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要旨】保险单中“以何种价值投保”中的“估价”并未对保险价值作出明确约定，因此本案应定性为不定值保险。本案保险合同条款文字按其文义不应引起争议或异议，也不存在两种以上解释从而适用有利于被保险人解释的前提。本案保险合同保险标的保险价值只能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
【注解】（１）根据《保险法》（1995年修订）第三十九条规定，可将保险合同分为定值保险合同和不定值保险合同。保险合同对保险价值有约定的为定值保险合同；否则为不定值保险合同；（２）财产保险合同中双方当事人未对保险价值作出明确约定的，在保险事故发生后确定保险人的赔偿金额时，必须首先确定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实际价值，再以实际价值作为保险赔偿金额的计算依据。
摘要2：
摘要1：年龄属于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重要事项。
摘要2：【注解】寿险中的保险费由两部分组成：（１）危险保险费——根据每年的危险保险金额计算出来的自然保险费；（２）储蓄保险费——投保人的储金用于积存起来作为责任准备金（即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相当于投保人存放在保险人处的储蓄存款，最后以保险金的行使给付受益人。
摘要1：【裁判摘要】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请求履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请求履行。有前款规定的除外情形之一，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但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对方可以请求履行,但是有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除外情形之一,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适用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中，涉案合同有效期为2019年4月24日至2020年4月23日，根据约定涉案合同的有效期已经届满。而且，涉案合同的类型为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作为开发方的主要义务是根据合同约定在一定期限内开发完成并向委托方交付符合要求的开发成果，该合同义务属非金钱债务。根据已查明事实，远昊公司交付的软件尚有酒店部分功能未开发，虽然远昊公司称该部分未完成系炳格公司的原因，并主张除去该部分开发内容，而炳格公司却要求远昊公司按合同约定将该部分完成。可见，双方并未就酒店部分功能开发与否达成一致意见。除此之外，软件测试完善、BUG修复、售后服务与人员培训等工作亦未完全履行完毕，上述内容的履行均需要双方当事人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原审法院在合同有效期届满且炳格公司明确拒绝继续履行并主张解除合同的情况下，认定涉案合同具有不适于强制履行的债务标的应终止履行，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摘要2：【解读１】远昊公司起诉请求：判令炳格公司向远昊公司支付技术开发费70000元。
【解读２】炳格公司反诉请求：1.确认炳格公司与远昊公司之间签订的涉案合同已于2019年11月10日解除；2.判令远昊公司向炳格公司返还合同款70000元；3.判令远昊公司向炳格公司支付违约金7000元。
【解读３】原审法院认为……涉案合同尚存在部分内容未开发，测试工作未完成等非金钱债务未履行，该些内容的履行均需要远昊公司、炳格公司互相配合、协商一致，在炳格公司明确表示不履行的情况下，难以强制炳格公司履行，故涉案合同尚遗留有不适于强制履行的债务标的，而上述不适于强制履行的债务标的不再履行，亦足以导致涉案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现炳格公司在诉讼中明确表示不同意履行，且要求法院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处理，实质是在涉案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下，请求终止炳格公司和远昊公司之间基于涉案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的规定，确认涉案合同终止履行。
【解读４】一审判决：一、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之间的《高尔夫订场及高尔夫自由行WEB系统项目合同》终止履行；二、驳回原告本诉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摘要1：１.保险价值（《保险法》第５５条第１、２款）——
（１）定值保险——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约定的保险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
（２）不定值保险——投保人和保险人未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
２.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关系（《保险法》第５５条第３、４款）——
（１）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值（超额保险）：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保险人应当退还相应的保险费。
（２）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不足额保险）：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的，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合同另有约定除外。
摘要2：【注解１】（１）损失补偿原则是指当保险事故发生并使被保险人遭受损失时，保险人应当在其承担的给付或者赔偿保险金范围内履行义务，对被保险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进行填补——保险人的保险赔付应当以实际损失为限；保险人的保险赔付应当以保险价值为限。（２）我国《保险法》没有明确规定损失补偿原则——《保险法》第５５条第３款、第５６条第２款、第６０条第１款体现了损失补偿原则。
【注解２】约定不定值商业保险合同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范畴。——参考案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6)闽民申152号
摘要1：（１）被保险人采取的减损措施应当是必要措施；（２）被保险人所支出费用应是必要、合理的费用；（３）保险人承担相关减损费用不以实际达到减损效果为前提；（４）保险人承担费用数额应当在约定的保险赔偿金之外另行计算，但最多不超过保险金额（被保险人最高可以获得相当于两个保险金数额的赔偿）。
摘要2：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5年第2号】
【摘要】石家庄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经第二审审理认定：（一）何某与深泽县支公司签订的麦某夏粮火灾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认真履行。由于火灾是在保险期内发生，且深县支公司又不能证明对火灾有除外责任，故保险方深泽县支公司对火灾损失应负赔偿责任。（二）合同保险金额是在小麦收割入场前，通过预测承保亩产量确定的，深泽县支公司也按保险金额收取了保险费。由于承保亩产量的预测仅是估算，事实上不可能与实际产量完全一致；且事后多次调查中，与何某麦地四周相邻的农户对何某麦地当年的亩产量，虽估计有所不同，但大体上接近承保时的预测产量；同时，在麦某上小麦已烧成灰烬的情况下，不可能对烧毁的小麦的实际数量作出准确的测定。因此，深泽县支公司提出何某的小麦实际产量低于承保时的预测产量，要求按实际产量的损失赔偿，理由既不充分，也无可靠的证据，不予认定。赔偿金额应以合同规定的保险金额计算。（三）何某在火灾发生前，虽在麦某上备了防火水缸，但却未装水，致使起火后群众用沙石扑灭，未能有效地减少损失。况且火灾发生时，何某的弟弟何某1因回家吃晚饭，饭后没有返回看守麦某，致使火苗未被及时发现，造成大火。故何某对火灾损失，亦应负一定责任。