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重整程序中的股东权益调整与绝对优先原则？
摘要1：
摘要2：
【笔记】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是否适用破产集中管辖规定？
摘要1：解读：（１）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因重整程序终止后新发生的事实或者事件引发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不适用《企业破产法》第21条有关集中管辖的规定；（２）管理人不再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而是由债务人自行参加诉讼。
【注解１】（１）因重整程序终止后新发生的事实或者事件引发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不适用破产集中管辖规定；（２）重整程序终止前发生的事实或者事件引发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仍应当适用破产集中管辖规定。
【注解２】债务人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因破产债务人的股东将股权转让给他人产生的纠纷，股权补偿款分现金和重整利润部分，其中重整利润的计算与债务人破产清算案有关联，案件处理结果将会影响债务人破产清算案中重整方案的实施和结果，应由破产受理法院集中管辖。——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二终字第115号《深圳市绿景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与王某某等股权转让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
摘要2：【问答】根据《企业破产法》第７３条之规定，重整程序终止后重整计划执行阶段：（１）不再适用《企业破产法》第２１条有关破产集中管辖规定；（２）管理人不再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而是由债务人自行参加诉讼。——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１８９.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的诉讼管辖及诉讼参加人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川民终1049号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川民终1049号
【裁判摘要】股权转让价格主要取决于双方协商，未经评估不构成显失公平——关于益邦公司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未经资产评估所以交易价格严重显失公平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系双方当事人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协商一致确认的股权转让价格，协议中并没有约定双方应以公司资产评估价值来确定股权交易价格。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标的为股权，公司股权的交易价格不仅包括公司的实物资产净值，也包括当事人对公司的无形资产、行业前景等实物资产以外的投资价值的主观评判，且公司股权交易价格亦因公司经营状况的变化而呈动态变化状态，主要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协商一致，故益邦公司在本案一审期间申请就阳光公司的股权价值进行评估与双方在订立股权转让合同时是否存在欺诈之间不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对益邦公司有关就阳光公司的股权价值进行评估的申请未予准许，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关于“申请人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的规定，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益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撤销益邦公司与舜元公司于2015年3月2日和12月27日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二、判令舜元公司、阳光公司协助恢复益邦公司的股东身份，并协助办理变更登记。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豫01民终4524号
摘要1：【案号】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豫01民终4524号
【裁判摘要】公司持续经营的状态不影响公司僵局的认定，符合条件的公司可以被解散——被上诉人智众公司两股东为李××和党林中××，其出资比例分别为52%和48%，法定代表人是党××。现李××以党××侵占智众公司财产等为由提起诉讼，请求解散智众公司。而另一在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16）豫0102民初3335号民事案件中，智众公司起诉其股东李××请求返还财产40万元及利息的纠纷，目前仍在诉讼过程中。根据智众公司章程第十一条规定，股东会定期会议每年举行2次，而自2015年4月17日以来，无证据显示智众公司连续两年内召开过股东会。2017年2月28日，李××通过河南信永律师事务所向智众公司邮寄律师函，就公司经营管理等存在的问题提出律师建议，智众公司收到该函后亦未回复或采取相应改进措施。综合以上案情，足以认定智众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且智众公司及其股东尚有两起民事诉讼正在进行，公司已陷入僵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上诉人请求解散智众公司，应予支持。一审法院不支持上诉人解散智众公司的诉讼请求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马某某挪用资金案
摘要1：【案号】安徽省濉溪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皖0621刑初293号
【裁判摘要】未经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的表决通过，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行决定将公司资金借贷给其关联公司，且满足《刑法》第２７２条规定的其他条件，构成挪用资金罪——被告人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1091.326858万元用于本人投资企业的经营活动，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马××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刘桥建投公司管理的资金用于本人其他投资企业的经营活动，属于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
摘要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京行终4266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京行终4266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诉讼之行政程序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其中包括对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审查。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所应当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行政主体正当合法的程序，有利于规范行政行为，维护行政尊严，提高行政效率，亦有利于行政相对人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行政主体在依法行政过程中，应当充分重视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统一，尊重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前，应当保障行政相对人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机会，并根据行政相对人的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在认定相关事实的基础上作出行政行为。
