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428号
【裁判摘要】从该执行依据可以看出，只有在诗雨鼎泰公司和夏××履行完毕第三项判项确定的义务即支付被告(反诉原告)陈×、胡××、詹××、丁××剩余股权转让款1.25亿元(已付的1000万元已冲抵股权转让款)之后，才可以主张被告(反诉原告) 陈×、胡××、詹××、丁××将其所持第三人晨阳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原告(反诉被告)诗雨鼎泰公司、夏××名下。但根据武汉中院查明的事实，诗雨鼎泰公司和夏××并未按照判决主文第三项要求将股权转让款1.25亿直接向执行法院提存，而是向法院提供了一张案外人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和履约公函。由于该承兑汇票的承兑人是案外人中商盛世（福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而非商业银行，能否承兑、贴现以及承兑汇票本身的真实性均无法确定。申诉人也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已经按照执行依据主文第三项内容履行了前置性义务。因此，武汉中院认为夏××和诗雨鼎泰公司不符合申请执行的条件，从而驳回夏成亮、诗雨鼎泰公司的执行申请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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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13民终8099号
【裁判摘要】首先，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双方特别约定以票据的交付作为涉案债务清偿的依据。债务人为清偿债务而交付票据时，原因关系中的债务与票据债务同时并存，票据债务不履行，原因关系中的债务不消灭，只有当票据权利实现时，原因关系中的债务才随之消灭。本案中，临沂市中宝木业板材厂在涉案商业承兑汇票未能得到兑付时，选择以买卖合同这一基础法律关系要求买受人履行付款义务，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涉案票据并无再次背书转让的情况，且李××亦未举证证实涉案票据已实际兑付或涉案货款已通过其他方式支付。因此，对临沂市中宝木业板材厂要求李××支付货款2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注解】背书转让商票是否等同于完成付款义务？——（１）在无双方特别约定交付票据则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情况下，债务人为清偿债务而交付票据时，基础法律关系中债务与票据债务同时并存；（２）票据债务不履行，基础法律关系中债务不消灭，只有当票据权利实现时基础法律关系中的债务才随之消灭。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01民终9182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企业法人解散的，依法清算并注销前，以该企业法人为当事人；未依法清算即被注销的，以该企业法人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为当事人。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芳鑫源公司于2019年7月29日未经清算即注销，依据前述法律规定，该公司的股东罗××１、罗××２、孔××作为当事人参加本案二审诉讼，并无不当。海外建筑公司关于罗××１、罗××２、孔××主体不适格的上诉意见，明显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贴现系指业汇票的持票人在汇票到期日前，为了取得资金贴付一定利息将票据权利转让给金融机构的票据行为，是金融机构向持票人融通资金的一种方式。2009年10月16日施行的《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贴现是指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前，将票据权利背书转让给金融机构，由其扣除一定利息后，将约定金额支付给持票人的票据行为。由上述规定可知，可以进行票据贴现的主体为金融机构。票据贴现业务为特许经营业务，未经许可，其他主体不能经营票据贴现业务。本案中，罗××１、罗××２、孔××向海外建筑公司主张票据损害责任，前提条件是芳鑫源公司系案涉汇票的合法持票人。根据在案证据及查明事实，案涉票据系芳鑫源公司以民间贴现方式从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的案外人黄××处获得，该行为违反了国家关于金融业务特许经营的强制性规定，危害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违背公序良俗"，应当认定无效。芳鑫源公司并不能据此获得案涉汇票的票据权利。罗××１、罗××２、孔××向海外建筑公司主张票据损害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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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7)京0101行初260号
【裁判摘要】法院在审理工伤认定案件中，如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案件事实的调查已无裁量空间可以直接判令行政机关作出是否属于工伤的工伤认定决定——结合两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调查情况以及本院对案件基本事实的上述分析，本院认为，被告甘肃人社厅现对本案事实的调查已无裁量空间，对邓××的死亡认定为视同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条件齐备，被告甘肃人社厅应当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对邓××的死亡认定为视同工伤。原告王××关于撤销08号决定并责令被告甘肃人社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结论，依法认定邓××在2015年1月13日的死亡为视同工伤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判决如下：．．．．．．二、责令被告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对原告王××之夫邓××的死亡认定为视同工伤，并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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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闽01民终8876号
【裁判摘要】（１）被挂靠人不承担向挂靠人支付工程折价款的义务；（２）发包人对挂靠人无约定和法定付款义务；（３）挂靠人仅有权请求被挂靠人参照挂靠协议约定向其转付从发包人处收取的工程款；（４）若发包人的特定行为使得层层转付工程款的流程受阻，在被挂靠人同意的情况下，为避免讼累，可判令发包人径行向挂靠人支付工程款。——一审法院认定张××与协胜公司之间系挂靠关系，二者之间的挂靠协议无效，并已就此充分说理，本院均认同，理由不再赘述。……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恒兴公司在与协胜公司签订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对协胜公司与张××之间借用资质的挂靠关系是知悉的，故恒兴公司的合同相对人仍然是协胜公司，恒兴公司和协胜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法有效。．．．．．．第一，关于协胜公司是否有付款义务问题。首先，参照协胜公司与张××之约定，协胜公司应将收到恒兴公司款项及时转付张××。其次，就“在恒兴公司未向协胜公司付款的情况下，张××是否有权要求协胜公司向其支付工程款”的问题，本院注意到以下几点：一则，如前所述，张××与协胜公司之间系借用资质的挂靠关系，而非转包关系，张××在借用资质时即与协胜公司商定协胜公司仅需转付工程款，而不负有在未收到恒兴公司工程款情况下，向张××垫付工程款的义务，该工程最终盈亏风险均由张××自担。故此种转付约定，并非协胜公司为转嫁风险形成，一审就此相应论述，与在案证据相悖，本院予以指正。．．．．．．综上，本案中协胜公司对张××不负有法定或约定的垫付工程款义务，协胜公司应当将其收取的款项扣除税费和管理费后向张××支付。第二关于恒兴公司对张××是否有付款义务的问题。如前所述，恒兴公司合同相对方为协胜公司，其应当依约向协胜公司支付工程款。．．．．．．现张××撤场至今已四年有余，协胜公司、张××施工成果实际被恒兴公司接收，协胜公司亦在诉讼中明确表示同意在扣减管理费后由恒兴公司直接向张××支付未付工程款，在此情况下，为避免各方讼累，本院判令恒兴公司就未向协胜公司支付的工程款，直接向张××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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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十大典型案例之九：市政中心与×××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财政评审结论是否应作为建设工程造价结算依据
