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78号
【裁判要旨】（１）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中虽然约定了管辖法院，但原告向受诉法院起诉被告关于合同纠纷一案后，受诉法院就该案开庭审理，被告到庭应诉且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应视为双方对约定管辖进行了变更。（２）原告起诉要求被告配合办理案涉土地及房屋过户手续，虽涉及不动产，但并非因不动产所有权、使用权等权利确认发生纠纷而引起的诉讼，不属于应适用专属管辖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级别管辖的情形。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关于“当事人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除外"的规定，受诉法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不得再以双方存在管辖约定或者属于专属管辖为由移送案件。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１２７条第２款之规定，当事人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应诉答辩的，应视为双方对约定管辖进行了变更，除违反级别关系和专属管辖规定外，视为受诉法院有管辖权；受诉法院视为具有管辖权后，不得再以不具有管辖权为由移送管辖，除非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２）《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５条规定：“当事人在答辩期间届满后未应诉答辩，人民法院在一审开庭前，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当事人在答辩期间届满后未应诉答辩的，法院在一审开庭前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才应当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已经应诉答辩的，法院不能以不属于本院管辖为由移送管辖。
摘要2：【注解１】《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５条规定，法院应当依职权移送管辖条件——（１）当事人在答辩期间届满后未应诉答辩；（２）法院在一审开庭前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
【注解２】专属管辖不因应诉管辖取得管辖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7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234号
【裁判摘要】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均约定了相同管辖法院，应当依据约定确定管辖法院——本案所涉委托贷款合同、质押合同、保证担保合同均明确约定：发生争议协商不成的，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自强支行、河北融投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述约定管辖的条款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应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自强支行、河北融投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即河北省的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232号
【裁判摘要】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均约定管辖法院但约定不一致则以主合同为准——案涉保证合同、股权质押合同、担保函均是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借款合同和其从合同对管辖的约定虽不一致，但就每份合同而言，合同各主体就管辖是达成合意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解决了主、从合同分别约定管辖时如何确定管辖的问题，根据该规定，具体到本案，应当根据主合同即借款合同约定的管辖确定管辖法院。借款合同第十二条约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任何争议，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乙方（西部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西部信托有限公司的住所地为陕西省西安市，本案诉讼标的为16亿余元，按照级别管辖的规定，属于高级法院管辖范围，故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308号
【裁判摘要】主合同约定管辖法院但担保合同未约定管辖法院，以主合同约定确定管辖法院——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与沈阳润恒公司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第十六条第二款明确约定，如发生纠纷由贷款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江苏恒润公司与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签订《保证合同》虽未约定管辖法院，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本案中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同时起诉债务人沈阳恒润公司和担保人江苏恒润公司，应当依据主合同即《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的约定确定管辖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为贷款人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所在地法院，且本案诉讼标的超过1亿元。根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当时所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的规定，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江苏恒润公司要求将本案移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284号
【裁判摘要】云南铜业与金链德公司签订的《阴极铜买卖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凡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一切争执，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获得解决，则可选择仲裁，或者向合同签订所在地的人民法院通过法律诉讼解决”。该条款约定了仲裁或诉讼两种选择性的争议解决方式，系“或裁或诉”条款。争议解决条款是当事人依据意思自治原则选择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性质上属于当事人之间关于争议解决方式达成的契约，在没有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应最大程度上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这符合现代民事纠纷合意解决机制的价值理念。因此，应根据当事人在约定条款中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条款中仲裁或诉讼管辖约定的效力分别作出认定，约定部分无效的，并不当然导致争议解决条款整体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合同第十二条关于约定仲裁的部分违反上述规定，应属无效；关于向合同签订地法院提起诉讼的约定，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有关约定管辖的规定认定。本案主合同签订地为云南省昆明市，双方约定的管辖法院明确、唯一，与合同有实际联系，也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应认定有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2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管辖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协议签订后当事人住所地变更的，由签订管辖协议时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在双方签订的《采购框架协议》首部已明确乐融公司的地址位于天津动漫大厦，故应视为双方均认可乐融公司的住所地位于天津动漫大厦，且达成发生纠纷由该地辖区人民法院管辖的合意。此后乐融公司将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变更为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105号院3号楼乐视大厦，并不能改变双方在约定管辖条款中对乐融公司住所地的约定。故一审裁定以乐融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105号院3号楼乐视大厦为由将本案移送北京管辖的认定不当，应予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冀民辖终84号
