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用人单位与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但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劳动者终止劳动合同应否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摘要1：解读：（１）《劳动合同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未对用人单位与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但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劳动者终止劳动合同是否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作出规定；（２）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主张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再33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再334号
【裁判摘要】本案存在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一是杨××与东远公司、大华公司拆迁补偿纠纷；二是刘××１、刘××２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提起的确认拆迁补偿协议效力及拆迁财产的权利人纠纷。杨××所诉一案中，东远公司、大华公司对拆迁财产的所有权人、拆迁补偿数额及给付事实均无异议，只是缘于刘××１、刘××２对拆迁财产所有权的异议而中止对杨学慧补偿款的发放。刘××１、刘××２所诉一案中，其要求确认《非住宅拆迁货币补充协议》无效，确认刘××１、刘××２为案涉拆迁财产的实际权利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分别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以上两个案件不属于“基于同一事实”的情形，本案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合并审理不当。二审法院认为杨××与刘××１、刘××２就案涉拆迁财产的所有权确认应另案诉讼。而刘××１、刘××２所诉一案本身就是权属争议纠纷，没有必要由杨××再另行提起诉讼。在立案登记制改革的大环境下，二审法院裁定驳回双方的起诉，徒增当事人诉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解读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辽民终4号——本院认为：本案杨××基于其与东远公司、大华公司签订的《非住宅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而提起补偿款给付之诉，其诉讼法律关系系拆迁补偿纠纷。而刘××１、刘××２以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在本案主张其是涉案拆迁财产的实际权利人，请求法院确认《非住宅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无效，确认刘××１、刘××２为案涉拆迁财产的实际权利人。由此，刘××１、刘××２的诉讼法律关系系确认财产所有权纠纷。故杨××提起的诉讼与刘××１、刘××２主张的诉讼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合并审理不当。且针对杨××的诉讼请求，东远公司、大华公司对拆迁财产的所有权人、拆迁补偿数额及给付事实均没有异议，只是缘于刘××１、刘××２对拆迁财产所有权的异议而中止对杨学慧补偿款的发放。故杨××与刘××１、刘××２应就涉案拆迁财产的所用权确认另案诉讼。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大民二初字第0004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杨××起诉；三、驳回刘××１、刘××２起诉。
【解读２】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辽民再13号——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存在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一是杨××与东远公司、大华公司拆迁补偿纠纷。．．．．．．二是刘××１、刘××２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提起的确认拆迁补偿协议效力及拆迁财产的权利人纠纷。．．．．．．杨××所诉一案中，东远公司、大华公司对拆迁财产的所有权人、拆迁补偿数额及给付事实均无异议，只是缘于刘××１、刘××２对拆迁财产所有权的异议而中止对杨××补偿款的发放。刘××１、刘××２所诉一案中，其要求确认《非住宅拆迁货币补充协议》无效，确认刘××１、刘××２为案涉拆迁财产的实际权利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分别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以上两个案件不属于“基于同一事实”的情形，本案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合并审理是否妥当。裁定如下：一、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大民二初字第00040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笔记】要求支付补偿款纠纷与第三人请求确认补偿协议无效及确权纠纷能否合并审理？
摘要1：解读：要求支付补偿款纠纷与第三人请求确认补偿协议无效及确权纠纷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两个案件不属于“基于同一事实”的情形，不能合并审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1)最高法行申211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1)最高法行申2117号
【裁判摘要】户口迁入农村不等于取得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户口虽迁入农村，但未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民主议定程序接纳或与该组织未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生产生活联系或依赖该组织所有的土地作为其生活基本保障的，仍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案中，金××之母蔡××系陈家坪组村民，金××2008年出生时随父亲金××１将户籍登记在安徽省定远县，2017年6月以未成年人投靠其母的名义将户口迁入陈家坪组。2018年8月望城区政府决定征收陈家坪组土地，2018年11月金××之母所在的家庭户签订了拆迁腾地补偿合同，金××未被列入安置补偿对象。金××以其属于陈家坪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望城区政府、望城分局对其进行补偿安置，但未提交陈家坪组通过民主议定程序接纳其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证据。一、二审法院以金××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陈家坪组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生产生活联系或依赖该组土地作为其生活基本保障为由，未支持其要求补偿安置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金某1、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资源行政管理:其他(资源)二审行政判决书
【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湘行终462号
【摘要】认定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从我国集体经济组织所具有的自然共同体特征出发，以成员权理论为基础，以是否依法登记所在地常住户口作为形式要件，以是否实际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为实质要件，考虑是否需要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作为生存保障及是否在其他组织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等因素，一并进行综合判断。金某1出生时并未落户在望城区，其于2017年6月5日以夫妻投靠子女随迁的方式随母落户。铜官街道办事处与蔡××签订房屋协议拆迁腾地补偿合同时，金某1在房屋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并不拥有相关生产资料，与集体经济组织未形成作为成员应该具备的权利义务关系。金某1在本案中提出望城区政府、望城区自规局对其安置的请求，应予驳回。
最高法院民一庭：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且工程验收合格的，可以请求发包人参照合同约定折价补偿