【裁判要旨】以财政评审结论作为工程造价结算依据，应严格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只有在双方明确约定以财政评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的情况下，才能将其作为认定工程造价的依据。同时，财政评审结论作为民事诉讼证据，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亦需经人民法院审查后，方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若有证据证明财政评审结论违反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当事人申请对工程造价争议部分进行鉴定的，应予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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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41号
【裁判摘要】名为工程内部承包实为非法转包合同无效——2002年8月12日，东方开发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与东方建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欧洲新城二期G区住宅及地下车库发包给东方建筑公司，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随后，杨××及其项目部与东方建筑公司签订的《工程内部承包合同》，是东方建筑公司将从东方开发公司承包的涉案工程交给杨××项目部实际施工，并以东方建筑公司的名义使用该公司资质对外施工，东方建筑公司不履行施工义务，只收取工程造价的10%（含营业税3.4%）的管理费。东方建筑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杨××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杨××项目部系为了涉案工程临时设立的组织。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的规定，承包建设工程应当依法进行，法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杨××项目部与东方建筑公司签订的《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名为承包，实为转包关系，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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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苏05执复109号
【裁判摘要】被执行人未履行交付工程资料和配合完成工程验收和竣工备案的义务，通过房屋质量检测和鉴定完成验收和竣工备案手续——首先，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就本案而言，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未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交付工程资料、配合通过专项验收、竣工备案的法律义务，由此昆山市超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执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在执行法院规定的履行期间内，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仍未及时履行义务，故执行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并无不当。两被执行人复议主张的需要整理资料、涉及另案诉讼的原因，并不能成为其怠于履行生效判决的正当理由，该复议主张不能成立。同时，两被执人也未提供证据表明在其他案件中向申请执行人昆山市超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交付了生效判决认定的工程资料，亦未提供证据表明系昆山市超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原因造成工程无法验收和备案，故对于两被执行人认为已经完全履行生效判决的复议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根据法律规定，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行为义务，法院可以委托有关单位或他人完成，因完成义务而发生的费用应由被执人承担。由于本案两被执行人一直未履行交付工程资料和配合完成工程验收和竣工备案的义务，为此经执行法院协调有关单位后通过相关资质机构对案涉工程进行房屋质量检测和鉴定，进而使得申请执行人昆山市超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完成案涉工程的验收和竣工备案手续。由此，就上述房屋工程质量检测和鉴定所产生的费用，系应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未能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产生，依法应当由两被执行人承担。因上述费用系申请执行人昆山市超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先行垫付，故执行法院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向两被执行人进行强制执行亦无不当。同时，本案所涉法律关系的性质实际属于行为义务代履行所产生的费用负担问题，并且已经生效的（2014）苏民终字第4310号民事裁定明确确认应执行程序中审查确认该费用负担主体，故本案并不存在改变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义务问题，两被上诉人该复议主张亦不能成立。最后，本案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并不存在严重违法情形，两被执行人主张认为执行法院程序违法的复议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施工合同、开工报告及施工许可证载明开工日期不一致的，应当以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的实际开工日期优先作为计算工期起始日期。
摘要2：【注解】承包人进场施工日期与施工许可证记载开工日期不一致时如何认定工期起算点？——（１）施工许可证是一个行政许可的行为，仅凭施工许可证认定开工日期与客观事实不符；（２）《建筑法》第６４条关于施工许可证的规定属于建设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范围，对开工日期并不必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３）只有在无其他证据证明承包人实际进场施工的情形下，才可以将施工许可证作为认定开工日期的唯一依据。——参考案例：《青海方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青海隆豪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32号
