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法院发现原裁判、调解协议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确有错误情形的，在当事人未申请再审、检察院未抗诉的，法院应当依职权启动再程序。
摘要2：【注解】（１）“确有错误”包括但不应仅限于“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形。——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717号；（２）依据院长发现程序提起再审案件只限于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错误情形，反之就不能依据民事诉讼法第１９８的规定提起再审。——参考案例：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湘08民申9号；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川34民再2号
摘要1：守法和公序良俗原则（取得和行使物权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原则）是指指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公序良俗原则是指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摘要2：【解读】《民法典》第８条规定的公序良俗就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
（１）公共秩序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基本秩序和根本理念，是与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相关的基础性原则、价值和秩序（也被称为社会公共利益）；
（２）善良习俗是指基于社会主流道德观念的习俗（也被称为社会公共道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抗字第48号
【裁判摘要】
一、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前后两份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两份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均应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当两份合同(协议)均属有效合同(协议)，除当事人有特别约定外，如果前后两份合同(协议)对同一内容有不同约定产生冲突时，基于意思表示最新最近，且不违反合同(协议)目的，可根据合同(协议)成立的时间先后，确定以后一合同(协议)确定的内容为准。如果前后两份合同(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并不冲突，只是对合同(协议)的内容进行了不同的约定，因此，不能简单地认定后一协议是前一协议的变更，或后一协议是对前一协议的补充和完善。
二、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不告不理”是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人民法院处理民商事纠纷时，只能对已诉至法院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判断，除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外，其审理和判决应以当事人请求、主张的范围为限。
摘要2：【裁判要旨】不同诉讼阶段利息和滞纳金诉请增加，可一并处理——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不告不理”是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人民法院处理民商事纠纷时，只能对已诉至法院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判断，除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外，其审理和判决应以当事人的请求、主张的范围为限。当事人所诉告的内容既包括其在一审时起诉、增加诉讼请求以及答辩、反驳、反诉等，也包括其在二审时上诉请求、上诉答辩等；还包括其在庭审中享有的陈述、举证、辩论、质证、调解以及人民法院进行的询问等。从雨田公司的起诉、上诉以及二审法院对其询问的总体内容看，雨田公司不仅在一审中要求农行市分行承担支付首期联合建房款2960万元、延期支付购房款的利息和滞纳金，而且在二审中法院询问时仍然要求农行市分行承担延期支付购房款的利息和滞纳金，并要求截止时点至付款时止，这充分说明雨田公司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利主张。虽然雨田公司要求农行市分行承担延期支付购房款的利息和滞纳金的诉请，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基于计算的截止时点不同而具体数字有所差别，一定程度上属于诉讼请求的增加，但属于时间结点顺延所必然增加的部分。为减少诉累，原审法院基于当事人的诉请一并处理并无不当。故原判决对农行市分行违约责任的判决没有超出雨田公司的诉讼请求。农行市分行认为原判决超出雨田公司的诉讼请求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人民法院不主动审理当事人没有请求的法律关系。
摘要1：——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可以以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依据确认合同的效力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民提字第61号
【裁判摘要】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具体的再审请求范围内或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再审案件。当事人超出原审范围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当事人在原审诉讼中已经依法要求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原审未予审理且客观上不能形成其他诉讼的除外。
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提示】当事人采取许以高额报酬的手段，诱使对方当事人法定代表人与之签订不利于对方当事人的合同，应认定为恶意串通。
【裁判要旨】
①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履行期限跨越了新的法律法规生效之时，根据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原则上应适用行为之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认定合同效力，但如果在终审判决作出之前，根据新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认定合同有效而根据原有的法律、行政法规认定无效的，根据从宽例外、持续性行为例外的基本法理，应适用新颁布飞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认定合同效力。
A.从宽例外原则：是指在确认合同效力时，合同成立于《合同法》实施之前，但如适用合同成立时的法律该合同无效，而适用《合同法》该合同有效，适用《合同法》；
B.持续性行为例外原则：是指合同订立于《合同法》实施之前，但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跨越至《合同法》实施之日的，关于合同履行问题适用《合同法》的规定。
②《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4条规定，合同实施以后，人民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但在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情形下，可以以违反《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确认合同无效。
摘要2：【提示1】当事人双方约定提成费是否过高，应考量投入与收入的数额，以公平原则进行衡量：在合同依约履行的情形下，当事人双方约定提成费是否过高，能否完全按照合同当事人约定提成劳动报酬，需考量投入和收入的数额，即应根据当事人已投入的费用和其他要求给付的报酬之间是否相差悬殊，以公平原则进行衡量。
【裁判规则】考量收入和投入数额，并以二者之间是否相差悬殊判断合同之公平性，这一规则是公平原则之运用，但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地位相似，属于民法基本原则中的上层建筑，其抽象性决定了其在具体适用中的广泛性，因此，当规则中涉及投入与收益等关系时，则将等价有偿原则寓含于公平原则之中。
【提示2】营销合同中一方当事人提成费用的约定是否过高，应考量投入和收入的数额，以公平原则进行衡量：科技公司与彩票发行中心双方约定，科技公司为彩票发行中心提供营销策划、广告宣传等方面的服务，科技公司既不参与销售，也不参与资金结算，提成比例的上限为销售总额的3%。合同履行期间，因省募办及其上级主管机关对当事人约定提成费用是否过高，是否有违劳动报酬的本质，是否影响合同效力问题提起诉讼。根据双方约定，科技公司每年投入宣传营销费用和付出相关劳动进行宣传策划工作，有权获得相应劳动报酬。当然，该报酬应与投入相应，在投入和收入明显悬殊的情形下，应予适当调整。就本案而言，由于彩票中心已不履行合同达两年多时间，合同已不存在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应予解除。因此，应根据科技公司已投入的费用和其要求给付的报酬之间是否相差悬殊，是否有违公平原则进行确定。
