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3民终6079号
【裁判摘要】管理人代表公司向抽逃出资的股东追缴出资，股东仅以其为名义股东为由抗辩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七条“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不管其在本案中是名义股东还是实际股东均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此，吴××抗辩其为名义股东无需承担责任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02民终214号
【裁判摘要】股东（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通过虚构债权债务抽逃出资破产管理人有权追缴——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熊××作为如奥公司的股东，主张在完成认缴出资验资后的两日内，按王××的指示，从如奥公司账户向进丰公司转账支付959949元，但因熊××未能提交证明如奥公司与其所主张的案外人“王××”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故如奥公司关于熊××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将其认缴出资转出的事实主张本院予以采信。如奥公司有权请求熊××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即出资本金90万元及从2009年4月23日起至实际返还出资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01民初1813号
【裁判摘要１】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股东出资期限未到期的加速到期立即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本案中，伊×、周×为瑞银公司现股东，二人均未向瑞银公司履行过出资义务，虽然瑞银公司章程规定伊×、周×可在2030年4月14日之前足额缴纳出资，但因本院已受理瑞银破产清算一案，伊×、周×的出资义务已加速到期，其应立即向瑞银公司缴纳其所认缴而未缴纳的出资。
【裁判摘要２】股东出资期限未到期未实缴出资即转让股权的股东在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并不为仍未实缴出资的现任股东的出资义务裁定连带责任——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本案中，钟××、曹××为瑞银公司成立时的股东，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其可在2030年4月14日前缴纳出资。故在公司章程规定的上述出资期限届满前，钟××、曹××未向瑞银公司缴纳出资并不构成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违法行为。同时，钟××、曹××向伊×、周×出让股权后，其负有的股东义务及享有的股东权利已一并概括转让给了受让人，各方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也对出资义务作出了相应的约定。并且，瑞银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钟××、曹××存在其他的、应对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因此，根据现有有效证据，瑞银公司要求钟××、曹××承担相应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177号
【裁判摘要】法律并无禁止目标公司为支付其自身股权转让款提供担保的规定，不能仅因目标公司为支付其自身股权转让款提供担保，就认为违反了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规定——订立股权转让合同时，净雅公司持有海诺公司100%的股份，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是由净雅公司将其持有的海诺公司100%股权全部转让给王×、章××二人或该二人指定的主体。因净雅公司与王×、章××二人均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盖章，故海诺公司不能以其项下只加盖有印章而无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否认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订立合同之时，净雅公司对海诺公司100%持股。股权依约转让之后，王×、章××二人也能够控制海诺公司100%的股权。因此，虽然海诺公司没有提交同意提供担保的股东会决议，亦不能以未经其股东会同意而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法律并无禁止目标公司为支付其自身股权转让款提供担保的规定，股权转让合同所约定的也是净雅公司将海诺公司交接给丁方之后，由海诺公司对丁方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海诺公司主张如其承担担保责任将构成净雅公司抽逃出资，但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净雅公司确系以海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方式抽逃出资。原审认为本案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所列举的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形，该认定正确。不能仅因目标公司为支付其自身股权转让款提供担保，就认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规定，海诺公司关于担保约定无效的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破产期间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知情权的司法认定
【裁判要旨】对于在破产期间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也可以要求查阅、复制公司的破产债权申报材料、债权审核结果及依据资料、债权人会议表决记录。
【案号】（2018）皖15民初113号，（2019）皖民终291号
汪某某诉安徽大蔚置业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股东知情权的内涵与外延
