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闽01执异86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是指负有缴纳出资义务的股东、出资人，本案第三人张某某在认缴出资时间之后通过转让股权方式继受股东郑乃学的部分股权，不属于上述规定中“负有缴纳出资义务的股东”，不应在执行程序中被追加为被执行人。郑某某未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张某某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已涉实体权利责任的确定，公司债权人可通过诉讼程序主张权利。
摘要2：
摘要1：——执行程序中认缴出资加速到期的处理
【裁判要旨】执行程序中，对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被执行人经强制执行后仍未能执行到财产，申请执行人往往会申请追加未出资到位的股东为被执行人。而认缴资本制下出资未到期的股东是否可认定为未出资到位股东，学理上众说纷纭，法律上亦未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执行部门与审判部门的观点更是大相径庭。执行部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但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却被审判部门撤销。基于股东的补充责任，在执行程序中，可以让认缴出资加速到期，追加出资未到期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案号】执行异议： (2019)闽02执异56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豫01民终2112号
【裁判摘要】一、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豫0191执8261号执行裁定明确载明，因被执行人即原审第三人华商公司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该执行案件予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上诉人系原审第三人华商公司的原始股东，认缴出资额为3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其认缴出资期限为2034年10月10日前。在案证据显示，上诉人在原审第三人华商公司享有的30%股权全部转让给原审第三人张某某时，上诉人仅履行了部分出资义务即120万元。上诉人作为原始股东在转让股份时并未将其出资义务履行完毕，客观上对原审第三人华商公司的资本充实造成妨害，且已实际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构成出资不实。公司股东虽然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享有期限利益，但在上述执行裁定认定及裁决结果基础上，被上诉人作为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即上诉人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责任的，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因此，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豫0191执异387号执行裁定将上诉人追加为被执行人正确，但上诉人应在其未出资的180万元范围内对原审第三人华商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二、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张某某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发生在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华商公司债权债务形成之后，该转让行为不能对抗原审第三人华商公司的债权人，故上诉人主张应由原审第三人张某某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3民终3401号
【裁判摘要】关于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债权人能否要求追加出资期限尚未届满的股东为被执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各方的争议实质上针对的是公司在非破产与解散情形下股东出资应否加速到期。对此，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不予支持，但是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情况除外。
由上，在有生效判决，经公司债权人申请执行的情况下，如果穷尽执行措施公司还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其结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完全相同，故，这种情况下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股东未届期限的认缴出资，加速到期。
本案中，各方均认可：莫某某认缴出资1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36年1月17日；滕某认缴出资1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36年1月17日。因此，要求追加莫某某、滕某作为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合创睦家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
摘要2：（续）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应当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二是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
（一）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据此，破产原因是指下列两种情形之一：1.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2.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关于债权人如何举证证明公司具备破产原因，应当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来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规定：“下列情形同时存在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一）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二）债务履行期限已经届满；（三）债务人未完全清偿债务。”