摘要1：最高法院民一庭法官会议讨论认为：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发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系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进行施工的情况下，发包人与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1）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２）在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且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情况下，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有权请求发包人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
摘要2：
被拆迁人对拆迁安置房产的优先取得权能够阻却其后设定抵押权的强制执行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被拆迁人与拆迁人按照产权调换方式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了拆迁安置房产的位置和用途，此后该拆迁安置房产设定抵押权，被拆迁人请求排除抵押权人申请的强制执行，应予支持。
摘要2：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307民初19465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307民初19465号
【裁判摘要】用人单位单方对劳动者进行调岗，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同时应当具备合理性：第一，调岗是基于企业的生产经营需要或因劳动者个人能力、工作态度等因素导致；第二，调岗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与原岗位基本相当；第三，调岗不具有侮辱性和惩罚性；第四，调岗不会增大劳动者的劳动成本。原告将被告的职位由信息管理中心总监降级为普通员工，将被告的办公地点从办公室调整到8楼楼梯大厅的前台位置，虽被告调岗后的待遇保持不变，但该调岗行为明显具有侮辱性和惩罚性。因此，原告对被告进行的岗位调整违反了法律规定。被告向原告邮寄《关于要求支付赔偿金的律师函》，并告知原告其将于2019年6月17日交还门禁卡和其他资料后，不再回原告处上班，该行为应视为被告向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双方的劳动关系系因被告于2019年6月17日以上述理由向原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而解除，被告正常上班至2019年6月17日。依据本院前述认定，原告对被告存在违法调岗的事实，被告向原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理由成立。．．．．．．判决如下：．．．．．．二、原告×××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被告陶××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262665元；．．．．．．
摘要2：【法条链接】《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第四十六条【经济补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注解】用人单位恶意调岗具有侮辱性和惩罚性属于不提供劳动条件的行为，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02民终1905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02民终1905号
【裁判摘要】（１）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可以终止劳动合同；（２）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以其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为由主张劳动合同终止经济补偿金缺乏法律依据——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瑞坤公司在冉××已经年满60周岁，以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终止劳动合同，是否应当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根据以上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可以终止劳动合同。对于劳动合同终止情形下，用人单位是否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目前仅限于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和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这两大类情形下，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因此，对于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终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对于劳动者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但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终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是否应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未作出相应规定。因此，对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以其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为由主张劳动合同终止经济补偿金的，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是不当的。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达到或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含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劳动关系终止的确定标准问题的答复》（【2015】民一他字第6号）规定，对于达到或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含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的终止，应当以劳动者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为标准。但是，本院认为，上述规定应隐含着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是因为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劳动者不能依法享受退休后的社保待遇的，用人单位就不能单方终止劳动关系，否则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本案中，瑞坤公司在与冉××建立劳动关系之后不久，就依法为冉××办理了相关的社保手续。冉××之所以在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仍然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摘要2：（续）或领取退休金，是其在入职瑞坤公司之前并没有依法办理社保手续，导致其到退休年龄后仍达不到法定的投保年限。因此，把劳动者个人的过错归责于用人单位，对于用人单位是不公平的。本院注意到，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诸多地区的社会保险部门也停止为劳动者续保，这样，用人单位如果再延续劳动关系将可能增加因劳动者工伤带来的风险。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规定的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其立法目的也是不鼓励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延续劳动关系。
【解读１】冉××一审的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冉××与瑞坤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07月15日解除；2.判令瑞坤公司支付2019年7月5日到15日的工资2016.7元（5500/30某11）；3.判令瑞坤公司向冉启洪支付经济补偿金43131.25元（5750.83某7.5）。
【解读２】一审判决：一、冉××与厦门市瑞坤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7月15日解除。二、厦门市瑞坤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冉××2019年7月5日至2019年7月15日的工资1770元。三、厦门市瑞坤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冉××经济补偿金43131.23元。四、驳回冉××的其他诉讼请求。