【提示3】合同效力的认定原则上适用行为时的法，在终审判决作出之前，新法与旧法确定合同的效力的规定不同的，应适用认定合同有效的法。
【解读】法律、行政法规未规定的，在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情形上，可参照适用行政规章认定合同效力。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7）沪二中民三（商）初字第81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沪高民二(商)终字第22号
【裁判摘要】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制定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章、制度。根据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制定实施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四、第五条的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企业未按照上述规定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而是进行场外交易的，其交易行为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依法认定其交易行为无效。
【解读】未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企业国有法人股转让，该场外交易行为无效。
（１）有关国有资产转让应当进场交易的强制性规范，既是管理性规范又是效力性强制规范。国有资产转让的决策、审批程序和评估、定价程序是转让行为正式实施之前的法定前置程序，体现了强制性规范的管理性目的；进场交易、公开竞价程序是直接针对转让行为本身，直接影响到转让行为的法律效力，属于效力性的强制性规范。
（２）《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除按照国家规定可以直接协议转让的以外，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转让方应当如实披露有关信息，征集受让方；征集产生的受让方为两个以上的，转让应当采用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第７２条规定：”在涉及关联方交易、国有资产转让等交易活动中，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该交易行为无效。“人大法工委对该条的释义是：”当事人恶意违反程序进行交易，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已经进行的财产转让、转移等行为无效，财产状况应该恢复到行为发生前的状态。“
（３）《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废止】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过程中，转让方、转让标的企业和受让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者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相关批准机构应当要求转让方终止产权转让活动，必要时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确认转让行为无效。（一）未按本办法有关规定在产权交易机构中进行交易的；．．．．．．“
摘要2：【提示1】企业未经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其场外交易行为无效。
【提示2】内容已体现出授权委托的意思表示的，视为授权委托书。
【摘要1】民事法律行为中的委托代理，既可以采取书面形式，也可以采取口头形式。董事会决议虽然未标明为“授权委托书”，但其内容已体现出授权委托的意思表示的，应视为授权委托书。
【摘要2】公司以董事会决议形式授权其他主体代签股权转让合同，代理人以自己名义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代理人在合同中表明委托代理关系的，依《合同法》第402条、第403条规定，相对人有权选择起诉委托人要求履行股权转让协议。
【裁判规则】
①国务院部委、地方政府制定的国有资产保护实施细则虽非行政法规，但符合上位法精神，不违背上位法具体规定，应在企业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贯彻实施，当事人场外交易转让国有股权，违反上述规范中关于国有股权转让应在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的规定，所签协议应为无效。
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未按规定处置国有资产的，转让协议无效。
【裁判要旨】无效合同的后果处理并不属于确认之诉审理范围——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一方起诉要求继续履行，另一方反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在法院支持反诉请求的情况下，诉请继续履行一方以法院未处理无效合同的后果为由提起上诉的，因不属于当事人诉请范围，故不予支持。
【解读１】未进场交易的国有股权转让的效力——讼争股权的性质为国有法人股，属于企业国有资产的范畴。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其目的在于通过严格规范的程序保证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最大限度地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避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本案中，转让方在接受股东委托换人讼争股权时，未依照国家的上述规定处置，擅自委托拍卖公司拍卖，并在拍卖后于买受方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其行为不具有合法性，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解读２】违反进场交易程序的国有产权转让行为无效——有关国有资产转让应当进场交易的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范。
摘要1：【裁判摘要】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所谓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仅是针对特定主体的对内管理行为、不涉及公共利益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不能导致合同无效。
二、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对于关乎储户切身利益的内部业务规定，负有告知储户的义务。如银行未向储户履行告知义务，当双方对于储蓄合同相关内容的理解产生分歧时，应当按照一般社会生活常识和普遍认知对合同相关内容作出解释，不能片面依照银行内部业务规定解释合同内容。
摘要2：【裁判要旨】仅是针对特定主体的对内管理行为、不涉及公共利益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不能导致合同无效。
【摘要】关于涉案储蓄存单中八年存期的约定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所谓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据此，国务院《储蓄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储蓄存款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拟订，经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或者由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公布”和第二十三条“储蓄机构必须挂牌公告储蓄存款利率，不得擅自变动”的规定，是对金融机构关于储蓄存款利率拟订、公布、变动等的管理性规定，不是对储蓄机构对外签订、履行储蓄存款合同的效力性规定，不影响储蓄机构在从事民事活动中的行为的效力，不能以储蓄机构违反该项规定为由，确认涉案储蓄合同关于存期的约定无效。而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于1996年5月发布的《转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通知》第六条关于取消八年期存款利率种类的规定属于部门规章，不属法律法规，不能导致双方签订的合同条款无效。在没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涉案存单关于八年存期的约定为无效条款的情况下，不能仅根据上述规定确认该约定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7）经终字第326号
【提示】车辆清洗站建设及经营权出让合同中，出让方承诺受让方取得建设及经营权以“市政府下令进城必须洗车”为前提，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约定中有关“强制洗车”的内容应确认无效。