【裁判摘要１】发包人擅自使用建设工程不影响最终验收通过日期为竣工日期——涉案工程竣工日期应认定为2014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二）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三）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由此可知，在建设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情况下，应当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在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情况下，才应当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涉案工程虽然从2014年1月2日开始进行了部分实际使用，但在2014年4月28日才竣工验收合格，并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共同出具了《工程竣工报告》、《单位工程验收证明》，依法应当以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即2014年4月28日为竣工日期。原审判决在该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情况下，以工程转移占有之日为竣工日期的认定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２】安泰公司已经放弃涉案工程的优先受偿权。第一，安泰公司已放弃了涉案工程优先受偿权。本案中，安泰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明确载明，无论嘉合公司现在及以后是否欠付安泰公司在建工程的工程款，其自愿放弃上述《抵押合同》中约定的在建工程的优先受偿权。本承诺书一经签发不可撤销。该《承诺书》是安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安泰公司上诉称该《承诺书》是为了嘉合公司取得贷款作出的，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其作为专业建筑企业，应当知道出具《承诺书》的法律后果，而且，其也没有证据证明在出具《承诺书》时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形，应当为出具《承诺书》的行为负责。因此，安泰公司该项上诉请求，证据不足，不应支持。安泰公司上诉主张该《承诺书》是其针对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出具的，并不是针对嘉合公司、恒源公司出具的，该《承诺书》对嘉合公司、恒源公司不产生效力。但嘉合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建设单位，该《承诺书》也明确载明承诺对象包含嘉合公司，《承诺书》一经作出，即对嘉合公司产生效力。
摘要2：（续）在安泰公司明确放弃优先受偿权之后，再次提起诉讼主张涉案工程优先受偿权，违反了《承诺书》的约定，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依法不应支持。第二，安泰公司放弃优先受偿权不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是法律赋予建设工程施工人的法定权利，属于具有担保性质的民事财产权利。作为民事财产权利，权利人当然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行使，当然也应当允许其通过约定放弃。而且，放弃优先受偿权并不必然侵害建设工程承包人或建筑工人的合法权益，承包人或建筑工人的合法权益还可通过其他途径的保障予以实现。因此，安泰公司关于优先受偿权属于法定权利，不能通过约定放弃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应支持。需要强调的是，本案安泰公司已经明确放弃了涉案工程的优先受偿权，其优先受偿权已不复存在，也就不存在是否能够对抗恒源公司债权的问题。嘉合公司答辩时虽对原审判决的工程款利息及违约金提出异议，但其并未对此提起上诉，该问题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本院依法不予审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455号
【裁判摘要１】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程停工，且停工期限超出约定的质保金期限的，发包人应当返还质量保证金——质保金是否应当退还｜文泰公司认为，案涉工程至今没有竣工验收，质保金不满足合同约定的退还条件，不应退还。本院认为，案涉工程因文泰公司未依约对宇洪公司报送的工程资料进行签证、未及时支付进度款等违约行为而于2013年8月停工，至今已七年之久，已远远超过案涉工程质保期限，且文泰公司已经进入破产重整，如再以竣工验收为条件扣留宇洪公司质保金显然不合理，故一审法院认定文泰公司应向宇洪公司返还质保金70.3万元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关于宇洪公司是否享有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及优先受偿权范围的问题｜案涉工程停工后，双方未对工程价款进行结算，案涉工程造价系在诉讼中通过司法鉴定确定，宇洪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未超过司法解释规定的期限，宇洪公司对其施工的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在尚欠工程价款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摘要2：【裁判摘要３】工期延误并非承包人的原因造成，承包人不承担工期延误违约责任｜工程存在初步设计与实际施工情况差异较大、工程量增加、发包人资金不到位等影响施工进度的因素，且监理确认了承包人关于工期延误期时长及损失赔偿的报告单，承包人不承担工程延误责任——文泰公司主张宇洪公司违反合同约定逾期报送设计图纸、逾期施工建设，应承担工期延误违约金。本院认为，双方之间的《工程承包合同》中并未约定提供施工设计图纸系承包人宇洪公司的义务，且从宇洪公司提交的有监理及发包人代表签字的报告单等证据来看，案涉工程存在初步设计与实际施工情况差异较大、装机容量增加、业主资金不到位等影响施工进度的因素，且监理对宇洪公司关于工期延期时长及损失赔偿的报告单进行了确认，由此可见工期延误并非宇洪公司的原因造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一款“当事人约定顺延工期应当经发包人或者监理人签证等方式确认，承包人虽未取得工期顺延的确认，但能够证明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向发包人或者监理人申请过工期顺延且顺延事由符合合同约定，承包人以此为由主张工期顺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文泰公司要求宇洪公司承担工期延误的违约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920号
【裁判摘要】发包人对工程未经竣工验收擅自使用，只是推定工程质量合格，并不能免除承包人对工程质量保修义务，发包人有权按照约定在欠付工程款中扣除保证金——关于工程价款中是否应当扣除1%质保金的问题｜东阳三建对保修期自2015年4月30日起算无异议。根据《烟台经纬广场施工总承包合同》专用条款第26.3条约定，至2020年4月30日，剩余的1%质保金全部到期，对此，烟台经纬亦予以认可。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为避免当事人诉累，本院认定，在计算案涉工程总价款时，不再扣除质保金。当然，是否扣除质保金不影响施工人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质量承担保修责任，如烟台经纬有证据证明东阳三建施工的工程出现质量问题，自可另行主张权利。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浙民再158号