【裁判摘要２】商标评审委员会在审理商标无效宣告案件中商标法第４４条第３款规定同时将商标权共有人列为当事人并书面通知告知其进行答辩，否则构成程序违法——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中，建材公司和洁具公司是诉争商标的共有人，该两公司对诉争商标共同享有权利，当然是本案的“有关当事人”。商标评审委员会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应当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同时将建材公司和洁具公司列为当事人，并书面通知两公司，告之其进行答辩，并将所作，剥夺了洁具公司陈述和申辩的机会，损害了洁具公司的合法权益，构成程序违法。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因建材公司和洁具公司分别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具有不同的法律人格，享有各自的法定权利和义务，即便两公司在股东组成等方面存在关联关系，亦不能以此为由，在依法行政过程中忽略其被申请人的地位，损害其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虽然实施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共同申请注册同一商标或者办理其他共有商标事宜的，应当在申请书中指定一个代表人；没有指定代表人的，以申请书中顺序排列的第一人为代表人。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的文件应当送达代表人。但鉴于被诉裁定未列明被代表人洁具公司的地位，已经导致被诉裁定程序违法，故本院对商标申请授权程序以后的后续确权程序中如何适用代表人制度不再予以评述。
摘要2：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109民初559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109民初559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王××作为皓麟商贸公司的唯一全资股东，有将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严格区分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负有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皓麟商贸公司财产的举证责任。2014年8月5日，王××领取了皓麟商贸公司的拆迁补助款6620178元，但未将上述款项转入公司账户。．．．．．．王××作为皓麟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其代皓麟商贸公司领取了拆迁补偿款，一直未将该款项转入公司账户，亦未对这笔款项的去向和使用情况作出合理解释及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王××在应当且亦能够将皓麟商贸公司的应收款项转入公司账户时，未将领取的皓麟商贸公司应收的拆迁补偿款转入公司账户，而是转至其个人指定的其他账户，该行为充分说明王××未尽到严明将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分离的法定义务，滥用了公司法人人格。同时，根据王××及皓麟商贸公司关于皓麟商贸公司自公司被拆迁后即未实际经营的主张，王××上述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导致皓麟商贸公司未能清偿所负杨××的债务，故王××应当对皓麟商贸公司所负杨××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沪02民终8430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沪02民终8430号
【裁判摘要】首先，股东出资的内容涵括出资金额、出资方式、出资时间等，股东依据公司章程约定的出资时间享有相应的期限利益。潮旅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三名股东的出资时间均为2039年12月31日前。在此之前，包括倪××在内的股东均无出资义务，即便王××１、王××２均已提前实缴出资，亦无法推定倪××即构成拖延出资。其次，涉案变更股东出资期限的决议内容系仅针对小股东倪××，依据查明事实，王××１与王××２系一致行动人，在案证据无法证明其已实缴出资，在王××１、王××２与倪××享有同等出资期限利益、且目前同未实缴的情形下，王××１与王××２利用股东会多数决原则通过仅针对倪栎言、剥夺倪××一人出资期限利益的决议，构成股东滥用权利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违反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
摘要2：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01民终11200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01民终11200号
【裁判摘要】股东并非破产清算程序中清算义务人，无保管财务账簿、公司财产的法定义务，对公司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恒和公司上诉主张九位被上诉人对欣力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基本理由有二，一是九位被上诉人作为欣力公司股东，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账簿灭失，无法进行全面清算；二是九位被上诉人与欣力公司构成财产混同。本院认为，第一，九位被上诉人不存在怠于履行义务的行为，包括清算义务及保管账簿义务的行为，理由为：1.欣力公司系经人民法院审查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在进入之前，该公司并未现法定解散事由，九位被上诉人作为公司股东，尚无需因此组织对公司进行清算。根据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进入破产程序后，破产清算事务亦由人民法院指定的管理人主导，负有协助配合义务的亦非全体股东，而是法定代表人和经人民法院决定的财务负责人等经营管理人员，亦非九位被上诉人。2.九位被上诉人包括两名董事、一名监事在内，均不负责管理公司账簿，既非法定代表人，也非经人民法院决定在破产清算中负有协助配合义务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且***作为公司控股股东，亦确认公司账簿等均由其掌管，九位被上诉人并未掌管，恒和公司虽对此持有异议，亦无证据佐证，因此，九位被上诉人对公司账簿亦无保管义务。第二，恒和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九位被上诉人与恒和公司存在财产混同，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恒和公司主张欣力公司账册下落不明，无法全面清算，且欣力公司被股东过度控制，故应当认定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3民终603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3民终603号
