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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隐名股东能否对抗显名股东的债权人执行请求？

摘要1：【要旨】（１）隐名股东能否对抗显名股东的债权人执行请求，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两种观点均存在。（２）个人认为强制执行并非股权交易，不适用商事外观主义原则， 隐名股东可以对抗显名股东的债权人执行请求。
【注解１】认为应当适用商事外观主义理由——（１）代持股权洗衣性质上属于委托代理合同，不能作为认可隐名股东即实际出资人的股东地位的证据；如果银行股东和名义股东之通过司法程序、仲裁程序或者公示程序对隐名股东的股权和股东地位进行了确认，隐名股东是实际权利人，享有股东资格。（２）我国公司法第３２条第３款中”第三人“并不限于与名义股东存在股权交易的债权人。”不得对抗的第三人“包括申请并由法院对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债权人，强制执行中的司法扣押赋予申请执行人就被执行财产价值上的优先受偿权，优先于对债务人单纯的债权请求权。（３）由于我国目前禁止超标查封，若债权人已就代持股权采取了保全措施，势必使其丧失对名义股东其他责任财产保全的机会。
【注解２】隐名股东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可否同时请求确认股东资格？——隐名股东对强制执行显名股东股权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时可同时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01号

摘要2：【注解３】最高人民法院在隐名股东排除股权执行能否适用商事外观主义上存在不同判例：
（１）最高院在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８日作出的(2015)民申字第2381号民事裁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978号裁定，认为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范围不包括非交易第三人；
（２）最高院在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８日作出的(2016)最高法民申3132号裁定认为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4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公司法》第３２条“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
【注解４】隐名股东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目前倾向否定说即隐名股东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股权请求排除执行不予支持——（１）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隐名投资合同仅约束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对第三人无约束力；（２）根据债权平等原则，隐名股东不享有优先于申请执行人的权利；（３）隐名股东应承担法律风险；（４）隐名股东并非“股东”，不能直接行使股东权利；（５）《公司法》第３２条第３款规定的“第三人”不应限缩为交易第三；（６）可防止逃避执行的违法行为。
【注解５】实际出资人以其基于股份代持关系取得的股份主张排除强制执行不予支持。——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46号
【注释１】（１）隐名股东不能排除显名股东的债权人的强制执行，除非能够证明申请执行人明知或者应知其系隐名股东或者实际出资人；（２）隐名股东属于实际出资人且符合显名条件可以排除执行。
【注释２】隐名股东作为被执行人，执行法院不能查封登记于名义股东名下的股权，除非名义股东书面确认该股权归隐名股东所有；否则查封名义股东名下股权系错误查封，名义股东可以提出执行异议。

【笔记】债务人和第三人恶意串通转移财产，债权人是行使债权人撤销权还是请求法院确认债务人转移财产合同无效？

摘要1：【要旨】在债务人的行为危害债权人行使债权的情况下，债权人保护债权的方法：一是根据《合同法》第７４条第１款的规定，行使债权人的撤销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订立的相关合同；二是根据《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２项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债务人签订的相关合同无效。

摘要2：【注解】与合同约定事项具有法律意义上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诉讼。——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723号《韶关市衡溢置业有限公司与郑某某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申请再审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原告百事达（美国）企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安徽饭店、何宗奎、章富成以及第三人安徽金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中美合资安徽饭店有限公司清算委员会民事侵权赔偿