【裁判摘要】单以配偶对借款知情不足以认定系夫妻共同债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债务是否应认定为金×、李×的夫妻共同债务。．．．．．．具体到本案，本案并不存在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情形；金×所借120万元已经远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债权人郑××也不主张相关借款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和夫妻共同生活；就案涉借款有无用于共同生产经营问题，因案涉借款汇入金×账户后即转至第三人账户，本案并无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直接用于李×的生产经营或者其他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也没有证据证明存在金×单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且李×分享经营收益的情形，单以出借人、保证人陈述所称“金×以资金周转为由向其所借”以及“李×对于本案借款也是知情的”不足以认定案涉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二审判决论理与夫妻债务司法解释确立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不符，案涉债务不应认定为金×、李×的夫妻共同债务，而应认定为金珊×的个人债务，并由提供连带保证的余××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491号
【裁判摘要】（１）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能够客观反映工程造价，另一方既不同意重新鉴定也无相反证据推翻可以作为定案依据；（２）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法院也可以传唤鉴定人到庭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询，并就有关鉴定事项进行了说明——关于涉案工程价款的确认问题。鸿达公司对涉案工程进行施工后，科源公司未及时与其进行结算，鸿达公司自行委托鉴定机构就涉案工程造价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依据鸿达公司提供的案涉工程图纸、《劳务分包合同》、《现场签证审批单》、《工程审极现场查勘底稿》、工程联系单等材料做出了鉴定意见。鸿达公司将提供给鉴定机构的材料,(除施工图纸外)已全部向一审法院提交,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二审法院传唤鉴定人到庭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询，并就有关鉴定事项进行了说明。经法院释明，科源公司不同意重新鉴定，亦无相反证据推翻鉴定意见，鉴定机构据实鉴定，鉴定意见能够客观反映工程造价，故原审法院按照鉴定意见认定本案工程各部分造价，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新民再227号
【裁判摘要】关于路巡公司是否构成欺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路巡公司收购并销售案涉车辆，黄×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案涉车辆，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路巡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是处理本案的核心和基础。欺诈一般是指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在当下二手车市场中，交易较为混乱的情形时有发生，让消费者承担证明销售者存在故意欺诈的全部责任，不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立法目的不符，亦无法督促市场经营者诚信、敬业经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参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的规定，消费者具有知情权，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存在“以次充好”“以虚假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的”“不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等情况时，一般可以认定属于欺诈消费者行为，除非经营者可以证明消费者在购买该商品或者接受该服务前已经知道其存在瑕疵，或者经营者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能够证明自身不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商品或服务存在的缺陷的情形。销售者对商品做出承诺，消费者购买后发现商品存在瑕疵，与销售者的承诺不符，此时销售者仅表示其对该瑕疵不知情，不能因此认定销售者不存在欺诈行为。销售者做出虚假承诺是否出于故意，是否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相关瑕疵的情形，应根据该瑕疵是否属于合理的注意义务范围之内，如瑕疵的隐蔽情况、发现难度、重要性等因素，结合全案事实进行综合认定。如果属于销售者应当知道的情形，其又做出虚假承诺，则应据此推定销售者的相关行为构成欺诈。最高人民法院17号指导性案例：张莉诉北京合力华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买
摘要2：（续）卖合同纠纷一案亦指出，销售者不能证明已履行告知义务且得到消费者认可的，构成销售欺诈，消费者要求销售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具体到本案中，首先，路巡公司在与黄×签订的《二手车买卖合同书》中明确载明“甲方保证此车无事故(翻车、重大碰撞)……购车公里数85604-105604”。而根据原审查明事实，该车辆于2014年5月8日、2019年10月4日进行了两次事故维修。2019年10月4日进行事故维修时的里程数为196323公里，上述情况特别是车辆的实际里程数与路巡公司在销售时的承诺差别巨大，不属于轻微瑕疵，必然将影响黄×签订案涉合同的真实意愿，路巡公司的相关销售承诺已属于以虚假的商品说明的方式销售商品。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安部、工商总局、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二手车经营活动或者与二手车相关的活动，适用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二手车卖方应当向买方提供车辆的使用、修理、事故、检验以及是否办理抵押登记、交纳税费、报废期等真实情况和信息。买方购买的车辆如因卖方隐瞒和欺诈不能办理转移登记，卖方应当无条件接受退车，并退还购车款等费用。”上述两次事故维修均在4S店进行，路巡公司出售案涉车辆前在任何一个品牌授权的4S店均可对车辆的行驶里程、维修记录进行核实，属于其作为经营者的合理义务和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基本义务，特别是路巡公司在销售时还进行了专门的承诺。路巡公司是否具备二手车辆买卖的资质，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不属于免除或减轻其以二手车销售者身份从事相关经营行为时所应当承担责任的正当事由，不能以此为由免除其作为出卖方向黄×负有的，披露所销售的二手车的维修记录、行驶里程等车辆重要参数的真实信息的义务。最后，虽然路巡公司在二审中提交证据证明，案涉车辆系马雪涛于2019年11月26日从他人手中购买，但并不足以证明其向黄×销售案涉车辆时对实际里程数不知情，其亦未提供证据对所承诺的汽车里程数等情况已进行了合理的检测后，仍未发现相关问题，即路巡公司未能证明其不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案涉车辆里程数的虚假情况。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539号
