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8)吉0621民初93号
【裁判摘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2月份，刘某因购房办理贷款时发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有本人不良贷款及担保信息，该信息载明，2009年3月18日，刘某在泉阳信用社贷款3万元本息未偿还；2009年3月18日，刘某分别为刘某１、张某、薛某某、穆某某、关某某、李某某名下各贷款3万元提供担保，且均处于逾期状态。泉阳信用社承认上述不良贷款及担保信息所关联的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刘某本人未签名。．．．．．．本院认为，公民的姓名权受法律保护。．．．．．．泉阳信在刘某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刘某个人信息签订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致使刘某在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中产生不良信息，其行为侵犯了刘某的姓名权，应予停止。故刘某要求清除自己名下涉案贷款及担保的不良信息的诉求，本院应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872号
【裁判摘要】担保人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能对抗善意债权人｜法人独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其公司法定代表人具有双重身份，无论公司章程是否规定其享有相当于董事职权，因章程的规定不能对抗善意相对人，执行董事的签字具有相当于董事会决议的效力——《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十七条规定：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50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第十八条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以外的人提供非关联担保，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但公司能够证明债权人明知公司章程对决议机关有明确约定的除外。案涉《担保函》的出具日期为2016年7月1日，落款处有李××的签名并加盖了光谷公司的公章，各方当事人对签名及印章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经查，光谷公司系公司法人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7月15日之前李××系光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李××具有双重身份，其签字行为本身也具有双重身份。无论公司章程是否规定执行董事享有相当于董事会职权，因章程的相关规定不能对抗善意相对人，执行董事的签字具有相当于董事会决议的效力。光谷公司以案涉《担保函》未经公司机关决议为由主张案涉《担保函》无效，依据不足。光谷公司虽主张案涉《担保函》系李××在卸任光谷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后倒签，但未举出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原判决认定光谷公司对案涉借款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辽民终1212号
【裁判摘要】关于金厦公司与张××是否承担连带责任问题。宋××、张××以金厦公司名义签订的借款合同，现没有证据证明金厦公司同意担保和事后对此追认，且金厦公司公章及董事会决议系伪造的，原审法院认定保证合同不是金厦公司意思表示双方未达成保证合意，保证合同未成立，金厦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正确。关于张××是否承担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实事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张××在一审诉讼时承认保证合同及借款借据上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虽然其签字的身份是法定代表人，但张××明知自己不是法定代表人，还在担保合同和借款借据上签字，张××对造成担保合同未成立有一定过错，其应承担宋××不能履行判决部分的20%赔偿责任。本案朝阳银行长江支行在签订保证合同时，没有尽职审查张××是否是金厦公司法定代表人义务，其对担保合同不成立亦负有一定责任，因此，本案朝阳银行长江支行主张张××承担连带责任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445号
【解读】（2021）最高法民再49号朝阳银行、张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张××对宋××不能履行判决部分的70%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1民终3495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孟×在2012年11月24日、2013年2月28日及2013年10月10日签字确认的三份股东会决议及债务表，均系包括孟×在内的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以外的个人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此种自愿承担公司债务的行为并未损害公司利益。现有证据显示，自杭鼎公司成立至2012年11月24日期间，杭鼎公司共亏损2359万元，虽孟×在上述期间内确实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兼任经理一职，也即杭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杭鼎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亏损系孟×在履职过程中违反法定义务所造成。综上，杭鼎公司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为由要求孟×承担付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孟×先后在股东会决议、股东决定及债务表中确认其应承担的债务金额，并出具声明承诺归还杭鼎公司欠款，且于2014年1月30日归还100万元。故孟×承诺归还公司欠款的意思表示明确，其应当履行相应的义务。孟×虽抗辩称其系受到欺诈而签订上述文件，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且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行使撤销权，故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孟×的欠款金额，杭鼎公司依据孟×签订的最后一份确认文书——债务表，在扣除其已付款后主张欠款为430631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该款项的逾期利息，杭鼎公司主张自2013年11月1日起算符合债务表中的相关承诺，但其要求按照日利率万分之2.1计算利息，缺乏依据，本院将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
摘要2：【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浙民申1646号