  • 日期： 05-20 11:3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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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原告百事达（美国）企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安徽饭店、何宗奎、章富成以及第三人安徽金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中美合资安徽饭店有限公司清算委员会民事侵权赔偿纠纷一案管辖权异议的请示的复函（2005年6月16日　[2005]民四他字第9号）
【摘要】百事达（美国）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事达公司"）与安徽饭店于1993年7月30日订立的《中美合资安徽饭店有限公司合同》第51条约定："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应提交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都有约束力。"根据你院请示报告认定的事实，百事达公司现以安徽饭店利用其控股地位、独自侵占合资公司等为由提起诉讼，该纠纷应当理解为属于合资合同第51条约定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因此，对该纠纷双方应提请仲裁机关解决，人民法院对此无管辖权，故安徽饭店对本纠纷案的管辖权异议依法应认定成立。至于百事达公司以何宗奎、章富成为被告，以安徽金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中美合资安徽饭店有限公司清算委员会为第三人提出的侵权诉讼，因有关被告和第三人不是合资合同的当事人，合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又无证据表明有关各方曾达成了有效仲裁协议，因此，人民法院有权管辖。何宗奎、章富成和第三人提出的管辖异议依法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摘要2：

原执行依据被撤销后，涉案执行财产已被第三人合法取得的，可否对该财产执行回转？

  • 日期： 05-20 16:3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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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问：原执行依据被撤销后，涉案执行财产已被第三人合法取得的，可否对该财产执行回转？
答： 不可以。根据《执行规定》第109条、第110条的规定，如果涉案执行财产已经被第三人合法取得，执行回转时应当由原申请执行人折价补偿。
【注解】（１）原执行依据被撤销后，涉案执行财产已被第三人合法取得的，不可以对该财产执行回转。（２）根据《执行规定》第109条、第110条的规定，如果涉案执行财产已经被第三人合法取得，执行回转时应当由原申请执行人折价补偿。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381号（１）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381号
【提示】公司股权实际权利人能否对抗该股权名义持有人的债权人对该股权申请司法强制执行？
【裁判要旨】商事外观主义所应保护的信赖利益债权人的范围不包括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申请执行人不能适用商事外观主义原则主张对股权进行强制执行。
【裁判摘要】商事外观主义作为商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实际上是一项在特定场合下权衡实际权利人与外部第三人之间利益冲突所应遵循的法律选择适用准则，通常不能直接作为案件处理依据。外观主义原则的目的在于降低成本，维护交易安全，但其适用也可能会损害实际权利人的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主体仅限于与名义股东存在股权交易的第三人。据此，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范围不包括非交易第三人。
案涉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中行南郊支行并非针对成城公司名下的股权从事交易，仅仅因为债务纠纷而寻查成城公司的财产还债，并无信赖利益保护的需要。若适用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将实质权利属于华冠公司的股权用以清偿成城公司的债务，将严重侵犯华冠公司的合法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中行南郊支行无权通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方式取得案涉执行标的长安银行1000万股份。

摘要2：【裁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仅适用于执行程序中的执行异议案件，不适用于执行之诉案件。
【解读】该案中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范围不包括非交易第三人，《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五条第（四）项（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 ......（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 )作了不同规定。
【注释】在处理隐名股东是否对抗一般债权人的权利时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民申字第２３８１号和（２０１３）民二终字第１１１号截然相反。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1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132号
【裁判要旨】《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所称的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该债权人基于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信赖利益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
【裁判摘要】关于《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理解与适用问题，该条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工商登记是对股权情况的公示，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之债权人有权信赖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并据此作出判断。本案中，王仁岐与詹志才之间的《委托持股协议》已经一、二审法院认定真实有效，但其股权代持协议仅具有内部效力，对于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信力，隐名股东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协议有效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所称的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有关公示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导致第三人对该权利外观产生信赖，即使真实状况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即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基于上述原则，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因此，本案中詹志才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刘爱苹作为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