【裁判要旨】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股东资格不受影响，股东向破产管理人主张知情权的，在无不正当目的的前提下，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查阅会计账簿、原始凭证是股东知情权的重要内容，在不损害公司合法权益前提下，适当赋予股东查阅会计账簿、原始凭证的权利，不仅是防范和化解公司治理风险的要求，也是基于效率和秩序的理性选择。
摘要2：【来源：《人民法院报》2020年06月25日第07版】
【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皖民终291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民终542号
【裁判摘要】公司进入破产程序股东仍有权行使知情权——诉人吴××系嘉好房地产公司的股东，虽然该公司进入了破产程序，但上述法律规定并未规定股东查阅权受公司存在状态的限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吴××仅有权查阅、复制嘉好房地产公司涉案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会计账簿只有查阅权而没有复制的权利。．．．．．．吴××查阅会计资料的范围应当包括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粤民辖终375号
【裁判摘要】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有关股东知情权诉讼应由受理破产申请的法院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的规定，有关广大电缆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原审法院提起，因此，原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二条是对公司诉讼地域管辖的规定。本案原告广大电缆公司已由原审法院裁定宣告破产，故本案应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破产企业的民事诉讼管辖的特别规定。中润泰兴公司上诉提出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请求将本案移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管辖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民终795号
【裁判摘要】出资人组会议并非股东（大）会议，股东要求查阅复制出资人组会议记录以及投赞成票的股东名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讼争的2016年9月22日出资人组会议，其性质系在特定的破产重整程序中，人民法院依据《破产法》第八十五条的相关规定组织召开的债权人会议暨出资人组会议，对《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审议表决，并非海洋公司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自行召开的股东大会。且宏亿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亦出席了该出资人组会议，知悉会议的情况。故《公司法》关于股东查阅、复制股东会会议记录、股东名册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宏亿隆公司主张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查阅复制出资人组会议记录以及投赞成票的股东名册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对宏亿隆公司的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终2805号
【裁判摘要】未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变更出资方式不能认定为出资——关于张××、吴××以个人名义购买的机器设备，向豪辰尔泰公司提供的流动资金，支付的员工工资等是否可以认定为出资的问题。公司股东对公司的投入不能等同于出资。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股东应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认缴的出资额及出资方式出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二十八条规定，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对财产价值进行评估，并依法办理财产权的转移手续。本案中，张××、吴××以个人名义购买的机器设备虽为豪辰尔泰公司使用，但未进行过财产价值评估，亦未依法办理财产权的转移手续，不符合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形式，不能认定为出资。张××、吴××以借款形式向豪辰尔泰公司提供的资金及其支付的员工工资等费用并非公司章程约定的出资方式，公司章程亦未因此进行过修改，不符合出资的形式。第二，2015年1月19日，张××、吴××以获取验资为目的，通过案外人万某乙提供的过桥资金，在当日内以将出资短暂入账并出账的形式进行了虚假出资行为，即其有以此过桥资金为出资的意思表示，则其此前购买机器设备、提供资金等行为的真实表示并非向豪辰尔泰公司出资。故张××、吴××认为其以个人名义购买机器设备，向豪辰尔泰公司提供流动资金，支付员工工资等行为均属履行出资义务，实际出资已到位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其向豪辰尔泰公司的相关投入，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民终592号
【裁判摘要】未经全体股东一致提议变更出资方式出资不能认定为出资——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温州珍谷公司系由文成珍谷公司增资变更设立，各方于2005年12月21日签订的认购增资协议就各方的出资方式及出资期限已作出明确约定，该认购增资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各方理应按协议约定履行出资义务。朱××主张其系通过实物出资方式履行出资义务，但朱××移交的实物并未经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温州珍谷公司其他股东也都不认可其变更出资方式，在双方就出资方式存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原审认定朱应瑞系以实物出资的方式履行出资义务，与上述认购增资协议约定的出资方式不符，相应认定无事实依据。该认购增资协议明确朱××应认缴的出资为4万欧元，扣除认购增资协议中各方均认可朱××已认缴的文成珍谷公司注册资本10万元，按照认购增资协议约定的认缴期限及认缴方式，朱××尚应向温州珍谷公司补缴出资309628元。温州珍谷公司主张朱应瑞未按认购增资协议约定方式履行出资义务，应向温州珍谷公司赔偿利息损失，其相应诉请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涉及朱××已移交给温州珍谷公司的设备、实物是否属于公司增资前的财产及其归属等争议，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可另行依法解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提字第18号