【摘要】孟×先后在股东会决议、股东决定及债务表中签字确认其应承担的公司债务份额，并出具《声明》，承诺以其名下两套房产作抵押，担保归还公司的欠款，且于2014年1月30日已归还100万元。虽然案涉公司欠款系因各股东自愿承担公司亏损所形成，但均系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孟×对本人签名的真实性亦未提出异议，其主张股东会决议系用于公司增资，未实际执行，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亦与其声明及还款行为相悖，本院不予支持。二审法院认定孟×应当履行承诺，归还其对公司的欠款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210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瑞隆公司主张其与中恒信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提起本案诉讼，向中恒信公司及其他担保人主张权利。为此，瑞隆公司提交了前述《粮食产品购销合同》《粮食产品购销补充协议》《贸易协议》《价格确认函》《收货确认函》《协议》《对账函》等证据，以证明双方之间建立了粮食买卖合同关系及其履行、对账结算的相关事实。仅从形式上看，该部分证据可以反映双方当事人建立的关系和交易过程。．．．．．综合本案证据所反映出的事实，瑞隆公司与中恒信公司之间的交易模式与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关于“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的规定不相符，二者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实际关系并不是粮食买卖。综合现有证据判断，其更有可能是双方基于资金融通需求发生的借贷行为。鉴于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向瑞隆公司进行了释明，但瑞隆公司明确表示不变更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瑞隆公司不具有其所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基础上的权利，其所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于如何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真实性质，不能仅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及往来函件进行形式判断，而应立足双方约定，并综合合同价款、交易过程、交易目的等因素，全面客观审查。本案中，瑞隆公司为证明其与中恒信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虽举示了《粮食产品购销协议》及补充协议、《贸易协议》《玉米价格函》《收货确认函》《委托出库书》《协议》《对账函》《企业往来对账单》等证据，但《粮食产品购销协议》及补充协议、《贸易协议》仅能证明双方订立合同的情况，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实际履行了买卖合同并发生了真实的货物流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2019年7月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强调，“民商事审判工作要树立正确的审判理念。注意处理好民商事审判与行政监管的关系，通过穿透式审判思维，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探求真实法律关系。”
摘要2：（续）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综合本案情况，一审法院对瑞隆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瑞隆公司可就其与中恒信公司之间形成的真实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另，关于鑫顺公司是否有权就案涉法律关系的真实性进行抗辩的问题。鑫顺公司就案涉主合同提供了抵押担保，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关于“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债务的抗辩权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之规定，结合主债务人中恒信公司未参加一、二审诉讼的实际情况，鑫顺公司作为担保人享有债务人针对债权人的抗辩权，其可就主债务不成立、无效等事由进行抗辩。．．．．．．关于一审法院的调查取证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人民法院派出人员进行调查时，应当向被调查人出示证件。调查笔录经被调查人校阅后，由被调查人、调查人签名或者盖章。”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为查清案件事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可依职权向相关单位调查取证，并就被调查人了解的情况依法制作笔录予以留存。本案中，在主债务人中恒信公司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为查清本案事实，依当事人申请向《粮食产品购销合同》涉及的青白江粮库调查取证，未违反法律规定。瑞隆公司主张一审法院调查取证超出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围，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118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行为在未被撤销或未被有权机关认定为无效之前应作为民事案件认定事实的依据，作为行政行为依据的评估报告不属于民事案件审查范围——该评估结果已被东坡区征补办采纳并用于与甘××、荣××签订《国有土地征收补偿协议》，故该评估内容是否有效涉及到《国有土地征收补偿协议》是否合法有效，这也是审查本案申请再审事由的关键，征收补偿行为属于行政行为，在未被撤销或未被有权机关认定为无效之前，不仅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拘束力，对世也具有合法效力，应作为民事案件认定事实的依据。至于永达事务所评估程序、评估材料是否存在问题，亦非本案审查范围。因此，王×、刘×关于二审法院不应采信永达事务所的《土地估价报告》作为认定案涉土地价格依据的申请再审事由，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对外委托案件应当以出具鉴定报告、审计报告、评估报告、清算报告等报告形式结案，或者以拍卖成交、流拍、变卖、终止委托或不予委托的方式结案。”一审法院在对外委托鉴定后，对对外委托案件在形式上未结案即作出判决不当，但一审判决也写明“土地用途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在无证据证明2012年政府委托的第一次评估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下，不必再另行评估”，一审法院系认为没有鉴定的必要而未继续鉴定，事实上终结了鉴定程序，而不是在鉴定程序中剥夺王×、刘×的举证权。
摘要2：【裁判摘要３】在本案中，王×、刘×与甘××、荣××之间就诉争土地的用途存有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一审法院依职权就诉争土地的用途询问眉山市国土局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４】国有土地的管理，包括土地规划、土地用途和性质的确定，均属于政府的行政职权范围，并非属于人民法院司法权力的调整范围。眉山市国土局的回函，确认诉争土地系学校附属设施用地，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５】东坡区征补办出具的《关于的复函》〔眉东征补办函(2016)21号〕以及《国土局回函》均为公文，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的规定，而不属于该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情形。对于王×、刘×以该函件上无制作人员签名而否定其真实性为由并要求两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二审法院未予准许并不违法。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914号
