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1关于招投标经营范围不限是否意味着不需要行政许可的答复
答复：《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过程中企业经营资质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法规〔2020〕727号）规定，招标项目对投标人经营资质资格有明确要求的，应当对其是否被准予行政许可、取得相关资质资格情况进行审查。该文件的出台并非意味着没有医疗经营器械经营许可或备案的企业都可以生产二类、三类医疗器械。对于依法需取得行政许可或备案方能从事的特定行业，应当先取得相关许可或完成备案。
摘要2：
摘要1：#12关于对发改办法规〔2020〕727号文咨询的答复
问题：那绿化工程、人工造林工程该如何对投标人进行要求。
答复：《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过程中企业经营资质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法规〔2020〕727号文）规定，招标项目对投标人的资质资格有明确要求的，应当对其是否被准予行政许可，取得相关资质资格情况进行审查，不应以对营业执照经营范围的审查代替，或以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明确记载行政许可批准件上的具体内容作为审查标准。对于不实行资质管理的行业，招标人可根据实际需要，从业绩等方面对投标人提出要求。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有利于查清事实”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法定事由——本案系海天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向发包人智弘公司请求支付工程款引发的争议。王某作为海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或项目负责人，其代理行为或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依法由海天公司承担。王某作为智弘公司的总经理履行职务的行为依法由智弘公司承担。海天公司广西分公司是海天公司依法设立的分公司，其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法律后果由海天公司承担。智弘公司主张王某、海天公司广西分公司是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于法无据，且智弘公司主张的“有利于查清事实”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法定事由，不应予以支持。
【裁判摘要２】将诉讼代理人转为证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王某原为海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后海天公司撤销了该委托。王某于2019年10月23日作为知道案件情况的个人向一审法院出具《关于北海智弘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它公司和个人汇入王某个人卡的款项说明》，就智弘公司、张××等向其支付的款项用途及退还问题作出陈述，一审法院将其认定为证人证言还是当事人陈述均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智弘公司据此主张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３】发包人反诉请求承包人承担保修义务责任与承包人本诉请求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及相关利息不是基于同一事实，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反诉不予受理——智弘公司在一审期间对海天公司提起反诉。一审法院认为，智弘公司在案涉工程竣工后未经验收擅自使用，自其实际使用之日起即应认定工程已经验收合格，智弘公司反诉请求海天公司承担保修义务责任，与本诉请求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及相关利息不是基于同一事实，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故对智弘公司的反诉不予受理。一审法院的认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且智弘公司已经就案涉工程主体结构质量问题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诉讼权利未受影响。智弘公司关于一审法院不受理其反诉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４】无效合同的本质特征在于其违法性。本案审理时，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已不再将民营投资的商品住宅列入必须强制招标的范围，即相关法律法规发生了符合当事人合同预期的变化，案涉合同不再具有违法性，一审法院据此认定《6.24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既符合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目的，又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对案涉合同的评价，具有法律适用的正当性、妥当性。智弘公司、张××、智海公司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本案存在借用或租用施工资质导致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情形，且其主张前后矛盾，一审法院认定《6.24补充协议》有效，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施工总承包担保分包工程不因此导致合同无效——西部中大公司经招投标承建了广西桂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和公司）的桂来高速公路项目后，又将桂来高速公路项目第四合同段分包给中国中铁公司，双方就此分包事项签订的施工合同虽未经招投标，但并不因此而导致合同无效。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本案项目系该条第一项“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情形，须进行招投标。案涉《总承包合同》是西部中大公司经招投标程序后签订的，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案涉分包合同没有超出总包合同的内容，不改变总承包人的责任，西部中大公司作为承包人对发包人桂和公司就案涉项目的工程质量负责，分包合同不经招投标签订，并不影响保障工程质量、维护公共利益的立法目的实现。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将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单位；但是，除总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分包外，必须经建设单位认可。案涉《总承包合同》专用条款4.3.1约定：“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根据本项目工程规模自行划分工程合同段，但应遵守便于建设实施、适合专业划分、易于管理的原则；分包工程需报发包人批准；拟投入的施工单位的资质应与承担的工作内容相适应。”可见，发包人与承包人就案涉项目进行分包是有预见和约定的，该约定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发包人桂和公司已于2011年6月8日书面同意了西部中大公司的分包申请，可见分包事宜及程序符合《总承包合同》的约定。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八条规定：“招标人是依照本法规定提出招标项目、进行招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西部中大公司并非案涉项目的招标人，其与中国中铁公司的分包关系，并非立法本意主要针对的招标人与承包人的关系。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可以从事工程造价5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各类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第三十八条规定：“未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出具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无效”。案涉工程价款无论从实际已付款数额还是双方争议的价款数额来看，都已经超过5000万元。一审法院将案涉工程项目作为一个整体委托哈工大咨询公司鉴定时，哈工大咨询公司不具备鉴定案涉工程的资质。哈工大咨询公司在一份委托书项下作出27个单体工程鉴定意见书，不符合委托要求，存在规避前述规定要求的资质等级限制的情形。并且该27份鉴定意见书属于民事诉讼法上的证据类型。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不具备鉴定资质，对该鉴定意见不予采信，符合证据认定规则。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司法拍卖的标的物只能是采矿权而不可能是矿产资源本身——矿产资源依法专属于国家所有，其本身不能成为民事交易以及司法拍卖的标的物。但是，国家一般不会直接对矿产资源从事开发利用活动，通常是通过授予单位或个人以采矿权的方式，由该单位或个人进行具体开采作业。这种采矿权依法可以流转、抵押等，也可以成为司法拍卖的标的物。因此，司法拍卖的标的物只能是采矿权，而不可能是矿产资源本身。本案中，唐山中院作出的（2015）唐执一字第3651号执行裁定、（2015）唐执一字第365号之四执行裁定，分别将评估、拍卖的对象表述为案涉采矿权范围内的矿产资源，是不严谨的，依法应予纠正。
