常以口头通知的方式作出，但不能以此证明公司形成了股东会会议召开无需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通知的惯例。况且，本案股东会会议讨论的事宜系对公司重大资产的处置，即便如新苏中公司所抗辩的系股权转让，股东在没有提前十五日接到通知的情形下，显然对公司资产或持有的股权是否转让、以何种价格转让、转让给谁等事项没有调查、思考和准备的时间，不利于在股东会决议时作出充分判断和表决。事实上，新苏中公司的另外两位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的股东贲某甲、贲某乙也提出了异议。因此，本案股东会会议的召集程序显然违反了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而新苏中公司违反程序召集股东会的行为影响了股东正常行使其股东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股东会会议通知制度的立法目的。综上，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本案股东会召集程序违反了公司章程的规定，应予撤销。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宿中知民初字第0051号
【裁判摘要１】关联交易和自我交易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从上述法律规定看，两个条文分别对关联交易和自我交易作出了规定。．．．．．．本案中，张某某作为东捷公司的股东和总经理，同时也系立丰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东捷公司与立丰公司因张某某在两公司的特殊身份具有关联关系，两公司之间签订案涉技术转让协议构成关联交易。但因张某某并非立丰公司股东，立丰公司的利益与张某某自身的利益存在不同，与东捷公司进行交易的系立丰公司，而非该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张某某，因而，两公司之间签订案涉技术转让协议不构成张某某与东捷公司的自我交易。综上，案涉交易应受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规制，而不适用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也应受东捷公司章程第九十八条第（九）项规定的规制，而不适用第九十八条第（四）项规定。
【裁判摘要２】从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定看，该规定立法目的在于防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受损，禁止不公正的关联交易，而并非禁止关联交易。依该规定，认定案涉技术转让协议是否无效的关键在于该交易是否损害东捷公司利益，即张某某是否违反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利用其作为东捷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和便利，实施了为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立丰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损害东捷公司利益的行为。依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原告东捷公司对此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本案中，东捷公司仅举证案涉交易未经东捷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表决这一程序性事实，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交易实质上损害了东捷公司的相关经济利益并造成东捷公司损失。．．．．．．综上，在东捷公司不能举证证明案涉协议损害东捷公司利益的情况下，不能认定涉案交易违反了法律或公司章程中关联交易的规定，涉案《技术转让协议书》不能认定为无效。
摘要2：【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苏知民终字第00025号
【摘要】二审裁定：准许江苏东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撤回上诉。
【解读】
（１）公司法并未完全禁止关联交易，只是禁止不公正的关联交易（禁止损害公司利益的关联交易）；
（２）有直接股权关系的为自我交易；仅董事高管为同一人的为关联交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373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二十六条关于“上述使用权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市、县人民政府有优先购买权”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转让双方必须如实申报成交价格。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基准地价、标定地价对申报价格进行审核和登记。申报土地转让价格比标定地价低20％以上的，市、县人民政府可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强化对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合理范围的控制，并未直接否定交易本身的效力或明确了此类合同当为无效的法律后果，均属于带有行政监管色彩的管理性规定。即便在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时人民政府未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也只是行政部门综合判断有关情况后的选择，难以认定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有关人民政府未行使优先购买权并不能导致案涉《土地转让合同》归于无效的法律后果。另从上述法规的内容看，人民政府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可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何况时至今日，当地人民政府并未就案涉土地使用权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也能从侧面说明《土地转让合同》尚无可导致无效的事由。故信金公司关于二审法院错误认定《土地转让合同》有效的主张因无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一审、二审法院基于上述判断认为即便存在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偏低也不会产生导致《土地转让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因而未接受信金公司关于申请调取案涉土地价格是否偏低的证据的申请并无不当，其审判程序并无违法之处。同理，信金公司在本案再审审查中提交新的证据《关于公布广东省城市国有土地分等及基准地价标准的通知》及《广东省城市国有土地分等及基准地价标准（2003）》，即便能够证实本案存在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江门市人民政府对该地块有优先购买权的事实，也因不属合同法定无效情形而不能推翻二审判决关于《土地转让合同》有效的认定。