【裁判摘要】公司与股东人格严重混同则股东的财产应当属公司破产财产的一部分，应当由管理人通过实体合并破产等有关制度将其纳入到破产财产中一并管理和处分，而不能仅以此部分破产财产优先满足于个别债权人受偿；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申请受理后无权要求以人格混同的公司股东的破产财产单独清偿其个别债权——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破产申请受理时属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以及破产申请受理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债务人取得的财产，甚至破产程序终结后发现的债务人的应当供分配的其他财产，均为破产财产。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应当依法追收所有破产财产并在破产程序中依法管理和处分，公平保护全体债权人利益。基于破产财产的个别清偿行为均为无效。烟台银行在人民法院受理其债务人金属材料公司破产申请后，以本案原审被告交易公司与案外人金属材料公司人格严重混同、人员财产无法区分为由，请求法院判令交易公司以其财产直接偿付金属材料公司所欠其3200万元债务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如烟台银行关于交易公司与金属材料公司人格严重混同的主张成立，则交易公司的财产当属金属材料公司破产财产的一部分，应当由管理人通过实体合并破产等有关制度将其纳入到破产财产中一并管理和处分，而不能仅以此部分破产财产优先满足于个别债权人受偿，否则，将与破产法公平受偿的基本原则相违背。虽然，在认定交易公司与金属材料公司人格严重混同后追收回来的破产财产，在清偿破产费用、共益债务、职工债权、税收债权等后，尚有剩余时可以按比例清偿烟台银行及其他普通破产债权人的相关债权，但是，由于人格严重混同追收回来的破产财产与烟台银行之间仅为间接的利害关系，而非直接利害关系。烟台银行在金属材料公司破产申请受理后，无权要求以金属材料公司的破产财产单独清偿其个别债权。因此，原审法院裁定驳回烟台银行起诉并无不当，烟台银行关于原审法院驳回其起诉不当的再审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烟台银行如认为交易公司与金属材料公司确实构成人格严重混同的，可以在金属材料公司破产程序中，通过债权人会议或者债权人委员会监督管理人依法对人格严重混同的交易公司的财产进行追收。管理人无正当理由拒绝追收的，债权人会议可以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更换管理人。管理人不予追收的，烟台银行也可代表全体债权人提起相关诉讼进行追收，
摘要2：（续）但因此追回的财产性质上仍为破产财产，不得用于烟台银行个别债权的优先清偿。如因管理人不依法履行追收职责给烟台银行造成损失的，烟台银行也可以要求管理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苏执监字第00041号
【裁判摘要】破产债务人的股东人格混同生效判决在破产受理后应当中止执行｜破产申请受理前债权人因债务人股东人格混同提起诉讼并经法院作出生效民事判决书或调解书但尚未执行完毕，破产申请受理后相关执行行为应当中止执行，债权人应当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前，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向人民法院提起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所列诉讼，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生效民事判决书或者调解书但尚未执行完毕的，破产申请受理后，相关执行行为应当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中止，债权人应当依法向管理人申报相关债权。由于昌平法院已于2014年9月1日裁定受理浩海公司破产申请，并于同年10月28日通知滨湖法院中止涉及浩海公司的民事执行程序，而华立公司申请执行浩海公司一案尚未执结，滨湖法院应当中止该案执行程序，并告知申请执行人华立公司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向破产案件管理人申报相关债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202号
【裁判摘要】破产债务人作为第三人的案件，如果债务人与该案件并无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企业破产法》第２１条规定与债务人有关的诉讼，不应由受理破产法院集中管辖——破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该条规定适用于债务人的破产申请被人民法院受理后提起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本案中，大连中院受理惠民县雪龙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提出的对雪龙公司申请重整的时间为2017年1月20日，而一审法院已经于2016年9月14日对上海秉原旭诉邢××、姜××及雪龙公司公司增资纠纷一案立案受理，系在大连中院受理重整申请之前。邢××、姜××上诉主张应以一审首次开庭审理时间2017年2月15日为本案诉讼开始时间，缺乏依据。而且，本案系在履行《投资合作协议》的过程中雪龙公司股东之间所发生的纠纷，虽然与雪龙公司存在关联，但是雪龙公司与本案没有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雪龙公司的重整，与本案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本案不属于破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909号