【裁判摘要】落款名称和加盖公章名称不一致，应当认定加盖公章名称为合同主体——临沧西地公司分别于2013年9月1日和2016年1月1日与西电公司签订了《最高额担保合同》。虽然临沧西地公司辩称无法查证盖章过程，且2016年签订的《最高额担保合同》落款名称不是该公司，但是该合同除加盖有临沧西地公司公章外，还有其时任法定代表人范军的签名，临沧西地公司既未提供相反证据，亦未申请司法鉴定证明合同上签章的真伪，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可以认定临沧西地公司为合同的一方主体。
摘要2：【案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陕民终33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终1583号
【裁判摘要】可依成立与否存在争议的合同中有关仲裁协议条款确定管辖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就争议达成仲裁协议的，合同未成立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该条款是对仲裁协议独立性原则的规定。本案中，湖北元创公司和新余元创合伙提交的《合伙合同》中，周×与湖北元创公司、新余元创合伙均在合同上签名、盖章，且双方当事人对签名、盖章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该《合伙合同》第11.7条第二款约定，因本合同引起的及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各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相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则应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提交仲裁时该委员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据此，依据仲裁条款独立性原则的法律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原审裁定认定案涉《合伙合同》成立与否，均不影响已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的该合同中有关仲裁条款的效力，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闽09民初191号
【裁判摘要】未签章网签合同未成立——房屋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是买卖双方当事人通过政府建立的房屋交易网签备案系统，在线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进行备案的事项，是房屋交易的重要环节。新建商品房网签备案流程包括录入合同、签章确认、备案赋码、网签备案信息载入楼盘表等流程，其中签章确认是网签备案的前提条件，需要买卖双方当事人在打印的网签合同上签章确认并将合同签章页上传至房屋网签备案系统，或是采用电子签名(签章)技术，在网签备案系统中予以确认。本案中，中豪公司提交的下载自宁德市网签系统中合同号为20140300767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含《合同补充协议》及其他相关附件)上，林×与中豪公司均未签字盖章，案涉合同网签备案手续未完成，双方也未实际履行合同，且林×亦书面答辩称其从未向中豪公司购买过商品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二款、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规定，案涉合同未成立，合同权利义务对双方均不具有约束力，网签(报审)应予以注销，可由中豪公司另行向房产管理部门申请。中豪公司未举证证明案涉合同网签(报审)系林×明知或已经其同意，故中豪公司因本案而支出的公告费及案件受理费，应由其自行承担。
摘要2：【解读１】中豪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变更后)：1.确认中豪公司与林×在宁德市××商品房网上签约系统(以下简称宁德市网签系统)中录入的合同号为20140300767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含《合同补充协议》及其他相关附件)未成立；2.本案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公告费等)由林×承担。
【解读２】一审判决：一、福建中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林×在宁德市××商品房网上签约系统中录入的编号为20140300767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含该合同《补充协议》及其他相关附件)未成立；二、驳回福建中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摘要1：解读：合同约定“经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只有两方签章，其中一方未签章——（１）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对于具有可分性合同，并非合同中所有条款均需三方签字、盖章后才生效；（２）一方未签章并不影响已经签章双方之间合同条款和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
摘要2：【注解】（１）《民法典》第４９０条第１款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在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２）对于三方合同，两方签章，对于已经签章两方合同成立；三方签章，则对三方合同成立。
【注解】《民法典》第１５８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根据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１）签章是合同成立要件；（２）签章并非附条件合同之合同生效和失效的“条件”。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浙民申295号
【裁判摘要】（１）原告应对产生该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予以举证证明；（２）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谢××曾于2011年起诉案外人徐建坤要求归还10万元借款，在审理过程中，谢××提供的借条中借款人的签名经鉴定并非徐××本人书写，谢××遂申请撤回起诉。2012年9月，谢××再次以前案的中的10万元借条起诉徐××及陈××，要求该两人归还10万元借款，因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作出（2012）绍虞越商初字第19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谢××的诉讼请求。现谢××主张陈××对诉争1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则谢××应对产生该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有证据虽能证明谢××于2008年6月30日转账10万元至陈××，但谢××并未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予以举证证明,且谢××在前案及本案诉讼过程中均主张诉争10万元当初属于借款，系徐××向其所借的款项。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谢××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原审对其诉请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06民终6557号