据此，石家庄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深泽县人民法院对该案的第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以保险金额计算赔偿，在减去剩余四百三十斤小麦折款后，余下部分由深泽县支公司赔偿百分之八十，何某自负百分之二十，也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五十一条（一）项的规定，于一九八五年三月三十日判决驳回何某，深泽县支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第二百二十六次会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一条一款的规定，在总结审判经验时，认为财产保险制度的广泛实行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方面，对稳定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促进生产，安定人民生活有着积极的作用。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对财产保险合同的正确执行，应积极提供法律保护。河北省深泽县人法院对该案的第一审判决和石家庄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第二审判决，分清了是非，明确了责任，处理得当，既保护了投保方的合法权益，又保护了保险方的正当利益，可供各级人民法院借签。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1】关于办理丧葬人员误工费及交通费的问题。2003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中包含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和误工损失。但在2020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中，已不再包含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和误工损失。且该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2004年5月1日后新受理的一审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本解释的规定。故，一审法院支持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误工费已无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裁判摘要2】受害人家属基于情感及保护逝者尊严而支出的整容费已经包含在丧葬费中——关于整容费的问题。根据卢××、朱××、卢×１、卢×２提交的证据清单可以证实其主张的整容费，实质系遗体化妆整容费，不属于医疗费范畴。对于该费用支出，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不仅需要考虑受害人家属的请求事项是否符合情理,更需要考察法律规定,不能无法律依据地加重赔偿义务人的责任。法律意义上的丧葬费是指因侵权行为导致受害人死亡，其家属将其安葬所产生的合理必要费用，其中应包含寿衣、遗体运送、存放、火化、骨灰盒、墓地、遗体整形整容等一切相关的合理必要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关于“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之规定，与丧葬事宜有关的费用，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的总数额已实行了定额赔偿的计算方式，即不论受害人家属为丧葬事宜实际支出多少费用，法律上予以支持的丧葬费总额是固定的。本案中，张××的丧葬费已予以支持，至于其家属基于情感及保护逝者尊严而支出的整容费，应当已经包含在已支持的丧葬费中，超出部分应视为其自愿支出，其在向侵权人主张丧葬费之外，另行主张整容费，系重复主张，不应予以支持。故，一审法院在依法核定丧葬费之外,将该整容费认定为医疗费并予以支持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2020年10件技术类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之四：××软件公司与××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NX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案
【裁判观点】
1.在原审法院已经向广州××模具有限公司释明若阻碍证据保全将推定其安装了涉案软件并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的情况下，××公司仍然采取对抗措施，通过拒不打开部分电脑、断电、扣留法院相机、阻止法院人员离开等方式阻碍原审法院证据保全工作，致使原审法院对其他9台电脑未完成保全。在本院已经确认部分已保全电脑安装了涉案软件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本院推定未能保全的9台电脑安装了涉案软件。
2.证据保全诉讼措施是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判权的重要手段。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不但严重违反了诉讼诚信的基本原则，而且是一种严重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本院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将对此情节予以考虑。
3.综合考虑本案的侵权数量、涉案软件的价格、沃福公司等侵权情节，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西门子工业软件有限公司的实际损失已经明显超出法定赔偿额上限，且其主张的损害赔偿数额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损害赔偿请求予以全额支持。
4.权利人基于其时间、规模、维权成本等因素考虑，可以选择对特定侵权行为寻求法律救济，这是法律赋予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也是其对自身权利的选择。互联网上是否存在涉案软件的破解版本、西门子工业软件有限公司是否对该网络侵权行为予以制止，既与本案被诉侵权行为缺乏关联性，也不能证明西门子工业软件有限公司对于本案被诉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发生存在过错。
【注解】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阻碍证据保全行为法院将作出不利该方当事人的事实推定。
摘要2：
摘要1：——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单方代为履行的性质
【裁判要旨】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前的履行行为应属第三人单方自愿代为履行，其对主债权诉讼时效的影响应结合案件事实从主客观两方面予以认定，主观方面包括第三人履行时的意思表示以及债权人接受履行时的意思表示；客观方面包括第三人与债务人的关系以及第三人的履行行为与主债权债务之间的关联性。
【案号】一审：（2020）京0105民初56963号；二审：（2021）京03民终11146号