【裁判摘要】土地租赁事项围绕项目施工展开主要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管辖，应当适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专属管辖——根据涉案合同内容，其中有关项目审批手续办理、土地租赁、场地平整、地上物拆迁、地上物拆迁等事项均围绕光伏电站项目施工开展之间主要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主要系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产生的纠纷并无不妥。虽然涉案合同中均有合同签订地点为北京市朝阳区及发生争议后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约定，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规定，该约定管辖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本案应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又因本案诉讼标的金额超过3000万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的规定，本案应由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复议决定书（2019）最高法司惩复6号
【裁判摘要】本院经审查认为，民事诉讼法第十章关于“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规定，赋予法院对妨害民事诉讼的特定行为依法作出拘传、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的权力，以确保审判执行活动的顺利进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对诉讼参与人等妨害民事诉讼可以依法予以罚款的情形作了明确规定，管辖权异议不在本条规定可以采取罚款等强制措施之列，且该条规定系完全列举的封闭条款，无“兜底条款”的规定，表明民事诉讼法对可适用妨害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具体情形，系采限制性规定，无法外自由裁量的余地。鉴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属于公法制裁行为，需要严格贯彻“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基本原则，在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对林某某提出管辖权异议的行为径直予以处罚，欠缺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该项原则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和整个诉讼程序过程中，违反该项原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林某某在保证合同明确约定管辖法院的情形下提起管辖权异议，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江西高院（2019）赣民初54号之一民事裁定依法予以驳回，正是司法裁判贯彻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当事人因其滥用管辖权异议权利的行为已承担了相应的法律后果。在法律明确采取完全列举条款限制罚款强制措施适用范围的前提下，司法实践中并无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扩张适用该项强制措施的余地。故江西高院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对当事人滥用管辖权异议行为课以罚款，适用法律不当。综上，江西高院依据诚实信用条款对林某某提起管辖权异议的行为作出10万元罚款决定，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2：【裁判要旨】民事诉讼法第111条对诉讼参与人等妨害民事诉讼可以依法予以罚款的情形作了明确规定，且该条规定系完全列举的封闭条款，无“兜底条款”的规定，这表明法律对可适用妨害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具体情形，系采限制性规定，无法外自由裁量的余地。鉴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属于公法制裁行为，需要严格遵循处罚法定原则，在法律缺乏具体规定的情形下，对林亚查提出管辖权异议的行为，径直依据诚实信用条款予以处罚，适用法律不当。
摘要1：行政协议选择管辖——（１）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约定选择被告所在地、原告所在地、协议履行地、协议订立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法院管辖；（２）协议管辖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无效。
摘要2：【注解】（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废止）第13条规定“对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案件，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2）行政协议案件是否按照诉讼标的额确定管辖目前还没有统一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43号
【裁判要旨】（１）对于合同履行地的确定，根据《民诉法解释》第18条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为准；未约定或约定不明，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２）合同约定的交付地点≠合同履行地——双方虽在《购销合同》上写明了交货地点，但并未明确将该交货地点作为约定管辖法院所在地，故不能直接将上述地点认定为合同履行地。现出卖方起诉请求购买方支付货款，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出卖方为接收货币一方，故其所在地应为本案合同履行地，该地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裁判摘要】买卖合同中约定交货地点不等于合同履行地——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应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对合同履行地的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虽然在《安居宝产品购销合同书》上写明了交货地点，但未明确表示将交货地点作为约定管辖法院所在地，故不能直接将上述地点认定为约定的合同履行地点。安居宝公司起诉请求浩博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安居宝公司为接收货币一方，按照上述规定，本案合同履行地应为安居宝公司所在地。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25号