【裁判摘要】公司收取保证金未存入公司账户法定代表人被判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第一百五十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认路源公司为客户办理二手车银行贷款业务时需收取5%保证金。2017年5月8日至2017年11月1日期间，路源公司共为客户担保贷款6025000元，上述贷款于银行存放的材料中全部由被上诉人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即王××签名担保，银行已将上述贷款全部处理完毕，客户应交纳的保证金按5%计算共301250元，却未存入公司账户。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供证人到庭进一步证实办车贷需交纳保证金及保证金的交纳比例为5%，对证人提交的交纳保证金的单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予认可。证人还证明贷款还完后，被上诉人公司至今未退还相应保证金。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他证人证言，上诉人虽不认可，但结合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在上诉人任职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期间，存在为客户办理贷款收取客户保证金，但在客户还完贷款后未退还所收取的保证金的情况。而收取的保证金却并未存入被上诉人公司账户，那么将会产生被上诉人在无保证金入账却要退还客户保证金的预期损失，及于保证金自应收取入账之时会产生的利息损失，故一审认定上诉人王××在担任被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没有对公司尽到忠实勤勉义务，造成公司损失，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合同盖章后扫描形成电子扫描件不属于原件；（２）合同扫描件上盖章不属于电子签章。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闽民终字第34号
【裁判摘要】共有注册商标“代表人”便变更不属于法院民事纠纷案件受理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按照这一规定，我国确定民事诉讼受案范围的标准是法律关系的性质，即以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是否属于民事关系为标准来确定人民法院的民事案件受案范围。换言之，能够以诉诸人民法院的审判方式解决的民事纠纷必须符合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纠纷内容是民事领域的财产关系或人身关系争议、需要运用民事诉讼予以救济的必要性三个构成要件。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共同申请注册同一商标或者办理其他共有商标事宜的，应当在申请书中指定一个代表人；没有指定代表人的，以申请书中顺序排列的第一人为代表人。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的文件应当送达代表人。本案中，陈××、黄××于2004年3月4日共同申请注册涉案商标时，未在商标注册申请书中指定代表人，商标注册行政主管部门遂以申请书中顺序排列的第一人即陈××为代表人。现陈××以涉案商标核准注册后，黄××未经其同意，伪造陈××的签名，擅自将注册商标代表人变更为黄××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陈××与黄××之间因注册商标代表人变更所发生的争议，既不会影响讼争双方基于涉案商标而具有的商标共有权人身份，也不会影响讼争双方对涉案商标权的行使以及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上述争议不属于财产法律关系或人身法律关系范畴，不是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故讼争双方当事人之间因上述问题发生纠纷，理应向有关行政主管机关申请解决，对有关行政主管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异议的，还可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寻求救济。综上所述，本案陈××提起的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审法院按照民事案件受理本案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摘要2：【解读】陈××请求判令：1、确认双方之间关于申请变更商标注册人共有顺序的协议无效；2、责令黄××协助办理恢复第39××421号“白水洋”商标注册人共有顺序的手续。在庭审过程中，陈××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双方之间关于申请变更商标注册人共有顺序的行为无效。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二审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苏01行终746号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认定行政协议的标准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是行政机关；二是协议的内容涉及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三是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目标。本案中，案涉协议的甲方为禄口街道办，显然属于行政机关；协议约定的对建筑物进行拆迁、交付土地、支付拆迁补偿款等内容，均属于行政职权的范畴；协议的目的是为S340道路建设工程，明显也具有公共利益性质。因此，本案诉争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被上诉人提出的要求上诉人继续履行协议的诉讼请求，也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诉人称其并未启动征地拆迁程序，故在签订协议时也没有行使行政权力。上诉人的这一解释只能说明其在签订协议之前的相关行政手续是否完备，并不能否定案涉协议属于行政协议。
【裁判摘要２】经查，案涉协议系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充分协商后签订，上诉人在签订过程中曾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并就如何计算被上诉人的停产停业损失形成了内容详细的会议纪要。即便该计算方法与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一致，亦属于上诉人自愿选择的结果，且上诉人作为曾多次处理拆迁补偿事宜的行政机关，应当对于如此约定的相应后果有清楚的认识。被上诉人在拆迁过程中与行政机关签订协议，其基于该协议产生的信赖利益应当予以保护。因此，本院认定案涉协议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其内容应当得到履行，上诉人存在未完全履行该协议的情形，且其不履行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３】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签订于2017年4月9日错误。经查，2017年4月9日是案涉协议打印的落款日期，上诉人三名签字人员中有一人名下签署有2017年6月2日，被上诉人未签署日期，但称其盖章和签字之日就是2017年4月9日。在协议文本已经打印完毕，并且被上诉人已经签字盖章的情况下，如上诉人所言其迟至一个多月后才签字盖章，不具有合理性。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并未签署日期，目前也无法判断三人签名的时间是否一致，故不能根据其他工作人员的签署日期来确定上诉人的签署日期。因此，本院认定案涉协议的签署日期为2017年4月9日，双方应当自该日起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上诉人未按期履行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12893号