【解读３】二审判决：一、撤销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6民初9778号民事判决；二、厦门市瑞坤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与冉××劳动关系自2019年7月8日起终止；三、驳回冉××的诉讼请求。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皖民四终字第00069号
摘要1：【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皖民四终字第00069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天盛建投公司已经支付的300万元应否作为对新东湖房地产公司的补偿。双方协议约定：“乙方应按本补充协议第三条、第五条履行协议，若违反本项目协议及补充协议，乙方在此之前所支付的款项作为对甲方的补偿，甲方不需要归还”，新东湖房地产公司据此主张天盛建投公司已经支付的300万元作为对其补偿。该约定系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中违约责任条款的具体内容之一，但该约定明确违约责任为补偿，因补偿的范围应仅限于实际损失，而本案中新东湖房地产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天盛建投公司的违约行为给其造成了实际损失，故新东湖房地产公司的此项诉请，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关于天盛建投公司已支付的300万元应否作为对新东湖房地产公司的补偿。双方协议约定：“乙方（天盛建投公司）应按本补充协议第三条、第五条履行协议，若违反本项目协议及补充协议，乙方在此之前所支付的款项作为对甲方（新东湖房地产公司）的补偿，甲方不需要归还”，可以推定双方约定违约责任为补偿性质。因新东湖房地产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天盛建投公司的违约行为给其造成了实际损失，同时，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对新东湖房地产公司主张天盛建投公司已经支付的300万元作为对其补偿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2：
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黔 06 民终 506 号
摘要1：【案号】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黔 06 民终 506 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及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三）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因松桃苗族自治县正大镇实施盘塘村至包家村砂厂公路扩建改建工程，因征地引发纠纷，吴××主张两被告支付吴××土地补偿款、林木青苗补偿款。．．．．．．本案名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实为土地权属争议，应由人民政府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吴××的起诉。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首先，经审查本案一审原告吴××主张的事实，其与一审被告盛聚宏公司之间并无民事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三项“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的规定，对吴××针对盛聚宏公司的起诉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同时，吴××诉请正大镇政府支付土地补偿款、林木青苗补偿款，该纠纷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其集体经济组织及该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之间发生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四项“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六）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的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对吴××针对正大镇政府提起的民事诉讼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因而，对本案不能按民事诉讼程序作出实体处理。
摘要2：【解读１】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盛聚宏公司支付吴××土地补偿款 39,506 元（暂定金额，待评估后增加）、林木青苗补偿款 7,800 元，合计 47,306 元；正大镇政府在已收盛聚宏公司款项范围内承担支付义务；并自 2020 年 9 月 11 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直至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评估鉴定费由盛聚宏公司、正大镇政府承担。
【解读２】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吴万成的起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注解】（１）关于原告对用地单位的起诉：由于原告与用地单位之间并不存在土地征收法律关系，故对这部分诉讼应当裁定驳回起诉；（２）关于原告对镇政府的起诉：原告与政府之间是土地征收行政法律关系，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其集体经济组织以及该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之间发生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因而这部分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笔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能否起诉用地单位和镇政府？
摘要1：解读；（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１条第１款第４项规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２）村民与用地单位不存在土地征收法律关系，不符合起诉条件，应当裁定驳回起诉；（３）村民与镇政府之间是土地征收行政法律关系，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其集体经济组织以及该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之间发生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不属于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1301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13015号
【裁判摘要】基于信赖利益而建造的违建相关权益应该被保护——现行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本质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实施征收，并由国家依法给予公平合理补偿的制度，对于因历史原因未办理房屋产权证的房屋，行政机关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该房屋属于违法建筑的情况下，不宜认定为违法建筑。行政征收中，应当综合考量未办理产权登记的历史原因、土地价值、房屋用途和周边类似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补偿标准，不宜径行以违法建筑为由不予补偿。本案中，广湘公司未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国土、建设规划部门的审批，更未依法办理产权登记，不能认定涉案厂房已转化为合法建筑。但是，涉案厂房在建设和使用过程中，取得了土地所有人村委会同意，也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和支持。广湘公司基于对政府相关部门的信赖对涉案厂房的建设使用所作的相应投入，依法应予合理补偿。湘潭市雨湖区长株潭城际铁路建设指挥部的通知未充分考虑涉案建筑物在当地特定时期和政策背景下的特殊性，对广湘公司在其信赖利益范围内的相应投入、产生的损失未予综合考量和合理保护，明显不当。一审判决未予支持广湘公司的诉讼请求错误，二审判决基于上述公平合理补偿原则，撤销一审判决、撤销雨湖区政府作出的《关于对湘潭市广湘中电电工专用设备有限公司未经登记建筑等相关补偿事项的通知》，责令雨湖区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注解】（１）对于因历史原因未办理房屋产权证的房屋，行政机关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该房屋属于违法建筑的情况下，不宜认定为违法建筑；（２）行政征收中，应当综合考量未办理产权登记的历史原因、土地价值、房屋用途和周边类似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补偿标准，不宜径行以违法建筑为由不予补偿。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29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297号