【裁判意见】车辆清洗站建设及经营权出让纠纷中涉及“强制洗车”的内容，在合同订立的当时虽没有国家禁止性规定，但却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据民法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该合同应被确认为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一终字第72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当事人采取许以高额报酬的手段，诱使对方当事人法定代表人与之签订不利于对方当事人的合同，应认定为恶意串通。
【裁判摘要】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具体的再审请求范围内或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再审案件。当事人超出原审范围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当事人在原审诉讼中已经依法要求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原审未予审理且客观上不能形成其他诉讼的除外。
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提示1】当事人双方约定提成费是否过高，应考量投入与收入的数额，以公平原则进行衡量：在合同依约履行的情形下，当事人双方约定提成费是否过高，能否完全按照合同当事人约定提成劳动报酬，需考量投入和收入的数额，即应根据当事人已投入的费用和其他要求给付的报酬之间是否相差悬殊，以公平原则进行衡量。
【裁判规则】考量收入和投入数额，并以二者之间是否相差悬殊判断合同之公平性，这一规则是公平原则之运用，但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地位相似，属于民法基本原则中的上层建筑，其抽象性决定了其在具体适用中的广泛性，因此，当规则中涉及投入与收益等关系时，则将等价有偿原则寓含于公平原则之中。
【提示2】营销合同中一方当事人提成费用的约定是否过高，应考量投入和收入的数额，以公平原则进行衡量：科技公司与彩票发行中心双方约定，科技公司为彩票发行中心提供营销策划、广告宣传等方面的服务，科技公司既不参与销售，也不参与资金结算，提成比例的上限为销售总额的3%。合同履行期间，因省募办及其上级主管机关对当事人约定提成费用是否过高，是否有违劳动报酬的本质，是否影响合同效力问题提起诉讼。根据双方约定，科技公司每年投入宣传营销费用和付出相关劳动进行宣传策划工作，有权获得相应劳动报酬。当然，该报酬应与投入相应，在投入和收入明显悬殊的情形下，应予适当调整。就本案而言，由于彩票中心已不履行合同达两年多时间，合同已不存在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应予解除。因此，应根据科技公司已投入的费用和其要
摘要2：【提示3 】合同效力的认定原则上适用行为时的法，在终审判决作出之前，新法与旧法确定合同的效力的规定不同的，应适用认定合同有效的法。
【裁判规则】考量收入和投入数额，并以二者之间是否相差悬殊判断合同之公平性，这一规则是公平原则之运用，但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地位相似，属于民法基本原则中的上层建筑，其抽象性决定了其在具体适用中的广泛性，因此，当规则中涉及投入与收益等关系时，则将等价有偿原则寓含于公平原则之中。
【裁判要旨】
①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履行期限跨越了新的法律法规生效之时，根据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原则上应适用行为之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认定合同效力，但如果在终审判决作出之前，根据新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认定合同有效而根据原有的法律、行政法规认定无效的，根据从宽例外、持续性行为例外的基本法理，应适用新颁布飞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认定合同效力。
A.从宽例外原则：是指在确认合同效力时，合同成立于《合同法》实施之前，但如适用合同成立时的法律该合同无效，而适用《合同法》该合同有效，适用《合同法》；
B.持续性行为例外原则：是指合同订立于《合同法》实施之前，但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跨越至《合同法》实施之日的，关于合同履行问题适用《合同法》的规定。
②《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4条规定，合同实施以后，人民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但在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情形下，可以以违反《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确认合同无效。
摘要1：国家版权局关于查处著作权侵权案件如何理解适用损害公共利益有关问题的复函（2006年11月2日 国权办[2006]43号）
摘要2：
摘要1：【实务要点】法律、行政法规虽未规定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违反该规定如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亦应认定该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案例索引】《清算协议的独立性及其效力认定》
摘要2：
摘要1：【要旨】二审应围绕当事人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除非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否则不予审查。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在民事诉讼中应更多地贯彻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当事人没有上诉的应视为其对权利的放弃，二审法院不再予以保护——宁夏兴平冶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平罗县支行、宁夏平罗大石头煤矿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
摘要2：
摘要1：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在执行程序中依职权对确认执行标的物权属的仲裁裁决效力进行审查的请示案——兼谈妨害执行秩序的公共利益属性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案例第30号：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人民检察院诉郧阳区林业局行政公益诉讼案(检例第30号)
【要旨】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对侵害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侵权人进行行政处罚后,怠于履行法定职责,既未依法履行后续监督、管理职责,也未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未脱离受侵害状态,经诉前程序后,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摘要2：
摘要1：——违反“限购令”的商品房销售合同仍然有效
【裁判要点】“限购令”并非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反商品房“限购令”的行为不宜认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违反“限购令”的商品房销售合同仍然有效。
【案件索引】一审：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14）甬慈民初字第481号（2014年7月8日）二审：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甬民二终字第559号（2014年10月10日）
摘要2：
摘要1：——社会公共利益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裁判要点】合同领域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这种自治是在法律允许限度内的自治，如果当事人的合同行为损害到了社会公共利益，法律将不予保护。对于合同是否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形的审查，应属于法官的事实认定问题，法官应结合具体领域的部门法和有关行政规章的规定进行综合分析。
【裁判要旨】约定必须进行招标公用事业污水处理工程不通过招标而取得工程承建权的居间合同无效。