摘要2：【解读１】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不会导致土地转让合同无效；政府未对低价转让的土地使用权行使优先购买权不属于《合同法》第５２条所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
【解读２】《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２６条并非认定土地转让使用权无效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解读３】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将可能导致政府行使优先购买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349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但是，即使当事人未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亦未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也可以在行政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将与被诉行政行为相关联的民事争议一并进行审查，并对该民事争议作出裁断，以此为基础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这种审理方式符合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一条所确定的立法目的，有利于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即可以提高审判效率，又可以实质性化解争议，减少当事人诉累，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本案中，虽然陈某某未就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及房屋买卖协议的效力问题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亦未在本案中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但一、二审法院直接对买卖协议条款的效力进行认定并进而对补偿协议的合法性作出裁判，符合上述裁判思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陈某某提出的本案没有任何一方请求一并处理该民事争议，原审查明和认定民事争议错误的主张，没有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摘要】当事人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约定如房屋被征收所获得补偿归买受人所有，即使房屋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征收部门与买受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合法有效——本案中，涉案房屋征收补偿的权益应当归于孙××。．．．．．．本案中，陈××与孙××签订的《协议书》明确约定，涉案房屋如被征收，所获补偿权益由孙××享有。被征收人因房屋征收获得补偿的权利，实际上是一种财产权，现行法律法规并未限制或禁止对该项权利的转让、变更或者放弃。陈××与孙××签订的《协议书》中关于房屋征收补偿权益转让的条款，系协议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亦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关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
【解读】法院可主动对基础民事争议一并审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57号
【裁判摘要１】尽管美雅公司收到长利兴公司通过清远农商行监管账户划转的工程款后已按照长利兴公司的指示将相关款项转出，并未实际使用该工程款，但因货币性质上属于特殊种类物，占有即所有，因此，自上述款项划付至美雅公司账户时起，长利兴公司即完成了工程款支付义务，美雅公司即对该等款项享有所有权，有权自行处置。综合考量清远农商行划付款项的形式审查义务履行情况、长利兴公司与美雅公司之间仅存在案涉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以及美雅公司按照长利兴公司指示转付案涉工程款的过错程度等因素，在美雅公司总计收到的款项已经超过了其应当收取的工程款，案涉工程款已足额支付美雅公司的情况下，本案应认定长利兴公司并不欠付美雅公司工程款。故美雅公司关于前述款项系走账款而非工程款，长利兴公司应向其支付欠付工程款及利息的再审主张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二审判决关于本案长利兴公司尚欠美雅公司工程款76647010.37元的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２】本院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法律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弱者生存权利和社会秩序而赋予债权人的一项民事权利。在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抵押权相冲突的情形下，应秉持公平原则与诚信原则，结合法律规定与具体案情，在平等保护各方利益的前提下，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予以审查。首先，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由此可知，发包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是承包人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须具备的前提要件。如前所述，本案中，长利兴公司已足额支付美雅公司案涉工程款，因此，美雅公司主张案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欠缺“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这一前提要件，其主张依法不能支持。其次，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但是，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立法目的，主