本案中，第一，蔡某与合创睦家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本院作出的（2018）京03民终7861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经询，各方当事人对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亦无争议。第二，上述案件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一审法院以（2018）京0112执6677号立案执行，即案涉债务履行期限已经届满。第三，经询，莫某某、滕某、合创睦家公司认可案涉债务全部未清偿；且莫某某、滕某、合创睦家公司明确表示合创睦家公司无财产可清偿上述债务；另经执行查询，被执行人合创睦家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即债务人未获清偿。由上，合创睦家公司符合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条件。
（二）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第一，经询，莫某某、滕某、合创睦家公司均认可合创睦家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第二，经一审法院以（2018）京0112执6677号执行案件中执行查询，被执行人合创睦家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即债务人未获清偿。
因此，根据现有证据，法院对合创睦家公司穷尽执行措施仍无财产可供执行，合创睦家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蔡某有权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莫某某、滕某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故，蔡某作为申请执行人申请莫某某、滕某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3民终2292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但在特殊情形下，如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钱某某、巩某某为庞贝公司的股东，二人认缴出资分别为1000万元，二人分别实缴出资25万元。虽然公司章程中确定的出资时间尚未届满，但庞贝公司对蒙树和的债务已于2018年9月12日被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且蒙树和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庞贝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被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现钱某某、巩某某并未对庞贝公司具备清偿能力或资产足以清偿债务等进行举证，相反，结合二人的陈述，更能认定庞贝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但未申请破产，应认定钱某某、巩某某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钱某某和巩某某应在其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并无不当。在此前提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蒙树和有权申请追加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钱某某、巩某某在其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13号
【裁判要点】股东会决议文本中不属于股东会作为公司权力机构行使职权的事项，不是股东会决议。认缴公司资本是股东的法定权利，股东会无权就股东是否认缴公司新增资本及如何认缴作出决议，与此相关的内容即使记载于股东会决议文本中，也应认定属于股东间协议，适用合同法进行调整。
摘要2：【解读１】
（１）2013年1月29日滨海公司《股东会决议》第二项记载滨海公司新增注册资本2000万元由曹某某以现金方式缴付。
（２）2013年1月29日滨海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的内容，并非全部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股东会有权对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作出决议，但对股东是否认缴公司新增资本、认缴多少则不能作出决议。依据股东会作出该决议时适用的《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关于“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的规定，认缴新增资本是股东的法定权利。滨海公司全体股东在2013年1月29日《股东会决议》签章同意的关于新增注册资本2000万元由曹某某以现金方式缴付的内容，本质上属于股东间对新增资本优先认缴权的约定，属于股东之间的协议，而非股东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构行使职权作出的决议。
（３）一审法院认定．．．．．．许某某等申请撤销的协议内容属于股东间的协议，应当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并无不妥。曹某某关于本案属于请求撤销股东会决议、应当适用《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主张不能成立。
【解读２】股东会决议新增资本由某一股东以现金方式缴付，属股东间的约定而非股东会作为公司权力机构行使职权作出的决议。
摘要1：【案号】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02民初1034号