【裁判摘要】1.关于法律适用问题。公司法系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设立，其在赋予股东权利的同时，亦对股东在公司运行过程中的行为进行规制。本案系安胜公司债权人对安胜公司股东未履行股东清算义务所提起的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审法院适用公司法审理本案并无不当。安胜公司经法院破产清算并不能免除公司法赋于安胜公司股东的法定义务，公司债权人可以依据公司法要求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对安胜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2.关于黄××是否已履行清算义务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及时组织清算系公司股东的法定义务，该义务属作为义务，当义务人不作为时，其应对此承担民事责任。黄××在安胜公司歇业后未及时组织清算，在破产清算审理过程中亦未向管理人提交财务账册，且在鹏盛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后仍未提供公司财务账册，明显属于怠于履行股东清算义务，导致安胜公司无法进行全面清算，其应当对安胜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黄××在公司运营过程中是否掌握财务账册、对安胜公司财务账册灭失是否存在过错，并不影响其对公司债权人民事责任的承担，一审法院对黄××的该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可见股权转让后进行工商登记变更系股权转让双方的义务，未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但若有证据证明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系受让人不予配合造成且出让人已经在合理期限内以起诉等方式要求受让人履行配合义务的除外。受让人是否系实际控制人此为该受让人是否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而非登记股东免责事由。
摘要2：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浙民再103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浙民再103号
【裁判摘要】1.孙×无需承担通普公司未尽清算义务的侵权赔偿责任。根据《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一款、《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承担未尽清算义务侵权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其未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而本案，通普公司系人民法院根据债权人海福公司申请裁定受理而直接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并无证据证明通普公司存在公司法规定的应当自行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之情形，故通普公司股东孙×无需承担清算之义务，亦无需承担未尽清算义务所对应的侵权赔偿责任。2.孙×需承担股东怠于履行义务导致财务资料等灭失的侵权赔偿责任。《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该规定并未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作出区分对待，也没有明确只有“保管公司财务资料”的股东才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当然，怠于履行义务中的义务主体并不专指保管公司财务资料的人。同时，《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系于2019年9月11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第319次会议原则通过，而本案二审判决于2019年7月11日作出，上述会议纪要的规定对本案二审判决并无指导意义。故孙×要求人民法院将侵权赔偿责任限定在“负有保管公司财务资料”的股东范围内之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依据《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判令孙×作为通普公司股东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72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728号
【裁判摘要】全面负责销售业务的部门经理应被认定为公司高管赔偿其关联交易给公司造成的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项和第四项的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本案中，《甘肃中集华骏车辆有限公司章程》第二十八条规定：“公司设总经理一人，副总经理若干人，正、副总经理由董事会聘请"。第二十九条规定：“总经理直接对董事会负责，执行董事会的各项决定，组织领导公司的日常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工作。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工作，当总经理缺席或不能工作时，代理行使总经理的职责”。2007年7月30日，甘肃中集华骏公司聘任周×担任该公司营销部经理，全面主持公司销售和采购供应工作。在此期间，甘肃中集华骏公司并没有设立副总经理，周×实际上行使的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职权。其妻高××和亲戚成立青海同海达公司及转让公司股权的行为，与周×任营销部经理及离任具有同步性，周×未如实向公司报告该事项，在和青海同海达公司交易之后，周×利用其职权，不及时回收资金，与青海同海达公司的交易给甘肃中集华骏造成损失。周×在青海同海达公司未向甘肃中集华骏支付货款的情况下，利用职权继续与青海同海达公司签订合同和供货，周×的行为客观上给甘肃中集华骏造成了经济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和事实，二审法院认定周×在甘肃中集华骏任职期间，甘肃中集华骏与青海同海达公司2008年2月29日至2009年7月31日期间签订的承揽合同属于关联交易，周×应当对给甘肃中集华骏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68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680号
【裁判摘要】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加盖“假章”应认定为单位真实意思表示——首先，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以《借款合同》上加盖的该公司公章系刘××私刻为由，主张《借款合同》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不应承担《借款合同》项下义务。本院认为，合同是否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综合签约人在签约之时是否具有代表权、合同相对人对签约人的代表权是否进行了谨慎审查等情形进行判断；合同上公章的真假并非判断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唯一依据。根据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借款合同》订立时，刘××系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中诚信托公司审查了该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以及《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已经尽到了其合理注意义务。原审判决认定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中诚信托公司为非善意相对人、刘××的行为系履职行为其行为后果应当由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承担，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关于原审法院未查明《借款合同》上公章的真假、依据伪造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以及未准予其调取证据的申请违反法律规定等主张，均不能成立。