摘要2：（续）主要在于平衡承包人同发包人的其他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并非衡平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关系。故在判断承包人是否有权依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时，不能仅依据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意思表示。本案中，美雅公司作为承包人，依法有权处分自己的权利，但不得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美雅公司在明知由长利兴公司账户转入其账户内的款项实为长利兴公司向其支付的工程款的情形下，仍然按照长利兴公司的指示将其账户内已收到的相关款项又转付给案外人，美雅公司对其工程款债权不能顺利实现具有过错。若允许美雅公司将因自己过错而不能实现债权的损失转嫁清远农商行承担，将有违公平原则。综上，美雅公司关于其应享有案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再审主张，不能成立。二审判决在未适用具体法律规则的情况下径行适用法律原则进行裁判，虽有失妥当，但其关于美雅公司请求对案涉工程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主张不予支持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承前所述，美雅公司与长利兴公司之间因工程款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美雅公司依其与长利兴公司的约定另行将其账户内的款项转付至长利兴公司指定的第三人，系在美雅公司与长利兴公司之间形成了新的法律关系。鉴于长利兴公司已于2013年3月18日出具《证明》，证明162315400元走账款在银行贷款当日其已全额收回，美雅公司并未实际使用相关款项。而且，长利兴公司与美雅公司在本案起诉前及原审中均确认，长利兴公司仍欠付美雅公司76327605.23元工程款。因此，本院认为，结合上述已查明事实，美雅公司与长利兴公司就上述款项的欠付确认，实质为案涉工程款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后，双方基于走账约定，对新形成的法律关系项下的款项欠付事实的确认。
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2021年1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1年1月22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7月15日起施行。
摘要2：【标签】立法目的;行政处罚的定义;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适用原则;适用目的;被处罚者权利;被处罚者承担的其他法律责任;处罚的种类;法律对处罚的设定;行政法规对处罚的设定;地方性法规对处罚的设定;国务院部门规章对处罚的设定;地方政府规章对处罚的设定;对行政处罚定期评估;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处罚;处罚的实施;处罚的权限;授权实施处罚;委托实施处罚;受托组织的条件;地域管辖;级别管辖;行政处罚权的承接;共同管辖及指定管辖;行政协助;刑事责任优先;责令改正与责令退赔;一事不二罚;未成年人处罚的限制;精神病人及限制性精神病人处罚的限制;从轻、减轻处罚的情形;不予行政处罚的条件;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刑罚的折抵;处罚的时效;法不溯及既往;行政处罚无效;信息公示;处罚的前提;信息化手段的运用;执法人员的要求;回避;告知义务;当事人的陈述权和申辩权;证据;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行政处罚决定公示制度;应急处罚;保密义务;当场处罚的情形;当场处罚的程序;当场处罚的履行;调查权证与立案;出示证件与协助调查;证据的收集原则;处罚决定;法制审核;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决定期限;送达;处罚的成立条件;听证权;听证程序;听证笔录;履行义务及分期履行;罚缴分离原则;收缴罚款范围;边远地区当场收缴罚款;罚款票据;罚款交纳期;执行措施;不停止执行及暂缓执行;没收的非法财物的处理;监督检查;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当事人的拒绝处罚权及检举权;自行收缴罚款的处理;私分罚没财物的处理;行政机关的赔偿责任及对有关人员的处理;违法实行检查或执行措施的赔偿责任;以行代刑的责任;失职责任;属地原则;工作日;施行日期
摘要1：【解答】根据最新《行政诉讼法》第６９条之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不能判决维持行政行为。因此，法院对合法行政行为应当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而不再判决维持。
摘要2：【解读】
（１）修正前的《行政诉讼法》第１条规定“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２０１４年修正《行政诉讼法》第１条规定为“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将“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这一立法目的删去，只强调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２）原行政诉讼法中维护判决形式已经被新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形式所取代。
【注解１】2015年5月1日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实施后，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已经取代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维持判决，在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而不是判决维持被诉行政行为。
【注解２】（１）只有在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完全合法的情形下，人民法院才能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２）被诉行政行为结果正确，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的，人民法院不能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注解3】（1）行政诉讼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法定条件被诉行政行为完全合法（并非原告诉讼请求不成立）；（2）如果被诉行政行为不完全合法而应当适用情况判决，则应当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但保留效力而非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93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最高法行再507号
【裁判摘要】关于本案省社保中心在作出本案催缴社会保险费决定程序中能否直接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本院认为，省社保中心在作出本案行政行为中能够直接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理由包括：1.省社保中心系根据前述生效裁判作出的认定，理据充分且于法有据；2.现行法律关于社保部门在行使该项职权时就双方间的劳动关系并未规定需先经仲裁裁决程序，故省社保中心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对劳动关系予以直接确认，进而作出处理决定，属于其职权范围，并不违反法律规定；3.社保部门经审查直接作出处理决定符合行政效率的原则，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一致。另外，（2009）行他字第12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确认权请示的答复》中认定，根据《劳动法》第九条和《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该答复尽管是针对工伤认定，但亦能佐证本案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摘要2：【解读】社保部门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能够直接认定劳动关系。