【裁判摘要】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依此规定，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对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允许股东通过章程约定采注册资本认缴制。本案中，领视公司设立之初的公司章程即已明确载明股东注册资本采认缴制，并明确所认缴注册资本分期于公司成立之日起50年内（即于2066年3月14日之前）缴足，此项章程内容至今未被修改或变动，领视公司的章程签订在先，侯某某对领视公司的债权形成在后。显然，信升公司等领视公司的股东不存在针对侯某某的债权恶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情形。此时，应根据公司法规定及公司章程约定的注册资本认缴方式维护股东依法所享有的期限利益。本案中信升公司当前尚未缴足认缴出资额，既未违反公司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也未违反公司章程约定。应认定，信升公司对依章程约定尚未到期的认缴出资额享有期限利益，其尚未缴足认缴出资额的行为不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行为。其次，侯某某对领视公司的案涉债权虽未获清偿，但领视公司并非处于无财产可供执行之状况。在案证据表明，领视公司名下拥有以出让方式获得的工业用地，目前该地块上存有在建工程，公司亦拥有多项知识产权，并持有案外公司的股权。可见，当前侯某某对领视公司的债权未获清偿并非领视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而是领视公司名下财产尚未变现。至于领视公司名下财产价值是否足以全部清偿债务及变现速度，则有待于执行机构进一步采取变现措施，不属本案审查范围。显然，侯某某在本案中以领视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主张信升公司对领视公司的认缴出资应加速到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与公司法规定的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的期限利益相悖，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能否追加未届认缴出资期限即转让股权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案号】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2018）豫0811民初963号
【裁判要旨】公司股东在认缴出资期限未届至即转让股权，应视为其以行为明确表示不再履行未届的出资义务，属于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依申请执行人申请，应追加其为被执行人。
摘要2：【来源】《人民法院报》2019年09月12日第07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872号
【裁判要旨】全体股东间关于公司单独向某一股东分红，其他股东不分红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股东会的职权包括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对股东会职权内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大西洋公司全体股东作出的《股东会决定》一致同意分配公司净利润人民币6362.73万元，宋某某获得利润6362.73万元，其他三股东刘某某１、刘某某２、肖某某获得利润0元，符合前述公司法规定，刘某某１、刘某某２、肖某某认为《备忘录》违反了公司法规定的理由不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沪民申188号
【裁判摘要】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自贸区咖啡中心公司章程载明君客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450万元，出资时间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五年内，朗弘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300万元，出资时间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十年内。皓听公司作为自贸区咖啡中心的控股股东，在未经充分协商，征得君客公司和朗弘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利用其控股股东的优势地位，以多数决通过缩短出资期限的股东会决议，侵害了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故该股东会决议应当认定无效。此外，皓听公司在君客公司、朗弘公司已缴纳部分出资的情况下，利用其控股股东地位，以多数决通过股东会决议解除君客公司和朗弘公司的股东资格，缺乏法律依据，故该股东会决议亦属无效。
摘要2：【解读】未经小股东同意作出缩减出资期限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公司控股股东未经充分协商征得小股东同意的情况下，利用其控股股东的优势地位，以多数决通过缩短出资期限的股东会决议，侵害了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该股东会决议无效。
摘要1：【案号】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湘01民终7579号
【裁判摘要】2017年11月17日闪闪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主要是：变更股东出资时间为在闪闪公司任职的股东出资时间为2063年12月31日，不在公司任职的股东出资时间为2017年12月31日；同意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该公司章程修正案记载周某、洗某认缴出资分别为50万元、200万元，出资期限均为2017年12月31日；周某１认缴出资为750万元，出资期限为2063年12月31日。闪闪公司此次股东会召开周某虽然未出席，但实际到会2位股东占公司95%股份比例，会议召开的前期通知符合法律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通过邮寄方式已经送达周某，且周某在收到决议后未对股东会决议提起撤销、无效等相关诉讼程序，因此闪闪公司2017年11月17日股东会决议应当认定有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民终193号
【裁判摘要】股东在出资期限尚未届满前转让股东不属于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不构成瑕疵转让，该股东（转让人）对公司债务不承担出资加速到期的补充清偿责任——本院认为，因谷某某转让出资义务时，其认缴出资的时间尚未届满，故其出资义务一并转移。在没有证据证明其与国信润能中心的转让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谷某某转让出资的行为不属于出资期限届满而不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一审法院对边某某申请追加谷某某为被执行人并在相应出资款的本息范围内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所作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080号