【裁判摘要２】（１）采矿权申请人或受让人并非必须为营利法人，相关政策并未完全排除其他类主体作为采矿权申请人或受让人；（２）采矿权受让人的相关资质问题将主要决定该受让人能否成功在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取得变更登记而非决定其是否有资格参加司法拍卖的竞买——关于穆××是否具有案涉采矿权竞买资格的问题。《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矿产资源开采审批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16号）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将采矿权拍卖或裁定给他人，受让人应当依法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申请变更登记的受让人应当具备本通知第（七）条规定的条件，登记管理机关凭申请人提交的采矿权变更申请文件和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予以办理采矿权变更登记。”而根据该通知第七条的规定，采矿权申请人原则上应当为营利法人。由此可知，第一，采矿权申请人或受让人并非必须为营利法人，相关政策并未完全排除其他类主体作为采矿权申请人或受让人；第二，人民法院将采矿权拍卖或裁定给他人的，受让人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而能否成功取得变更登记，则要看该受让人是否具备前述第七条规定的条件。故采矿权受让人的相关资质问题，将主要决定该受让人能否成功在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取得变更登记，而非决定其是否有资格参加司法拍卖的竞买。综上，白云泉矿业公司以穆××不具备采矿权受让人资质为由，否认穆××参加司法拍卖的资格，并进而要求撤销案涉司法拍卖，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人民法院应当以更加严格的标准对审计报告进行审查并依法决定是否予以采信——高要物资公司的异议主要是针对64号审计报告所做结论，本案执行法院委托中介机构对未履行完毕的债务数额进行审计，此种委托审计行为与为确定拍卖保留价的委托价格评估行为不同。为确定拍卖保留价而作出的评估报告，仅仅是对拍卖标的物的初步价值评估，是确定起拍价的参考，标的物的最终实际价值可以通过公开竞价来确定。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评估报告有异议的，人民法院从评估机构、评估人员是否具备相应评估资质、评估程序是否严重违法予以审查。而本案64号审计报告属于对被执行人应履行债务数额的直接确认，不允许存在差错，否则将损害当事人合法利益。因此，人民法院应当以更加严格的标准对审计报告进行审查并依法决定是否予以采信。本案中高要物资公司对64号审计报告提出多项异议，特别是过户费用的计算标准、负担主体、负担比例争议较大，但肇庆中院在异议审查中没有一一审查并作出明确审查意见。本院审查发现，在缺少过户税费原始凭证，又未向税务机关进行调查和征求意见的情况下，即由中介机构根据有关规定估算过户费用的数额，并由法院确定过户税费的负担主体、负担比例等问题失当，肇庆中院应当予以重新审查。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借用资质开发房地产存在过错，其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对于借用房地产开发资质问题。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虽未明确规定借用资质合同无效，但探究城市房地产开发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国家对于借用房地产开发资质，明显采用禁止、限制至少是不鼓励的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具备名称、组织机构、固定经营场所、注册资本、足够的专业技术人员等条件。《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五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具备1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4名以上持有资格证书的房地产专业、建筑工程专业的专职技术人员，2名以上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第九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核定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核定的资质等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第三十四条规定未取得资质等级证书或者超越资质等级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由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基于上述规定，可以认为，房地产开发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公共安全，故国家将房地产开发作为特种行业，实行市场准入许可限制。借用房地产开发资质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相关规定，与房地产行业行政管理基本政策相悖。二审法院认定海利食品公司、海利房地产公司、蒋××借用资质开发房地产存在过错，并据此认定其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并不缺乏依据，海利食品公司、海利房地产公司、蒋××申请再审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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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网络询价报告或者评估报告存在财产基本信息错误、超出财产范围或者遗漏财产、评估机构或者评估人员不具备相应评估资质、评估程序严重违法等情形，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处理；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评估报告的参照标准、计算方法或者评估结果等提出书面异议的，评估机构应予书面说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该说明仍有异议的，则交由相关行业协会组织专业技术评审。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而本院采用在淘宝网拍平台上整体处分涉案股票，拍卖成交的买受人将取得涉案股票的所有权益，包括大股东的身份及控股权，不属于减持的情形。且，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系规范性化文件，效力低于法律规定，异议人不得以此为由要求暂缓执行。
【裁判摘要２】关于涉案股票是否应再进行评估以确定拍卖保留价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对拟拍卖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价格评估。对于财产价值较低或者价格依照通常方法容易确定的，可以不进行评估。而涉案股票系无限售流通股，已有公开市场交易价格，因此，本院可参照市场公开交易价格确定该股票拍卖的起拍价，而无需再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确定。
【裁判摘要３】关于本院在淘宝网拍平台上公开拍卖涉案股票是否合法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以拍卖方式处置财产的，应当采取网络司法拍卖方式，但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必须通过其他途径处置，或者不宜采用网络拍卖方式处置的除外。因此，本院采用淘宝网拍平台公开拍卖涉案股票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涉案股票虽为流通股股份，但已被证券交易所采取了限制交易措施，且证监会、证交所对上市公司大股东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的方式有时间和比例的限制，无法通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的方式进行变价。同时，考虑到被执行人孟×所持股份为控股股份（22.7%），控股权在股票变价时有较大的溢价可能，分批变价可能对二级市场产生的不良影响和价值贬损；而证券交易场所不具有拍卖股票的相关配套流程及机构，在证券公司进行分批变价也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因此，为了充分保护申请执行人及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本院采用在淘宝网拍平台上整体公开拍卖的方法对涉案股票进行处置。异议人认为，涉案股票应在证券交易场所进行变卖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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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买受人不具备购房资格，人民法院不予出具拍卖成交裁定。