【裁判摘要】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原为重庆一建公司诉亚东房产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并根据衡××的申请，追加其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亚东房产公司在一审时提出，因重庆一建公司和衡××都提出支付工程款的请求，其面临两方向其主张权利的情形，但其只能支付一份剩余的工程款和利息，如果重庆一建公司明确表示放弃,其对衡××所主张的余下的工程款请求权无异议。为此，重庆一建公司申请撤回对亚东房产公司的起诉，并在撤诉申请书中载明，鉴于衡××作为实际施工人参与亚东房产公司案涉工程的招投标，并取得该工程的施工，其与亚东房产公司所签施工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均由衡××享有承担,在诉讼中已将所签施工合同项下剩余的工程款、利息等全部债权再次转让给了衡××；亚东房产公司反诉重庆一建公司赔偿损失，衡××在庭审中同意由其承担，亚东房产公司在庭审中也同意向衡××主张。可见，重庆一建公司将其与亚东房产公司所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转让给衡××，由衡××直接向亚东房产公司主张权利，且亚东房产公司对此予以认可。因此，依据重庆一建公司与亚东房产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四川亚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紫钻时代”4号、5号、6号楼及相对应地下室建筑工程补充协议》、备忘录、竣工验收报告、施工过程中的技术核定单、往来文件、鉴定书等相关证据材料，一审判决亚东房产公司向衡××支付工程款、管理和配合费、停窝工损失、质保金、逾期支付工程进度款的利息以及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的利息等费用，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8139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本案中，被申请人以再审申请人建设洗车房未取得相关部门的审批手续为由，向其作出被诉限期拆除通知书。再审申请人在诉讼过程中虽提交了小区洗车场用地承包协议书、租金收据等材料，但并未提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证明涉案建筑系合法建筑的相关证据。原审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起诉，结果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8139号
【裁判摘要】（１）征收房屋行为直接针对的是房屋所有权人；（２）但如因强拆行为侵犯了承租人或其他合法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应当认定承租人或其他合法使用权人与该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应当是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可见，除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样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补偿的对象是被征收人即房屋所有权人。通常来说，征收房屋行为导致房屋所有权的丧失，征收行为直接针对的是房屋所有权人。但如因强拆行为侵犯了承租人或其他合法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应当认定承租人或其他合法使用权人与该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前述证据证明，在涉案房屋被拆除时，王××系案涉房屋的合法使用权人。再审审查中，惠济区政府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王××居住房屋内的财产进行了清点，未经法定程序即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直接对王××的财产权产生了实际影响。因此，王××与被诉强制拆除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王××的起诉符合条件。原裁定以王××不是房屋所有权人为由驳回其起诉，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754号
【裁判摘要１】案涉工程为商品住宅项目，根椐2000年5月1日施行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2018年6月1日废止）第三条第五项的规定，商品住宅项目属于必须进行招标的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但是，根据2018年6月1日施行的《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及《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的规定》，案涉工程不再属于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2011年8月29日凯元公司与中天公司签订的两份《施工协议书》，虽然属于没有经过招标而签订合同的情形，但是由于在一审过程中，国家关于必须招标工程项目的范围规定发生了变化，案涉工程已不再属于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因此，一审判决认定2011年8月29日凯元公司与中天公司自愿签订并实际履行的两份《施工协议书》有效，并无不当。当事人对此亦无异议。
【裁判摘要２】发包方能否诉请承包人交付完整施工技术资料并配合竣工验收？——关于中天公司应否交付完整的施工技术资料及配合验收的问题……因案涉工程一直未依法定程序完成竣工验收，中天公司作为施工单位即负有向建设单位提供完整的施工技术资料并配合建设单位组织的竣工验收工作的义务。中天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凯元公司交付了完整的施工技术资料，因此，一审判决中天公司向凯元公司交付案涉工程施工技术资料并配合竣工验收，既有合同依据，也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四、中天公司在15日内向凯元公司交付完整的技术资料三套，并在凯元公司组织竣工验收时予以配合；）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当事人对补偿款用途约定不明，应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由付款方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补偿用途；（２）如付款方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补偿款用途的，则对其要求返还补偿款请求不予支持。
解析：
（１）当事人对１２００万元补偿款是否包括对３６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安置费存在争议，在合同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
（２）如付款方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1200万元补偿款包括对３６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安置费用，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对其要求返还补偿款的请求不予支持；