【摘要】在无相反证据证明陶×与兴耀源公司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情况下，陶×在本案中的个人转款及委托付款均指向仹金公司应向兴耀源公司承担的借款偿还义务；结合本案所涉陶×与陶×１的父子关系、陶×１担任仹金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基于此种亲属关系，陶×的付款及协调行为理应为陶×２知悉；又鉴于银熙公司的上述代付行为以及其与仹金公司的关系，可以认定上述还款均指向本案仹金公司具有及实施了清偿债务的行为表示。因此，在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前，诉讼时效期间因义务人仹金公司间接作出上述清偿债务表示行为，引发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并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兴耀源公司于2020年8月4日提起本案诉讼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仹金公司非因诉讼时效届满而免除还款责任。仹金公司关于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的主张，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自然人消费者为生活消费购买保险产品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关于保险消费者是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八条规定：“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以及提供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联系方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信息。”因此，自然人消费者为生活消费购买保险产品，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该法未规定的，应适用保险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关于二审判决对本案惩罚性赔偿金计算标准的认定是否缺乏证据证明以及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的规定，惩罚性赔偿金的制度目的在于加大对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遭受欺诈所致损失的保护力度。由于涉案两类保险产品分红型年金人寿保险、万能型年金人寿保险兼具财务投资和生活消费的性质，如以全部保险费做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将会涵盖自然人财务投资的风险损失，不符合惩罚性赔偿金的制度目的。二审判决酌情对保险费做了一定折减，以此计算惩罚性赔偿金的标准，也提供了其酌定标准的依据，故尚不足以构成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应予再审情形。
摘要2：
摘要1：（2017）参阅案例39号
【载《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第6辑（总第54辑）第34-37页】
【裁判摘要】诉讼时效期间是指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期间，应当从权利人能够主张权利时开始计算。根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未向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即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只有在向第三者实际赔偿之后，才有权向保险人主张支付保险金。据此，被保险人在向第三者实际支付赔偿款后请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保险公司以距离损害事故发生已超过两年为由拒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2006年3月7日 京高法发[2006]68号）
【目录】1、如何理解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范围？2、商标的使用方式有哪些？3、如何界定服务商标的使用？4、转让注册商标是否属于商标使用行为？5、如何界定计算机软件商品商标的使用？6、实际使用的商标与注册商标有差异的，能否认定是对注册商标的使用？7、《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的作用是什么？8、如何判断商品与服务是否类似？9、判断商标近似的标准是什么？10、在确定相关公众时应考虑哪些因素？11、足以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与商标近似的关系如何？12、如何判断足以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13、整体比对方法与主要部分比对方法在判断商标近似时应如何适用？14、如何判断文字商标是否近似？15、如何判断图形商标是否近似？16、如何判断图形文字组合商标是否近似？17、将组合商标的各部分分别使用在商品或包装的各个不同部位的，如何判断近似？18、能否将权利人多个不同注册商标组合起来的标志与被控侵权商标比对以判断两者是否近似？19、权利人注册商标的实际使用形态与注册形态不一致，能否用实际使用形态与被控侵权商标比对判断是否近似？20、哪些行为可以认定为商标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即将实施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21、承揽加工带有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是否构成商标侵权？22、销售商品时搭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是否构成商标侵权？23、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终止后，被许可人继续销售合同终止前生产的带有许可人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是否构成商标侵权？24、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他人在先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作为商品名称并经相关行业主管机关审批的，是否构成商标侵权？25、将权利人一种商品上的注册商标去除，换上同一权利人另一种商品的另一注册商标后再出售的，是否构成商标侵权？26、正当使用商标标识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哪些？27、哪些行为属于正当使用商标标识的行为？28、注册商标的使用导致该商标文字在一定程度上通用化的，他人使用该商标文字是否构成商标侵权？29、外观设计专利权或者著作权的保护期届满后，原权利人将外观设计、作品或者其中一部分注册为商标的，能否依据商标权禁止他人实施该外观设计或者使用该作品？
摘要2：（续）30、能否以被控侵权人在报刊杂志等媒介上关于侵权商品销售数量的宣传作为确定其销售侵权商品数量的参考？31、虽然侵权成立，但权利人从未使用也未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侵权人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32、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能否在商标侵权案件中适用？33、如何认定注册商标转让合同的生效时间？34、转让注册商标是否影响未备案的在先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效力？35、注册商标转让合同生效后，核准公告前，受让人能否作为原告对商标侵权行为提起诉讼？36、在商标侵权诉讼中，被告向国家商标行政主管机关申请撤销原告主张权利的注册商标的，是否中止诉讼？37、什么情况下，商标普通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提起的商标侵权之诉？38、商标权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未经授权转让商标权人的注册商标并经核准公告的，应如何处理？39、他人擅自转让商标权人的注册商标并经核准公告的，应如何处理？40、被他人擅自转让的注册商标又通过正常商业交易转让给第三人并经核准公告的，该第三人能否取得商标权？