摘要2：【法条链接】《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 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解读】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该债权人的信赖利益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35号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发布关于公正审理跨省重大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十件典型案例之五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35号
【典型意义】本案当事人跨越辽宁与天津两省市，是一起关于认定表见代理法律关系的典型案例。基于民商事交易的复杂性，在民商事审判中对于表见代理的构成往往不易形成客观上的固定标准，需要结合合同缔结、合同履行、交易模式、交易惯例等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特别是在连续性交易中，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次的交易而忽视合同双方之前及之后的行为特征，应当尽可能的探究当事人意思表示，进而形成法官内心确信，恰当的运用自由裁量权予以认定。本案即充分考虑行为人、本人、第三人之间在此前及此后的行为表现，并结合相关事实进行了全面分析和综合判断，在还原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最终认定表见代理的存在，最大程度的保护了善意行为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维系正常民商事交易关系、保护诚信等方面的良好社会效果。
【裁判要旨】连续性交易中表见代理的认定，应综合考量合同双方之前及之后的行为特征予以认定——在民商事审判中对于表见代理的构成往往不易形成客观上的固定标准，法官需结合合同缔结、合同履行、交易模式、交易惯例等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在连续性交易中，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次的交易而忽视合同双方之前及之后的行为特征，应尽可能的探究当事人意思表示，进而形成内心确信，恰当运用自由裁量权予以认定。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797号
连续性交易中表见代理的认定，应综合考量合同双方之前及之后的行为特征予以认定——中国铁路物资沈阳有限公司与天津市长芦盐业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例要旨】在民商事审判中对于表见代理的构成往往不易形成客观上的固定标准，法官需结合合同缔结、合同履行、交易模式、交易惯例等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在连续性交易中，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次的交易而忽视合同双方之前及之后的行为特征，应尽可能的探究当事人意思表示，进而形成内心确信，恰当运用自由裁量权予以认定。
【解读】在民商事案件的审理中，对表见代理的构成应当结合合同订立、履行等相关因素综合考虑，对代理权客观表象的存在以及第三人是否善意无过失的认定还应当充分考虑行为人、本人、第三人之间在此前及此后的行为和表现进行综合判断。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津02民撤1号

摘要1：【案号】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津02民撤1号
【裁判要旨】追偿权案件双方当事人系关联公司，其中一方公司股东可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之规定，作为判决所认定的应当承担给付义务的公司的股东之一，符合上述规定，具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摘要2：

（2014）一中民初字第1039号案

摘要1：——与公司利益一致之股东不得另行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裁判要旨】第三人撤销之诉是介于生效判决的确定性、法律关系的安定性、第三人利益保护之间的平衡机制。对于与公司利益一致之股东，其利益在原诉中已被代表的情况下，不得另行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案号】一审：（2014）一中民初字第1039号

摘要2：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沪高民一(民)撤终字第1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沪高民一(民)撤终字第1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功能主要是为了保护受错误生效裁判损害的未参加原诉的第三人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六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是指判决、裁定的主文，调解书中处理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因此，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撤销对象，应仅限于生效判决的主文部分，而排除了生效判决中事实认定、理由等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根据该条第三项的规定，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当事人必须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内容损害其民事权益。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一终字第20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一终字第201号
【裁判要旨】股东对公司与他人之间争议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请求权，案件处理结果与其亦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见，构成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当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因不能归责于自己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是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三是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该诉讼。根据本案一审审查认定，该案审理期间，万恒星光公司并非是大市公司的股东。即便万恒星光公司后来通过诉讼取得大市公司的股东身份，但因该案是大市公司以外的益明公司基于与大市公司、燕宇公司之间存在的股权转让合同和担保合同关系而提起的诉讼，大市公司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作为股东的万恒星光公司，对该案当事人之间争议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请求权，该案处理结果与其亦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万恒星光公司并不具备该案第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