【裁判摘要】劳动关系具有人身属性，不适用协议管辖的有关规定，劳动合同约定管辖条款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可见，协议管辖的适用领域为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这里的合同纠纷包括因合同订立、履行、变更、解除、违约等所产生的纠纷，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包括因物权、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而产生的民事纠纷，因身份关系产生民事纠纷的不能协议选择管辖法院。劳动争议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具有人身属性，不适用协议管辖的有关规定。故本案中《劳动合同》里所约定的管辖条款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作为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为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对本案都具有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在原告韩鹏选择向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起诉的情况下，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劳动关系具有人身属性，不适用协议管辖的有关规定，劳动争议案件协议管辖约定条款无效。
摘要2：【注解】劳动合同约定管辖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57号
【裁判摘要】为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对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但双方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范围应当符合法律规定，即属于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且不得违反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如若约定与争议毫无联系地点的人民法院或者对依法应当专属管辖的纠纷约定管辖法院，则约定管辖的协议无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机械租赁合同》中约定：“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本着诚实信用、有利于合同履行的原则进行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双方同意由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诉讼裁决。"本案被告中交一公局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原告住所地、工程所在地等均在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根据中交一公局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所作的询问笔录，其表示项目履行不在北京市昌平区，唯一与北京市昌平区有关系的是中交一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注册地在昌平。但中交一公局既未提供中交一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北京市昌平区的证明，更未提供证据证明中交一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系本案实际施工人，与争议有实际联系。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北京市昌平区系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双方当事人关于管辖的约定无效。另外，《场地租赁合同》虽然约定由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诉讼裁决，但场地租赁纠纷应按照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确定管辖法院。综上，上述两份合同中关于管辖的约定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76号
【裁判摘要】案涉《演出服务合同》虽约定双方发生争议可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但北京市朝阳区与案涉争议并无实际联系，约定管辖条款无效，本案应按照法定管辖确定管辖法院。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民辖80号
【裁判摘要】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不属专属管辖——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不属专属管辖。因合同产生的纠纷，合同如果没有约定管辖的，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院认为，根据原告唐××起诉的诉求、所述的事实、理由及提交的证据材料，本案不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故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关于不动产专属管辖的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晋立商终字第38号
【裁判摘要】锅炉安置工程适用专属管辖规定——本案系因双方当事人在履行《蒸汽锅炉及附属系统安装工程合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对该合同性质的认定是确定管辖法院的前提。案涉合同系为蒸汽锅炉及附属系统安装工程建设施工事项而订立，合同对建设工期、工程造价及付款结算方式、施工图纸的交付、竣工验收等均作出了明确约定，其内容均属施工合同内容，因此本案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专属管辖的相关规定，裁定本案管辖权在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中国航空规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主张本案为承揽合同，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管辖移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伪造印章签订的合同协议管辖条款无法确定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管辖条款对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不能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２）当事人主张表见代理属于实体审查问题，不属于管辖权阶段审查事项，不能以表见代理为由主张协议管辖条款有效。
摘要2：【注解１】（１）无效合同解决争议条款（管辖协议）有效；（２）不成立合同之管辖条款对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不能作为确定管辖法院的依据。
【注解２】另外观点认为：公章是否伪造属于实体审查范围，不构成对管辖权有效抗辩。——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123号
【注解３】合同公章确有伪造可能，其中的约定管辖条款可能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宜以合同中的约定管辖条款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72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沪01民辖终99号
【裁判摘要】合并审理时如不同的诉讼标的之间既有约定管辖又有法定管辖则约定管辖中的管辖利益应更具优先性——首先，本案为保理合同纠纷，虽债权转让是业务的核心内容，但保理合同的内容不仅仅是简单的债权转让。作为金融创新的一种方式，其功能主要体现为贸易融资。故应认为债权转让之内容是在整个保理合同框架下运作的。同时本案中张某、陈某也是属于保理合同的担保人而非债权转让合同的担保人，故原审法院只以债权转让合同确定本案管辖不妥。其次，在案件存在并列的客观合并时，当基于案件审理的需要、纠纷一次解决之要求、程序利益保障等因素不宜分开审理的，如不同的诉讼标的之间即有约定管辖又有法定管辖的，约定管辖中的管辖利益应更具优先性。故在本案保理合同存在约定管辖的情况下，应以上述约定确定本案管辖更为妥当。
摘要2：【案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13327号