【裁判要点】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取得股东资格需具备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实质要件是以认缴出资为取得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形式要件是对股东出资状况的记载和证明。
2.为了防止股东出资后又抽逃出资导致公司实有资本减少，损害公司及第三人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及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通知债权人及在报纸上公告，并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根据公司资本维持原则，股东向公司提出退回出资，属于公司减资。未经上述法定程序减资的，仍以工商部门登记的注册资本认定公司资本。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443号
【裁判摘要】《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七条“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系指未按期足额缴纳其所认缴出资额的股东——《变更追加规定》第一条规定：“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追加当事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明确了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当事人应遵循法定原则，变更追加事由严格限定于法律、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情形，以明晰审判与执行的基本界限，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本案中，李某依据《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七条申请追加尚未缴纳出资的杨某某为被执行人，该条“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系指未按期足额缴纳其所认缴出资额的股东。而杨某某于2017年4月27日受让案涉股权时，其出资认缴时间为2044年1月1日，依法享有缴纳出资的期限利益，不属于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24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可以以货币，也可以以非货币形式的财产出资。因此，对公司负有出资义务的是公司的原始股东。本案中，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兰波担保公司的原始股东为杨某、刘某某、毛某某，各认缴出资额4800万元、3000万元、4200万元。而经投公司是后续通过受让股权成为兰波担保公司股东，并非该公司的原始股东。经验资报告和转账凭证证明，杨某、刘某某、毛某某均向兰波担保公司缴纳了认缴的出资额，并不存在未实缴出资额的情形，经投公司在原股东已经履行出资义务且兰波担保公司也无增资扩股的情形下，不具有对兰波担保公司履行出资的义务，其负有的是向转让股权的股东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的义务。刘某某主张经投公司对原股东抽逃出资承担责任，但本案现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兰波担保公司的原始股东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即使存在该行为，亦无充分证据证明经投公司作为股权受让人对原始股东的抽逃出资行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故刘道孜该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891号
【裁判摘要】股东享有的分红权属于股东自益权，未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大会不能决定不按出资比例分红——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由于股东享有的分红权属于股东自益权，系股东为自己利益而行使的权利，因此，公司一般应按股东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红利。若公司决定不按出资比例分配利润，则必须经过全体股东约定，不得采取多数决的方式决定，其目的在于防止占多数股份股东分配方式因违滥用股东权利和公司资本多数决的原则侵害小股东的合法利益，以大股东股权上的优势侵害小股东享有的分红权利。此外，国栋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第四项亦约定“股份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据此，当国栋公司股东会约定不按出资比例对公司利润进行分配时，需经公司全体股东同意。而刘某某、王某某并未在《2016年利润分配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则该决议上载明的股东分配比例，并未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因此，该决议载明的利润分配比例并不符合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约定，故对刘某某、王某某并不产生约束力。
摘要2：
摘要1：【目录】一、以物抵债协议的性质与效力；二、股权让与担保的性质与效力；三、不动产查封裁定的效力与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四、名股实债协议的性质与效力；五、行政审批与合同效力；六、普通债权人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的原告资格问题；七、破产申请受理时待分配执行款的归属；八、认缴出资能否加速到期；九、不确定履行期限的确定规则；十、破产受理前六个月内银行债权人扣划债务人银行账户资金的性质和效力；十一、通知解除的认定；十二、情势变更的适用规则；十三、保证合同无效时能否适用保证期间制度；十四、未办理登记的不动产抵押合同的效力；十五、董事辞职何时生效；十六、盖章行为的法律意义；十七、债务人能否向保理商主张基础交易合同中对债权人的抗辩事由；十八、无正当理由不上诉的当事人行使再审申请权之限制；十九、多方合同履行抗辩权的认定；二十、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和效果归属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66号