【裁判摘要】因案涉预留地征地补偿及拍卖所得款项针对的是塔山村，而分配征地补偿费属于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目前并无证据证明案涉争议的预留地及转让款分配方案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二审法院据此驳回第四小组的起诉，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宁德市蕉城区城南镇塔山村民委员会第四生产小组、宁德市蕉城区城南镇塔山村民委员会所有权纠纷民事二审民事裁定书
【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民终1917号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本案中，第四小组请求发放的款项属于预留地的拍卖款，而预留地来源于集体土地征收，涉案预留地的相关文件亦载明预留讼争土地给塔山村。预留地拍卖所得款项的使用分配属于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应按照上述法定程序进行处理。塔山村预留地拍卖款项中虽然部分已经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分配方案并实际进行了发放，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讼争的预留地拍卖款分配问题在第四小组起诉前已经经过村民会议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分配方案，即已经按照上述法定程序进行了处理，且讼争预留地具体属于哪一次或哪几次征地的预留地双方亦有争议，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依法应予驳回起诉。
【解读１】第四小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塔山村委会向其支付土地转让款计43277797元。
【解读２】一审判决：一、塔山村委员会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第四小组汽专线、立交桥预留地出让价款18320636元；二、驳回第四小组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判决驳回起诉。
【笔记】劳动者请求支付赔偿金能否裁决或判决支付经济补偿金？
摘要1：解读：劳动请求支付赔偿金，可以依法裁决或判决支付经济补偿金。
摘要2：
【笔记】构成欺诈解除合同劳动者能否要求用人单位应当支付补偿金和赔偿金？
摘要1：解读：用人单位因劳动者违反诚信原则，提供虚假学历证书、个人履历等与订立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构成欺诈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3民终19777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3民终19777号
【裁判摘要】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应当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建设工程勘查、设计业务。本案中，范某个人作为承接方与张某1签订涉案合同，承接了涉案项目的工程设计工作，违反了上述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无效，于法有据。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涉案合同被确认无效后，范某向张某1提交的设计方案及图纸等系创造性劳动成果，该设计成果可被复制且对涉案项目以外的项目施工不产生指导作用，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合同标的不宜返还，张某1应对范某已经提交的设计成果进行折价补偿，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张某1上诉主张范某设计的作品具有“分散性、可拆性、拼凑性”，可以返还给范某另作他用，不具有折价性，该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签订涉案合同时对范某上报的设计单价确认一致，根据合同固定报价与实际设计面积报价的比例进行折算，张某1对范某已完成工作量的全部应付价款为409989.17元。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影响设计成果的质量因素，结合涉案合同约定、双方履行合同情形，对张某1应付的设计费酌情扣减20%，据此计算并扣减相应预付款后认定张某1还应支付范某的设计费，并无不当。......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范某个人作为承接方与张某1签订涉案合同，违反了上述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涉案合同无效。范某与张某1在签订涉案合同时均明知范某仅为具有相关设计专业背景的个人，故双方对涉案合同无效的结果均存在缔约过失责任。张某1上诉主张其关于损失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并提交土地租赁合同复印件，土地、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收条复印件等证据予以证明，范某不予认可，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某1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未支持张某1要求范某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续）关于张某1主张的违约金，因涉案合同被确认为无效，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张某1主张的违约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注解】（1）个人提供设计合同无效；（2）设计费适用合同无效折价补偿规定；（3）合同无效约定违约金无效。
【笔记】个人提供设计能否适用无效合同折价补偿规定？
摘要1：解读：（１）个人提供设计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２）设计费可以适用无效合同折价补偿规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203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2035号
【裁判摘要】在苍梧县政府与中金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合同》之时，与中威公司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并未依法解除或者撤销，两份合同在约定的特许经营权地域和期限上基本一致，苍梧县政府中止中威公司的特许经营权，将该经营权授予中金公司，系属擅自改变已生效的行政许可的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亦损害了中威公司的信赖利益，一、二审法院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并无不当。但是，被诉行政行为违法，并不必然撤销该行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五十八条规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并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造成损害的，依法判决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首先，中金公司在签订《特许经营合同》后已经基本完成市政管道铺设，基本建成管道燃气门站等管道燃气供气设施，并已取得梧州市市政局试运行的批复，可见中金公司对工程已有大量投入，燃气供应也已进入试运行阶段，部分辖区内的居民开始接受供气。若撤销该合同，将导致已使用燃气的用户暂停用气，延后尚未使用燃气的居民的用气时间，影响居民的生活；其次，若撤销该合同，中威公司如无法接收中金公司已建设燃气设施，将导致工程重复建设，浪费市政资源，增加社会管理成本；最后，从燃气工程建设的速度和进度来看，中金公司明显优于中威公司，更符合政府行政管理目的，更有利实现行政管理职能，维护公共利益。因此，撤销该合同将造成社会公共利益损失，二审法院适用《若干解释》第五十八条规定，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责令相关行政机关于判决生效六个月内给予中威公司合理弥补，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特许经营权之授予违法不必然撤销——同一项目在先特许经营协议未被撤销或解除，政府又将特许经营权授予他人，但撤销在后特许经营协议会给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可不予撤销，但政府应给予前一投资人补偿。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民申1856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民申1856号