【裁判摘要】供用电合同属于民事合同而非行政合同，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第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能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出复议申请，且必须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申请条件。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与民事合同相比，识别行政协议的标准主要有二：一是主体上系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的行为；二是客体上属于行政法领域。本案关键在于甄别国网舟山供电公司的主体性质。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后，地市级电业局、县级供电局更名为供电公司，无行政管理职能，只负责生产销售。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2015年修订)第七条亦规定：“电力建设企业、电力生产企业、电网经营企业依法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接受电力管理部门的监督”。因此，国网舟山供电公司是企业，非行政机关，亦非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行政管理职责的电力监管部门和地方电力管理部门。徐××以国网舟山供电公司在营业执照上仍保留“舟山电力局”的名称为由，主张该公司是具备行政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或组织，与事实不符。虽然徐××本人否认在案涉《居民生活供用电合同》上签名，但其在一审庭审时自认其户办理用电手续系村集体统一办理，且在国网舟山供电公司为其开设用电账户、安装电表后，其在该账户内预存了费用等行为，可视为其委托村里签订案涉《居民生活供用电合同》并在事后予以追认，双方已建立供用电合同关系。此时，作为供电人的国网舟山供电公司与作为用电人的徐春苗处于平等主体的地位，双方设立、变更、中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案涉《居民生活供用电合同》，属于民事合同，并非行政协议。由此产生的纠纷，依法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舟山市政府据此驳回徐××的案涉行政复议申请，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223号
【裁判摘要】虽然无有效的书面合伙协议，但双方共同投资、经营的，应当认定形成了事实上合伙关系——关于双方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问题。虽然陆××１与刘××之间不存在书面合同关系，但陆××没有证据证明是其委托刘××支付购买案涉矿山的款项，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多年来向刘××支付工资，双方存在雇佣关系。陆××２代理陆××１对矿山进行投资、管理，矿山一直由刘××经营、管理，双方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合伙关系。
【解读】虽然当事人之间书面合伙协议无效，但双方有共同投资、共同经营行为，具备合伙实质性特征，应认定形成事实上个人合伙关系。
摘要2：【摘要】关于陆××１是否具备签约的民事行为能力的问题。一审中，陆××１提交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于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评定表》载明，“评定意见：陆××１：出生有窒息史致脑性瘫疾，面部肌肉、四肢张直痉挛性抽搐，大部分语言吐字不清，有效交流困难，四肢运动障碍，大部分生活靠他人帮助、支持。残疾类别：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残疾等级：智力二级。”陆××１一审提交的2014年1月2日《合肥市精神病司法鉴定所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鉴定诊断：精神发育迟滞（中度），法定能力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该两份证据相互印证，陆××的残疾始于出生，其自出生以来一直无民事行为能力。刘××提供陆承伟的初中毕业证书、2003年凤阳县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局为陆××１颁发的《安全生产培训班结业证书》、2008年6月23日陆××１和刘××与却××签订《协议书》上的签名、2009年4月7日陆××１向安徽省公安厅控告信件中的签名以及凤阳县国土资源局对陆××１询问笔录上的签名等，拟证明陆××１可以进行与其智力相符的民事活动。但这些证据均系间接证据，不能直接、单独地证明案件事实，亦不能推翻作为直接证据的残疾人评定表和精神病医学鉴定书的结论。即使认定陆××１能够进行与其智力相符的民事活动，也不应包括签订民事合同这类属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为的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陆××１与刘××签订的《合伙协议》未得到其法定代理人的事前同意和事后追认，属无效协议。原审认定陆××１被民事判决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之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与刘××签订的合伙协议合法有效不当，应予纠正。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961号
【裁判摘要】持有公司７０％股东能否以其他股东滥用股东权利造成其损失为由主张赔偿其出资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倪××主张彭××滥用股东权利致其损失应予赔偿，则应举证证明彭××存在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彭××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给倪××造成损失、彭××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与倪岩林××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等事实。．．．．．．倪××以对信合公司财务、资产进行审计能够证实其损失情况等为由向二审法院提出审计申请，实质上属于回避对自身主张应承担的举证义务。在倪××对其自身主张未进行初步举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结合案涉实际，未予准许其对公司内部资料予以调查取证及对公司资产进行审计的申请并无不当。倪××主张彭林秀××应返还其向信合公司的2100万元出资款欠缺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未予支持于法有据。