（３）法院基于合同目的认定１２００万元补偿款应包括对３６户职工宿舍楼拆迁安置费，显属对合同目的的片面解释，在逻辑上不能周延。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监51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200万元补偿费是否包括对36户职工宿舍楼搬迁的安置费用问题。2010年4月1日，牟××与鑫龙公司签订《协议书》，对鑫龙公司于2008年3月26日竞价拍得原棉纺织厂土地及房产一宗后，就75亩土地开发建设事宜作了约定。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1、该宗土地的开发建设手续必须以鑫龙公司名义办理，以确保政府给予鑫龙公司的职工安置费政策得以兑现；3、本协议签订的同时牟××付给鑫龙公司补偿费1200万元，鑫龙公司协助牟维飞将土地过户给“龙口市鑫龙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牟××按政府政策将款项付给鑫龙公司后法定代表人变回；4、牟××按约定付给甲方补偿费后，2010年9月底前拆迁完毕。从上述《协议书》的表述看，牟××与鑫龙公司就案涉土地和房产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尤其是第三条关于“本协议签订的同时牟××付给鑫龙公司补偿费1200万元，鑫龙公司协助牟××将土地过户给‘龙口市鑫龙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牟××按政府政策将款项付给鑫龙公司后法定代表人变回”的约定，该约定并未明确鑫龙公司负责拆迁该宿舍楼。牟××作为一审原告，有责任对其主张刘××等返还1200万元补偿款提供证据，在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1200万元的对价是鑫龙公司对案涉宿舍楼完成拆迁的情况下，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原审判决基于错误的举证责任分配得出的事实认定是不正确的。
【解读】申诉人刘××、孙××、李××、姜××、蒋××、陈××、刘××、刘××、张××因与被申诉人牟××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东高院）（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作出（2015）民申字第34号民事裁定书，指令山东高院再审本案。山东高院作出（2015）鲁民再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维持（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刘××等人仍不服，向本院申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综上，申诉人刘××、孙××、李××、姜××、蒋××、陈××、刘××、刘××、张××的申诉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提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闽行终82号
【裁判摘要】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的申请，应当符合“申请人与争议的土地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受理条件，否则调查处理机关将不予受理——《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申请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申请人与争议的土地有直接利害关系；……”据此，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的申请，应当符合“申请人与争议的土地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受理条件，否则调查处理机关将不予受理。本案中，上诉人申请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的地块，系上诉人父母林××、李××于1989年11月8日与夏××订立《立卖断契》购房取得权利。此后，上诉人的父母又于1990年9月11日与颜××订立《立卖断契》将涉案房地产转让给颜××。1990年的《立卖断契》与1989年的《立卖断契》对所卖房屋四至范围的界定是一致的，且1990年的《立卖断契》已经生效的（2012）鼎民初字第51号和（2014）宁民终字第593号民事判决确认为合法有效，同时，生效的（2012）鼎行初字第15号和（2015）宁行终字第22号行政裁定也认为上诉人的父母与有关部门就颜××转卖涉案房屋的登记行为没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因此，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的父母和作为继承人的上诉人与争议地块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上诉人提出的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申请，不符合《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受理条件，被上诉人福鼎市人民政府不予受理上诉人的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申请，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承包人紧急情况下进行了紧急施工，事后补签的签证应视为发包人对施工过程中发生的签证施工行为的追认，只要签证单内容真实应当认定其效力；（２）发包方离职人员事后补签的签证，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应认定具有签证效力：补签离职人员在履职时具有签证确认权限、承包人对实际施工日不申请工程签证确认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供证据证明、承包人举证证明工程签证单所记载的实施客观存在。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004号
【裁判摘要】“因发包人原因导致的工程缓建，承包人不收取停、窝工费，并自愿放弃向发包人索赔的权利”排除适用条款有效——两江房地产公司应否赔偿巨杉园林公司工程管理费损失。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4条约定，合同价款为闭口包干价1460万元，其包括的项目中含有管理费等可预见及不可预见的费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6.6条约定，因发包人原因导致的工程缓建，承包人不收取停、窝工费，并自愿放弃向发包人索赔的权利；本工程因发包人原因停建，在发包人书面通知承包人后，所产生一切费用及相关损失发包人不再承担。发包人书面通知前所产生的费用按本合同约定办理结算。根据前述约定，即使本案存在因两江房地产公司原因导致的工期延误的事实，在双方未达成赔付损失协议的情况下，巨杉园林公司向两江房地产公司主张工程管理费损失缺乏合同约定。巨杉园林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其请求为两江房地产公司未按期移交施工场地导致工期延误损失，而并非工程停缓建所造成停工费、窝工费，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不足，不应予以支持。巨杉园林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6.6条为格式条款和违反《合同法》规定而无效。本院认为，格式条款系指一方当事人事先制定好的其内容未经双方当事人讨论的合同条款，其签约对象具有广泛性和不特定性，一方面巨杉园林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足以证明案涉合同条款为格式条款，另一方面双方当事人为平等民事主体，巨杉园林公司为专业公司，应该具有签约时商业风险判断能力，其也并未在合理期间内对其认为显失公平的合同条款提出变更或撤销的救济。另外，《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三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供原材料、设备、场地、资金、技术资料的，承包人可以顺延工程日期，并有权要求赔偿停工、窝工等损失。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因发包人的原因致使工程中途停建、缓建的，发包人应当采取措施弥补或者减少损失，赔偿承包人因此造成的停工、窝工、倒运、机械设备调迁、材料和构件积压等损失和实际费用。但该两条规定并非确认合同效力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巨杉园林公司该项主张法律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沪01民终3656号