摘要2：

(2015)曲中法民初字第00312号；(2016)云民终326号

摘要1：——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资格认定
【裁判要旨】第三人撤销之诉作为一种非常救济制度，其立法目的在于通过撤销错误的生效裁判最大限度地保护第三人利益。对第三人诉讼主体资格的审查是此类案件的审理前提和重点。法律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审判实践中，如何认定“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此类诉讼审理的难点，其判断标准是生效裁判是否为该第三人设定了权利义务。
【裁判摘要】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构成要件的第一前提即审查当事人是否具备提起该诉讼的主体资格，其主体条件为原诉审理程序中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龙逸公司与顾友华之间的系列合同并未对宋××设定任何权利义务，(2014)曲中民初字第504号民事判决亦未判决宋××承担责任。根据民事法人独立原则以及合同相对性原则，宋××并非该生效判决的原告、被告或者第三人。宋××作为龙逸公司的股东，其与龙逸公司之间股东权益的法律关系和龙逸公司对外承担责任，两者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即宋××不属于“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原审法院判定宋××在本案系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从而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属适用法律错误。宋××与案涉(2014)曲中民初字第504号民事判决的处理结果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能作为适格的原告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依法应裁定驳回宋××的起诉。
【案号】一审：(2015)曲中法民初字第00312号；二审：(2016)云民终326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330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3306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在达州市泓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达县大家食品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牟光军、徐健不是对该案所涉债务享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不是与该案处理结果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不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法定条件。原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如认为达县大家食品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或股东造成损失的，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另行提起诉讼。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57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572号
【裁判要旨】诉讼代表人代表公司参加了诉讼，并不存在无法参加诉讼的情形。
【裁判摘要】本院（2013）民申字第808号民事裁定书中确认农机公司性质为赵××个人投资开办的个体工商户。农机公司系名为集体企业，实为赵××个人承包经营的企业。赵××申请撤销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金中民二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该案系城区信用社诉农机公司、永昌县农牧局抵押合同纠纷，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赵××作为农机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参加了诉讼。赵××与农机公司的法律人格具有同一性，赵××对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意见和主张，可以以农机公司名义向法院陈述，并不存在无法参加诉讼，无法表达诉求的情况，赵××也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三人的范畴。因此，赵××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71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719号
【裁判要旨】调解书违法的，可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撤销。
【裁判摘要】最高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调解协议的达成，应以自愿、合法为基本条件。根据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在案涉调解协议达成前，昊雍公司和功德公司对存在熙园公司与功德公司的合作合同，以及熙园公司实际占有和控制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内的案涉项目等事实均明知。在此情况下，昊雍公司与功德公司就该事实，应如实向受诉法院陈述，并由法院通知或追加熙园公司参加到昊雍公司与功德公司的诉讼中，以查明案件事实，共同协调解决纠纷。而昊雍公司、功德公司均向法院隐瞒了上述事实，并于昊雍公司起诉当日，即达成案涉调解协议，由功德公司将案涉土地使用权抵偿给昊雍公司，该调解书的达成，应认为属于法律规定的存在错误的情形。虽然案涉土地使用权登记在功德公司名下，但在功德公司与熙园公司之间，该不动产权利登记证书作为物权凭证，仅具有权利推定效力，不能当然作为功德公司是该土地唯一权利人的认定依据。熙园公司与功德公司的合同明确约定，双方共同兼并取得案涉项目土地使用权，熙园公司负责项目的开发建设并取得建设后的项目成果，而且合同履行过程中，熙园公司实际支付了兼并费用、土地出让金等费用，并实际投资、实际控制项目建设，熙园公司对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内的案涉项目，享有物权性质的权利，且其对案涉土地的合法占有，亦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功德公司在未取得熙园公司同意的情况下，与昊雍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处分案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应认为损害了熙园公司的民事权益。对昊雍公司而言，由于其在案涉调解协议达成前，对调解协议所涉土地使用权的真实权利状况系明知，故其不属于法律所保护的善意第三人范畴，其以功德公司系不动产登记表彰的权利人为由，主张其有权接受案涉土地使用权抵偿债务而未损害熙园公司民事权益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虽然本案各方当事人对功德公司与昊雍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合同、功德公司实际收取了昊雍公司款项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该事实与案涉调解书存在上述错误，损害了熙园公司的民事权益，系不同层面的问题。换言之，案涉调解书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基础，仅系该调解书合法有效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存在其他法定情形的情况下，该调解书仍应被依法撤销，昊雍公司就其与功德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可以另寻途径解决。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一终字第16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一终字第160号