摘要2：【注解】买受人不具备变卖公告要求资质条件应当撤销变卖。——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403号
摘要1：【裁判摘要】金融业务活动是特许经营行业，不得无证经营或超范围经营金融业务。众安公司通过网络服务居间平台大量受让不特定出借人的债权，该经营活动涉及金融借贷业务，属于金融业务活动。众安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具备从事发放贷款、受让债权等相关业务资质，应认定其从事金融业务活动违反了国家特许经营的相关规定，扰乱了金融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其执行申请应予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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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违法发包的发包人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该条规定是对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四条关于“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规定的发展，也吸纳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七条“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由该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的精神。该条规定强调在违法发包、转包关系中，即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或其经营权发包、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的情况下，违法发包、转包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该规定主要是从有利于职工的角度出发，不以是否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为前提，这是对工伤保险条例，将劳动关系作为工伤认定前提的一般规定之外的特殊情形处理。本案中，顺达公司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属具有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权资质的企业。2014年，顺达公司与刘××签订承包协议，将该公司黑Ｊ×××**客运班车及道路运输证等营运手续，承包给不具备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资格的刘××经营，并收取年承包费10万元。该发包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十条：“被许可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一）项：“涂改、倒卖、出租行政许可证件，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行政许可证的。”
摘要2：（续）《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条：“国家实行道路客运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制度，鼓励道路客运经营者实行规模化、集约化、公司化经营，禁止挂靠经营。”第九十五条：“违反本规定，客运经营者、客运站经营者非法转让、出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收缴有关证件，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权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在特许经营期间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主管部门应当依法终止特许经营协议，取消其特许经营权，并可以实施临时接管；第（一）项：擅自转让、出租特许经营权的。”的规定。据此，应认定顺达公司为孙××的用工单位，并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双鸭山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应予撤销，并应依法重新作出工伤决定。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是过程性行政行为还是具有终局性，是否属于可诉行政行为。该《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属于工伤认定程序中的程序性行政行为，如果该行为不涉及终局性问题，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没有实质影响的，属于不成熟的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相对人提起XX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如果该程序性行政行为具有终局性，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并且无法通过提起针对相关的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诉讼获得救济的，则属于可诉行政行为，相对人提起XX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XX诉讼受案范围。《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XX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五项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五）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认定工伤，除存在违法分包给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以及个人挂靠用工的情形外，需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本案中，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原告系挂靠在本案具体确切的第三人名下的个人所聘用的务工人员。亦无相关生效裁判或其他生效法律文书表明天煌公司与体冠公司之间的工程分包系违法分包；体冠公司亦具备用工主体资质。原告杨××主张本案认定工伤不需确认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成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点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发现劳动关系存在争议且无法确认的，应告知当事人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在此期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当事人。劳动关系依法确认后，当事人应将有关法律文书送交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该部门自收到生效法律文书之日起恢复工伤认定程序。”本案中，体冠公司与志恒公司均否认其为原告的用工单位，对此原告与体冠公司，体冠公司与志恒公司之间存在争议；且被告依据现有证据材料，亦无法确认原告的用工主体为何者。
摘要2：（续）被告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作出工伤认定决定需要以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结论为依据的，在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尚未作出结论期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被告向原告制作并送达的《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系完成工伤认定所需的，确认劳动关系的前置程序，在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后，可依法恢复工伤认定程序。综上所述，被告所作的《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是过程性的行政行为，不具有终局性，对原告的实际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XX案件的受案范围。