【案件索引】一审：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一中民三初字第23号（2013年12月19日）；二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津高民二终字第0017号（2014年4月16日）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答复意见】抵销权是《合同法》规定的当事人的实体权利，被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可以行使。执行法院应当依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于抵销权行使的条件是否具备等进行合法性审查。对于被执行人受让债权后主张抵销的，执行法院还应当审查被执行人受让债权的合法性，防止损害对方当事人、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对于审查结果不服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进行救济。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当事人能否行使抵销权问题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他字第25号函（2014年10月9日）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在贸易中心与华港公司借贷纠纷执行一案中被执行人能否行使抵销权问题的请示报告》（[2014]鲁执三他字第1号）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原则同意你院第二种意见。抵销权是《合同法》规定的当事人的实体权利，被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可以行使。执行法院应当依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于抵销权行使的条件是否具备等进行合法性审查。对于被执行人受让债权后主张抵销的，执行法院还应当审查被执行人受让债权的合法性，防止损害对方当事人、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对于审查结果不服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进行救济。
对请示所涉案件而言，应结合具体案情，严格审查抵销权行使的条件，依法保护各方当事人的权利。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167号
【裁判摘要】《合作勘查开发协议》项下的探矿权位于新疆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范围内，该自然保护区设立在先，金核公司的探矿权取得在后，从协议第6.2.3条关于“乙方保证取得的上述探矿证……不在冰川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区等可能影响矿山开发的区域范围内”的约定来看，双方当事人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在自然保护区内不允许进行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沙等活动。金核公司主张，案涉矿权虽在自然保护区范围内，但处于实验区和缓冲区，依法允许勘探。《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十八条规定：“自然保护区可以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自然保护区内保存完好的天然状态的生态系统以及珍稀、濒危动植物的集中分布地，应当划为核心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除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经批准外，也不允许进入从事科学研究活动。核心区外围可以划定一定面积的缓冲区，只准进入从事科学研究观测活动。缓冲区外围划为实验区，可以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等活动。”金核公司主张探矿属于“等活动”的范围。本院认为，开矿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六条明令禁止的行为，显然不包含在该条例第十八条所允许的活动范围内。金核公司的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因此，双方签订的《合作勘探开发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禁止性规定，如果认定该协议有效并继续履行，将对自然环境和生态造成严重破坏，损害环境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项之规定，《合作勘查开发协议》应属无效。
摘要2：【典型意义】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特殊区域内，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人民法院审理、执行相关案件，要依据国家和省级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区规划，充分考虑各类功能区的不同功能定位，确定不同的处理思路。对于优化开发区域尤其是重点开发区域发生的环境资源纠纷，可以更多地考虑合理利用环境容量发展经济的需要，对于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尤其是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地区发生的环境资源纠纷，则要贯彻最严格的保护措施。针对上述特殊区域签订的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合同，即使已经得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人民法院仍应对合同效力进行特别审查，若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应依法认定无效。
【解读】即使取得矿业权证，在自然保护区内合作勘查和开采矿产资源的合同仍为无效合同——在自然保护区内容勘查和开采矿产资源属于《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六条明令禁止的行为，该等行为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和生态，损害环境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项之规定，在自然保护区内合作勘查和合作开采矿产资源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不受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是否已颁发矿业权证的影响。
摘要1：【案号】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浙丽民终字第189号
【裁判摘要】即使被上诉人建设支桩和架设电线的行为构成对上诉人采矿权的妨害，但考虑到浙北－福州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在满足福建与浙江联网送电需要及提高华东电网供电可靠性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且该工程投资巨大并已正式投入运营，如拆除，必将对浙江省电力供应造成重大影响，电力供应不仅涉及到被上诉人的经济利益，更涉及社会的公共利益，故，原审对于上诉人要求拆除被上诉人建设的第5R67号桩及第5R66－5R68号桩之间的电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典型意义】在建设铁路、工厂、水库、输油管道、输电线路和各种大型建筑物或者建筑群之前，建设单位须向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了解拟建工程所在地区的矿产资源分布和开采情况。非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批准，不得压覆重要矿床。矿床压覆人未经审批评估、与矿业权人签订补偿协议、办理矿产资源储量登记等法定程序，在采矿权人矿区范围内建设工程，压覆矿产资源，侵害了矿业权人的合法利益。但就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而言，应综合考虑输电线路等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关涉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投资巨大并已投入运营等因素，不宜径行判令拆除。在矿业权人仅请求排除妨碍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予以充分释明，告知其可另行主张适当的责任方式，兼顾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矿业权人的合法权益，适应国家产业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摘要2：【解读】已投入运营且涉及公共利益的建设工程压覆矿区的，采矿权人无权诉请拆除——工程建设构成对采矿权的侵害，但该工程投资巨大并已正式投入运营，且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法院对采矿权人要求拆除该工程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129号
【典型意义】本案当事人跨越黑龙江与广东两省，是涉及处置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合同效力的典型案例。在涉及国有资产处置的合同纠纷中，如国有资产处置主体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合同各方均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合同内容系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国有资产处置主体在诉讼中将其管理的国有资产利益直接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以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为由主张国有资产处置合同无效，但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或补充说明，合同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其他情形的，人民法院对其合同无效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本案中，东北石油大学处置的资产属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并无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东北石油大学处置安达校区资产，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东北石油大学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东北石油大学转让的安达校区资产，虽然属国有资产和社会公共教育资源，但安达校区资产的转让系东北石油大学与深圳新世纪公司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愿进行的有偿转让，不应将东北石油大学管理的国有资产利益直接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称的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亦不应据此认定转让合同无效。