摘要2：倪某某与彭某某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民终274号
【摘要】二审法院认为：关于倪××主张彭××存在伪造其签名和股东会决议，违法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经理及违法决策等行为，应向其赔偿损失2100万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本案系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是倪××作为信合公司股东直接提起的侵权之诉。倪××不仅需要举证证明彭林秀存在损害其利益的侵权行为，还应当举证证明请求彭××赔偿2100万元的损害事实依据及2100万元损失与彭××损害其利益行为存在因果关系。通过庭审查明，倪××所主张2100万元损失系其向信合公司的出资。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法人存续期间，股东权利与公司财产权相分离。股东出资后,出资财产即脱离了原出资股东而归入公司财产。倪××以彭××侵犯其股东利益为由主张赔偿其2100万元向公司的出资损失，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且其所称的2100万元损失与其主张彭××的侵权行为也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认定倪××未能完成其基本的举证证明责任，未予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解读】倪××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彭××赔偿倪××210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彭××承担。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立遗嘱是要式法律行为。保存在计算机中以“身后安排”等形式出现的所谓“网络遗嘱”，因不具备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的形式要件，不能被认为是我国继承法中规定的遗嘱人的自书遗嘱。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苏民申3647号
【裁判摘要】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工作岗位进行合理变更的，劳动者应予以配合；劳动者对调整工作岗位持有异议，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予以解决，采取拒不到岗的方式予以回应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张××与欧蓝贸易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二条约定，欧蓝贸易公司可根据工作需要及张永庐的实际工作能力和表现，协商或依法合理调整张××的工作岗位，并根据岗位变动情况调整其工资；绩效考核不合格的，系不能胜任工作，欧蓝贸易公司应为张××提供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本案中，欧蓝贸易公司2016年6月28日评分考核中，张××考核等级为不合格，对此张××在考核表上签名确认。欧蓝贸易公司据此调整张××的工作岗位，且工作内容、工作职责不变，并未违反合同约定。张××主张调整工作岗位后其工资待遇会相应降低，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工作岗位进行合理变更的，劳动者应予以配合。如劳动者对调整工作岗位持有异议，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予以解决。张××对于欧蓝贸易公司的调岗行为，采取拒不到岗的方式予以回应，既不符合法律规定，又违反了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一、二审法院关于欧蓝贸易公司对张××工作岗位的调整符合法律规定及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的认定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苏01民终6703号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6)辽民终502号
【裁判摘要】关于《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程序是否违法、鉴定结论应否采信的问题。盘锦工行提出，《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对需要到现场提取检材的，应当由不少于二名司法鉴定人员提取，并通知委托人到现场见证。”在5页样本中第23、24页只有调取人一人签名，且没有现场见证人。25、26、27页《辽宁九州司法鉴定所——笔迹样本提取表》的三页样本，只有两名在场人签名，而没有样本提取人签名。故该行认为样本8（五页），因没有司法鉴定提取人签名，系来源不明的无效的样本，鉴定机关依据无效的鉴定样本做出的鉴定结论不应予以采信。经审查，盘锦工行提出异议的该几页签名，是《鉴定意见书》第五部分“样本”中的内容，即该几页仅属于鉴定“样本”，而非《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中所说的“检材”，而“检材”系《鉴定意见书》第四部分的内容。因此，该几页“样本”不适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盘锦工行的该相关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能成立。故案涉鉴定结论不存在程序违法问题，应当予以采信。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792号
【裁判摘要】被挂靠人将对发包人的合同权利转让给挂靠人合法有效——城厢建筑公司与赵某1就案涉工程款债权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应属合法有效。港峰公司在赵某1提起本案诉讼时已知道案涉债权转让的事实，该债权转让已经对港峰公司发生效力，故港峰公司主张对债权转让通知上“黄××”签名进行鉴定并无必要。
摘要2：港峰（福建）鸬鹚屿实业有限公司与赵某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案
【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民终1595号
【摘要】赵某对本案涉案工程是否享有优先权。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建设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可将涉案工程依法拍卖，就该工程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赵某系本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涉案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是2012年1月12日，赵某第一次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是2012年7月5日，未届满6个月的法定期间。赵某对涉案工程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解读1】港峰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赵某、城厢建筑公司立即向港峰公司交付“莆田港峰大楼”工程验收施工内业资料以备港峰公司办证之需；2、赵某、城厢建筑公司返还港峰公司多支付的工程价款104.21万元；3、赵某、城厢建筑公司立即向港峰公司交付所收取的工程款2004.4万元的税务发票；4、本案本诉、反诉的诉讼费用均由赵某、城厢建筑公司承担。