【摘要】原告起诉至本院的依据是《国内保理合同》第12.2条的管辖约定，但本院注意到，该合同仅有原告和被告朗特公司的盖章，故该管辖约定对被告红湖公司不能产生效力，因此，本案管辖应依据原告起诉的诉由和诉因予以确定管辖依据。本案案由为保理合同纠纷，但从原告起诉的诉因看，原告作为保理商同时向被告红湖公司、朗特公司主张权利，其权利基础并不相同。原告主张被告红湖公司支付应收账款本金，其权利基础系基于原告自被告朗特公司处受让了被告朗特公司在基础合同《订单合同》下对被告红湖公司享有的债权，即通过债权转让而取得；原告主张被告朗特公司对被告红湖公司未清偿的本金承担清偿责任，其权利基础则系基于原告与被告朗特公司双方签订的《国内保理合同》，即通过保理业务而取得。就两种权利基础的关系而言，债权转让是保理业务开展的基础，保理合同以基础合同的债权转让为前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债权转让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因此，取得被告朗特公司在基础合同中的债权人地位的原告，应当受基础合同《订单合同》的约束，故本案的管辖依据应当按照基础合同《订单合同》予以确定。
【注解】保理商依据保理合同、基础合同及保证合同起诉债权嗯、债务人和担保人，虽然债务人不是保理合同的签订主体，但是应收账款转让发生在保理业务框架内，依据保理合同协议管辖或者法定管辖确定管辖法院。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京民辖终17号
【裁判摘要】协议管辖指向管辖明确但不符合级别管辖规定，如果能够确定唯一的级别管辖法院的，该约定管辖条款应视为有效——本案系合同纠纷，中信保理公司与国创兴业公司在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保理合同》第二十一条中约定，“凡因本合同履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相关的一切争议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同意由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管辖，通过司法手段解决。”，该合同中还载明“本合同于2012年4月27日在北京市东城区签订”。该约定中双方当事人对地域管辖的选择明确具体，指向北京市东城区。本案涉及当事人的约定管辖条款中地域管辖选择合法有效，但级别管辖不符合当地级别管辖标准的，该管辖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从尊重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出发，同时考虑到在纠纷发生前当事人双方均无法预见今后争议的标的额，要求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约定级别管辖法院有违常理且在实践中比较困难。因此，如果按照当事人双方对地域管辖的约定，结合案件性质、诉讼标的额等，能够确定唯一的级别管辖法院的，该约定管辖条款应视为有效。本案诉讼标的额超过1亿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结合北京市各中级法院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地域管辖的分工等，能够确定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为唯一的级别管辖法院，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民辖终196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保理合同》第七章第三十二条约定，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本合同签署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当事人均不在北京市且诉讼标的额超过5000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规定的跨地管辖标准的精神，按照当事人住所地均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执行，即北京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000万元以上、3亿元以下的一审民商事案件。因此，本案涉及当事人的约定管辖条款中地域管辖选择合法有效，但级别管辖超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级别管辖标准，因诉争合同约定的合同签订地为北京市朝阳区，属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区域，本案在起诉时能够确定一审法院为唯一的管辖法院，故一审法院对于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琼民辖终3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不是保理合同签订主体，保理合同的协议管辖条款对其无法律效力，应当依据基础合同确定案件管辖——中边公司依据其与汇金公司签订的《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编号：xxx-CBL001）将其基于《产品购销合同》对中丝海南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汇金公司，并将该应收账款转让事宜以书面方式通知中丝海南公司。汇金公司基于其受让中边公司对中丝海南公司享有的债权提起本案诉讼，向中丝海南公司主张权利，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中边公司与中丝海南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中边公司将涉案应收账款转让给汇金公司后，中边公司基于持有该应收账款所享有的债权及其附属的一切权利均转让给汇金公司，当然也包括《产品购销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在内。中边公司与中丝海南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地点在海南省海口市，争议管辖法院为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该约定管辖条款是协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条款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双方的约定管辖合法有效，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津02民辖终1144号
【裁判摘要】保理商依据保理合同、基础合同起诉债权人、债务人以及担保人，因债务人并非保理合同签订主体，不能依据保理合同的协议管辖条款而应当根据基础合同的协议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斯创姆公司以其与中船重工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项下应收账款向诺信公司申请国内保理业务，诺信公司依约支付相应融资款。现诺信公司未能收回保理融资款，故以斯创姆公司、中船重工公司为共同被告主张权利，由于中船重工公司不是《国内保理合同（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有追索权)补充协议》的签订主体，故一审法院以上述合同（协议）中约定管辖条款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欠妥。本案中，应依据斯创姆公司与中船重工公司之间的基础合同即《采购合同》确定管辖。《采购合同》在明确载明签订地点为天津市开发区的同时，合同第14条约定如果双方经协商后30天内（日历天数）仍不能达成协议时，可向合同签署地法院起诉。因此，依据基础合同中上述约定管辖条款，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民辖终541号
【裁判摘要】保理商单独起诉保证人，按保证合同约定确定案件管辖，无约定管辖时按照法定管辖——国投公司依据与亿阳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亿阳公司向国投公司支付溢价回购款、违约金及逾期利息等共计约7005万元，故本案系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双方在《保证合同》中确认亿阳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因此，国投公司单独起诉保证人亿阳公司，符合法律规定。《保证合同》第一条约定该《保证合同》的主合同为《国投保理业务合同》。第十三条约定凡因履行本合同而产生的一切争议、纠纷，双方可先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采用与主合同之约定相同的争议解决方式。《国投保理业务合同》第四十六条约定，若甲、乙双方在本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若协商不成，均可向乙方（即国投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述约定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应确认有效。国投公司的住所地在深圳市，故原审法院作为合同约定的管辖法院依法对本案拥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皖01民辖终864号
