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房屋登记机构提供复印件、复制件是否具有证据效力？
摘要1：解读：房屋登记机构不保管原件的情况下，房屋登记机构提交与原件核对一致的复印件、复制件并作出说明，该复印件、复制件具有证据效力（具有证据可采性）——(１)推定房屋登记机构留存的复印件、复制件与原件一致；（２）当事人如要推翻房屋登记机构的复印件、复制件应当提供证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812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履行审慎合理的审查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特定活动，依法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第三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根据前述规定，在行政许可中，尽管申请人应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但行政机关亦负有对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的义务；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还应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相应的核查。具体到本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除应当提交申请采伐林木的所有权证书或者使用权证书外，还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提交其他有关证明文件：……（三）个人还应当提交包括采伐林木的地点、面积、树种、株数、蓄积量、更新时间等内容的文件。本案中，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办理涉诉林木采伐许可的相关申请材料系由范正林向勐海县林业局提交，李××、小×、干×等8人作为申请人并未到场。此种情况下，勐海县林业局有义务对范正林是否有李××、小×、干×等8人的授权委托进行相应审查，但勐海县林业局提交的证据中并无李××、小×、干×等8人的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行政许可系依申请作出的行政行为，前述材料的欠缺致使申请人办理林木采伐许可的意思表示存疑，行政机关启动颁证行为亦缺乏事实依据。另，涉诉林木采伐许可申请人为李××、小×、干×等8人，根据前述规定，申请材料中应具有前述8人的林木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材料，但勐海县林业局提供的证据材料中仅有李××、小×、干×3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无其余5人的林木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材料，亦即林木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材料亦不齐全。
摘要2：（续）综上，尽管本案中存在范正林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办理林木采伐许可的情形，但勐海县林业局在申请人本人未到场，又无申请人本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且林木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材料不齐全的情况下，颁发涉诉林木采伐许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未依照法定程序尽到审慎合理的审查义务，颁证行为违法。
【裁判摘要２】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的实质为勐海县林业局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给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在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与他人恶意串通共同违法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与他人违法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应当根据其违法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作用等因素，确定被告的行政赔偿责任；被告已经依照法定程序履行审慎合理的审查职责，因他人行为导致行政许可决定违法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前述规定明确了行政许可中行政行为违法与他人民事侵权交叉混合致使当事人合法权益受损时，行政机关赔偿责任的承担及分摊的基本原则。即：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其他人或组织恶意串通、共同违法、共同侵权情形下的连带赔偿责任；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其他人或组织分别违法、混合过错下的按份责任以及行政机关尽到审慎合理审查义务情形下不承担赔偿责任。具体到本案，勐海县林业局在办理涉诉林木采伐许可中未尽到合理审慎审查义务，存在过错，其违法颁证行为与范正林提供虚假材料申办林木采伐许可及其私自砍伐林木的民事侵权行为共同致使李×财产损失，勐海县林业局应根据其违法行为在损害过程和结果中所起作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5号
摘要1：【裁判摘要】通话录音是否真实举证责任如何分配？——根据张同书申请再审的请求和理由，本案的审查重点为：张××提交的通话录音是否应予采信。根据原判决查明的事实，张××在二审时提交其自称和杜××于2017年7月13日、7月21日和8月19日的手机通话录音，拟证明双方就解除买卖合同及退还定金达成合意。杜××一方质证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通话对象系杜××本人。本案二审中，杜××本人并未参与庭审，即使如张××所称，系由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对通话录音发表质证意见，因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行为的法律后果直接归属于本人，故杜××委托诉讼代理人发表的质证意见，即当认定为杜××的意见。即使杜××亲自参加诉讼其亦可能否认张××提交的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故，张××主张杜××本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未指出录音内容任何不真实或存有其他疑点之处"，即否认该证据，属于有能力质证而拒不质证的情形，本院不予支持。另，杜××一方在质证中不予认可该通话录音，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的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情形。在张××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该通话录音真实性的情况下，原判决未采信该证据并无不当。
摘要2：【注解】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对方对电话录音视听资料质证称该证据无法证明通话对象系其本人而提供电话录音方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该通话录音真实性的情况下对该证据不予采信——（１）原告提交通话录音，拟证明双方就解除合同达成合意。对方质证称该证据无法证明通话对象系被告本人。原告据此认为被告未指出录音内容存在任何疑点即否认该证据，属于有能力质证而拒不质证情形的，法院不应支持该观点。（２））被告在质证中不予认可该通话录音，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5条规定的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情形。在原告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该通话录音真实性的情况下，法院判决未采信该证据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490号
摘要1：【裁判观点】案件管辖问题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审查的范围，人民法院在立案阶段、管辖权异议程序中以及一审开庭前都可以依法予以审查。在管辖权异议阶段，原则上只需审理与建立案件管辖连接点相关的事实。如果与建立管辖连接点相关的事实同时涉及案件实体争议内容的，只需审查案件初步证据是否能够证成一个可争辩的管辖连接点事实即可，一般不对案件实体争议内容作出明确认定。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在答辩期间届满后未应诉答辩，人民法院在一审开庭前，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根据上述规定，案件属于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是法定起诉条件之一；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应当审查并作出裁定；当事人在答辩期间届满后未应诉答辩，人民法院在一审开庭前，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因此，案件管辖问题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审查的范围，人民法院在立案阶段、管辖权异议程序中以及一审开庭前都可以依法予以审查。
摘要2：【裁判摘要２】在管辖权异议程序中，对于被告是否适格，应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其是否属于应予审查的情形。当部分被告是否适格并不影响受诉人民法院对案件的管辖权时，有关其是否适格的问题，可以等到实体审理阶段进行审查。当部分被告成为确定管辖的连结点，其是否适格直接影响到受诉人民法院对案件的管辖权时，则应在管辖权异议阶段对被告是否适格问题进行审查。在对被告是否适格进行审查时，一般情况下只需有初步证据证明被告与涉案事实存在形式上的关联性，即达到可争辩的程度即可，无需对被告是否构成侵权或违约、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等实体内容进行审查。经审查，如果作为管辖连结点的被告是适格的，则受诉人民法院对案件具有管辖权，案件应当进入实体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23年4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85次会议通过，自2023年9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23〕6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已于2023年4月1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8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3年9月1日起施行。
摘要2：
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赣11民终836号