【解读2】一审法院判决：......五、赵某及莆田市城厢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交付给港峰（福建）鸬鹚屿实业有限公司已收取工程款人民币2004.4万元的建筑税务发票及已施工完成的莆田港峰大楼工程验收内业资料；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66号
【裁判摘要１】当事人在答辩期内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应诉的，视为受诉法院有管辖权；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根据管辖恒定原则，不影响受诉法院管辖权——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依据管辖协议确定管辖法院的问题。案涉《污水处理项目转让协议》第4.2条和《股权转让协议》第13.2条均约定，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任何争议，如无法协商解决，则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诉讼。上述管辖协议的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该管辖协议合法有效。但是，华通公司和山青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均未提出管辖异议，参加了原审法院于答辩期届满后组织的证据交换程序，并对实体问题发表了陈述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就案件实体内容进行答辩、陈述或者反诉的，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应诉答辩。”根据上述规定，尽管本案当事人事先有管辖法院的约定，但原审法院基于华通公司和山青公司在诉讼程序中的应诉答辩行为，依法取得了对本案的管辖权。山青公司主张本案应当依照管辖协议确定管辖法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三，关于山青公司是否应对诉讼代理人的行为承担后果的问题。原审程序中，刘××１、孙××２律师持有加盖山青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参加诉讼,其权限为特别授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的规定，刘××１、孙××２作为山青公司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并陈述意见的行为合法，相应法律后果由山青公司承担。山青公司虽然其后又在诉讼过程中解除对上述诉讼代理人的委托，但诉讼代理人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仍然对山青公司有效。山青公司关于诉讼代理人非法代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专属管辖情形的问题。本案是因履行股权及项目转让协议而产生的纠纷，案涉《污水处理项目转让协议》虽然涉及项目工程的竣工验收及产权移交等问题，但争议法律关系是股权以及项目权利义务的转让关系，而非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引起的物权纠纷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因此本案不属于不动产纠纷，不适用专属管辖的规定。山青公司主张本案应适用专属管辖规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闽民终字第551号
【裁判摘要】在排除经常居住地情形下，“公民所在地”即为“公民住所地”——该《借据》第8条约定，“未尽事宜友好协商解决，如发生纠纷，由出借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出借人陈××的住所地在福建省安溪县，属泉州市辖区，陈××虽未在讼争《借据》上签名，但其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的行为，可视为其已接受《借据》中的管辖条款。上述主从合同的当事人一致约定由原告陈××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意思表示真实、明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应属有效，应作为本案确定管辖的依据。结合本案的诉讼标的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规定，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协议管辖条款约定的原告住所地符合级别管辖标准的人民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五条规定，“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公民的所在地一般以户籍为准，在排除经常居住地情形下，“公民所在地”即为“公民住所地”。讼争借据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皖11民终2602号
【裁判摘要】个体工商户应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陆××与刘××的事实合伙关系已经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确认。案涉协议载明甲方是“凤阳县陆××石英岩矿”，刘××亦在甲方处与陆××共同签字，故协议相对方为“凤阳县陆××石英岩矿”与“却××”。根据法律规定，个体工商户应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
摘要2：【案号】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皖1126民初2982号
【解读】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确认陆××和却××、刘××于2008年6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判令却××承担本案诉讼费。庭审中，陆××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确认陆××、刘××与却××在2008年6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判令却××承担本案诉讼费。
【摘要】陆××系个体工商户凤阳县周圩陆承伟石英岩矿的经营者，且陆××、刘××与却××在2008年6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的甲方写明是“凤阳县陆承伟石英岩矿（法人：陆××）”。而“凤阳县陆承伟石英岩矿”客观上不存在，故应当视为凤阳县周圩陆××石英岩矿。虽然《协议书》甲方只有陆××、刘××签名，没有凤阳县周圩陆××石英岩矿印章，但《协议书》处分的权利和财产系凤阳县周圩陆××石英岩矿所享有，凤阳县周圩陆××石英岩矿是法律意义上的协议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故本案原告应当是凤阳县周圩陆××石英岩矿而不是陆××。陆××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显然不适格。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840号
【裁判摘要】在合同当事人双方签章处下方签字并加圆括号进行标注并非作为当事人在合同上签字——补充协议列明的甲乙双方分别为内蒙古云泰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郭××，张××系签名在协议尾部甲乙双方签章处下方的圆括号之中，其并非作为合同当事人在补充协议上签字；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016号