【裁判摘要】主张合伙关系一方提供投资协议、投资明细、投资汇款等证据予以证明，对方未能提供借据或者利息约定等证据证明双方为借贷关系，应认定成立合伙关系——关于葛×、华东公司与孙××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问题。从举证责任分配的角度，孙××就存在合伙关系提供了以下证据：共同出资入股协议、13.2万元投资汇款、葛×出具的《投资明细》、100万元欠据等，能够初步证明其主张。而葛×、荀××认为合伙关系不成立或已经解除，却未能提供相应书面证据，其辩称13.2万元款项系借款也并无借据或利息约定等证据佐证，故应当认定孙××与葛×、华东公司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双方在共同出资入股协议中仅约定了合伙事项，并未约定是否进入公司持股等事项，本案并非公司股东纠纷，原审也未认定孙××为公司股东，原审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孙某某与葛某、荀某某、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华东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案
【案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黑民终字第37号
【摘要】有其他证据作证的复印件应予认定——孙××举示的投资明细，虽加盖华东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葛×的名章，但为复印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葛×、荀××主张孙××没有证据证明该复印件有原件或与原件一致。经审查，该明细中列明的第1项购买土地金205，000.00元，有2004年华东公司购买该地块时与双城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华东公司支付205，000.00元土地出让金结算票据作为佐证；明细中列明的第5项打机井、第6项安装变压器、第7项地上架线内容与2011年3月23日华东公司与祺祥公司签订的三份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上载明的土地使用权包括地上架线、机井、变压器等内容一致，故该明细的复印件有其他证据佐证。原审判决通过上述证据的相互印证对承旭综合批发市场投资明细予以采信并无不当，葛×、荀××的此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805号
【裁判摘要１】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而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确定其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谢××申请再审中提交的其与叶××之间的通话录音，属于视听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据此，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而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确定其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本案中，谢××申请再审所提交的通话录音，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能单独成为足以推翻原判的证据。因此，该通话录音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
【裁判摘要２】原告仅提交转账凭证主张民间借贷法律管辖，被告提供投资协议证明案涉款项是合伙投资款的，由原告继续承担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谢××主张案涉款项属于借款，仅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但对于借款期限、借款利息等应属借款关系的主要内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不合常理。叶××提交的《股东协议书》虽不能完全证明案涉款项就是合伙投资款，但是因谢××支付案涉300万元在《股东协议书》订立之后，且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谢××对于其与叶××、吴××及叶××１四人就案涉建设工程项目存在合伙关系表示认可。因此叶××关于案涉款项为合伙投资款的抗辩理由，相较谢××主张案涉款项为借款的理由合理。在此情形下，谢××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案涉款项属于借款，其对于本案为借贷关系仍应承担举证责任。原审判决将本案举证责任分配给谢××，并在谢××不能进一步举证的情形下判决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无不当。
摘要2：【注解】（１）本案审判时间为２０１７年；（２）２０１９年《证据规定》第９０条规定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湘民申2104号
【裁判摘要】虽然约定最低利润但也约定了按出资共担风险属于合伙协议——从上述协议、承诺、收条来看，虽然协议约定了保证陈×年投资利润不低于8%，但同时也约定了双方按出资比例共担风险，结合在经营期间五月天公司其他股东也均是按年利润6%到8%分配投资利润的实际情况，原审认定双方系合伙关系并无不当，刘××申请称本案名为合伙实为借贷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湘高法民三终字第28号
【裁判摘要】合伙保底条款无效，当事人之间不构成合伙关系而应认定为借贷关系——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各方当事人及相关案外人因涉案工程于2007年元月5日签订了《吉首项目股东合作协议》，约定了各股东资金分配比例，二审庭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已按约定投入了资金，因此该《吉首项目股东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各当事人及相关案外人合伙关系成立，2008年7月26日，全体合伙人又签订了《项目内部承包补充协议》，对《吉首项目股东合作协议》作出了补充约定，其中关于“项目部投资股东除李××外全部退出工程管理”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的退伙情形，应认定被上诉人李××１、唐××、向××、吴××于该协议签订之日即2008年7月26日退出合伙经营；《项目内部承包补充协议》还约定各被上诉人收回其出资并按出资额121.4%收取固定投资回报、合作期间的全部经营风险则由上诉人李××承担，该约定属于保底性质的条款，违背了合伙应当遵循的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原则，损害了其他合伙人和合伙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与《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关于“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或者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的规定相悖，且上述约定在未对合伙财产进行结算的情况下退还合伙人的财产并进行高额固定利润分配，违反了《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一条关于“合伙人退伙，其他合伙人应当与该退伙人按照退伙时的合伙企业财产进行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退伙时有未了结的合伙事务的，待该事务了结后进行结算”的规定，应当确认无效。