【裁判摘要】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未履行催缴义务的公司董事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上述规定并没有列举董事勤勉义务的具体情形，但是董事负有向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催缴出资的义务，这是由董事的职能定位和公司资本的重要作用决定的。根据董事会的职能定位，董事会负责公司业务经营和事务管理，董事会由董事组成，董事是公司的业务执行者和事务管理者。股东全面履行出资是公司正常经营的基础，董事监督股东履行出资是保障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上述规定的目的是赋予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股东增资的监管、督促义务，从而保证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保障公司资本充实。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下，公司设立时认缴出资的股东负有的出资义务与公司增资时是相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负有的督促股东出资的义务也不应有所差别。本案深圳斯曼特公司是外商独资企业，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负有向股东催缴出资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胡某某等六名董事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股东出资期限届满即2006年3月16日之后向股东履行催缴出资的义务，以消极不作为的方式构成了对董事勤勉义务的违反。．．．．．．综上，胡某某等六名董事未履行向股东催缴出资的勤勉义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深圳斯曼特公司遭受的股东出资未到位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摘要2：【注解】董事、高管负有向出资未到位股东的催缴义务，未履行催缴义务的董事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涉案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其股东未缴清出资的行为实际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其董事消极不作为放任了实际损害的持续，股东欠缴的出资即为所在公司遭受的损失，股东欠缴出资的行为与董事消极不作为共同造成损害的发生、持续，董事未履行向股东催缴出资义务的行为与所在公司所遭受损失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公司董事对所在公司遭受的股东出资未到位的损失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鄂民二终字第00043号
【裁判摘要】股东的股权比例应当根据股东出资额与公司总股本之间比例予以确认——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是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享有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表决权等权益。股权比例与利润分配比例并非同一概念，不应以利润分配比例认定股权比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上述规定为利润分配请求权的规定，而非股权确认的规定。利润分配请求权是股东的固有权利，除非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外，应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而本案为股权确认纠纷而非利润分配请求权纠纷，股权比例不应以利润分配比例确认。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比例应当根据股东出资额与公司总股本之间的比例予以确定。故原审判决根据王某某实缴的出资总额和天门泵业公司实收资本总额1012.1692万元来计算其股权比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能否追加未届认缴出资期限即转让股权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案号】（2018）豫0811民初963号
【裁判要旨】公司股东在认缴出资期限未届至即转让股权，应视为其以行为明确表示不再履行未届的出资义务，属于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依申请执行人申请，应追加其为被执行人。
摘要2：【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报2019年09月12日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民申5769号
【裁判摘要】股东在出资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如不存在恶意不承担未出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和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债权人可以请求该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认缴出资额，股东对于认缴的出资享有期限利益，在出资期限届满前无实际出资的义务，因此，股东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不属于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本案中，高某将其500万元出资转让给国信智玺中心时，该出资的认缴期限尚未届满，亦无证据表明该转让行为存在恶意串通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该转让行为不属于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边某某对北京正润能源公司享有的担保债权发生在高某转让出资之后，即公司债权在股权转让时并不存在；高某与国信智玺中心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由受让人国信智玺中心继受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北京正润能源公司将转让相关的《股东会决议》《出资转让协议书》在工商部门进行了登记备案，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边某某在接受北京正润能源公司提供担保时应当知晓高某已不是股东，其与北京正润能源公司之间发生担保法律关系与高某无关，其对高某不存在期待利益或信赖利益。因此，二审判决认定高某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其出资义务一并转移，不属于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并无不当。边某某申请再审认为高某转让出资系对公司出资责任的预期违约，无法律依据。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系对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以外的公司发起人责任的规范，与本案情形不符，边某某据此主张由高某作为发起人股东对该出资义务承担责任，依据不足。边某某未就高某与国信智玺中心存在关联关系提交相关证据，即便二者存在关联关系，亦不足以据此认定双方的转让行为存在恶意串通，边某某认为高某恶意将认缴出资额转让给无出资能力的第三人，缺乏事实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590号