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债务人主张持票人通过非法手段取得讼争票据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持票人应对持票的合法性举证——本案诉争汇票自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20日出票后，经过多个公司背书，最后由青岛雨洁商贸有限公司、济南奥征本焊材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上诉人忆言公司。本案诉争汇票形式上背书连续，上诉人忆言公司通过背书取得汇票。但被上诉人同欣公司抗辩上诉人忆言公司通过非法手段取得本案诉争汇票。上诉人忆言公司所持汇票的合法性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对此，本院综合分析如下：首先，上诉人忆言公司所取得的汇票共七张，票面金额共计3,980,000元，均为同一出票人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本案诉争四张承兑汇票到期日均为2018年9月20日，另三张承兑汇票中，两张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9月16日，一张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9月20日，上诉人忆言公司取得本案诉争四张承兑汇票的时间分别为2018年9月10日、9月12日，而出票人企业经营状况困难的信息，于2018年7月开始在网络上有披露，上诉人忆言公司为防范商业风险按常理在取得汇票之前对出票人的情况会做一定的了解。结合本案诉争汇票共四张，其直接前手有两个不同的公司（案外另外三张其直接前手不详）。但就这四张不同的直接前手如何又背书给同一被背书人，在出票人经营状况困难的情况下，从同一出票人、不同的直接前手获得汇票令人匪夷所思，上诉人忆言公司汇票来源的确蹊跷。其次，结合上诉人忆言公司企业自身情况来看，原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同欣公司的申请，前往上诉人忆言公司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开户银行进行调查取证，从调取的材料中证明上诉人忆言公司于2016年8月29日办理营业执照，自登记以来，未申报生产经营收入，未缴纳过税费。从上诉人忆言公司开户银行查询，没有相应的反映经营活动的银行流水，银行流水未反映出员工工资的支付情况。而上诉人忆言公司营业执照显示其为注册资本500,000元，经营自行车销售的公司，上述如此状况的公司与其直接前手又如何交易、如何取得金额巨大的七张承兑汇票，在该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基础法律关系且经法院询问上诉人忆言公司对如何从其直接前手合法取得诉争汇票未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形下，其汇票的合法性存疑。因此，本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被上诉人同欣公司主张上诉人忆言公司通过非法手段取得本案诉争汇票，该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
摘要2：（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依照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持票人有责任提供诉争票据。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后手应当对其直接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可知，票据虽然具有无因性，但其前提是合法性，法律保护的是合法权利。在被上诉人同欣公司对上诉人忆言公司所持汇票合法性提出抗辩，上诉人忆言公司所持汇票如上分析其合法性确实存疑，为防止非法权利得到司法保护，本院认为，上诉人忆言公司作为持票人依法应对汇票的合法性负责举证，亦应对直接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上诉人忆言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2019年12月12日原济南奥征本焊材有限公司的法人温××及股东刘×出具的证明以及2019年12月12日青岛××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欲证明上诉人忆言公司是经合法背书转让取得本案诉争汇票，共计支付1,880,000元。但一方面，该两份证明系证人证言，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另一方面，该两份证明无法证明上诉人忆言公司与其前手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且上诉人忆言公司未能提供转账凭证、财务账目账册予以佐证其实际支付了1,880,000元，故该两份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忆言公司合法取得本案诉争汇票，上诉人忆言公司在一、二审中对取得本案诉争汇票的合法性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未完成举证责任。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忆言公司作为本案诉争汇票持有人对作为背书人之一的被上诉人同欣公司行使追索权，因其未举证证明其合法享有汇票权利，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法院对上诉人忆言公司向被上诉人同欣公司行使追索权的诉请予以驳回，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再86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一、顶善公司是否基于其与鑫海公司之间的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取得案涉票据以及是否给付了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票据规定》第二条规定：“依据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票据债务人(即出票人)以在票据未转让时的基础关系违法、双方不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持票人应付对价而未付对价为由，要求返还票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本案中，鑫海公司和顶善公司均认可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针对双方因民间借贷形成债务的偿还问题，2017年7月11日，鑫海公司与顶善公司签订一份还款协议，约定鑫海公司偿还顶善公司借款3475万元，其中用开具商业承兑还款3115万元。商承票号：0010006225462030，金额3115万元，到期日2017年8月10日。由上述事实可见，鑫海公司是为偿还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项下的债务而开具案涉票据给顶善公司，顶善公司是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取得该票据。票据金额3115万元是依据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借款利率计算的本息数额进行的确定，是当事人双方合意确认的数额。从符合当事人约定本意的角度分析，可以认定顶善公司取得票据之时支付了双方认可的对价。因此，顶善公司关于其与鑫海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债权债务关系，其取得票据合法的再审申请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需予以指出的是，《票据规定》第十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依据《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在出具案涉票据之时，案涉当事人之间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形成的本金和合法利息债权债务总数额为2322.3212万元。扣除唐××替鑫海公司还款370万元，鑫海公司欠付顶善公司的借款本金和合法利息余额为1952.3212万元，并非票据载明的数额。根据上述规定，在鑫海公司对于双方之间存在的基础交易法律关系项下的债务数额提出异议、据此抗辩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在确定顶善公司依法能够得到支持的债权数额时，应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确定该数额为两者在基础法律关系项下的合法债权本息数
摘要2：（续）额。二、顶善公司是否为合法持票人，是否享有票据权利｜《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案涉票据系由鑫海公司出具，票据上加盖了该公司印章。因在鑫海公司出具案涉票据之时，该公司的公章由顶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持有，故该公章系由郭××加盖。如前所述，2017年7月11日，鑫海公司与顶善公司签订还款协议约定，鑫海公司开具案涉商业承兑汇票用以偿还顶善公司借款。鑫海公司对签订该还款协议的事实并未否认，其根据该还款协议开具案涉票据用以偿还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鑫海公司也无充分证据证明郭××系以胁迫方式取得该公司公章。因此，鑫海公司仅以票据上的公章是由郭××加盖为由主张顶善公司是以胁迫方式取得案涉票据，事实依据不足，故对于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373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对账单》的效力问题。利虎公司主张《对账单》加盖了羌塘公司公章，一审法院否认《对账单》效力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利虎公司作为控股股东，负有不得滥用股东权利，妥善使用羌塘公司公章的义务。案涉《对账单》形成于2018年6月至11月期间，但在此之前，各方当事人针对《合作合同》已经产生股权转让纠纷，并提起了相关诉讼。故结合《对账单》的形成过程、公章保管使用以及羌塘公司财务人员组成等情况，不能仅凭《对账单》上盖有公章就确认借款金额。其次，在通常交易中，公司公章具有确认公司法人意思表示的效力，但并非公司法人的意思表示本身，在某些特定交易中，应当考察加盖公章时的具体情形，以便准确认定意思表示的真实性。本案系发生在公司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借款纠纷，公司公章能否对公司产生相关确认效力，应主要审查盖章行为是否确实出于羌塘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现《对账单》仅有盖章，无相关人员签名，利虎公司也未举示相关证据证明《对账单》通过羌塘公司正常的审批流程形成，故在其兼具债权人和股东身份的利虎公司掌握公章的情况下，在《对账单》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并不能被确认为羌塘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进一步审查形成《对账单》的具体借款金额。综上，利虎公司以《对账单》为依据主张7890.659万元的事实，并未达到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653号
【摘要】《对账单》的效力问题。经原审查明，案涉《对账单》虽加盖羌塘公司公章，但形成时间为2018年6月至11月期间。利虎公司于2017年9月26日起诉请求解除案涉《合作合同》，即各方当事人在《对账单》形成之前已经产生矛盾纠纷，而利虎公司在本案起诉时仍持有羌塘公司公章,未交还给羌塘公司。综合考虑《对账单》仅加盖羌塘公司公章却无羌塘公司相关人员签字、羌塘公司公章由利虎公司保管使用、利虎公司未能举示相关证据证明《对账单》通过羌塘公司正常的审批流程后形成，故原审认为《对账单》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并不能被确认为羌塘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需进一步审查确定羌塘公司的具体借款金额，并无不当。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渝05行终115号
摘要1：【裁判摘要】只有当劳动关系“无法确认”时方可告知当事人可以申请仲裁——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作出工伤认定需要以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结论为依据的，在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尚未作出结论期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进一步明确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发现劳动关系存在争议且无法确认的，应告知当事人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在此期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当事人。劳动关系依法确认后，当事人应将有关法律文书送交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该部门自收到生效法律文书之日起恢复工伤认定程序”。据此，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中，可以依法中止工伤程序，但必须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的条件，即“需要以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结论为依据”，具体而言，当劳动关系存在争议时，还必须满足“无法确认”这一条件，而且，是在当事人选择了仲裁的情况下，在仲裁期间方可中止。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伤认定办法》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有权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也有权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2009）行他字第12号《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确认权请示的答复》明确：“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按照上述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发现劳动关系存在争议的，有权进行调查核实，也有权作出认定。这一方面是劳动行政部门的行政职权，同时也是其法定职责。既然为其法定职责，则应当依法履行。本案中，被上诉人陈××在申请工伤认定时，提交了证人证言、《劳务分包合同》等证据材料以证明其劳动关系；而对陈××不是工伤负有举证责任的一审第三人富安建筑劳务公司，在收到上诉人綦江区人社局依法送达的《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后，仅向綦江区人社局提交了《回函》，陈述其与陈××不存在劳动关系，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上诉人綦江区人社局如认为劳动关系存在争议，应当对陈××提交的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对其劳动关系争议作出认定。只有当劳动关系无法确认时，方可告知被上诉人陈××可以申请仲裁。