考虑各被上诉人投资款已全部到位并投入到了合伙项目工程前期准备和施工之中，上诉人李××在各被上诉人退伙后实际接管并享有合伙项目的全部权益，且其在《项目内部承包补充协议》中也承诺按各被上诉人实际出资偿还本金，因此，在上诉人李××与各被上诉人之间事实上形成了借款的法律关系，上诉人李××依法应当偿还该借款，因各方当事人未对借款计息开始时间和利率进行约定，结合本案中项目工程未进行竣工验收和工程款结算、开发商也未按工程进度给付工程款等事实，本院酌定自各被上诉人退伙之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应当支付的利息。上诉人李××上诉提出“《项目内部承包补充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
摘要2：【注解】合伙协议签订后约定项目归一人管理、其他合伙人全部退出管理并领取高额回报，应认定为其他合伙人退伙，构成借贷关系而非合伙关系。
摘要1：【案号】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云28民终85号
【裁判摘要】共同购买股权不能认定为合伙关系而是形成合同关系——合伙协议是指两个以上的自然人为明确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所订立的协议。股权转让是指公司股东依法将自己的股东权益有偿转让给他人，使他人取得股权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根据被上诉人的诉请和双方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是为共同投资购买西双版纳傣泐大酒店51%股权及双方持股比例等内容来看，并不是实质意义的合伙性质，亦不属股权转让协议，故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为宜。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吴某某及陈某是合同相对方，故一审并未遗漏诉讼当事人。
摘要2：
摘要1：林某曾与陈某河等合伙协议纠纷再审案——合伙合同的效力认定及解除的法律后果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28号
【裁判摘要】（１）合伙人均未取得采矿证签订合伙采矿协议仍属有效，能否实际取得采矿权证是合伙履行中的问题；（２）合伙各方在尚未取得采矿权证的情形下即进行无证开采属于合伙协议履行中的行为虽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但不影响合伙协议的效力——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无论是陈××、林×与林××签订《股东协议》的约定内容，还是该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均体现的是法律规定的合伙合同所具有的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润的特征。本案《股东协议》应认定为合伙合同。．．．．．．（二）关于《股东协议》的效力问题。《股东协议》主要内容涉及陈××、林×、林××三方合作开发东泥沟煤矿，具体包括三方合伙投资总额、各自投资比例、投资款项用途，以及三方合作开发中各方权利义务等，上述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股东协议》应当确认为有效合同。至于能否实际取得东泥沟煤矿的采矿权证，是《股东协议》履行中的问题。合伙各方在尚未取得采矿权证的情形下即进行无证开采，则属于《股东协议》履行中的行为，虽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但不影响《股东协议》的效力。二审判决认定《股东协议》系采矿权转让，进而依照矿产资源法第六条规定认定该协议无效，适用法律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178号
【裁判摘要】从增信承诺文件的文义、目的、双方当事人后续履行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与系列交易安排的利益关联程度等角度综合分析，不能确定承诺人有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的，应当认定为保证而非债务加入——本案中，瑞安中华汇公司依据《五方协议》第4.2条主张中天宏业公司在该协议中就山风公司所负的股东贷款等债务作出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中天宏业公司则主张其在上述合同中系承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未作出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首先，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应当坚持文义优先原则，联系当事人签订合同的上下文，依照措辞表述进行相应定性。《五方协议》中，其条款排布主要划分为“前言"“第一条定义"“第二条第一笔股东贷款的偿还"“第三条委托贷款"“第四条额外补偿款项"“第五条通知"“第六条其他事项"。从上述标题设置和具体约定内容可见，一是合同方在“第二条"项下明确了涉案贷款11199990美元的本金清偿、利息支付以及担保的方式，载明中天宏业公司就上述贷款本金及利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条款可印证中天宏业公司关于作出连带责任保证意思表示的主张。二是合同方在第四条项下针对“额外补偿款项"作了安排，其条款虽提及“连带责任"，但用语中未使用“债务加入"的措辞。在无其他特别说明或者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中天宏业公司关于第四条中的“连带责任"系对应于第二条“连带保证责任"的理解，更符合合同文本前后用语含义的一致性与延续性，应当更贴近当事人签约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相较而言，瑞安中华汇公司将该“连带责任"另行引申为作出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理据相对欠缺。