【裁判要旨】共有人不是买卖合同纠纷案中的第三人，不能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
【裁判摘要】最高法院认为：只有能够成为原诉讼中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才具有提起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陈××与谢××系夫妻关系，讼争房屋亦是在其婚姻存续期间购买，为陈××与谢××共同所有。因此，陈××不是黄立奋与谢××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中的第三人，不管其是否曾申请参加该案诉讼，陈××均不能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综上，虽然原审法院关于陈××属于第三人主体资格的认定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但裁定不予受理陈××起诉的结论正确，应予维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四终字第4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四终字第46号
【裁判要旨】第三人没有参加诉讼系因其本人的原因造成，其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裁判摘要】最高法院认为：杨宁俊诉白金伟民间借贷纠纷案在海口中院一审审理期间，马鸿鲁即已知晓，海口中院一审承办法官表示马鸿鲁并未口头申请过参加诉讼，马鸿鲁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曾在该案一审期间向法院申请过参加诉讼，在得知该案进入二审程序后，马鸿鲁亦未向二审法院申请参加诉讼。马鸿鲁认为海口中院拒绝其参加诉讼，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海口中院在判决书中引用上海长宁法院2447号、1630号判决书的内容、以信访回函的方式回复马鸿鲁的申请并不表明拒绝马鸿鲁参加诉讼。此外，马鸿鲁主张海口中院未将杨宁俊与白金伟民间借贷纠纷案移送上海长宁法院合并审理是造成其未参加诉讼的原因。本院查明，海口中院系因成晓明律师提交了上海长宁法院1630号判决而得知该案的存在，当时上海长宁法院1630号案一审判决已经作出，海口中院不应再将案件移送上海长宁法院合并审理，海口中院未移送案件并不构成马鸿鲁未参加诉讼的原因。综上，马鸿鲁没有参加诉讼系因其本人的原因造成，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条件，应予驳回。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213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2131号
【裁判要旨】第三人作为前诉委托代理人身份参加诉讼，不属于非因本人原因未能参加诉讼。
【裁判摘要】最高法院认为，案外人针对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能否得到支持，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其本人本可作为该案件中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但非因本人的原因未能参加；二是须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三是撤销之诉必须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之内提出。朱双林作为朱玲彦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一审、二审、再审诉讼的事实表明，其知悉该诉讼的存在，作为案涉买卖合同标的物—房产的继承人，其可以依法以共同原告或者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该诉讼，但由于其认可该买卖合同的效力，故其在该案中没有行使其诉讼权利及实体权利的意愿，因此，其未能参加该案诉讼并不属于“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情形。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5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53号
【裁判要旨】第三人应当向作出原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裁判摘要】最高法院认为：本案是兴业银行以南通二建进行恶意诉讼，（2013）辽民一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损害其利益为由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管辖法院明确规定第三人应当向作出原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故一审法院受理本案于法有据。至于上诉人半岛酒店所称应首先确定兴业银行的抵押权利是否成立的上诉理由，属于实体问题，不属于立案审查阶段审查的范围。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17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175号
【裁判要旨】在本案申请人已经提起再审申请的情况下，不宜让申请人另行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裁判摘要】最高法院认为：申请人诉华越公司工程款纠纷案并不能解决本案争议，不属于《审判监督程序解释》第五条规定的新的诉讼的情况。由于原审调解书具有既判力，在其被撤销之前，依据该调解书作出的申请执行行为均为合法行为，查封全部涉案房产的行为系法院司法行为，被申请人没有过错，故申请人无法提起侵权之诉解决本案争议。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在《审判监督程序解释》颁布之时，并无该诉讼的规定，案外人无法通过该诉讼救济自己的权利。即使可以，也由于设定该诉讼的目的与本案再审之诉设定的目的相同，均是保障案外人的合法权益不受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中错误内容的侵害，因此，在本案申请人已经提起再审申请的情况下，为节约诉讼成本，更好保护当事人权利，不宜让申请人另行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在本案解决争议较为合适。综上，本案中，申请人不能或不宜再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11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114号