摘要2：（续）但上诉人綦江区人社局在本案中举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进行了相关调查核实，更不能证明争议的劳动关系无法确认。在此情况下，上诉人綦江区人社局告知被上诉人陈泽六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并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 再者，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的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告知申请仲裁后，当事人“可以”申请仲裁而非“应当”申请仲裁，当事人对此有选择的权利。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在挂靠、转包等特殊情形下，工伤认定不以是否存在真实劳动关系为前提。因此，本案中，在被上诉人陈××已经向綦江区人社局明确表示拒绝申请劳动关系仲裁的情况下，上诉人綦江区人社局应当依法履行调查核实和认定的职责，其中止工伤认定程序，实质是拖延履行对被上诉人陈××进行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这将导致被上诉人陈××的工伤认定程序无法进行下去，对陈××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质影响。因此，虽然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中止行政程序的行为只是一个过程性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当行政机关的中止行为实为拖延履职或者拒绝履职时，则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成为可诉的行政行为。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作出的中止行为进行实体审理并作出撤销该中止通知书并责令限期作出行政行为的判决，并无不当。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豫民再22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更改”，是指原记载人所作出，对票据的一般事项所作的有权更改，只要签章证明即可，但仍然对于票据的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否则，票据无效；（２）“变造”，指的是原记载人以外主体所作出的无权的，非法的行为。其效力是，票据上有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变造票据签章以外的其他记载事项（包括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并不影响票据的效力，法律只是规定不同签章主体承担的票据责任有所区别，在变造之前签章的主体对于变造事项并不承担责任，仅对变造之前的事项承担责任——根据《票据法》第九条规定：“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必须符合本法的规定。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对票据上的其他记载事项，原记载人可以更改，更改时应当由原记载人签章证明。”第十四条规定：“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应当真实，不得伪造、变造。伪造、变造票据上的签章和其他记载事项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票据上有伪造、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票据上其他记载事项被变造的，在变造之前签章的人，对原记载事项负责；在变造之后签章的人，对变造之后的记载事项负责；不能辨别是在票据被变造之前或者之后签章的，视同在变造之前签章。”《票据法》第九条规定的“更改”，是指原记载人所作出，对票据的一般事项所作的有权更改，只要签章证明即可，但仍然对于票据的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否则，票据无效。而《票据法》第十四条规定“变造”，指的是原记载人以外主体所作出的无权的，非法的行为。其效力是，票据上有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变造票据签章以外的其他记载事项（包括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并不影响票据的效力，法律只是规定不同签章主体承担的票据责任有所区别，在变造之前签章的主体对于变造事项并不承担责任，仅对变造之前的事项承担责任。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对涉案汇票系变造票据这一事实并无异议，并且结合工商银行宁夏分行以涉案汇票系变造票据为由，向贴现申请人中宁兴鑫公司出具了“假票收缴凭证”，进一步印证了变造的事实。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涉案票据存在原记载人也就是出票人海南××实业有限公司更改票据的“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故二审适用《票据法》第九条规定，确认涉案汇票为无效票据没有事实根据。
摘要2：（续）本案中亦没有证据证明涉案票据金额的变造系昊华化工公司的行为，在昊华化工公司为履行其与中宁兴鑫公司签订的《电石战略采购标准合同》中的付款义务时，背书转让涉案汇票给中宁兴鑫公司其签章具有真实性，根据《票据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昊华化工公司应当对其签章时的票据金额240万元承担票据责任。如果确认涉案汇票无效，将会导致票据自始无效，那么票据变造之前签章的人也将不承担变造之前的票据责任，这将破坏票据的流通性，并影响后手向前手行使票据追索权。因此，中宁兴鑫公司请求确认涉案汇票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涉案汇票被工商银行宁夏分行收缴事实亦不是确认票据无效的法定理由。中宁兴鑫公司在不能实现付款请求权的情形下，可以向其前手行使票据追索权。即使票据追索权不能实现，也可以依据其与昊华化工公司的基础法律关系行使债权请求权来实现其权利的保护。基于票据无效的法定性，二审以票据收缴为由确认涉案汇票无效没有法律依据。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陕民申2237号
摘要1：【裁判要旨】票据未到期之前持票人可否基于基础法律关系向直接前手主张债权？——持票人能够举证证明汇票到期后将无法兑付，持票人有权在汇票未到期之前以预期违约为由向直接前手主张合同权利。
【裁判摘要】本案二审期间，华山公司也提交了2019年9月16日对所持案涉票据的现状打印件，并书面说明是按照票据结算要求，在提示付款期内发出提示付款指令，楚光公司认可其真实性，该票据现状显示是“提示付款待签收"。但是，承兑人宝塔石化财务公司并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收到提示付款请求当日足额付款，案涉电子商业汇票所涉及的直接接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金融机构也未按照《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六十条规定代承兑人作出付款或拒付应答，由此可见，案涉汇票事实上已经被拒付，能够证实楚光公司以汇票形式支付的150万元货款最终华山公司没有实际收到，该部分债权债务并未消灭，原判据此判令楚光公司向华山公司支付该150万元货款并无不当。
【案号】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陕01民终11042号
【摘要】票据支付作为合法的支付方式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但票据支付方式毕竟不同于实际支付。票据支付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债权，而不是义务的全面真实的履行。所有的债权都存在最终无法履行的可能性，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票据就出现了兑付困难，也就是票据债权无法实现的问题，尽管华山公司提起诉讼的时候，该争议票据部分尚未到期，但华山公司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楚光公司存在预期违约的风险，事实上截止二审判决做出之前，该票据票面记载兑付时间已经截止，依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债权人依法行使预期违约的救济权利，合法有据。．．．．．．首先，票据作为一种支付工具，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债权，楚光公司在一审和二审中也多次使用了票据债权的概念，而票据债权作为一种支付工具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基础债权消灭的法律后果，票据的交付只是一种基础合同义务履行的可能性，基础合同的权利最终能否实现仍然依赖于票据权利的实现。因此，楚光公司向华山公司交付了票据，并不意味着华山公司真实的收到了对应的货款。楚光公司反复强调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独立性以及票据权利实现的顺序，却无视楚光公司向华山公司交付的票据在一审提起诉讼时存在无法兑付的风险以及二审期间客观上无法兑付的现实，一味的强调拒绝付款证明的形式要件，
摘要2：（续）却无视华山公司一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本案争议票据的承兑人以涉嫌票据犯罪已被公安机关调查，导致票据客观上无法兑付的事实。其次，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相互独立性并不排除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相互关联性。票据关系在法律上确是与基础关系存在一定的独立性，但票据关系始终应当服务于基础关系，从基础关系的角度而言，票据始终只是一个基础关系中义务主体履行义务的一种工具。而票据拒绝兑付凭证的证据并不限于承兑人出具的标准格式的拒绝兑付文件，法律上可以认定的拒绝履行义务的证据从理论上而言至少包括明示和默示两种，现实中拒绝履行义务的表现形式更加多种多样。楚光公司不能以华山公司客观上无法拿到承兑人出具的格式化的拒绝兑付文书就认为华山公司没有行使付款请求权，法律不应当强人所难，楚光公司同样不能强人所难。法律的首要价值是通过保护合法的利益，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而不能因为文字表达的局限性而成为破坏社会秩序的工具。最后，至于票据的兑付出现兑付风险，在未到期之前能否提前行使付款请求权。票据法没有明确规定，按照票据法与合同法是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理论，票据法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在这种情况下，华山公司可以行使合同法规定的预期违约救济请求权。华山公司在票据未到期之前即提起诉讼并无不妥。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渝民申2948号
摘要1：【裁判摘要】故在没有证据证明持票人行使付款请求权后被拒绝付款的情况下，畅源公司向其前手国网电力永川分公司行使追索权不符合法律规定，二审裁定维持一审裁定驳回畅源公司诉请正确。
摘要2：【案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渝05民终446号