【裁判摘要】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系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被征收人订立的具有行政法权利义务内容的行政协议。申请人认为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侵害其作为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对该《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提出异议，请求确认《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的被征收人享有的征收补偿安置权益归其所有，本案应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非民事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2：韩某某、林某某所有权确认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
【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01民终634号
【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是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所陈述的事实与理由，本案系因原告对被告陈××与福州市晋安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有异议，认为该协议书侵害了其作为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故本案应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非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韩××的起诉。
【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上诉人以2012年政府征收时被上诉人冒充房屋所有权人与福州市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为由，对该《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提出异议，请求确认《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所约定的被征收人享有的征收补偿安置权益归其所有而提起的诉讼。《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属于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被征收人订立的具有行政法权利义务内容的行政协议。因此，原审认定本案并非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并无不当，予以维持。
【解读】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中所载的建筑面积约为136.1平方米的房屋产权调换安置房与剩余28238元安置补偿款为原告所有；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98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980号
【裁判摘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诸多的法定条件，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即是其中之一，否则人民法院可依法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7年12月27日，甲方七里社区居委会与乙方庄×（身份证号码：32xxx76××××××××）签订的《搬迁协议》载明：“因赛博电子周边地块项目实施，乙方位于朱方路沿线的非居房屋（调查号Ｂ-59），调查面积共605.74平方米需搬迁，经甲乙双方商议……乙方须在签订本协议一周内，将所属房屋腾空移交甲方。乙方交房屋后15日内，甲方一次性付清乙方房屋搬迁补偿款。”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庄×以润州区政府、蒋乔街道办为被告，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强迫其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行为违法。然而，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搬迁协议》的“甲方”并非是本案所诉的润州区政府、蒋乔街道办。此外，虽然再审申请人提供了确有人员与其沟通房屋拆迁事宜的证据材料，但是不能初步证明其所述的被强迫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相关事实。据此，再审申请人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一审法院裁定不予立案，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苏行终529号
【解读】原告诉讼请求为确认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政府、镇江市润州区蒋乔街道办事处强迫其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行为违法。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262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2621号
【裁判摘要】诉讼类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而要实现此一目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诉讼种类之完善。如果对于侵犯公民权利的每一种国家权力行为都有一个适当的诉讼种类可供利用，则公民合法权益的受保护程度势必会得到大幅提高。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虽然没有直接引入诉讼种类的概念，但通过判决方式的丰富和整合，事实上完成了诉讼类型化改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解释》）第二条通过对“具体的诉讼请求”的解释，也对各诉讼种类作出了明示性规定。设置诉讼类型的目的既然在于为公民权利的保护提供一种具体方式，那么选择一个适当的类型就不应成为公民的任务甚至额外增加的负担。诉讼类型制度的根本意义更在于对法院的诉讼行为作出规范，以使法院根据不同的诉讼类型选择最适宜的救济方式和裁判方式。通常情况下，原告对于诉讼类型并不表现得多么疏离，因为他在诉讼请求中表达的想要实现的目的本身就已经自然而然地体现为一个具体的诉讼种类。对于诉讼类型不习惯、不熟悉甚至有意排斥的往往是法官，因为他已经在单一的撤销之诉的环境之中浸淫太久，以至于对于任何争议都习惯性地运用合法性审查的方法。
本案中，郭××针对补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他的诉讼请求，除了要求撤销补偿决定，还包括要求对其房屋全部按照商用房给予577.35万元的征收补偿。从诉讼类型上说，提出这种金钱支付请求通常属于一般给付之诉。由于一般给付之诉涉及的往往是行政事实行为，而本案之前已有一个补偿决定，因此更进一步归类于作为一般给付之诉亚类的义务之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履行职责之诉。义务之诉与撤销之诉的趣旨有所不同。撤销之诉旨在撤销一个对原告不利的行政行为，一经撤销，该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就会随之消除，原告所寻求的权利救济也就不待执行即已实现。义务之诉却不像撤销之诉那样源于经典的干预行政，而是产生于给付行政。义务之诉的原告，总是希望通过他的请求获得授益，总是希望通过判决达到一种较之于初始状态更佳的境况。义务之诉中也可能有一个撤销行政决定的请求，但撤销行政决定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必须，原告的终极目的是要求法院判决行政机关履行他所期待的某项义务。正因为如此，法院在义务之诉中并非只是