【裁判摘要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未满出资期限的股权具备可转让性，但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不仅公司对其享有补齐出资的请求权，公司股东和公司债权人也对其享有补齐出资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请求权。
摘要2：【裁判摘要2】就本案而言，根据一、二审查明的情况，鑫隆公司于2008年7月7日成立。2015年12月15日，该公司拟注册资本变更为3000万元，该出资为认缴出资，未实际缴付，认缴时间到2035年12月31日前，股权比例变更为胡某某占股99.33%，即认缴出资为2980万元，吴某某及杨某某各占10万元，股权比例为各0.33%。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胡某某享有的该公司99.33%的未满出资期限的股权，具备可转让性，但其转让该股权后，不仅公司对其享有补齐出资的请求权，公司股东和公司债权人也对其享有补齐出资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请求权。本案中，2017年7月14日，胡某某在其病重期间与胡某某1签订《虞城县鑫隆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胡某某将其持有的该公司99.33%的股权共2980万元出资额，以2980万元转让给胡某某１，胡某某１同意按照此价格即金额购买上述股权。出资转让于2017年7月14日完成。胡某某保证所转让给胡某某２的股权是其在该公司的真实出资……。”根据一、二审查明事实，该股权转让协议是胡某某在弥留之际，由工商部门提供的格式合同，合同内容是由工商部门工作人员郭某代为填写，签订该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行政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需要。而2980万元的数额是按照鑫隆公司注册资本及胡继堂所占股权比例换算而来，并非由胡某某、胡某某１协商确定的股权转让对价。从股权转让协议本身来看，胡某某１在股权转让时明知胡某某对该公司的出资为认缴出资，双方又在协议中约定2017年7月14日之前完成出资转让，且胡某某应保证其出资为真实出资。该约定表明，胡某某应在胡某某１支付股权转让款前将其出资履行到位。但胡某某于2017年8月3日去世，不能履行对路桥公司补足出资的义务。综上分析，胡某某与胡某某１之间签订的《虞城县鑫隆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虽名为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为附条件的赠与行为，由胡某某将该股权转赠与胡某某１，其所附条件是由胡某某１承担对鑫隆公司的出资义务。故原审认定胡某某将鑫隆公司股权转让给胡某某１具有赠与性质，并无不当。
【解读】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要支付股权转让款２９８０万元，该协议系“名为股权转让协议，实为附条件赠与合同”，受让人无需支付该股权转让款２９８０万元。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渝05民终6296号
【裁判摘要】侵权之债属于法定之债，债务产生的时间应当认定侵权行使发生之时——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除外。依据（2016）渝0108民初06592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何某某与瑞港清洗公司之间系侵权债务关系。侵权之债属于法定之债，债务产生的时间应当认定为2013年11月8日何某某烧锅炉受伤之时，而瑞港清洗公司是在2016年5月17日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将股东认缴出资时间确定为2023年12月30日，即何某某与瑞港清洗公司之间的债务形成在先，瑞港清洗公司延长股东出资期限在后。瑞港清洗公司原股东侯某某、唐某、刘某某、马某某、侯某某１未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瑞港清洗公司现股东冉某亦未达到认缴的出资额，故在瑞港清洗公司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务的情况下，刘某某、候某某、唐某、马某某、冉某应当在未出资范围内对瑞港清洗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何某某要求追加刘某某、候某某、唐某、马某某、冉某为(2017)渝0108执恢470号案件被执行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之规定，一审判决正确。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110民初8163号
【裁判摘要】关于第三项决议，庭审中，沈某某、华纳公司、金某某均认可案涉股东会会议召开前公司章程中的“出资比例”指的是“认缴出资比例”，故案涉股东会决议将“出资比例”解释为“实缴出资比例”实际是对公司章程的修改，根据前述法律及公司章程规定，对公司章程的变更需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通过，而案涉股东会决议第三项决议仅经代表51%表决权股东通过，表决方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华纳公司章程规定，应予以撤销。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赣10执异19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新农创投资公司、新农创科技公司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之前分别将股权转让给严某某、练某，由严某某、练某履行缴纳出资的义务，后练某又将股权转让给傅某某，该股权转让行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的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现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新农创抚昌公司股东出资具有加速到期的法定事由，对申请人要求追加新农创投资公司、新农创科技公司、傅某某为本案被执行人，并在未履行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商终字第00034号