其次，审查实际履约行为，进一步确认合同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五方协议》签订之后，中天宏业公司与瑞安中华汇公司的关联公司瑞安建业签订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在“背景"一栏列举了中天宏业公司所负债务等背景情况，其中涵括中天宏业公司对涉案贷款的清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由此，能够证明中天宏业公司对涉案贷款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前后一致。虽然瑞安中华汇公司表示双方当事人曾就涉案债务的清偿再次进行磋商，但其提供的《备忘录》讨论稿等文件出现的是连带责任保证的字样，未体现中天宏业公司作出债务加入意思表示的内容，且双方也未就涉案债务的清偿再次共同签署文件。直至本案诉讼发生前，
摘要2：（续）瑞安中华汇公司未曾向中天宏业公司提出债务加入情形下的清偿主张。综合前述签约、履约情况，原审法院认定《五方协议》第4.2条中的“连带责任"应当解释为连带责任保证，事实与法律依据充分，并无不当。瑞安中华汇公司关于中天宏业公司在《五方协议》作出债务加入意思表示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基于债务加入情形而提出的贷款本金、利息清偿的诉讼请求属无本之木，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016号
【裁判摘要１】预备合并之诉不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关于袁××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经查，袁××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确认袁××为利达公司的股东，确认袁××持有利达公司18%的股份，并责令利达公司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袁××股东身份及持股比例的登记工作；2.若上述诉请不能得到支持，则请求判令利达公司支付拖欠袁××的股权转让款1013.39万元、利息719.51万元，合计1732.9万元，并请求责令利达公司向袁××支付该1732.9万元的相应利息。据此可见，袁××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在第一项诉讼请求不能获得法院支持情况下的预备性诉讼请求，在诉讼法学理论上称之为预备合并之诉，并不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原审法院在审理认为袁××第一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的情况下对第二项诉讼请求予以审理并作出裁判，符合诉讼便利和经济的原则，也有利于法院对当事人争议裁判的协调统一，并无不当。利达公司认为本案应当驳回袁××诉讼请求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其他合伙未明确表示反对可推定其他合伙人同意合伙人转让合伙份额——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协议书》的法律性质及效力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袁××与晏××、廖××、王××、白×、熊××等人系共同借用利达公司的资质，以个人合伙形式共同投资馨园小区及禅博园项目的房地产开发，因此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协议书》转让的实为其在该项目中的合伙份额。尽管袁××转让合伙份额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协议书》未经全体合伙人签名，但是自2013年、2014年签订协议至今，并无证据表明签订案涉协议之外的其他两名合伙人对袁××转让合伙份额提出异议，且利达公司亦已经依照协议约定实际履行了大部分的付款义务，现利达公司以袁××转让合伙份额未经过其他合伙人同意为由主张案涉协议无效，缺乏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解读：合伙企业其他合伙人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合伙份额出让方没有反悔权。
摘要2：【注解】（１）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１７条规定，允许出让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股东享有反悔权不再出让股权；（２）但合伙企业出让合伙份额的出让方没有“反悔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690号
【裁判摘要１】无权处分他人合伙份额不属于无效合同——由于《转让合同书》所转让的是石马山煤矿的全部股份，而该合同中仅有部分股东签字，还有部分股东没有参与订立该合同，说明《转让合同书》中签字的部分股东处分了其他股东的合伙股份。虽然在没有得到其他股东追认时，签字的部分股东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但该行为并不影响该合同本身的效力。
【裁判摘要２】李××等7人还主张一审合议庭变更未及时通知当事人，该情形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七项规定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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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闽民终字第299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对共有财产有平等处理权，但该夫妻内部法律关系仍应受制于股权转让外部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并未赋予股东配偶在股东转让股权时的同意权与优先购买权。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的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股权系郑××以个人名义受让，并将股份登记在郑××个人名下。在此情况下，陈××有理由相信郑××有权对诉争股权进行处分，上诉人陈××的诉请于法无据。综上所述，本院认为，陈××以郑××对案涉股权没有处分权为由，诉请确认本案诉争《股份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书》无效，该主张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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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7）最高法民申1525号