【摘要】在不存在承兑人被依法宣告破产或者因违法被责令中止业务活动的情况下，持票人未向承兑人提示付款不得直接行使追索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持票人不先行使付款请求权而先行使追索权遭拒绝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除有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和本规定第三条所列情形外，持票人只能在首先向付款人行使付款请求权而得不到付款时，才可以行使追索权。"本案所涉汇票于2019年4月3日到期，根据畅源公司在二审中举示的俊安公司向海航财务公司提示付款的截图，俊安公司2019年4月3日、4月4日、4月8日三次付款提示申请的操作状态均显示为“操作失败"，4月8日还有一次提示付款申请的操作状态显示为“已撤回"。畅源公司并未举示证据证明本案所涉汇票长期处于“提示付款待签收"的状态，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俊安公司就本案所涉汇票向承兑人进行过有效的提示付款，海航财务公司存在拒付付款的情形。根据前述规定，在没有证据证明持票人行使付款请求权后被拒绝付款的情况下，畅源公司不得向其前手国网电力永川分公司行使追索权，一审法院裁定驳回畅源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
第二十四章特殊案件的执行
摘要1：860.【诉讼保全】861.【诉前保全】862.【执行前保全】863.【仲裁保全】864.【上诉、再审期间的保全】865.【保全申请】866.【保全裁定的作出】867.【移送执行】868.【保全相关事项的审查】869.【保全措施的实施】870.【采取措施时限】871.【担保数额】872.【担保书】873.【保险人提供担保】874.【金融机构提供担保】875.【不要求提供担保情形】876.【对担保财产的查封】877.【提供被保全财产信息】878.【网络查控系统的使用】879.【对被保全人财产的保密义务】880.【被保全人财产权益的保护】881.【查封财产金额】882.【保全的方法和措施】883.【保全财产的保管和使用】884.【特殊动产的保全】885.【不宜长期保管物品的保全或执行】886.【到期收益的保全】887.【债权的保全】888.【保全效力的延续】889.【保全手续的移送】890.【保全期限和续行保全】891.【再审期间的保全】892.【他人享有担保物权财产的保全】893.【保全的效力】894.【保全财产的自行处分】895.【保全财产的变更】896.【提供担保的保全解除】897.【应当解除保全的情形】898.【保全的申请解除】899.【保全裁定的撤销、变更或者补正】900.【保全裁定的复议】901.【保全实施行为的异议】902.【保全中的案外人异议】903.【海事保全】904.【财产保全案件的结案】905.【财产保全情况的通报与归档】906.【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情形】907.【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908.【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的管辖与文书】909.【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件】910.【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审查时限】911.【调查收集证据】912.【存在较大可能性的情形】913.【询问被申请人与答辩】914.【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措施】915.【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期】916.【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救济】917.【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918.【家庭暴力事实的认定】919.【违法人身保护令的刑事处罚】920.【先予执行的情形】921.【先予执行的条件】922.【采取先予执行措施的期间和范围】923.【法院内部职责分工】924.【法律适用】925.【对先予执行裁定的复议】926.【先予执行的回转】927.【仲裁裁决执行的一般规定】928.【仲裁裁决执行案件的界定】
摘要2：929.【仲裁案件的执行管辖】930.【选择管辖】931.【申请执行的材料】932.【不予受理】933.【驳回申请】934.【执行内容不明的处理】935.【仲裁裁决的补正与说明】936.【纠纷发生前作出的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937.【仲裁特定物毁损、灭失的处理】938.【司法审查期间的中止执行】939.【司法审查期间的财产保全】940.【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期限】941.【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942.【一次性申请原则】943.【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审查】944.【“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情形】945.【“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之一】946.【“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之二】947.【“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情形】948.【“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949.【“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情形】950.【仲裁调解书的不予执行】951.【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的审查】952.【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的处理】953.【不予执行的报核】954.【报核的程序】955.【无需报核的情形】956.【撤销仲裁裁决与执行程序的衔接】957.【不予执行审查后执行程序的进行】958.【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救济】959.【劳动争议仲裁的执行】960.【部分劳动者的申请执行】961.【预先支付劳动报酬的申请执行】962.【劳动争议仲裁的先予执行】963.【劳动争议仲裁的不予执行】964.【撤销劳动争议仲裁与执行程序的衔接】965.【土地承包仲裁的执行】966.【土地承包仲裁的先行执行】967.【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的一般规定】968.【公证债权文书的界定】969.【执行管辖】970.【申请执行应当提交的材料】971.【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要求】972.【不予受理与驳回执行申请】973.【主债务和担保债务的执行】974.【驳回执行申请及相关救济】975.【不予出具执行证书的救济】976.【申请执行时效期间】977.【执行标的的确定】978.【利息的区分执行】979.【不予执行的情形】980.【不予执行申请的提出与受理】981.【一次性申请原则】982.【不予执行案件的审查程序与期限】983.【不予执行审查期间不停止执行】984.【不予执行的审查处理】985.【不予执
【笔记】如何认定当事人在中标合同之前或之后签订“补充协议”“备忘录”等性质？
摘要1：问题：当事人在招标合同之前和中标合同之后签订“补充协议”“备忘录”等性质是否存在区别？
解读：（１）“补充协议”“备忘录”等如果签订在中标合同之后，可以认定为“阴合同”（“阴合同”并非无效见合同）；（２）“补充协议”“备忘录”等如果签订于招标投标过程前或过程中并在招标前，可以属于串标证据，将导致中标合同无效。
【注释１】司法解释并未直接认定“阴合同”无效——“阴合同”除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价款等实质性内容按照中标合同确定，除此之外的其他条款如果又被实际履行的，实践中很有可能认定为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注释２】中标无效后工程款结算按照《民法典》第７９３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２４条规定执行。
【注释３】（１）签订“阴合同”可能导致当事人承担《招标投标法》第５９条规定的行政责任；（２）串标导致招标无效可能导致《招标投标法》第５３条、《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６７条规定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摘要2：【注解１】非必须招投标工程项目，无证据证明承包方在签订标前合同时知晓涉案工程将履行招投标程序，在标前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又通过招标投标程序签订备案合同，因当事人并无实际履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备案合同是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而无效，标前合同是虚假意思表示所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应为有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933号
【注解２】非必须招标项目当事人为办理相关施工首先而实施的招投标行为系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属无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227号
【注解３】必须招标项目在备案合同签订之前当事人已经签订施工合同并已经实际履行，之后为应付主管部门要求而签订备案合同系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属无效，备案合同和备案前签订施工合同均为无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24号
【总结】（１）必须招标项目——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备案合同无效，其他合同因违背备案合同也无效；（２）非必须招标项目——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备案合同无效，其他合同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74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院认为，第一，本案一期、二期工程已完成地基与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分部工程质量验收。正常情况下，无论是分部分项验收还是竣工验收，所涉工程均应当是不存在质量不合格等不符合规定情形的，参与验收的各单位才能作出通过或者同意质量验收的决定。而且，监理单位系受澳美基业公司委托，代表和维护的是澳美基业公司的利益，在无证据表明监理单位属于未获得授权或者存在故意损害澳美基业公司利益等情况下，其基于委托关系对质量验收记录予以确认，可以视为澳美基业公司对工程通过分部分项质量验收是同意的。第二，澳美基业公司认为案涉工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坚持要求就案涉全部工程进行质量鉴定。对澳美基业公司为证明案涉工程质量有问题而提交的案涉工程金融街3某楼质量鉴定报告，中建二局公司认为系澳美基业公司单方委托，鉴定材料未经质证，鉴定程序没有中建二局公司和法院派人参加，不能采信。而且其认为从报告内容看，恰恰说明“主体结构构件布置、混凝土强度等级、构件配筋、构件柱截面尺寸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所提及相关问题不能证明工程质量存在问题。同时，中建二局公司承认工程存在应当整改维修的质量通病问题，并承诺履行整改保修义务。可见，双方对已完工程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争议较大，相比较而言，中建二局公司的观点和做法更有说服力，一审法院认定澳美基业公司申请质量鉴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澳美基业公司提出工程质量整改费用7000万元的反诉请求的理由是工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因其无法证明其主张，故该项反诉请求无法获得支持。另外，一审法院暂扣鉴定造价数额的5%作为质量保证金，以保证工程竣工验收及保修期限内相关质量修复，是考虑本案实际情况，兼顾双方利益的做法。如后期在整改保修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合理修复费用超出一审法院暂扣数额的，澳美基业公司可以另行主张权利。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959号
【摘要１】案涉施工合同的效力问题｜澳美基业公司与中建二局公司围绕案涉一期、二期工程分别签订了多份施工合同。其中一期工程的首份施工合同签订于2010年9月30日，早于工程项目招投标程序，存在事先磋商、先定后招的行为，违反了招标投标法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无效。