【裁判要旨】
①《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关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的评估价值应作为转让底价等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宜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认定合同无效。
②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不宜将事业单位管理的国有资产利益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称的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摘要2：【摘要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并无有关学校国有资产处置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实施办法》、《黑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均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且《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关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的评估价值应作为资产转让底价等规定应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宜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适用，因此不能据此认定案涉《会议纪要》中附条件支付转让款的约定无效，东北石油大学关于该约定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２】关于《会议纪要》中附条件支付转让款的约定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社会公共利益一般是指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或者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主要包括社会公共秩序以及社会善良风俗等。．．．．．．东北石油大学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不宜将东北石油大学管理的国有资产利益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称的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认为《会议纪要》的约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并进而认定《会议纪要》的该部分约定无效，适用法律错误。
【解读１】不应将国有资产处置主体管理的国有资产利益直接等同于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解读２】在涉及国有资产处置的合同纠纷中，如国有资产处置主体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合同各方均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合同内容系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国有资产处置主体在诉讼中将其管理的国有资产利益直接等同于《合同法》第５２条规定的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以此为由主张国有资产处置合同无效，但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或补充说明，合同也不存在《合同法》第５２条规定的其他情形的，人民法院对其合同无效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1：【要旨】政府因公共利益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应按市场评估价予以补偿，而不能按照原土地出让价进行补偿。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297号
【提示】不能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并非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而当然认定其符合保证人的身份。
【裁判要旨】《担保法》沿用了《民法通则》法人分类体系，而民办非企业法人是在上述立法之后创设的新类型法人单位，故《担保法》第九条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的范围客观上无法涵盖民办非企业单位。《担保法》第九条规范目的是因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直接为社会公众服务，如果作为保证人而最终履行保证责任，势必直接影响社会公共利益。民办非企业单位与事业单位的举办资金来源不同，但均有可能是以公益为目的的，故不能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并非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而当然排除《担保法》第九条的法律适用。
【摘要】应综合审查民办学校的登记情况和实际运行情况，在其登记为非营利民办学校且实际也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第１９条规定的非营利性要件时，应支持该民办学校有关其以公益为目的的主张——判断中加双语学校是否具备保证人的主体资格，应以其是否以公益为目的为要件，对此应综合审查其登记情况和实际运行情况。首先，2016年11月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对民办学校实行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分类管理。因此，现有民办学校有权选择登记为营利性或者非营利性。经查，目前中加双语学校依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尚未选择登记为营利性民办学校，故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3年9月1日起实施）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认定中加双语学校的性质。其次，中加双语学校的章程第24条第2款约定，学校接受的捐献、收取的学杂费的收支结余，归学校集体所有。第25条规定本校出资人暂不要求合理回报。第28条规定学校解散，剩余财产按三方投入方式并由审批机关统筹安排返还。新时代信托公司并不否认该份章程的真实性。故根据该份章程约定，中加双语学校出资人不享有学校财产所有权，对学校的盈余未约定个人分配规则，对学校解散之后的剩余财产约定了明确的处置规则，符合公益性事业具有非营利性的界定。第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3年9月1日起实施）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民办学校收取的费用应当主要用于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第五十一条规定，出资人可