【案号】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工程款结算应直接以建善公司提供的结算资料为准还是通过委托审价确定工程造价。系争施工合同第6.3条约定，工程竣工验收后，建善公司提交工程结算并将有关资料送达澳淦公司，澳淦公司自接到上述资料20天内审价完毕，到期未提出异议，视为同意。从文意理解，系对6.2条“工程竣工审计后付款”作出补充说明，以明确如何启动审计程序及限定审计期限，防止业主方怠于履行结算义务，条款之间并不存在冲突，故对于澳淦公司认为6.3条系格式条款不应适用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鉴于建善公司已按约将系争工程的结算资料交付澳淦公司，且澳淦公司亦确认均已签收，在其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在约定期限内曾对上述结算资料提出异议或委托案外人进行工程审计的情况下，应视为澳淦公司认可结算文件。原审法院据此根据结算文件之内容认定工程款以及相应的逾期付款滞纳金合法有据，应予维持；澳淦公司坚持要求进行审价的上诉请求，显然违背双方合同之约定，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闽行终654号
【裁判摘要】集体土地及其上房屋承租人作为集体土地的实际使用人对案集体土地征收引起的行政补偿行为有权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对于大运公司是否具有本案原告资格的问题，不应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等规定为参照，而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可见，行政诉讼原告应当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案中，福州市人民政府的征收行为引起了对涉案被征收房屋价值、搬迁费用和停产停业损失等的行政补偿行为，该行政补偿行为正是大运公司起诉请求福州市人民政府履行的行政行为，即被诉行政行为。根据本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租赁合同》等证据，涉案被征收房屋属用于经营的房屋，其由大运公司承租用作住所，且用于生产经营，福州市人民政府对涉案土地和房屋的征收行为造成承租人大运公司搬迁和停产停业等损失，故大运公司与该征收行为所引起的行政补偿行为即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有权诉请给予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或者实际使用人对行政机关作出涉及其使用或实际使用的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本案中，大运公司承租使用涉案集体土地及其上房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是涉案集体土地的实际使用人，福州市人民政府的征收行为涉及该集体土地，故对于因涉案集体土地征收引起的行政补偿行为，作为土地实际使用人的大运公司根据该条司法解释的规定，亦有权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从本案事实看，大运公司与先锋公司解除《租赁合同》的主要原因在于福州市人民政府对涉案土地的征收行为，而福州市人民政府作出该征收行为之时，大运公司还是涉案被征收土地及其上房屋的承租人。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租赁合同》已于2013年12月解除，大运公司不再是承租人而无权请求补偿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先锋公司和先锋村虽认可收到福州市人民政府的补偿款6152万元，但主张该补偿款不包括拆迁奖励、停产停业损失等，且没有证据表明大运公司取得拆迁和停产停业等损失的补偿。而且，《租赁合同》未约定涉案房屋补偿问题，大运公司也曾以先锋公司为被告提起租赁合同诉讼，
摘要2：（续）请求解除《租赁合同》并赔偿损失，但未获审理法院支持。综上，大运公司有权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请求福州市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具有本案原告资格。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443号
【裁判摘要１】合同解除应支付全部工程款——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力新公司按照工程进度向达鑫公司支付工程款，这是双方基于正常履行合同而作出的互利约定，即力新公司通过预留部分工程款加强对达鑫公司后续施工的督促，达鑫公司亦可在后续履约过程中逐渐收回施工成本。但在合同解除后，达鑫公司已无后续施工的可能，力新公司无督促之必要，达鑫公司也无法通过后续施工收回施工成本，力新公司主张仍以合同约定的方式按施工进度付款，已无事实基础，对达鑫公司也有失公平。据此，二审判决力新公司支付全部工程款，达鑫公司交付全部工程内页资料，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确有因场外高压线路施工、电梯图纸设计调整、设计的外墙粉刷材料和部分门窗玻璃种类等与预算清单不符、暴雨等影响达鑫公司施工进度，只因达鑫公司未按约办理工期签证而无法计算实际顺延天数。但并不是只有工期签证单才是确定工期顺延天数的唯一依据，达鑫公司有其他证据证明顺延天数的，人民法院仍可予以确认。故二审法院根据达鑫公司2013年1月24日、2013年4月21日和2013年5月6日向监理工程师提交的《报告》和工作联系单，认定达鑫公司可顺延102天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19.2条约定，若工程逾期完工交付，达鑫公司应按5000元/天向发包人支付工程逾期违约金，表明双方约定了逾期完工的违约金计算方法。．．．．．．力新公司主张其因逾期完工所受损失达1475.5577万元，要求达鑫公司予以赔偿。．．．．．．力新公司称其损失包括经营管理成本2701039.98元、监理费422133.33元、广告宣传费57000元、商品房价格下跌损失5112328.7元、商品房未能销售导致资金无法收回的利息损失6480927.11元、借款利息39147.95元等。但是，经营管理成本、广告投入和借款利息，属力新公司为自身经营需要而支出的固有成本，与达鑫公司无关；商品房销售收入受制于海景花园项目的自有品质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是达鑫公司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的损失。因此，二审判决按照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方法，根据达鑫公司至合同解除时的实际逾期天数计算违约金，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追索权是指在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或者在汇票到期日之前有法定情况出现，持票人在依法行使或保全票据权利后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请求偿还汇票金额、利息以及取得有关拒绝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的权利。
【目录】追索权类型；追索权行使；追索权丧失；拒绝事由通知；追索权效力；追索权限制；追索权客体（追索权金额）；再追索；被追索人清偿债务效力
【注解１】票据追索权纠纷申请追加未被追索的汇票债务人为第三人不予支持。——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895号《吉林集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里国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注解２】放弃追索权的约定在合同当事人之间有效——（１）票据后手承诺对直接前手及其指定的前手放弃追索权，持票人仍享有对其前手的起诉权，前手也可依据双方约定免追索的合同关系进行抗辩，法院应依据双方的合同关系作出裁判；（２）持票人与前手达成免追索协议，不影响持票人基于基础合同关系向其相对人主张其他民事责任，法院依据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作出裁判。