【裁判摘要】从上述协议的内容及履行情况看，其一，双方转让的标的为肖××所占有的“宁国市胡乐桥下砂场”100%股权及砂场全部设备，并未涉及采砂权主体的转让，采砂权主体仍为“宁国市胡乐桥下砂场”。之后，2010年12月1日，宁国市水务局颁发的《安徽省河道采砂许可证》（宁水砂证字[2011]第7号）载明采砂主体为“宁国市胡乐桥下砂场”。2011年5月30日，宁国市国土资源局为肖盛旺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载明的采矿权人为“宁国市胡乐大桥砂场”，经济性质为私营企业，有效期限三年，自2011年5月30日至2014年5月30日。吴××等人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其二，．．．．．．由此可见，双方所谓“股权转让”实际是砂场投资经营份额的转让，该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并不导致大桥砂场的采矿权主体发生变更或变相变更，亦不产生变相转让采矿权的后果。故二审法院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各股东股份比例及出资状况协议书》实为双方合作投资或投资权益转让协议，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述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吴××、康×主张案涉协议实为采矿权的转让，应为无效，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虽然肖××于2011年10月18日办理了与大桥砂场实际组织形式不符的个体工商户登记，但该行为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各股东股份比例及出资状况协议书》的效力以及双方当事人合伙投资经营大桥砂场的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因此，二审据此认定大桥砂场名为肖××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实为肖××、吴××、康×、周×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各股东股份比例及出资状况协议书》共同出资经营的个人合伙或合伙企业，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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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闽民申字第1274号
【裁判摘要】李×起诉请求塘前石场原合伙人罗××、温××、张××１、张××２连带清偿讼争借款本息，并提供借条为凭。该借条载明讼争借款系用于塘前石场扩建，落款处是温××以石场经手人名义签字，见证人是塘前石场的代表人罗××。从借条所载明的借款用途及落款看，李×有理由相信讼争借款是合伙企业塘前石场基于合伙事务向其所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张××１对讼争借款是否表示同意、讼争借款是否实际用于塘前石场的生产经营、温××是否侵占合伙企业财产等，均属于合伙企业内部事务，张××１以此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李×，缺乏依据。张××１在再审审查过程中提交的证据材料体现的均为合伙企业内部股东之间的约定及企业内部账务情况等，亦不足以对抗善意第三人李×。塘前石场已于2011年4月转让他人，生效判决判令石场原合伙人罗××、温××、张××１、张××２对讼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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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２１）最高法民终1203号
【裁判摘要】两公司系实际控制人关系，两公司就案涉借款纠纷并无实质性争议，完全可以自行偿还相关债务，两公司不能就诉讼原因给出合理解释，应驳回诉讼请求——对于翔龙公司主张的94笔借款，与泰和公司之间未就其中任何一笔签订借款合同。判断法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款项交付和借贷合意是判定两者之间借款合同关系成立与否的两项基本要件。泰和公司对于翔龙公司所主张借款事实及欠付金额均表示认可,两公司就案涉借款纠纷并无实质性争议。因翔龙公司系泰和公司实际控制人,不能就本案诉讼原因给出合理解释,应就双方借款、还款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严格审查。．．．．．．综合全案查明事实、双方诉辩意见及证据情况，翔龙公司作为泰和公司唯一股东时曾起诉泰和公司案涉借款，因无诉的利益，被本院以(2016)最高法民终153号民事裁定驳回起诉。后吴××、刘××与翔龙公司就泰和公司股权发生纠纷，经生效裁判确认并经强制执行。2017年3月23日，泰和公司的股东变更为翔龙公司持有50%股权，吴××、刘××各持有25%股权。翔龙公司认为其已不再是泰和公司唯一股东，故就被驳回起诉的相关借款以及此后发生的借款提起本案诉讼，再次起诉泰和公司。但吴××、刘××未能介入公司管理，王×同时担任两公司法定代表人。翔龙公司系泰和公司实际控制人，两公司就案涉借款纠纷并无实质性争议，泰和公司完全可以自行偿还相关债务，两公司不能就本案诉讼原因给出合理解释。故翔龙公司主张的借款事实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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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终50号