摘要2：（续）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取得合理回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故中加双语学校从事办学活动，依法有权向接受教育者收取费用，收取费用是其维持教育教学活动的经济基础，并不能因收取费用而认定其从事营利活动。营利性法人区别于非营利性法人的重要特征，不是“取得利润”而是“利润分配给出资人”。中加双语学校章程明确了出资人暂不收取回报，新时代信托公司也未举证证明中加双语学校通过修改章程，报审批机关批准后收取回报。新时代信托公司以民办学校收取费用和合理回报认为中加双语学校具有营利性，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法人分类体系，而民办非企业法人是在上述立法之后创设的新类型法人单位，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条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的范围客观上无法涵盖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条规范目的是因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直接为社会公众服务，如果作为保证人而最终履行保证责任，势必直接影响社会公共利益。民办非企业单位与事业单位的举办资金来源不同，但均有可能是以公益为目的的，故不能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并非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而当然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条的法律适用。本案中，中加双语学校登记证书中记载业务主管单位马鞍山市教育局，业务范围九年一贯制学校、普通高级中学，其招生范围包括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因此，中加双语学校面向社会招生（包括义务教育招生），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是以公益为目的的民办非企业法人。认定其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条主体资格的法律要件，符合该条规范的立法目的。一审判决以中加双语学校不属于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范畴而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条，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裁判要点】
1.对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等行为，英雄烈士的近亲属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2.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等受法律保护。人民法院审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等案件，不仅要依法保护相关个人权益，还应发挥司法彰显公共价值功能，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3.任何组织和个人以细节考据、观点争鸣等名义对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进行污蔑和贬损，属于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行为，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终529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天策公司、伟杰公司签订的《信托持股协议》内容，明显违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八条关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保险公司的股权”的规定，对该《信托持股协议》的效力审查，应从《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规定的规范目的、内容实质，以及实践中允许代持保险公司股权可能出现的危害后果进行综合分析认定。首先，从《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的制定依据和目的来看，尽管《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在法律规范的效力位阶上属于部门规章，并非法律、行政法规，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关于“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制定并发布有关保险业监督管理的规章”的明确授权，为保持保险公司经营稳定，保护投资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加强保险公司股权监管而制定。据此可以看出，该管理办法关于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立法目的一致，都是为了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督管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其次，从《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规定的内容来看，该规定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本部门的职责权限范围内，根据加强保险业监督管理的实际需要具体制定，该内容不与更高层级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相抵触，也未与具有同层级效力的其他规范相冲突，同时其制定和发布亦未违反法定程序，因此《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关于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的规定具有实质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再次，从代持保险公司股权的危害后果来看，允许隐名持有保险公司股权，将使得真正的保险公司投资人游离于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管之外，如此势必加大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妨害保险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加之由于保险行业涉及众多不特定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保险公司这种潜在的经营风险在一定情况下还将危及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进而直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摘要2：（续）综上可见，违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有关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规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与直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一样的法律后果,同时还将出现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损害包括众多保险法律关系主体在内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危害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等规定，本案天策公司、伟杰公司之间签订的《信托持股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天策公司依据该《信托持股协议》要求将讼争4亿股股份过户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得到支持。
【解读１】代持保险公司股权协议违反《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禁止性规定，协议无效。
【解读２】代持股协议虽然仅违反部门规章，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该协议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代代持协议无效。隐名出资人无权依据无效的代持股协议请求名义股东返还股权、无权要求公司确认股东资格办理工商过户登记。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675号
【裁判要旨】委托代建合同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非同一法律关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应追加委托人参加诉讼——本院认为，案涉工程为市政工程，由黔西县人民政府委托山城公司进行投资代建，后山城公司将工程发包给圣奇公司，黔西县人民政府与山城公司委托代建法律关系与山城公司、圣奇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未追加黔西县人民政府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1】首先，案涉工程系扶贫民生工程、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必须进行招标。据此，案涉工程应当招标。其次，《招标投标法》第十条规定，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公开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邀请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招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招标投标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确定的国家重点项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地方重点项目不适宜公开招标的，经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进行邀请招标。《招标投标法》第十七条规定，招标人采取邀请招标方式的，应当向三个以上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能力、资信良好的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出招标邀请书。即无论公开招标还是邀请招标，均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工程已履行招投标程序，原判依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认定《施工合同》无效，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2】关于《工程进度款支付协议》的效力。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即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订立民事合同，在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前提下，应当受到尊重和法律保护；但是对于合同性质、效力的审查判断并不受上诉请求范围的限制，人民法院有权依职权审查合同性质、效力。