【摘要２】原审法院未准许进行工程质量鉴定是否不当｜据原审查明，案涉一期、二期工程已完成地基与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对于一期商业部分验收记录由施工单位、勘查单位、监理单位三方签章，且质量验收记录已经监理单位确认。对于二期住宅部分，验收记录由施工单位、勘查单位、监理单位及设计单位四方签章，且已部分入住。监理单位系发包方澳美基业公司委托，代表和维护的是澳美基业公司的利益，其确认上述验收项目对澳美基业公司具有约束力。澳美基业公司提交的证据2系其单方委托制作，证据3、4无其他证据佐证，上述证据均不足于推翻原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不予采纳。原审认定澳美基业公司提出的工程质量问题应界定在整改维修范畴，并暂扣工程价款的5%作为质量保证金，中建二局公司亦对案涉工程已承诺履行整改保修义务。在此情况下，澳美基业公司对一期工程申请质量鉴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对其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
著作权归属证明
摘要1：作品上署名为作者——（１）在作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为作者，且该作品上存在相应权利；（２）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
【注解１】著作权法权属纠纷案件中不能仅依据著作权登记信息判定作者及著作权人（主张著作权登记即享有著作权与法律规定不符）。——参考案例：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川01民终15856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穗中法民三终字第96号
【注解２】（１）作品著作权登记证可以作为主张权利的证据使用；（２）但该证据本身并不能够从法律上直接对著作权进行确认。——参考案例：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穗中法民三终字第96号
【注解３】考虑到著作权登记机构仅对被登记作品的权利归属情况进行形式审查，在无其他证据进一步补强的情况下，仅凭作品登记证书无法形成证明著作权人的优势证据。——参考案例：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108民初32020号
【注释】署名效力高于著作权登记——（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７条第１款规定，“著作权登记证书”只是和“可以作为证据”，并非确认著作权直接依据；（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７条第２款规定，“署名”视为著作权人（有相反证据除外）。
【注解４】开发软件过程中证明软件权属的有力证据是软件开发过程中的建档日志和相应的源代码（可以推翻软件登记证书）。——参考案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民终243号
【注解５】（１）著作权登记证书并不是认定具有独创性并获得保护的决定性依据；（２）即使著作权登记能够成为权利人享有权利或者某项客体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初步证据，在当事人于个案中对此发生争议时，人民法院仍然有权对权属或者独创性问题重新作出审查判断。——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262号
【注解６】图片水印是否属于作品署名？能否根据图片水印推定著作权归属？｜以电子数据形式呈现的作品上的水印及权利声明、标记是宣示其享有著作权、作品使用权或管理作品的权利，非表明其系作者，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亦不能适用署名推定规则。——参考案例：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湘知民终343号
摘要2：【注解７】在著作权权属有争议的情况下，不能仅凭水印或权利声明认定作品著作权权属，主张著作权的当事人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指导性案例224号：某美（天津）图像技术有限公司诉河南某庐蜂业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注释】作品登记证书效力——（１）作品登记证书不能当然认定构成作品进而可以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２）作品登记证书在权属证明效力方面仅属于初步证据。
著作权诉前财产保全、诉前禁令、诉前证据保全、民事制裁、过错推定、著作权纠纷解决机制及法律适用
摘要1：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及诉前禁令（《著作权法》第５６条）；诉前证据保全（《著作权法》第５７条）；民事制裁（《著作权法》第５８条）；过错推定（《著作权法》第５９条）；著作权纠纷解决机制（《著作权法》第６０条）；法律适用（《著作权法》第６１条）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知民终30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证据，或者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提供的证据，并不产生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训诫、罚款；当事人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对当事人予以训诫。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证据，或者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提供的证据，并不产生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程睿公司上诉主张中科丽景公司当庭提交的证据超过举证期限，原审法院组织质证属于程序违法。本院认为，原审法院不存在程睿公司上诉主张的该项程序违法的情形。首先，经核查原审法院的庭审笔录，中科丽景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包括涉案合同、微信聊天记录、告知函等有关案件基本事实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组织质证，经审查符合证据要求的，应予采纳。其次，本案并无证据证明中科丽景公司在原审中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证据的情况，中科丽景公司在庭审中当庭出示证据，人民法院组织进行质证，符合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最后，如果程睿公司认为其不能当庭充分发表质证意见或者提供反驳证据，可以向原审法院申请给予相应的质证及进一步举证的期限，以充分保障其举证及质证权利，但以中科丽景公司逾期举证为由拒绝质证或者主张对方证据失权，并无相应的法律依据。因此，程睿公司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当事人提供双方间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而对方不认可其完整性法院可以采纳该微信聊天记录打印机作为证据｜一方当事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机亦属于证据，对方当事人并未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仅对其完整性提出异议，而且该微信聊天记录系双方之间的聊天记录，该证据为双方当事人所持有，对方当事人能够核实证据的真实性，原审法院采纳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关于原审法院采纳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是否属于程序违法的问题。程睿公司上诉主张，中科丽景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复印件，未提交原始载体，程睿公司无法进行质证，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属于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微信聊天记录的打印件亦属于证据，经核查原审庭审笔录，
摘要2：（续）程睿公司并未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仅对其完整性提出异议，而且中科丽景公司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系该公司员工陈×与程睿公司员工郭×、“程睿公司刘工”之间的聊天记录，该证据为双方当事人所持有，程睿公司能够核实证据的真实性。二审中，中科丽景公司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公证，证据主要内容与原审提交的证据主要内容一致，程睿公司亦予认可。因此，原审法院采纳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
【裁判摘要３】“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是实施财产保全的条件之一，一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提出保全请求，应当提交符合财产保全条件的理由及相应依据——关于原审法院未同意程睿公司财产保全的申请、未实施财产保全措施是否属于程序违法的问题。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是实施财产保全的条件之一，一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提出保全请求，应当提交符合财产保全条件的理由及相应依据。程睿公司仅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财产保全的申请，但并未提交本案存在“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情形，原审法院未同意其财产保全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亦不存在程序违法。
版权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著作权行政执法证据审查和认定工作的通知
摘要1：版权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著作权行政执法证据审查和认定工作的通知（国版发〔2020〕2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14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未签收书面借款合同，借款人收到款项后确已将款项交付实际使用人不能认定实际使用人为借款人——张××以民间借贷为由要求周××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及借款交付事实。周××对借贷内容、借款交付没有异议，但主张借款主体是中科西南分公司，只是中科西南分公司在收款时使用了其银行账户。虽张××和周××未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但综合全案证据足以认定周××是案涉借款的借款人，理由如下：首先，张××出借的案涉款项均汇入周××的银行账户，之后的还款亦是从周××账户汇入张××的银行账户。在款项往来上，周××具有借款人的外在特征。其次，张××在向周××汇款的银行凭证上注明系“借款”，周××反向还款的银行凭证上注明系“还款”。虽银行凭证注明的内容系汇款人自行备注，不能直接约束汇款相对方，但双方的备注内容相互对应，对周××是借款人有较强的证明力。最后，银行流水虽显示周××账户在收款后将款项汇入中科西南分公司账户，但这属于周××收到款项之后的处分行为，无法据此直接认定中科西南分公司是借款人。此外，张××经营的公司与中科西南分公司之间是否有业务往来、中科西南分公司对款项的具体使用情况等内容对周××主张的中科西南分公司是借款人的待证事实缺乏证明力。故二审判决认定周××是案涉借款的借款人，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民终789号