【裁判摘要】保理商向债权人、保证人主张收回保理款，（１）主合同约定管辖条款与从合同约定不一致时以主合同约定为准；（２）多份合同管辖条款约定不一致时以后形成版本为准；（３）无法通过主合同确定管辖法院时可以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标准确定管辖法院——本案被上诉人是基于主合同即《国内池保理融资业务合同》和从合同即《应收账款回购保证书》、《质押合同》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关于“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的规定，本案应依据主合同确定管辖法院。虽然永辉保理公司与美嘉乐商贸公司签订的《国内池保理融资业务合同》第16.2条约定“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至被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但此后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九条对《国内池保理融资业务合同》中的管辖约定作了变更即约定“原保理合同及本协议履行期间，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各种问题，协商不成交由本协议签订地合肥市经开区法院裁决。该条款约定的管辖法院（签订地法院）与争议有实际联系，且约定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约定，应作为确定本案管辖法院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因案涉《补充协议》载明的签订地合肥市经开区，属于原审人民法院司法管辖区域内，原审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上诉人以合同实际签订地与约定签订地不符主张原审人民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的理由，于法不符。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01民辖终1058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随行付公司与鸿兴物流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第十三条约定：合同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京01民辖终字第530号民事裁定书认定，随行付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在一审阶段，随行付公司也提交了其与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证明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鸿兴物流公司、李××、徐××１、徐××２对于上述事实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故随行付公司与鸿兴物流公司在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法院具有实际连接点，约定管辖法院为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符合法律规定。鸿兴物流公司、李××、徐××１、徐××２虽然主张双方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为无效合同，但《国内保理业务合同》是否为无效合同属于实体审理范围，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故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沪民辖终100号
【裁判摘要】票据权利纠纷属于法律规定可以约定管辖范围——根据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及《国内保理合同》《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应收账款转让申请暨确认书》《回执》《商业承兑汇票》等证据材料，本案系被上诉人基于《国内保理合同》权利的受让人，因上诉人为付款人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票款5241.1万元未能兑付，请求上诉人支付相应金额票款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金而提起的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系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作为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属法律规定可约定管辖的范围。本案中，《国内保理合同》《应收账款转让申请暨确认书》《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均载明，对转让应收账款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纠纷，由保理商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其中，《国内保理合同》第五条“全部权利转让”之5•1载明：受核准应收账款所从属的一切权利和权益均一并转让给保理商。包括取得受核准应收账款项下结算工具如票据等。本案所涉票据为《商业承兑汇票》，是基础交易合同的结算方式，也是应收账款转让的标的，在应收账款转让的相关文件中，均特指向合同号码为xxxXXXXXXX的《商业承兑汇票》，故本案当事人在转让应收账款中约定的管辖法院适用该票据引发的纠纷。根据上述约定，保理商江铜国际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地址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业盛路，属原审法院辖区，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解读：票据权利纠纷属于法律规定可以约定管辖范围。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３４条之规定，协议管辖的案件类型仅限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排除人身关系纠纷案件的协议管辖；（２）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４条之规定，人身关系纠纷中涉及财产争议的部分，当事人可以可以协议管辖约定管辖法院。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鲁02民初2174号
【裁判摘要】经查，原告青岛顺合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易惠动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2日签订《惠买车加盟合作协议》，该协议第十二条约定“合同纠纷的解决本合同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任何争议，双方首先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双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仲裁"。该条款前部分以书面形式约定管辖法院，且“甲方所在地"即被告住所地，归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范畴之内，句末虽有“提起仲裁"字样，但按照条款的约定及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原被告共同认可发生纠纷时的管辖地是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因此，囿于原被告双方不是法律专业人士，对其法律规范的要求不宜过高，针对合同条款中出现“提起仲裁"的瑕疵，不妨碍对有效协议管辖的认定。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