摘要1：【裁判要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多次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后仍未改正，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对其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475号
【裁判要旨】《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的原则可以适用于既往签订的合同。
【裁判摘要】首先，双方在2014年已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又于2015年9月15日经招投标程序后签订一份落款为2015年（无具体月日）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根据《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该中标应归于无效，一审法院并未认定2015年（无具体月日）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其次，根据《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第一款及第二款规定，对于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以及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必须进行招标。本案中，海天公司二审庭审中称案涉工程虽名为公务员小区，但建设资金均为开发商自筹，双方均未主张项目资金源于国家投融资，亦不存在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情形，案涉项目不属于《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所规定的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另外，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且经国务院批准的《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第四条规定，对于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如果不涉及国有资金、国家融资，不涉及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必须招标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确有必要、严格限定"的原则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本案中，案涉项目虽属商品房项目，但《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中并未明确规定商品房项目属于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且行政主管部门对《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第四条项下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所确立的原则是“确有必要、严格限定"。因此，一审法院对2014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予以认定并无不妥。虽然《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系自2018年6月1日起实施，但将该原则适用于既往签订的合同，有利于最大限度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且并无证据证明适用的结果将损害公共利益和公众安全。
摘要2：【解读】《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中并未明确规定商品房项目属于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且行政主管部门对《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第四条项下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所确立的原则是“确有必要、严格限定“，因此，商品房项目不属于必须招标的范围。
【规则1】公司股东对案件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与案件的处理结果亦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利害关系，无权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规则2】现有证据能够确定工程款金额的，无须进行工程造价鉴定。
【规则3】关于工程质量鉴定，金丰谷公司在本案中并未提起反诉，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工程存在质量问题，一审法院对其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21号
【裁判要旨】发承包双方在招投标之前即签订承包协议，就工程范围、质量、工期、竣工结算等实质性内容进行了约定，构成串通投标。
【裁判摘要1】原审查明，案涉工程为商品住宅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第一款、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布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属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项目。但歌山公司与顺福公司在尚未招投标之前，即于2010年4月26日签订《工程施工承包协议》，确定歌山公司为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并就工程范围、质量、工期、工程款支付进度、竣工结算等实质性内容进行了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投标人不得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第四十三条规定：“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歌山公司与顺福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属于串通投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据此，原判决认定歌山公司与顺福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承包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均属无效，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解读】安全文明施工费，是指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承包人依照国家法律、法规、标准等规定，为保证安全施工、文明施工，保护现场内外环境和搭拆临时设施而发生的费用。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按各地定额标准计取。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作为不可竞争费用，当事人不可以自行约定费率，但是可以约定实现安全文明工地等级标准的目标，从而确定文件规定的奖励费率标准。