【裁判摘要】母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子公司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三普公司依法可以作为原诉生效判决案件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理由如下：首先，虽然案涉《股权收购协议》的合同当事人为远东智慧公司和西藏荣恩公司，但双方交易标的为远东智慧公司持有的三普公司100%股权，三普公司系股权转让交易的标的公司，该次交易必然对三普公司的经营和管理产生影响，案涉股权转让纠纷的审理结果和三普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三普公司依法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其次，从案涉《股权收购协议》约定内容来看，第4.1条约定的5000万元债务系三普公司新老股东对三普公司与远东智慧公司以及其关联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核算后确定的数额，约定由受让股东西藏荣恩公司支付，该约定构成西藏荣恩公司对三普公司的债务加入。同时，该协议也约定，该5000万元由西藏荣恩公司借款给三普公司，由三普公司向远东智慧公司支付。按照协议约定的履行方式，远东智慧公司有权要求西藏荣恩公司和三普公司按照此方式履行，因此，该履行方式实际给三普公司设定了义务。原诉股权转让纠纷，远东智慧公司是否起诉请求或法院是否判决各方按照协议约定的方式履行该5000万元债务，和三普公司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三普公司依法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远东智慧公司与西藏荣恩公司的股权转让诉讼。远东智慧公司称案涉《股权收购协议》与三普公司无关、不涉及三普公司权益、三普公司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理由，依据不足，依法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354号
【裁判摘要１】在原一审时虽参加了部分庭审但未对案件进行实质审理亦未参与案件的评议等程序，不属于发回重审应当回避的人员——果满堂公司、曹×上诉认为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本案一审审判长曾在发回前的原一审中担任审判长，按照相关规定其应回避而未回避，属程序违法，并提交(2018)新民初6号案一审开庭笔录作为新证据予以证明。经查明，原一审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曾于2018年10月17日开庭审理本案，但该次庭审进行到陈述诉辩意见阶段，即因一方当事人提起反诉而休庭。之后第二次开庭时，法庭即告知各方当事人审判长已经变更，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案发回重审后审理阶段，一审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其审判长曾在2018年10月17日开庭时担任合议庭审判长。在发回重审后的一审开庭时，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回避申请。本院认为，本案一审合议庭审判长在原一审时虽参加了首次开庭，但该次庭审未对案件进行实质审理，其亦未参与案件的评议等程序，原一审第二次开庭变更审判成员后，合议庭又重新开庭并对案件进行评议，故本案一审合议庭审判长不属于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回避的人员。
摘要2：【裁判摘要２】股东名义与他人签订的公司资产转让合同，公司虽非合同主体，但结合合同的签订、履行（公司接受他人支付的款项）、股东会授权、尤其是公司反诉要求他人继续履行合同，可以认定公司亦为产权转让合同的主体——首先，关于果满堂公司资产的处置问题。《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签订时，曹××为果满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10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表明，果满堂公司认可曹××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的以该公司名义从事的所有行为都是职务行为，但是对于曹××以其个人名义签订的案涉《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果满堂公司不仅接受了赵××履行该协议所支付的款项，还依据该协议提出了继续履行的反诉请求，并且该《股东会决议》与《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同时，曹×作为果满堂公司大股东所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亦授权曹××全权处置该公司的资产。综合考虑合同书的签订及履行、《股东会决议》《授权委托书》的约定，以及当事人事后寻求救济所提请求等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就资产出让事宜果满堂公司系《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的合同当事人并无不当。该部分约定不存在合同无效的事由，一审认定其合法有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关于曹×所持果满堂公司股权转让的问题。《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签订后，曹×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曹××全权处置果满堂公司资产等事宜，包括股权转让等。该《授权委托书》足以证实曹×对曹××处分果该部分满堂公司股权的行为进行了追认。故一审判决认定《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中曹×持有股权转让部分的约定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再次，就赵××所持股权及其他资产转让的问题。曹××虽无处分该部分股权和资产的权利，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有关“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中的该部分股权和资产转让的约定并无因此而无效。综上，案涉《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所涉股权及资产转让的约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一审判决确认该协议有效，事实依据充分，并无不妥。果满堂公司、曹×认为《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特定情形下《企业年度报告》可以作为对股东未出资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据
【裁判书字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1民终5432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