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以及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本案中，兆普公司销售的涉案鼠标、电脑包上的“ASUS”标识，经庭审比对，该标识与“ASUS”注册商标从整体上辨别基本一致，视觉上无差别。且兆普公司销售的商品与华硕电脑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使用的第9类商品（包括鼠标、笔记本电脑专用袋、手提电脑专用袋）系同种商品或类似商品，相关公众施以一般注意力，难以分辨侵权标识与涉案注册商标的区别，容易对涉案侵权商品与涉案注册商标的商品产生混淆和误认。兆普公司未经华硕电脑股份有限公司或华硕公司许可，销售了与涉案注册商标相同的同种商品或类似商品，其行为侵害了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其次，兆普公司在其门头店招上使用了“华硕”、“ASUS”字样，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其他说明文字。兆普公司对“华硕”、“ASUS”的上述使用方式会使前往购买计算机产品的一般消费者或者相关公众误认为该店与华硕公司之间存在特定的商业关系，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明显超出合理使用的界限。在未经华硕电脑股份有限公司或华硕公司许可的情况下，其行为构成对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应当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兆普公司辩称其经营场所的装修得到合法授权，使用“华硕”、“ASUS”标识系合法使用，但其并未提供拥有合法授权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律师费，合议庭形成以下处理意见：合同中约定当金吉公司出现违约行为时北京分行及建国支行有权要求金吉公司承担为解决纠纷而发生的律师费用，相应约定不违背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事实上本院已有无数支持判例），但是上述约定存在一定道德风险，即因为权利人不是费用的终局承担者而可能导致其疏于认真筛选律师，放任出现不合理支出之情形。合议庭认为，如前所述北京分行及建国支行依据合同约定有权要求金吉公司承担本案中发生的律师费，但基于基本的公平原则，北京分行及建国支行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当承担审慎选择律师使得相应费用支出物有所值的附随义务。而本案中的实际情况是，审理期间北京分行及建国支行的代理人明显不熟悉案件基本事实，对于本院询问的大部分问题都回应“需向当事人核实”，且核实后也仅是简单将回复讯息转递本院，期间未进行任何梳理工作。举例而言，除前述诉讼请求事例外，在其向本院转递的书面利息计算说明中存在多处明显笔误（比如将2018年归还本金1653万元的时间误写为2019年、将2019年8月26日归还利息的数额误写为500000万元等），竟然需要本院提醒才发现；再比如对于期内利息与逾期罚息重复计算问题，该部分事实可谓一目了然，但在金吉公司提出重复计算抗辩且本院在庭前会议期间已经予以提示的前提下，北京分行及建国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开庭时依旧懵然无措。合议庭认为，律师的基本工作职责至少应当包括协助当事人梳理案件基本事实并提出法律解决方案，即便根据案件具体情形无法起到引导诉讼思路的效果，也起码应当做到拾遗补阙，避免出现重大偏差。事实上，律师的价值应当体现于专业性，如果仅仅满足“传声筒”“快递员”的工作角色，任何一名银行普通职员均可以胜任，当事人根本无需为此额外支出费用。据此，合议庭一致认为，结合本案具体情况，不能认定北京分行及建国支行履行了审慎选择律师的附随义务，故对其要求金吉公司承担律师费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追缴特定时段社会保险费的时效限制
【裁判要旨】追缴社会保险费不是行政处罚，不能适用行政处罚法，但根据相关规定并结合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状况，追缴社会保险费应当受时效限制。特定时段社会保险费的追缴时效应当从用人单位开始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时起算，2年内未被发现或投诉、举报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再查处。
【案号】一审：（2012）中区行初字第65号；二审：(2013)渝五中法行终字第10号
【摘要】《社会保险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2011年7月1日后对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处理，按照社会保险法和此规定执行；对2011年7月1日前发生的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按照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故本案的法律适用应当沿用国务院《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相关法规的规定。《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在2年内未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也未被举报、投诉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再查处。前款规定的期限，自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原告保安公司此前没有为高××等17名第三人缴纳社会保险费，但自2007年8月起，原告保安公司已经开始为其陆续缴纳社会保险费，应当以原告保安公司开始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之日作为上述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高××等17名第三人先后于2010年10月至12月间提起投诉，已超过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进行查处的时效。被告渝中区社保局对超过查处时效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并作出稽核补征计划通知单，属于适用法规不当，依法应予撤销。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约定不定值商业保险合同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9修订)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本案中，涉案保险单所附的《机动车损失保险(电话营销专用)条款(2009版)》第一条明确约定“本保险合同为不定值商业保险合同”，这是约定合同性质的条款，不属于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范畴。并且，陈××和太平洋财保福清公司在涉案保险单中载明的是“保险金额/赔偿限额”，并不是保险价值。所以，陈××有关该条款无效、本案应属于定值保险合同等再审申请理由，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亦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高保低赔”条款依法有效，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车辆实际价值确定赔偿金额，但是对于超额收取的保费应予退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9修订)第五十五条第二、三款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未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保险人应当退还相应的保险费。据此规定，本案应当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根据涉案《机动车损失保险(电话营销专用)条款(2009版)》第二十条第四项的约定，保险机动车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出险时的新车购置价×(1-保险机动车已使用月数×月折旧率)，计算得出涉案保险机动车出险时的实际价值为36331.2元，低于陈××诉讼主张的修复费用，应视为保险机动车推定全损。
摘要2：（续）所以，二审法院在推定涉案保险机动车全损的情况下，认定太平洋财保福清公司应按该车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即36331.2元)向陈××支付理赔款，并无不当。二审法院还判决太平洋财保福清公司应向陈××支付施救费、鉴定费共计2200元妥当。同时，太平洋财保福清公司按照保险金额为156600元的标准向陈××多收取的保费，应予退还，陈××可以另行主张。