摘要2：【裁判摘要2】歌山公司上诉提出，案涉工程为民营投资的商品住宅项目，建设施工合同不应因招投标问题被认定无效。对此，虽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14年先后下发《关于开展建筑业改革发展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建市[2014]92号）等文件，指出要调整非国有资金投资项目发包方式，试行非国有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单位自主决定是否进行招标发包，但本案工程系采取招标发包形式，则招投标程序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规定；另外，一审判决之后的2018年3月2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国务院批准发布《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2018年6月1日起实施），其中未将民营投资的商品住宅项目纳入必须招标范围，但该规定同时要求“不属于本规定第二条、第三条规定情形的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必须招标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确有必要、严格限定的原则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在目前尚未有具体范围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依据当时尚有效实施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及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对案涉合同效力作出的认定，本院予以维持。歌山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关于劳动保险费如何计取的问题，双方在合同中亦未约定。但首先，双方在招投标文件中对劳动保险费问题有明确的规定，顺福公司一期招标文件载明该费用按工程造价的0%计取，二期招标文件载明按费率为零进行造价计算；歌山公司投标文件对此亦表述为按零进行计算。由此可知，双方在招投标过程中已对劳动保险费的计取达成合意。其次，歌山公司2011年4月27日发出的工程联系单第2项对造价取费要求按一类工程的综合费率30.95%计取，且明确此费率不含劳动保险费。第三，歌山公司2013年4月19日及9月28日作出的《决算报告》中也未计取劳动保险费。基于上述，原判决未将双方争议的劳动保险费509.0623万元认定在工程总价中，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解读】鉴于案涉合同无效，承包人提出的违约金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对于发包人欠付工程款的利息，承包人可另行主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216号
【裁判要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参与市场交易与其他市场主体地位平等，其资产利益不能等同于社会公共利益。
【裁判摘要1】《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以及《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中关于国有资产转让应当进行评估、批准等程序的规定，系对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及相关人员行为的规范，是法律对国有资产管理者课以的义务，要求管理者审慎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上述规定均属规范内部程序的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应影响国有企业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效力。......本院认为，国有资产转让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体现。作为资产的管理者，有责任对资产保值增值，但亦应承担市场经营的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参与市场交易与其他市场主体地位平等，其资产利益不能等同于社会公共利益。
【裁判摘要2】买卖违法建筑物的合同并非绝对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本案中，双方在《房地产买卖合同》及其后的50号调解书中，均明确加盖部分已经过行政处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并未要求限期拆除，该加盖部分应属于“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保留使用建筑物，亦不应因此认定买卖合同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077号
【裁判要旨】判断合同未生效还是无效，首先应按照《合同法》第５２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进行审查，在不存在合同无效情形的情况下，才需要判断合同是否具备生效条件及是否生效。
【裁判摘要１】本院认为，第一，理论上，合同成立未生效指合同双方经平等协商就合同内容达成合意，但缺乏合同生效的要件，暂时不产生法律效力，在办理相应批准登记手续或约定生效条件具备时合同生效，合同生效后双方依约享有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合同无效指法律对合同内容本身的否定性评价，合同自始不产生法律效力，对双方当事人没有任何约束力，由双方当事人根据过错程度承担责任。判断合同未生效还是无效，首先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进行审查，在不存在合同无效情形的情况下，才需要判断合同是否具备生效条件及是否生效。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闫某某与双利公司签订的煤矿转让协议，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涉案煤矿转让协议约定闫某某将其投资的包括资源价款、井巷工程等在内的宏伟煤矿四井全部转让给双利公司，并将证照、印章及一切相关票证全部交给双利公司。由该协议内容可知，该煤矿转让协议实为采矿权的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的规定，国家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矿产资源，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和开采，必须符合法定的资质条件。第六条规定，禁止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本案中，不仅双利公司不具有采矿权资质，且闫某某与双利公司未经批准擅自转让采矿权，并在未办理采矿权转让手续的情况下非法开采，严重扰乱了国家矿产资源管理秩序，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该煤矿转让协议应当认定无效。因该煤矿转让协议自始无效，当然也不存在办理批准登记手续后恢复生效的问题。因此，闫某某关于涉案煤矿转让协议未生效，并不必然导致无效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受让方不具有采矿权资质且未办理采矿权转让手续即非法开采矿产的，采矿权转让合同无效——采矿权受让方不具有采矿权资质，并在未办理采矿权转让手续的情况下非法开采，严重扰乱了国家矿产资源管理秩序，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采矿权转让合同应当认定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2035号
【裁判摘要】在苍梧县政府与中金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合同》之时，与中威公司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并未依法解除或者撤销，两份合同在约定的特许经营权地域和期限上基本一致，苍梧县政府中止中威公司的特许经营权，将该经营权授予中金公司，系属擅自改变已生效的行政许可的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亦损害了中威公司的信赖利益，一、二审法院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并无不当。但是，被诉行政行为违法，并不必然撤销该行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五十八条规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并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造成损害的，依法判决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首先，中金公司在签订《特许经营合同》后已经基本完成市政管道铺设，基本建成管道燃气门站等管道燃气供气设施，并已取得梧州市市政局试运行的批复，可见中金公司对工程已有大量投入，燃气供应也已进入试运行阶段，部分辖区内的居民开始接受供气。若撤销该合同，将导致已使用燃气的用户暂停用气，延后尚未使用燃气的居民的用气时间，影响居民的生活；其次，若撤销该合同，中威公司如无法接收中金公司已建设燃气设施，将导致工程重复建设，浪费市政资源，增加社会管理成本；最后，从燃气工程建设的速度和进度来看，中金公司明显优于中威公司，更符合政府行政管理目的，更有利实现行政管理职能，维护公共利益。因此，撤销该合同将造成社会公共利益损失，二审法院适用《若干解释》第五十八条规定，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责令相关行政机关于判决生效六个月内给予中威公司合理弥补，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特许经营权之授予违法不必然撤销——同一项目在先特许经营协议未被撤销或解除，政府又将特许经营权授予他人，但撤销在后特许经营协议会给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可不予撤销，但政府应给予前一投资人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