其次，本案中，尚无证据证明刘××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且即便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但在无证据证明《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或国家利益等情形下，《借款合同》并不具有应当认定为无效的法定情形。原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有效，并无不当。再次，如前所述，案涉《借款合同》应属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应当履行《借款合同》项下义务。原审判决认定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关于案涉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的主张不能成立，亦无不当。最后，根据本案证据，足以认定刘××以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名义与中诚信托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有效，刘××涉嫌犯罪行为不影响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应当向中诚信托公司承担本案民事责任。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与刘××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本案不应中止审理或移送公安机关，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
第三人撤销之诉最新类案裁判规则8条
摘要1：【目录】规则一：第三人撤销之诉专属管辖和破产债务人民事案件专属管辖发生冲突时应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管辖规定。规则二：对于已生效的公司对外诉讼的裁判文书，股东不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规则三：民事调解书对未参加本案诉讼的继承人的财产份额作出处理，损害该继承人民事权益的，该继承人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规则四：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让利达成调解协议转让资产，且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受让人对债务人调解目的及因此会损害债权人利益应属明知或能够预见，可以认定调解书内容错误并损害债权人民事权益，应予撤销。规则五：生效判决认定抵押权人对抵押物享有抵押权，导致作为该抵押物买受人实现权利存在障碍的，买受人具有诉的利益，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规则六：基于保全行为对前诉标的享受权利的债权人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规则七：受虚假诉讼损害的普通债权人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规则八：抵押权人有权就指向同一的建设工程涉及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案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摘要2：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湘民终75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湘民终75号
【裁判摘要】债权转让协议无效保理商即丧失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基础——本案中，韶山农商行与宏立锰业公司在涉案《债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宏立锰业公司将其对湘潭市城建投公司基于2500万元投资及利息所形成的债权（除去已质押给韶山农商行的1300万元本金及利息）转让给韶山农商行，用以在等额范围内抵偿徐××１、徐××２、徐××３所欠韶山农商行的3950万元贷款。而根据查明的事实，在签订涉案《债权转让协议》时，徐××２与徐××１系宏立锰业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徐××１、徐××２、徐××３三人之间系亲属关系，韶山农商行对此是明知的。因宏立锰业公司将债权进行转让的目的是为了等额抵偿宏立锰业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对外债务，该行为本质上属于抽逃出资、侵犯公司财产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亦损害了宏立锰业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故涉案《债权转让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因涉案《债权转让协议》为无效合同，宏立锰业公司与韶山农商行之间并不产生债权转让的法律后果，故韶山农商行对转让部分的债权并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无权要求农行韶山市支行停止对该债权的执行。
摘要2：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
摘要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号）
【摘要】
一、关于租金收入确认问题
根据《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企业提供固定资产、包装物或者其他有形资产的使用权取得的租金收入，应按交易合同或协议规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其中，如果交易合同或协议中规定租赁期限跨年度，且租金提前一次性支付的，根据《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的收入与费用配比原则，出租人可对上述已确认的收入，在租赁期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关年度收入。
出租方如为在我国境内设有机构场所、且采取据实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的非居民企业，也按本条规定执行。
二、关于债务重组收入确认问题
企业发生债务重组，应在债务重组合同或协议生效时确认收入的实现。
三、关于股权转让所得确认和计算问题
企业转让股权收入，应于转让协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确认收入的实现。转让股权收入扣除为取得该股权所发生的成本后，为股权转让所得。企业在计算股权转让所得时，不得扣除被投资企业未分配利润等股东留存收益中按该项股权所可能分配的金额。
四、关于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收入确认问题
企业权益性投资取得股息、红利等收入，应以被投资企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利润分配或转股决定的日期，确定收入的实现。
被投资企业将股权（票）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转为股本的，不作为投资方企业的股息、红利收入，投资方企业也不得增加该项长期投资的计税基础。
五、关于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后计税基础确定问题
企业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后，由于工程款项尚未结清未取得全额发票的，可暂按合同规定的金额计入固定资产计税基础计提折旧，待发票取得后进行调整。但该项调整应在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后12个月内进行。
六、关于免税收入所对应的费用扣除问题
根据《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企业取得的各项免税收入所对应的各项成本费用，除另有规定者外，可以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七、企业筹办期间不计算为亏损年度问题