【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榕民终字第2605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不定值保险价值应当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车辆的实际价值来确定，保险合同约定以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价值无效——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一、二款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约定的保险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投保人和保险人未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由该规定可知，在定值保险中，以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约定的价值为保险价值；在不定值保险中，则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保险价值，故平安保险天府支公司的抗辩虽符合车辆保险单特别约定第四条，但违反了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其次，保险价值的确定，涉及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事关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车损险属于不定值保险，在不定值保险中，保险公司制定的格式条款对保险价值的确定采取双重标准：当全车损失时，以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车辆）的实际价值作为保险价值，而在车辆部分受损时，则以车辆购置价作为保险价值。采取双重标准确定保险价值的结果，当车辆发生部分损失时，由于保险价值增大，超过保险金额，形成不足额保险，减轻了保险公司的责任，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且违反了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故该格式条款无效，保险价值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来确定。第三，案涉车辆于2002年11月购买，购置价174000元。2012年10月13日发生保险事故，该车使用已10年，按月折旧率0.6%计算，该车发生交通事故时的价值不足5万元，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保险金额为69600元，此时保险金额大于保险价值，故本案并非不足额保险，原审适用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四款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本案属于不定值保险，保险价值应当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车辆的实际价值来确定，保险合同约定以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价值无效，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改判。
摘要2：
摘要1：解读：保险责任条款、保险人解除权条款不属于保险人免除责任条款。
解析：（１）保险免责条款以保险人应承担责任为先决条件，在此范围诶排除的风险与损失才属于免责条款；（２）保险责任范围条款（保险人责任条款）是确定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前提，不属于保险人免除责任条款。
摘要2：【注解１】保险合同中约定按《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计算伤残等级，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当事人主张按照其他标准确定伤残等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约定被依法撤销或确认无效的除外。
【注解】保险责任条款约定按照《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赔付保险金，不属于“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比例赔付条款。——参考案例：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再47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1：解读：（１）保险合同约定按照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保险人以被保险人的医疗支出超出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２）保险人有证据证明被保险人支出的费用超过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要求对超出部分拒绝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解析】保险合同约定按照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１）性质为保险人免责条款——未尽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不产生效力；（２）基本医疗保险以外的医疗项目支出——Ａ．保险人应当按照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的同类医疗费用标准赔付；Ｂ．超过基本医疗同类医疗标准的超出部分不予赔偿（由保险人承担举证责任）；Ｃ．保险人仅以被保险人医疗支出超出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为由拒赔不予支持。
【注释】保险合同约定按照医保标准赔偿——（１）对超过医保标准的超出部分不予赔偿；（２）对超过医保标准之未超过部分仍应按照医保标准赔偿。
摘要2：【注解１】“医保标准”条款的实质是保险赔偿金的计算方式条款，不属于《保险法》第１９条规定的无效格式条款。
【注解２】（１）保险合同约定按照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属于免责条款，应当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否则无效；（２）保险人有权对超过基本医保同类医疗费用标准的超出部分拒赔（对于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外的医疗项目支出，保险人应当按照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的同类医疗费用标准赔付），无权以超出基本医保范围拒赔。
【注解３】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３）闽０９民终９４号——（１）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中国人保财险宁德分公司主张的对非医保费用免责问题，虽然人民财保宁德分公司提供了陈××签字的包括保险公司免责条款内容的合同，但是所提供的证据在证明其已经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证明标准上存在瑕疵，且陈××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对免责事由不清楚，而保险公司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已尽到法定的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说明义务，因此，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不产生效力。不能当然成为合同组成部分，中国人保财险宁德分公司有关免赔非医保费用的抗辩，不予采纳。（２）二审法院认为：关于超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是否应认定的问题。．．．．．．上诉人举证的电子投保单等虽有投保人的电子签名，相关保险免责条款也作了字体加粗等，但根据上述规定仍不足以认定为采取合理的方式。