【摘要】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借款人系周××还是中科西南分公司？现分析如下：本案当事人之间虽未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故应当根据各方当事人在借还款关系中的行为作出判断。从款项流转过程分析，案涉5000万元款项由张××个人账户汇入周××个人账户，后周××再将上述款项汇至中科西南分公司账户。后续还款时，亦由周××个人账户将1000万元汇入张××个人账户。且张××向周××的五笔汇款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中，均在交易摘要栏内记载“借款"，周××向张友进的四笔汇款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中，均在交易摘要栏内记载“还款"。故在无其他证据证明中科西南分公司与张××存在约定，委托周××收付款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本案借款人为周××。周××收款后，将款项转汇至中科西南分公司的行为，系其对所借款项的自由处分，不能以此推断案涉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为中科西南分公司。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1164号
摘要1：【裁判观点】计算机软件程序包含源程序和目标程序，同一计算机程序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为同一作品。同时根据该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计算机软件程序或文档存在相同或实质性相似是判断是否构成侵权的基础。对软件相同或实质相似既要尽力查明客观事实，同时也需充分考虑当事人的举证能力，根据个案具体情况进行区别处理，不能将源程序的比对作为确定软件相同或实质相似的唯一标准。如果权利人已经举证证明被诉侵权软件与主张权利的软件界面高度近似，或者被诉侵权软件存在相同的权利管理信息、设计缺陷、冗余设计等特有信息，可以认为权利人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此时举证责任转移至被诉侵权人，应由其提供相反证据以证明其未实施侵权行为。
【裁判摘要】根据条例第三条的规定，计算机软件程序包含源程序和目标程序，同一计算机程序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为同一作品。同时根据该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计算机软件程序或文档存在相同或实质性相似是判断是否构成侵权的基础。但应注意的是，对软件相同或实质相似既要尽力查明客观事实，同时也需充分考虑当事人的举证能力，根据个案具体情况进行区别处理，不能将源程序的比对作为确定软件相同或实质相似的唯一标准。如果权利人已经举证证明被诉侵权软件与主张权利的软件界面高度近似，或者被诉侵权软件存在相同的权利管理信息、设计缺陷、冗余设计等特有信息，可以认为权利人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此时举证责任转移至被诉侵权人，应由其提供相反证据以证明其未实施侵权行为。通常实践中认为计算机软件程序构成“实质性相似”的情形有如下情形：其一为文字成分的相似，即以程序代码中引用的百分比为依据进行判断，其二是非文字成分的相似，即强调以整体上的相似作为确认两个软件之间实质上相似的依据。所谓整体上的相似，指的是两个软件在程序的组织结构、处理流程、所采用的数据结构等方面实质相似。因此，新思公司在本案中既可以程序代码相同或实质相似来主张芯动公司侵犯其软件著作权，亦可以双方软件之间组织结构、数据结构、输入输出形式等方面相同或实质相似来主张芯动公司侵犯其软件著作权。本案中，新思公司向原审法院申请诉前证据保全，并使用命令探查方式固定芯动公司相关计算机和服务器的使用状态。根据保全结果可知，芯动公司的电脑中存在与新思公司涉案计算机软件的名称、目录结构、错误信息等方面均相同的软件信息，显示芯动公司存在侵犯新思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可能。
摘要2：（续）芯动公司虽否认其使用新思公司软件，但一审及本院二审期间均未能对命令探查中发现的计算机软件标注的著作权人为新思公司作合理解释。此外，芯动公司在二审庭审中认为其未使用涉案软件而是使用其他软件进行相关芯片设计，但并未提交其实际安装使用其他软件的确凿证据。同时，芯动公司一审及本院二审阶段虽主张其电脑中包含涉案软件的相关环境变量系根据上下游需要进行设置，但一直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其该辩解，本院不予采纳，同理亦无进行源代码比对的必要。另外，其二审阶段提交的涉案软件系网络公开教学版，不论该软件是否真实，其作用仅限于学习使用，都无法否定原审法院证据保全时芯动公司电脑中的涉案软件状态。同时，芯动公司亦未对招聘时对应聘人员熟悉使用新思公司涉案软件的技能要求予以合理解释，可进一步佐证芯动公司存在使用涉案软件的可能。因此结合现有在案证据和已查明事实，原审法院认定芯动公司存在侵害新思公司涉案软件著作权的行为，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627号
摘要1：【裁判观点】
一、主张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受到侵害，应对以下事实承担举证责任：1.对涉案软件享有著作权；2.被诉侵权程序与涉案软件构成相同或实质相似；3.被诉侵权行为人有接触涉案计算机程序的可能。未能完成上述事实的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二、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保护同样适用思想、表达二分法，计算机程序和文档受软件著作权保护，而其中的思想不受保护。对于同类软件，不同开发者对基于同样的处理过程、操作方法等思想内容独立开发完成的软件享有各自独立著作权。
三、请求采取证据保全，被请求保全的证据应与待证事实有关，且可能灭失或难以取得。此外，证据保全可以弥补当事人举证能力的不足，但可能对被申请人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只有在初步证据证明可能存在侵权行为的情况下，才能采取证据保全措施。
四、侵权诉讼中，申请行为保全应符合如不采取保全措施将会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或者造成案件裁决难以执行这一条件，且行为保全指向的内容应与诉讼请求停止侵害的内容具有一致性。此外，还要考量申请人的请求是否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对申请人造成的损害是否超过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对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害等因素。
摘要2：【裁判摘要】计算机软件侵权纠纷原告应当完成权属证明、接触要件证明和实质性相似证明，否则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涉案计算机软件为建林自助回单打印设备接口软件，属于计算机程序，建林公司主张五被上诉人侵害其软件著作权，应对以下事实承担举证责任：1.建林公司对涉案软件享有著作权；2.被诉侵权程序与涉案软件构成相同或实质相似；3.五被上诉人有接触涉案计算机程序的可能。建林公司提交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可以证明其为涉案软件著作权人，对于建林公司是否完成了上述第2、3点事实的举证责任，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接触的问题，．．．．．．上述证据尚不能证明建林公司向建行浙江省分行交付了涉案软件，五被上诉人不具备接触条件。其次，关于相同或实质相似的问题，《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计算机软件（以下简称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该条例第六条规定：“本条例对软件著作权的保护不延及开发软件所用的思想、处理过程、操作方法或者数学概念等。”依据上述规定，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保护同样适用思想、表达二分法，计算机程序和文档受软件著作权保护，而其中的思想不受保护。建林公司主张五被上诉人使用自助回单打印系统设备必然使用自助回单打印设备接口软件，但即使同为自助回单打印设备接口软件，不同开发者对基于同样的处理过程、操作方法等思想内容独立开发完成的软件享有各自独立的著作权。建林公司提供的公证书、打印设备照片等可以证明五被上诉人使用了自助回单打印系统设备，但不能反映该设备所安装的自助回单打印程序的内容，没有完成证明被诉侵权软件与涉案软件构成相同或实质相似的举证责任。最后，五被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的新证据可以证明建行浙江省分行经联调测试后，确定由案外人建达公司、杰马公司、兆维公司提供已经完成软件固化的自助回单系统终端。综上，建林公司不能证明其向建行浙江省分行交付了涉案软件，也不能证明被诉侵权软件与涉案软件构成相同或实质相似，理应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对建林公司关于五被上诉人侵害其涉案软件著作权的主张不予支持。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73民终2613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游戏画面之间不具有连续性，不能表现出画面中的人物或事物在运动的观感，亦不具备相应的剧情或故事情节，未构成类似电影作品的连续动态画面，游戏画面不构成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关于涉案游戏整体画面是否构成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十一）项的规定，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电子游戏画面构成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通常认为至少应当满足以下要件：一是电子游戏包含一系列的图像或者画面；二是上述图像或者画面能以某种连续的方式显示，上下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三是电子游戏呈现上述图像或者画面时会给人以活动的印象、感觉。至于创作游戏画面的技术手段，包括“摄制在一定介质上"，不是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构成要件。本案中，结合在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陈述，涉案游戏系一款卡牌游戏,其核心玩法为随机抽取角色卡牌、培养角色、培养装备等。与ARPG游戏（动作类角色扮演游戏）不同，卡牌游戏在运行过程中通常呈现的是若干非连续性的静态画面，并且故事情节要素较弱。在涉案游戏的整体游戏画面中，包括战队、格斗家、酒吧、商店、背包、任务、社团等游戏系统在内的多数画面均以静态画面为主要呈现内容，并随着玩家的操作行为实现不同静态画面的变化与切换。上述游戏画面之间大多不具有连续性，不能表现出画面中的人物或事物在运动的观感，亦不具备相应的剧情或故事情节，故未构成类似电影作品的连续动态画面。因此，涉案游戏画面就其整体而言不构成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裁判摘要２】游戏设计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任何一种作品形式，游戏设计未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关于涉案游戏设计是否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著作权法并不保护抽象的思想、构思、系统，仅保护以文字、美术、音乐等各种有形的方式对思想的具体表达。电子游戏的设计架构，包括游戏的主题、规则、玩法、情节等内容，一般情况下属于思想的范畴，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当事人主张游戏设计构成作品的，至少应当证明其所主张的游戏设计能够依托游戏界面呈现出足够具体的内容，从而达到“抽象概括法"所提出的思想与表达的分界线之下，并且其独创性足以达到作品的高度。本案中，在案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涉案游戏的格斗家系统、
摘要2：（续）战队系统、PVP对战系统、地图关卡系统等20个、地图关卡系统等20个系统功能在内的游戏设计足够具体且具有独创性的角度分析，游戏设计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任何一种作品形式。因此，涉案游戏设计未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
【裁判摘要３】游戏的用户交互界面设计布局系多数同类游戏所采用的惯常设计，或属于为实现相关游戏功能的有限表达，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关于涉案游戏的用户交互界面｜电子游戏的用户交互界面是指为实现玩家与游戏软件的交互，展现操作逻辑，并具有一定美观性的整体设计，其包括界面的整体布局设计以及界面所展现的具体文字、图像。手机游戏因受屏幕空间、玩家操作习惯等因素限制，其用户交互界面的布局设计通常有限。本案中，涉案游戏的用户交互界面主要为矩形框架，并在主框架内设置若干子框架，用以展现游戏参数、图形、标题等要素。经比对，涉案游戏与被控侵权游戏的用户交互界面所展现的人物、道具、详细文字介绍等具体表达未达到整体实质性相似，仅在界面的布局设计上存在一定近似之处，而该设计布局系多数同类游戏所采用的惯常设计，或属于为实现相关游戏功能的有限表达，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故被控侵权游戏的用户交互界面并未侵害涉案游戏的著作权。