企业自开始生产经营的年度，为开始计算企业损益的年度。企业从事生产经营之前进行筹办活动期间发生筹办费用支出，不得计算为当期的亏损，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税务事项衔接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98号）第九条规定执行。
摘要2： 八、从事股权投资业务的企业业务招待费计算问题
对从事股权投资业务的企业（包括集团公司总部、创业投资企业等），其从被投资企业所分配的股息、红利以及股权转让收入，可以按规定的比例计算业务招待费扣除限额。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鄂民申3668号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鄂民申3668号
【裁判摘要】实际出资人仅能以及代持协议通过合同相对人主张投资权益而不能直接向合伙企业主张权利——孙××与罗××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依据《委托持股协议》的约定，孙××自愿委托罗××作为其对包钢股份公司8856000元的名义持有人，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孙××作为代持股份的实际出资者，对内蒙古包钢钢连股份有限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并有权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罗××仅以其自身名义代孙××持有该代持股份所形成的股东权益，而对该等出资形成的股东权益不享有任何收益权或处置权，故8856000元出资对应的投资权益由孙××享有。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孙××只能通过合同相对方罗××主张投资权益而不能直接向上海六禾丁香投资中心主张权利。二审法院驳回孙××关于罗××、上海六禾丁香投资中心将财产份额办理工商登记至孙××名下的诉讼请求，确认孙××实际享有8856000元的投资权益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65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655号
【裁判摘要１】如原判决与西安正大所形成共识，因安康正大的特定主体身份以及法律的特别规定，前述合同和董事会决议于彼时尚不生效，有待安康正大履行报批手续并经审批机构审批后方能发生法律效力。在此情形下，前述合同和董事会决议固然不能产生合同相对方以及安康正大及其股东要求西安正大履行交付3000万元的请求权依据，但也并不能说明西安正大交付3000万元不具有合理性乃至合法性。
【裁判摘要２】向对方履行尚未生效合同是否享有要求返还权利？——未生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同于自始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效力处于待定状态，因此法律虽不允许相对人强制履行，但亦不禁止行为人自动履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或解除后均明确规定当事人享有主张相对方返还的权利，但并未规定合同未生效时相对方有当然且即时的返还义务。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9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932号
【裁判摘要】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后，是否意味着应当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恢复到撤销之前的状态，行政机关作出将当事人权利义务恢复到撤销前状态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行为，应当根据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和作出撤销判决的理由具体判断。如果生效行政判决彻底否定据以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从根本上否定被诉行政行为存在的合法性，则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当恢复到撤销前的状态，行政机关根据该生效行政判决，作出将当事人权利义务恢复到撤销前状态的行政行为，属于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行为；如果生效行政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理由，仅仅是认为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或者认为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等，需要有权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则不能认为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需要恢复到撤销前的状态，即便是撤销判决未在判决主文中作出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判项，也是需要行政机关依职权重新进行处理。在此情形下，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恢复到撤销之前状态，与生效行政判决内容不一致，是行政机关自行判断作出的新的行政行为，不属于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行政行为。
摘要2：【摘要】本案中，1号撤销变更登记行为撤销2007年3月29日海南省工商局变更登记的理由是，国浩公司未在海南省商务厅批复规定的期限内支付全部对价，24号复函确认京灏公司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自动失效；（2009）琼行终字第1号生效行政判决撤销1号撤销变更登记行为的主要理由是，国浩公司已经按约定向北大青鸟公司支付人民币5亿元整，不再为并购京灏公司承担其他付款义务，且24号复函是两个行政机关之间的内部往来公文，不能看作是撤销国浩公司并购京灏公司行政许可的决定。两相对照，生效行政判决显然是彻底否定了被诉1号撤销变更登记行为的全部事实和理由，撤销判决的法律后果应当是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恢复到撤销前的状态。据此，一、二审判决认为海南省工商局于2014年10月10日作出的恢复工商登记行为，是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符合本案的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北大教育公司和北大公学公司主张，（2009）琼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撤销的是1号撤销变更登记，并不是工商变更登记行为，海南省工商局根据24号决定而非生效行政判决作出被诉恢复京灏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行为。但是，由于（2009）琼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是彻底否定1号撤销变更登记行为的事实认定和决定理由，判决结果是要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恢复至撤销前的状态。所以，无论是24号决定，还是被诉恢复京灏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行为，都是根据（2009）琼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作出的行政行为，均属于不可诉的行政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72号
摘要1：【安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72号