摘要2：（续）对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决定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一撤了之，而要进一步对行政机关的义务进行裁判。只要原告对所申请的行政行为有请求权，法院就应当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具体到针对补偿决定的诉讼，法院不能仅仅止于对违法的补偿决定的撤销，更要根据原告的请求，对于具体补偿问题作出裁判。本案一审法院对被诉补偿决定进行了合法性审查，以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予以撤销；对于原告要求判令被告补偿577.35万元的诉讼请求则不予支持，理由是“确定涉案房屋征收行政补偿金额并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系被告行政职权范围，原告可在被告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过程中提出证据主张自己相应的权利”，很显然是不适当地采用了撤销之诉的审理方式，其结果是将本来是案件审理重点的补偿问题一推了之。诚然，在义务之诉中也并非所有的案件都能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作出这种具体到位的判决，需要原告具有请求权，也需要裁判时机成熟，也就是所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前提皆已具备。在有些情况下，法院可以一方面通过责令行政机关补作所欠缺的事实调查，另一方面通过自己判定尚不清楚的法律问题等途径，促使裁判时机成熟。如此一来更能减少循环诉讼、实质解决纠纷。但在有些情况下，如果这种事实调查过于繁重，或者存在行政裁量或判断余地之情形，法院也可以作出一种答复判决，即法院不是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而是责令行政机关按照法院的法律观重新作出决定。显而易见的是，原审法院尽管表示了司法权对于行政权的必要尊重，但却忽视了作出一个必须作出的答复判决。再退一步讲，即使仍然适用撤销判决的方式，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重作判决针对的正是行政行为被撤销后仍有需要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情形。
【注解】撤销之诉与义务之诉区分——法院在义务之诉中并非只是对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判决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一撤了之，而是要进一步对行政机关的义务进行裁判，只要原告对所申请行政行为有请求权，法院就应当直接宣布行政机关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行政协议案件典型案例之七——行政机关采用签订空白房地产收购补偿协议方式拆除房屋后，双方未能就补偿内容协商一致，行政机关又不作出补偿决定的，人民法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行政协议案件典型案例之七——行政机关采用签订空白房地产收购补偿协议方式拆除房屋后，双方未能就补偿内容协商一致，行政机关又不作出补偿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行政机关限期采取补救措施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42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420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因程××与永泰县政府成立的安置指挥部于2013年1月17日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书》而引发的案件，再审申请人程××的原审诉讼请求为确认该协议无效。对于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施行之前形成的类似行政协议，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和人民法院处理此类纠纷的通常做法，一般不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主要通过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方式寻求司法救济。再审申请人现针对新行政诉讼法施行前的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相关法律依据不充分。原审法院认为上述协议不属于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可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形，并以此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并无明显不当。
摘要2：程某某、永泰县人民政府二审行政裁定书
【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闽行终字第629号
【摘要】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将行政协议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因此,原审依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认定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系对法律理解的错误，本院予以指正。本案上诉人程××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法院认定已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应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因涉案的拆迁安置协议书系于2013年1月17日签订，上诉人程××明知协议的具体内容并依约履行了协议，其于2015年8月才就该协议书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起诉期限，且其未能举证证明其超过起诉期限存在正当理由。故程××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原审裁定虽然理由不当，但结果正确，依法可予维持。
新行政诉讼法之前签订的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引发争议的处理
摘要1：案例二十四 新行政诉讼法之前签订的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引发争议的处理——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Ｐ５６８－５７１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9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91号
【裁判摘要】行政协议效力审查范围：既要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也要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包括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协议。行政协议具有两面性，既有作为行政管理方式“行政性”的一面，也有作为公私合议产物“合同性”的一面。因此，行政协议既是一种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又是一种合同，体现合同制度的一般特征。对于行政协议无效的判断，既要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也要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一、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关合同无效的规定对涉案《补偿安置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正是基于行政协议具有的“合同性"。结合一审查明的事实，涉案《补偿安置协议》的签订并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不过，一、二审法院忽略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属性，对涉案《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存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无效情形未予审查，存有不足之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行政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襄阳市政府具有征收土地的职权，也有对被征收人予以补偿的法定职责。故，在襄阳市政府相关部门发布《征地告知书》、《听证告知书》，与村委会签订《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对房屋及附属物进行估价后，襄阳市政府委托襄阳市建投公司与喻庆年签订涉案《补偿安置协议》，并不存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无效情形。再审申请人主张襄阳市政府征收其土地没有征地批准文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涉案《补偿安置协议》应当无效。