【裁判要旨】审理前诉的法官应当在旨在撤销前诉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中回避。
【裁判摘要】最高法院认为，本案为第三人撤销之诉，张洪兴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认为，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名都公司与志诚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作出的（2014）黔高民终字第20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20号判决）存在错误且损害其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12号）第三条规定：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对该规定中所称的“本案”，不应简单机械地从当事人范围、诉讼标的等方面进行理解。当事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实体权利能否得到支持，依赖于对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是否存在错误，是否损害第三人民事权益问题所作的判断结果。所以，尽管原诉讼与第三人撤销之诉在案件当事人范围、诉讼标的等方面并不相同，但在评价相关法律文书是否存在错误的问题上，第三人撤销之诉与二审、再审诉讼程序具有相同性质和功能。据此，基于第三人撤销之诉产生的案件属于前述司法解释规定中所称的“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属于前述司法解释规定中所称的“该案其他审判程序”。本案一审合议庭成员之一，曾经参与了20号判决一案的审判工作。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该审判人员应当回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28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284号
【裁判要旨】第三人申请执行异议与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各自目的不同，不属于针对同一争议问题寻求不同救济途径之情形。
【裁判摘要】最高法院认为：农行广场支行以吉林高院（2000）吉经初字第88号民事调解书为据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其目的是期望阻却陈平与安邦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强制执行行为；陈平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在知悉吉林高院（2000）吉经初字第88号民事调解书客观存在，并已对其所主张的民事权益产生实质影响的情况下，依法行使的诉讼权利。二者虽有一定关联，但各自目的不同，所指向的对象及其争议焦点亦各有不同，故并不属于针对同一争议问题寻求不同救济途径之情形。绿园法院对执行异议的审查亦非陈平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前置程序。综上，原审法院以执行法院对农行广场支行提出的执行异议正在审查，尚未作出结论为由，裁定对陈平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不予受理不当，应予纠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16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166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选择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救济的，不能启动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
【裁判摘要】最高法院认为：首先，在（2010）宣民初字第3841号民事判决、（2010）一中民终字第11203号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天桥公司于2010年11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迪特公司即于2011年提出执行异议。此时迪特公司已经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侵害，至其2013年6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远超过六个月的起诉期间，不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条件。其次，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案外人对人民法院驳回其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申请再审，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规定了案外人就执行异议及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程序，即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救济程序，而不能启动两种救济程序。已经启动执行异议程序但对驳回其执行异议裁定不服的，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救济。本案中，迪特公司已就（2010）宣民初字第3841号民事判决、（2010）一中民终字第11203号民事判决于2011年提出执行异议，如其坚持认为上述生效判决内容侵害其合法权益，依法应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况且，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在（2011）西执异字第9900号执行裁定中已明确向其释明“迪特公司对该特定标的物主张权利，与判决结果相悖，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解决”，现迪特公司另行主张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法无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37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378号
【裁判要旨】第三人对物没有实体权利的，不能针对该物提起撤销之诉。