摘要1：【要点提示】建设工程合同本质上属于承揽合同，两者的区别仅在于所承揽工作内容的不同，即承揽建设工程的为建设工程合同，承揽其他工作的为承揽合同。由此，区分建设工程合同和承揽合同的问题可转化为界定建设工程的问题。在界定建设工程时，必须以建设工程合同法的立法目的为指导，并结合相关行政管理性法规的规定加以分析。
【案号】（2009）湖吴商初字第1979号；二审：（2010）浙湖商终字第72号
【裁判摘要】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经审理认为：随着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设计在建筑领域的广泛运用和推广，传统意义上的土木砖瓦、钢筋水泥等结构的房屋被越来越多的钢铁结构、钢塑结构、“水立方”、“鸟巢”等现代新型建筑更新和突破。而这些现代新型建筑本质上仍属于房屋建筑范畴，因此对其建设活动仍应受建筑法律的调整。本案升浙公司将其总承包的浙江天峰制药厂1#仓库及地下室工程中的钢结构房屋部分分包给具有专业承包资质的大东吴公司承建并订立钢构件加工承揽合同，并不违反建筑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为有效合同。而从该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看，属于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双方在履行中发生的诸如本案工程款纠纷，依法应定性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原判确定承揽合同纠纷不符合民事案件案由定性的司法解释规定，应予纠正。
摘要2：【解读】在钢结构房屋工程为建设工程的前提下，钢构件加工合同也应界定为建设工程合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再11号
【裁判摘要】行政机关负责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也未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的法律后果——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重要法律制度，做好行政应诉工作是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国办发〔2016〕5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行政机关要依法履行出庭应诉职责，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要带头履行行政应诉职责，积极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不得仅委托律师出庭；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案件，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不得仅委托律师出庭。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和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均不出庭，仅委托律师出庭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在案和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并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作出处理。本案中，衡阳市政府负责人未出庭应诉，亦未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该机关主要负责人不能出庭应诉是否有正当理由，同时亦未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仅委托一名律师出庭。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关于强化行政应诉工作监督管理的规定，对于衡阳市政府既无负责人出庭应诉、也不委托相应工作人员出庭的行为，应当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照行政诉讼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严肃处理。
摘要2：【摘要】征收补偿案件中房屋所有权存在争议情形下的审查方式——应当指出的是，曹某某、何某某直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行政机关对其所有的房屋拆迁行为违法，赔偿经济损失，实际上是对行政机关与唐某某户予以安置补偿的行为不服。判断该安置补偿行为是否有效，应当取决于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归属，包括部分案涉房屋是否已经卖给唐某某户，以及部分房屋是否存在倒塌重建以及重建后的权属问题，上述问题应当通过民事途径予以解决，一般情况下不属于征收补偿案件的审查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但是，即使当事人未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亦未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也可以在行政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将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基础民事争议作为证据进行审查，并以此为基础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这种审理方式符合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一条所确定的立法目的，有利于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既可以提高审判效率，又可以实质性化解争议，减少当事人诉累，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本案中，曹某某、何某某未就房屋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亦未在本案中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但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对相关权属问题进行认定并进而对安置补偿问题的合法性作出裁判。
摘要1：【解读】（１）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项目外待遇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２）仅当从任何角度看，给付请求权都显然而明确地不存在，或者不可能属于原告的主观权利时，才可以否定其诉权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解析】请求行政机关给付待遇不限于《行政诉讼法》第１２条第１款第１０项规定范围，还包括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具有给付请求权范围。