【注解３】法院支持票据利息按照《商业汇票贴现协议》的约定的利息计算之案例。——参考案例：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鲁民终189号
【注解４】仅有持票人出具的清偿票据款证明而未提供银行付款凭证即足以证明被追索人已经向持票人支付了票据款本息，被追索人可据此行使再追索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718号
【注解５】（１）直接前手依基础法律关系向持票人清偿债务后享有票据再追索权。——参考案例：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豫04民终3109号；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皖0181民初6642号；（２）持票人依基础法律关系向后手清偿债务并取回票据后享有票据再追索权。——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3民终11273号
【注解６】持票人行使票据追索权如何确定追索对象？｜持票人在行使汇票追索权时可以追索的对象包括（其中数人或全体行使追索权）（１）出票人、（２）背书人、（３）承兑人、（４）保证人。——参考案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闽民申1847号
摘要2：【注解７】（１）行使票据请求权时持票人对于被告人选、数量具有选择，可以选择就一个或者多个票据债务人行使追索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49号；（２）被追索人付款之后取得票据权利，可以继续对其前手行使票据追索权，可以选择将票据的背书人、出票人、保证人等汇票债务人中一人或数人列为被告.）——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1民终3643号
【注解８】（１）追索权人向背书人行使追索权，被告要求追加出票人（非必要共同诉讼人）为第三人不予准许。——参考案例：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渝0109民初11062号；（２）原告未将出票人列为被告的票据追索权之诉中被告申请追加出票人为第三人不予支持。——参考案例：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0109民初5024号；（３）原则上出票人系最终票据义务承担者，案件处理结果与出票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应当追加出票人为第三人。——参考案例：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鲁0105民初10474号之一
【注解９】票据前手是分公司，持票人将票据前手的分公司和不是票据当事人的母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要求两者承担付款义务，仅支持持票人对母公司的诉讼请求。——参考案例：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浙04民终3462号；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鲁02民终824号
【注解１０】前手系一人公司，持票人有权将该前手股东列为共同被告；如该股东不能证明一人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其应当与该一人公司连带承担票据责任。——参考案例：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黔01民终12530号
【注解１１】电子商业汇票操作固定证据方式｜（１）公证操作过程——参考案例：河南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1民终11897号；（２）使用可信时间戳记录全过程——参考案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桂1421民初1863号、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豫16民终1420号；（３）申请法院向上海票据交易所股份有效公司调取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后台数据——参考案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新01民终1160号
摘要1：【案号】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赣01民终2721号
【裁判摘要】商业承兑汇票签章与银行预留印签不一致不是商业汇票无效的法定情形，不因签章不一致而否定商业汇票本身法律效力——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被伪造签章者不承担票据责任”，适用该条款从而免除票据责任应当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充分证据证明票据上签章系被伪造；二是被伪造签章者不存在过错。纵观本案，首先，上诉人中建六局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铁岭市公安局印文检验意见书以证明案涉票据上中建六局相关印章系伪造，然而，中建六局印章发生过更换，即表明其印章不具备唯一性，故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案涉票据上签章系伪造；其次，．．．．．．故如果涉案票据上签章系伪造，中建六局对此应存在过错。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于某某构成表见代理及中建六局应在本案中承担票据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中建六局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中建六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一审被告南昌远祥科技有限公司、一审被告武汉广盟物贸有限公司票据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
【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赣民申594号
摘要1：【案号】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赣01民再23号
【裁判摘要】承兑区别于兑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承兑是指汇票付款人承诺在汇票到期日支付汇票金额的票据行为。”民生银行所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对案涉汇票进行“承兑的日期”（即案涉主债务发生日）系2013年7月17日，发生在普莱特公司授信额度有效期限内，属于案涉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故案涉汇票的承兑日期应为银行对案涉汇票加盖“本票已承兑，到期日由本行付款”印章之时，也就是该两张汇票出票日2013年7月17日，民生银行南昌分行营业部在此时做出了承兑的意思表示，与持票人形成了汇票到期日见票即付的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故本日应为案涉汇票的实际承兑之日，本案原审判决错误地将汇票兑付的日期，即2014年1月17日认定为案涉汇票的承兑日属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的两张汇票的承兑日期在2013年7月17日，故这两张汇票是依据授信合同的约定，已经在授信期限内进行了承兑，并非原审所认定的案涉汇票的承兑日期超过了约定的授信期限。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