摘要1：【裁判摘要】寿险三明公司主张本案保险合同系不定值保险合同，对此，在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中并未明确载明。苏福公司在向寿险三明公司投保时，双方已约定每亩的保险金额为3000元，虽然保险合同中并未载明保险价值，但寿险三明公司已按照保险金额为每亩3000元的标准向苏福公司收取了保险费，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视为双方约定以每亩3000元作为保险价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五条关于“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约定的保险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的规定，苏福公司依照每亩3000元的标准向寿险三明公司主张相应的保险赔偿，符合公平原则和法律规定。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三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人应当降低保险费，并按日计算退还相应的保险费：（一）据以确定保险费率的有关情况发生变化，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明显减少的；（二）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明显减少的"的规定，若保险价值明显减少，寿险三明公司应当降低保险费，并按日计算退还相应的保险费，而寿险三明公司并未降低或退还保险费，故可认定本案不存在该情形，二审认定寿险三明公司应以双方约定的保险金额为标准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04民终641号
摘要1：【裁判摘要】国家机关出具的书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足以退费书证载明的事实应认定反驳证据的证明力——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马坡岭派出所出具证明虽称王×为王××的孙子，但是没有提供相应的户籍登记依据，黄××在原审中提交的王××与王×的常住人口登记卡中记载的内容也无法证实二人之间的关系；马坡岭街道张公岭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虽称王×为王×兰的合法继承人，但该证明没有法律效力；而王××与王×于2011年2月28日签订的《赠与合同》实际系遗赠扶养协议，黄××在原审庭审中亦称王×系王××的侄孙，与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马坡岭派出所以及马坡岭街道张公岭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所载明的内容相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十二条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王×系王××的近亲属或者依法应由王××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被侵权人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无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明，未经法律授权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死亡赔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侵权人以已向未经法律授权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支付死亡赔偿金为理由，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侵权人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无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明，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单位或者个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黄××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王×系赔偿权利人，其向王×支付了赔偿款后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死亡赔偿金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依法不应得到支持；但是，王×与王××签订了遗赠扶养协议，王×对王××负有生老死葬的义务，且黄××与王×达成的赔偿款中包括了丧葬费，故对于丧葬费部分的请求应当予以支持（丧葬费经过计算为21947元）。原审判决对于王×与王××的身份关系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保险代位求偿权诉讼中法院对保险合同仅需作形式审查；（２）对保险合同效力、保险人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金额是否使得等实质问题不应进行审查。
摘要2：
摘要1：【注解１】票据再追索权纠纷中，票据法明确规定的再追索权范围为三部分：一是已清偿的全部金额；二是前项金额自清偿日起至再追索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三是发出通知书的费用。
【注解２】票据法对“已清偿的全部金额”的范围未作出明确规定——（１）票据再追索权的范围为当事人已支付的票据本金、利息及前述本金与利息自清偿日起至再追索清偿日止的利息；（２）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执行费及迟延履行金不属于可以基于票据关系行使再追索权的范围，其中，迟延履行金为当事人未及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所产生，应自行承担；当事人已支付的诉讼费用，可以依据基础合同的约定，向与其发生票据基础关系的合同相对人主张权利。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系争保险合同是年金保险，属于以生存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合同，合同虽也约定了身故保险金，但内容上仅是是对被保险人死亡后保单价值的退还，不应按照法律规定的“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处理，该合同是否经过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不影响其效力。
【解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6)沪民申189号——经审查，涉案合同名称为终身年金保险（分红型）合同，保险人的主要给付义务是在被保险人年满50周岁后每年给付年金，直至被保险人身故。不论该合同名称还是其约定的主要义务，均符合年金保险的特征。与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不同，年金系指一系列的定期支付，其系以被保险人生存为给付条件，而不是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条件。虽然涉案合同还约定被保险人在50周岁前身故，保险人按累计已交保费总额的110%或现金价值给付保险金，但上述给付金额与以生命表为保费计算依据的死亡保险相差甚远。二审判决不将之认定为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尚属合理。
摘要2：
摘要1：解读：行政行为的延期行为独立于相关行政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
摘要2：【理解与适用】延长查封、扣押期限的决定与原查封、扣押决定之间既紧密相连，又相对独立的，其性质与许可延续行为是一致的，可以认为是一项新的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如果对延长查封、扣押期限的决定不服，可针对延长查封、扣押期限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需要强调的是，当事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的期限应当自其知道延长查封、扣押期限决定之日起计算，而不是从其收到原查封、扣押决定书之日起计算。行政机关延长期限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延长查封、扣押期限的决定，否则构成程序违法，当事人可以根据《若干解释》（备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废止）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起诉期限提起行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强制法研究小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５５－１５６页。