摘要2：【注解１】根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９３条之规定，法院对原告履责之诉或给付之诉裁定驳回起诉的两种情形——（１）原告未先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２）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的。
【注解２】被告对原告请求履行给付义务的申请不予答复，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请求履行给付义务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判决？——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确认不予答复行为违法，并驳回原告请求责令被告履行给付义务的诉讼请求。
【注解３】被告对原告请求履行给付义务作出答复，答复内容结果正确，但是违反法定程序,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人民法院均应当判决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不撤销保留其法律效力。
【注解４】履行判决与给付判决区别（法律将行为义务的履行规定为履行判决，金钱及财物的交付义务履行规定为给付判决）｜（１）对于符合给付判决适用条件的案件应当依法作出具有具体给付实体内容的判决，及时化解行政争议；（２）以履行判决代替给付判决，判决被告行政机关限期予以行政赔偿，不符合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立法目的，易造成累诉，浪费行政和司法资源。——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赔申46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926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有权提起诉讼，这是因为，对于不利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而言，侵权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因而其原告资格总是显而易见。但对于“非相对人”而言，该款则特别规定，他必须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这里所说的“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自然包括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相关证明。具体来讲，作为“非相对人”的起诉人，不仅必须要证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权利，而且还要表明，该权利受到了那个并非针对他的行政行为的可能侵害。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再审申请人曹某某请求撤销的是再审被申请人长治市政府为原审第三人牛某某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再审申请人对此主张，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的房屋系其购买，并由其一直使用至今，故认为其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长治市政府为牛某某颁发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众所周知，房屋所有权是一种典型的不动产物权。．．．．．．据此，在行政诉讼中主张其不动产物权受到侵害，就应当出具不动产权属证书以为权利证明。不能提供相关权属证书，也就不能证明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起诉，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二审法院认为曹某某与涉案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其房屋均有利害关系的观点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３】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专门增加了在行政诉讼中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规定。即，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但是，如果行政案件的审理需以民事诉讼的裁判为依据，则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裁定中止行政诉讼，待基础民事争议先行解决后再恢复行政案件的审理。裁定中止行政诉讼，适用于行政案件和相关民事案件都在审理且都尚未审结的情形，而本案的情况则不同。根据生效的晋民再终字第44号民事判决的认定
摘要2：（续），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的房屋所有权处于不确定状态，这一基础民事法律关系事关行政诉讼的原告是否具有诉权，关乎行政案件能不能受理，必须在立案前先行解决。因此，二审法院认为曹某某应当在涉诉国有土地使用证上房屋所有权的民事基础法律关系确定之后，再对本案涉诉的土地行政登记行为的合法性提起行政诉讼，并据此维持一审驳回起诉裁定，并非如再审申请人所称是对诉讼条件的限制。
【裁判摘要４】行政行为“案卷”以外的证据可以在行政行为作出后搜集和提出——行政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这一规定既是案卷主义的要求，也是中立原则的要求。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行为合法性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受“先取证，后裁决”规则的约束，被告提供的旨在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只能限于其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的证据。人民法院在审查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时，同样受案卷主义的约束，既不能接受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也不能为了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如果被诉行政行为是在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作出的，该行政行为就已经构成违法。但是，行政诉讼的证明对象具有多样性，行政诉讼证据也绝不仅仅限于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那些行政行为“案卷”以外的证据就可以在行政行为作出后搜集和提出，包括起诉条件在内的那些诉讼程序事实，人民法院就可以依职权调取。
【注解】行政诉讼的证明对象具有多样性，行政诉讼证据也不仅仅限于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那些行政行为“案卷”以外的证据就可以在行政行为作出后搜集和提出，包括起诉条件在内的那些诉讼程序事实，人民法院就可以依职权调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