因本案的审查对象是涉案《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存有征地批准文件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故再审申请人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摘要】委托签订协议协议的行政机关是被告——2010年6月11日,喻××与襄阳市建投公司签订了农房征（2010）《襄樊市襄隆路改扩建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协议》），协议就被征收房屋现状、补偿安置、过渡期限及临时安置补助费、付款办法、搬迁期限、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喻××认为上述协议是其在无奈的情况下签订的，以襄阳市建投公司为被告，向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其与襄阳市建投公司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无效。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5年5月21日受理后，于2015年11月20日作出〔2015〕鄂襄城民二初字第0046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喻回××的起诉，主要理由是襄阳市建投公司与喻庆年签订的上述协议是受原襄樊市人民政府委托，系政府行为，该协议是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喻××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对该裁定在法定的上诉期限内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2015年12月7日，喻××以有生效的民事裁定书为由，将襄阳市政府作为被告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喻××与襄阳市建投公司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无效。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浙行终13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浙行终13号
【裁判摘要】行政协议“违法但有效”——本案中，争议焦点为：一、临港管委会与上诉人签订《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的行为是否合法。针对该争议焦点，本院在庭审举证责任分配中采用了行政机关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二、上诉人主张要求撤销涉案《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并责令被上诉人重新签订搬迁补偿协议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针对该争议焦点，本院在庭审举证责任分配中采用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现具体分析如下：一、临港管委会与上诉人签订《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的行为是否合法。原审裁判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2018年2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本案中，安委办［2012］61号等文件明确，临港管委会系由安吉县人民政府等以规范性文件设立并赋予相应职能的机构，其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无权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实施行政行为。且该管委会于2013年12月30日被撤销后，更无权实施相关行为。临港管委会作出的涉案行政行为由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故上诉人将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主体适格。但临港管委会在被撤销后却一直未注销公章，甚至于被撤销两年多以后的2016年1月22日仍与上诉人签订涉案补偿协议，该签约行为违法。虽然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追认该协议的效力，但这仅是对涉案补偿协议权利义务的追认，并不能改变临港管委会签订涉案补偿协议行为违法的事实。也就是说，被上诉人的追认行为只会影响协议的效力性审查，但无法改变协议的合法性审查结果。二、涉案《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是否存在法定的可撤销情形。．．．．．．综上，涉案《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不存在法定的可撤销情形。三、关于涉案《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效力。本案中，上诉人与临港管委会于2016年1月22日达成的《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对搬迁补偿金额、
摘要2：（续）搬迁安置方式、付款方式及期限、腾空与拆除等事项作出约定，协议的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不存在法定的可撤销情形。协议签订后，合同双方均依约履行各自义务，政府方面依约支付补偿款，上诉人领取相应补偿款。故涉案补偿协议系双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自愿达成，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且补偿协议的内容未并损害上诉人的合法补偿权益。因临港管委会由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等设立，在被上诉人对涉案补偿协议予以追认的情况下，协议效力应予保留。综上，上诉人提出的撤销《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并责令被上诉人依法与其重新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但原审法院在临港管委会签订涉案补偿协议行为违法的情况下，仅以指正方式处理，未在判决主文中对其合法性作出裁判，未能有效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5行初41号行政判决；二、确认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等设立的安吉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与上诉人安吉展鹏金属精密铸造厂签订《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的行为违法；三、驳回上诉人安吉展鹏金属精密铸造厂要求撤销《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并责令被上诉人依法与其重新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61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611号
【裁判摘要】汽开管委会不履行交房义务的行为应当被依法判决确认违法。同时，由于汽开管委会未建造符合约定类型最低条件的安置房，王×亦不接受不符合约定类型最低条件的安置房，判决继续履行合同没有实际意义，2011年9月27-28日王君与长春西开发区拆迁办签订的《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应当予以解除，汽开管委会应当对不履行交房义务违法行政行为给王君造成的损失，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房屋征收安置补偿交房义务的，被征收人的直接损失应当是安置房屋的市场价值以及迟延支付该价款期间的利息。．．．．．．应当指出的是，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案件明确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就应当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围绕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优先适用行政法律规范，进行审理和判决。一、二审按照合同案件、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对本案进行审理和判决，未明确被诉行政行为，未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判决不当，本院予以指正。
摘要2：【解读１】王×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解除与汽开管委会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并赔偿损失880015元，赔偿精神损害10万元。
【解读２】判决：一、解除王×与汽开管委会于2011年9月28日签订的《棚户区及危旧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二、汽开管委会补偿王×357693.9元，并赔偿王×从2013年3月28日起至支付补偿金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三、驳回王×第二项、第五项诉讼请求；四、驳回王×第三项起诉。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鲁行终1591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鲁行终1591号