【裁判摘要４】（１）电子游戏规则属于思想的范畴，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２）如果游戏的文字规则能够体现出作者的取舍、选择、安排、设计，达到作品的独创性高度，则可以认定为文字作品——关于涉案游戏的文字规则｜电子游戏规则属于思想的范畴，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电子游戏对于其规则的说明文字是对游戏内容、抽象规则的客观反映，类似于说明书，一般情况下没有独创性或独创性很低。如果游戏的文字规则能够体现出作者的取舍、选择、安排、设计，达到作品的独创性高度，则可以认定为文字作品。本案中，根据在案证据，益趣公司所主张的涉案游戏的文字规则系对于游戏抽象规则的简单表达，不足以体现出作者的个性，不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
【裁判摘要５】（１）电子游戏的人物形象通常具有独创性，可以构成独立的美术作品；（２）游戏人物的设定数值或者呈现人物时采用的常用界面设计不构成独创性的表达——关于涉案游戏的人物｜电子游戏的人物形象通常具有独创性，可以构成独立的美术作品。但是，游戏人物的设定数值或者呈现人物时采用的常用界面设计不构成独创性的表达。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鲁民申7191号
摘要1：【裁判摘要】原审法院应当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但未通知鉴定人出庭作出解释、说明或补充即采信该鉴定意见书作为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依据，违反法律规定，当事人以此为由申请再审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支付鉴定费用的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鉴定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对于当事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通知鉴定人作出解释、说明或者补充。”经查阅卷宗，汇源公司一、二审中均对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烟台国际金融中心B区地下车库渗漏原因及相关责任鉴定报告》提出了异议，且这些异议均集中在涉案地下室渗漏的原因、该原因是否由汇源公司造成、汇源公司是否应对渗漏承担责任等直接影响案件基本事实认定的内容，只有查清该部分内容方能查明案件基本事实。因此，原审法院应当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但一、二审法院均未通知鉴定人出庭作出解释、说明或补充，即采信该鉴定意见书作为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依据，违反了前述法律规定，对此应予纠正。
摘要2：【案号】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6民再161号
【摘要】本院再审中，根据再审申请人的申请，鉴定人员张×、黄×出庭，就各方当事人提出的问题作出说明。．．．．．．再审申请人再审主张所建工程均已经总包、监理双方验收合格、无证据证明成品工程后续发生的渗漏与其有关、原判决援引鉴定意见中所列其存在问题的陈述均无事实依据、也无法直接证明工程渗漏与施工不当有关，并申请鉴定人员出庭作证。本院准许再审申请人的申请，由两位鉴定人员出庭接受了各方当事人的质询。从庭审质证情况来看，再审申请人无充分理由推翻鉴定报告，其再审请求因证据不足，不能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236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不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该事实能够存在的情形不属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２）人民法院确信恶意串通事实存在的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为“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而不是 “具有高度可能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原审判决认为阳江市国土局所举证据不够充分，并认定其主张本案挂牌出让竞买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不存在，属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不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该事实能够存在的情形，而不属于前引规定所要求的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本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人民法院确信本案恶意串通事实存在的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为“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而不是前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具有高度可能性”。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143号
【摘要１】挂牌出让不适用《拍卖法》——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确认并经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案涉土地使用权出让交易是以挂牌出让的方式实施的。挂牌出让土地使用权交易作为一种特定的民事行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的规定执行并受合同法的规制。虽然土地使用权的挂牌出让与拍卖出让两种方式在部分操作程序上有相近之处，但却在交易的主体资格、竞买人人数要求、竞报价方式、成交条件等方面存有重大差异；而拍卖法约束和规范的只是拍卖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二条明确规定，该法只适用于由拍卖企业所组织实施的拍卖行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执法实践中，不但对于土地使用权的挂牌出让行为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而且对于不属于拍卖企业的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实施的土地使用权拍卖行为，亦明确强调不适用该法。本案中，《土地使用权交易成交确认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基于土地使用权的挂牌出让而非拍卖出让行为而签署，并且其组织实施的主体是当地土地管理部门设立的土地使用权交易机构，该机构属于专门的事业单位而非拍卖企业，故对于本案所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行为，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规定。
摘要2：（续）对于本案当事人因该项挂牌出让活动所签署的《土地使用权交易成交确认书》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效力问题，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认定。原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确认上述成交确认书和出让合同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２】（１）确认合同效力案件按件收费；（２）有过错的胜诉方应当承担案件受理费——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财产案件的受理费按照诉讼请求的金额或价额交纳，“其他非财产案件每件交纳50元至100元”。本案中，阳江国土局的诉讼请求虽然包括双方相互返还财产的内容，但是当事人在一、二审中所争议的以及一、二审法院审理的只是案涉《土地使用权交易成交确认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并且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已经阐明相关财产争议问题需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故对于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应按照非财产案件受理费的收费标准收取。关于诉讼费用的负担，《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之所以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一方承担，是基于败诉方对于纠纷的产生和诉讼的形成负有过错这一一般情况。．．．．．．据此应当认为，各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以及本案诉讼，完全是由于练达公司的上述不当行为所引发，阳江国土局并无过错。所以，尽管本院认为认定练达公司的行为构成恶意串通的证据不足，对该公司的诉讼主张应予支持，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练达公司对于引发本案争议和诉讼所负有的责任。故而，因本案诉讼所产生的案件受理费，理应由练达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0元，均由阳江市练达×××××公司承担。
【笔记】争议事实未经“本院查明”部分认定而是径行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认定，是否属于“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再审事由？
摘要1：解读：争议事实未经“本院查明”部分认定，而是径行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认定，属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再审事由。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2020)最高法民再118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的问题。依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应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李××第一次向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提起申请，一审法院以不符合级别管辖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李××上诉至仲裁所在地的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后，该院此时作为二审法院首先应针对李××的上诉解决级别管辖问题。在确定级别管辖之后，再由享有级别管辖权的法院适用一审程序确定是否属法院受案范围问题，如适用一审程序认定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当事人可依法提起上诉。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6民终1441号裁定在就级别管辖问题进行二审审理时，置级别管辖问题于不顾，以案件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为由驳回上诉，混淆了两者的区别，也导致当事人就法院主管问题失去上诉的权利。基于(2018)云06民终1441号裁定结果是维持一审裁定，此时应当认定该裁定仅系就级别管辖作出的裁定，结论在于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就该案无管辖权。此后，李××再向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同一事实和理由申请撤销仲裁调解书，系向享有管辖权的法院第一次提起的诉讼，自不属于“一事不再理"的情形，原审认为构成重复起诉的理由错误。
【裁判摘要２】当事人认为仲裁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以及损害当事人、案外人利益甚至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调解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基于仲裁调解与仲裁裁决均是通过仲裁方式解决民事纠纷，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都具有强制执行力。为保障仲裁当事人获得平等司法救济的权利，制度设计上，法律赋予司法对仲裁进行监督，不应狭义的理解为仅是对仲裁裁决的监督，还应包含对仲裁调解的监督。