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二审判决长沙市食品公司向佳居酒店支付装饰装修价值、停产停业损失是否正确。．．．．．．芙蓉区征收办根据法律规定和省、市征收拆迁的文件与长沙市食品公司签订了《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佳居酒店的装饰装修价值、停产停业损失、设备搬迁费用等内容未包括在该协议里。根据该协议，长沙市食品公司的所有损失，政府已经补偿。案外人欧蒂克整体家居有限公司与佳居酒店的征收拆迁情况一致，其所有损失也已通过行政诉讼得到补偿。佳居酒店通过民事诉讼方式救济其权利，应同样获得相应征收拆迁补偿，长沙市食品公司应当将其所得的相应拆迁补偿款支付给佳居酒店。长沙市食品公司申请再审称，双方已在合同中约定房屋装饰装修价值补偿需通过双方协商的方式解决，且涉案租赁房屋并非单位自管住宅，二审法院依据有关单位自管房的法律规定判决申请人向佳居酒店支付装饰装修补偿款系适用法律错误。经查，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在租赁期内，如果遇有关政策变化或甲方生产经营重大改变，甲方提前30天通知乙方，装修部分的费用根据同期政府相关拆迁文件协商解决。”该条系双方对于违约责任的约定，即当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合同终止，双方互不承担责任。该条并未就租赁房屋因被征收造成装修、停产停业等损失的归属进行明确约定。经原审查明，长沙市食品公司因涉案租赁房屋征收所得房屋装饰装修、附属设施及其他补偿金额为2907655元，其中涉案租赁房屋的装饰装修补偿金额为765466元。对于装饰装修补偿金额所涉及的具体装修项目，申请人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对其中的某项进行了装修，故二审法院根据发生实际损失的应获得相应补偿原则和公平原则，参照《长沙市国有土地上征收直管公房和单位自管房对承租人补偿安置的规定》中关于单位自管房承租人的相应拆迁补偿损失应由产权单位补偿的法律规定，判决长沙市食品公司向佳居酒店支付装饰装修价值765466元并无不当，长沙市食品公司该项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停产停业损失的问题。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系拆迁人针对被征收拆迁房屋内合法经营主体因房屋被征收拆迁而无法继续经营所受利润损失进行的补偿。长沙市食品公司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停产停业损失属于被征收人所有，而非承租人所有。且被申请人实际搬离租赁房屋的时间为2018年7月，期间一直在正常经营，被申请人佳居酒店并未产生停产停业损失。
摘要2：（续）经查，长沙市食品公司虽然系涉案租赁房屋的所有权人，但其已将房屋出租给佳居酒店。对长沙市食品公司而言，其因涉案房屋被征收拆迁所造成的经营损失主要体现为租金损失。佳居酒店公司缴纳房屋租金至2017年3月，剩余租金，长沙市食品公司已经通过另案诉讼解决，并未造成申请人产生实际的租金损失，且申请人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还因涉案房屋拆迁造成其他的停产停业损失。而针对佳居酒店而言，其作为涉案租赁房屋的实际经营者，因涉案征收拆迁行为，客观上必定会造成其产生一定停产停业损失，故佳居酒店有权获得停产停业损失。但因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涉案租赁房屋的实际停产停业损失，二审法院根据申请人与芙蓉区征收办签订的《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所确定的房屋面积和评估单位标准，按照协议中确定的3个月计算停产停业损失并未导致双方利益失衡，并无不当。
摘要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18年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例之三：“嘀嘀嘀嘀嘀嘀”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
——声音商标显著性的司法审查标准
【裁判要旨】
在商标注册申请的审查过程中，除非《商标法》有特殊规定，无论具体商标标志是由何种要素构成，只要符合《商标法》第八条的规定，都应当采用相同的审查标准予以平等对待，不应对声音商标以及今后可能出现的其他新类型商标作出特殊对待。
特定标志在特定的商品或者服务上可能缺乏商标注册所需的显著性，但是当经过使用而能够发挥识别作用的，可以根据《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核准注册。
【案件索引】一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73行初3203号（2018年4月27日）；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终3673号（2018年9月27日）
【裁判摘要1】商标法第八条规定：“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和声音等，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第十一条规定：“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一）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二）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三）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前款所列标志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的，可以作为商标注册。”商标法是商标注册审查的基本法律依据，在商标注册申请的审查过程中，无论具体商标标志是由何种要素构成，只要其符合商标法第八条的规定，都应当采用相同的审查标准予以同等对待。尤其是在2013年商标法修改时，新法删除了商标构成要素必须属于“可视性标志”的原有要求，使得任何能够发挥商品或服务来源识别作用的标志都有可能作为商标获准注册，从而拓宽了商标类型的范畴，为今后更好地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的良好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更大的可能。但与此同时，为了平等地对待不同商标注册需求的市场经营者、平等地保护已经获准注册的不同类型商标的商标权人，除非商标法有特殊规定，否则不应对声音商标以及今后可能出现的其他新类型商标作出特殊对待。
摘要2：【裁判摘要2】就本案而言，申请商标由连续的六声“嘀”音构成，各“嘀”音之间音色基本相同、时间间隔短促且基本相同，指定使用在第38类第38类“电视播放；新闻社；信息传送；电话会议服务；提供在线论坛；计算机辅助信息和图像传送；提供互联网聊天室；在线贺卡传送；数字文件传送；电子邮件”服务上。虽然申请商标构成要素的选取体现了腾讯公司的特定创意，但是，商标标志在其指定使用服务上是否具有显著特征，仍然需要结合相关公众的一般认知加以具体判断。具体而言，由于申请商标仅由单一而重复的“嘀”音构成，相关公众通常情况下不易将其作为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标志加以识别，申请商标属于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缺乏显著特征的标志。原审法院和商标评审委员会在该问题上的观点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商标评审委员会有关申请商标标志本身缺乏显著特征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对此予以支持。特定的标志其本身在特定的商品或者服务上可能缺乏商标注册所需的显著特征，但是当其经过使用而能够发挥识别作用时，则可以根据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核准注册。由于这种显著特征的取得建立在使用的基础之上，因此，此类商标获准注册的商品或者服务范围，也应当以其实际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为限。