【裁判摘要】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行政协议纠纷中运用——上诉人在未与被上诉人县政府、县国土局签订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合作协议或未有被上诉人书面承诺的情况下，即投资实施涉案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上诉人应当为此承担一定的投资风险预判不足和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本案当事人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土地开发整理合作关系，且已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如何确定被上诉人县政府、县国土局应当向上诉人补偿的收益数额，本应由被上诉人在自由裁量的基础上合理确定，但由于被上诉人在工程施工费2884049.39元之外，拒绝向上诉人支付其他新增耕地指标收益，本院应当参考《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政策精神，在自由裁量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补偿的收益数额，以既符合社会资金参与土地整治活动“谁投资、谁受益"的基本原则，又符合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综合考量上述因素，本院认为上诉人应当在涉案新增耕地指标或转让收益中占有20%左右为宜，按照县政府、县国土局在涉案项目新增耕地指标中的收益7853.10175万元计算，被上诉人县政府、县国土局向上诉人广和规划公司补偿涉案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新增耕地指标收益价款7853.10175万元的20%（即1570.62035万元）比较合理，但应当扣除被上诉人已经向上诉人支付的工程施工费2884049.39元，即被上诉人县政府、县国土局应当向上诉人广和规划公司补偿人民币12822154.11元。
摘要2：无棣县人民政府、无棣县国土资源局土地开发整理行政补偿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8435号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闽行终995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闽行终995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上诉人因不服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与第三人陈××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申请行政复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了行政复议受案范围，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属于行政协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交通运输部关于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等引起的行政协议争议是否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的函》的复函（国法秘复函[2017]866号）明确了协议争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因此，被上诉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驳回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9)闽09行初90号
【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本法。”该法第六条对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进行了规定。本案原告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的标的为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与第三人陈××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对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因上述法律并未明确，而原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于2017年9月13日作出的《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的复函》（国法秘复函[2017]866号）规定，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等协议争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因此，原告申请复议事项不符合行政复议的受理条件。
《陈某某与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政府等行政复议纠纷再审申请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6850号
【摘要２】根据原《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的复函》的规定，行政协议不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故莆田市政府驳回陈××的行政复议申请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900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9005号
【裁判摘要】协议变更及履行——（一）涉案协议是否需要经黔西县政府追认才能生效|行政协议案件具有“行政性”和“协议性”，在行政协议的成立和生效等问题上可参照适用合同法的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涉案协议第七条约定“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乙方拆迁完毕交地给施工单位之日即自行失效，甲、乙双方应共同遵守”，涉案协议系绿化乡政府就搬迁补偿与被征收人追梦养殖场达成的补偿协议，协议内容并不违反行政强制性规定及民事效力性强制规定，且根据原审法院查明，黔西县政府已预支了部分补偿费和林木款，故在双方签订涉案协议之日起，协议即已生效，并且部分履行，协议履行过程中如无变更、撤销等其他情形，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原审法院认为，因追梦养殖场属于个人独资企业，被征收企业价值在50万元及以上，需毕节市高速公路铁路建设征地拆迁协调指挥部参与，其征收原则上以评估为基础，故协议需黔西县政府进行追认后才能发生法律效力。但是，按照有关实施方案，上述参与及评估程序应发生于协议签订之前的协商过程中，在协议已订立生效且部分履行的前提下，仅仅以协议订立过程中上述协调指挥部未参与和征收未经评估即认定已经签订的涉案协议尚未生效，并不利于维护政府的公信力，亦有悖于行政协议制度设立的初衷和合同法规定。故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未生效明显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二）双方共同委托评估是否能够视为就补偿金额约定进行了变更|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本案中，涉案协议并未约定如评估金额与协议约定不一致时，应以评估金额实际计算补偿金额；黔西县政府在诉讼中亦一直未能举出证据证明其曾就协议变更与追梦养殖场之间达成过新的约定，故本案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协商变更的情形。其次，一、二审法院直接在判决中认定补偿金额与本次征收补偿方案中确定的补偿原则并不相符。……对于追梦养殖场的补偿在评估后最终仍需经过协商程序，未经协商或者协商无果的，仍应由黔西县政府按照涉案《拆迁协议书》支付剩余金额。一、二审法院在本案行政协议之诉的裁判中根据评估结果迳行确定补偿金额，显属不当。
摘要2：（续）再次，结合本案已有事实尚不足以证明黔西县政府可行使单方变更权。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目前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尚不明确，但从行政协议制度设立初衷来看，行政机关的单方变更权只能在国家法律政策和协议基础事实发生变化，履行协议会给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带来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才能行使。本案中协议约定的补偿金额虽然高于评估金额，但并非畸高，黔西县政府在本案诉讼中亦未能提供履行本案协议将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证据，法院据此判决不按照案涉《拆迁协议书》约定的金额支付，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故本案中仅共同委托评估并不能够视为双方就补偿款金额约定进行了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