【裁判摘要】用夫妻共同财产设立的夫妻公司实质为一人公司，债权人有权按照一人公司股东承担连带责任规定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公司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本案中，青曼瑞公司虽系熊××、沈××两人出资成立，但熊××、沈××为夫妻，青曼瑞公司设立于双方婚姻存续期间，且青曼瑞公司工商登记备案资料中没有熊××、沈××财产分割的书面证明或协议，熊××、沈××亦未补充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除该法第十八条规定的财产及第十九条规定的约定财产制外，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共同共有。据此可以认定，青曼瑞公司的注册资本来源于熊××、沈××的夫妻共同财产，青曼瑞公司的全部股权属于熊××、沈××婚后取得的财产，应归双方共同共有。青曼瑞公司的全部股权实质来源于同一财产权，并为一个所有权共同享有和支配，该股权主体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一性。另外，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区别于普通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在于《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该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人格否认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之所以如此规定，原因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只有一个股东，缺乏社团性和相应的公司机关，没有分权制衡的内部治理结构，缺乏内部监督。股东既是所有者，又是管理者，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极易混同，极易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故通过举证责任倒置，强化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财产独立性，从而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本案青曼瑞公司由熊××、沈××夫妻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设立，公司资产归熊××、沈××共同共有，双方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亦难以形成有效的内部监督。熊××、沈××均实际参与公司的管理经营，夫妻其他共同财产与青曼瑞公司财产亦容易混同，从而损害债权人利益。在此情况下，应参照《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将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身财产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股东熊××、沈××。综上，青曼瑞公司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主体构成和规范适用上具有高度相似性，二审法院认定青曼瑞公司系实质意义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并无不当。
摘要2：【摘要】关于猫人公司申请追加熊××、沈××为被执行人应否支持问题。如上分析，青曼瑞公司系实质意义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适用《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而《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规定》第二十条的实体法基础亦在《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据此，熊××、沈××应对青曼瑞公司财产独立于双方其他共有财产承担举证责任，在二审法院就此事项要求熊××、沈××限期举证的情况下，熊××、沈××未举证证明其自身财产独立于青曼瑞公司财产，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二审法院支持猫人公司追加熊××、沈××为被执行人的申请，并无不当。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3民终28510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3民终28510号
【裁判摘要】保理商应当对基础交易及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包括对基础交易主体是否关联企业、基础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负有注意、审查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该案查明的事实结合当事人当庭陈述，可以认定该案保理业务并无真实基础交易，且穗银保理公司对此应当明知。首先，该案基础交易仅为一份框架采购合同，并未明确具体的采购产品名称、数量、价格、金额及交货等条件。根据该采购合同约定，完整的合同应当包括索菱实业公司发出的有效采购订单。在无采购订单、发票、送货单据等相关可佐证买卖合同关系真实存在的情况下，仅凭一份采购框架协议无法认定案涉基础交易关系真实存在。其次，案涉基础交易的双方为关联公司，肖×亦作为索菱科技公司的独资股东和索菱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代表两公司签署案涉保理合同为有利益冲突的利害关系人，穗银保理公司对此应当明知。此种情况下，穗银保理公司作为专业的保理公司应当对案涉基础交易是否真实尽到更为严格审慎的审查注意义务。第三，穗银保理公司对案涉基础交易是否真实存在并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应当认定其对案涉交易并非真实交易具有明确认知。穗银保理公司在索菱科技公司仅提供一份关联公司之间的采购框架性协议的情况下同意审批保理业务，且无证据显示穗银保理公司有催促其补充相关基础交易的证明材料。因此，穗银保理公司对案涉基础交易并未尽到一般合理审查义务，如前所述，穗银保理公司在负有更为严格审慎审查义务的情况，应当其对案涉交易并非真实具有明知。因案涉保理合同约定转让的应收账款并非真实存在，且穗银保理公司对此明知，此种情况下，应认定穗银保理公司与索菱科技公司之间系以保理合同之名行借贷之实，二者之间系借贷法律关系。因索菱实业公司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收讫函”部分盖章，确认收到穗银保理公司与索菱科技公司共同发出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知悉并同意函件中所述的全部内容，并承诺按照上述函件的要求支付款项。穗银保理公司因索菱科技公司与索菱实业公司共同对应收账款的确认，最终发放了案涉融资款，因此，索菱实业公司应当对索菱科技公司之间的债务共同承担责任。
摘要2：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鄂行申426号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鄂行申426号
【裁判摘要】依法需要办理出质登记的股票、股份不在纳税质押之列——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担保试行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纳税质押是指经税务机关同意，纳税人或纳税担保人将其动产或权利凭证移交税务机关占有，将该动产或权利凭证作为税款及滞纳金的担保。纳税人逾期未缴清税款及滞纳金的，税务机关有权依法处置该动产或权利凭证以抵缴税款及滞纳金。纳税质押分为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等权利凭证可以质押。对于实际价值波动很大的动产或权利凭证，经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税务机关确认，税务机关可以不接受其作为纳税质押。这些权利凭证都是可以移交税务机关占有，但依法需要办理出质登记的股票、股份不在之列。再审申请人提交的《纳税担保书》载明，纳税担保人为该公司的44名股东，担保形式为“股权担保”，股权不是权利凭证，更不能作为权利凭证进行交付，不具有可执行性。因此，被申请人荆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作出《对的回复》、被申请人荆州市人民政府予以维持，并无不当。