摘要1：【裁判摘要１】根据《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审查判断有关标志是否构成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时，应当考虑该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是否可能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如果有关标志的注册仅损害特定民事权益，由于商标法已经另行规定了救济方式和相应程序，不宜认定其属于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由于具有“其他不良影响”属于商标注册的绝对禁止事项，一旦认定某一标志具有“其他不良影响”，即意味着不仅该标志在所有的商品和服务类别上都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更不得作为商标注册。而且在《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未作例外规定的情况下，任何主体均不得将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作为商标使用和注册。因此，对于某一标志是否具有“其他不良影响”，在认定时必须持相当慎重的态度。
【裁判摘要２】“微信”缺乏显著性——《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一）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二）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三）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前款所列标志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的，可以作为商标注册。”显著特征的判断，应当根据申请注册的商标指定使用商品的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从整体上加以认定。本案中，被异议商标由中文“微信”二字构成，指定使用在“信息传送、电话业务、电话通讯、移动电话通讯、电子邮件、传真发送、电信信息、提供全球计算机网络用户接入服务（服务商）、为电话购物提供电讯渠道、语音邮件服务”上。“微”具有“小”、“少”等含义，与“信”字组合使用在上述服务项目上，易使相关公众将其理解为是比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常见通信方式更为短小、便捷的信息沟通方式，是对上述服务功能、用途或其他特点的直接描述，而不易被相关公众作为区分服务来源的商标加以识别和对待，因此，被异议商标在上述服务项目上缺乏显著特征，属于《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所指情形。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标识由于具有本身较强的固定含义不具有显著特征，难以用来作为区别商品来源的标志而获得注册；如欲作为商标注册应当经过使用与拟注册的商品建立相应的对应关系——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世界经理人”能否作为商标在诉争第35类“直接邮寄广告、计算机数据库信息分类、计算机文档管理、组织商业或广告展览、商业信息、贸易业务的专业咨询、广告、广告代理、商业信息代理、商业管理和组织咨询”上获得注册。商标法第九条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本院认为，正如二审法院认定，争议商标“世界经理人”容易被理解为“全球范围内从事企业管理的人群”，本身具有较强的固有含义，且“经理人”容易直接表示其核定使用服务的内容和特点，难以起到区分服务来源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该标识由于具有本身较强的固定含义，不具有显著特征，难以用来作为区别商品来源的标志而获得注册。如欲作为商标注册，应当经过使用与拟注册的商品建立相应的对应关系。本案中，被商业媒介公司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在相关杂志上进行了宣传。虽然其声称在该类别上已经获得注册多年，但其在该类别上已经获得注册的事实并不能当然得出其应该在争议类别上注册的结论，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争议商标在其核定使用的商品上进行了宣传和使用，从而取得了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可以作为商标注册的结论，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商标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注册商标有效期满，需要继续使用的，商标注册人应当在期满前十二个月内按照规定办理续展手续；在此期间未能办理的，可以给予六个月的宽展期。每次续展注册的有效期为十年，自该商标上一届有效期满次日起计算。期满未办理续展手续的，注销其注册商标。”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注册商标需要续展注册的，应当向商标局提交商标续展注册申请书。商标局核准商标注册续展申请的，发给相应证明并予以公告。”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商标注册申请手续齐备、按照规定填写申请文件并缴纳费用的，商标局予以受理并书面通知申请人；申请手续不齐备、未按照规定填写申请文件或者未缴纳费用的，商标局不予受理，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申请手续基本齐备或者申请文件基本符合规定，但是需要补正的，商标局通知申请人予以补正，限其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按照指定内容补正并交回商标局。在规定期限内补正并交回商标局的，保留申请日期；期满未补正的或者不按照要求进行补正的，商标局不予受理并书面通知申请人。本条第二款关于受理条件的规定适用于办理其他商标事宜。”本案中，争议商标系由陈×、刘××共同所有，争议商标原专用权期限至2012年3月20日。商标局于2012年4月11日收到陈×提交的争议商标续展注册申请，该日期介于商标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争议商标届满后可予办理续展手续的六个月宽展期之内，商标局在收到续展申请后对争议商标是否应予续展启动审查程序并无不当。在陈×并未提交商标共有人即刘××的签字及有效身份证明的情况下，其续展申请手续尚未齐备，商标局发出补正通知书要求补充提交相关申请材料，符合商标局对续展注册商标申请材料进行完备性审查的标准。虽然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期满未补正的或者不按照要求进行补正的，商标局不予受理并书面通知申请人，但是在商标共有的情况下，若仅因部分共有人未按时提交商标续展申请材料而对该续展申请不予受理，则将使其他已提交续展申请的商标共有人一同丧失商标专有权。商标共有制度的初衷在于使复数的权利人共同享有商标权，便利商标权利的行使。对于商标续展这类纯获益行为，更应从便利权利人的角度理解和适用法律。商标局作出的《核准商标转让证明》中亦载明，“受让人为多个时，第一人为代表人”。
摘要2：（续）因此，商标共有人中的代表人提出商标续展申请，应当视为全部的商标共有人提出了商标续展申请。商标局审核商标续展申请，要求续展申请人提交全部商标共有人的主体证件等申请文件，是其作出核准续展决定的前提条件，亦属合理。若续展申请人未按要求提交上述文件，商标局书面通知其补正，符合法律规定。在现行商标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并未限制商标局告知申请人补正次数的情况下，商标局就争议商标的续展手续补正事宜发出四次补正通知书，是对争议商标注册人实体权利的高度保障，并未对其程序利益和实体权利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商标局针对争议商标发出四次补正通知书的行为并无不当。陈×作为争议商标共有人之一，其向商标局提交争议商标续展注册申请的行为已表明其具有续展争议商标的主观意愿。商标局于2016年1月13日收到补正回文，载明陈×、刘××的签名及二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表明刘××亦具有续展争议商标的主观意愿。在陈×、刘××均向商标局申请续展并提交相关身份手续后，商标局经审查认为手续齐备并发出续展证明符合法律规定。陈×主张商标局收到的刘××提交的补正回文中“陈×”签名并非其本人签字、刘××的续展申请为虚假申请，但并未就该主张提供相应证据。在陈×已在先提交续展申请，刘××亦在补正回文中明确续展意愿并提交相关材料的情况下，商标局根据在案申请材料认定争议商标共有人均申请续展并发出续展证明并无不当，陈×的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75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