摘要2：（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民事诉讼法对诉讼调解规定了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而无论是诉讼调解或仲裁调解，都存在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以及损害当事人、案外人利益甚至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能。故有必要赋予仲裁调解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调解书，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420号
摘要1：【裁判观点】
1.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包括：(一)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2.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调查取证申请的审查，应遵循法定原则和必要性原则，以免损害司法的公平、公正。
【裁判摘要１】证据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不属于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而是适用“书证提出命令”制度、举证妨碍推定制度、证据保全制度等——本案二审焦点问题是，原审法院对万琪公司调取证据的申请不予准许是否构成程序违法。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包括：(一)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为保障司法的公平、公正，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应恪守居中裁判之地位，不能随意调查收集证据，否则，受该证据影响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就会质疑裁判的公正性。因此，“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活动所应当遵循的基本举证原则。不过，根据民事诉讼法以及民事诉讼法解释的上述规定，在特定情形下，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人民法院可以依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此时应当注意把握如下要点：1.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调查取证申请的审查，应当遵循法定原则和必要性原则，以免损害司法的公平、公正。2.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对证据进行必要的调查收集，仅是弥补当事人调查能力不足的重要手段，而非替代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摘要2：（续）3.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其性质并未发生变化，仍然是作为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应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与对方当事人、第三人进行质证。4.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而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主要包括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的第一项、第二项两种情形，第三项规定是兜底条款，对该兜底情形的掌握，必须仅限于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证据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不属于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为解决这一情形下当事人调查取证困难的问题，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了“书证提出命令”制度，即“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因提交书证所产生的费用，由申请人负担。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此外，法律还规定了举证妨碍推定制度、证据保全制度等以解决权利人的“维权难”问题，但上述制度并不意味着，只要证据在对方当事人的控制之下，法院就可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或采取其他强制性措施、作出不利推定等，而是应依据法定原则和必要性原则进行审查。
【裁判摘要２】万琪公司上诉还主张，原审法院对万琪公司的调取证据申请未制作通知书并送达，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关于“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申请不予准许的，应当向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送达通知书。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在收到通知书的次日起三日内向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五日内作出答复”的规定，构成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已于2019年进行修正并于2020年5月1日起施行，修正后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已删除原规定中第十九条的上述内容，对“不予准许”的告知形式以及申请人的复议权均未作出规定，而万琪公司申请原审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发生在2020年5月1日之后，故原审法院在原审判决中阐述不予准许的理由，未另行制作通知书并送达万琪公司，并不构成程序违法。万琪公司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笔记】对方控制下证据能否申请法院调查收集？
摘要1：解读：证据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不属于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而应当适用“书证提出命令”制度、举证妨碍推定制度、证据保全制度等解决。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973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先有印文后有打印字迹不能证明系伪造——《司法鉴定意见书》并不能证明《采矿权解除抵押备案申请书》和2014年11月11日出具的《证明》（即贷款未发放证明）系伪造。中国银行赤峰分行提出抵押权解除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而是有人蓄意伪造了解押申请，导致其抵押权被非法解押。经审查，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采矿权解除抵押备案申请书》和2014年11月11日出具的《证明》上“中国银行赤峰分行”的印章印文与打印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均为先有印文后有打印字迹。但《司法鉴定意见书》仅能证明案涉《采矿权解除抵押备案申请书》与《证明》的印章印文与打印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并不能直接证明两份文件系伪造。相反，《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两份文件上加盖的“中国银行赤峰分行"印章系同一印章盖印形成，系其真章。．．．．．．因此，中国银行赤峰分行提供的新的证据材料并不足以推翻其抵押权已消灭的基本事实。
【裁判摘要２】（１）再审事由“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之“法律”指实体法而不包括程序法；（２）中止审理是否合法不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再审事由——原审不中止审理是否合法不属于法定再审事由。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主张的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再审事由进行再审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了十三项再审事由，其中第六项为原审“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第七至十三项为程序类事由。可见，尽管程序问题在某些情形下也可被认为属于法律适用问题，但在上述法律明确将“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与七项程序类事由并列的情形下，该处的“法律”显然指向实体法，不应包括程序性法律问题。再审事由法定化、明晰化是审判监督程序的应有之义，也是近年来民事诉讼法修改相关内容所追求的立法价值。面对原审诉讼中可能存在的远多于上述七类事由的程序问题，法律并未一概将其作为再审事由，而是只将其中的严重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程序问题明确为再审事由。如果将原审“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解为其后七项程序类事由的兜底条款，将导致对程序类事由的具体列举失去再审事由法定化、明晰化的意义。因此，作为再审事由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中的“法律”应指向实体法，而不应包括程序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对该再审事由的解释也印证了这一点。故本案中国银行赤峰分行关于原审应当中止审理而未中止，故应予以再审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同。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95号
【摘要】关于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光大投资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间的问题。中国银行赤峰分行上诉主张，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应当依据原审法院的保全裁定书以及中国银行赤峰分行的中止执行申请书，获悉正在进行的(2016)内民初15号诉讼与其有利害关系，起诉期间应从中国银行赤峰分行申请中止执行和保全时起算，已超过六个月。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撤销对象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内容，起诉期间应从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其民事权益之日开始起算。本案中，中国银行赤峰分行未提交保全裁定书及中止执行申请书相关证据，也未提交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全裁定及终止执行申请等相关事实，本院难以认定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未参加相关诉讼有明显过错；况且中国银行赤峰分行主张申请中止执行和裁定保全的时间分别为2016年5月30日和6月6日，彼时(2016)内民初15号判决书尚未作出，更未生效，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无法知道该判决损害其民事权益，故不应以该两时间为起诉期间的起算点。因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并非(2016)内民初15号诉讼当事人，其在原审中提交证据证明了(2016)内民初15号判决书于2016年12月27日发布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其主张以该时间作为行使诉权的起算点，具有合理性，故本案起诉期间应从2016年12月27日起算，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于2017年6月5日起诉未超过六个月法定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