摘要2：湖北荆大精密钢管实业有限公司与荆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等复议上诉案
【案号】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鄂10行终75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97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978号
【裁判摘要】申请执行人并不是以股权未交易标的的相对人，不再适用商事外观主义中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隐名股东有权排除强制珍惜——本案中，根据一审、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登记在吴××名下4663410股山鹰股份股票实际系由林××出资购买，且林××亦实际享受该股票分红，故该股票名义为吴××所有，但实际权利人应为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规定：“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上述两条规定均源于商事外观主义基本原则，即相对人基于登记外观的信任所作出的交易决定，即便该权利外观与实际权利不一致的，亦应推定该权利外观真实有效，以保证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维持交易安全。故上述规定中的“第三人”以及“善意相对人”均应是指基于对登记外观信任而作出交易决定的第三人。本案中，林××系案涉股票登记权利人吴××的金钱债权的执行人，并不是以案涉股票为交易标的的相对人。虽然林××申请再审称，其是基于对吴××持有案涉股票的信赖，才接受吴××提供担保。但林××对此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故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此外，上市公司隐名持股本身并不为法律、行政法规所明文禁止，林××作为隐名股东持有山鹰股份的权利，不能被剥夺。因此，一审、二审判决林××对案涉股票享有能够排除林××申请执行的权益，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35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351号
【裁判摘要】法院裁定冻结股权后显名股东、隐名股东和公司作出确认隐名股东为公司股东合意不能对抗法院强制执行——本案中，何×主张其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首要条件是，何×在人民法院实施冻结案涉股权执行行为之前已经系中瑞公司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经查，一审法院于2017年7月18日作出（2014）长执字第275-1号执行裁定，冻结被执行人天华伟业公司持有中瑞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根据工商登记查询信息载明，中瑞公司系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一审法院采取冻结措施时，被执行人天华伟业公司持有中瑞公司的全部股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实际出资人系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何×主张其系中瑞公司实际控制人、经营人、实际投资人，并持有86.16%股权，其提交了向中瑞公司汇款的证据，但无法确定何×向中瑞公司汇款的性质，不能证明何×已经成为中瑞公司股东。何×提交的案涉《协议书》虽载明中瑞公司认可何晶的股东身份，但因该《协议书》签订日期是2017年12月18日，晚于人民法院对案涉股权采取冻结执行措施时间，不足以证明在2011年何×已经取得股东身份并实际持股的事实。何×与中瑞公司、天华伟业公司在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冻结股权之后，作出的确认何×为中瑞公司股东的合意，不能对抗人民法院冻结案涉股权的执行行为。一、二审法院认定何×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对何×要求确认股权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511号
摘要1：执行异议之诉综合判断异议人是否享有阻却执行的民事权益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511号
【裁判观点】
（１）判断执行标的能否执行，需查明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以此确定异议人所享有的权利在效力上是否优先于申请执行人的权利。
（２）执行异议之诉中，在考量权利优先性问题时，应当结合案外人与执行标的的关系的性质、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支配权的范围、执行标的是否构成交易的信赖等因素予以综合判断。
【裁判摘要】债权成立于股权登记之前不能对抗隐名股东实际权利——本案富新节能公司等被申请人对案涉股份享有的实际权利与萍乡农商行股权登记外观上存在冲突，在考虑权利优先性问题时应当综合案外人与执行标的关系的性质、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支配权的范围以及执行标的是否构成交易的信赖等因素综合予以判断。1.富新节能公司通过继受取得萍乡农商行的股份，熊×等人因公司转制而取得萍乡农商行的股份，富新节能公司、熊×等人均是基于股东身份而享有股东权益，太红洲公司仅是基于登记外观，虽有股东之名而无股东之实，太红洲公司对案涉股权并无支配权利，实体股东权利为富新节能公司、熊×等人所享有。易××申请执行的是实体权利已经虚化的股东权，不能对抗已经查明的富新节能公司、熊×等人对执行标的所享有的实体权益。２.本案执行标的并不构成太红洲公司与易××交易的责任财产，对易××的债权并不因丧失信赖而造成损害。易××与太红洲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发生于萍乡农商行成立之前，太红洲公司所持有的萍乡农商行的股份尚未对外公示，并不存在易××对太红洲公司所持股权的信赖问题。因此，易××仅依据对事后的公司股东登记信赖申请执行案涉股权，不能对抗富新节能公司、熊×等人的实体权利。
【摘要】至于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的收取问题，因本案是执行异议之诉，因此类案件当事人的请求涉及财产权益，属于财产案件，应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计收案件受理费。本案当事人诉争的标的是能否对登记于太红洲公司名下的萍乡农商行2000万股的股份排除执行，一、二审据此收取诉讼费用并无不当。易××申请再审中提出应当按照申请执行的545万元的债权为标的收取诉讼费用，混淆了本案诉讼标的与另案诉讼标的的不同，该申请再审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涉改制等特殊企业股权的强制执行时，在考虑权利优先性问题时应当综合案外人与执行标的关系的性质、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支配权的范围以及执行标的是否构成交易信赖等因素予以判断。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25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254号
【裁判摘要】隐名股东能否实际享有被代持涉股权具有不确定性，被代持股权不能认定为隐名股东的财产予以执行——本案中，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另案仲裁调解书冻结登记在重庆德杰公司名下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权，重庆德杰公司作为案外人提出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已举证证明其系案涉股权的合法持有人。饶×认为，案涉股权系由陈××出资，重庆德杰公司是根据《委托投资并持股协议》和《协议书》的约定代持上述股权。但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陈××要分配普天德杰同德公司的利润，需要解除重庆德杰公司为陈××及其关联公司债务提供的担保。上述协议还约定，如果重庆德杰公司为陈××承担债务，则重庆德杰公司可以用其为陈××代持的股份予以抵偿。因此，陈××能否实际享有案涉股权具有不确定性。案涉股权不能认定为陈××的财产予以执行。