【裁判摘要１】因保旺达公司未就减资事项通知债权人，使得债权人丧失了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权利，而公司减资系公司股东会决议的结果，减资的受益人是公司股东，该情形与股东抽逃出资对于债权人的侵害有着本质上的相同，因此，对于公司减资未通知已知债权人的责任，比照股东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进行认定，于法有据。
【裁判摘要２】钟某某系保旺达公司减资行为的直接受益人，已取得公司减资财产，该行为亦导致保旺达公司对于杰之能公司偿债能力的下降，故钟某某应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责任。……依据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而钟某某系为公司减资行为所作承诺，故其承担责任的范围应以减资数额为限较为恰当。2013年4月8日，保旺达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少至330万元，其中钟某某认缴出资额由400万元减少至230万元，因此，钟某某东应在减资额170万元范围内对保旺达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３】债权人因公司违法减资行为导致其债权实现受损，损害结果在减资行为作出时即已实际发生；如果债权人的债权并未因公司增资而得到相应的清偿，减资股东仍应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钟某某不能因保旺达公司2014年5月4日的增资而免责。二审中，钟某某主张即使2013年4月8日的减资导致公司实收资本减少，使得公司对外偿债能力降低，但其在2014年5月4日以价值195万元的“数据防火墙专有技术”对公司增资，也使得公司注册资本恢复至500万元，公司偿债能力因此恢复，其即不应承担偿还责任。本院认为，本案系债权人因债务人减资行为导致其债权实现受损而主张的侵权赔偿之诉，损害结果在减资行为作出时即已实际发生。鼓楼法院2014年8月11日（2013）鼓执字第2355号执行裁定认定，因未发现被执行人保旺达公司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而终结该执行程序。故保旺达公司的专有技术增资仅证明其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完善了公司注册资本登记，但对于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并无影响，杰之能公司的债权亦未因2014年5月4日增资得到相应清偿。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1民终11265号
【裁判摘要】已经工商变更登记的增资款不能适用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恢复原状”规定——其次，《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此，本案中上诉人虽主张恢复原状、返还钱款，但仍须基于系争合同的性质、钱款的性质，依照法律的具体规定处理解除后果。其三，从增资协议书的约定来看，上诉人投入的3,250万元是其作为目标公司新股东所需缴纳的出资，并非是对被上诉人西北工业公司、北方能源公司享有的普通债权。在经过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后，其股东身份、认缴数额、股权比例及公司注册资本均已对外公示，该3,250万元转化为公司资本性质，已形成公司资产。其四，上诉人所谓因增资协议书解除而要求返还出资，从本质上说，系基于其股东身份的退出。但正如上述认缴、出资、登记等均需由各方当事人按照《公司法》关于公司增资的程序完成，股东退出公司，包括采取何种退出方式、资本、股权的处分等等，亦应当适用《公司法》作为特别法的相关规定。其五，上诉人要求将其出资直接返还以“恢复原状”，实质上等同于股东未经法定程序任意抽回出资，将造成公司资产的不当减少，显然有违公司资本的确定、维持和不变原则，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能力和债权人利益保护。综上所述，本案系争增资协议书的解除虽然适用《合同法》规定，但协议解除的后果，实际系处理上诉人作为原增资股东的退出问题。在上诉人出资已转化为公司资本的情况下，应按照《公司法》的特别规定适用执行。现本案各方当事人虽均确认协议解除，但未予明确上诉人退出的具体方式，如通过股权转让、股权回购、公司减资、公司解散等，更未经相应的法定程序，上诉人仅就返还出资一节单独提出主张，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国法律目前并未对瑕疵出资股东的表决权行使应否受限作出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对此也存在争议；（２）《九民会议纪要》第７条规定按照认缴出资行使表决权的前提是认缴出资未届履行期限；（３）逾期未履行出资义务股东依法不应不享有该出资部分股权和相应表决权，而应当按照实际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投资比例区别于出资比例；（２）全体股东约定对“投资比例”进行调整，该约定并不包括公司注册资本数额（出资比例）应当如何调整的事项。
摘要2：【注解】法院以股东实际出资数额为依据认定股东股权比例，系司法权对股东认缴出资公司自治事项的僭越。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浙民终859号
【裁判摘要】认缴出资期限尚未届至即减资也未在公司减资过程中实施了撤回出资的行为，不属于抽逃出资行为，不应追加为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因此，抽逃出资是指公司成立后，股东非经法定程序，从公司抽回已缴纳的出资财产但继续持有原出资额的公司股份的行为。而减少注册资本是指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按照法定程序减少公司资本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本案中，海运公司股东会于2015年4月20日决议增加注册资本4988万元，增资部分在2020年4月20日前完成实收，后又于2018年12月12日决议减少注册资本4988万元。虽然海运公司在明知金舟船厂系债权人且可以点对点直接通知债权人的情况下，未依法通知金舟船厂即于2019年2月1日径行减少注册资本4988万元，违反法定程序。但是，当时林××作为股东认缴增资部分的出资期限尚未届至，其亦未在公司减资过程中实施了撤回出资的行为，故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的“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的抽逃出资行为。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