【裁判摘要１】预备合并之诉不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关于袁××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经查，袁××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确认袁××为利达公司的股东，确认袁××持有利达公司18%的股份，并责令利达公司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袁××股东身份及持股比例的登记工作；2.若上述诉请不能得到支持，则请求判令利达公司支付拖欠袁××的股权转让款1013.39万元、利息719.51万元，合计1732.9万元，并请求责令利达公司向袁××支付该1732.9万元的相应利息。据此可见，袁××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在第一项诉讼请求不能获得法院支持情况下的预备性诉讼请求，在诉讼法学理论上称之为预备合并之诉，并不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原审法院在审理认为袁××第一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的情况下对第二项诉讼请求予以审理并作出裁判，符合诉讼便利和经济的原则，也有利于法院对当事人争议裁判的协调统一，并无不当。利达公司认为本案应当驳回袁××诉讼请求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其他合伙未明确表示反对可推定其他合伙人同意合伙人转让合伙份额——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协议书》的法律性质及效力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袁××与晏××、廖××、王××、白×、熊××等人系共同借用利达公司的资质，以个人合伙形式共同投资馨园小区及禅博园项目的房地产开发，因此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协议书》转让的实为其在该项目中的合伙份额。尽管袁××转让合伙份额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协议书》未经全体合伙人签名，但是自2013年、2014年签订协议至今，并无证据表明签订案涉协议之外的其他两名合伙人对袁××转让合伙份额提出异议，且利达公司亦已经依照协议约定实际履行了大部分的付款义务，现利达公司以袁××转让合伙份额未经过其他合伙人同意为由主张案涉协议无效，缺乏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黔民终686号
【裁判摘要】《合伙企业法》第３１条规定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执行合伙事务人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擅自以合伙企业名义对外提供担保行为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七条“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肖××作为兴隆煤矿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其在《借款合同》、《补充协议》、《补充合同》中加盖兴隆煤矿公章并签名捺印的担保行为，无论公章真假均不影响兴隆煤矿对善意第三人徐××的担保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于前述法律中的“强制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则作出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均已明确了将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作为合同效力的认定标准之一。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借款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一）改变合伙企业的名称；（二）改变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三）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四）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五）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六）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的规定而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此，兴隆煤矿的对外担保行为有效，如该对外担保行为系兴隆煤矿执行事务合伙人肖××的擅自担保行为，合伙企业对外承担责任后，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七条“合伙人对本法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必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始得执行的事务擅自处理，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另行解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908号
【裁判摘要】笔迹鉴定意见作出“系同一人签字可能性较大”，如果综合其他各项证据并结合鉴定意见可以认定签字为本人所签具有盖度盖然性可予以认定——关于本案《保证合同》上“刘××”签名是否为刘××本人所签的问题本案所涉《保证合同》以三河建设公司名义签订，合同上“青岛胶州三河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印文经鉴定已被确认与双方认可的同名样本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刘××”签名经司法鉴定及补充鉴定后，鉴定结论为：该签字与供检的刘××样本字迹是同一人笔迹的可能性较大。鉴定结论可能性较大属于肯定意见中的非确定性意见，且肯定程度最低。．．．．．．综合考虑纯久公司与科润置业公司签订的《委托融资协议》第二条第一项关于科润置业公司负责协调三河建设公司就本协议约定的融资向出借方提供担保的约定，及本案所涉借款共计约960万元进入刘××个人账户等事实，结合鉴定结论可以认定本案保证合同上“刘××”的签字为刘××本人所签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判决关于再担保公司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实《保证合同》上“刘××”的签字为刘××本人所签具有高度盖然性的认定确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现有证据足以对刘××签字问题作出判断，对再担保公司要求对刘××签字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3095号
【裁判摘要】上诉人不服原审裁判提出上诉的，必须是该裁判对上诉人存在不利益，这种不利益因原审法院作出的裁判没有满足当事人的请求或使当事人陷于负有义务等不利处境而产生。上诉利益应根据原告在一审起诉时的请求与一审判决主文来对照上诉利益的有无，本案中原审法院已判决驳回了丙、丁的诉讼请求，故甲不存在上诉利益。从甲的上诉状来看，亦不具备形式要件，即其上诉不具备合法要件，属于上诉不合法，故本院予以裁定驳回。
摘要2：【解读】甲上诉理由：一审法院经庭审调查及到看守所向戊调查，驳回了丙、丁的诉讼请求，但在事实认定中，一审法院故意歪曲事实，将与房屋买卖合同不相干的并且不符合租赁关系的所谓“事实”作为事实进行认定。甲认为：1、所谓的租赁合同是虚假的，戊的签名是他人冒签的。2、丙、丁对房屋买卖合同无利害关系，该事实一审法院故意不认定；3、首付款50万元不认定。故甲提起上诉，要求二审法院更正或删除与房屋买卖合同不相干且不符合租赁事实的所谓“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