摘要2：【注解】实际出资人对实际出资股权享有利益具有不确定性时，该股权不能认定为实际出资人的财产予以执行。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3民终3899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3民终3899号
【裁判摘要】股东未实缴出资不能主张分红——本案系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上诉人王××的诉求系要求被上诉人淄博巽福升贸易有限公司、魏×支付公司分红款50万元，故本案应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股东分取红利的计算依据是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而不是认缴的出资比例，且股东分红亦应经过股东会同意方可。本案中，上诉人王××并未实缴出资，且案涉还款凭证只是公司法定代表人魏×个人书写签字，故上诉人以此主张分红50万元不符合法定程序，一审法院对其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92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928号
【裁判摘要】未履行出资义务股东是否有权请求解散公司？｜在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存在抽逃出资等行为等情况下，该股东仍然有权在法定情形出现时请求法院解散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六条关于“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对其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该股东请求认定该限制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在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等瑕疵出资的情况下，对股东权利的限制并不及于请求公司解散的权利。故对于西北车辆公司关于兰驼公司无权提起本案之诉的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申11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申111号
【裁判摘要】违反贷款清偿完毕前不得分配利润约定不应导致利润分配方案股东会决议内容无效——原审认为，案涉2014-2016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系金安桥公司依据当年度审计报告载明的利润情况,通过董事会决议作出后报经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符合法律规定并经各方股东认可,不存在无效事由，金安桥公司亦多次确认。至此,股东会作出利润分配决议后,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转化为具体利润分配请求权,性质等同于普通债权,股东可以债权人身份要求公司根据利润分配决议分配利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2020年修正)第十四条“股东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有效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公司拒绝分配利润且其关于无法执行决议的抗辩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公司按照决议载明的具体分配方案向股东分配利润。”规定，云南能投公司作为金安桥公司持股比例8%的股东，有分配利润的请求权。．．．．．．原审认为，《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中虽有“合同项下贷款全部清偿完毕前,未经银行方书面同意,金安桥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其股东分配本项目的经营利润”的约定,但该约定不应构成对股东基本权利的限制,违反该约定的后果也不应导致前述股东会关于利润分配方案决议内容无效。
摘要2：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鲁06行终324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鲁06行终324号
【裁判摘要】国税函【2009】698号文第七条规定“非居民企业向其关联方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其转让价格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应纳税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进行调整。”；59号文第五条规定：“企业重组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一）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且不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二）被收购、合并或分立部分的资产或股权比例符合本通知规定的比例。（三）企业重组后的连续12个月内不改变重组资产原来的实质性经营活动。（四）重组交易对价中涉及股权支付金额符合本通知规定比例。（五）企业重组中取得股权支付的原主要股东，在重组后连续12个月内，不得转让所取得的股权。”；59号文第七条规定：“企业发生涉及中国境内与境外之间（包括港澳台地区）的股权和资产收购交易，除应符合本通知第五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才可选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一）非居民企业向其100%直接控股的另一非居民企业转让其拥有的居民企业股权，没有因此造成以后该项股权转让所得预提税负担变化，且转让方非居民企业向主管税务机关书面承诺在3年（含3年）内不转让其拥有受让方非居民企业的股权；（二）非居民企业向与其具有100%直接控股关系的居民企业转让其拥有的另一居民企业股权；（三）居民企业以其拥有的资产或股权向其100%直接控股的非居民企业进行投资；（四）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核准的其他情形。”上述国税函【2009】698号文是规范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的专门文件，规定了股权转让的定义、所得的计算方法和相关反避税规定。上诉人与意迩瓦投资公司的吸收合并，直接导致张裕集团股东的变化，其实质就是意迩瓦投资公司将其持有的张裕集团的股权转让给了意迩瓦控股公司，被上诉人对其认定为股权转让，对其作出的《通知书》，符合国税函【2009】698号文和59号文的相关规定。意迩瓦投资公司将其持有的张裕集团的股权转让给了上诉人，是“子公司”将股权转让给了“母公司”，不符合59号文第七条第（一）项规定，也即不符合59号文规定的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应当适用的条件。上诉人主张本案交易应适用59号文规定的特殊税务处理的规定，依据不足。《通知书》并不违反中意税收协定、中意投资协定、中芬投资协定的相关规定，
摘要2：（续）上诉人主张《通知书》存在选择性执法问题亦无事实依据。原审判决引用72号文佐证《通知书》并无不当。
【注解】非居民企业吸收合并其１００％直接控股的另一非居民企业导致中国居民企业股权被转让能否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非居民企业吸收合并其１００％直接控股的另一非居民企业，形式上是吸收合并，但其导致中国居民企业股权从子公司转移至母公司，故属于资产收购。《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第７条规定非居民企业资产收购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情形是母公司向子公司转让中国居民企业的股权，因此，非居民企业吸收合并其１００％直接控股的另一非居民企业导致中国居民企业股权被转让不能否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