【裁判摘要】最高法院认为：孙利在该案起诉之前，曾因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纠纷以开发公司和常洪利为被告向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开发公司与常洪利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金和赔偿金。该案经过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本民再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及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辽审民再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结果为：孙利与常洪利之间的购房协议有效，终止履行，常洪利返还孙利的购房款65万元，开发公司赔偿孙利经营损失25万元及看护费3740元等等。该判决已经生效。而孙利此次起诉针对的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本审民再字第19号民事案件对开发公司与董金安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作出了生效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确认了开发公司将涉案房屋给付董金安。从上述生效判决和调解可见，孙利仅是对开发公司与常洪利享有返还房款或赔偿损失的债权请求权，而对于涉案房屋并不享有任何实体权利，开发公司此后将涉案房屋给付董金安亦对孙利不产生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辽审民再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生效的前提下，孙利并不具备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本审民再字第19号民事案件的第三人主体资格。作为开发公司或常洪利的债权人，孙利不具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其此次起诉并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受理条件，一、二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的结果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38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383号
【裁判要旨】第三人撤销之诉在立案阶段不必达到足以证明被请求撤销的裁判文书确有错误的高度。
【裁判摘要】最高法院认为：在高某某1与张某的离婚诉讼中，二人通过广东高院（2013）粤高法民一提字第32号民事调解书将本案所涉登记在高某某1名下的房产处分给了其子高某某2。高某某3认为，该房产是由高某某3出资、以高某某1名义购买的回迁安置房，高某某3与高某某1之间存在购房指标转让关系，且高某某3出资装修房屋并一直占有使用，高某某3是该房产的所有权人。因此，就高某某1与张某琪离婚案件即（2013）粤高法民一提字第32号案而言，高某某3应被认定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高某某3并非（2013）粤高法民一提字第32号民事调解书的当事人，且其对此并无过错，即存在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而未参加诉讼的情形。同时，高某某3在提起本案诉讼时提交了经济适用房买卖合同、购房款付款凭证及收款收据、物业费发票、借款合同、高某某1出具的承诺书等证据材料。在立案阶段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要求，虽然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较普通民事案件而言要求高，但并不要求达到足以证明被请求撤销的裁判文书确有错误的高度。高某某3在起诉时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初步证明（2013）粤高法民一提字第32号民事调解书部分内容错误，并损害了其民事权益，因此，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百九十二条关于提交证据材料的规定。此外，高某某3自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民事调解书的法院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因此，高某某3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广东高院应予受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4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49号
【裁判摘要】
　　一、法律规则是立法机关综合衡量取舍之后确立的价值评判标准，应当成为司法实践中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规则，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否则在适用时不应受到某些特殊情况或者既定事实的影响。
　　二、分公司的财产即为公司财产，分公司的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确立的基本规则。以分公司名义依法注册登记的，即应受到该规则调整。至于分公司与公司之间有关权利义务及责任划分的内部约定，因不足以对抗其依法注册登记的公示效力，进而不足以对抗第三人。
　　三、遵法守法依法行事者，其合法权益必将受到法律保护；不遵法守法甚至违反法律者，因其漠视甚至无视法律规则，就应当承担不受法律保护或者受到法律追究的风险。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78条规定以及予以保护的承包或者租赁经营，应当是法律所准许的承包、租赁形式。企业或者个人以承包租赁为名借用建筑施工企业资质之实的，因违反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故不应包含在该条保护范围之内。
　　五、实际施工人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的概念，因其规范情形之特定性，故亦应在该规范所涉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才适宜对实际施工人的身份作出认定。

摘要2：【裁判要旨】企业或个人以承包、租赁为名借用建筑施工企业资质之实的，不适用法律对执行过程中对承包人投入及收益的保护的规定。
【摘要】原判决认定李某某系蓝天佳苑二期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实际施工人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的概念，旨在对于那些已实际施工诉争工程但无法因合同关系主张工程款的人予以限制性保护，因其规范情形之特定性，故亦应在该规范所涉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才适宜对实际施工人的身份作出认定。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并非是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和承包人为被告提起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原判决认定李某某为蓝天佳苑二期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一方面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另一方面因一、二审法院并非针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进行审理，并未围绕该工程所涉各方之诉辩主张、举证质证情况进行庭审、判断及裁决，故作出该认定可能有失公正且可能对于该工程所涉各方之权利义务关系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原判决作出的关于李某某为蓝天佳苑二期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的认定欠妥，本院予以纠正。
【解读】借用资质进行施工的行为是法律和司法解释禁止的行为，借用人选择利用出借人的资质对外承揽建筑工程，选择为法律所不容之行为并获取收益，其亦应当承担由此可能带来的不受法律保护的法律风险。进出出借人账户内的资金即为出借人的财产，借用人主张该款属于其个人财产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